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长篇]菊与刀(典藏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4 16:51:09
华文出版社译者：唐晓鹏 王南定价：36元
目录
一 引言1
二 战时的日本3
“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三 各安其位19
人们在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社会关系。
四 明治维新41
日本依靠自己愚昧的、被等级制度压得半死不活的民众，突然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五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57
美国人敢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绝对不会这样讲话。在日本，“守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人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
六 道德和它的压力69
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他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七 名分与情义77
他们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诽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
八 人情的世界97
对他们来说，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要目的这种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幸福只是一种消遣。把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是不可思议的。
九 道德的困境111
无法想像他们还能再回到那种规矩繁琐的生活状态中去。他们把过去的生活有时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说成是“牢笼”，有时又说成是盆景。
十 自我修养115
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要全神贯注于丹田？为什么要如此自虐地节俭？
十一 儿童学习129
事实上，他们让婴儿分床睡觉，在内心深处的根据仍然是一种“巫术意识”，即新人必须睡“新”床。
十二 投降后的日本人165
罢工者喜欢采取的办法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罢工者’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
序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名著，最初发表于1946年，两年后出版日译本，引起了强烈反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其仍作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重要书籍为人们广泛引用，显示出了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48年病逝。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一部主要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结果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文化人类学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杰出范例。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本尼迪克特所使用的从整体结构上把握日本文化，以及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比较方法等，也是值得借鉴的。当然，该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忽视历史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于作者没有到过日本，存在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是事实表明，中日两国未必做到了对对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近年来中日之间各种摩擦增多就是一个明证。为了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可缺少。修正文库将《菊与刀》这部名著与日本数百年来的绘画名作联在一起，是为了理论与体验并行，知性与感性同在。其作法之大胆，投入之勇决，读者亦不可不知。
引言
美国不得不认真对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难弄懂的。这个对手不断地发展壮大，但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与我们全然不同，西方公认的那些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是没有意义的。自从日本开埠以后，我们对他们的描述是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又”之类的句式。比如，当我们说日本人彬彬有礼时，总想加上“但是，他们又很蛮横高傲”；我们说他们冥顽，附带一句“但是，他们又能适应激烈的革新”；我们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他们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一肚子怨恨；他们做事情完全只考虑面子，但
又具有真诚的良心；他们在军队受到机器一般的训练，但有时候非常不服管教，敢于犯上作乱；他们倾慕西方文化，同时又保持着良好的传统。所有这些描述简直像是在开玩笑，但是———它们千真万确。
菊花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
目录
一 引言1
二 战时的日本3
“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三 各安其位19
人们在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社会关系。
四 明治维新41
日本依靠自己愚昧的、被等级制度压得半死不活的民众，突然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五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57
美国人敢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绝对不会这样讲话。在日本，“守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人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
六 道德和它的压力69
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他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七 名分与情义77
他们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诽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
八 人情的世界97
对他们来说，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要目的这种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幸福只是一种消遣。把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是不可思议的。
九 道德的困境111
无法想像他们还能再回到那种规矩繁琐的生活状态中去。他们把过去的生活有时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说成是“牢笼”，有时又说成是盆景。
十 自我修养115
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要全神贯注于丹田？为什么要如此自虐地节俭？
十一 儿童学习129
事实上，他们让婴儿分床睡觉，在内心深处的根据仍然是一种“巫术意识”，即新人必须睡“新”床。
十二 投降后的日本人165
罢工者喜欢采取的办法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罢工者’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
序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名著，最初发表于1946年，两年后出版日译本，引起了强烈反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其仍作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重要书籍为人们广泛引用，显示出了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48年病逝。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一部主要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结果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文化人类学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杰出范例。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本尼迪克特所使用的从整体结构上把握日本文化，以及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比较方法等，也是值得借鉴的。当然，该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忽视历史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于作者没有到过日本，存在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是事实表明，中日两国未必做到了对对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近年来中日之间各种摩擦增多就是一个明证。为了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可缺少。修正文库将《菊与刀》这部名著与日本数百年来的绘画名作联在一起，是为了理论与体验并行，知性与感性同在。其作法之大胆，投入之勇决，读者亦不可不知。
引言
美国不得不认真对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难弄懂的。这个对手不断地发展壮大，但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与我们全然不同，西方公认的那些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是没有意义的。自从日本开埠以后，我们对他们的描述是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又”之类的句式。比如，当我们说日本人彬彬有礼时，总想加上“但是，他们又很蛮横高傲”；我们说他们冥顽，附带一句“但是，他们又能适应激烈的革新”；我们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他们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一肚子怨恨；他们做事情完全只考虑面子，但
又具有真诚的良心；他们在军队受到机器一般的训练，但有时候非常不服管教，敢于犯上作乱；他们倾慕西方文化，同时又保持着良好的传统。所有这些描述简直像是在开玩笑，但是———它们千真万确。
菊花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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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1
二 战时的日本3
“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三 各安其位19
人们在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社会关系。
四 明治维新41
日本依靠自己愚昧的、被等级制度压得半死不活的民众，突然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五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57
美国人敢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绝对不会这样讲话。在日本，“守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人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
六 道德和它的压力69
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他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七 名分与情义77
他们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诽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
八 人情的世界97
对他们来说，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要目的这种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幸福只是一种消遣。把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是不可思议的。
九 道德的困境111
无法想像他们还能再回到那种规矩繁琐的生活状态中去。他们把过去的生活有时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说成是“牢笼”，有时又说成是盆景。
十 自我修养115
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要全神贯注于丹田？为什么要如此自虐地节俭？
十一 儿童学习129
事实上，他们让婴儿分床睡觉，在内心深处的根据仍然是一种“巫术意识”，即新人必须睡“新”床。
十二 投降后的日本人165
罢工者喜欢采取的办法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罢工者’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
序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名著，最初发表于1946年，两年后出版日译本，引起了强烈反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其仍作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重要书籍为人们广泛引用，显示出了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48年病逝。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一部主要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结果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文化人类学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杰出范例。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本尼迪克特所使用的从整体结构上把握日本文化，以及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比较方法等，也是值得借鉴的。当然，该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忽视历史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于作者没有到过日本，存在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是事实表明，中日两国未必做到了对对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近年来中日之间各种摩擦增多就是一个明证。为了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可缺少。修正文库将《菊与刀》这部名著与日本数百年来的绘画名作联在一起，是为了理论与体验并行，知性与感性同在。其作法之大胆，投入之勇决，读者亦不可不知。
引言
美国不得不认真对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难弄懂的。这个对手不断地发展壮大，但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与我们全然不同，西方公认的那些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是没有意义的。自从日本开埠以后，我们对他们的描述是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又”之类的句式。比如，当我们说日本人彬彬有礼时，总想加上“但是，他们又很蛮横高傲”；我们说他们冥顽，附带一句“但是，他们又能适应激烈的革新”；我们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他们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一肚子怨恨；他们做事情完全只考虑面子，但
又具有真诚的良心；他们在军队受到机器一般的训练，但有时候非常不服管教，敢于犯上作乱；他们倾慕西方文化，同时又保持着良好的传统。所有这些描述简直像是在开玩笑，但是———它们千真万确。
菊花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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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1
二 战时的日本3
“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三 各安其位19
人们在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社会关系。
四 明治维新41
日本依靠自己愚昧的、被等级制度压得半死不活的民众，突然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五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57
美国人敢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绝对不会这样讲话。在日本，“守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人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
六 道德和它的压力69
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他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七 名分与情义77
他们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诽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
八 人情的世界97
对他们来说，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要目的这种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幸福只是一种消遣。把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是不可思议的。
九 道德的困境111
无法想像他们还能再回到那种规矩繁琐的生活状态中去。他们把过去的生活有时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说成是“牢笼”，有时又说成是盆景。
十 自我修养115
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要全神贯注于丹田？为什么要如此自虐地节俭？
十一 儿童学习129
事实上，他们让婴儿分床睡觉，在内心深处的根据仍然是一种“巫术意识”，即新人必须睡“新”床。
十二 投降后的日本人165
罢工者喜欢采取的办法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罢工者’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
序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名著，最初发表于1946年，两年后出版日译本，引起了强烈反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其仍作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重要书籍为人们广泛引用，显示出了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48年病逝。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一部主要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结果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文化人类学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杰出范例。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本尼迪克特所使用的从整体结构上把握日本文化，以及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比较方法等，也是值得借鉴的。当然，该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忽视历史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于作者没有到过日本，存在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是事实表明，中日两国未必做到了对对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近年来中日之间各种摩擦增多就是一个明证。为了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可缺少。修正文库将《菊与刀》这部名著与日本数百年来的绘画名作联在一起，是为了理论与体验并行，知性与感性同在。其作法之大胆，投入之勇决，读者亦不可不知。
引言
美国不得不认真对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难弄懂的。这个对手不断地发展壮大，但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与我们全然不同，西方公认的那些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是没有意义的。自从日本开埠以后，我们对他们的描述是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又”之类的句式。比如，当我们说日本人彬彬有礼时，总想加上“但是，他们又很蛮横高傲”；我们说他们冥顽，附带一句“但是，他们又能适应激烈的革新”；我们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他们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一肚子怨恨；他们做事情完全只考虑面子，但
又具有真诚的良心；他们在军队受到机器一般的训练，但有时候非常不服管教，敢于犯上作乱；他们倾慕西方文化，同时又保持着良好的传统。所有这些描述简直像是在开玩笑，但是———它们千真万确。
菊花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20 15:02:58编辑过]
战时的日本(1)
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一些是西方各国通行的。比如：什么情况下要全民总动员，局部失利的时候如何重拾信心，战死者与被俘者的某种稳定比例，如何对待战俘等等。这些在西方国家的战争中都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些国家属于同一个文化源头。
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几乎与美国相反，他们对国际局势的理解完全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美国认为是轴心国的侵略导致了战争，他们在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毫无道理地欺压弱
小，他们践踏“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法则，侵犯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惯例。日本则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者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惟一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日本在国内实现了和平统一，平定了内乱，建筑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99.5%都受到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邻邦———中国。“大东亚”共荣圈里都是黄种人，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后是英国、俄国，从这一地区清除出去，使圈内各个民族“各得其所”。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明确自身的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这是日本民族创造力的表现，是最符合其心声的神圣抱负。
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人与美国人想的也不一样。它叫嚣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拥有广阔疆土，军备实力雄厚，但这算得了什么？他们早已预见到这些差距，有足够的办法让差距不起作用。日本人从他们的一家大型日报———《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这次战争没有为他们增加多少资源。而我们有！”
“是的，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报纸上不断出现这样的字眼。即使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对意志力的信仰与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之间的交战。”在美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们就反复念叨：“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失败。”当日本在塞班、硫璜岛吃了大亏的时候，他们托词说，这是因为过分强调物质差距而没有完全发挥精神战斗力；而早在日军炫耀其伟大胜利的那几个月，早在珍珠港之前，这种口号一直起到了进军战旗的作用。19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在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当然，日本其实也担心其真实军力不够用。在整个1930年代，国民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上升非常快。偷袭珍珠港那年，国民收入有将近一半被用在陆海军的军备上。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17%。但是，大舰巨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犹如武士的佩刀，质量象征的是他的内在道德品质。
战时的日本把这套信仰发挥到了极致。
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的。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上用粗体字印着“必读必胜”4个字。他们的飞行员以自杀方式撞击我们的军舰。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小时，又被夜间的空袭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弥补一般老百姓的营养短缺。他们说：“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上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天空。部下陆续返回，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极其苍白，但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长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啊哟，他死了！经过检查，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被击中，受了致命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上尉的身体凉得像冰块一样。上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强烈的责任感支撑死者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这在美国人看来完全是一段胡编乱造。然而，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种广播却并不发笑。他们首先指出一点，这位上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位上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的高手。“完美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那这一精神，怎么就不能在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上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这样的境界。上尉学会了，并且收到了效果。
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一些是西方各国通行的。比如：什么情况下要全民总动员，局部失利的时候如何重拾信心，战死者与被俘者的某种稳定比例，如何对待战俘等等。这些在西方国家的战争中都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些国家属于同一个文化源头。
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几乎与美国相反，他们对国际局势的理解完全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美国认为是轴心国的侵略导致了战争，他们在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毫无道理地欺压弱
小，他们践踏“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法则，侵犯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惯例。日本则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者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惟一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日本在国内实现了和平统一，平定了内乱，建筑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99.5%都受到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邻邦———中国。“大东亚”共荣圈里都是黄种人，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后是英国、俄国，从这一地区清除出去，使圈内各个民族“各得其所”。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明确自身的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这是日本民族创造力的表现，是最符合其心声的神圣抱负。
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人与美国人想的也不一样。它叫嚣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拥有广阔疆土，军备实力雄厚，但这算得了什么？他们早已预见到这些差距，有足够的办法让差距不起作用。日本人从他们的一家大型日报———《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这次战争没有为他们增加多少资源。而我们有！”
“是的，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报纸上不断出现这样的字眼。即使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对意志力的信仰与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之间的交战。”在美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们就反复念叨：“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失败。”当日本在塞班、硫璜岛吃了大亏的时候，他们托词说，这是因为过分强调物质差距而没有完全发挥精神战斗力；而早在日军炫耀其伟大胜利的那几个月，早在珍珠港之前，这种口号一直起到了进军战旗的作用。19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在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当然，日本其实也担心其真实军力不够用。在整个1930年代，国民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上升非常快。偷袭珍珠港那年，国民收入有将近一半被用在陆海军的军备上。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17%。但是，大舰巨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犹如武士的佩刀，质量象征的是他的内在道德品质。
战时的日本把这套信仰发挥到了极致。
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的。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上用粗体字印着“必读必胜”4个字。他们的飞行员以自杀方式撞击我们的军舰。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小时，又被夜间的空袭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弥补一般老百姓的营养短缺。他们说：“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上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天空。部下陆续返回，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极其苍白，但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长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啊哟，他死了！经过检查，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被击中，受了致命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上尉的身体凉得像冰块一样。上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强烈的责任感支撑死者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这在美国人看来完全是一段胡编乱造。然而，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种广播却并不发笑。他们首先指出一点，这位上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位上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的高手。“完美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那这一精神，怎么就不能在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上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这样的境界。上尉学会了，并且收到了效果。
战时的日本(2)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套不屑一顾，视之为穷国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狂想。但我们如果越是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越难对付日本人。他们的信条伴随着一系列的鼓励、禁忌和排斥，用特定的训练方法注入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这些信条绝不是精神病。了解了这些，美国人才能明白日本人一些“白痴话语”，比如在失败时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妄想”。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他们这些不起眼的话中，衡量他们有多深的幻灭，衡量我们的胜利已经走到了哪一步。
除了等级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另外一些说法也值得日本研究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对一切变故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和士气就能保全，就不存在什么变故。不论遇到什么灾难———都市被炸平，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收音机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指望国民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周详的世界之中。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使老百姓镇静下来。“美军占领基什加岛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本土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商一直预料着此类事态将会来临，并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每一个步骤都有详尽的安排，没有疏漏。我们必须充分明白日本的这一信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自得地说，“敌人现已在我股掌之间……”“美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马尼拉市迅速陷落，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仗打得越惨，事情就发展得越顺利。
像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试图稳定美国大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宁愿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训令，在弃舰时，必须以最漂亮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非常牢固。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一个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究竟有多大的控制力？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700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首脑———将军。对天皇的忠诚无关紧要。对一般日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一些美国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太夸大了，他们的坚持只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而，美国没有理由要礼遇天皇，恰恰相反，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应该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消灭这种愚蠢的迷信，那么，我们就能重新塑造日本的社会结构。
另有许多能干的、到过日本或者读过前线报告的美国人，持另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要民主”的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以至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对天皇的崇敬照样很狂热。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大不一样。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没有受过在被俘后的保密教育，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互不相同。这种情况当然来自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些士兵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因此，他们的说法诚实可靠，有足够的代表性。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套不屑一顾，视之为穷国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狂想。但我们如果越是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越难对付日本人。他们的信条伴随着一系列的鼓励、禁忌和排斥，用特定的训练方法注入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这些信条绝不是精神病。了解了这些，美国人才能明白日本人一些“白痴话语”，比如在失败时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妄想”。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他们这些不起眼的话中，衡量他们有多深的幻灭，衡量我们的胜利已经走到了哪一步。
除了等级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另外一些说法也值得日本研究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对一切变故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和士气就能保全，就不存在什么变故。不论遇到什么灾难———都市被炸平，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收音机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指望国民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周详的世界之中。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使老百姓镇静下来。“美军占领基什加岛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本土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商一直预料着此类事态将会来临，并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每一个步骤都有详尽的安排，没有疏漏。我们必须充分明白日本的这一信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自得地说，“敌人现已在我股掌之间……”“美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马尼拉市迅速陷落，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仗打得越惨，事情就发展得越顺利。
像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试图稳定美国大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宁愿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训令，在弃舰时，必须以最漂亮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非常牢固。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一个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究竟有多大的控制力？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700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首脑———将军。对天皇的忠诚无关紧要。对一般日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一些美国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太夸大了，他们的坚持只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而，美国没有理由要礼遇天皇，恰恰相反，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应该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消灭这种愚蠢的迷信，那么，我们就能重新塑造日本的社会结构。
另有许多能干的、到过日本或者读过前线报告的美国人，持另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要民主”的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以至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对天皇的崇敬照样很狂热。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大不一样。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没有受过在被俘后的保密教育，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互不相同。这种情况当然来自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些士兵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因此，他们的说法诚实可靠，有足够的代表性。
战时的日本(3)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然而，反对这次战争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态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包括那些对
背叛希特勒的将军表示不满的战俘，都认为战争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而日本人相信，皇室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是两回事。
天皇与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受谴责。显然，日本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而美国习惯于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如果不了解事实，就会认为那些俘虏在胡扯;事实上，一些审讯战俘的老手，也根本未能在每份审讯笔记上写下“拒绝反对天皇”的字样，———全体俘虏都拒绝反对；即使那些与美国合作的俘虏同样拒绝；对天皇最激烈的言辞不过是“这位天皇即位可能是个错误”，还有“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或者“也许皇室逊位可以使日本妇女得到自由，如同美国妇女享受的那种自由”。
因此，日本军部充分利用了全体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共诵天皇的“军人敕谕”，“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结果，让军部措手不及的是，日本天皇真的下令了。
对天皇的无限忠诚，对其他所有人和机构则加以批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对他们直属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共命运的人，战俘们破口大骂；对坐飞机逃跑，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行为非常痛恨。并非大众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日本战时的报纸、杂志曾经指责政府没有做到位，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右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他们害怕说出来会受到责怪。他们满腹狐疑，却还表面应付，变得胆小如鼠。这样，绝不可能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对此更进而加以发挥道：“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就各种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唯唯诺诺不肯开口。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对激发人们斗志没有一点儿好处。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国民怯懦无能，简直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因而能够发挥的战力，现在却仍没有发挥出来。”
瞧，在战时日本人对政府，对大本营，以及对他们的直接上司都能作出评判，并没有无条件地按等级制行事。然而，惟独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无上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稍后的篇章中予以解答。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出来，就是日本独特的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无线电报对此表现极大的惊讶，态度十分耐人寻味。内容如下：
向司令官约翰·爱斯·麦肯因（原文如此———译者注）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尼米兹的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但麦肯因受勋的理由是，他成功地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件小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并非虚构而是实际发生的事，希望你们了解这一奇特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授勋。
一切救援行为，对倒霉蛋的一切帮助都能深深地感动美国人。比救人更加英勇的，就是成功地救人了。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小鬼”。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高尚的，小心谨慎则屁用不顶。这一态度在对待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表达得十分明显。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军官教导士兵，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这样对病患者的照顾，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一点几乎连那些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而日本确实无动于衷。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的救护班，我们用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在日本军队中并不普及。对医疗品补给就更加令人慨叹了。在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根本没有在被围前预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结果，负责的军医往往在临走时先将伤病员全部枪杀，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然而，反对这次战争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态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包括那些对
背叛希特勒的将军表示不满的战俘，都认为战争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而日本人相信，皇室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是两回事。
天皇与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受谴责。显然，日本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而美国习惯于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如果不了解事实，就会认为那些俘虏在胡扯;事实上，一些审讯战俘的老手，也根本未能在每份审讯笔记上写下“拒绝反对天皇”的字样，———全体俘虏都拒绝反对；即使那些与美国合作的俘虏同样拒绝；对天皇最激烈的言辞不过是“这位天皇即位可能是个错误”，还有“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或者“也许皇室逊位可以使日本妇女得到自由，如同美国妇女享受的那种自由”。
因此，日本军部充分利用了全体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共诵天皇的“军人敕谕”，“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结果，让军部措手不及的是，日本天皇真的下令了。
对天皇的无限忠诚，对其他所有人和机构则加以批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对他们直属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共命运的人，战俘们破口大骂；对坐飞机逃跑，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行为非常痛恨。并非大众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日本战时的报纸、杂志曾经指责政府没有做到位，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右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他们害怕说出来会受到责怪。他们满腹狐疑，却还表面应付，变得胆小如鼠。这样，绝不可能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对此更进而加以发挥道：“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就各种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唯唯诺诺不肯开口。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对激发人们斗志没有一点儿好处。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国民怯懦无能，简直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因而能够发挥的战力，现在却仍没有发挥出来。”
瞧，在战时日本人对政府，对大本营，以及对他们的直接上司都能作出评判，并没有无条件地按等级制行事。然而，惟独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无上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稍后的篇章中予以解答。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出来，就是日本独特的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无线电报对此表现极大的惊讶，态度十分耐人寻味。内容如下：
向司令官约翰·爱斯·麦肯因（原文如此———译者注）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尼米兹的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但麦肯因受勋的理由是，他成功地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件小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并非虚构而是实际发生的事，希望你们了解这一奇特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授勋。
一切救援行为，对倒霉蛋的一切帮助都能深深地感动美国人。比救人更加英勇的，就是成功地救人了。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小鬼”。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高尚的，小心谨慎则屁用不顶。这一态度在对待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表达得十分明显。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军官教导士兵，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这样对病患者的照顾，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一点几乎连那些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而日本确实无动于衷。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的救护班，我们用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在日本军队中并不普及。对医疗品补给就更加令人慨叹了。在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根本没有在被围前预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结果，负责的军医往往在临走时先将伤病员全部枪杀，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战时的日本(4)
日本对负伤的本国士兵既然是这种态度，那如何对待美军战俘也就可想而知。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说，他作为战俘在台湾被监禁的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受到的医疗护理超过了日军士兵。因为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而日本人却连一个正式的军医都没有。有一段时间，日军给他们自己人治病的惟一的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
日本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知本国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当然，日军对此有正式的命令，但在前线用不着对此进行特殊的教育。日军忠实实践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17166，也就是1︰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主动投降的人少得可怜。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部队大多都会放下武器。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1。而在荷兰地亚，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降、死比率为1︰5，这与北缅的1︰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所以对日本人来讲，那些美军战俘光是投降就够不要脸的了。即使没有受伤、疟疾、赤痢等等，也已经是个“废物”而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许多美国人都曾谈到，在俘虏营里，美国人发笑该是多么危险，因为这会惹得看守大怒。日本人时常替这些战俘感到丢脸，而当了战俘的美国人却居然自己没感觉，更加令人不可容忍。美国战俘发现，军官经常让看守与美国战俘保持同等待遇，比如急行军或是乘坐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般的运输船转移。这让战俘们惊讶。有些美国人还说，日本哨兵还要求他们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因为最大的犯罪是公开违抗。在俘虏营，战俘白天外出筑路或上工厂做工时，禁止从外边带回食物，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来就行。但是，如果被发现，那就是嚣张的犯罪。俘虏营中确实存在许多暴行和虐待。我们只是把作为文化习惯的行为和变态的虐待区分一下，并不是说这些暴行可以原谅。
特别说一下，战争早期日军士兵确信敌军将虐待并杀掉一切战俘，因而更加以投降为耻。有一个谣言在日本各地广为流传，说我军军用坦克碾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俘虏———有些日军士兵打算投降，但我军怀疑他们是诈降，干脆杀掉。而这种怀疑常常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个日军战俘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没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日军被俘后的突然反抗使我军倍加警惕，这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丢脸莫过于当俘虏，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大吃一惊，唾弃之极。其实，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本身就被认为是怪事。他们原先想当然地以为，敌人会跟自己一样战斗到死。
还有个现象非常戏剧化，得着重强调。西方士兵被俘虏后不会主动与敌人合作，而日本兵，他们会！他们不知道怎么当俘虏，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他们不想回家，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结果他们做得太超过战俘的标准，而成了模范的盟军兵员。这些老兵———这些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像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相同的是都要全力以赴。
当然，不是每一个日本战俘都是这样。有一些全然不可理喻；另有一些是因为美军的温和处置而诱导出上述行为。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的协助，总觉得其中有些东西很不对头；有些战俘营从未利用过日军战俘提供的服务。但在接受日军战俘使用的战俘营中，先是有个去掉疑心病的过程，日益发展出对日军战俘的信赖。
好像日本人的信条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努力奋斗，如果失败，会非常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
日本对负伤的本国士兵既然是这种态度，那如何对待美军战俘也就可想而知。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说，他作为战俘在台湾被监禁的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受到的医疗护理超过了日军士兵。因为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而日本人却连一个正式的军医都没有。有一段时间，日军给他们自己人治病的惟一的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
日本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知本国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当然，日军对此有正式的命令，但在前线用不着对此进行特殊的教育。日军忠实实践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17166，也就是1︰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主动投降的人少得可怜。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部队大多都会放下武器。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1。而在荷兰地亚，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降、死比率为1︰5，这与北缅的1︰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所以对日本人来讲，那些美军战俘光是投降就够不要脸的了。即使没有受伤、疟疾、赤痢等等，也已经是个“废物”而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许多美国人都曾谈到，在俘虏营里，美国人发笑该是多么危险，因为这会惹得看守大怒。日本人时常替这些战俘感到丢脸，而当了战俘的美国人却居然自己没感觉，更加令人不可容忍。美国战俘发现，军官经常让看守与美国战俘保持同等待遇，比如急行军或是乘坐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般的运输船转移。这让战俘们惊讶。有些美国人还说，日本哨兵还要求他们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因为最大的犯罪是公开违抗。在俘虏营，战俘白天外出筑路或上工厂做工时，禁止从外边带回食物，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来就行。但是，如果被发现，那就是嚣张的犯罪。俘虏营中确实存在许多暴行和虐待。我们只是把作为文化习惯的行为和变态的虐待区分一下，并不是说这些暴行可以原谅。
特别说一下，战争早期日军士兵确信敌军将虐待并杀掉一切战俘，因而更加以投降为耻。有一个谣言在日本各地广为流传，说我军军用坦克碾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俘虏———有些日军士兵打算投降，但我军怀疑他们是诈降，干脆杀掉。而这种怀疑常常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个日军战俘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没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日军被俘后的突然反抗使我军倍加警惕，这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丢脸莫过于当俘虏，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大吃一惊，唾弃之极。其实，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本身就被认为是怪事。他们原先想当然地以为，敌人会跟自己一样战斗到死。
还有个现象非常戏剧化，得着重强调。西方士兵被俘虏后不会主动与敌人合作，而日本兵，他们会！他们不知道怎么当俘虏，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他们不想回家，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结果他们做得太超过战俘的标准，而成了模范的盟军兵员。这些老兵———这些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像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相同的是都要全力以赴。
当然，不是每一个日本战俘都是这样。有一些全然不可理喻；另有一些是因为美军的温和处置而诱导出上述行为。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的协助，总觉得其中有些东西很不对头；有些战俘营从未利用过日军战俘提供的服务。但在接受日军战俘使用的战俘营中，先是有个去掉疑心病的过程，日益发展出对日军战俘的信赖。
好像日本人的信条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努力奋斗，如果失败，会非常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
各安其位(1)
任何人想弄明白日本人，得首先明白他们的口头禅“各安其位”。他们对秩序和等级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仰如此对立，有如南北两极。我们认为等级制不可能是个合法制度。日本人首先对“社会人”有一个整体概念，然后形成等级制度，要理解它，必须对他们的民族习俗，诸如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及经济生活等作一番描述。
日本人看待国际问题，与他们看待自己的内部事务用的是同一双眼睛，同一套观点。在
过去的十年间，他们把自己描绘成已高踞于国际等级制的金字塔的顶端，现在，这种地位虽已被西方各国所取代，但他们对现状的接受仍然深深植根于等级观念。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重视。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说：“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使世界各国‘各安其位’是持久和平之前提……”
珍珠港事件之前，我国赫尔国务卿提出了四项原则，与日本的等级观念恰好相反。它们是：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及和解；平等的原则。这就是当今世界正在有组织地实现的普适人权的基石。我们有时候也会破坏这些原则，但我们不会起而反对平等的正义性；面对等级制度，我们的反应就是气愤地向它宣战。
珍珠港事变前夕，当我们向日本宣布我国这些最高原则的时候，也就清晰地表述了我们对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态度。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持续地完善这个还不够完善的世界。而日本人向世界宣布“各安其位”的信念时，也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民族的组织原则，它使生活容易预计，也就广泛地被公众接受。承认等级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不过，这与简单的西方式权威主义有很大差别。现在日本人承认美国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我们就更有必要透彻地了解他们的概念。只有这样，当我们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日本同时也能顺利扮演他们期望扮演的角色。
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但还是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社会关系。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的程度，或对方的辈分，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好几个，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根。换言之，日本人像许多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一样，习惯使用“敬语”，说话时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动作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得清楚鞠躬的幅度大小。对某一个主人来讲是十分适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无礼。鞠躬和方式很多，从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直到简单地动动肩，点点头。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习在什么场合该行什么礼，而且从小就得学习。
不仅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礼仪来确认，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都必须考虑在内。甚至在相同的两个人之间，在不同情况下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老百姓对其密友可以无须鞠躬行礼，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那身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因素有些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则反而增强。
当然，也有相互之间不太拘泥礼节的人。在美国，当我们回到自己家中时，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都抛掉。但是在日本，恰恰要在家里学习礼仪并细致地观察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摁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亲和兄长。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纯粹的礼节而是有它的含义。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但对方出现了，如果对方吩咐什么，那他就有优先权；受礼的一方也承认，此时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他得在某种程度上负责。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人们都知道，中国和日本都有一个地位很高的孝道规矩。中国在六七世纪的时候，把孝道连同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传入日本。但是，孝道有所改动，适应了日本家庭的不同结构。在中国，甚至现在，一个人必须忠实地听候大族长的吩咐。一个大宗族可能有成千的成员，宗族有权力决定全体成员的生活大事，而且族长的权威不容挑战。当然，中国面积很大，很多地方有独特的规矩，但在大部分地区，往往一个村庄的居民都属于一个大族。中国人口有4亿5千万，但只有470个姓氏。同一姓氏的人，基本都认为彼此有血缘关系。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属一个宗族。而且，远离家乡、住在城市里的家庭也可能与他们是同宗。像广东那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宗族成员全部联合起来，经营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向大家的祖先牌位行礼。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遇到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大家共同出资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宗族使散布各地的成员联系起来，成为消息的集散地，每10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认真增订的族谱，把事业有成者着重登记，表示他们有权分享祖宗的遗产。一个大家族还有世代相传的家规，当宗族与当局意见不一时，甚至可以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在封建帝制的某些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宗族共同体只是在名义上受国家管理。政权不断变幻，官员指派下来也得通过族长进行管理，而大家把那些逍遥自在的官员全都看成是外人。
任何人想弄明白日本人，得首先明白他们的口头禅“各安其位”。他们对秩序和等级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仰如此对立，有如南北两极。我们认为等级制不可能是个合法制度。日本人首先对“社会人”有一个整体概念，然后形成等级制度，要理解它，必须对他们的民族习俗，诸如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及经济生活等作一番描述。
日本人看待国际问题，与他们看待自己的内部事务用的是同一双眼睛，同一套观点。在
过去的十年间，他们把自己描绘成已高踞于国际等级制的金字塔的顶端，现在，这种地位虽已被西方各国所取代，但他们对现状的接受仍然深深植根于等级观念。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重视。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说：“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使世界各国‘各安其位’是持久和平之前提……”
珍珠港事件之前，我国赫尔国务卿提出了四项原则，与日本的等级观念恰好相反。它们是：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及和解；平等的原则。这就是当今世界正在有组织地实现的普适人权的基石。我们有时候也会破坏这些原则，但我们不会起而反对平等的正义性；面对等级制度，我们的反应就是气愤地向它宣战。
珍珠港事变前夕，当我们向日本宣布我国这些最高原则的时候，也就清晰地表述了我们对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态度。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持续地完善这个还不够完善的世界。而日本人向世界宣布“各安其位”的信念时，也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民族的组织原则，它使生活容易预计，也就广泛地被公众接受。承认等级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不过，这与简单的西方式权威主义有很大差别。现在日本人承认美国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我们就更有必要透彻地了解他们的概念。只有这样，当我们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日本同时也能顺利扮演他们期望扮演的角色。
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但还是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社会关系。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的程度，或对方的辈分，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好几个，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根。换言之，日本人像许多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一样，习惯使用“敬语”，说话时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动作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得清楚鞠躬的幅度大小。对某一个主人来讲是十分适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无礼。鞠躬和方式很多，从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直到简单地动动肩，点点头。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习在什么场合该行什么礼，而且从小就得学习。
不仅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礼仪来确认，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都必须考虑在内。甚至在相同的两个人之间，在不同情况下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老百姓对其密友可以无须鞠躬行礼，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那身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因素有些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则反而增强。
当然，也有相互之间不太拘泥礼节的人。在美国，当我们回到自己家中时，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都抛掉。但是在日本，恰恰要在家里学习礼仪并细致地观察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摁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亲和兄长。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纯粹的礼节而是有它的含义。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但对方出现了，如果对方吩咐什么，那他就有优先权；受礼的一方也承认，此时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他得在某种程度上负责。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人们都知道，中国和日本都有一个地位很高的孝道规矩。中国在六七世纪的时候，把孝道连同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传入日本。但是，孝道有所改动，适应了日本家庭的不同结构。在中国，甚至现在，一个人必须忠实地听候大族长的吩咐。一个大宗族可能有成千的成员，宗族有权力决定全体成员的生活大事，而且族长的权威不容挑战。当然，中国面积很大，很多地方有独特的规矩，但在大部分地区，往往一个村庄的居民都属于一个大族。中国人口有4亿5千万，但只有470个姓氏。同一姓氏的人，基本都认为彼此有血缘关系。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属一个宗族。而且，远离家乡、住在城市里的家庭也可能与他们是同宗。像广东那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宗族成员全部联合起来，经营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向大家的祖先牌位行礼。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遇到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大家共同出资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宗族使散布各地的成员联系起来，成为消息的集散地，每10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认真增订的族谱，把事业有成者着重登记，表示他们有权分享祖宗的遗产。一个大家族还有世代相传的家规，当宗族与当局意见不一时，甚至可以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在封建帝制的某些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宗族共同体只是在名义上受国家管理。政权不断变幻，官员指派下来也得通过族长进行管理，而大家把那些逍遥自在的官员全都看成是外人。
各安其位(2)
到了日本，规矩发生了很多变化。日本直到19世纪中叶，都只有贵族武士拥有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根本，没有姓氏也就谈不上宗族。但日本只有上层社会才有族谱这种东西。另外，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与中国上任几年又要调走的官员大不相同。领主不是外人，宗族必须将领主置于最高位置。结果，中国以族谱和宗祠为联系纽带，而日本，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与宗族的联系纽带就是他所属的藩。
联系宗族成员的另一条纽带，就是在神社、圣地祭拜远祖或是氏族神。这类活动，日本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能参与。但日本的神社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在“庶民”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村民们集中在一起，无需证明彼此有什么血缘关系。他们被称作是该神的“孩子”。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住在这位祭神的土地上。如同世界各地的村民一样，这些祭拜者由于世代定居同一个地方，彼此当然有着亲戚关系，但并不是出自一个共同祖先。
与神社不同，对祖先的崇拜是在家庭房间里的“佛坛”上进行的，那里只设立六七个近亲的灵牌。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这种佛坛前祭祀着至今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并供上食品，佛坛上供奉的是类似墓碑的灵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迅速淡忘。日本的家族与家族之间联系淡薄得接近西方，颇有点儿像法国传统。
这样一来，日本的孝道只在家庭内部有效，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伯父及其后代。在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都应当确定自己的辈分，依照性别、年龄保持着相应的地位。即使是成员众多的豪门，也是由许多独立的小家庭组成的，次子以下的男孩子必须另立门户。因为家庭狭小，彼此直接接触，要求“各安其位”的规定十分严密周到。一个家庭的长者在隐居不问家事以前，所有人对他都必须严格服从。哪怕到了现代社会，一个家里有几个成年的儿子，他们的父亲都有可能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老迈的祖父。有时候孩子都三四十岁了，他们的婚姻还是父母说了算。一家之长在吃饭的时候首先举起筷子，洗澡的时候也首先入浴，全家人只要碰到他都要鞠躬行礼，而他只需要点点头。日本有句歇后语：“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和尚要求脑袋上长头发。”意思就是：“可以想，不可以做。”
辈分和年龄上不同，就应该“各安其位”。日本人说到秩序混乱的时候，常说这简直是“非兄非弟”，这跟我们说的非驴非马基本一个意思。在日本人看来，长兄应该很自然地保持其长兄的特质。他们是继承者。外国人在日本多呆一段时间，会感到“日本的长子从小就有一套好像身负重任的不凡气质”。长子的特权有时候与父亲相差无几，尤其长大成人后，弟弟会成为依赖长子生活的人；现在在农村和乡镇，还有这种规则的遗迹。长子留在家中，继承了祖先的产业，次子和三子也许已经走出广阔天地，受到更多现代教育，取得更多收入，而古老的等级制度依然要遵守。
我们在现代政治角斗中也能发现这些习俗的痕迹。1943年春天，陆军发言人就大东亚共荣圈发表了以下看法：“日本是他们的长兄，他们是日本的弟弟，应该让占领区的人民了解这个局面。如果对他们太好，他们心理上会有一种滥用长兄好意的倾向，这对日本的统治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换言之，什么对弟弟有好处应该由当哥哥的决定，弟弟是不应该被宠坏的。
另外，等级制还有一条：女性的地位要比男性低。甚至女性年龄大一些，她的地位依然比不上男性。日本传统女性走路时从来都是跟在丈夫身后；即使她们穿上西服，与丈夫并肩而行，进门还走到丈夫前面，一旦换上和服就得马上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得平静地看着礼物、关怀和教育都被兄弟占有。日本也有一些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但课程重点都放在教导礼仪举止上，智力方面的训练无法与男性学校相比。有个极端的例子，一位女校长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姑娘们说，她们应该学一学欧洲语言，这样将来在收拾丈夫用的书时，才能不用人教就会把书插入书架的恰当位置。
不过，日本妇女其实享受着比亚洲多数国家都大的自由，而且自古以来一直如此，不单单是西方入侵后的现象。她们从未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她们几乎什么地方都可以自由进出，在大街上行走，无须将自己隐藏在深闺里，这些自由让印度女性非常羡慕。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的采购和金钱。钱财短缺时，她必须计算周到，把暂时不用的东西挑出来送进当铺。使唤佣人的是主妇，她对儿子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手掌管家务，指手画脚，好像她从来不曾当过任凭吩咐的小媳妇。
在日本，辈分和性别造成了实质上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不会天然地专横独断。要形容他们，最好说是责任的受托者。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无论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关键事务由他决定，恰当与否，也由他来负责。他并不拥有无条件的权力。他的行动关系对全家的荣誉，任性而为绝对不能成为合格的家长。他必须使儿子及弟兄们能牢记该家族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他们不辜负家产。地位越高，对家族的责任就越重。家族的要求使他有时候不能顾及个人的要求。
到了日本，规矩发生了很多变化。日本直到19世纪中叶，都只有贵族武士拥有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根本，没有姓氏也就谈不上宗族。但日本只有上层社会才有族谱这种东西。另外，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与中国上任几年又要调走的官员大不相同。领主不是外人，宗族必须将领主置于最高位置。结果，中国以族谱和宗祠为联系纽带，而日本，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与宗族的联系纽带就是他所属的藩。
联系宗族成员的另一条纽带，就是在神社、圣地祭拜远祖或是氏族神。这类活动，日本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能参与。但日本的神社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在“庶民”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村民们集中在一起，无需证明彼此有什么血缘关系。他们被称作是该神的“孩子”。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住在这位祭神的土地上。如同世界各地的村民一样，这些祭拜者由于世代定居同一个地方，彼此当然有着亲戚关系，但并不是出自一个共同祖先。
与神社不同，对祖先的崇拜是在家庭房间里的“佛坛”上进行的，那里只设立六七个近亲的灵牌。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这种佛坛前祭祀着至今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并供上食品，佛坛上供奉的是类似墓碑的灵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迅速淡忘。日本的家族与家族之间联系淡薄得接近西方，颇有点儿像法国传统。
这样一来，日本的孝道只在家庭内部有效，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伯父及其后代。在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都应当确定自己的辈分，依照性别、年龄保持着相应的地位。即使是成员众多的豪门，也是由许多独立的小家庭组成的，次子以下的男孩子必须另立门户。因为家庭狭小，彼此直接接触，要求“各安其位”的规定十分严密周到。一个家庭的长者在隐居不问家事以前，所有人对他都必须严格服从。哪怕到了现代社会，一个家里有几个成年的儿子，他们的父亲都有可能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老迈的祖父。有时候孩子都三四十岁了，他们的婚姻还是父母说了算。一家之长在吃饭的时候首先举起筷子，洗澡的时候也首先入浴，全家人只要碰到他都要鞠躬行礼，而他只需要点点头。日本有句歇后语：“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和尚要求脑袋上长头发。”意思就是：“可以想，不可以做。”
辈分和年龄上不同，就应该“各安其位”。日本人说到秩序混乱的时候，常说这简直是“非兄非弟”，这跟我们说的非驴非马基本一个意思。在日本人看来，长兄应该很自然地保持其长兄的特质。他们是继承者。外国人在日本多呆一段时间，会感到“日本的长子从小就有一套好像身负重任的不凡气质”。长子的特权有时候与父亲相差无几，尤其长大成人后，弟弟会成为依赖长子生活的人；现在在农村和乡镇，还有这种规则的遗迹。长子留在家中，继承了祖先的产业，次子和三子也许已经走出广阔天地，受到更多现代教育，取得更多收入，而古老的等级制度依然要遵守。
我们在现代政治角斗中也能发现这些习俗的痕迹。1943年春天，陆军发言人就大东亚共荣圈发表了以下看法：“日本是他们的长兄，他们是日本的弟弟，应该让占领区的人民了解这个局面。如果对他们太好，他们心理上会有一种滥用长兄好意的倾向，这对日本的统治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换言之，什么对弟弟有好处应该由当哥哥的决定，弟弟是不应该被宠坏的。
另外，等级制还有一条：女性的地位要比男性低。甚至女性年龄大一些，她的地位依然比不上男性。日本传统女性走路时从来都是跟在丈夫身后；即使她们穿上西服，与丈夫并肩而行，进门还走到丈夫前面，一旦换上和服就得马上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得平静地看着礼物、关怀和教育都被兄弟占有。日本也有一些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但课程重点都放在教导礼仪举止上，智力方面的训练无法与男性学校相比。有个极端的例子，一位女校长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姑娘们说，她们应该学一学欧洲语言，这样将来在收拾丈夫用的书时，才能不用人教就会把书插入书架的恰当位置。
不过，日本妇女其实享受着比亚洲多数国家都大的自由，而且自古以来一直如此，不单单是西方入侵后的现象。她们从未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她们几乎什么地方都可以自由进出，在大街上行走，无须将自己隐藏在深闺里，这些自由让印度女性非常羡慕。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的采购和金钱。钱财短缺时，她必须计算周到，把暂时不用的东西挑出来送进当铺。使唤佣人的是主妇，她对儿子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手掌管家务，指手画脚，好像她从来不曾当过任凭吩咐的小媳妇。
在日本，辈分和性别造成了实质上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不会天然地专横独断。要形容他们，最好说是责任的受托者。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无论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关键事务由他决定，恰当与否，也由他来负责。他并不拥有无条件的权力。他的行动关系对全家的荣誉，任性而为绝对不能成为合格的家长。他必须使儿子及弟兄们能牢记该家族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他们不辜负家产。地位越高，对家族的责任就越重。家族的要求使他有时候不能顾及个人的要求。
各安其位(3)
具体一点儿，遇到大事的时候，家长会召集家族会议，无论地位如何，每个成员都会参与讨论。比如一个孩子要订婚了，家族成员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发表意见。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不会因某个意见来自地位很低的成员就故意忽略。一个妻子或者弟弟的意见有可能变成最终的决定。家长如果无视众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可能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当然，家庭会议也可能作出让当事人很难服从的决定，但此时家长会非常坚决，不容异议。他们这种要求服从的权力与普鲁士那种专横的家长权力不太一样，虽然一样的有强制效果，因为过程由
大家参与，其心理接受程度更大。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故意教导孩子去尊重专制，也不轻易养成对权力屈服的习惯。在当事人看来，无论家长的决定多么苛刻，但那是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宣布的，是以最高价值来要求服从的。它的背后不是暴力，而是对家庭荣誉和利益的忠诚。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都是幼儿时期在家中学习和养成的，然后他（她）带着这个观念进入社会，无论经商从政，都要把它表现出来。他早已习惯于向一个“适得其所”的人表示恰当的礼貌，不管他们在圈子里是否具有真正的影响力。一个妻管严的丈夫或者一个让弟弟拿大主意的哥哥，在正式场合照样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特权在表面上始终维持，不会因为背后另有操纵就被破坏，即使略有走样也很少见。这些习俗，有时候会给那些不在乎正式身份，乐于在背后享受实权的家伙带来进退自如的感觉。因为这样一来他不容易受人注意。日本人通过家庭生活真正弄明白了，一个决定作出以后，其最有力的支持就是全体人员都确信这个决定符合家庭利益，能维护家族声誉。每一个日本人都高度重视自己家庭共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愿意把个人意志从属于这份财富之下；而年长者则被看作这份财富的委托管理者，因此无视他们的安排会被认为是对所有家庭成员的侵犯。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用武力威胁，家中的年长者很少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但家中的等级制运转良好。
其实上述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介绍并不很深入，要想理解日本一家人之间那种强有力的感情纽带，这一点解释远远不够。尤其美国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有标准，理解起来更不容易。日本家庭中那种紧密的粘性本身就很奇怪，它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本书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要知道，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依照阶层划分出来的等级制，与他们在家庭中依照辈分和性别划分的等级制有深刻的相通之处，日本的历史大部分就是等级制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日本从等级模糊的中国吸收生活方式，试图把它们融入自己的等级制文化。日本天皇和宫廷向中国派遣使节，让他们将令人惊叹的高度文明习俗带回来充实日本，这件事他们是用最大的热情去做的。在那之前，日本连正式的文字都没有；之后他们采用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述他们实际上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口头语言。古代日本有一种宗教，说的是四万个神仙镇守山林和村庄，为居住各地的民众带来平安和幸福。这种民间宗教经过无数变迁，逐渐形成了现代日本的神道。到七世纪，日本从中国大举引进佛教，并逐渐把它当作国教。以前日本无论官方还是私人，都没有营造过巨大的永久性建筑，后来天皇仿照中国首都建造了新的奈良，同时兴建的还有许多壮丽的寺院。使节们带来了中国的官阶品级和法律条文，陆续被日本宫廷采用。在世界历史上，日本是惟一的一个主动寻求外国文明，并按自己的计划予以高效率吸收的国家。
说日本按自己的计划来吸收中国文明，最大例子就是他们没有去模仿中国的考试制度。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复制中国那种等级模糊的社会组织，中国的政权岗位是授给那些科举考试合格的官员的；日本则交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构成社会等级制度的主体。日本不断被分割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经常玩弄政治，试图削减对方的势力，许多社会习俗也与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有关。除了中国的官僚制度以外，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的小家族与中国那种把各种职业都吸收进来的大宗族制度。还有，日本没有接受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把皇室称为“云端之人”，除了这个家族以外，谁也不会梦想继承皇位；而中国经常改朝换代。可以这样认为，日本天皇及其宫内大臣引进中国文化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世俗皇帝给人拉下马这回事，也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文化，但这些新的文明为此后几百年间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冲突开辟了道路。他们开始争夺统治权。8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封建领主们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内战。群雄之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成了全国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日本人对高贵血缘的信任再次起作用，“将军”成为世袭，只要源赖朝的子孙就能够控制其他封建领主。天皇已徒具虚名，他的重要性仅在于将军必须接受他的象征性的封赐，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它以武力征服不肯服从的各地领国，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完全听从大名，在动乱的年代中，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大名的生命，组成军队向敌对的大名进攻，或者组成联军向将军的统治发起挑战。
具体一点儿，遇到大事的时候，家长会召集家族会议，无论地位如何，每个成员都会参与讨论。比如一个孩子要订婚了，家族成员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发表意见。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不会因某个意见来自地位很低的成员就故意忽略。一个妻子或者弟弟的意见有可能变成最终的决定。家长如果无视众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可能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当然，家庭会议也可能作出让当事人很难服从的决定，但此时家长会非常坚决，不容异议。他们这种要求服从的权力与普鲁士那种专横的家长权力不太一样，虽然一样的有强制效果，因为过程由
大家参与，其心理接受程度更大。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故意教导孩子去尊重专制，也不轻易养成对权力屈服的习惯。在当事人看来，无论家长的决定多么苛刻，但那是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宣布的，是以最高价值来要求服从的。它的背后不是暴力，而是对家庭荣誉和利益的忠诚。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都是幼儿时期在家中学习和养成的，然后他（她）带着这个观念进入社会，无论经商从政，都要把它表现出来。他早已习惯于向一个“适得其所”的人表示恰当的礼貌，不管他们在圈子里是否具有真正的影响力。一个妻管严的丈夫或者一个让弟弟拿大主意的哥哥，在正式场合照样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特权在表面上始终维持，不会因为背后另有操纵就被破坏，即使略有走样也很少见。这些习俗，有时候会给那些不在乎正式身份，乐于在背后享受实权的家伙带来进退自如的感觉。因为这样一来他不容易受人注意。日本人通过家庭生活真正弄明白了，一个决定作出以后，其最有力的支持就是全体人员都确信这个决定符合家庭利益，能维护家族声誉。每一个日本人都高度重视自己家庭共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愿意把个人意志从属于这份财富之下；而年长者则被看作这份财富的委托管理者，因此无视他们的安排会被认为是对所有家庭成员的侵犯。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用武力威胁，家中的年长者很少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但家中的等级制运转良好。
其实上述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介绍并不很深入，要想理解日本一家人之间那种强有力的感情纽带，这一点解释远远不够。尤其美国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有标准，理解起来更不容易。日本家庭中那种紧密的粘性本身就很奇怪，它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本书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要知道，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依照阶层划分出来的等级制，与他们在家庭中依照辈分和性别划分的等级制有深刻的相通之处，日本的历史大部分就是等级制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日本从等级模糊的中国吸收生活方式，试图把它们融入自己的等级制文化。日本天皇和宫廷向中国派遣使节，让他们将令人惊叹的高度文明习俗带回来充实日本，这件事他们是用最大的热情去做的。在那之前，日本连正式的文字都没有；之后他们采用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述他们实际上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口头语言。古代日本有一种宗教，说的是四万个神仙镇守山林和村庄，为居住各地的民众带来平安和幸福。这种民间宗教经过无数变迁，逐渐形成了现代日本的神道。到七世纪，日本从中国大举引进佛教，并逐渐把它当作国教。以前日本无论官方还是私人，都没有营造过巨大的永久性建筑，后来天皇仿照中国首都建造了新的奈良，同时兴建的还有许多壮丽的寺院。使节们带来了中国的官阶品级和法律条文，陆续被日本宫廷采用。在世界历史上，日本是惟一的一个主动寻求外国文明，并按自己的计划予以高效率吸收的国家。
说日本按自己的计划来吸收中国文明，最大例子就是他们没有去模仿中国的考试制度。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复制中国那种等级模糊的社会组织，中国的政权岗位是授给那些科举考试合格的官员的；日本则交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构成社会等级制度的主体。日本不断被分割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经常玩弄政治，试图削减对方的势力，许多社会习俗也与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有关。除了中国的官僚制度以外，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的小家族与中国那种把各种职业都吸收进来的大宗族制度。还有，日本没有接受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把皇室称为“云端之人”，除了这个家族以外，谁也不会梦想继承皇位；而中国经常改朝换代。可以这样认为，日本天皇及其宫内大臣引进中国文化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世俗皇帝给人拉下马这回事，也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文化，但这些新的文明为此后几百年间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冲突开辟了道路。他们开始争夺统治权。8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封建领主们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内战。群雄之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成了全国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日本人对高贵血缘的信任再次起作用，“将军”成为世袭，只要源赖朝的子孙就能够控制其他封建领主。天皇已徒具虚名，他的重要性仅在于将军必须接受他的象征性的封赐，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它以武力征服不肯服从的各地领国，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完全听从大名，在动乱的年代中，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大名的生命，组成军队向敌对的大名进攻，或者组成联军向将军的统治发起挑战。
各安其位(4)
日本在公元16世纪走到了内战的高潮。几十年动荡不安，后来伟大的武士德川家康打败了所有的敌人，在1603年成了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这个家族统治日本大约260年。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朝代，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威胁下的和平，有效地执行了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制。
但德川家族一开始就有个大麻烦，始终没有妥善解决。一些强藩曾经在内战中反对他，
被打败以后才勉强归顺。这就是所谓“外样大名”。因为日本宗族以藩为纽带，德川不能将他们赶尽杀绝，而是保留了领地和家臣。相对应的，德川的盟友成为“谱代大名”，有权进入权力中枢，也享受德川家族的荣誉。为了维持这个困难的政局，德川的策略就是随时削弱“外样大名”的力量，防止他们联合。结果，为了和平和统治权，德川不仅没有顺应历史去废除封建体制，反而逐渐加强了这个体制。
具体到日本人的生活，德川大力巩固封建等级观念，政府对国民的日常行为作了详细的规定，确保所有人固守本分。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依照世袭身份的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日本有4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知的是“秽多”，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是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鞣制者等。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甚至通过他们居住地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这些人穷得惨不忍睹，除了被批准的这些职业不可能干其他事，正式的组织和社会活动都把他们排斥在外。
比贱民高一个等级的就是商人了。这肯定让美国人吃惊，但绝对是事实。商人牟利必须让物质和人员流通，而德川政府最担心的，就是流通造成的各种敌对势力的联合。实际上，商人阶级就本质来说是封建集权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所封所建就被打破，集权就会衰亡。17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未有过的严峻的锁国令，打算从根本上铲除商人的基础。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商人阶层随之发展。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的船只者，都要处以极刑。而政府准许建造或驾驶的船，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输商品。国内交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各藩藩界均设有关卡，严格禁止商品进出。另有一些法律规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的穿戴、雨伞以及在婚丧时的费用限制。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区域内。法律不保证他们可以免受特权阶层———武士之刀的凌辱。德川氏企图把商人永远置于卑贱地位的政策，在货币经济中无疑要失败，而当时日本早已发展到货币经济时代。
面对无数困难，德川政府努力在维持。武士和农民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阶层，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伟大的名将丰臣秀吉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再不能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从事生产，他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资格，成为寄生阶层一分子，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其俸禄额在德川初年即按照其家格的高低决定。俸禄并不富裕，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对武士来说，如果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俸禄，那就更加头痛。结果，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不过财富对人的影响力太大，武士必须避免穷困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威仪，结果他们形成了一个通行的信条：俭朴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与农民、工匠和商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个阶层是老百姓。武士的配刀不单是装饰，他们对老百姓有拔刀的权力，刀是其特权和阶层的标志。不过这并非德川的首创，德川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传统。幕府颁布的法律规定：“对武士无礼的庶民，可即斩杀。”在他正式的法律中，庶民与武士各自有详尽的义务和行为准则，两大阶层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距离；但在他临时颁布的法律中，又为僵硬的等级制增加了弹性，为两个阶层一再架起了桥梁。
在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舞刀弄剑，他们日益成为藩主财产的管理人及各种风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的能乐、茶道等。他们处理各种文书，用巧妙的政治手腕执行主人的意志。200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长的岁月，几乎没有像样的使用武功和战略的机会。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逐渐发达并开始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拔刀应战，但又在无聊的日子中，发展出非常精细的艺术品位
日本在公元16世纪走到了内战的高潮。几十年动荡不安，后来伟大的武士德川家康打败了所有的敌人，在1603年成了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这个家族统治日本大约260年。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朝代，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威胁下的和平，有效地执行了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制。
但德川家族一开始就有个大麻烦，始终没有妥善解决。一些强藩曾经在内战中反对他，
被打败以后才勉强归顺。这就是所谓“外样大名”。因为日本宗族以藩为纽带，德川不能将他们赶尽杀绝，而是保留了领地和家臣。相对应的，德川的盟友成为“谱代大名”，有权进入权力中枢，也享受德川家族的荣誉。为了维持这个困难的政局，德川的策略就是随时削弱“外样大名”的力量，防止他们联合。结果，为了和平和统治权，德川不仅没有顺应历史去废除封建体制，反而逐渐加强了这个体制。
具体到日本人的生活，德川大力巩固封建等级观念，政府对国民的日常行为作了详细的规定，确保所有人固守本分。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依照世袭身份的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日本有4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知的是“秽多”，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是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鞣制者等。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甚至通过他们居住地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这些人穷得惨不忍睹，除了被批准的这些职业不可能干其他事，正式的组织和社会活动都把他们排斥在外。
比贱民高一个等级的就是商人了。这肯定让美国人吃惊，但绝对是事实。商人牟利必须让物质和人员流通，而德川政府最担心的，就是流通造成的各种敌对势力的联合。实际上，商人阶级就本质来说是封建集权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所封所建就被打破，集权就会衰亡。17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未有过的严峻的锁国令，打算从根本上铲除商人的基础。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商人阶层随之发展。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的船只者，都要处以极刑。而政府准许建造或驾驶的船，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输商品。国内交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各藩藩界均设有关卡，严格禁止商品进出。另有一些法律规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的穿戴、雨伞以及在婚丧时的费用限制。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区域内。法律不保证他们可以免受特权阶层———武士之刀的凌辱。德川氏企图把商人永远置于卑贱地位的政策，在货币经济中无疑要失败，而当时日本早已发展到货币经济时代。
面对无数困难，德川政府努力在维持。武士和农民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阶层，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伟大的名将丰臣秀吉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再不能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从事生产，他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资格，成为寄生阶层一分子，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其俸禄额在德川初年即按照其家格的高低决定。俸禄并不富裕，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对武士来说，如果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俸禄，那就更加头痛。结果，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不过财富对人的影响力太大，武士必须避免穷困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威仪，结果他们形成了一个通行的信条：俭朴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与农民、工匠和商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个阶层是老百姓。武士的配刀不单是装饰，他们对老百姓有拔刀的权力，刀是其特权和阶层的标志。不过这并非德川的首创，德川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传统。幕府颁布的法律规定：“对武士无礼的庶民，可即斩杀。”在他正式的法律中，庶民与武士各自有详尽的义务和行为准则，两大阶层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距离；但在他临时颁布的法律中，又为僵硬的等级制增加了弹性，为两个阶层一再架起了桥梁。
在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舞刀弄剑，他们日益成为藩主财产的管理人及各种风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的能乐、茶道等。他们处理各种文书，用巧妙的政治手腕执行主人的意志。200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长的岁月，几乎没有像样的使用武功和战略的机会。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逐渐发达并开始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拔刀应战，但又在无聊的日子中，发展出非常精细的艺术品位
各安其位(5)
农民不是贵族阶层，他们对武士的欺凌只能逆来顺受，沉重的赋税也颇让人喘不过气，而且他们经营其他事务会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但法律对他们的某些重要权利严加保护。比如，德川统治时期禁止永久的土地转让，使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非常牢固。在日本，有土地就有威望。不过农民得养活整个上层社会，而这个阶层数量大约有200万。他们要交实物税。同样是水稻产区，泰国的传统赋税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40％，实际交纳的还要高。有些高产区的藩主收去农民一年所得的80％。此外还经常有强迫徭役和无偿服务，消耗农
民的精力和时间。结果，农民和武士一样，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整个德川时代，日本的人口增长几乎是停滞的。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这样的人口停滞很说明问题。不过，每个等级都对下级承担着具体的义务，如果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表示不满。
极度贫困的农民时常起而反抗。有时候是针对封建领主，有时候直接针对幕府当局。德川时代的256年间，此类农民起义不下1000次。他们一般不反对沉重的40％的赋税，而是抗议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的赋税。因为无法忍受，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藩主，但请愿和裁判都是有秩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求免除苛政的请愿书，递交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扣压或者领主不予理睬，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将军。在一些著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拦截幕府高官的车驾，确保状子不被扣压。农民此举风险很大，幕府首脑一般首先解决当前问题，而后则追究农民领袖。一般而言，幕府的判决有半数倾向于农民的利益。当局看来，农民的请愿可能正当也可能是无理取闹，需要评判，而且正当的要求应该尊重。但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已触犯等级制度的严峻法令。即使判决倾向于农民，但农民领袖应该判处死刑，斗争的目的再正确也必须死。甚至农民领袖自己也承认这种无法改变的命运。被处死的人是农民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目睹首脑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者钉上木架。他们不会暴动，而是在事后建祠堂，把领袖们作为殉难烈士供奉起来。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很残忍，不公平，但法令和秩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必须接受。
多年来幕府一直努力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大名在每个藩中处于最高地位，将军在行政上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控制大名。他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间结盟，甚至未经将军许可，大名不许互相通婚。各个领地之间经商受到严重阻碍，哨卡林立，彼此甚至不准架桥。幕府严禁大名“出女入炮”，就是私运妇女或者偷运武器入境。将军还派了许多密探了解各个大名的财政状况，一旦某个大名金库充实，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大型的土木建筑工程，把他多余的钱全都花掉。各种规定中最有名的一项就是，每年之中，大名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当他返回自己的领地时，也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幕府费尽心机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使日本保持基本的平静，没有走向中国改朝换代的轮回。
当然，将军不是这个等级制金字塔的尖端，他是奉天皇之命来掌权的。天皇才是最高等级，但他和他的宫廷世袭公卿贵族隐居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收入甚至比不上最小的大名，宫廷的一切仪式都由幕府严格制定。尽管如此，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废掉天皇。他把他隐藏得如此隐秘，德川幕府即将崩溃的时候，打开日本大门的佩里将军也没有想到将军的背后还有一位天皇。美国第一任驻日使节哈里斯于1858年和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时，也得依靠自己去发现天皇的存在。
追寻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我们得隔远一点儿看。泛太平洋地区一直有一个“神圣首领”的概念，他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只是个象征，但他本人是神圣的。在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首领绝对不可冒犯，以至他不能亲自取食而必须由专人喂食。这个喂食的汤匙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由人抬送，因为凡是经过他神圣的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自动地成为圣地，而为神圣首领所占。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任何人都不能摸。他可以跟部落诸神直接对话，凡人则听不到，看不见。在某些太平洋岛屿，比如汤加岛或西萨摩亚，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世俗首领掌管权力，经营一切，而神圣首领只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他要在果园中接受第一颗成熟的果实，完成复杂的仪式过程，然后人们才敢吃这些果实。神圣首领去世的时候，人们用“天堂空虚了”这种词句来宣告，并在庄严的仪式中抬入巨大的坟墓。因为他与世俗隔绝，为人左右，因此有些旅行家认为，神圣首领成了世俗军事首领的某种政治犯。日本天皇在幕府时期，与汤加的情况非常相似。
不过天皇虽然被军事领袖架空，没有政治权利，但日本人心目中有他一个恰当的地位。日本人看待天皇并不以其政治业绩为标准。在大将军统治日本的许多个世纪中，日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天皇和他的宫廷。只有用西方人的眼光才觉得天皇是多余的。在日本人看来，从天皇到贱民，每一个等级都有他独特的作用，都不可缺少。
农民不是贵族阶层，他们对武士的欺凌只能逆来顺受，沉重的赋税也颇让人喘不过气，而且他们经营其他事务会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但法律对他们的某些重要权利严加保护。比如，德川统治时期禁止永久的土地转让，使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非常牢固。在日本，有土地就有威望。不过农民得养活整个上层社会，而这个阶层数量大约有200万。他们要交实物税。同样是水稻产区，泰国的传统赋税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40％，实际交纳的还要高。有些高产区的藩主收去农民一年所得的80％。此外还经常有强迫徭役和无偿服务，消耗农
民的精力和时间。结果，农民和武士一样，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整个德川时代，日本的人口增长几乎是停滞的。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这样的人口停滞很说明问题。不过，每个等级都对下级承担着具体的义务，如果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表示不满。
极度贫困的农民时常起而反抗。有时候是针对封建领主，有时候直接针对幕府当局。德川时代的256年间，此类农民起义不下1000次。他们一般不反对沉重的40％的赋税，而是抗议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的赋税。因为无法忍受，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藩主，但请愿和裁判都是有秩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求免除苛政的请愿书，递交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扣压或者领主不予理睬，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将军。在一些著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拦截幕府高官的车驾，确保状子不被扣压。农民此举风险很大，幕府首脑一般首先解决当前问题，而后则追究农民领袖。一般而言，幕府的判决有半数倾向于农民的利益。当局看来，农民的请愿可能正当也可能是无理取闹，需要评判，而且正当的要求应该尊重。但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已触犯等级制度的严峻法令。即使判决倾向于农民，但农民领袖应该判处死刑，斗争的目的再正确也必须死。甚至农民领袖自己也承认这种无法改变的命运。被处死的人是农民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目睹首脑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者钉上木架。他们不会暴动，而是在事后建祠堂，把领袖们作为殉难烈士供奉起来。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很残忍，不公平，但法令和秩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必须接受。
多年来幕府一直努力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大名在每个藩中处于最高地位，将军在行政上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控制大名。他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间结盟，甚至未经将军许可，大名不许互相通婚。各个领地之间经商受到严重阻碍，哨卡林立，彼此甚至不准架桥。幕府严禁大名“出女入炮”，就是私运妇女或者偷运武器入境。将军还派了许多密探了解各个大名的财政状况，一旦某个大名金库充实，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大型的土木建筑工程，把他多余的钱全都花掉。各种规定中最有名的一项就是，每年之中，大名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当他返回自己的领地时，也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幕府费尽心机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使日本保持基本的平静，没有走向中国改朝换代的轮回。
当然，将军不是这个等级制金字塔的尖端，他是奉天皇之命来掌权的。天皇才是最高等级，但他和他的宫廷世袭公卿贵族隐居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收入甚至比不上最小的大名，宫廷的一切仪式都由幕府严格制定。尽管如此，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废掉天皇。他把他隐藏得如此隐秘，德川幕府即将崩溃的时候，打开日本大门的佩里将军也没有想到将军的背后还有一位天皇。美国第一任驻日使节哈里斯于1858年和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时，也得依靠自己去发现天皇的存在。
追寻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我们得隔远一点儿看。泛太平洋地区一直有一个“神圣首领”的概念，他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只是个象征，但他本人是神圣的。在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首领绝对不可冒犯，以至他不能亲自取食而必须由专人喂食。这个喂食的汤匙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由人抬送，因为凡是经过他神圣的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自动地成为圣地，而为神圣首领所占。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任何人都不能摸。他可以跟部落诸神直接对话，凡人则听不到，看不见。在某些太平洋岛屿，比如汤加岛或西萨摩亚，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世俗首领掌管权力，经营一切，而神圣首领只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他要在果园中接受第一颗成熟的果实，完成复杂的仪式过程，然后人们才敢吃这些果实。神圣首领去世的时候，人们用“天堂空虚了”这种词句来宣告，并在庄严的仪式中抬入巨大的坟墓。因为他与世俗隔绝，为人左右，因此有些旅行家认为，神圣首领成了世俗军事首领的某种政治犯。日本天皇在幕府时期，与汤加的情况非常相似。
不过天皇虽然被军事领袖架空，没有政治权利，但日本人心目中有他一个恰当的地位。日本人看待天皇并不以其政治业绩为标准。在大将军统治日本的许多个世纪中，日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天皇和他的宫廷。只有用西方人的眼光才觉得天皇是多余的。在日本人看来，从天皇到贱民，每一个等级都有他独特的作用，都不可缺少。
各安其位(6)
日本政府在75年前宣告封建制度结束。但根深蒂固的民族风俗不是谁宣布结束就能结束的。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日本的政治领袖是如何谨慎地构造现代日本，期望这个国家能保留大量的传统，以免丧失自身的特性的。尽管整个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但日本人不可能一下子变成西方人。他们在几百年里已经习惯了法律和秩序，习惯了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铁腕手段。他们在内心深处相信，细致繁琐的等级规则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已知领域之内，认真履行精细分配的义务，那么他们是能够信赖这个世界的。盗贼无处躲藏，
内战受到制止，人们只要能证明他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申诉并期望得到补偿。历代德川将军中最开明者曾经设置过控诉箱，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议扔进箱子里，只有将军本人才有打开这个箱子的钥匙。在日本，粗鲁的侵犯能得到有力的制止，只要这种行为越出约定俗成的规则。人们非常相信这些规范，大家都知道，只要遵守它，就能得到安全。
人们衡量彼此的勇气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对或修改这些规范，而是看他是否与规范保持一致，是否奋力捍卫这些规则的尊严。要知道这些规则可不是摩西十诫中那些模糊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非常具体而详细的规定。这种场合该如何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如何。武士此时该怎么做，平民该怎么做，兄长该说什么，弟弟又该说什么，等等。
世界上不是只有日本人实行过等级制度，但日本没有像其他一些生活在强力控制之下的民族一样，变得温顺怯懦。这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考虑到，都享受着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让他们垄断自己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得到当局的承认。而作为合法团体，当贱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有适当的通道进行申诉。虽然每个阶层都很不如意，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大家又都信赖这一秩序，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安全。而且日本的等级限制具有一种区别于印度种姓制度的弹性。他们有一整套明确合法的手段对制度进行微调，任何人都觉得这样做不会违反常规。一个人可以有好几种办法改变自己的等级身份。随着货币经济的逐渐发展，高利贷者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时候富人就使用各种合乎传统的办法使自己跻身上流社会。他们把还不起钱的农民的土地扣押下来，等待他还债，自己就变成了“地主”。农民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在赎回土地之前，得向高利贷者按时交纳高昂的地租。这些富人的子女还与贫困的武士通婚，俨然成为武士的岳丈，顺利地把自己的家庭拉到贵族阶层。
还有一个办法是过继和收养。富人们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结果亲生父母与高贵的养父母就结为亲戚；他们也让自己的孩子入赘到武士阶层，一样有效。虽然，日本人入赘的代价很大，他必须放弃生父家的身份，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并随妻子的姓氏。但这样一来商人的后代成了武士，并获得武士的财产继承权。武士因为处于寄生地位，往往穷困拮据，给富人提升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大量机会。
因为日本的等级制度没有限制不同阶层的人互相通婚，就为阶层之间的血缘流通提供了合法而宽阔的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年代，富人成批地渗入下层武士阶层。这种情况与欧洲很不一样。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是剧烈的，整个制度受到了一个逐渐发展的强大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完整地统治了现代工业，悍然挑战城堡和重骑兵。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整齐的中产阶级，因为商人和高利贷者都以合法的手段进入了上层社会，他们与原来的上层社会结成了自然而然的联盟。结果欧洲在工厂主的重压下苟延残喘，而日本反而没有阶级之间血腥斗争的迹象。这一点，非常令人惊奇。
因此，看起来非常细微的差别产生了重大的、迥然不同的结果，欧洲的阶级在大尺度上固定住了，像法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就爆发了激烈冲突，贵族的财产乃至生命都会被剥夺；而日本，因为阶层之间关系较近，就没有产生壁垒分明的冲突。推翻老迈腐朽的幕府政权是谁？是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共同完成的。日本直到近代一直保留着贵族制度，如果没有这种温和的阶级流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见繁琐细致的行为规范和等级制度有一些值得信赖的理由，日本人喜欢这一套制度，而从历史的大范围来看，它确实保证了许多利益，减少了流血。说它给予安全，在许多地方是有理有据的。
在德川幕府于19世纪后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连“1848年式的革命”也没有发生。然而，形势已无可挽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森严的等级几乎同时受到了来自金钱的压力。从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无法维持。财政窘迫的大名无力支付其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已只能供人嘲弄。他们企图靠对农民增课已经很重的赋税来避免沦亡，还经常提前征收，使农民贫困到极点。幕府也濒临破产。当1853年佩里司令官率舰队前来之时，日本国内危机已很严重。在他强行闯入日本之后，于1858年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日本恰好处于封建危机的顶峰，日本民众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国家面对外国的粗暴入侵，竟然无力抵抗。幕府成了全体指责的目标。
日本政府在75年前宣告封建制度结束。但根深蒂固的民族风俗不是谁宣布结束就能结束的。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日本的政治领袖是如何谨慎地构造现代日本，期望这个国家能保留大量的传统，以免丧失自身的特性的。尽管整个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但日本人不可能一下子变成西方人。他们在几百年里已经习惯了法律和秩序，习惯了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铁腕手段。他们在内心深处相信，细致繁琐的等级规则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已知领域之内，认真履行精细分配的义务，那么他们是能够信赖这个世界的。盗贼无处躲藏，
内战受到制止，人们只要能证明他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申诉并期望得到补偿。历代德川将军中最开明者曾经设置过控诉箱，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议扔进箱子里，只有将军本人才有打开这个箱子的钥匙。在日本，粗鲁的侵犯能得到有力的制止，只要这种行为越出约定俗成的规则。人们非常相信这些规范，大家都知道，只要遵守它，就能得到安全。
人们衡量彼此的勇气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对或修改这些规范，而是看他是否与规范保持一致，是否奋力捍卫这些规则的尊严。要知道这些规则可不是摩西十诫中那些模糊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非常具体而详细的规定。这种场合该如何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如何。武士此时该怎么做，平民该怎么做，兄长该说什么，弟弟又该说什么，等等。
世界上不是只有日本人实行过等级制度，但日本没有像其他一些生活在强力控制之下的民族一样，变得温顺怯懦。这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考虑到，都享受着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让他们垄断自己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得到当局的承认。而作为合法团体，当贱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有适当的通道进行申诉。虽然每个阶层都很不如意，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大家又都信赖这一秩序，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安全。而且日本的等级限制具有一种区别于印度种姓制度的弹性。他们有一整套明确合法的手段对制度进行微调，任何人都觉得这样做不会违反常规。一个人可以有好几种办法改变自己的等级身份。随着货币经济的逐渐发展，高利贷者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时候富人就使用各种合乎传统的办法使自己跻身上流社会。他们把还不起钱的农民的土地扣押下来，等待他还债，自己就变成了“地主”。农民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在赎回土地之前，得向高利贷者按时交纳高昂的地租。这些富人的子女还与贫困的武士通婚，俨然成为武士的岳丈，顺利地把自己的家庭拉到贵族阶层。
还有一个办法是过继和收养。富人们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结果亲生父母与高贵的养父母就结为亲戚；他们也让自己的孩子入赘到武士阶层，一样有效。虽然，日本人入赘的代价很大，他必须放弃生父家的身份，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并随妻子的姓氏。但这样一来商人的后代成了武士，并获得武士的财产继承权。武士因为处于寄生地位，往往穷困拮据，给富人提升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大量机会。
因为日本的等级制度没有限制不同阶层的人互相通婚，就为阶层之间的血缘流通提供了合法而宽阔的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年代，富人成批地渗入下层武士阶层。这种情况与欧洲很不一样。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是剧烈的，整个制度受到了一个逐渐发展的强大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完整地统治了现代工业，悍然挑战城堡和重骑兵。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整齐的中产阶级，因为商人和高利贷者都以合法的手段进入了上层社会，他们与原来的上层社会结成了自然而然的联盟。结果欧洲在工厂主的重压下苟延残喘，而日本反而没有阶级之间血腥斗争的迹象。这一点，非常令人惊奇。
因此，看起来非常细微的差别产生了重大的、迥然不同的结果，欧洲的阶级在大尺度上固定住了，像法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就爆发了激烈冲突，贵族的财产乃至生命都会被剥夺；而日本，因为阶层之间关系较近，就没有产生壁垒分明的冲突。推翻老迈腐朽的幕府政权是谁？是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共同完成的。日本直到近代一直保留着贵族制度，如果没有这种温和的阶级流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见繁琐细致的行为规范和等级制度有一些值得信赖的理由，日本人喜欢这一套制度，而从历史的大范围来看，它确实保证了许多利益，减少了流血。说它给予安全，在许多地方是有理有据的。
在德川幕府于19世纪后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连“1848年式的革命”也没有发生。然而，形势已无可挽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森严的等级几乎同时受到了来自金钱的压力。从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无法维持。财政窘迫的大名无力支付其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已只能供人嘲弄。他们企图靠对农民增课已经很重的赋税来避免沦亡，还经常提前征收，使农民贫困到极点。幕府也濒临破产。当1853年佩里司令官率舰队前来之时，日本国内危机已很严重。在他强行闯入日本之后，于1858年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日本恰好处于封建危机的顶峰，日本民众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国家面对外国的粗暴入侵，竟然无力抵抗。幕府成了全体指责的目标。
各安其位(7)
立刻，口号响彻了日本———“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复古”。这种口号无论怎么说也不是革命，甚至也不是进步的。与“尊王”这个口号连在一起并同样广为流行的口号是“攘夷”。国民支持回到锁国政策黄金时代的政治纲领。极少数领导人懂得这条道路是如何行不通，他们努力奋斗，却被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表明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启动大规模的变革，会顺应极其陌生的西方模式，更不用说50年后竟能与西方强国一争雌雄。但这一切居然成为现实。日本发挥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固有长处，达到了极高的目标。可
以说他们完成的业绩甚至超过其本国精英和激进舆论所提出过的最高要求。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因为当时地平线上哪怕巴掌大的乌云都没有升起，可以让高人预示几十年后会有一股风暴横扫列岛。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日本依靠自己愚昧落后、被等级制度压得半死不活的民众，突然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立刻，口号响彻了日本———“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复古”。这种口号无论怎么说也不是革命，甚至也不是进步的。与“尊王”这个口号连在一起并同样广为流行的口号是“攘夷”。国民支持回到锁国政策黄金时代的政治纲领。极少数领导人懂得这条道路是如何行不通，他们努力奋斗，却被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表明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启动大规模的变革，会顺应极其陌生的西方模式，更不用说50年后竟能与西方强国一争雌雄。但这一切居然成为现实。日本发挥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固有长处，达到了极高的目标。可
以说他们完成的业绩甚至超过其本国精英和激进舆论所提出过的最高要求。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因为当时地平线上哪怕巴掌大的乌云都没有升起，可以让高人预示几十年后会有一股风暴横扫列岛。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日本依靠自己愚昧落后、被等级制度压得半死不活的民众，突然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明治维新(1)
“尊王攘夷”的战斗口号回荡在列岛，宣告日本进入了近代历史。这一口号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要让日本免受外国欺凌，打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恢复到公元十世纪的黄金时代。位于京都的天皇朝廷的所作所为，与这个口号的内涵基本相左。在天皇支持者心目中，“尊王攘夷”就是要把外国人打败，逐出日本。列岛没有一个外国人最好。他们还要恢复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剥夺“改革派”在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这群倒幕派拥有不俗的军事力量，其主力是强大的“外样大名”。他们想通过王政复古取代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只要求
换一下当权者。农民也参与了，他们盼望多保留一些自己收获的稻米，却也讨厌“改革”。武士阶层则希望保持俸禄，并能挥刀上阵建立功勋。在财政上支持王政复古的商人们，则希望推行重商主义，却从来不觉得封建制度有什么不对。
1868年，倒幕势力夺取了胜利，宣告王政复古，幕府的统治结束。当时的西方人看日本，都认为即将推行的是岛国主义，一种极为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但新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它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大名在各个领地的收税权。但这种剥夺不是无偿的，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正常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还免去他们豢养武士和兴建公共建筑的费用。武士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在以后的五年中，又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措施十分认真，标志不同等级的服饰和装备被取消了，还颁布了著名的“散发令”，使贱民得到解放，不再固守自己的传统职业。政府取消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撤消了各地的关卡，废除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1876年，又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禄折成公债，一次性发还。该公债在5到10年内可兑现成现金。这笔巨款加上其原有财产，使他们有可能创办新式的工业企业。日本的工商业主与封建贵族一开始就合二为一，使未来本会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消于无形之中。
新生的明治政府动作迅猛，发起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这些政策很不得人心。当时的普通民众对征韩计划远比这些措施更有热情。明治政府则不仅没有动摇其彻底改革的方针，而且坚决地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绝大多数为建立明治政府而奋战的人深感失望。1877年，这些对立派团结在西乡隆盛的旗下，向政府发动了进攻。他的军队代表着“尊王攘夷”和维持封建制度的全部愿望，其叛乱的合法性，就是明治政府在王政复古的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政府招募了一支由平民组成的义勇军，打败了西乡隆盛的武士和贵族的联军。这次战争足以表明，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遇到多大阻力。
农民对政府也很不满意。明治的最初10年间，至少爆发了190次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采取措施，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也难怪，这么缓慢的步骤，农民认为政府肯定忘掉了他们应得的利益。农民们还反对建立学校，反对征兵制，反对重新丈量土地，反对散发令给贱民带来的平等待遇，反对官方限制佛教、改用公历。可以说凡是改变他们早已经习惯的生活的政策，他们都反对。
那么，大家都在跟改革唱反调，谁又在支持它呢？是谁最后撑住了局面呢？是那个允许等级间通婚的法令所造成的特殊阶层，是那些彼此结成亲戚朋友的商人和下层武士。这些人要么为大名打理产业，要么自己经商，经营过各种不同的事业，也磨练了不俗的政治手腕。他们熟悉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富于信心的干练人才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出谋划策并组织实施。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级，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精明能干并且敢于行动。19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其国力之衰弱犹如今日之泰国，怎么产生了一批洞察形势的领导人，成功地推行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大事业？要知道这次尝试超过任何民族所曾经历过的尝试。这些领导人的长处和短处都来源于传统的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本书的主题就是要探讨这种民族特性过去如何，现在又如何。这里，我们只能先了解一下明治时代的精锐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采用哪个“主义”，从未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他们并不是偶像破坏者，既没有把封建阶级骂得一无是处，也没有剥夺其财产，而是诱之以厚禄，使他们转而永远支持政府。他们终于改善了农民的境遇。之所以晚了十年，与其说是出于阶级立场拒绝农民的要求，还不如说国家当时穷得厉害，想照顾到却无法实行。
首先得说明，这些政治家没打算废除等级制度，只是觉得制度上有缺陷，需要调整。得给各类人群一个新的位置。“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王政复古后的政治家又废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为了向国民推行他们的卓越政纲，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们交替使用施加压力和给予恩惠的办法，以求贯彻改革方针。但是，在公共舆论不赞成改用太阳历、设立公共学校及废除对秽多贱民的不平等待遇等等时，他们根本不予理睬。
“尊王攘夷”的战斗口号回荡在列岛，宣告日本进入了近代历史。这一口号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要让日本免受外国欺凌，打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恢复到公元十世纪的黄金时代。位于京都的天皇朝廷的所作所为，与这个口号的内涵基本相左。在天皇支持者心目中，“尊王攘夷”就是要把外国人打败，逐出日本。列岛没有一个外国人最好。他们还要恢复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剥夺“改革派”在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这群倒幕派拥有不俗的军事力量，其主力是强大的“外样大名”。他们想通过王政复古取代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只要求
换一下当权者。农民也参与了，他们盼望多保留一些自己收获的稻米，却也讨厌“改革”。武士阶层则希望保持俸禄，并能挥刀上阵建立功勋。在财政上支持王政复古的商人们，则希望推行重商主义，却从来不觉得封建制度有什么不对。
1868年，倒幕势力夺取了胜利，宣告王政复古，幕府的统治结束。当时的西方人看日本，都认为即将推行的是岛国主义，一种极为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但新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它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大名在各个领地的收税权。但这种剥夺不是无偿的，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正常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还免去他们豢养武士和兴建公共建筑的费用。武士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在以后的五年中，又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措施十分认真，标志不同等级的服饰和装备被取消了，还颁布了著名的“散发令”，使贱民得到解放，不再固守自己的传统职业。政府取消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撤消了各地的关卡，废除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1876年，又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禄折成公债，一次性发还。该公债在5到10年内可兑现成现金。这笔巨款加上其原有财产，使他们有可能创办新式的工业企业。日本的工商业主与封建贵族一开始就合二为一，使未来本会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消于无形之中。
新生的明治政府动作迅猛，发起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这些政策很不得人心。当时的普通民众对征韩计划远比这些措施更有热情。明治政府则不仅没有动摇其彻底改革的方针，而且坚决地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绝大多数为建立明治政府而奋战的人深感失望。1877年，这些对立派团结在西乡隆盛的旗下，向政府发动了进攻。他的军队代表着“尊王攘夷”和维持封建制度的全部愿望，其叛乱的合法性，就是明治政府在王政复古的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政府招募了一支由平民组成的义勇军，打败了西乡隆盛的武士和贵族的联军。这次战争足以表明，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遇到多大阻力。
农民对政府也很不满意。明治的最初10年间，至少爆发了190次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采取措施，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也难怪，这么缓慢的步骤，农民认为政府肯定忘掉了他们应得的利益。农民们还反对建立学校，反对征兵制，反对重新丈量土地，反对散发令给贱民带来的平等待遇，反对官方限制佛教、改用公历。可以说凡是改变他们早已经习惯的生活的政策，他们都反对。
那么，大家都在跟改革唱反调，谁又在支持它呢？是谁最后撑住了局面呢？是那个允许等级间通婚的法令所造成的特殊阶层，是那些彼此结成亲戚朋友的商人和下层武士。这些人要么为大名打理产业，要么自己经商，经营过各种不同的事业，也磨练了不俗的政治手腕。他们熟悉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富于信心的干练人才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出谋划策并组织实施。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级，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精明能干并且敢于行动。19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其国力之衰弱犹如今日之泰国，怎么产生了一批洞察形势的领导人，成功地推行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大事业？要知道这次尝试超过任何民族所曾经历过的尝试。这些领导人的长处和短处都来源于传统的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本书的主题就是要探讨这种民族特性过去如何，现在又如何。这里，我们只能先了解一下明治时代的精锐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采用哪个“主义”，从未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他们并不是偶像破坏者，既没有把封建阶级骂得一无是处，也没有剥夺其财产，而是诱之以厚禄，使他们转而永远支持政府。他们终于改善了农民的境遇。之所以晚了十年，与其说是出于阶级立场拒绝农民的要求，还不如说国家当时穷得厉害，想照顾到却无法实行。
首先得说明，这些政治家没打算废除等级制度，只是觉得制度上有缺陷，需要调整。得给各类人群一个新的位置。“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王政复古后的政治家又废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为了向国民推行他们的卓越政纲，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们交替使用施加压力和给予恩惠的办法，以求贯彻改革方针。但是，在公共舆论不赞成改用太阳历、设立公共学校及废除对秽多贱民的不平等待遇等等时，他们根本不予理睬。
明治维新(2)
自上而下的改革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1889年天皇赐予人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表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设立了议会。这部宪法是阁下们对西方宪法进行了研究和批判之后精心拟订的。宪法起草者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步骤，防止人民在这个关键阶段弄出乱子，或者通过舆论横加干扰。负责起草宪法的是隶属皇宫的一个局，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说明那些阁下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1880年，宪法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孝允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的意见。经过漫长的交谈，斯宾塞写了意
见寄致伊藤。关于等级制，斯宾塞写道：日本在其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无以伦比的、国民福利的基础，应当加以维护、培育。他说，对长辈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可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中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此信支持阁下们心中的信念，明治的大政治家们十分满意。显然，他们力图维护等级制度的一切可能的优点，不打算在将来失去它的帮助。
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明治的政治家们明确规定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各安其位”的义务。整个安排，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具体内容来讲，都与美国、英国截然不同。面对如此众多的差异，我们经常会忽视最基本的要点。这一要点，在我们举了足够的例子后，会着重指出。
上面是有力的统治，公众舆论不能强迫它改变举措。政府掌握在上层人物手中，靠选举产生的人物也不能影响他们。在这一阶层中，人民没有发言权。在1940年，政府最高层都是一些随时可以“谒见”天皇的重臣、顾问、阁僚、府县知事、法官、各局长官及其他高官。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是无法达到这样高的地位的。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对遴选、任命内阁成员及大藏省或运输局长就更说不上有什么发言权。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意见，虽然有对政府高官提出质询或批评的特权，但对任命、决策或预算等无可奈何。日本也没有法律的创议制。众议院还受到由不经选举产生的贵族院的制约，贵族院议员中贵族占半数，另有四分之一由天皇敕选。贵族院对法律的批准权与众议院几乎相等。整个规则严密无情，颇有实效。
这能保证日本政府中的高级职位都掌握在“阁下”们手中。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在“各安其位”的体制下没有自治。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上面的权力总在向下伸展，而在中途与下面的地方自治权碰上，随时会擦出争议的火花。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则在于民主范围达到什么程度，地方的领导是否能对整个地方共同体负责，会不会被地方势力所垄断以致损害广泛的公众利益。德川时代的日本就像中国一样，最小的单位约5至10户，后来被称作“邻组”，这是居民中最小的责任单位。“邻组”的组长，对组内事情有领导权，保证组内成员行为端正，遇有可疑行为必须报告，发现在逃犯则要交给政府。明治政治家们最初废除了这一套，后来又恢复。在市镇中，政府有时积极培植“邻组”，但在今日农村中则几乎已经不起什么作用，较之更为重要的单位是“部落”。部落既没有被废除，也没有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编入政府体系。它是国家权力尚未涉及的领域。这种由15户左右的人家组成的部落，直至今日，每年更换部落长，仍在发挥着组织的机能。部落长的任务是管理部落的财产；组织部落对遇丧或遭受火灾的家庭给予援助；安排耕作、盖房、修路等公共作业的适当日程，遇有火警则负责振铃；休息日则敲钟击梆，以示通告。日本的部落长，与其他亚洲国家不一样，不负责征收国家赋税。因此，他们所处的地位没有什么矛盾，是在民主责任范围内发挥作用。
近代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市、町、村三个级别，由公选的“长者”们推选一位头头。在农村，这个头头常常是一位老人，一位拥有土地的农民家族中的长者。当了村长后，经济上不会有什么好处，却相当有权势。他与其他长者共同管理村里的财政、公共卫生、学校，特别是财产登记和了解每个人的情况。村公所是个相当繁忙的地方，它负责管理国家拨来的小学教育补助费，征集由本村负担、数额远比国家补助费要大的教育经费并监督其收支，管理村落共有财产及其租贷，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以及登记一切财产买卖；而财产买卖也必须在村公所正式登记后才算合法。村公所要求本村居民必须及时登记其住址、婚姻、子女出生、过继和收养、前科以及其他资料。对于每户家庭，也都要保管同样的材料。不管任何地方，此类材料都可以从该地提供给那个人的原籍村公所并记入他的册籍。一个人在申请就业或接受审判，或因需要证明其身份时，他必须给他的原籍市、町、村公所写信，或者自己亲自回去，取得一份本人材料的副本，交给有关方面。所以人们是绝不轻易给自己或家庭留下不好的记录的。
因此，市、町、村负有巨大责任。1920年代，日本出现了全国性政党。这在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会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交替。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行政机构却丝毫不受影响，仍然由“长者”们领导，为政府服务。不过，地方行政机构在以下三个方面没有自治权。这就是：一切法官均由国家任命，警官和教员都是国家雇员。由于日本的民事诉讼几乎一直是通过调停或仲裁来解决的，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倒是警官更重要一些，每逢有临时集会，他们必须到场。但是，这种任务是不常有的，多数时间用在记录有关居民身份和财产上。政府常常把警官从一处调到另一处，保持其局外人的地位，避免腐败。学校的教员也常有调动。国家对学校的规定十分严密。日本和法国一样，每个学校在同一天都用同样的教科书，上同样的课，每个学校每天早晨都在同一时间，在同样的广播伴奏下，做着同样的早操。市、町、村共同体对学校、警察和法院，不能行使自治权。
自上而下的改革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1889年天皇赐予人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表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设立了议会。这部宪法是阁下们对西方宪法进行了研究和批判之后精心拟订的。宪法起草者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步骤，防止人民在这个关键阶段弄出乱子，或者通过舆论横加干扰。负责起草宪法的是隶属皇宫的一个局，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说明那些阁下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1880年，宪法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孝允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的意见。经过漫长的交谈，斯宾塞写了意
见寄致伊藤。关于等级制，斯宾塞写道：日本在其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无以伦比的、国民福利的基础，应当加以维护、培育。他说，对长辈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可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中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此信支持阁下们心中的信念，明治的大政治家们十分满意。显然，他们力图维护等级制度的一切可能的优点，不打算在将来失去它的帮助。
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明治的政治家们明确规定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各安其位”的义务。整个安排，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具体内容来讲，都与美国、英国截然不同。面对如此众多的差异，我们经常会忽视最基本的要点。这一要点，在我们举了足够的例子后，会着重指出。
上面是有力的统治，公众舆论不能强迫它改变举措。政府掌握在上层人物手中，靠选举产生的人物也不能影响他们。在这一阶层中，人民没有发言权。在1940年，政府最高层都是一些随时可以“谒见”天皇的重臣、顾问、阁僚、府县知事、法官、各局长官及其他高官。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是无法达到这样高的地位的。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对遴选、任命内阁成员及大藏省或运输局长就更说不上有什么发言权。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意见，虽然有对政府高官提出质询或批评的特权，但对任命、决策或预算等无可奈何。日本也没有法律的创议制。众议院还受到由不经选举产生的贵族院的制约，贵族院议员中贵族占半数，另有四分之一由天皇敕选。贵族院对法律的批准权与众议院几乎相等。整个规则严密无情，颇有实效。
这能保证日本政府中的高级职位都掌握在“阁下”们手中。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在“各安其位”的体制下没有自治。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上面的权力总在向下伸展，而在中途与下面的地方自治权碰上，随时会擦出争议的火花。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则在于民主范围达到什么程度，地方的领导是否能对整个地方共同体负责，会不会被地方势力所垄断以致损害广泛的公众利益。德川时代的日本就像中国一样，最小的单位约5至10户，后来被称作“邻组”，这是居民中最小的责任单位。“邻组”的组长，对组内事情有领导权，保证组内成员行为端正，遇有可疑行为必须报告，发现在逃犯则要交给政府。明治政治家们最初废除了这一套，后来又恢复。在市镇中，政府有时积极培植“邻组”，但在今日农村中则几乎已经不起什么作用，较之更为重要的单位是“部落”。部落既没有被废除，也没有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编入政府体系。它是国家权力尚未涉及的领域。这种由15户左右的人家组成的部落，直至今日，每年更换部落长，仍在发挥着组织的机能。部落长的任务是管理部落的财产；组织部落对遇丧或遭受火灾的家庭给予援助；安排耕作、盖房、修路等公共作业的适当日程，遇有火警则负责振铃；休息日则敲钟击梆，以示通告。日本的部落长，与其他亚洲国家不一样，不负责征收国家赋税。因此，他们所处的地位没有什么矛盾，是在民主责任范围内发挥作用。
近代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市、町、村三个级别，由公选的“长者”们推选一位头头。在农村，这个头头常常是一位老人，一位拥有土地的农民家族中的长者。当了村长后，经济上不会有什么好处，却相当有权势。他与其他长者共同管理村里的财政、公共卫生、学校，特别是财产登记和了解每个人的情况。村公所是个相当繁忙的地方，它负责管理国家拨来的小学教育补助费，征集由本村负担、数额远比国家补助费要大的教育经费并监督其收支，管理村落共有财产及其租贷，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以及登记一切财产买卖；而财产买卖也必须在村公所正式登记后才算合法。村公所要求本村居民必须及时登记其住址、婚姻、子女出生、过继和收养、前科以及其他资料。对于每户家庭，也都要保管同样的材料。不管任何地方，此类材料都可以从该地提供给那个人的原籍村公所并记入他的册籍。一个人在申请就业或接受审判，或因需要证明其身份时，他必须给他的原籍市、町、村公所写信，或者自己亲自回去，取得一份本人材料的副本，交给有关方面。所以人们是绝不轻易给自己或家庭留下不好的记录的。
因此，市、町、村负有巨大责任。1920年代，日本出现了全国性政党。这在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会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交替。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行政机构却丝毫不受影响，仍然由“长者”们领导，为政府服务。不过，地方行政机构在以下三个方面没有自治权。这就是：一切法官均由国家任命，警官和教员都是国家雇员。由于日本的民事诉讼几乎一直是通过调停或仲裁来解决的，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倒是警官更重要一些，每逢有临时集会，他们必须到场。但是，这种任务是不常有的，多数时间用在记录有关居民身份和财产上。政府常常把警官从一处调到另一处，保持其局外人的地位，避免腐败。学校的教员也常有调动。国家对学校的规定十分严密。日本和法国一样，每个学校在同一天都用同样的教科书，上同样的课，每个学校每天早晨都在同一时间，在同样的广播伴奏下，做着同样的早操。市、町、村共同体对学校、警察和法院，不能行使自治权。
明治维新(3)
日本政治结构，几乎没有一点不与美国大相径庭。在美国政府机构中，大选中胜出的人持有最高的行政、立法权，地方的管理则是由在地方指挥下的警察和法院来执行。然而，日本的政府机构在形式上和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十分接近。例如，荷兰就和日本一样，一切法律都由女王的内阁负责起草，国会实际上从未制定过法律。甚至县、市长在法律上也规定由女王来任免，因此女王在形式上的权力之广泛，直达地方事务，超过1940年以前的日本。虽然女王实际上总是认可地方的提名，但必须女王任命则是事实。警察和法院直接对君主
负责，这在荷兰也是如此。但是，在荷兰，任何宗派团体都可以自由创办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则几乎全部照抄法国。运河的开凿、围海造田及地方开发事业，在荷兰大体皆是地方自治体的任务，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市长或官员们的任务。
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各国之间的上述差异，还表现在更深刻的地方。日本人依靠古老的恭顺，让许多权力过程通过道德和礼仪来实现。国家可以指望，只要那些“阁下”们身在其位，恪守职责，他们的特权就会得到尊重。人民没有理由在国事上自作主张，在日本，越过权限就是错误。在政府的最高层，“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政府只是要求“国民支持”。当国家的权限越过自己的范围而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国家政府这种东西，美国人认为是一时还无法摆脱的孽障，日本人则不然，在他们眼里，国家近乎至善，完全在为他们的福泽而运作。
不但如此，政治家认为，舆论放弃干涉它不该干涉的事务后，也应该在它理应起作用的时候尽到职责。政府十分注意承认国民意志的“适得其所”。在合法的公众舆论领域，即使是为了国民自身的利益，日本政府还是努力恳求人民同意，这样说绝非过分。比如，负责振兴农业的官员在改良旧式农耕法时，恰如美国爱德华州的同行们一样，很少使用权力来硬性推广。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民信用合作社、农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要和地方名流多次交谈，并听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上的事必须由地方解决。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使之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
与政治相比，明治政治家在宗教领域中制定了更为离奇的制度。政府把国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之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由于它被视为民族象征，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因此，他们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所以，日本政府可以要求全体国民信奉国家神道，却并不认为违反西方的信仰自由原则。这就好像美国政府要求人们对星条旗敬礼一样。这只不过是忠诚的象征。因为“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里教神道而无须担心西方的非难。在学校里，国家神道成了神话传说时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但要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对“万世一系的统治者”天皇的崇拜。国家神道受国家支持，国家管理。而对其他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固不用说了，甚至其他教派的神道或祭祀神道，也都听任个人意愿，几乎和美国一样。这两种不同领域甚至在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的神官、祭祀、神社等费用均由国库开支；一般祭祀神道以及佛教、基督教各派的经费靠教徒自愿捐赠。
鉴于日本政府对宗教的上述立场，我们不能说国家神道是庞大的教会，但可以所它是庞大的政府机关。11万多座神社遍布各地，从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里直到祭典时才进行清扫的地方小神社。神官系统也有等级，与政府官级并列，从最低层的神官到各郡、市和府、县和神官，直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祇官。这些神官，与其说他们是领导民众进行祭祀，不如说他们是替民众举行仪式。国家神道和我们平常到教堂去做礼拜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宗教，法律禁止神官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所了解的那种礼拜仪式。他们的仪式是这样的：在频繁的祭祀日里，町、村代表参拜神社，立在神官面前。神官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币帛”，在他们头上来回挥动，为他们驱邪。然后，神官再打开神龛的内门，扯开嗓子尖声呼叫，召唤众神降临，享用供品。神官祈祷，参拜者们按身份排列，毕恭毕敬地供上自古至今视为神圣的小树枝，树枝上垂着几根细长的纸条。然后，神官再度尖声喊叫，送回众神，关闭神龛内门。在国家神道的大祭祀日里，天皇要亲自为国民致祭，政府各部门放假休息。但这种祭祀日和地方神社的祭祀日，以及佛教的祭祀日不一样，不是群众的祭祀节日。后者属于“自由”领域，不在国家神道范畴之内。
在这一自由领域，日本人进行各种符合自己心意的教派和祭祀活动。佛教非常流行，至今仍是绝大多数国民的宗教，各种宗派有不同的教义和开山祖师。即便是神道，在国家神道之外，也有不少教派。其中有些教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国家主义以前，已经成为纯国家主义的堡垒。另有一些教派是一种精神治疗，常被比作“基督教科学”。有的信奉儒家教义，有的则专门从事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活动。老百姓的祭祀节日多数不属于国家神道。在这种节日里，老百姓涌至神社，每个人都漱口驱邪，拽绳，打铃，击掌，召唤神灵降临。接着，他们恭恭敬敬地行礼，礼毕后再次拽绳，打铃，击掌，送回神灵。然后，离开神社殿前，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这就是在神社院子里小摊贩上购买珍品玩物，看相扑、祓术以及有小丑插科打诨逗笑的神乐舞。除了少数献身宗教的人以外，宗教在日本绝不会使人感到严峻。日本人还喜欢长途跋涉地朝山拜庙，把它看作愉快的假日节目。
日本政治结构，几乎没有一点不与美国大相径庭。在美国政府机构中，大选中胜出的人持有最高的行政、立法权，地方的管理则是由在地方指挥下的警察和法院来执行。然而，日本的政府机构在形式上和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十分接近。例如，荷兰就和日本一样，一切法律都由女王的内阁负责起草，国会实际上从未制定过法律。甚至县、市长在法律上也规定由女王来任免，因此女王在形式上的权力之广泛，直达地方事务，超过1940年以前的日本。虽然女王实际上总是认可地方的提名，但必须女王任命则是事实。警察和法院直接对君主
负责，这在荷兰也是如此。但是，在荷兰，任何宗派团体都可以自由创办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则几乎全部照抄法国。运河的开凿、围海造田及地方开发事业，在荷兰大体皆是地方自治体的任务，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市长或官员们的任务。
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各国之间的上述差异，还表现在更深刻的地方。日本人依靠古老的恭顺，让许多权力过程通过道德和礼仪来实现。国家可以指望，只要那些“阁下”们身在其位，恪守职责，他们的特权就会得到尊重。人民没有理由在国事上自作主张，在日本，越过权限就是错误。在政府的最高层，“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政府只是要求“国民支持”。当国家的权限越过自己的范围而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国家政府这种东西，美国人认为是一时还无法摆脱的孽障，日本人则不然，在他们眼里，国家近乎至善，完全在为他们的福泽而运作。
不但如此，政治家认为，舆论放弃干涉它不该干涉的事务后，也应该在它理应起作用的时候尽到职责。政府十分注意承认国民意志的“适得其所”。在合法的公众舆论领域，即使是为了国民自身的利益，日本政府还是努力恳求人民同意，这样说绝非过分。比如，负责振兴农业的官员在改良旧式农耕法时，恰如美国爱德华州的同行们一样，很少使用权力来硬性推广。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民信用合作社、农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要和地方名流多次交谈，并听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上的事必须由地方解决。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使之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
与政治相比，明治政治家在宗教领域中制定了更为离奇的制度。政府把国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之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由于它被视为民族象征，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因此，他们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所以，日本政府可以要求全体国民信奉国家神道，却并不认为违反西方的信仰自由原则。这就好像美国政府要求人们对星条旗敬礼一样。这只不过是忠诚的象征。因为“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里教神道而无须担心西方的非难。在学校里，国家神道成了神话传说时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但要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对“万世一系的统治者”天皇的崇拜。国家神道受国家支持，国家管理。而对其他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固不用说了，甚至其他教派的神道或祭祀神道，也都听任个人意愿，几乎和美国一样。这两种不同领域甚至在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的神官、祭祀、神社等费用均由国库开支；一般祭祀神道以及佛教、基督教各派的经费靠教徒自愿捐赠。
鉴于日本政府对宗教的上述立场，我们不能说国家神道是庞大的教会，但可以所它是庞大的政府机关。11万多座神社遍布各地，从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里直到祭典时才进行清扫的地方小神社。神官系统也有等级，与政府官级并列，从最低层的神官到各郡、市和府、县和神官，直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祇官。这些神官，与其说他们是领导民众进行祭祀，不如说他们是替民众举行仪式。国家神道和我们平常到教堂去做礼拜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宗教，法律禁止神官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所了解的那种礼拜仪式。他们的仪式是这样的：在频繁的祭祀日里，町、村代表参拜神社，立在神官面前。神官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币帛”，在他们头上来回挥动，为他们驱邪。然后，神官再打开神龛的内门，扯开嗓子尖声呼叫，召唤众神降临，享用供品。神官祈祷，参拜者们按身份排列，毕恭毕敬地供上自古至今视为神圣的小树枝，树枝上垂着几根细长的纸条。然后，神官再度尖声喊叫，送回众神，关闭神龛内门。在国家神道的大祭祀日里，天皇要亲自为国民致祭，政府各部门放假休息。但这种祭祀日和地方神社的祭祀日，以及佛教的祭祀日不一样，不是群众的祭祀节日。后者属于“自由”领域，不在国家神道范畴之内。
在这一自由领域，日本人进行各种符合自己心意的教派和祭祀活动。佛教非常流行，至今仍是绝大多数国民的宗教，各种宗派有不同的教义和开山祖师。即便是神道，在国家神道之外，也有不少教派。其中有些教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国家主义以前，已经成为纯国家主义的堡垒。另有一些教派是一种精神治疗，常被比作“基督教科学”。有的信奉儒家教义，有的则专门从事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活动。老百姓的祭祀节日多数不属于国家神道。在这种节日里，老百姓涌至神社，每个人都漱口驱邪，拽绳，打铃，击掌，召唤神灵降临。接着，他们恭恭敬敬地行礼，礼毕后再次拽绳，打铃，击掌，送回神灵。然后，离开神社殿前，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这就是在神社院子里小摊贩上购买珍品玩物，看相扑、祓术以及有小丑插科打诨逗笑的神乐舞。除了少数献身宗教的人以外，宗教在日本绝不会使人感到严峻。日本人还喜欢长途跋涉地朝山拜庙，把它看作愉快的假日节目。
明治维新(4)
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就是这样谨慎地划定国家在政治中的职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的。至于其他领域，他们都交给人民，但对认为与国家直接有关的事，他们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创建陆海军时，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像其他领域一样，他们在军队中也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而且比在老百姓中废除得更彻底。他们甚至在军队中废除了日本的敬语，虽然实际上保留了某些旧习。军队职阶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凭个人的能力。因此军人在日本人中声誉很高，赢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加之，排、连单位大多由同一地区的乡
邻编成，和平时期服兵役者大都离家不远，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地方上保持联系，而且每个人在军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军官和士兵、老兵和新兵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地方，代替了武士与农民、财主与穷人的关系。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促进民主的作用，几乎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军队都被作为赖以维持现状的巨大力量。日本则不一样，军队非常同情普通民众，以这种同情为基础，军队曾经一再地站到大金融家和寡头阶层的对立面。
建立了这样一支人民军队，不仅没有让日本政治家感到欣慰，反而造成某种忧虑。这支部队太过靠近下层，而根据经验，军队应该在等级制度中有更高的位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在最高层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并没有写入宪法，却保留了军部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的惯例。比如，陆海军大臣与内政各省大臣不同，有权直接谒见天皇，并能通过天皇的授权而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如果内阁反对他们，他们还可以阻止内阁的成立，只需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即可。没有这种高级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任何内阁都无法组成，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是不能担任此职的。同样，对于内阁的任何行动，军部如果不满，只需召回他们的内阁中的代表就可以让它解体。在这个最高决策阶层，军部首脑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涉。
为进一步确保议会什么也干不了，宪法中还有一条规定：如果帝国议会否决政府所提的预算草案，政府将自动执行前一年度的预算。尽管外务省保证军队不会进入满洲，关东军还是采取了行动，这是说明军队独立性的一个典型例子。当时军部首脑看到内阁意见不一致，还没来得及作出对军队不利的决定，就趁机支持部队的指挥官发兵。对军部的贸然举动，日本当局倾向于接受一切后果，这并不说政府同意该项政策，而是他们觉得在特权问题上不该逾越界限。
发展产业，日本走的也是一条独特道路，没有借鉴任何西方国家的现成办法。这里也是由阁下们安排步骤和规则。他们制定计划，由政府创办企业，予以财政补助。这些企业都是他们认为日本现在需要的，其管理职责由政府派员担当。他们聘请了外国技术专家，或把自己人派出学习。当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到了他们认为的组织完备、业务发达的时候，政府就把它们卖给私人公司，其售价“低廉到荒谬的程度”，买主则是那些经过挑选的金融巨子，即以三井、三菱为中心的一些著名财阀。日本政治家认为，产业发展是关系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业，不能相信供求原则或者什么自由企业。但这一政策与社会主义没什么关系，那些财团获得了厚利。事实上，日本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建立了它最需要的企业。
眼看日本顺利走通了这条道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修改了“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和正常顺序”。它不是从生活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兴办关键性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建设等等都被赋予优先权，飞速发展到高水平的技术和效率。当然，这些企业并没有全部转让给民间财阀，庞大的军事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官僚手中，并接受政府的特别财政补助。
在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之内，没有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经营者的“应有地位”。但产业也有自由地带，那就是用最少的资本和最廉价的劳动力来经营的各种“剩余的”轻工业。这些轻工业没有现代技术也能生存，现在仍然存在。美国习惯称呼这种产业叫“家庭血汗工厂”。一个小本制造商买进原料后，贷给一个家庭工厂或者只有四五个工人的小工厂加工，完成一道制造工序，然后回收产品再贷出，完成第二道工序。如此几经反复，最后把成品卖给一般商人或出口。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工业雇员中有53%是这种小工厂或家庭工厂雇佣的。这些职工并非全无保障，他们受到古老学徒制的家长式的庇护。另外在大城市的许多家庭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背着婴儿的母亲在干计件零活。
日本的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其工业也与政治紧密结合，这两个特性都有重大意义。当日本政治家决定需要有一个与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制相匹敌的财界贵族制时，他就为他们创办一批战略性企业，挑选一批在政治上有特权的商人家族，使他们与其他等级建立联系，获得“适当地位”。在日本政治家们的计划中，从来没有想要削弱政府与这些财界寡头的联系，不仅给他们利润，而且给他们很好的地位。从日本人传统的对金钱及利润的态度来说，财界贵族难免不受民众的攻击，政府则尽量努力按照公认的等级制观念来扶植这些贵族。不过，这种努力并未完全成功，因为财阀仍不断受到所谓少壮派军官团体和农村方面的攻击。但是事实的真相仍然是，日本舆论攻击的矛头所向并不是财阀，而是“成金”大户。所谓“成金”，常被译作“暴发户”，但这个词并未能准确表达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暴发户之所以会遭人嘲笑，是因为他们不善交际，缺乏教养。然而，他们这种缺点却被感动人心的致富抵消了。他们从破木屋中起家，从骡前马后变成累资巨万的油田巨子。但在日本，“成金”一词来自棋盘，意思是一个步卒突然变成了女王。它像“名士”一样横冲直撞，神气十足，但在等级制上，它根本无此权力。人们都认为“成金”是靠诈骗、剥削致富的，对“成金”者极尽指责，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者的态度差距之大，令人瞠目。日本在等级制中对巨富授予应有的地位，并与之建立联盟。但如果这种财富不是在这一领域中获得的话，日本的公共舆论就会毫不客气。
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就是这样谨慎地划定国家在政治中的职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的。至于其他领域，他们都交给人民，但对认为与国家直接有关的事，他们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创建陆海军时，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像其他领域一样，他们在军队中也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而且比在老百姓中废除得更彻底。他们甚至在军队中废除了日本的敬语，虽然实际上保留了某些旧习。军队职阶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凭个人的能力。因此军人在日本人中声誉很高，赢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加之，排、连单位大多由同一地区的乡
邻编成，和平时期服兵役者大都离家不远，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地方上保持联系，而且每个人在军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军官和士兵、老兵和新兵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地方，代替了武士与农民、财主与穷人的关系。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促进民主的作用，几乎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军队都被作为赖以维持现状的巨大力量。日本则不一样，军队非常同情普通民众，以这种同情为基础，军队曾经一再地站到大金融家和寡头阶层的对立面。
建立了这样一支人民军队，不仅没有让日本政治家感到欣慰，反而造成某种忧虑。这支部队太过靠近下层，而根据经验，军队应该在等级制度中有更高的位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在最高层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并没有写入宪法，却保留了军部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的惯例。比如，陆海军大臣与内政各省大臣不同，有权直接谒见天皇，并能通过天皇的授权而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如果内阁反对他们，他们还可以阻止内阁的成立，只需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即可。没有这种高级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任何内阁都无法组成，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是不能担任此职的。同样，对于内阁的任何行动，军部如果不满，只需召回他们的内阁中的代表就可以让它解体。在这个最高决策阶层，军部首脑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涉。
为进一步确保议会什么也干不了，宪法中还有一条规定：如果帝国议会否决政府所提的预算草案，政府将自动执行前一年度的预算。尽管外务省保证军队不会进入满洲，关东军还是采取了行动，这是说明军队独立性的一个典型例子。当时军部首脑看到内阁意见不一致，还没来得及作出对军队不利的决定，就趁机支持部队的指挥官发兵。对军部的贸然举动，日本当局倾向于接受一切后果，这并不说政府同意该项政策，而是他们觉得在特权问题上不该逾越界限。
发展产业，日本走的也是一条独特道路，没有借鉴任何西方国家的现成办法。这里也是由阁下们安排步骤和规则。他们制定计划，由政府创办企业，予以财政补助。这些企业都是他们认为日本现在需要的，其管理职责由政府派员担当。他们聘请了外国技术专家，或把自己人派出学习。当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到了他们认为的组织完备、业务发达的时候，政府就把它们卖给私人公司，其售价“低廉到荒谬的程度”，买主则是那些经过挑选的金融巨子，即以三井、三菱为中心的一些著名财阀。日本政治家认为，产业发展是关系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业，不能相信供求原则或者什么自由企业。但这一政策与社会主义没什么关系，那些财团获得了厚利。事实上，日本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建立了它最需要的企业。
眼看日本顺利走通了这条道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修改了“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和正常顺序”。它不是从生活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兴办关键性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建设等等都被赋予优先权，飞速发展到高水平的技术和效率。当然，这些企业并没有全部转让给民间财阀，庞大的军事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官僚手中，并接受政府的特别财政补助。
在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之内，没有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经营者的“应有地位”。但产业也有自由地带，那就是用最少的资本和最廉价的劳动力来经营的各种“剩余的”轻工业。这些轻工业没有现代技术也能生存，现在仍然存在。美国习惯称呼这种产业叫“家庭血汗工厂”。一个小本制造商买进原料后，贷给一个家庭工厂或者只有四五个工人的小工厂加工，完成一道制造工序，然后回收产品再贷出，完成第二道工序。如此几经反复，最后把成品卖给一般商人或出口。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工业雇员中有53%是这种小工厂或家庭工厂雇佣的。这些职工并非全无保障，他们受到古老学徒制的家长式的庇护。另外在大城市的许多家庭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背着婴儿的母亲在干计件零活。
日本的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其工业也与政治紧密结合，这两个特性都有重大意义。当日本政治家决定需要有一个与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制相匹敌的财界贵族制时，他就为他们创办一批战略性企业，挑选一批在政治上有特权的商人家族，使他们与其他等级建立联系，获得“适当地位”。在日本政治家们的计划中，从来没有想要削弱政府与这些财界寡头的联系，不仅给他们利润，而且给他们很好的地位。从日本人传统的对金钱及利润的态度来说，财界贵族难免不受民众的攻击，政府则尽量努力按照公认的等级制观念来扶植这些贵族。不过，这种努力并未完全成功，因为财阀仍不断受到所谓少壮派军官团体和农村方面的攻击。但是事实的真相仍然是，日本舆论攻击的矛头所向并不是财阀，而是“成金”大户。所谓“成金”，常被译作“暴发户”，但这个词并未能准确表达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暴发户之所以会遭人嘲笑，是因为他们不善交际，缺乏教养。然而，他们这种缺点却被感动人心的致富抵消了。他们从破木屋中起家，从骡前马后变成累资巨万的油田巨子。但在日本，“成金”一词来自棋盘，意思是一个步卒突然变成了女王。它像“名士”一样横冲直撞，神气十足，但在等级制上，它根本无此权力。人们都认为“成金”是靠诈骗、剥削致富的，对“成金”者极尽指责，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者的态度差距之大，令人瞠目。日本在等级制中对巨富授予应有的地位，并与之建立联盟。但如果这种财富不是在这一领域中获得的话，日本的公共舆论就会毫不客气。
好长，先顶，再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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