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反罪不反日揭开中日之争底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3:29:26
毛峰、呙中校
北京希望开拓新的思路，争取日本民间正义力量支持，要斩断右翼政客的「金脉」。「反罪不反日」的提法，可以成为中日两国的「最低纲领」，落实两国的最佳国家利益。中日双方的底牌，在于避免当前中日两国每年逾一千六百亿美元的经贸关系受损，而「抵制日货」在如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只有两败俱伤。
中日之间的矛盾升高，可能上升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峰。双方社会的敌意加强，中国大陆的反日示威游行在全国蔓延，并向香港延伸。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以牙还牙」的反华行动﹕位于日本横滨中华街的中国银行分行四月十日遭受到袭击，日本警方发现建筑物的四块玻璃可能是被气枪击毁﹔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四月十日收到一个装了空弹壳的恐吓信，写着「如果中国的反日示威继续，则将袭击中国留学生」﹔东京的一家中国留学生会馆连日来不断收到恐吓电话。
这一系列情况也使两国决策者面对重大的考验﹕如何挽狂澜于既倒，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以免双方重大利益受到损害。
北京高层也面对不同对策的选择。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反罪不反日」的提法，认为当前群众的示威游行冠以「反日」之名并不妥当，事实上应是反对自民党政府掩饰战争罪行，对抗近期这股右翼猖獗的逆流。
知识界主流具良知
以修订教科书的争议热点来说，日本当局历年隐瞒历史的教科书，受到日本主流的教师工会反对，拒绝使用，这都展现日本社会仍有不少有良知及具有专业操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力顶日本右翼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歪风。他们都是日本人，也是中国人及全球反法西斯运动的朋友﹔中国民众岂能在「反日」的帽子下把他们也反了﹖
北京高层也注意到，日本一些主流媒体并非一面倒支持当前「右倾化」的小泉政府。《朝日新闻》在题为《日本外交四面楚歌，小泉首相责任重大》的社论中指出，目前日本与韩国、中国、俄罗斯及朝鲜在外交上都爆发摩擦，可说是四面楚歌，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一个根源。因为参拜供奉着背负侵略责任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实际上加深了「日本不反省过去」的认识。而这样的发展，也因为日本外交考虑不周。
事实上，日本媒体在二次大战之后，曾对战时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作出强烈的批判及自省，也曾主导日本在六十年代的反美学生运动，但到了九十年代，日本右翼势力逐渐渗入主流。东京都知事（市长）就由著名作家及右翼领袖石原慎太郎出任，而媒体生态也逐渐改变，失去了过去对执政党的强烈批判性的火力。
北京重视日民间力量
「反罪不反日」的提出，其实也反映双方的另一种政策选择，避免当前的政治争拗上升为民族仇恨。其实从四十年代起，中共即强调与日本的矛盾是中国人民对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并非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敌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都一直重视争取日本民间及左翼「进步」力量的支持，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一九六五年夏天由中日友协等三个民间团体发起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中方邀请三千名日本各界青年到中国十五个城市与中国青年联欢交流，体现的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策基调。
不过，在争取日本民间力量的战线上，也暴露当前中日之争的底牌。亚洲周刊获悉﹕北京的对日政策也开始转向「政经不脱」，向过去的「政经分离」政策说不。因为北京智囊发现，很多右翼政客背后，都是一些主流企业，因而向企业施压，就可以断掉那些右派政客的「金脉」，避免他们继续肆无忌惮篡改历史（详见页二十八专文）。
而东京方面，也开始尝到中国在联合国战场反制的苦果，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态度上已出现微妙转变，表示日本要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先让亚洲国家同意，而俄、法等国也表示不急于在今年九月表决这个问题，先前日本期望今年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突破的愿望显然已落空。
但中日双方最重要的底牌其实是害怕因为中日之争导致双方经济倒退。日本近年经济复苏基本上与「中国因素」息息相关，中国坐拥全世界最巨大的市场，提供日本产品驰骋的空间，而中国廉价的产品，也舒缓了日本的物价上升压力。日本当局极不愿意当前中日之密切经济关系被破坏。
经济受损易引爆危机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愿意因为与日本关系的变化而使经济受损，拖慢了经济增长率，因为当前中国只有靠高速增长才能掩盖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城乡矛盾及地区矛盾。一旦经济急遽下跌，不但会成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也会引爆社会及政治危机。
二零零四年中日贸易额已突破一千六百亿美元大关，中国在日本外贸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两成，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中日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但是两国政府却在烤炉上难以抉择，而烧烤的烈火正是两国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使两国领导人即使有智能也没有勇气来修补两国的桥梁，两国原本脆弱的政治生态只能更趋恶化，「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状态也就难以继续。去年，欧盟取代日本稳居十二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日本则于欧盟、美国之后位居第三。显然，中日间的「经热」开始冷下去，不但影响刚刚复苏的日本经济，也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如何打破僵局已经成为中日之间的紧迫课题。
因而中日双方的底牌其实是拿捏分寸，避免失控。日本的右翼力量最近一直磨刀霍霍，希望结合台独力量，夹击中国大陆，但日本政坛及自民党内部也警惕这样会引发中国更强烈的反弹，而日本在政策上的底牌，显然也有若隐若现的「台湾因素」。
对于抵制日货的问题，中日双方的舆论越来越发现「不现实」，因为现在中日双方的经济互动，在全球格局下，已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势，谁可以抵制谁﹖如果日本社会也来「抵制中国货」，又会出现什么局面﹖
「反罪不反日」也在香港引起回响。亲北京的《文汇报》四月九日题为《中日关系的理性思维》的文章说，要反的不是日本人民、日本文化，而是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政策。如果将反日本右翼简化为「反日」，正好为日本右翼所用。
《明报》四月十一日刊出亚洲周刊主笔南方朔题为《笨蛋，是「反罪」﹗不是「反日」﹗》的评论，他说，当年美军介入太平洋战争，正是反对日本的侵略罪行，今天中韩两国要求各国拒绝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是『反日』，而是『反罪』」。
中日双方的底牌，毕竟需要超越当前的沸腾情绪，回归基本面，反罪不反日，应该成为双方「最低纲领」，落实两国的最佳国家利益。日本民主党原代表鸠山由纪夫强调，日本首相应该与各国加深交流，构筑相互信赖关系，否则日本在亚洲的作用将更薄弱。■亚洲周刊毛峰、呙中校
北京希望开拓新的思路，争取日本民间正义力量支持，要斩断右翼政客的「金脉」。「反罪不反日」的提法，可以成为中日两国的「最低纲领」，落实两国的最佳国家利益。中日双方的底牌，在于避免当前中日两国每年逾一千六百亿美元的经贸关系受损，而「抵制日货」在如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只有两败俱伤。
中日之间的矛盾升高，可能上升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峰。双方社会的敌意加强，中国大陆的反日示威游行在全国蔓延，并向香港延伸。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以牙还牙」的反华行动﹕位于日本横滨中华街的中国银行分行四月十日遭受到袭击，日本警方发现建筑物的四块玻璃可能是被气枪击毁﹔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四月十日收到一个装了空弹壳的恐吓信，写着「如果中国的反日示威继续，则将袭击中国留学生」﹔东京的一家中国留学生会馆连日来不断收到恐吓电话。
这一系列情况也使两国决策者面对重大的考验﹕如何挽狂澜于既倒，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以免双方重大利益受到损害。
北京高层也面对不同对策的选择。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反罪不反日」的提法，认为当前群众的示威游行冠以「反日」之名并不妥当，事实上应是反对自民党政府掩饰战争罪行，对抗近期这股右翼猖獗的逆流。
知识界主流具良知
以修订教科书的争议热点来说，日本当局历年隐瞒历史的教科书，受到日本主流的教师工会反对，拒绝使用，这都展现日本社会仍有不少有良知及具有专业操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力顶日本右翼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歪风。他们都是日本人，也是中国人及全球反法西斯运动的朋友﹔中国民众岂能在「反日」的帽子下把他们也反了﹖
北京高层也注意到，日本一些主流媒体并非一面倒支持当前「右倾化」的小泉政府。《朝日新闻》在题为《日本外交四面楚歌，小泉首相责任重大》的社论中指出，目前日本与韩国、中国、俄罗斯及朝鲜在外交上都爆发摩擦，可说是四面楚歌，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一个根源。因为参拜供奉着背负侵略责任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实际上加深了「日本不反省过去」的认识。而这样的发展，也因为日本外交考虑不周。
事实上，日本媒体在二次大战之后，曾对战时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作出强烈的批判及自省，也曾主导日本在六十年代的反美学生运动，但到了九十年代，日本右翼势力逐渐渗入主流。东京都知事（市长）就由著名作家及右翼领袖石原慎太郎出任，而媒体生态也逐渐改变，失去了过去对执政党的强烈批判性的火力。
北京重视日民间力量
「反罪不反日」的提出，其实也反映双方的另一种政策选择，避免当前的政治争拗上升为民族仇恨。其实从四十年代起，中共即强调与日本的矛盾是中国人民对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并非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敌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都一直重视争取日本民间及左翼「进步」力量的支持，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一九六五年夏天由中日友协等三个民间团体发起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中方邀请三千名日本各界青年到中国十五个城市与中国青年联欢交流，体现的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策基调。
不过，在争取日本民间力量的战线上，也暴露当前中日之争的底牌。亚洲周刊获悉﹕北京的对日政策也开始转向「政经不脱」，向过去的「政经分离」政策说不。因为北京智囊发现，很多右翼政客背后，都是一些主流企业，因而向企业施压，就可以断掉那些右派政客的「金脉」，避免他们继续肆无忌惮篡改历史（详见页二十八专文）。
而东京方面，也开始尝到中国在联合国战场反制的苦果，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态度上已出现微妙转变，表示日本要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先让亚洲国家同意，而俄、法等国也表示不急于在今年九月表决这个问题，先前日本期望今年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突破的愿望显然已落空。
但中日双方最重要的底牌其实是害怕因为中日之争导致双方经济倒退。日本近年经济复苏基本上与「中国因素」息息相关，中国坐拥全世界最巨大的市场，提供日本产品驰骋的空间，而中国廉价的产品，也舒缓了日本的物价上升压力。日本当局极不愿意当前中日之密切经济关系被破坏。
经济受损易引爆危机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愿意因为与日本关系的变化而使经济受损，拖慢了经济增长率，因为当前中国只有靠高速增长才能掩盖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城乡矛盾及地区矛盾。一旦经济急遽下跌，不但会成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也会引爆社会及政治危机。
二零零四年中日贸易额已突破一千六百亿美元大关，中国在日本外贸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两成，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中日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但是两国政府却在烤炉上难以抉择，而烧烤的烈火正是两国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使两国领导人即使有智能也没有勇气来修补两国的桥梁，两国原本脆弱的政治生态只能更趋恶化，「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状态也就难以继续。去年，欧盟取代日本稳居十二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日本则于欧盟、美国之后位居第三。显然，中日间的「经热」开始冷下去，不但影响刚刚复苏的日本经济，也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如何打破僵局已经成为中日之间的紧迫课题。
因而中日双方的底牌其实是拿捏分寸，避免失控。日本的右翼力量最近一直磨刀霍霍，希望结合台独力量，夹击中国大陆，但日本政坛及自民党内部也警惕这样会引发中国更强烈的反弹，而日本在政策上的底牌，显然也有若隐若现的「台湾因素」。
对于抵制日货的问题，中日双方的舆论越来越发现「不现实」，因为现在中日双方的经济互动，在全球格局下，已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势，谁可以抵制谁﹖如果日本社会也来「抵制中国货」，又会出现什么局面﹖
「反罪不反日」也在香港引起回响。亲北京的《文汇报》四月九日题为《中日关系的理性思维》的文章说，要反的不是日本人民、日本文化，而是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政策。如果将反日本右翼简化为「反日」，正好为日本右翼所用。
《明报》四月十一日刊出亚洲周刊主笔南方朔题为《笨蛋，是「反罪」﹗不是「反日」﹗》的评论，他说，当年美军介入太平洋战争，正是反对日本的侵略罪行，今天中韩两国要求各国拒绝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是『反日』，而是『反罪』」。
中日双方的底牌，毕竟需要超越当前的沸腾情绪，回归基本面，反罪不反日，应该成为双方「最低纲领」，落实两国的最佳国家利益。日本民主党原代表鸠山由纪夫强调，日本首相应该与各国加深交流，构筑相互信赖关系，否则日本在亚洲的作用将更薄弱。■亚洲周刊
北京希望开拓新的思路，争取日本民间正义力量支持，要斩断右翼政客的「金脉」。「反罪不反日」的提法，可以成为中日两国的「最低纲领」，落实两国的最佳国家利益。中日双方的底牌，在于避免当前中日两国每年逾一千六百亿美元的经贸关系受损，而「抵制日货」在如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只有两败俱伤。
中日之间的矛盾升高，可能上升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峰。双方社会的敌意加强，中国大陆的反日示威游行在全国蔓延，并向香港延伸。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以牙还牙」的反华行动﹕位于日本横滨中华街的中国银行分行四月十日遭受到袭击，日本警方发现建筑物的四块玻璃可能是被气枪击毁﹔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四月十日收到一个装了空弹壳的恐吓信，写着「如果中国的反日示威继续，则将袭击中国留学生」﹔东京的一家中国留学生会馆连日来不断收到恐吓电话。
这一系列情况也使两国决策者面对重大的考验﹕如何挽狂澜于既倒，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以免双方重大利益受到损害。
北京高层也面对不同对策的选择。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反罪不反日」的提法，认为当前群众的示威游行冠以「反日」之名并不妥当，事实上应是反对自民党政府掩饰战争罪行，对抗近期这股右翼猖獗的逆流。
知识界主流具良知
以修订教科书的争议热点来说，日本当局历年隐瞒历史的教科书，受到日本主流的教师工会反对，拒绝使用，这都展现日本社会仍有不少有良知及具有专业操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力顶日本右翼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歪风。他们都是日本人，也是中国人及全球反法西斯运动的朋友﹔中国民众岂能在「反日」的帽子下把他们也反了﹖
北京高层也注意到，日本一些主流媒体并非一面倒支持当前「右倾化」的小泉政府。《朝日新闻》在题为《日本外交四面楚歌，小泉首相责任重大》的社论中指出，目前日本与韩国、中国、俄罗斯及朝鲜在外交上都爆发摩擦，可说是四面楚歌，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一个根源。因为参拜供奉着背负侵略责任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实际上加深了「日本不反省过去」的认识。而这样的发展，也因为日本外交考虑不周。
事实上，日本媒体在二次大战之后，曾对战时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作出强烈的批判及自省，也曾主导日本在六十年代的反美学生运动，但到了九十年代，日本右翼势力逐渐渗入主流。东京都知事（市长）就由著名作家及右翼领袖石原慎太郎出任，而媒体生态也逐渐改变，失去了过去对执政党的强烈批判性的火力。
北京重视日民间力量
「反罪不反日」的提出，其实也反映双方的另一种政策选择，避免当前的政治争拗上升为民族仇恨。其实从四十年代起，中共即强调与日本的矛盾是中国人民对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并非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敌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都一直重视争取日本民间及左翼「进步」力量的支持，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一九六五年夏天由中日友协等三个民间团体发起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中方邀请三千名日本各界青年到中国十五个城市与中国青年联欢交流，体现的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策基调。
不过，在争取日本民间力量的战线上，也暴露当前中日之争的底牌。亚洲周刊获悉﹕北京的对日政策也开始转向「政经不脱」，向过去的「政经分离」政策说不。因为北京智囊发现，很多右翼政客背后，都是一些主流企业，因而向企业施压，就可以断掉那些右派政客的「金脉」，避免他们继续肆无忌惮篡改历史（详见页二十八专文）。
而东京方面，也开始尝到中国在联合国战场反制的苦果，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态度上已出现微妙转变，表示日本要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先让亚洲国家同意，而俄、法等国也表示不急于在今年九月表决这个问题，先前日本期望今年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突破的愿望显然已落空。
但中日双方最重要的底牌其实是害怕因为中日之争导致双方经济倒退。日本近年经济复苏基本上与「中国因素」息息相关，中国坐拥全世界最巨大的市场，提供日本产品驰骋的空间，而中国廉价的产品，也舒缓了日本的物价上升压力。日本当局极不愿意当前中日之密切经济关系被破坏。
经济受损易引爆危机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愿意因为与日本关系的变化而使经济受损，拖慢了经济增长率，因为当前中国只有靠高速增长才能掩盖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城乡矛盾及地区矛盾。一旦经济急遽下跌，不但会成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也会引爆社会及政治危机。
二零零四年中日贸易额已突破一千六百亿美元大关，中国在日本外贸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两成，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中日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但是两国政府却在烤炉上难以抉择，而烧烤的烈火正是两国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使两国领导人即使有智能也没有勇气来修补两国的桥梁，两国原本脆弱的政治生态只能更趋恶化，「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状态也就难以继续。去年，欧盟取代日本稳居十二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日本则于欧盟、美国之后位居第三。显然，中日间的「经热」开始冷下去，不但影响刚刚复苏的日本经济，也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如何打破僵局已经成为中日之间的紧迫课题。
因而中日双方的底牌其实是拿捏分寸，避免失控。日本的右翼力量最近一直磨刀霍霍，希望结合台独力量，夹击中国大陆，但日本政坛及自民党内部也警惕这样会引发中国更强烈的反弹，而日本在政策上的底牌，显然也有若隐若现的「台湾因素」。
对于抵制日货的问题，中日双方的舆论越来越发现「不现实」，因为现在中日双方的经济互动，在全球格局下，已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势，谁可以抵制谁﹖如果日本社会也来「抵制中国货」，又会出现什么局面﹖
「反罪不反日」也在香港引起回响。亲北京的《文汇报》四月九日题为《中日关系的理性思维》的文章说，要反的不是日本人民、日本文化，而是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政策。如果将反日本右翼简化为「反日」，正好为日本右翼所用。
《明报》四月十一日刊出亚洲周刊主笔南方朔题为《笨蛋，是「反罪」﹗不是「反日」﹗》的评论，他说，当年美军介入太平洋战争，正是反对日本的侵略罪行，今天中韩两国要求各国拒绝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是『反日』，而是『反罪』」。
中日双方的底牌，毕竟需要超越当前的沸腾情绪，回归基本面，反罪不反日，应该成为双方「最低纲领」，落实两国的最佳国家利益。日本民主党原代表鸠山由纪夫强调，日本首相应该与各国加深交流，构筑相互信赖关系，否则日本在亚洲的作用将更薄弱。■亚洲周刊毛峰、呙中校
北京希望开拓新的思路，争取日本民间正义力量支持，要斩断右翼政客的「金脉」。「反罪不反日」的提法，可以成为中日两国的「最低纲领」，落实两国的最佳国家利益。中日双方的底牌，在于避免当前中日两国每年逾一千六百亿美元的经贸关系受损，而「抵制日货」在如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只有两败俱伤。
中日之间的矛盾升高，可能上升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峰。双方社会的敌意加强，中国大陆的反日示威游行在全国蔓延，并向香港延伸。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以牙还牙」的反华行动﹕位于日本横滨中华街的中国银行分行四月十日遭受到袭击，日本警方发现建筑物的四块玻璃可能是被气枪击毁﹔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四月十日收到一个装了空弹壳的恐吓信，写着「如果中国的反日示威继续，则将袭击中国留学生」﹔东京的一家中国留学生会馆连日来不断收到恐吓电话。
这一系列情况也使两国决策者面对重大的考验﹕如何挽狂澜于既倒，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以免双方重大利益受到损害。
北京高层也面对不同对策的选择。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反罪不反日」的提法，认为当前群众的示威游行冠以「反日」之名并不妥当，事实上应是反对自民党政府掩饰战争罪行，对抗近期这股右翼猖獗的逆流。
知识界主流具良知
以修订教科书的争议热点来说，日本当局历年隐瞒历史的教科书，受到日本主流的教师工会反对，拒绝使用，这都展现日本社会仍有不少有良知及具有专业操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力顶日本右翼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歪风。他们都是日本人，也是中国人及全球反法西斯运动的朋友﹔中国民众岂能在「反日」的帽子下把他们也反了﹖
北京高层也注意到，日本一些主流媒体并非一面倒支持当前「右倾化」的小泉政府。《朝日新闻》在题为《日本外交四面楚歌，小泉首相责任重大》的社论中指出，目前日本与韩国、中国、俄罗斯及朝鲜在外交上都爆发摩擦，可说是四面楚歌，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一个根源。因为参拜供奉着背负侵略责任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实际上加深了「日本不反省过去」的认识。而这样的发展，也因为日本外交考虑不周。
事实上，日本媒体在二次大战之后，曾对战时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作出强烈的批判及自省，也曾主导日本在六十年代的反美学生运动，但到了九十年代，日本右翼势力逐渐渗入主流。东京都知事（市长）就由著名作家及右翼领袖石原慎太郎出任，而媒体生态也逐渐改变，失去了过去对执政党的强烈批判性的火力。
北京重视日民间力量
「反罪不反日」的提出，其实也反映双方的另一种政策选择，避免当前的政治争拗上升为民族仇恨。其实从四十年代起，中共即强调与日本的矛盾是中国人民对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并非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敌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都一直重视争取日本民间及左翼「进步」力量的支持，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一九六五年夏天由中日友协等三个民间团体发起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中方邀请三千名日本各界青年到中国十五个城市与中国青年联欢交流，体现的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策基调。
不过，在争取日本民间力量的战线上，也暴露当前中日之争的底牌。亚洲周刊获悉﹕北京的对日政策也开始转向「政经不脱」，向过去的「政经分离」政策说不。因为北京智囊发现，很多右翼政客背后，都是一些主流企业，因而向企业施压，就可以断掉那些右派政客的「金脉」，避免他们继续肆无忌惮篡改历史（详见页二十八专文）。
而东京方面，也开始尝到中国在联合国战场反制的苦果，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态度上已出现微妙转变，表示日本要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先让亚洲国家同意，而俄、法等国也表示不急于在今年九月表决这个问题，先前日本期望今年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突破的愿望显然已落空。
但中日双方最重要的底牌其实是害怕因为中日之争导致双方经济倒退。日本近年经济复苏基本上与「中国因素」息息相关，中国坐拥全世界最巨大的市场，提供日本产品驰骋的空间，而中国廉价的产品，也舒缓了日本的物价上升压力。日本当局极不愿意当前中日之密切经济关系被破坏。
经济受损易引爆危机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愿意因为与日本关系的变化而使经济受损，拖慢了经济增长率，因为当前中国只有靠高速增长才能掩盖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城乡矛盾及地区矛盾。一旦经济急遽下跌，不但会成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也会引爆社会及政治危机。
二零零四年中日贸易额已突破一千六百亿美元大关，中国在日本外贸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两成，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中日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但是两国政府却在烤炉上难以抉择，而烧烤的烈火正是两国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使两国领导人即使有智能也没有勇气来修补两国的桥梁，两国原本脆弱的政治生态只能更趋恶化，「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状态也就难以继续。去年，欧盟取代日本稳居十二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日本则于欧盟、美国之后位居第三。显然，中日间的「经热」开始冷下去，不但影响刚刚复苏的日本经济，也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如何打破僵局已经成为中日之间的紧迫课题。
因而中日双方的底牌其实是拿捏分寸，避免失控。日本的右翼力量最近一直磨刀霍霍，希望结合台独力量，夹击中国大陆，但日本政坛及自民党内部也警惕这样会引发中国更强烈的反弹，而日本在政策上的底牌，显然也有若隐若现的「台湾因素」。
对于抵制日货的问题，中日双方的舆论越来越发现「不现实」，因为现在中日双方的经济互动，在全球格局下，已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势，谁可以抵制谁﹖如果日本社会也来「抵制中国货」，又会出现什么局面﹖
「反罪不反日」也在香港引起回响。亲北京的《文汇报》四月九日题为《中日关系的理性思维》的文章说，要反的不是日本人民、日本文化，而是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政策。如果将反日本右翼简化为「反日」，正好为日本右翼所用。
《明报》四月十一日刊出亚洲周刊主笔南方朔题为《笨蛋，是「反罪」﹗不是「反日」﹗》的评论，他说，当年美军介入太平洋战争，正是反对日本的侵略罪行，今天中韩两国要求各国拒绝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是『反日』，而是『反罪』」。
中日双方的底牌，毕竟需要超越当前的沸腾情绪，回归基本面，反罪不反日，应该成为双方「最低纲领」，落实两国的最佳国家利益。日本民主党原代表鸠山由纪夫强调，日本首相应该与各国加深交流，构筑相互信赖关系，否则日本在亚洲的作用将更薄弱。■亚洲周刊
理性，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