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男子忏悔：文革期间母亲因被我举报遭枪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7:19:52
http://news.qq.com/a/20130807/000896.htm
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http://news.qq.com/a/20130807/000896.htm
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http://news.qq.com/a/20130807/000896.htm
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亡者已逝，现在请珍惜好祖国母亲
二楼合格。
这就是毛左鼓吹的天堂！
这么早就起来发贴了？够专业的，还顺带弄了几个肖小来捧场？
皇帝新衣的小男孩被枪毙了，史无前例的大民主啊
这么早就起来发贴了？够专业的，还顺带弄了几个肖小来捧场？
这么早就起来洗地了，够敬业的
这么早就起来洗地了，够敬业的
真正养育自己的才是母亲，这点不要搞错，我们应该是祖国的主人！
当然要有权有钱才是主人，否则就是P民。
在很多嗡嗡眼里，WG就是反腐败、就是打破精英统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当然要有权有钱才是主人，否则就是P民。
在很多嗡嗡眼里，WG就是反腐败、就是打破精英统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这么早就起来发贴了？够专业的，还顺带弄了几个肖小来捧场？
以后，你说话也要小心一点了，不要认为自己是毛左而说错话，就可以逃过被枪毙的命运
以后，你说话也要小心一点了，不要认为自己是毛左而说错话，就可以逃过被枪毙的命运
人总是在做自己以为正确的事。悲剧的是有些事过后发现是错的，但是无法挽回了。
能正确预见发展方向的人永远比自以为拥有这个能力的人少得多。而且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机会来验证自己的，这是他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戈尔巴乔夫应该有体会。
能正确预见发展方向的人永远比自以为拥有这个能力的人少得多。而且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机会来验证自己的，这是他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戈尔巴乔夫应该有体会。
哈罗哈 发表于 2013-8-7 08:05
亡者已逝，现在请珍惜好祖国母亲
啧啧，真是深得葵花宝典三味啊
亡者已逝，现在请珍惜好祖国母亲
啧啧，真是深得葵花宝典三味啊
人家毛左都还想重来一次文革呢，可以舔错主子了
自尽吧
哎，某人被做成腊肉也算是报应吧。
哎，某人被做成腊肉也算是报应吧。
极左想再来一次以国家之名铲除异己的动乱，
极右想来一次以猪油敏煮之名铲除异己的动乱，其实最终目的都是让自己上位，这两个群体都应该打包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完全就是一个尿性，只是屁股不同而已
极右想来一次以猪油敏煮之名铲除异己的动乱，其实最终目的都是让自己上位，这两个群体都应该打包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完全就是一个尿性，只是屁股不同而已
极左想再来一次以国家之名铲除异己的动乱，
极右想来一次以猪油敏煮之名铲除异己的动乱，其实最终目的都是 ...
极左极右都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极右想来一次以猪油敏煮之名铲除异己的动乱，其实最终目的都是 ...
极左极右都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中华文明几千来最深重的一次劫难，道德沦丧，人性毁灭。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个人崇拜是千万要不得.
我认为官二代们应该向他学习
葛三蛋 发表于 2013-8-7 08:20
这么早就起来发贴了？够专业的，还顺带弄了几个肖小来捧场？
还有什么不洗的？收入不错吧
这么早就起来发贴了？够专业的，还顺带弄了几个肖小来捧场？
还有什么不洗的？收入不错吧
这种事当时不少，那啥导演也差不多。
所以才说，当年要是全国人民都有点节操，那场几近于皇帝新衣的浩劫也就不会那样庞大了
哦，这告密者居然成了受害者。。。话说，这位难道不应被审判么
zwf110 发表于 2013-8-7 11:29
哦，这告密者居然成了受害者。。。话说，这位难道不应被审判么
打着忠于MZD旗号的告密还能被审判？
你是不是合格的左左？
哦，这告密者居然成了受害者。。。话说，这位难道不应被审判么
打着忠于MZD旗号的告密还能被审判？
你是不是合格的左左？
啧啧，真是深得葵花宝典三味啊
非正规出版的印刷品么？对不起，老子没看过。请看过的人详谈
非正规出版的印刷品么？对不起，老子没看过。请看过的人详谈
李锐就被他老婆的告密弄得倒了大霉，私下里跟老婆说的：“毛ZD就是个小知识分子”被老婆给揭发了出来。
文革就是明抢，现在是偷偷的拿。
时代是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美丑，如果你认为镜子把你照丑了，你可以怪罪镜子
时代是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美丑，如果你认为镜子把你照丑了，你可以怪罪镜子
打着忠于MZD旗号的告密还能被审判？
你是不是合格的左左？
哦，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想着法子喷么。。。
你是不是合格的左左？
哦，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想着法子喷么。。。
这事怪谁。全国都在文革，为啥其他无数人不告自己老妈。
首先这个人本质就有问题，自私，阴暗，有心机。其次才是大环境的影响。而本质起码占80%，即使他当时不告母亲，也很难保证以后会做出什么牲口不如的事。
首先这个人本质就有问题，自私，阴暗，有心机。其次才是大环境的影响。而本质起码占80%，即使他当时不告母亲，也很难保证以后会做出什么牲口不如的事。
这样的事情在哪个年代很多，只是我d不愿再提了。
也许再过30年，又会被美化成真善美与奋斗的天堂时代，出现在大众面前。
也许再过30年，又会被美化成真善美与奋斗的天堂时代，出现在大众面前。
木马夺舰涅尔爪 发表于 2013-8-7 11:10
所以才说，当年要是全国人民都有点节操，那场几近于皇帝新衣的浩劫也就不会那样庞大了
听说过传销么？听说过洗脑么？有多少正常人当时能坚持自我
所以才说，当年要是全国人民都有点节操，那场几近于皇帝新衣的浩劫也就不会那样庞大了
听说过传销么？听说过洗脑么？有多少正常人当时能坚持自我
明抢不行，暗偷可以。
浆糊瓶 发表于 2013-8-7 12:35
听说过传销么？听说过洗脑么？有多少正常人当时能坚持自我
传销什么的，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坚持自我么？
另外，那些东西成势之后是非常难以抵挡的，所以唯独将其抵挡在成势之前，才可以免于浩劫。
而这些浩劫的前兆，就是万斤田等等反常为妖的事情。
形同今日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等一切美好事物的公然背叛。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抵挡住这股妖风，那么指鹿为马的时代将会再次到来。
听说过传销么？听说过洗脑么？有多少正常人当时能坚持自我
传销什么的，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坚持自我么？
另外，那些东西成势之后是非常难以抵挡的，所以唯独将其抵挡在成势之前，才可以免于浩劫。
而这些浩劫的前兆，就是万斤田等等反常为妖的事情。
形同今日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等一切美好事物的公然背叛。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抵挡住这股妖风，那么指鹿为马的时代将会再次到来。
木马夺舰涅尔爪 发表于 2013-8-7 11:10
所以才说，当年要是全国人民都有点节操，那场几近于皇帝新衣的浩劫也就不会那样庞大了
那是MZD思想感召的结果。
所以才说，当年要是全国人民都有点节操，那场几近于皇帝新衣的浩劫也就不会那样庞大了
那是MZD思想感召的结果。
退微博，保智商 发表于 2013-8-7 09:17
极左想再来一次以国家之名铲除异己的动乱，
极右想来一次以猪油敏煮之名铲除异己的动乱，其实最终目的都是 ...
说得不错，某些白卫兵的做法和红卫兵是一样的
极左想再来一次以国家之名铲除异己的动乱，
极右想来一次以猪油敏煮之名铲除异己的动乱，其实最终目的都是 ...
说得不错，某些白卫兵的做法和红卫兵是一样的
滑跃起飞2012 发表于 2013-8-7 12:45
那是MZD思想感召的结果。
说自己信毛那是逼出来的，真正蒙其感召的有几个？真正奉为圭臬的话，会喊出“红太阳”之类的肉麻口号？
可以这么说，MZD最后的作为是直接违反MZD思想的！
当年真正存在于人民心中的思想是，墙头草，随风倒，让报多少报多少，叫整谁人整到倒。
那是MZD思想感召的结果。
说自己信毛那是逼出来的，真正蒙其感召的有几个？真正奉为圭臬的话，会喊出“红太阳”之类的肉麻口号？
可以这么说，MZD最后的作为是直接违反MZD思想的！
当年真正存在于人民心中的思想是，墙头草，随风倒，让报多少报多少，叫整谁人整到倒。
看看就行了。大家也别把自己当道德法官。这个社会也就马里亚纳海沟里的石头干净点。
木马夺舰涅尔爪 发表于 2013-8-7 12:44
传销什么的，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坚持自我么？
另外，那些东西成势之后是非常难以抵挡的，所以唯独将其抵 ...
传销那个真不能称坚持自我, 只能说是貌似自我. 这有一个明显的辨别方法, 那就是思想的产生是源自自己内心的感悟, 还是人为灌输的并且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过滤成为真正属于自己的认知, 传销那个之所以称为洗脑而不是坚持自我就是因为如此, 他们坚持的不是自我, 而是灌输这个观念的人的"我".
传销什么的，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坚持自我么？
另外，那些东西成势之后是非常难以抵挡的，所以唯独将其抵 ...
传销那个真不能称坚持自我, 只能说是貌似自我. 这有一个明显的辨别方法, 那就是思想的产生是源自自己内心的感悟, 还是人为灌输的并且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过滤成为真正属于自己的认知, 传销那个之所以称为洗脑而不是坚持自我就是因为如此, 他们坚持的不是自我, 而是灌输这个观念的人的"我".
xutian79 发表于 2013-8-7 14:24
传销那个真不能称坚持自我, 只能说是貌似自我. 这有一个明显的辨别方法, 那就是思想的产生是源自自己内 ...
那么跟传销沾边的人，难道大多数都成为传销人员了么？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多数还是能够坚持自我的。
传销那个真不能称坚持自我, 只能说是貌似自我. 这有一个明显的辨别方法, 那就是思想的产生是源自自己内 ...
那么跟传销沾边的人，难道大多数都成为传销人员了么？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多数还是能够坚持自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