武则天与盛唐之中衰——上位篇

一般的印象中，大唐的衰落始于天宝年的“安史之乱”，责任在唐玄宗的老迈昏聩，可是，细看书籍，大唐的衰败征兆应当始于武则天当政时代。也仅仅是仰仗大唐立国时的底子扎实，盛唐武功的强盛才撑到了玄宗朝。所以很有必要把这个武则天说上几句。武则天对大唐方方面面的的衰落要付全责，不过，因为坛子的军事属性，所以，某家只说武则天对大唐军事力量的破坏与摧枯。
本文打算分三个段写，不过，因为第一个段落的内容已经具备独立成篇的所有元素，所以，单独挂出。
不能不说武则天是个有本事的女人，否则不会从一个女和尚的低位窜到了女皇那么高的海拔。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因为它能窜到了女皇的高度就认为此女人有旷古未见的能耐。
首先因为国史上有这般能量的女人非止它武则天一人，最最起码还有慈禧，这个操纵同治、玩弄光绪，而后又把溥仪提溜上位的铁手女人并不次于它。但是慈禧也只是慈禧，并没有做满清的“予一人”，发号施令还要以傀儡皇帝的名义做旗号。所以，武则天的地位蹿升根本不在于它的什么本事，更在与它本身在之外的因素。
其次，说到地位蹿升的本事，无非两种，如唐太宗那样的正能量，对内削平隋末的割据势力，为统一中国腹心地区做杰出贡献；对外从扫荡东突厥开始，平定西域，讨伐各个觊觎大唐领土的异族势力，为大唐的周边筑起拱卫长城。当然还有一种格外下做不堪的本事——内斗的权谋，倾轧的诡诈。简而言之窝里斗的本事。这个也算一种能耐，一种破坏的能耐。而这个叫武则天的女人，地位蹿升的本钱，并不是太宗治国的雄才大略正能量，而是内斗的权谋与倾轧的诡诈！
所以说，只看武则天最后的海拔高度就要将之视为过丈巨人，就是用现象倒推原因的一种幼稚思维，是典型的直线思维一根轴的脑袋，此非正常人该有之智商也。
那么，武则天何以成“予一人”？别人为什么就不能？
一切的一切，首先要从时势上找寻原因。时势是可以造英雄的，但是时势也可以把庸才推上前台！
所谓“时势”，也就是武则天之所以上位至女皇所依仗的“时势”。这个“时势”乃是五胡十六国以来带入北方的游牧风俗，这个风俗影响下，五胡十六国之后的中原以及隋唐时代是中国中古、近古历史上女权最为高扬的时代。关于这个光景，大儒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有最为生动的记述：
“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街，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
这一段文字值得深究展示，所以某家引用范文澜先生的译文如下：
“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南方贫士都讲究场面，车马衣服一定要整齐，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呼，部将妇人敬夫的礼节。”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南北朝时节的中原，女人说话是有分量的，办事是有能力的，女人在家的地位是高于男人的！这股子家风延及政坛，就出现了文明太后那样的硬茬茬。就是隋文帝杨坚的老婆，那个自抑、内敛、并没有权力欲的独孤氏也能整得杨坚连小老婆都不敢亲近！那时的女人说话时算数的，有人肯听的！隋唐二朝时北方强势统一南方，北方的风俗也渐渐成为举国的习惯。也只有这样的情势下，才会有武则天这样的货色出现。换个其他时代，没它跳踉的空子！
于是乎，当武则天要打击异己的时候，就有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酷吏甘效犬马；在江山“底定”之后，需要一些祥和气妆点慈悲，润色政绩时，自然有狄仁杰们不顾清誉自甘堕落为其奔走。
第二、宗教——佛教的助力。
在五胡十六国之后，佛教已然成为势力最为强大的宗教势力，它的这个强大绝不在于信仰者人数的多寡，而是这个宗教对当时中国北方政局的影响力来说的。这股宗教势力并不像教徒们口中所说的那么慈悲，也根本不打算超然出尘，这是个除了不敢明目张胆娶老婆，对人时间所有欲望都敢于染指、攫取的教团/政团。也因为这个欲望，所以佛徒们总要以各种借口或明或暗的介入政治风波，参与权势争夺，以争夺来的权势满足这个教团成员的各种欲望。但是，因之而来流血、屠杀也被这些教徒们视若罔闻。它们总在暗中窥测、选择某个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势力作为依托为之主力，而后分享权势。
而作为宗教教团，它们干政的手段就是编造各种各样的政治预言——谶语，为它们所要依托的政治/军事势力做舆论上的开路先锋。
比如它们窥测到东魏高氏的势力坐大事实，就宣扬“齐当出，东海有天子”的谶语助力高欢。
当它们感觉到隋末的大内乱即将由李渊集团结束的苗头时，佛徒们依样葫芦，又造出“白衣天子出东海”的谶语为李唐王室出力。
对于佛徒们这样的行为，早在高欢与李唐兴起之前，已在高位的帝王就有很高的警惕。史上有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其中第一个灭佛的北魏太武帝的动机就是出于对佛徒们编造谶语行为的警惕。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太武帝下诏灭佛：
“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巧工之人在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
这个诏书中“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就是对佛徒们编造改朝换代谶语掀起动乱的最直接的宣判！而当时的不少大德高僧就精擅此道。比如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昙无谶“秘咒神验，澄公之匹”。
所以，在北魏太武帝之后，又有北周武帝灭佛。可以这么说，适时的对佛徒势力加以压制甚至打击，是一个明智的政权高层的必修课。
所以，尽管佛徒们为李唐王室编造了“白衣天子出东海”的谶语向这个新兴的势力靠拢，但是，李唐王室在治国方略上毫不糊涂，对佛徒们的反复无常也认识清醒，所以，在王朝建立之后首先寻求与服膺儒学的士族的合作。不过士族们心中的“圣王”是东、西两晋的司马氏，由大士族晋位为天子的“服膺儒教”的皇帝，所以对起自关中的李氏粗坯很看不上眼——他们的门第太低了，家世底子也太浅薄了，对儒教也忒无知了！
吃了瘪的李唐也憋了一口气要认一个老祖宗压士族们一头，于是乎就攀附了春秋老子做祖宗——连孔子都甘做学生的那位老子。而且，将奉老子为尊的道教立为国教。
这一下子佛徒们大怒，本来它们指望编造的谶语可以换来一份“从龙”之功，本来是欣欣然的企盼新政权可以给它们不少的好处的，但是，现在企望落空，“六根清净”的佛徒们也动了“嗔念”吵成了一片。更有佛徒法琳与唐太宗往来辩论纠缠不休。唐太宗大怒，问法琳：你不是说口念观音，刀不能伤么？关你7天，准你每日念观音，而后试刀！法琳在狱中眼见谎言将破，光头就要落地，于是想好了抵赖的言语。到7天头上，谎称太宗就是观音，我每日只念你的名号……这些谎言只是为了讨好太宗求一条贱命苟延。不过在太宗流放它的途中病死。这算是太宗对佛徒们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敲打。不过佛徒们在五胡十六国以及南朝优宠历史成了它们必然要高人一头的变态信条，对于这次不大不小的打击它们决意等待时机报复。
果然，在太宗死后，佞佛的高宗倾巨资助玄奘翻译外国带来的佛经。这，似乎是个讯号，佛徒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在玄奘死后不久，长安、洛阳的和尚们就提要求了：世俗法律是不能管束僧徒们的，佛徒们是可以超然于法律之上的！佛徒们的地位是一定要高于道教徒的！佛徒们的父母长辈应该向佛徒们行礼、磕头的！够级别的高僧应该与皇帝地位平齐——沙门不礼敬王者，和尚们是不该对皇帝行礼的！
高宗皇帝懒得搭理这伙子光头无赖，不动声色地终止了对翻译佛经的经济支持，和尚们被这一棒打醒了——还不到翻跟头亮毛猴红屁股的时候！
唐高宗死了，武则天废唐中宗，立睿宗，定神都洛阳，改百官名称，很忙很忙。机会来了，在武则天的情妇薛怀义的带领下，佛徒法明等十人跳踉出镜，献上杜撰的《大云经》四卷，胡说武则天是弥勒佛投胎，当代唐作天子。投桃报李，武则天颁行《大云经》，令天下各州都建大云寺，养活更多的男女和尚！然而这些个男女和尚可不只是有些布施，得些银钱就能打发了的，不是的！这些男女和尚们国家都要划拨出田地养活的：男和尚每人给天三十亩，女和尚每人给田二十亩。多建一座寺庙就要划拨出若干田地给寺庙。那么这些男女和尚是要挥锄、扶犁自立更生了？非也！依照佛教经典，种地打粮是要下地狱的！男女合和尚们绝对不会这样的！划拨的田地谁来耕种？是失地的农民来耕种！那么，它们这些田地从哪里来？夺之于民！建一座寺庙就会出现不少土地被夺的草民无法生存。他们或者流浪他乡成为流民，或者干脆隐身寺庙成为寺庙的农奴！武则天的上位首先让大唐的子民们付出了代价！有唐一代的佞佛不始于武则天，但是，就佞佛的程度，动图是理智张狂而言，武则天时代在唐代无出其右。那怕是那个对着一截子“朽骨”磕头的唐宪宗时代都远远不及！无怪乎《通鉴》上说，武则天时代，天下公私田宅多为寺僧所有。被寺僧侵占的田地是不会向国家上缴赋税的，等于一部分国家的赋税、财源被和尚们截留了。为和尚们劳作的农奴们也只是为寺庙经济做贡献，绝不会为国家出力。这等于把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与兵源劫夺了。如此这般，大唐的国力理所应当地衰颓了。这个大唐也在为武则天的上位付出了代价！
我们知道，大唐立国的根基在于一支勇猛善战的府兵。府兵赖以生存的根基就是“均田制”。武则天下令在各州立“大云寺”，侵夺小农土地给寺庙，势必危及到“均田制”，府兵的根基受损，府兵制怎么得以存在府兵从哪里来？支持府兵制的优秀的兵源从何而来？？？
紧接着在酷吏傅游艺的指使煽动下，关中900多佞佛者跑到洛阳磕头，祈求武则天该大唐“换换颜色”，国号改“周”算了。武则天假迷三道不允，但是，给傅游艺升官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六万余人挟持唐睿宗上表请求“赐武姓”！连大唐的皇帝都改了姓，这个大唐也不存在了！所以呢，这个武则天也就顺从“民意”做了女皇，国号也改“周”。
以上就是武则天上位的所有条件，没有这两个条件，轮不到这个武则天翻跟头打滚。
武则天上位的头一个条件是女权高扬，不过在高扬的女权之上，再加一点点“人心”支持，那就完美了。对于“人心”这个东西，武则天早655年刚被册封为皇后是就下手准备了————那就是疯狂扩充官僚队伍，尤其是中下层官僚队伍。到657年成就蔚然：吏部报告九品以上文武官僚13465人，而每年入流官僚超过1400人，按照官僚替补规矩，每年应是500人。也就是每年实际被拔擢者多出规定2倍。公卿们忧心忡忡，因为多一个官僚就要多一份开支供养，国家财力都被多余的官僚吃了，还能干别的事么？然而痛陈利害的结果是唐高宗的默然。这是武则天干下的事情，它怎么会阻止？
666年，在武则天买的撺掇下，借着封禅泰山的喜庆劲儿，高宗皇帝又大发善心：“文武官员三已以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凭空得爵、进级的官僚们无不知这是新皇后垂恩，于是乎，武则天的形象高大起来了。但是，这样的形象高大，是无数农民失地流浪、沦为农奴为代价的。也是整个唐朝国力衰退为代价的。
有唐一代，养活一个官僚，不光有货币、实物俸禄，更有相当数量的田地赐与：以品级最低的九品官僚来说，可以传授给子孙的永业田多达200亩。这些田地都来自于底层农民已开垦的“熟田”。多一个官僚，就有若干失地的农民！唐朝赖以立国的基础是府兵，府兵是以“均田制”为根基的。那么武则天“垂恩”的举动带来的后果就是“均田制”的永久瓦解，民户大量流亡逃散，折冲府无兵可征，府兵的永久消失！最终的结果，唐军兵源全仰赖于雇佣兵制下的佣兵，就初入伍时的军事素质而言，远不及自幼谙习兵事的府兵。府兵制下的战士，平时为民，战时出征，是一种战争动员率极强的优越兵制。它的前身就是鲜卑等游牧民族的“部落兵”制。这种兵制的好处就在于它有着同游牧民族同样样迅捷高效的军事动员率。入伍的百姓穿上军装就是合格的士兵，没有临战之前的训练过程就有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佣兵制下的佣兵们的战斗力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训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有时就是在实战中边打边练完成的。这个过程中，在佣兵们的战斗技能真正锻炼成熟之前，这些佣兵们中的不少部分就被残酷战争消耗掉了、白白牺牲了！这些兵员数字似乎并不次于最后的那些在严酷战斗环境中活下来，并百战成钢的勇武之师！这也就是高宗朝之后大唐军队在对外战争中，死伤以万数计的败仗多见的根本原因！
史书上见到大唐对外用兵的大败例子比比皆是，死伤在十万以上的例子让人不忍卒读，但是，这根本不能说明那些大唐勇士们战斗力低下，不是的！原因都在武则天那里！佞佛、恶性扩充官僚队伍等恶政，摧垮了产生勇士的经济基础！须知一国的军事力量紧紧根植于该国的经济基础！
府兵制崩解，唐朝对外军事征战全凭募兵，军事力量集中于边塞，中央没有与之相颉颃的足够军事资源，内重外轻中央独大的局面变为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这就是武则天为了上位争取“人心”带来的恶劣后果。而且这个恶例一开就根本无法收口，官僚队伍恶行扩大的势头在武则天死后一直在延续，武则天死后有唐中宗的老婆韦氏效法，大开“善门”，“斜封官”如雨后杂草一般丛集，到开元年间，官至“三师”以下的官僚多达17686人！这么庞大的一个官僚队伍，多一半都是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对大唐国力的侵蚀仅次于佞佛！
684年，武则天改年号“光宅元年”，同时颁布了一通叫“大敕令”的文书，算是它在高宗死后独掌大唐门户后的“施政纲领”。这个“大敕令”中，对于弊端丛生，引发国力渐渐枯竭的祸根之一——官僚队伍恶性膨胀却不置一词，对因之引起的政府行政效率极端低下的抨击更是置若罔闻。原因很简单，如果承认了这个祸根，它这个政权，它这个人取得权柄的就根本不存在了！武则天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无数官僚蛀虫的“拥戴”上的，而这个“拥戴”是以掠夺人民生存根本、枯竭国家的财源换来的。武则天政权存在一天，唐朝的根基就被侵蚀一分。
佞佛也好，恶性扩张官僚队伍也罢，最终的结果是摧垮了府兵制赖以生存的沃土。而府兵制的优长就是兵农合一，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军事动员力超强！这个超强的军事动员力也是草原政权的军队与中原王朝对阵时的最大优势。府兵制也正是对草原军队最佳反制措施。但是，武则天的倒行逆施摧垮了这一切，把国家的安全尽系与募兵，兵民分途，大唐的军事动员力日渐衰弱，以至于在“安史之乱”爆发时，“人至老死不闻战声”，“百年老公，未尝见范阳兵马向南者”！
不闻战声，未见兵马的国家，军事动员率几乎为零！这是武则天上位后，大唐付出的必然代价！
这就是武则天，该死的武则天！一个为了自己上位，是大唐付出代价的货色。




一般的印象中，大唐的衰落始于天宝年的“安史之乱”，责任在唐玄宗的老迈昏聩，可是，细看书籍，大唐的衰败征兆应当始于武则天当政时代。也仅仅是仰仗大唐立国时的底子扎实，盛唐武功的强盛才撑到了玄宗朝。所以很有必要把这个武则天说上几句。武则天对大唐方方面面的的衰落要付全责，不过，因为坛子的军事属性，所以，某家只说武则天对大唐军事力量的破坏与摧枯。
本文打算分三个段写，不过，因为第一个段落的内容已经具备独立成篇的所有元素，所以，单独挂出。
不能不说武则天是个有本事的女人，否则不会从一个女和尚的低位窜到了女皇那么高的海拔。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因为它能窜到了女皇的高度就认为此女人有旷古未见的能耐。
首先因为国史上有这般能量的女人非止它武则天一人，最最起码还有慈禧，这个操纵同治、玩弄光绪，而后又把溥仪提溜上位的铁手女人并不次于它。但是慈禧也只是慈禧，并没有做满清的“予一人”，发号施令还要以傀儡皇帝的名义做旗号。所以，武则天的地位蹿升根本不在于它的什么本事，更在与它本身在之外的因素。
其次，说到地位蹿升的本事，无非两种，如唐太宗那样的正能量，对内削平隋末的割据势力，为统一中国腹心地区做杰出贡献；对外从扫荡东突厥开始，平定西域，讨伐各个觊觎大唐领土的异族势力，为大唐的周边筑起拱卫长城。当然还有一种格外下做不堪的本事——内斗的权谋，倾轧的诡诈。简而言之窝里斗的本事。这个也算一种能耐，一种破坏的能耐。而这个叫武则天的女人，地位蹿升的本钱，并不是太宗治国的雄才大略正能量，而是内斗的权谋与倾轧的诡诈！
所以说，只看武则天最后的海拔高度就要将之视为过丈巨人，就是用现象倒推原因的一种幼稚思维，是典型的直线思维一根轴的脑袋，此非正常人该有之智商也。
那么，武则天何以成“予一人”？别人为什么就不能？
一切的一切，首先要从时势上找寻原因。时势是可以造英雄的，但是时势也可以把庸才推上前台！
所谓“时势”，也就是武则天之所以上位至女皇所依仗的“时势”。这个“时势”乃是五胡十六国以来带入北方的游牧风俗，这个风俗影响下，五胡十六国之后的中原以及隋唐时代是中国中古、近古历史上女权最为高扬的时代。关于这个光景，大儒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有最为生动的记述：
“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街，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
这一段文字值得深究展示，所以某家引用范文澜先生的译文如下：
“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南方贫士都讲究场面，车马衣服一定要整齐，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呼，部将妇人敬夫的礼节。”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南北朝时节的中原，女人说话是有分量的，办事是有能力的，女人在家的地位是高于男人的！这股子家风延及政坛，就出现了文明太后那样的硬茬茬。就是隋文帝杨坚的老婆，那个自抑、内敛、并没有权力欲的独孤氏也能整得杨坚连小老婆都不敢亲近！那时的女人说话时算数的，有人肯听的！隋唐二朝时北方强势统一南方，北方的风俗也渐渐成为举国的习惯。也只有这样的情势下，才会有武则天这样的货色出现。换个其他时代，没它跳踉的空子！
于是乎，当武则天要打击异己的时候，就有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酷吏甘效犬马；在江山“底定”之后，需要一些祥和气妆点慈悲，润色政绩时，自然有狄仁杰们不顾清誉自甘堕落为其奔走。
第二、宗教——佛教的助力。
在五胡十六国之后，佛教已然成为势力最为强大的宗教势力，它的这个强大绝不在于信仰者人数的多寡，而是这个宗教对当时中国北方政局的影响力来说的。这股宗教势力并不像教徒们口中所说的那么慈悲，也根本不打算超然出尘，这是个除了不敢明目张胆娶老婆，对人时间所有欲望都敢于染指、攫取的教团/政团。也因为这个欲望，所以佛徒们总要以各种借口或明或暗的介入政治风波，参与权势争夺，以争夺来的权势满足这个教团成员的各种欲望。但是，因之而来流血、屠杀也被这些教徒们视若罔闻。它们总在暗中窥测、选择某个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势力作为依托为之主力，而后分享权势。
而作为宗教教团，它们干政的手段就是编造各种各样的政治预言——谶语，为它们所要依托的政治/军事势力做舆论上的开路先锋。
比如它们窥测到东魏高氏的势力坐大事实，就宣扬“齐当出，东海有天子”的谶语助力高欢。
当它们感觉到隋末的大内乱即将由李渊集团结束的苗头时，佛徒们依样葫芦，又造出“白衣天子出东海”的谶语为李唐王室出力。
对于佛徒们这样的行为，早在高欢与李唐兴起之前，已在高位的帝王就有很高的警惕。史上有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其中第一个灭佛的北魏太武帝的动机就是出于对佛徒们编造谶语行为的警惕。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太武帝下诏灭佛：
“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巧工之人在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
这个诏书中“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就是对佛徒们编造改朝换代谶语掀起动乱的最直接的宣判！而当时的不少大德高僧就精擅此道。比如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昙无谶“秘咒神验，澄公之匹”。
所以，在北魏太武帝之后，又有北周武帝灭佛。可以这么说，适时的对佛徒势力加以压制甚至打击，是一个明智的政权高层的必修课。
所以，尽管佛徒们为李唐王室编造了“白衣天子出东海”的谶语向这个新兴的势力靠拢，但是，李唐王室在治国方略上毫不糊涂，对佛徒们的反复无常也认识清醒，所以，在王朝建立之后首先寻求与服膺儒学的士族的合作。不过士族们心中的“圣王”是东、西两晋的司马氏，由大士族晋位为天子的“服膺儒教”的皇帝，所以对起自关中的李氏粗坯很看不上眼——他们的门第太低了，家世底子也太浅薄了，对儒教也忒无知了！
吃了瘪的李唐也憋了一口气要认一个老祖宗压士族们一头，于是乎就攀附了春秋老子做祖宗——连孔子都甘做学生的那位老子。而且，将奉老子为尊的道教立为国教。
这一下子佛徒们大怒，本来它们指望编造的谶语可以换来一份“从龙”之功，本来是欣欣然的企盼新政权可以给它们不少的好处的，但是，现在企望落空，“六根清净”的佛徒们也动了“嗔念”吵成了一片。更有佛徒法琳与唐太宗往来辩论纠缠不休。唐太宗大怒，问法琳：你不是说口念观音，刀不能伤么？关你7天，准你每日念观音，而后试刀！法琳在狱中眼见谎言将破，光头就要落地，于是想好了抵赖的言语。到7天头上，谎称太宗就是观音，我每日只念你的名号……这些谎言只是为了讨好太宗求一条贱命苟延。不过在太宗流放它的途中病死。这算是太宗对佛徒们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敲打。不过佛徒们在五胡十六国以及南朝优宠历史成了它们必然要高人一头的变态信条，对于这次不大不小的打击它们决意等待时机报复。
果然，在太宗死后，佞佛的高宗倾巨资助玄奘翻译外国带来的佛经。这，似乎是个讯号，佛徒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在玄奘死后不久，长安、洛阳的和尚们就提要求了：世俗法律是不能管束僧徒们的，佛徒们是可以超然于法律之上的！佛徒们的地位是一定要高于道教徒的！佛徒们的父母长辈应该向佛徒们行礼、磕头的！够级别的高僧应该与皇帝地位平齐——沙门不礼敬王者，和尚们是不该对皇帝行礼的！
高宗皇帝懒得搭理这伙子光头无赖，不动声色地终止了对翻译佛经的经济支持，和尚们被这一棒打醒了——还不到翻跟头亮毛猴红屁股的时候！
唐高宗死了，武则天废唐中宗，立睿宗，定神都洛阳，改百官名称，很忙很忙。机会来了，在武则天的情妇薛怀义的带领下，佛徒法明等十人跳踉出镜，献上杜撰的《大云经》四卷，胡说武则天是弥勒佛投胎，当代唐作天子。投桃报李，武则天颁行《大云经》，令天下各州都建大云寺，养活更多的男女和尚！然而这些个男女和尚可不只是有些布施，得些银钱就能打发了的，不是的！这些男女和尚们国家都要划拨出田地养活的：男和尚每人给天三十亩，女和尚每人给田二十亩。多建一座寺庙就要划拨出若干田地给寺庙。那么这些男女和尚是要挥锄、扶犁自立更生了？非也！依照佛教经典，种地打粮是要下地狱的！男女合和尚们绝对不会这样的！划拨的田地谁来耕种？是失地的农民来耕种！那么，它们这些田地从哪里来？夺之于民！建一座寺庙就会出现不少土地被夺的草民无法生存。他们或者流浪他乡成为流民，或者干脆隐身寺庙成为寺庙的农奴！武则天的上位首先让大唐的子民们付出了代价！有唐一代的佞佛不始于武则天，但是，就佞佛的程度，动图是理智张狂而言，武则天时代在唐代无出其右。那怕是那个对着一截子“朽骨”磕头的唐宪宗时代都远远不及！无怪乎《通鉴》上说，武则天时代，天下公私田宅多为寺僧所有。被寺僧侵占的田地是不会向国家上缴赋税的，等于一部分国家的赋税、财源被和尚们截留了。为和尚们劳作的农奴们也只是为寺庙经济做贡献，绝不会为国家出力。这等于把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与兵源劫夺了。如此这般，大唐的国力理所应当地衰颓了。这个大唐也在为武则天的上位付出了代价！
我们知道，大唐立国的根基在于一支勇猛善战的府兵。府兵赖以生存的根基就是“均田制”。武则天下令在各州立“大云寺”，侵夺小农土地给寺庙，势必危及到“均田制”，府兵的根基受损，府兵制怎么得以存在府兵从哪里来？支持府兵制的优秀的兵源从何而来？？？
紧接着在酷吏傅游艺的指使煽动下，关中900多佞佛者跑到洛阳磕头，祈求武则天该大唐“换换颜色”，国号改“周”算了。武则天假迷三道不允，但是，给傅游艺升官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六万余人挟持唐睿宗上表请求“赐武姓”！连大唐的皇帝都改了姓，这个大唐也不存在了！所以呢，这个武则天也就顺从“民意”做了女皇，国号也改“周”。
以上就是武则天上位的所有条件，没有这两个条件，轮不到这个武则天翻跟头打滚。
武则天上位的头一个条件是女权高扬，不过在高扬的女权之上，再加一点点“人心”支持，那就完美了。对于“人心”这个东西，武则天早655年刚被册封为皇后是就下手准备了————那就是疯狂扩充官僚队伍，尤其是中下层官僚队伍。到657年成就蔚然：吏部报告九品以上文武官僚13465人，而每年入流官僚超过1400人，按照官僚替补规矩，每年应是500人。也就是每年实际被拔擢者多出规定2倍。公卿们忧心忡忡，因为多一个官僚就要多一份开支供养，国家财力都被多余的官僚吃了，还能干别的事么？然而痛陈利害的结果是唐高宗的默然。这是武则天干下的事情，它怎么会阻止？
666年，在武则天买的撺掇下，借着封禅泰山的喜庆劲儿，高宗皇帝又大发善心：“文武官员三已以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凭空得爵、进级的官僚们无不知这是新皇后垂恩，于是乎，武则天的形象高大起来了。但是，这样的形象高大，是无数农民失地流浪、沦为农奴为代价的。也是整个唐朝国力衰退为代价的。
有唐一代，养活一个官僚，不光有货币、实物俸禄，更有相当数量的田地赐与：以品级最低的九品官僚来说，可以传授给子孙的永业田多达200亩。这些田地都来自于底层农民已开垦的“熟田”。多一个官僚，就有若干失地的农民！唐朝赖以立国的基础是府兵，府兵是以“均田制”为根基的。那么武则天“垂恩”的举动带来的后果就是“均田制”的永久瓦解，民户大量流亡逃散，折冲府无兵可征，府兵的永久消失！最终的结果，唐军兵源全仰赖于雇佣兵制下的佣兵，就初入伍时的军事素质而言，远不及自幼谙习兵事的府兵。府兵制下的战士，平时为民，战时出征，是一种战争动员率极强的优越兵制。它的前身就是鲜卑等游牧民族的“部落兵”制。这种兵制的好处就在于它有着同游牧民族同样样迅捷高效的军事动员率。入伍的百姓穿上军装就是合格的士兵，没有临战之前的训练过程就有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佣兵制下的佣兵们的战斗力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训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有时就是在实战中边打边练完成的。这个过程中，在佣兵们的战斗技能真正锻炼成熟之前，这些佣兵们中的不少部分就被残酷战争消耗掉了、白白牺牲了！这些兵员数字似乎并不次于最后的那些在严酷战斗环境中活下来，并百战成钢的勇武之师！这也就是高宗朝之后大唐军队在对外战争中，死伤以万数计的败仗多见的根本原因！
史书上见到大唐对外用兵的大败例子比比皆是，死伤在十万以上的例子让人不忍卒读，但是，这根本不能说明那些大唐勇士们战斗力低下，不是的！原因都在武则天那里！佞佛、恶性扩充官僚队伍等恶政，摧垮了产生勇士的经济基础！须知一国的军事力量紧紧根植于该国的经济基础！
府兵制崩解，唐朝对外军事征战全凭募兵，军事力量集中于边塞，中央没有与之相颉颃的足够军事资源，内重外轻中央独大的局面变为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这就是武则天为了上位争取“人心”带来的恶劣后果。而且这个恶例一开就根本无法收口，官僚队伍恶行扩大的势头在武则天死后一直在延续，武则天死后有唐中宗的老婆韦氏效法，大开“善门”，“斜封官”如雨后杂草一般丛集，到开元年间，官至“三师”以下的官僚多达17686人！这么庞大的一个官僚队伍，多一半都是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对大唐国力的侵蚀仅次于佞佛！
684年，武则天改年号“光宅元年”，同时颁布了一通叫“大敕令”的文书，算是它在高宗死后独掌大唐门户后的“施政纲领”。这个“大敕令”中，对于弊端丛生，引发国力渐渐枯竭的祸根之一——官僚队伍恶性膨胀却不置一词，对因之引起的政府行政效率极端低下的抨击更是置若罔闻。原因很简单，如果承认了这个祸根，它这个政权，它这个人取得权柄的就根本不存在了！武则天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无数官僚蛀虫的“拥戴”上的，而这个“拥戴”是以掠夺人民生存根本、枯竭国家的财源换来的。武则天政权存在一天，唐朝的根基就被侵蚀一分。
佞佛也好，恶性扩张官僚队伍也罢，最终的结果是摧垮了府兵制赖以生存的沃土。而府兵制的优长就是兵农合一，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军事动员力超强！这个超强的军事动员力也是草原政权的军队与中原王朝对阵时的最大优势。府兵制也正是对草原军队最佳反制措施。但是，武则天的倒行逆施摧垮了这一切，把国家的安全尽系与募兵，兵民分途，大唐的军事动员力日渐衰弱，以至于在“安史之乱”爆发时，“人至老死不闻战声”，“百年老公，未尝见范阳兵马向南者”！
不闻战声，未见兵马的国家，军事动员率几乎为零！这是武则天上位后，大唐付出的必然代价！
这就是武则天，该死的武则天！一个为了自己上位，是大唐付出代价的货色。




一般的印象中，大唐的衰落始于天宝年的“安史之乱”，责任在唐玄宗的老迈昏聩，可是，细看书籍，大唐的衰败征兆应当始于武则天当政时代。也仅仅是仰仗大唐立国时的底子扎实，盛唐武功的强盛才撑到了玄宗朝。所以很有必要把这个武则天说上几句。武则天对大唐方方面面的的衰落要付全责，不过，因为坛子的军事属性，所以，某家只说武则天对大唐军事力量的破坏与摧枯。
本文打算分三个段写，不过，因为第一个段落的内容已经具备独立成篇的所有元素，所以，单独挂出。
不能不说武则天是个有本事的女人，否则不会从一个女和尚的低位窜到了女皇那么高的海拔。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因为它能窜到了女皇的高度就认为此女人有旷古未见的能耐。
首先因为国史上有这般能量的女人非止它武则天一人，最最起码还有慈禧，这个操纵同治、玩弄光绪，而后又把溥仪提溜上位的铁手女人并不次于它。但是慈禧也只是慈禧，并没有做满清的“予一人”，发号施令还要以傀儡皇帝的名义做旗号。所以，武则天的地位蹿升根本不在于它的什么本事，更在与它本身在之外的因素。
其次，说到地位蹿升的本事，无非两种，如唐太宗那样的正能量，对内削平隋末的割据势力，为统一中国腹心地区做杰出贡献；对外从扫荡东突厥开始，平定西域，讨伐各个觊觎大唐领土的异族势力，为大唐的周边筑起拱卫长城。当然还有一种格外下做不堪的本事——内斗的权谋，倾轧的诡诈。简而言之窝里斗的本事。这个也算一种能耐，一种破坏的能耐。而这个叫武则天的女人，地位蹿升的本钱，并不是太宗治国的雄才大略正能量，而是内斗的权谋与倾轧的诡诈！
所以说，只看武则天最后的海拔高度就要将之视为过丈巨人，就是用现象倒推原因的一种幼稚思维，是典型的直线思维一根轴的脑袋，此非正常人该有之智商也。
那么，武则天何以成“予一人”？别人为什么就不能？
一切的一切，首先要从时势上找寻原因。时势是可以造英雄的，但是时势也可以把庸才推上前台！
所谓“时势”，也就是武则天之所以上位至女皇所依仗的“时势”。这个“时势”乃是五胡十六国以来带入北方的游牧风俗，这个风俗影响下，五胡十六国之后的中原以及隋唐时代是中国中古、近古历史上女权最为高扬的时代。关于这个光景，大儒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有最为生动的记述：
“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街，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
这一段文字值得深究展示，所以某家引用范文澜先生的译文如下：
“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南方贫士都讲究场面，车马衣服一定要整齐，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呼，部将妇人敬夫的礼节。”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南北朝时节的中原，女人说话是有分量的，办事是有能力的，女人在家的地位是高于男人的！这股子家风延及政坛，就出现了文明太后那样的硬茬茬。就是隋文帝杨坚的老婆，那个自抑、内敛、并没有权力欲的独孤氏也能整得杨坚连小老婆都不敢亲近！那时的女人说话时算数的，有人肯听的！隋唐二朝时北方强势统一南方，北方的风俗也渐渐成为举国的习惯。也只有这样的情势下，才会有武则天这样的货色出现。换个其他时代，没它跳踉的空子！
于是乎，当武则天要打击异己的时候，就有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酷吏甘效犬马；在江山“底定”之后，需要一些祥和气妆点慈悲，润色政绩时，自然有狄仁杰们不顾清誉自甘堕落为其奔走。
第二、宗教——佛教的助力。
在五胡十六国之后，佛教已然成为势力最为强大的宗教势力，它的这个强大绝不在于信仰者人数的多寡，而是这个宗教对当时中国北方政局的影响力来说的。这股宗教势力并不像教徒们口中所说的那么慈悲，也根本不打算超然出尘，这是个除了不敢明目张胆娶老婆，对人时间所有欲望都敢于染指、攫取的教团/政团。也因为这个欲望，所以佛徒们总要以各种借口或明或暗的介入政治风波，参与权势争夺，以争夺来的权势满足这个教团成员的各种欲望。但是，因之而来流血、屠杀也被这些教徒们视若罔闻。它们总在暗中窥测、选择某个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势力作为依托为之主力，而后分享权势。
而作为宗教教团，它们干政的手段就是编造各种各样的政治预言——谶语，为它们所要依托的政治/军事势力做舆论上的开路先锋。
比如它们窥测到东魏高氏的势力坐大事实，就宣扬“齐当出，东海有天子”的谶语助力高欢。
当它们感觉到隋末的大内乱即将由李渊集团结束的苗头时，佛徒们依样葫芦，又造出“白衣天子出东海”的谶语为李唐王室出力。
对于佛徒们这样的行为，早在高欢与李唐兴起之前，已在高位的帝王就有很高的警惕。史上有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其中第一个灭佛的北魏太武帝的动机就是出于对佛徒们编造谶语行为的警惕。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太武帝下诏灭佛：
“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巧工之人在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
这个诏书中“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就是对佛徒们编造改朝换代谶语掀起动乱的最直接的宣判！而当时的不少大德高僧就精擅此道。比如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昙无谶“秘咒神验，澄公之匹”。
所以，在北魏太武帝之后，又有北周武帝灭佛。可以这么说，适时的对佛徒势力加以压制甚至打击，是一个明智的政权高层的必修课。
所以，尽管佛徒们为李唐王室编造了“白衣天子出东海”的谶语向这个新兴的势力靠拢，但是，李唐王室在治国方略上毫不糊涂，对佛徒们的反复无常也认识清醒，所以，在王朝建立之后首先寻求与服膺儒学的士族的合作。不过士族们心中的“圣王”是东、西两晋的司马氏，由大士族晋位为天子的“服膺儒教”的皇帝，所以对起自关中的李氏粗坯很看不上眼——他们的门第太低了，家世底子也太浅薄了，对儒教也忒无知了！
吃了瘪的李唐也憋了一口气要认一个老祖宗压士族们一头，于是乎就攀附了春秋老子做祖宗——连孔子都甘做学生的那位老子。而且，将奉老子为尊的道教立为国教。
这一下子佛徒们大怒，本来它们指望编造的谶语可以换来一份“从龙”之功，本来是欣欣然的企盼新政权可以给它们不少的好处的，但是，现在企望落空，“六根清净”的佛徒们也动了“嗔念”吵成了一片。更有佛徒法琳与唐太宗往来辩论纠缠不休。唐太宗大怒，问法琳：你不是说口念观音，刀不能伤么？关你7天，准你每日念观音，而后试刀！法琳在狱中眼见谎言将破，光头就要落地，于是想好了抵赖的言语。到7天头上，谎称太宗就是观音，我每日只念你的名号……这些谎言只是为了讨好太宗求一条贱命苟延。不过在太宗流放它的途中病死。这算是太宗对佛徒们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敲打。不过佛徒们在五胡十六国以及南朝优宠历史成了它们必然要高人一头的变态信条，对于这次不大不小的打击它们决意等待时机报复。
果然，在太宗死后，佞佛的高宗倾巨资助玄奘翻译外国带来的佛经。这，似乎是个讯号，佛徒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在玄奘死后不久，长安、洛阳的和尚们就提要求了：世俗法律是不能管束僧徒们的，佛徒们是可以超然于法律之上的！佛徒们的地位是一定要高于道教徒的！佛徒们的父母长辈应该向佛徒们行礼、磕头的！够级别的高僧应该与皇帝地位平齐——沙门不礼敬王者，和尚们是不该对皇帝行礼的！
高宗皇帝懒得搭理这伙子光头无赖，不动声色地终止了对翻译佛经的经济支持，和尚们被这一棒打醒了——还不到翻跟头亮毛猴红屁股的时候！
唐高宗死了，武则天废唐中宗，立睿宗，定神都洛阳，改百官名称，很忙很忙。机会来了，在武则天的情妇薛怀义的带领下，佛徒法明等十人跳踉出镜，献上杜撰的《大云经》四卷，胡说武则天是弥勒佛投胎，当代唐作天子。投桃报李，武则天颁行《大云经》，令天下各州都建大云寺，养活更多的男女和尚！然而这些个男女和尚可不只是有些布施，得些银钱就能打发了的，不是的！这些男女和尚们国家都要划拨出田地养活的：男和尚每人给天三十亩，女和尚每人给田二十亩。多建一座寺庙就要划拨出若干田地给寺庙。那么这些男女和尚是要挥锄、扶犁自立更生了？非也！依照佛教经典，种地打粮是要下地狱的！男女合和尚们绝对不会这样的！划拨的田地谁来耕种？是失地的农民来耕种！那么，它们这些田地从哪里来？夺之于民！建一座寺庙就会出现不少土地被夺的草民无法生存。他们或者流浪他乡成为流民，或者干脆隐身寺庙成为寺庙的农奴！武则天的上位首先让大唐的子民们付出了代价！有唐一代的佞佛不始于武则天，但是，就佞佛的程度，动图是理智张狂而言，武则天时代在唐代无出其右。那怕是那个对着一截子“朽骨”磕头的唐宪宗时代都远远不及！无怪乎《通鉴》上说，武则天时代，天下公私田宅多为寺僧所有。被寺僧侵占的田地是不会向国家上缴赋税的，等于一部分国家的赋税、财源被和尚们截留了。为和尚们劳作的农奴们也只是为寺庙经济做贡献，绝不会为国家出力。这等于把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与兵源劫夺了。如此这般，大唐的国力理所应当地衰颓了。这个大唐也在为武则天的上位付出了代价！
我们知道，大唐立国的根基在于一支勇猛善战的府兵。府兵赖以生存的根基就是“均田制”。武则天下令在各州立“大云寺”，侵夺小农土地给寺庙，势必危及到“均田制”，府兵的根基受损，府兵制怎么得以存在府兵从哪里来？支持府兵制的优秀的兵源从何而来？？？
紧接着在酷吏傅游艺的指使煽动下，关中900多佞佛者跑到洛阳磕头，祈求武则天该大唐“换换颜色”，国号改“周”算了。武则天假迷三道不允，但是，给傅游艺升官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六万余人挟持唐睿宗上表请求“赐武姓”！连大唐的皇帝都改了姓，这个大唐也不存在了！所以呢，这个武则天也就顺从“民意”做了女皇，国号也改“周”。
以上就是武则天上位的所有条件，没有这两个条件，轮不到这个武则天翻跟头打滚。
武则天上位的头一个条件是女权高扬，不过在高扬的女权之上，再加一点点“人心”支持，那就完美了。对于“人心”这个东西，武则天早655年刚被册封为皇后是就下手准备了————那就是疯狂扩充官僚队伍，尤其是中下层官僚队伍。到657年成就蔚然：吏部报告九品以上文武官僚13465人，而每年入流官僚超过1400人，按照官僚替补规矩，每年应是500人。也就是每年实际被拔擢者多出规定2倍。公卿们忧心忡忡，因为多一个官僚就要多一份开支供养，国家财力都被多余的官僚吃了，还能干别的事么？然而痛陈利害的结果是唐高宗的默然。这是武则天干下的事情，它怎么会阻止？
666年，在武则天买的撺掇下，借着封禅泰山的喜庆劲儿，高宗皇帝又大发善心：“文武官员三已以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凭空得爵、进级的官僚们无不知这是新皇后垂恩，于是乎，武则天的形象高大起来了。但是，这样的形象高大，是无数农民失地流浪、沦为农奴为代价的。也是整个唐朝国力衰退为代价的。
有唐一代，养活一个官僚，不光有货币、实物俸禄，更有相当数量的田地赐与：以品级最低的九品官僚来说，可以传授给子孙的永业田多达200亩。这些田地都来自于底层农民已开垦的“熟田”。多一个官僚，就有若干失地的农民！唐朝赖以立国的基础是府兵，府兵是以“均田制”为根基的。那么武则天“垂恩”的举动带来的后果就是“均田制”的永久瓦解，民户大量流亡逃散，折冲府无兵可征，府兵的永久消失！最终的结果，唐军兵源全仰赖于雇佣兵制下的佣兵，就初入伍时的军事素质而言，远不及自幼谙习兵事的府兵。府兵制下的战士，平时为民，战时出征，是一种战争动员率极强的优越兵制。它的前身就是鲜卑等游牧民族的“部落兵”制。这种兵制的好处就在于它有着同游牧民族同样样迅捷高效的军事动员率。入伍的百姓穿上军装就是合格的士兵，没有临战之前的训练过程就有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佣兵制下的佣兵们的战斗力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训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有时就是在实战中边打边练完成的。这个过程中，在佣兵们的战斗技能真正锻炼成熟之前，这些佣兵们中的不少部分就被残酷战争消耗掉了、白白牺牲了！这些兵员数字似乎并不次于最后的那些在严酷战斗环境中活下来，并百战成钢的勇武之师！这也就是高宗朝之后大唐军队在对外战争中，死伤以万数计的败仗多见的根本原因！
史书上见到大唐对外用兵的大败例子比比皆是，死伤在十万以上的例子让人不忍卒读，但是，这根本不能说明那些大唐勇士们战斗力低下，不是的！原因都在武则天那里！佞佛、恶性扩充官僚队伍等恶政，摧垮了产生勇士的经济基础！须知一国的军事力量紧紧根植于该国的经济基础！
府兵制崩解，唐朝对外军事征战全凭募兵，军事力量集中于边塞，中央没有与之相颉颃的足够军事资源，内重外轻中央独大的局面变为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这就是武则天为了上位争取“人心”带来的恶劣后果。而且这个恶例一开就根本无法收口，官僚队伍恶行扩大的势头在武则天死后一直在延续，武则天死后有唐中宗的老婆韦氏效法，大开“善门”，“斜封官”如雨后杂草一般丛集，到开元年间，官至“三师”以下的官僚多达17686人！这么庞大的一个官僚队伍，多一半都是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对大唐国力的侵蚀仅次于佞佛！
684年，武则天改年号“光宅元年”，同时颁布了一通叫“大敕令”的文书，算是它在高宗死后独掌大唐门户后的“施政纲领”。这个“大敕令”中，对于弊端丛生，引发国力渐渐枯竭的祸根之一——官僚队伍恶性膨胀却不置一词，对因之引起的政府行政效率极端低下的抨击更是置若罔闻。原因很简单，如果承认了这个祸根，它这个政权，它这个人取得权柄的就根本不存在了！武则天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无数官僚蛀虫的“拥戴”上的，而这个“拥戴”是以掠夺人民生存根本、枯竭国家的财源换来的。武则天政权存在一天，唐朝的根基就被侵蚀一分。
佞佛也好，恶性扩张官僚队伍也罢，最终的结果是摧垮了府兵制赖以生存的沃土。而府兵制的优长就是兵农合一，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军事动员力超强！这个超强的军事动员力也是草原政权的军队与中原王朝对阵时的最大优势。府兵制也正是对草原军队最佳反制措施。但是，武则天的倒行逆施摧垮了这一切，把国家的安全尽系与募兵，兵民分途，大唐的军事动员力日渐衰弱，以至于在“安史之乱”爆发时，“人至老死不闻战声”，“百年老公，未尝见范阳兵马向南者”！
不闻战声，未见兵马的国家，军事动员率几乎为零！这是武则天上位后，大唐付出的必然代价！
这就是武则天，该死的武则天！一个为了自己上位，是大唐付出代价的货色。




一般的印象中，大唐的衰落始于天宝年的“安史之乱”，责任在唐玄宗的老迈昏聩，可是，细看书籍，大唐的衰败征兆应当始于武则天当政时代。也仅仅是仰仗大唐立国时的底子扎实，盛唐武功的强盛才撑到了玄宗朝。所以很有必要把这个武则天说上几句。武则天对大唐方方面面的的衰落要付全责，不过，因为坛子的军事属性，所以，某家只说武则天对大唐军事力量的破坏与摧枯。
本文打算分三个段写，不过，因为第一个段落的内容已经具备独立成篇的所有元素，所以，单独挂出。
不能不说武则天是个有本事的女人，否则不会从一个女和尚的低位窜到了女皇那么高的海拔。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因为它能窜到了女皇的高度就认为此女人有旷古未见的能耐。
首先因为国史上有这般能量的女人非止它武则天一人，最最起码还有慈禧，这个操纵同治、玩弄光绪，而后又把溥仪提溜上位的铁手女人并不次于它。但是慈禧也只是慈禧，并没有做满清的“予一人”，发号施令还要以傀儡皇帝的名义做旗号。所以，武则天的地位蹿升根本不在于它的什么本事，更在与它本身在之外的因素。
其次，说到地位蹿升的本事，无非两种，如唐太宗那样的正能量，对内削平隋末的割据势力，为统一中国腹心地区做杰出贡献；对外从扫荡东突厥开始，平定西域，讨伐各个觊觎大唐领土的异族势力，为大唐的周边筑起拱卫长城。当然还有一种格外下做不堪的本事——内斗的权谋，倾轧的诡诈。简而言之窝里斗的本事。这个也算一种能耐，一种破坏的能耐。而这个叫武则天的女人，地位蹿升的本钱，并不是太宗治国的雄才大略正能量，而是内斗的权谋与倾轧的诡诈！
所以说，只看武则天最后的海拔高度就要将之视为过丈巨人，就是用现象倒推原因的一种幼稚思维，是典型的直线思维一根轴的脑袋，此非正常人该有之智商也。
那么，武则天何以成“予一人”？别人为什么就不能？
一切的一切，首先要从时势上找寻原因。时势是可以造英雄的，但是时势也可以把庸才推上前台！
所谓“时势”，也就是武则天之所以上位至女皇所依仗的“时势”。这个“时势”乃是五胡十六国以来带入北方的游牧风俗，这个风俗影响下，五胡十六国之后的中原以及隋唐时代是中国中古、近古历史上女权最为高扬的时代。关于这个光景，大儒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有最为生动的记述：
“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街，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
这一段文字值得深究展示，所以某家引用范文澜先生的译文如下：
“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南方贫士都讲究场面，车马衣服一定要整齐，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呼，部将妇人敬夫的礼节。”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南北朝时节的中原，女人说话是有分量的，办事是有能力的，女人在家的地位是高于男人的！这股子家风延及政坛，就出现了文明太后那样的硬茬茬。就是隋文帝杨坚的老婆，那个自抑、内敛、并没有权力欲的独孤氏也能整得杨坚连小老婆都不敢亲近！那时的女人说话时算数的，有人肯听的！隋唐二朝时北方强势统一南方，北方的风俗也渐渐成为举国的习惯。也只有这样的情势下，才会有武则天这样的货色出现。换个其他时代，没它跳踉的空子！
于是乎，当武则天要打击异己的时候，就有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酷吏甘效犬马；在江山“底定”之后，需要一些祥和气妆点慈悲，润色政绩时，自然有狄仁杰们不顾清誉自甘堕落为其奔走。
第二、宗教——佛教的助力。
在五胡十六国之后，佛教已然成为势力最为强大的宗教势力，它的这个强大绝不在于信仰者人数的多寡，而是这个宗教对当时中国北方政局的影响力来说的。这股宗教势力并不像教徒们口中所说的那么慈悲，也根本不打算超然出尘，这是个除了不敢明目张胆娶老婆，对人时间所有欲望都敢于染指、攫取的教团/政团。也因为这个欲望，所以佛徒们总要以各种借口或明或暗的介入政治风波，参与权势争夺，以争夺来的权势满足这个教团成员的各种欲望。但是，因之而来流血、屠杀也被这些教徒们视若罔闻。它们总在暗中窥测、选择某个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势力作为依托为之主力，而后分享权势。
而作为宗教教团，它们干政的手段就是编造各种各样的政治预言——谶语，为它们所要依托的政治/军事势力做舆论上的开路先锋。
比如它们窥测到东魏高氏的势力坐大事实，就宣扬“齐当出，东海有天子”的谶语助力高欢。
当它们感觉到隋末的大内乱即将由李渊集团结束的苗头时，佛徒们依样葫芦，又造出“白衣天子出东海”的谶语为李唐王室出力。
对于佛徒们这样的行为，早在高欢与李唐兴起之前，已在高位的帝王就有很高的警惕。史上有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其中第一个灭佛的北魏太武帝的动机就是出于对佛徒们编造谶语行为的警惕。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太武帝下诏灭佛：
“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巧工之人在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
这个诏书中“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就是对佛徒们编造改朝换代谶语掀起动乱的最直接的宣判！而当时的不少大德高僧就精擅此道。比如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昙无谶“秘咒神验，澄公之匹”。
所以，在北魏太武帝之后，又有北周武帝灭佛。可以这么说，适时的对佛徒势力加以压制甚至打击，是一个明智的政权高层的必修课。
所以，尽管佛徒们为李唐王室编造了“白衣天子出东海”的谶语向这个新兴的势力靠拢，但是，李唐王室在治国方略上毫不糊涂，对佛徒们的反复无常也认识清醒，所以，在王朝建立之后首先寻求与服膺儒学的士族的合作。不过士族们心中的“圣王”是东、西两晋的司马氏，由大士族晋位为天子的“服膺儒教”的皇帝，所以对起自关中的李氏粗坯很看不上眼——他们的门第太低了，家世底子也太浅薄了，对儒教也忒无知了！
吃了瘪的李唐也憋了一口气要认一个老祖宗压士族们一头，于是乎就攀附了春秋老子做祖宗——连孔子都甘做学生的那位老子。而且，将奉老子为尊的道教立为国教。
这一下子佛徒们大怒，本来它们指望编造的谶语可以换来一份“从龙”之功，本来是欣欣然的企盼新政权可以给它们不少的好处的，但是，现在企望落空，“六根清净”的佛徒们也动了“嗔念”吵成了一片。更有佛徒法琳与唐太宗往来辩论纠缠不休。唐太宗大怒，问法琳：你不是说口念观音，刀不能伤么？关你7天，准你每日念观音，而后试刀！法琳在狱中眼见谎言将破，光头就要落地，于是想好了抵赖的言语。到7天头上，谎称太宗就是观音，我每日只念你的名号……这些谎言只是为了讨好太宗求一条贱命苟延。不过在太宗流放它的途中病死。这算是太宗对佛徒们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敲打。不过佛徒们在五胡十六国以及南朝优宠历史成了它们必然要高人一头的变态信条，对于这次不大不小的打击它们决意等待时机报复。
果然，在太宗死后，佞佛的高宗倾巨资助玄奘翻译外国带来的佛经。这，似乎是个讯号，佛徒们翻身的机会来了：在玄奘死后不久，长安、洛阳的和尚们就提要求了：世俗法律是不能管束僧徒们的，佛徒们是可以超然于法律之上的！佛徒们的地位是一定要高于道教徒的！佛徒们的父母长辈应该向佛徒们行礼、磕头的！够级别的高僧应该与皇帝地位平齐——沙门不礼敬王者，和尚们是不该对皇帝行礼的！
高宗皇帝懒得搭理这伙子光头无赖，不动声色地终止了对翻译佛经的经济支持，和尚们被这一棒打醒了——还不到翻跟头亮毛猴红屁股的时候！
唐高宗死了，武则天废唐中宗，立睿宗，定神都洛阳，改百官名称，很忙很忙。机会来了，在武则天的情妇薛怀义的带领下，佛徒法明等十人跳踉出镜，献上杜撰的《大云经》四卷，胡说武则天是弥勒佛投胎，当代唐作天子。投桃报李，武则天颁行《大云经》，令天下各州都建大云寺，养活更多的男女和尚！然而这些个男女和尚可不只是有些布施，得些银钱就能打发了的，不是的！这些男女和尚们国家都要划拨出田地养活的：男和尚每人给天三十亩，女和尚每人给田二十亩。多建一座寺庙就要划拨出若干田地给寺庙。那么这些男女和尚是要挥锄、扶犁自立更生了？非也！依照佛教经典，种地打粮是要下地狱的！男女合和尚们绝对不会这样的！划拨的田地谁来耕种？是失地的农民来耕种！那么，它们这些田地从哪里来？夺之于民！建一座寺庙就会出现不少土地被夺的草民无法生存。他们或者流浪他乡成为流民，或者干脆隐身寺庙成为寺庙的农奴！武则天的上位首先让大唐的子民们付出了代价！有唐一代的佞佛不始于武则天，但是，就佞佛的程度，动图是理智张狂而言，武则天时代在唐代无出其右。那怕是那个对着一截子“朽骨”磕头的唐宪宗时代都远远不及！无怪乎《通鉴》上说，武则天时代，天下公私田宅多为寺僧所有。被寺僧侵占的田地是不会向国家上缴赋税的，等于一部分国家的赋税、财源被和尚们截留了。为和尚们劳作的农奴们也只是为寺庙经济做贡献，绝不会为国家出力。这等于把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与兵源劫夺了。如此这般，大唐的国力理所应当地衰颓了。这个大唐也在为武则天的上位付出了代价！
我们知道，大唐立国的根基在于一支勇猛善战的府兵。府兵赖以生存的根基就是“均田制”。武则天下令在各州立“大云寺”，侵夺小农土地给寺庙，势必危及到“均田制”，府兵的根基受损，府兵制怎么得以存在府兵从哪里来？支持府兵制的优秀的兵源从何而来？？？
紧接着在酷吏傅游艺的指使煽动下，关中900多佞佛者跑到洛阳磕头，祈求武则天该大唐“换换颜色”，国号改“周”算了。武则天假迷三道不允，但是，给傅游艺升官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六万余人挟持唐睿宗上表请求“赐武姓”！连大唐的皇帝都改了姓，这个大唐也不存在了！所以呢，这个武则天也就顺从“民意”做了女皇，国号也改“周”。
以上就是武则天上位的所有条件，没有这两个条件，轮不到这个武则天翻跟头打滚。
武则天上位的头一个条件是女权高扬，不过在高扬的女权之上，再加一点点“人心”支持，那就完美了。对于“人心”这个东西，武则天早655年刚被册封为皇后是就下手准备了————那就是疯狂扩充官僚队伍，尤其是中下层官僚队伍。到657年成就蔚然：吏部报告九品以上文武官僚13465人，而每年入流官僚超过1400人，按照官僚替补规矩，每年应是500人。也就是每年实际被拔擢者多出规定2倍。公卿们忧心忡忡，因为多一个官僚就要多一份开支供养，国家财力都被多余的官僚吃了，还能干别的事么？然而痛陈利害的结果是唐高宗的默然。这是武则天干下的事情，它怎么会阻止？
666年，在武则天买的撺掇下，借着封禅泰山的喜庆劲儿，高宗皇帝又大发善心：“文武官员三已以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凭空得爵、进级的官僚们无不知这是新皇后垂恩，于是乎，武则天的形象高大起来了。但是，这样的形象高大，是无数农民失地流浪、沦为农奴为代价的。也是整个唐朝国力衰退为代价的。
有唐一代，养活一个官僚，不光有货币、实物俸禄，更有相当数量的田地赐与：以品级最低的九品官僚来说，可以传授给子孙的永业田多达200亩。这些田地都来自于底层农民已开垦的“熟田”。多一个官僚，就有若干失地的农民！唐朝赖以立国的基础是府兵，府兵是以“均田制”为根基的。那么武则天“垂恩”的举动带来的后果就是“均田制”的永久瓦解，民户大量流亡逃散，折冲府无兵可征，府兵的永久消失！最终的结果，唐军兵源全仰赖于雇佣兵制下的佣兵，就初入伍时的军事素质而言，远不及自幼谙习兵事的府兵。府兵制下的战士，平时为民，战时出征，是一种战争动员率极强的优越兵制。它的前身就是鲜卑等游牧民族的“部落兵”制。这种兵制的好处就在于它有着同游牧民族同样样迅捷高效的军事动员率。入伍的百姓穿上军装就是合格的士兵，没有临战之前的训练过程就有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佣兵制下的佣兵们的战斗力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训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有时就是在实战中边打边练完成的。这个过程中，在佣兵们的战斗技能真正锻炼成熟之前，这些佣兵们中的不少部分就被残酷战争消耗掉了、白白牺牲了！这些兵员数字似乎并不次于最后的那些在严酷战斗环境中活下来，并百战成钢的勇武之师！这也就是高宗朝之后大唐军队在对外战争中，死伤以万数计的败仗多见的根本原因！
史书上见到大唐对外用兵的大败例子比比皆是，死伤在十万以上的例子让人不忍卒读，但是，这根本不能说明那些大唐勇士们战斗力低下，不是的！原因都在武则天那里！佞佛、恶性扩充官僚队伍等恶政，摧垮了产生勇士的经济基础！须知一国的军事力量紧紧根植于该国的经济基础！
府兵制崩解，唐朝对外军事征战全凭募兵，军事力量集中于边塞，中央没有与之相颉颃的足够军事资源，内重外轻中央独大的局面变为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这就是武则天为了上位争取“人心”带来的恶劣后果。而且这个恶例一开就根本无法收口，官僚队伍恶行扩大的势头在武则天死后一直在延续，武则天死后有唐中宗的老婆韦氏效法，大开“善门”，“斜封官”如雨后杂草一般丛集，到开元年间，官至“三师”以下的官僚多达17686人！这么庞大的一个官僚队伍，多一半都是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对大唐国力的侵蚀仅次于佞佛！
684年，武则天改年号“光宅元年”，同时颁布了一通叫“大敕令”的文书，算是它在高宗死后独掌大唐门户后的“施政纲领”。这个“大敕令”中，对于弊端丛生，引发国力渐渐枯竭的祸根之一——官僚队伍恶性膨胀却不置一词，对因之引起的政府行政效率极端低下的抨击更是置若罔闻。原因很简单，如果承认了这个祸根，它这个政权，它这个人取得权柄的就根本不存在了！武则天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无数官僚蛀虫的“拥戴”上的，而这个“拥戴”是以掠夺人民生存根本、枯竭国家的财源换来的。武则天政权存在一天，唐朝的根基就被侵蚀一分。
佞佛也好，恶性扩张官僚队伍也罢，最终的结果是摧垮了府兵制赖以生存的沃土。而府兵制的优长就是兵农合一，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军事动员力超强！这个超强的军事动员力也是草原政权的军队与中原王朝对阵时的最大优势。府兵制也正是对草原军队最佳反制措施。但是，武则天的倒行逆施摧垮了这一切，把国家的安全尽系与募兵，兵民分途，大唐的军事动员力日渐衰弱，以至于在“安史之乱”爆发时，“人至老死不闻战声”，“百年老公，未尝见范阳兵马向南者”！
不闻战声，未见兵马的国家，军事动员率几乎为零！这是武则天上位后，大唐付出的必然代价！
这就是武则天，该死的武则天！一个为了自己上位，是大唐付出代价的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