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战时中国优待联合国军战俘：供应点心发烟丝

　核心提示：联合国军战俘的日用品是充足的。每年发放两次全新的统一的夏冬全套制服，定期配发牙刷、牙膏、毛巾等物品，烟斗、卷烟纸、糖果、点心也满足供应，每星期还发五盎司的烟丝……


　　本文摘自《中外书摘》2009年第4期，作者：崑岺，原题：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指示释放美国战俘
　　1951年10月，父亲杜平率领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观礼团在北京活动期问，周恩来专门找父亲谈过话，他向父亲详细询问了志愿军管理战俘的情况，并对战俘工作做了指示。周恩来说：“外俘的管理，全部由志愿军负责，伪俘的管理，由人民军负责。”他要父亲以此建议征求金日成的意见，然后向他报告。周恩来还要父亲从现在起就亲自抓战俘这项工作，要派人去检查，不能大意，以免给将来交换战俘带来被动。

　　父亲在返程的途中，路经平壤时，同早已熟悉的金日成见面，向他汇报了周恩来总理对战俘工作的建议，金日成表示赞同。

　　从人朝作战以来，战俘工作一直由父亲负责

　　从入朝作战以来，战俘工作一直由父亲负责。在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在云山与美军进行了第一次交锋。云山守敌是美军骑兵第一师第八团。这支华盛顿时代建立的“开国元勋师”。虽仍保留“骑兵师”番号，但其高头大马早已为现代机械化所代替，它自吹建立160年以来从没有打过败仗。然而，这支声名显赫的王牌军。在志愿军出奇的猛扑和勇敢的拼杀面前，却成了丧家之犬。激战两昼夜，志愿军歼敌2046名(其中美军1800名)，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云山战斗是志愿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战胜具有现代装备的美军。战役之后，在志愿军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当讨论到瓦解敌军的工作时，会议认为：由于志愿军发扬了人民军队优待俘虏的光荣传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39军在战斗中遇到一个会说汉语的美国兵，他问：“你是朝鲜人？”志愿军战士回答：“中国人。”他说他曾经到过中国，战士告诉他缴枪不杀，他即缴枪，并喊了几十个美兵来缴枪。第40军在龟头洞攻击伪军第6师，敌人四散溃逃，次日拂晓战士们搜山，将敌人围在山沟里，敌人不敢出来，也不缴枪。后来捉到一个营长，向他解释了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要他去喊话，他从山沟里喊出80多人来缴枪。第115师抓的一个俘虏，手上带8个金戒指，一个未少，俘虏对志愿军纪律严明甚为敬佩。

　　之后，父亲向彭德怀做了汇报，除谈了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还着重谈了开展敌军工作和战俘问题的想法，彭德怀听了父亲的意见，问：“能不能挑些战俘放回去？”父亲说：“可以，但放少了恐怕影响不大，是否多放一些？”彭德怀果断地说：“好！能多放就多放一些。”父亲考虑到这毕竟是在国外战场上，释放战俘可能会产生国际影响，所以父亲草拟了电报。经彭德怀审阅后上报了军委。第二天，毛泽东回电：“你们在做好部队思想工作敢打必胜的同时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于是父亲派人到战俘收容所挑选了103名俘虏，其中美俘27人，伪俘76人。对这些俘虏进行了简单的教育，让他们理了发，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发了路费，晚饭时特意加了菜，最后召集该所全体战俘开了欢送会。傍晚几辆满载战俘的卡车，躲过美机的轰炸，开到了云山以南的阵地前沿，释放了这批战俘。
　志愿军首释战俘的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他在来电中指出：“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首释战俘后，志愿军政治部颁发了严格遵守宽待俘虏政策的命令。对执行政策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违反政策的进行耐心说服教育，情节严重的酌情给予处分。特别针对在战士伤亡较大、报仇心切的情况下，教育战士把对敌人的仇恨和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要严格区分开来，在战斗中要英勇杀敌，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则要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执行宽待政策，做到不打、不骂、不杀、不侮辱人格、不搜查私人物品。经过教育，部队执行纪律更加自觉。第40军就首创了就地释放重伤战俘的办法：在一次战役后，他们俘获了一些重伤敌兵，把这些重伤兵抬下战场，运往后方，要费很大的人力、物力，然而见死不救，又不符合人民军队人道主义精神。于是他们对重伤敌兵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治疗后，仍送回敌区，由敌人自己去收容。志愿军政治部以政工通讯第二号下发各军，推广第40军的做法，父亲还特意加了按语，重点对重伤战俘的处理办法做了详细规定。志愿军宽待战俘的政策，不仅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对瓦解“联合国军”起到了有效作用。战场上不断有敌士兵投降，上百人集体投降也时有发生。后来的几次战役，父亲都主持了释放战俘的工作，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可别叫飞机把战俘名单打掉呀

　　1951年11月，父亲正积极组织归国观礼代表团分别向各部队进行传达报告时，开城方面来了电报，要父亲参加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后来知道，这是周恩来点名，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的。参加停战谈判工作，对父亲来说是一项全新任务。抗美援朝与国内战争不同，其中有一点就是这次战争不是以全面胜利而是以和谈停战的方式结束。这种打和谈相结合的斗争形式，是国际上现代局部战争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在入朝作战的第三次战役后，中朝军队就打过了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十八度线，并占领了汉城(今首尔)。此时美军慌了神，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中朝未予理睬，到了第五次战役后，进人防御阶段。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议，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联名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谈判，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正式举行。但是，美方毫无诚意，蓄意破坏，和谈一度被迫休会。8月18日，美军发动了“夏季攻势”，9月底，又发动了“秋季攻势”，都被志愿军彻底粉碎了。美军在谈判桌上得不到便宜，在挑起的战场攻势中又伤亡急剧上升，在美国国内引起严重混乱，“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10月25日，中断了两个月的朝鲜谈判复会了。

　　11月25日，父亲乘吉普车，带着满满两箱战俘名单启程前往开城。这个名单是根据周恩来和金日成的指示，由敌军工作部门反复在战俘营中复查、核实的一份数据准确、翔实的名单。邓华送行时，笑着嘱咐父亲：“可别叫飞机把战俘名单打掉呀！”父亲也开玩笑地答道：“只要不去马克思那儿报到，就少不了这两箱名单。”后来证明。这两箱名单确实重要。但在路上还是出了点小事故。这天下着毛毛雪，两辆吉普车连夜由桧仓向开城急驰。半夜时分，道路进入一座小山，爬山时，天黑路湿，车轮倒滑，“砰”的一声，车翻到沟里，父亲被压在汽车下面。幸好两个警卫员被甩出车外，只受了点皮外伤，他们把父亲救起，看看名单箱子无损，就继续赶到开城。父亲被抬下就不能动了，医生检查说肋骨折裂，还有多处外伤，幸好无生命危险。父亲谢绝领导安排他回国疗伤，坚持一边参加代表团工作，一边养伤。父亲到后，谈判代表团的党委进行了调整，党委书记李克农，副书记杜平，委员有边章五、乔冠华、解方、柴成文。为工作方便，父亲仍在志愿军总部挂名副主任。

　　开城位于朝鲜西部平原。三八线以南一点，是历史上有名的古都，留存着李王朝王宫的遗址。最初谈判的会址在开城西北的一个大人参主的别墅里。但开城在中朝方军事占领区域内，为表示诚意，复会后，中朝方将会址迁至开城东南约8公里的板门店，这是双方军事控制的高地中间的一片无人居住的开阔地带。原有的小村庄房屋已被战火夷平，谈判在临时用木板、草席搭建的房子里举行，其他活动只能在周围的帐篷中进行。11月27日，双方在会场内外经过四个月的较量，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紧接着开始谈判停战监督问题，这一问题又经过了五个多月的唇枪舌剑，于1952年5月2日基本达成协议。这时候，板门店的谈判桌上只剩下了一个战俘遣返问题，而这一问题争论最为激烈，时间也拖得最长，这在世界和平谈判史上前所未有。
　　日内瓦公约第118条规定：“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一再宣称自愿遵守日内瓦公约的美国政府却完全违背了公约规定，设置种种障碍，拖延战俘问题的解决。

　　为准备停战后交换战俘，志愿军必须做好对战俘的安置和管理工作，为此志愿军总部在碧潼郡组建了战俘营，父亲重点抓战俘工作。父亲在对俘管人员作报告时说：“战俘工作做得好坏，不仅影响将来遣俘工作，还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首要任务是确保战俘健康地存活着

　　碧潼郡位于靠近中朝边界的一个半岛上，三面环水，环境幽雅。战俘营区周围没有带刺的铁丝网。也没有高墙卫哨，战俘住在虽不宽敞但很整洁的民房里，饭堂、俱乐部、篮球场一应俱全，外人看上去全然不像是关押战俘的场所。当然。这里的管理是严格的，实行自上而下的军事管制，实施官兵分开编队。战俘营有五个团，一个大队，都分布在碧潼周围。

　　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战俘健康地存活着。为此，志愿军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对战俘进行普遍体检，并对症进行治疗。有一个年仅17岁的英国战俘彼德·劳雷，在转运途中艰辛跋涉，到达战俘营时就病倒了。发烧至40℃，一检查是患了急性肺炎，如不及时治疗，将有生命危险。可是，可以作为急救药剂的青霉素，只剩下10小瓶，仅够治疗一个重病号。当时中国还不能制造青霉素，美国又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这几瓶药是战俘营卫生所的宝贝“王牌”药，如果将药全部用在“敌人”身上，自己的战友需要急救时怎么办？于是黄运医生逐级请示，最后战俘营的领导批准使用，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防止战俘死亡，必须救死扶伤，发扬我军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几天的青霉素注射，加上浓缩葡萄糖和维生素c，在护士的精心护理下。彼德康复了。有趣的是，英军方却认为彼德战死了，英国政府给彼德家庭发出了“死亡通知书”。但是随后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在新闻中报道了中朝军队打过三八线的战况，顺便在被俘官兵中点到了年轻的坦克兵彼德的名字。彼德的家属质疑政府，英国政府恼羞成怒，以“造谣惑众”的罪名勒令《工人日报》停刊。于是《工人日报》远东记者要求志愿军战俘营提供帮助，彼德和黄运医生的一张合影及专门采访很快刊登在《工人日报》上，健在并微笑着的彼德向英国公众戳穿了英军和英国政府的谎言，说明了战俘在中朝军队中受到了人道的优厚待遇。也正是这张照片，在三十一年后的1984年，又登在英国的报刊上，是彼德来到中国会见了他的救命恩人黄运医生。像这样救死扶伤的例子在战俘营中不胜枚举。

　　西方人不适应高粱米、苞米等粗粮的饮食习惯，常会患上“营养不良”症，甚至死亡。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志愿军官兵生活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总部还是做了最大的努力，从国内调来了大米、白面、猪肉，改善战俘的伙食。还组成有战俘参加的伙食委员会，战俘自己推荐的炊事员下厨房，他们自己动手，制成了烤炉，吃上了香喷喷的面包。饭菜变得有西方口味了，战俘们非常满意。战俘的日用品是充足的。每年发放两次全新的统一的夏冬全套制服，定期配发牙刷、牙膏、毛巾等物品，烟斗、卷烟纸、糖果、点心也满足供应，每星期还发五盎司的烟丝……   这就是一千多美国佬“莫名其妙死亡”的由来，竟然是营养不良......

　　战俘的文化生活也很丰富。战俘们自己选举主任和委员会的俱乐部也纷纷产生；他们组成了足球队、棒球队、篮球队、橄榄球队；还有小乐队和小剧社；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教友们举行的宗教仪式也很活跃；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和体育竞赛也搞得轰轰烈烈；1952年11月15日还举办了“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由500多名运动员参加竞技。

　　特别令战俘们激动的是1951年的圣诞节晚会。圣诞树、银色钟、红蜡烛，还有香烟、糖果，会场充满了西方民族风味和宗教气氛，使战俘想起在本国与家人共度节日的情景。一个美俘拿自己过去在德国战俘集中营受苦的情景与现在作对比，说：“德国人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他们不但不给我们过圣诞节。还虐待我们。志愿军不信宗教，但为我们筹备了一个隆重的圣诞节，给我们这样好的待遇，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是世界上最讲文明的国家，志愿军才是真正的仁义之师。”还有的战俘举杯高喊：“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战俘中有位美联社的随军记者叫弗兰克·诺尔，圣诞节快到了，美联社设在东京的亚洲总分社，有几位同事“异想天开”地想给诺尔送架照相机作为圣诞节礼物。他们想让诺尔重操旧业，以获取独家新闻。于是他们通过报界关系，秘密联系上了中方谈判代表团的李克农和乔冠华，在他们的支持下，照相机及时送到了诺尔手中。诺尔高兴地重新拿起了相机。圣诞节过后不久，在战俘营拍摄的第一批照片。通过特殊途径送往开城中立区，随后又极其秘密地转给了美联社亚洲总分社派驻板门店的记者，最后在东京用无线电传真发往了美国。美国各大报纸，普遍在头版头条位置用大块篇幅刊出这些反映美俘欢度圣诞节的照片。接着，美联社接到大量读者来信、电话和电报。说通过照片见到了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他们又胖又快乐，-并恳求报社通过诺尔向收容并宽待他们亲人的中国“东道主”转达敬意。也有英国读者希望诺尔拍些英国战俘的照片。或许他们被告知“失踪”的亲人能在照片中露面……这一组摄影报道一炮打响，却震怒了李奇微将军，他下令采取高压手段，阻止美国记者的活动。因为这组照片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他们脸上，戳穿了他们有关中国如何虐待战俘，如何野蛮残暴的种种谎言。事实上，践踏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违背人道主义的事，恰恰发生在美方的巨济岛战俘集中营，美方为达到扣留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目的，搞所谓“自愿遣返”，在刺刀威逼下强迫他们选择背井离乡去台湾，而对不从者采取毒打、侮辱、强迫写血书，甚至水刑、电刑，直到剖腹、活埋。这就充分暴露了美国侵略者的虚伪性，他们口口声声高喊“人道主义”、“人权自由”，实际上却欠了一笔笔血淋淋的人权债。

　　1952年，按照中朝有关外俘由中方收容的商议，朝方将朝鲜战俘营中外籍战俘交由中方管理，其中有美军24师师长迪安将军。那是在1950年7月底，美军向朝鲜北方大举进犯，美军气焰嚣张，自认为天下无敌。在大田战斗中，迪安所属部队行进到一个山谷，口渴难忍的迪安听到山下小溪的流水声，不听劝阻，单独寻水解渴，当他返回原路时，却找不到部队了。于是他向路边的一个朝鲜小孩比划着问路，这个勇敢机智的孩子正像中国的王二小一样，将迪安引入山洞，落入朝鲜游击队的手中。结果，遣安成了人民军最早俘获的美国将军。当迪安被交给中方战俘营时，他不仅养得白白胖胖，而且发热的头脑也冷却下来，开始客观地反思这场战争了。父亲和李克农一同单独接见了迪安，与他进行了谈话。迪安承认，即使我们美国将战争放在“发动一切力量的基础上”，也赢不了朝鲜战争的胜利。因为中国就在朝鲜后面，中国有着取之不竭的人力。即使我们占领了全朝鲜，他们仍然会在边界那边和我们战斗。迪安特别感慨地谈到中国，他说：我看不出来，世界上任何人有什么办法能征服中国。中国是一个广大而无限量的国家，不论你到达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他们在四面八方都有雄厚的后备力量。即使你进攻到北京，也无济于事，中国还是中国。最终你都会被中国人民赶跑，丢尽脸面。这一点，历史在中国是重复的，过去一些国家都曾想吞下中国，但都没有吞下，今后也是这样，不仅十年、一百年是这样，一千年一万年也还是这样，中国这个国家碰不得。迪安一再强调，美国人民也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他说：美国人民不好战，大部分美国人民都怕和平在一夜之间让战争夺走。在对和平的祈盼上，天下都是一样的。不要和平的人是神经病。不过，这样的神经病还是有的。你我都不要太天真了，以为和平能祈盼来，那是不可能的。迪安最后表示，我们美国人跑到朝鲜来，这个跤摔得不轻，我很难过。战争开不得，乱开战争必吃苦头。现在我只有一个声音：让年轻人回去，妈妈在等他，情人在等他……

　　父亲和李克农与迪安的谈话内容，经整理成电文，以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总代表李克农和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杜平名义发回国内，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根据金日成首相的要求，电文作为密件暂时封存不予发表。

　　战俘遣返问题，前后谈判将近一年半之久，直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终于在朝鲜停战协定文本上签字。

　　在这段时间里，志愿军在政策上不歧视战俘，在生活中优待战俘，在情感上感化战俘，从而消除了他们的敌对情绪，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自觉拥护和平、争取和平。能够使战俘在这场战争中立场发生重大变化，可以说是志愿军战俘营创造的奇迹。

　　宽待俘虏的政策，是人民军队本质最生动、最具体的体现。毛泽东早在《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制定了这一点，在后来的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这一政策都起到了瓦解敌军的重要作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又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政策，可以说，人民军队宽待俘虏的政策，是对人道主义的自觉遵循，是对人权的自觉尊重，这不仅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志愿军既是威武之师又是文明之师的形象，而且在国际社会中也树立了彰显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

　　8月5日至9月6日，父亲主持了33天的双方遣返战俘工作。向美方遣返非朝鲜籍战俘4912名，朝鲜籍战俘7848名。共12760名。接受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70159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4640名，共75799名。中朝方面遣返的，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参谋长许威布尔等25名美国空军细菌战战俘、美军第24师少将师长迪安。

　　9月12日，父亲随同彭德怀司令员在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扩大)会议报告抗美援朝工作。在彭德怀报告后，父亲向大会汇报了停战谈判的经过、收获和胜利原因。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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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中外书摘》2009年第4期，作者：崑岺，原题：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指示释放美国战俘
　　1951年10月，父亲杜平率领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观礼团在北京活动期问，周恩来专门找父亲谈过话，他向父亲详细询问了志愿军管理战俘的情况，并对战俘工作做了指示。周恩来说：“外俘的管理，全部由志愿军负责，伪俘的管理，由人民军负责。”他要父亲以此建议征求金日成的意见，然后向他报告。周恩来还要父亲从现在起就亲自抓战俘这项工作，要派人去检查，不能大意，以免给将来交换战俘带来被动。

　　父亲在返程的途中，路经平壤时，同早已熟悉的金日成见面，向他汇报了周恩来总理对战俘工作的建议，金日成表示赞同。

　　从人朝作战以来，战俘工作一直由父亲负责

　　从入朝作战以来，战俘工作一直由父亲负责。在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在云山与美军进行了第一次交锋。云山守敌是美军骑兵第一师第八团。这支华盛顿时代建立的“开国元勋师”。虽仍保留“骑兵师”番号，但其高头大马早已为现代机械化所代替，它自吹建立160年以来从没有打过败仗。然而，这支声名显赫的王牌军。在志愿军出奇的猛扑和勇敢的拼杀面前，却成了丧家之犬。激战两昼夜，志愿军歼敌2046名(其中美军1800名)，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云山战斗是志愿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战胜具有现代装备的美军。战役之后，在志愿军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当讨论到瓦解敌军的工作时，会议认为：由于志愿军发扬了人民军队优待俘虏的光荣传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39军在战斗中遇到一个会说汉语的美国兵，他问：“你是朝鲜人？”志愿军战士回答：“中国人。”他说他曾经到过中国，战士告诉他缴枪不杀，他即缴枪，并喊了几十个美兵来缴枪。第40军在龟头洞攻击伪军第6师，敌人四散溃逃，次日拂晓战士们搜山，将敌人围在山沟里，敌人不敢出来，也不缴枪。后来捉到一个营长，向他解释了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要他去喊话，他从山沟里喊出80多人来缴枪。第115师抓的一个俘虏，手上带8个金戒指，一个未少，俘虏对志愿军纪律严明甚为敬佩。

　　之后，父亲向彭德怀做了汇报，除谈了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还着重谈了开展敌军工作和战俘问题的想法，彭德怀听了父亲的意见，问：“能不能挑些战俘放回去？”父亲说：“可以，但放少了恐怕影响不大，是否多放一些？”彭德怀果断地说：“好！能多放就多放一些。”父亲考虑到这毕竟是在国外战场上，释放战俘可能会产生国际影响，所以父亲草拟了电报。经彭德怀审阅后上报了军委。第二天，毛泽东回电：“你们在做好部队思想工作敢打必胜的同时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于是父亲派人到战俘收容所挑选了103名俘虏，其中美俘27人，伪俘76人。对这些俘虏进行了简单的教育，让他们理了发，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发了路费，晚饭时特意加了菜，最后召集该所全体战俘开了欢送会。傍晚几辆满载战俘的卡车，躲过美机的轰炸，开到了云山以南的阵地前沿，释放了这批战俘。
　志愿军首释战俘的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他在来电中指出：“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首释战俘后，志愿军政治部颁发了严格遵守宽待俘虏政策的命令。对执行政策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违反政策的进行耐心说服教育，情节严重的酌情给予处分。特别针对在战士伤亡较大、报仇心切的情况下，教育战士把对敌人的仇恨和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要严格区分开来，在战斗中要英勇杀敌，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则要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执行宽待政策，做到不打、不骂、不杀、不侮辱人格、不搜查私人物品。经过教育，部队执行纪律更加自觉。第40军就首创了就地释放重伤战俘的办法：在一次战役后，他们俘获了一些重伤敌兵，把这些重伤兵抬下战场，运往后方，要费很大的人力、物力，然而见死不救，又不符合人民军队人道主义精神。于是他们对重伤敌兵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治疗后，仍送回敌区，由敌人自己去收容。志愿军政治部以政工通讯第二号下发各军，推广第40军的做法，父亲还特意加了按语，重点对重伤战俘的处理办法做了详细规定。志愿军宽待战俘的政策，不仅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对瓦解“联合国军”起到了有效作用。战场上不断有敌士兵投降，上百人集体投降也时有发生。后来的几次战役，父亲都主持了释放战俘的工作，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可别叫飞机把战俘名单打掉呀

　　1951年11月，父亲正积极组织归国观礼代表团分别向各部队进行传达报告时，开城方面来了电报，要父亲参加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后来知道，这是周恩来点名，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的。参加停战谈判工作，对父亲来说是一项全新任务。抗美援朝与国内战争不同，其中有一点就是这次战争不是以全面胜利而是以和谈停战的方式结束。这种打和谈相结合的斗争形式，是国际上现代局部战争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在入朝作战的第三次战役后，中朝军队就打过了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十八度线，并占领了汉城(今首尔)。此时美军慌了神，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中朝未予理睬，到了第五次战役后，进人防御阶段。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议，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联名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谈判，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正式举行。但是，美方毫无诚意，蓄意破坏，和谈一度被迫休会。8月18日，美军发动了“夏季攻势”，9月底，又发动了“秋季攻势”，都被志愿军彻底粉碎了。美军在谈判桌上得不到便宜，在挑起的战场攻势中又伤亡急剧上升，在美国国内引起严重混乱，“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10月25日，中断了两个月的朝鲜谈判复会了。

　　11月25日，父亲乘吉普车，带着满满两箱战俘名单启程前往开城。这个名单是根据周恩来和金日成的指示，由敌军工作部门反复在战俘营中复查、核实的一份数据准确、翔实的名单。邓华送行时，笑着嘱咐父亲：“可别叫飞机把战俘名单打掉呀！”父亲也开玩笑地答道：“只要不去马克思那儿报到，就少不了这两箱名单。”后来证明。这两箱名单确实重要。但在路上还是出了点小事故。这天下着毛毛雪，两辆吉普车连夜由桧仓向开城急驰。半夜时分，道路进入一座小山，爬山时，天黑路湿，车轮倒滑，“砰”的一声，车翻到沟里，父亲被压在汽车下面。幸好两个警卫员被甩出车外，只受了点皮外伤，他们把父亲救起，看看名单箱子无损，就继续赶到开城。父亲被抬下就不能动了，医生检查说肋骨折裂，还有多处外伤，幸好无生命危险。父亲谢绝领导安排他回国疗伤，坚持一边参加代表团工作，一边养伤。父亲到后，谈判代表团的党委进行了调整，党委书记李克农，副书记杜平，委员有边章五、乔冠华、解方、柴成文。为工作方便，父亲仍在志愿军总部挂名副主任。

　　开城位于朝鲜西部平原。三八线以南一点，是历史上有名的古都，留存着李王朝王宫的遗址。最初谈判的会址在开城西北的一个大人参主的别墅里。但开城在中朝方军事占领区域内，为表示诚意，复会后，中朝方将会址迁至开城东南约8公里的板门店，这是双方军事控制的高地中间的一片无人居住的开阔地带。原有的小村庄房屋已被战火夷平，谈判在临时用木板、草席搭建的房子里举行，其他活动只能在周围的帐篷中进行。11月27日，双方在会场内外经过四个月的较量，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紧接着开始谈判停战监督问题，这一问题又经过了五个多月的唇枪舌剑，于1952年5月2日基本达成协议。这时候，板门店的谈判桌上只剩下了一个战俘遣返问题，而这一问题争论最为激烈，时间也拖得最长，这在世界和平谈判史上前所未有。
　　日内瓦公约第118条规定：“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一再宣称自愿遵守日内瓦公约的美国政府却完全违背了公约规定，设置种种障碍，拖延战俘问题的解决。

　　为准备停战后交换战俘，志愿军必须做好对战俘的安置和管理工作，为此志愿军总部在碧潼郡组建了战俘营，父亲重点抓战俘工作。父亲在对俘管人员作报告时说：“战俘工作做得好坏，不仅影响将来遣俘工作，还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首要任务是确保战俘健康地存活着

　　碧潼郡位于靠近中朝边界的一个半岛上，三面环水，环境幽雅。战俘营区周围没有带刺的铁丝网。也没有高墙卫哨，战俘住在虽不宽敞但很整洁的民房里，饭堂、俱乐部、篮球场一应俱全，外人看上去全然不像是关押战俘的场所。当然。这里的管理是严格的，实行自上而下的军事管制，实施官兵分开编队。战俘营有五个团，一个大队，都分布在碧潼周围。

　　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战俘健康地存活着。为此，志愿军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对战俘进行普遍体检，并对症进行治疗。有一个年仅17岁的英国战俘彼德·劳雷，在转运途中艰辛跋涉，到达战俘营时就病倒了。发烧至40℃，一检查是患了急性肺炎，如不及时治疗，将有生命危险。可是，可以作为急救药剂的青霉素，只剩下10小瓶，仅够治疗一个重病号。当时中国还不能制造青霉素，美国又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这几瓶药是战俘营卫生所的宝贝“王牌”药，如果将药全部用在“敌人”身上，自己的战友需要急救时怎么办？于是黄运医生逐级请示，最后战俘营的领导批准使用，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防止战俘死亡，必须救死扶伤，发扬我军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几天的青霉素注射，加上浓缩葡萄糖和维生素c，在护士的精心护理下。彼德康复了。有趣的是，英军方却认为彼德战死了，英国政府给彼德家庭发出了“死亡通知书”。但是随后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在新闻中报道了中朝军队打过三八线的战况，顺便在被俘官兵中点到了年轻的坦克兵彼德的名字。彼德的家属质疑政府，英国政府恼羞成怒，以“造谣惑众”的罪名勒令《工人日报》停刊。于是《工人日报》远东记者要求志愿军战俘营提供帮助，彼德和黄运医生的一张合影及专门采访很快刊登在《工人日报》上，健在并微笑着的彼德向英国公众戳穿了英军和英国政府的谎言，说明了战俘在中朝军队中受到了人道的优厚待遇。也正是这张照片，在三十一年后的1984年，又登在英国的报刊上，是彼德来到中国会见了他的救命恩人黄运医生。像这样救死扶伤的例子在战俘营中不胜枚举。

　　西方人不适应高粱米、苞米等粗粮的饮食习惯，常会患上“营养不良”症，甚至死亡。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志愿军官兵生活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总部还是做了最大的努力，从国内调来了大米、白面、猪肉，改善战俘的伙食。还组成有战俘参加的伙食委员会，战俘自己推荐的炊事员下厨房，他们自己动手，制成了烤炉，吃上了香喷喷的面包。饭菜变得有西方口味了，战俘们非常满意。战俘的日用品是充足的。每年发放两次全新的统一的夏冬全套制服，定期配发牙刷、牙膏、毛巾等物品，烟斗、卷烟纸、糖果、点心也满足供应，每星期还发五盎司的烟丝……   这就是一千多美国佬“莫名其妙死亡”的由来，竟然是营养不良......

　　战俘的文化生活也很丰富。战俘们自己选举主任和委员会的俱乐部也纷纷产生；他们组成了足球队、棒球队、篮球队、橄榄球队；还有小乐队和小剧社；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教友们举行的宗教仪式也很活跃；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和体育竞赛也搞得轰轰烈烈；1952年11月15日还举办了“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由500多名运动员参加竞技。

　　特别令战俘们激动的是1951年的圣诞节晚会。圣诞树、银色钟、红蜡烛，还有香烟、糖果，会场充满了西方民族风味和宗教气氛，使战俘想起在本国与家人共度节日的情景。一个美俘拿自己过去在德国战俘集中营受苦的情景与现在作对比，说：“德国人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他们不但不给我们过圣诞节。还虐待我们。志愿军不信宗教，但为我们筹备了一个隆重的圣诞节，给我们这样好的待遇，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是世界上最讲文明的国家，志愿军才是真正的仁义之师。”还有的战俘举杯高喊：“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战俘中有位美联社的随军记者叫弗兰克·诺尔，圣诞节快到了，美联社设在东京的亚洲总分社，有几位同事“异想天开”地想给诺尔送架照相机作为圣诞节礼物。他们想让诺尔重操旧业，以获取独家新闻。于是他们通过报界关系，秘密联系上了中方谈判代表团的李克农和乔冠华，在他们的支持下，照相机及时送到了诺尔手中。诺尔高兴地重新拿起了相机。圣诞节过后不久，在战俘营拍摄的第一批照片。通过特殊途径送往开城中立区，随后又极其秘密地转给了美联社亚洲总分社派驻板门店的记者，最后在东京用无线电传真发往了美国。美国各大报纸，普遍在头版头条位置用大块篇幅刊出这些反映美俘欢度圣诞节的照片。接着，美联社接到大量读者来信、电话和电报。说通过照片见到了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他们又胖又快乐，-并恳求报社通过诺尔向收容并宽待他们亲人的中国“东道主”转达敬意。也有英国读者希望诺尔拍些英国战俘的照片。或许他们被告知“失踪”的亲人能在照片中露面……这一组摄影报道一炮打响，却震怒了李奇微将军，他下令采取高压手段，阻止美国记者的活动。因为这组照片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他们脸上，戳穿了他们有关中国如何虐待战俘，如何野蛮残暴的种种谎言。事实上，践踏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违背人道主义的事，恰恰发生在美方的巨济岛战俘集中营，美方为达到扣留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目的，搞所谓“自愿遣返”，在刺刀威逼下强迫他们选择背井离乡去台湾，而对不从者采取毒打、侮辱、强迫写血书，甚至水刑、电刑，直到剖腹、活埋。这就充分暴露了美国侵略者的虚伪性，他们口口声声高喊“人道主义”、“人权自由”，实际上却欠了一笔笔血淋淋的人权债。

　　1952年，按照中朝有关外俘由中方收容的商议，朝方将朝鲜战俘营中外籍战俘交由中方管理，其中有美军24师师长迪安将军。那是在1950年7月底，美军向朝鲜北方大举进犯，美军气焰嚣张，自认为天下无敌。在大田战斗中，迪安所属部队行进到一个山谷，口渴难忍的迪安听到山下小溪的流水声，不听劝阻，单独寻水解渴，当他返回原路时，却找不到部队了。于是他向路边的一个朝鲜小孩比划着问路，这个勇敢机智的孩子正像中国的王二小一样，将迪安引入山洞，落入朝鲜游击队的手中。结果，遣安成了人民军最早俘获的美国将军。当迪安被交给中方战俘营时，他不仅养得白白胖胖，而且发热的头脑也冷却下来，开始客观地反思这场战争了。父亲和李克农一同单独接见了迪安，与他进行了谈话。迪安承认，即使我们美国将战争放在“发动一切力量的基础上”，也赢不了朝鲜战争的胜利。因为中国就在朝鲜后面，中国有着取之不竭的人力。即使我们占领了全朝鲜，他们仍然会在边界那边和我们战斗。迪安特别感慨地谈到中国，他说：我看不出来，世界上任何人有什么办法能征服中国。中国是一个广大而无限量的国家，不论你到达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他们在四面八方都有雄厚的后备力量。即使你进攻到北京，也无济于事，中国还是中国。最终你都会被中国人民赶跑，丢尽脸面。这一点，历史在中国是重复的，过去一些国家都曾想吞下中国，但都没有吞下，今后也是这样，不仅十年、一百年是这样，一千年一万年也还是这样，中国这个国家碰不得。迪安一再强调，美国人民也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他说：美国人民不好战，大部分美国人民都怕和平在一夜之间让战争夺走。在对和平的祈盼上，天下都是一样的。不要和平的人是神经病。不过，这样的神经病还是有的。你我都不要太天真了，以为和平能祈盼来，那是不可能的。迪安最后表示，我们美国人跑到朝鲜来，这个跤摔得不轻，我很难过。战争开不得，乱开战争必吃苦头。现在我只有一个声音：让年轻人回去，妈妈在等他，情人在等他……

　　父亲和李克农与迪安的谈话内容，经整理成电文，以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总代表李克农和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杜平名义发回国内，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根据金日成首相的要求，电文作为密件暂时封存不予发表。

　　战俘遣返问题，前后谈判将近一年半之久，直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终于在朝鲜停战协定文本上签字。

　　在这段时间里，志愿军在政策上不歧视战俘，在生活中优待战俘，在情感上感化战俘，从而消除了他们的敌对情绪，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自觉拥护和平、争取和平。能够使战俘在这场战争中立场发生重大变化，可以说是志愿军战俘营创造的奇迹。

　　宽待俘虏的政策，是人民军队本质最生动、最具体的体现。毛泽东早在《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制定了这一点，在后来的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这一政策都起到了瓦解敌军的重要作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又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政策，可以说，人民军队宽待俘虏的政策，是对人道主义的自觉遵循，是对人权的自觉尊重，这不仅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志愿军既是威武之师又是文明之师的形象，而且在国际社会中也树立了彰显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

　　8月5日至9月6日，父亲主持了33天的双方遣返战俘工作。向美方遣返非朝鲜籍战俘4912名，朝鲜籍战俘7848名。共12760名。接受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70159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4640名，共75799名。中朝方面遣返的，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参谋长许威布尔等25名美国空军细菌战战俘、美军第24师少将师长迪安。

　　9月12日，父亲随同彭德怀司令员在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扩大)会议报告抗美援朝工作。在彭德怀报告后，父亲向大会汇报了停战谈判的经过、收获和胜利原因。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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