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不错的评论：杜绝谣言仅靠信息公开是不够的

http://www.bkweek.com/3.1/1309/02/29216.html

　　“信息公开有利于消除谣言产生的土壤，并在第一时间澄清谣言，但从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来看，有些谣言的产生与信息公开不太相干。”

　　对于谣言的关注和讨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集中过。6月18日，公安部开展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各地抓捕了一批“造谣分子”，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联播》也点名批评少数微博大V（指网络名人）造谣传谣，不过，对于如何看待谣言满天飞的现象，大家产生了分歧。

　　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谣言之所以盛行，在于政府的信息不公开，公众是在“用谣言倒逼真相”。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因为很多热点事件，政府掌握第一手的、最真实的信息，只有政府可以介入调查，如果政府不能及时主动披露相关信息，公众自然会去猜疑，甚至造谣传谣。

　　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不容否认，但“信息不公开”却不是谣言盛行的唯一原因。从技术角度说，微博确实更有利于谣言的发散。由于字数限制，同时信息量增大，大家养成了随看随转的习惯，很多简短但难以求证的信息，在经过微博大V（即“重要节点”）的转发后，传播量很快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同时上百上千人的转发和评论，也很容易形成舆论氛围。

　　不过，网络只是给谣言进行了“加成”。有学者曾对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谣言进行了研究，最后发现这些谣言都盛行于社会转型期，该学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期中，人口发生迁移变动，社会道德认知在更新，同时法制和规范尚未定型，公众要面对很多“未知”，而谣言就是公众对于未知和恐惧的反应。

　　毫无疑问，中国近几十年也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种情况下，各个领域都可能发生社会矛盾，甚至被激化，谣言当然也是“多点开花”。这一时期，政府能够主导一些行为，但显然政府无法防范和控制所有的谣言，甚至有时候也被裹挟其中。

　　信息公开有利于消除谣言产生的土壤，在第一时间澄清谣言，但从产生和传播来看，有些谣言的产生与信息公开不太相干。在涉及到客观认知方面的，比如环保、法律、食品安全等，可以查阅论文、法规标准和官方解读，也可以搜索专家观点以及科普文章，网上的信息可以说以海量计，但是很多人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他只想看他愿意相信的东西，在这种“选择性相信”面前，信息公开都是浮云。

　　以转基因为例，某微博大V在一档广东卫视的《财经郞眼》批判转基因的节目中评论：“转基因食品不知道谁审的，不公开”。其实，中国自2001年就有《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对转基因农作物进行评价，最新的委员会名单在农业部网站可以查到。这个大V做节目前显然已经有了立场，对公开信息也是选择性失明，信口胡说，造成误导。

　　即使是社会新闻领域，如果公民具备一定的识别能力，也可以剔除大部分谣言，比如很多标题与内容不符、事件没有出处、图片盗用、细节上有明显纰漏，内容过于惊悚以至于违背常识——比如肯德基的鸡长了很多腿、可口可乐要破产、大闸蟹喂避孕药之类，与信息公开无关，只要稍微有一些怀疑精神和专业意识就能分辨这些谣言。

　　将辟谣的责任都推给信息公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人在为自己传谣的行为辩护。一些人甚至认为，谣言传播“受损失”最大的是政府，所以政府应承担一切，但其实谣言瓦解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浪费的是全社会的资源，每个个体都要为此付出成本，甚至承受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我们期望政府在信息公开上有更大的力度，通过长期的努力重塑公信力，但在此之前，每个人应是遏制谣言的第一道防线，每个人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当有一天，我们认为证据和逻辑比立场更重要，对细节和真相的热爱超过情绪对立和道德批评，那么谣言自然就无处遁形，我们也无须以一个无辜者的身份说，“看，我只是不小心上当了。”

http://www.bkweek.com/3.1/1309/02/29216.html

　　“信息公开有利于消除谣言产生的土壤，并在第一时间澄清谣言，但从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来看，有些谣言的产生与信息公开不太相干。”

　　对于谣言的关注和讨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集中过。6月18日，公安部开展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各地抓捕了一批“造谣分子”，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联播》也点名批评少数微博大V（指网络名人）造谣传谣，不过，对于如何看待谣言满天飞的现象，大家产生了分歧。

　　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谣言之所以盛行，在于政府的信息不公开，公众是在“用谣言倒逼真相”。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因为很多热点事件，政府掌握第一手的、最真实的信息，只有政府可以介入调查，如果政府不能及时主动披露相关信息，公众自然会去猜疑，甚至造谣传谣。

　　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不容否认，但“信息不公开”却不是谣言盛行的唯一原因。从技术角度说，微博确实更有利于谣言的发散。由于字数限制，同时信息量增大，大家养成了随看随转的习惯，很多简短但难以求证的信息，在经过微博大V（即“重要节点”）的转发后，传播量很快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同时上百上千人的转发和评论，也很容易形成舆论氛围。

　　不过，网络只是给谣言进行了“加成”。有学者曾对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谣言进行了研究，最后发现这些谣言都盛行于社会转型期，该学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期中，人口发生迁移变动，社会道德认知在更新，同时法制和规范尚未定型，公众要面对很多“未知”，而谣言就是公众对于未知和恐惧的反应。

　　毫无疑问，中国近几十年也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种情况下，各个领域都可能发生社会矛盾，甚至被激化，谣言当然也是“多点开花”。这一时期，政府能够主导一些行为，但显然政府无法防范和控制所有的谣言，甚至有时候也被裹挟其中。

　　信息公开有利于消除谣言产生的土壤，在第一时间澄清谣言，但从产生和传播来看，有些谣言的产生与信息公开不太相干。在涉及到客观认知方面的，比如环保、法律、食品安全等，可以查阅论文、法规标准和官方解读，也可以搜索专家观点以及科普文章，网上的信息可以说以海量计，但是很多人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他只想看他愿意相信的东西，在这种“选择性相信”面前，信息公开都是浮云。

　　以转基因为例，某微博大V在一档广东卫视的《财经郞眼》批判转基因的节目中评论：“转基因食品不知道谁审的，不公开”。其实，中国自2001年就有《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对转基因农作物进行评价，最新的委员会名单在农业部网站可以查到。这个大V做节目前显然已经有了立场，对公开信息也是选择性失明，信口胡说，造成误导。

　　即使是社会新闻领域，如果公民具备一定的识别能力，也可以剔除大部分谣言，比如很多标题与内容不符、事件没有出处、图片盗用、细节上有明显纰漏，内容过于惊悚以至于违背常识——比如肯德基的鸡长了很多腿、可口可乐要破产、大闸蟹喂避孕药之类，与信息公开无关，只要稍微有一些怀疑精神和专业意识就能分辨这些谣言。

　　将辟谣的责任都推给信息公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人在为自己传谣的行为辩护。一些人甚至认为，谣言传播“受损失”最大的是政府，所以政府应承担一切，但其实谣言瓦解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浪费的是全社会的资源，每个个体都要为此付出成本，甚至承受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我们期望政府在信息公开上有更大的力度，通过长期的努力重塑公信力，但在此之前，每个人应是遏制谣言的第一道防线，每个人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当有一天，我们认为证据和逻辑比立场更重要，对细节和真相的热爱超过情绪对立和道德批评，那么谣言自然就无处遁形，我们也无须以一个无辜者的身份说，“看，我只是不小心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