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的漂泊之路

十二年的漂泊之路

　　《看历史》文│左馨兰 （作者系东莞市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高二(六)班学生）

　　■ “文革”时的最后一张照片

　　1968年的深秋，北方的风已有阵阵凉意。女人小心翼翼地瞥了瞥窗外孤单飘摇的落叶，似乎跟这弥漫的空气是一样的萧瑟。她再一次把目光匆匆转向手中捧着的照片，那上面正是男人的脱帽黑白戎装照，身挎武装带，手扶盒子枪，整洁朴素的国民党中校军服勾勒出英武挺拔的身躯，但目光却很温和，甚至有些谦逊。

　　女人叹了一口气，终于划亮了火柴，点燃了这最后一张照片。随着火焰的急速吞噬，所有关于男人的一切，连同那段浩瀚激昂的历史，都随着这照片，飘散而去。

　　而这整个过程，都被我的外祖母看在眼里。当时她只有三十出头。女人便是她的母亲，在烧掉照片的时候特意把她叫了过去，让她看父亲最后一眼。

　　“当时虽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周围邻居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曾经是国民党，但‘文革’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害怕，所以有关我父亲的所有遗物在那时都被我母亲销毁了。”外祖母如是对我说。

　　正是因为出生在这样一个国民党中校的家庭里，才有了外祖母12年的漂泊之路。

　　■ 乱世中组成的家庭

　　外祖母告诉我，她的母亲是东北满族人，隶属清朝镶蓝旗籍，本就是八旗中最低一等的，又遇到清末乱世，生计只是刚够维持。后来她母亲结识了她的父亲，也就是照片上的国民党中校，便在动荡中组成了一个家庭。

　　“父亲原是张学良东北军所辖的国民党51军中的一员，但张学良并不直接统率这个军队，而是长期由于学忠担任军长。至于他究竟属于哪个师部，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他虽为中校，但并没有直接参加前线的战争，因为他的职位是军械师，只负责在后方修造兵器。”外祖母说。

　　51军自成立起曾转战多地，所以外祖母一家人也作为军属，跟着她父亲的部队四处转移。“母亲告诉我，在我出生之前，家里从东北先后到过北平、山东枣庄、安徽蚌埠和河南许昌等等，总之居无定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 船上响亮的哭声

　　1938年的9月份，正是日军大肆侵华、国内战火纷飞的紧张时刻。国民党51军为抗战需要继续转战，前线将士血战沙场，后方人员则积极配合物资供给，“作为军械师的父亲虽在后方，但也必须时刻跟着部队跑”。

　　因为条件艰苦，渡河时没有军用船只，外祖母父亲的部队只能租用民间船只，也就是普通民用渡船。所有人员，无论官职大小，都乘坐的是同样的小船，可谓同甘共苦。正当大家都忍着饥饿和疲倦坚持赶路时，一连串婴儿的啼哭声瞬间打破了路途的沉默，也冲掉了大家的倦意。哭声竟是如此响亮，以至于隔壁船只的人们也纷纷精神了起来，连舵手都忍不住回头张望。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一个健康的婴儿的出世给人的震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人们围着这个婴儿，仿佛她身上寄托着他们一直以来的某种模糊但坚定的希望。

　　我的外祖母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颠簸而狭窄的船舱里，开始了她12年的漂泊。

　　当时后方部队正在湖北。

　　■ 路途上不幸中的幸运

　　所谓不幸，是指外祖母自出生之日起就要被迫跟着部队东奔西走。而幸运，则是指她毕竟是被看做军属对待的，在每一次转移的过程中部队都有统一的安排，并不同于普通百姓的逃亡；另外，父亲不用去前线打仗，一家人基本上都能待在一起，这是外祖母认为的最大的幸运。

　　在粮食供给方面，有部队统一派发的“金元券”，类似于现在的纸币，每到一处县城或者村庄，即可用此券自行在当地购买粮食。虽然粮食不甚丰裕，但据外祖母说还是基本上能够维持温饱。“当时杂粮比较多，比如玉米大豆之类的；而主粮比较少，比如麦子就很少见。虽然是中校军属，但是我们家每一个都十分珍惜粮食。”而在衣物供给方面，则多以自己准备为主。“印象中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棉制品，基本上还没有被冻着。”

　　更为幸运的是在住和行的方面。即使是赶路的时候，也很少持续行进超过一天的，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部队总会有地方落脚。可见当时的组织工作还是比较从容、到位的。外祖母的印象中也基本没有走过夜路。而无论是匆匆夜宿一晚还是暂时驻扎下来，部队都基本上借用地主和有钱人多余的房屋来住宿，不会打扰普通老百姓，只有极少数在山区的时候才会住在民房里。也因为这样，住宿环境都一般能够保证，遮风避雨这些基本条件都能够达到。

　　在交通工具上，由于地形的原因，多走水路，一般都能租到大大小小的渡船。陆路方面，较远距离的会租用当地的民用马车赶路，较近距离的则是自己步行。行李都需要自行携带，而外祖母因为当时年龄小，笨重行李多是由父母和兄长来拿，自己倒并没有太多负重。“但是行李终归太重，因此每到一处就要扔掉一批，多是衣箱、被褥和衣服，而很多现在想来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也在一次次的丢弃中丢失了，现在想来还有些遗憾。”

　　从出生一直到解放前夕，外祖母就这样随着父亲的军队四处转移。短的一两个月就又要启程，而长的可以比较稳定地待上一两年。“当时虽然条件艰苦，生病了连最基本的药品都找不到，赶路的过程也很劳累疲乏，但我却没有被饿着、冻着，住的地方也比很多人强，而且路上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很照顾我，现在想来真算幸运。”外祖母回忆起这段奔波的历史时，虽感慨万分，但一直不忘感恩。

■“黄蚂蚁黑蚂蚁不要打架去”

　　当地的县城都有政府兴办的地方正规学校，当时叫做完全小学，外祖母的父亲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每到一个地方，不论停留短暂与否，都坚持把外祖母送到这些小学去。

　　据她回忆，当时她所就读的学校的配备还算比较完整，课室就在平房里面，有课桌和黑板，而课室围成的中央地带则是操场和升旗台。当时升的当然是青天白日旗，而学生们也要唱着类似于现在少先队歌的“童子军”歌并对旗帜注目、敬礼。学生多是当地百姓的孩子，外祖母一类算是插班生。学校也有统一备用课本来供插班生使用。老师则是由政府派遣。

　　当时的课程主要有语文、算术、唱歌、体育和画画。“语文主要学教科书，还要做课堂笔记，并有练习大楷、小楷的书法课。当时毛笔和墨水都十分珍贵，要学校统一购买，我们每天放学后都把墨水盒拿回家，第二天再拿回学校，生怕不见了或摔坏了。语文老师十分认真，批改作文和日记时不仅要用红笔将不妥当的或写得好的部分仔细勾勒出来，第二天还要当堂讲解。”

　　当时除了语文占有较大的教学比重外，其余四科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副科，并不太受重视。当时也有考试制，满分都为一百分。“我的算术一向都是徘徊在及格的边缘，但是语文就从来没有下过九十五”，外祖母笑着对我说，“特别是作文，一向都受到老师的表扬。只有一次离题了，老师很生气，要我把手伸出来。但他终究不舍得打我；虽然板子抬得很高，气势汹汹的，但一落到手掌上就变得很轻很轻了。”

　　至于画画，则是规定主题作画，老师酌情打分，一般都是以风景、动物等为主题。作画用的图画本和红蓝铅笔在当时是奢侈品，很多学生都是把本子反复使用，铅笔写到一寸了也不舍得扔。虽然没有人教，但大家都主动珍惜所有物资。

　　“有趣的是音乐，当时我们唱的都是儿歌，跟画画课一样丝毫没有牵扯到政治领域去。音乐老师对我们也很耐心，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例如‘黄蚂蚁黑蚂蚁不要打架去’，我们的热情都很高。”

　　■ 艰苦跋涉中的温馨

　　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部队已经在陕南白河县流水店驻扎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又转移至安康县城。在1947年时部队来到汉中褒城县境内，临解放前则转至陈家营。

　　“父亲身为军械师，技术很是高超，遇到各式各样的兵器在维修中出现的困难都要请教他。每当为抗战转移的时候，他和工人们就一起转移工具，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又可以开工。人在工具在，时刻为前线做好后勤工作。每到一处选房子的时候，父亲也总是把好的房子让给别人。”

　　“在难得的闲暇日子里，父亲也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他这个人性情很温和，话语不多，但总让人感觉很慈祥，也很爱护我们。他会让我们排成队，给我们兄妹几个剪指甲。他动作很轻，也很有耐心。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教我们认字，给我们讲故事、讲笑话。”

　　随行的其他军属家庭也很和蔼。“我记得在张寨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她母亲是个文静的文化人。有一次我打着嗝叫她出去上学，她母亲突然把我拉住，厉声喝问我是不是拿了她家的毛线。我很生气，据理力争，结果我打了很久的嗝居然停止了。她母亲问我：‘不打嗝了吧？’我气鼓鼓地点点头，于是她便哈哈大笑了起来，摸着我的头说，‘好啦，上学去吧！’我这才明白她的用意。”

　　在艰苦的岁月里，人们的真情，总显得那样珍贵。

■ 艰难抉择后再次启程

　　1949年夏秋，国民党军队已经败退。“父亲的部队要求转移至四川，但母亲却再也不愿意走了。我记得很清楚，母亲哭了一个晚上，她说：‘这么多年东奔西走，居无定所，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不能再走了！我就不相信共产党能见人就杀！’而父亲则在一旁踱来踱去，默不作声。”

　　当时外祖母一家并不知道，往四川的迁移是部队最后一次的迁移了，后来去四川的军属大都飞到了台湾。经过一个晚上的斗争，“父亲还是屈服了”。于是一家人最终选择脱离部队，留在了汉中。当时共产党的政府对类似外祖母这样的国民党家庭的态度是，“愿意留下的等候政府安排，愿意回老家的可自行启程，政府提供路费”。当时已是1949年的11月了，一家人还是选择了启程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东北，希望结束这么多年来的漂泊之路。

　　■ 更为艰辛的迁移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都还不完善，再加之外祖母一家已从军属身份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没有了部队统一的物资供给和食宿安排，所以这次迁移则更加艰辛。

　　每经过一个行政单位，政府就会开给他们一封“介绍信”，也就相当于生活费用凭据，可以凭借这封信在当地换取一定量的纸币，用纸币自行购买所需物品、解决住宿等，用完即止。到下一个行政单位时，再凭借上一封“介绍信”换取新的“介绍信”，继续前行。

　　“我们大概1950年元旦从汉中启程，沿途共产党的政府就这样给我们提供生活保障。开始的时候我们走的是公路，也就是汉中至宝鸡唯一的一条公路，那时候还能坐便宜马车，后来到秦岭山的时候没有公路了，都是山路，于是我们只能徒步翻越秦岭。”

　　当时的山路可不是我们现在风景区里面平直宽阔的山路，完全就是原始的土路。弯曲狭窄的路上尘土飞扬，一边是陡峭的山崖，另一边则是万丈深渊。一家人就这样背着行李，踏着碎石道，风尘仆仆地赶路。

　　“当时刚好是冬天，也冷；并且总是食宿无定时，每走一段路就要向当地人打听吃住的地方。累了、饿了也只能忍着。”

　　但就算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家人却还是没有丧失乐观的情绪。途经留坝县的时候，外祖母他们发现那里竟有一座张良庙。“父亲和我们都挺有兴致，那时候也不要门票，于是我们就进去拜谒了张良的塑像，令我吃惊的是庙里翠竹环绕，环境清幽，路上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

　　■ “我们又成了军属”

　　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一家人来到了宝鸡。好不容易找到县政府换取“介绍信”，工作人员却说，当地的最高行政单位是市，他们应该去找“宝鸡市政府”，而县则没有权力为他们兑换。一家人又来到市政府，但市政府却说，他们的信一路都是由县级单位换取的，现在应该仍由“宝鸡县”负责这个事情。就这样推来推去，把大家弄得筋疲力尽，并且没有新的纸币可以换取物资，不能再继续前行了，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回家的路，总是这样艰难而漫长。

　　但天无绝人之路，一件很巧合的事情在这时发生了。

　　“我有一个哥哥，本来也是跟着我们一起辗转的，但中途时，父亲就把他送到了当地一个全寄宿的学校里去了。解放前这个学校是国民党政府为本党将士子女专设的，费用全免。而解放后学校大多数师生要么回到家中，要么随部队迁往台湾，只有像哥哥这样少数的学生被地下党物色、培养，后来便参加了解放军。”

　　“我们被困在宝鸡的时候也没闲着，四处打听哥哥的去向。先是给他原先的学校旧址写信，学校再通过一系列方式把信交到已经参军的哥哥手中。当他从信中得知我们无法继续前行的时候，便直接给他的部队写信，说明我们的身份；部队又直接给宝鸡政府发函。就这样，我们又成了军属，得到了共产党给我们的军属优待。”

　　在宝鸡分到了一处房子，有了安身之处；再加上行进路途十分艰难，也确实不能再继续前行了，于是一家人终于停下了脚步。

　　■ 遥远的家乡

　　这个时候，正是1950年的春天。暖意渐渐弥漫开来。

　　在随着部队南征北战的漫长奔波之后，外祖母总算结束了她将近十二年的漂泊之路。

　　遗憾的是，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外祖母自出生到现在，却从未踏上过东北的土地。故乡于她来说，实在只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想象。

　　“当年没有从东北出来随军征战的亲戚，现在早已杳无音信；还有飞往台湾的那个哥哥，更加无从寻觅。”

　　虽时隔多年，但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外祖母的神情，却让我感觉那些早已消散在历史风云中的往事，竟穿越了时间的荒凉，变得如此真切、清晰。

　　外祖母一声叹息，似乎仍未从当年的记忆中回过神来。

　　我在一旁陪她沉默着，暗自唏嘘。

外祖母的故事讲完了，我的思绪却仍未停止。

　　当一切烟消云散的时候，人类剩下的，就只有沉甸甸的历史了。然而历史若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历史当然会“剩下”——时间每过去一秒，历史就会自动形成一份；而这一份份的历史，只能靠我们去小心保存、用心思考，才能完成自身的延续，才能凸显自身的价值。否则，历史的长河便会枯萎，人类的智慧之光也会黯淡。

　　在外祖母的讲述中，我不断强化细节、忠实记录；我力求每一行文字都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再现，不需要添枝加叶，也不需要编造不存在的情景去充实记忆的空白。“您记得什么就说什么，您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我对外祖母叙述的请求。只有真实地记录，忠于当事人的记忆，才能避免对历史的扭曲，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呵护者，才能完成延续历史的第二步——用心思考。

　　首先，我强调尊重历史，不管是伟人的历史还是普通人的历史。伟人的历史固然更有研究的价值，但普通人的历史一样不能忽视。历史是由所有人的所有活动共同构成的，普通人也不例外。外祖母一家的漂泊故事的确很渺小、很平凡，但我不能就这样任由他们白白地辛苦，我不能让他们坚实的行迹被时光所淹没，所以，我要去记录。就算是再普通的事迹，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因为正是一个个像他们这样平凡的家庭和个体在那些岁月的艰苦付出和无言奉献，在困难面前体现出的顽强和坚韧，才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才得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从外祖母的叙述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然而，我们到现在都还无法完全统计出国家在抗战时期的军人和平民的伤亡情况，这不仅令人遗憾和心酸，也与尊重历史的原则相悖。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去发现、去记录、去尊重身边的历史，哪怕他们再平凡。

　　由此，我很容易就领悟到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始终紧密相连的。国家混乱，民生必然凋敝，外祖母十二年的辛苦奔波才成为必然。而现在，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我们国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仍是向着和平和繁荣的方向发展的，因为这一点，我才能够坐在舒适的房间里，静静地聆听外祖母的故事。而国家的命运不仅影响着个人，个人也时刻肩负着对国家的责任，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要对你的时代负责，这一点是被很多人忽视的。生在乱世，就要接受现实，参军打仗，保家卫国；就必须要服从命令，辗转奔波。生在治世，就不能安于现状，而要珍惜时机，时刻抱有忧国情怀，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我们无法选择的。

　　接着，我认为我们要勇于正视历史。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上出现了“抗日战争初、中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的字眼，这就对了。我们不能为了维护一个政党而去贬低甚至抹杀另一个政党的功绩，国民党也不应忽略共产党的功劳，因为正是两党的合作，才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近些年来，中学生开始越来越客观地看待历史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现象。因为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外祖母的父亲所属的51军曾多次英勇抗日，而一家人连年的奔波也是为了更好配合前线部队的抗日行动。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问题，避免一边倒的误区。这也是忠于历史的一个重要表现。

　　再一个让我感动的，则是外祖母奔波途中仍坚持上学的那段叙述。教育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尽管当时国家已到存亡的危难边缘，但政府还是尽一切办法坚持把学校办了下去，各种教学用具的供给和配备都一直比较齐全，连小学也不例外。老师们也很认真，没有因为社会的动荡、条件的艰苦或者是小学课程的简单草草应付，而是一如既往地恪尽职守。据外祖母回忆，老师们都很有耐心，对待学生也很和蔼，不论是平时教学还是批改作业，都十分严谨。作为学生的家长，也是想方设法地送孩子来到学校读书，当地的老百姓是这样，外祖母这样奔波的家庭也是这样。孩子们都很珍惜上学的机会，也都很明白物资的匮乏，没有人调皮，都在认真学习。各方都在坚持，各方都在努力。无论战争的形势是多么紧迫，大家始终岿然不动，按部就班。这种对教育的坚持着实震撼着我，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国土始终没有变成列强的殖民地，那是因为我们有着这样坚韧的民族。

　　说到这里，外祖母一家在面对困难时所展现出的顽强和乐观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在那个年代，很多人也像他们一样，都有着这种所谓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这恰恰是我们当今社会所缺失的。我承认现在人们的压力确实很大，我们都有着这样那样困扰我们的事情。但是，有什么事情能比战争、饥饿、寒冷、亲人失散、辗转漂泊这些磨难更为痛苦的呢？我们是难，但是我们起码还能在疲惫的时候躲进温暖的被窝，我们起码还能在饿了的时候饱餐一顿，我们起码知道明天不会又要启程转移，我们起码能够在学校里稳定地学习和生活。而这些我们看来已经很基本的、甚至不值一提的东西，在当年外祖母一家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是奢求的。

　　而即使是处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拥有比我们乐观的心态、比我们强大的心灵。他们可以在闲暇的时候开个玩笑，他们可以完全敞开心扉去关心别人，他们甚至可以在赶路的途中饶有兴致地参观张良庙。而我们，却丝毫没有这浪漫的情怀，为了一个很小的事情，甚至为了一个分数，就仿佛觉得天要塌下来了。我不禁对这种鲜明的对比产生了疑虑。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追求一个更高远的东西而把自己束缚得比蚕茧还要紧牢，而正因这样，我们才变得脆弱不堪。我们患得患失，总担心自己的茧过早地被人捅破，总忽略了蚕茧外面的世界其实也很精彩。于是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能令人产生快乐的东西，却早已被我们在无形中抛弃。我为这样的自己而感到惭愧，也更体会到了在艰辛中的乐观是多么的珍贵。听着老人的叙述，我的那些自以为能带来巨大压力的烦恼都仿佛不再那么沉重，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一次洗礼。为什么不抛弃那张没有必要的蚕茧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能停止抱怨，快乐生活，感恩人生。

　　外祖母最后对我说：“当时我还小，那种奔波的生活让我有时候感觉很抵触。每到一间新的学校，遇到新的邻居，我都不准备跟他们深交，因为我总感觉自己明天就又要走了，我知道我们迟早会分开。好不容易有一次，一个小女孩跟我玩得很好，一天晚上她悄悄来找我，说她明天可能要走了。我问她：‘我们一起走么？’她说：‘不知道。’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不安定的感觉再一次来袭。沉默了很久之后我说：‘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不能在一起玩了。’果然第二天天不亮，她家已经空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她。”

　　我点点头。我能明白这种感觉。但是，我安慰老人说：“那些已成历史，您现在早就可以安定地生活了。”

　　是的，那些已成历史。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但没有忘记，我们还要永远地铭记。无论多么跌跌撞撞，请让那脆弱但坚实的历史的足迹，一直向没有尽头的远方——无限延续。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外祖母，感谢她忠实而耐心的叙述。

http://cul.sohu.com/20110805/n315554723_4.shtml十二年的漂泊之路

　　《看历史》文│左馨兰 （作者系东莞市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高二(六)班学生）

　　■ “文革”时的最后一张照片

　　1968年的深秋，北方的风已有阵阵凉意。女人小心翼翼地瞥了瞥窗外孤单飘摇的落叶，似乎跟这弥漫的空气是一样的萧瑟。她再一次把目光匆匆转向手中捧着的照片，那上面正是男人的脱帽黑白戎装照，身挎武装带，手扶盒子枪，整洁朴素的国民党中校军服勾勒出英武挺拔的身躯，但目光却很温和，甚至有些谦逊。

　　女人叹了一口气，终于划亮了火柴，点燃了这最后一张照片。随着火焰的急速吞噬，所有关于男人的一切，连同那段浩瀚激昂的历史，都随着这照片，飘散而去。

　　而这整个过程，都被我的外祖母看在眼里。当时她只有三十出头。女人便是她的母亲，在烧掉照片的时候特意把她叫了过去，让她看父亲最后一眼。

　　“当时虽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周围邻居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曾经是国民党，但‘文革’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害怕，所以有关我父亲的所有遗物在那时都被我母亲销毁了。”外祖母如是对我说。

　　正是因为出生在这样一个国民党中校的家庭里，才有了外祖母12年的漂泊之路。

　　■ 乱世中组成的家庭

　　外祖母告诉我，她的母亲是东北满族人，隶属清朝镶蓝旗籍，本就是八旗中最低一等的，又遇到清末乱世，生计只是刚够维持。后来她母亲结识了她的父亲，也就是照片上的国民党中校，便在动荡中组成了一个家庭。

　　“父亲原是张学良东北军所辖的国民党51军中的一员，但张学良并不直接统率这个军队，而是长期由于学忠担任军长。至于他究竟属于哪个师部，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他虽为中校，但并没有直接参加前线的战争，因为他的职位是军械师，只负责在后方修造兵器。”外祖母说。

　　51军自成立起曾转战多地，所以外祖母一家人也作为军属，跟着她父亲的部队四处转移。“母亲告诉我，在我出生之前，家里从东北先后到过北平、山东枣庄、安徽蚌埠和河南许昌等等，总之居无定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 船上响亮的哭声

　　1938年的9月份，正是日军大肆侵华、国内战火纷飞的紧张时刻。国民党51军为抗战需要继续转战，前线将士血战沙场，后方人员则积极配合物资供给，“作为军械师的父亲虽在后方，但也必须时刻跟着部队跑”。

　　因为条件艰苦，渡河时没有军用船只，外祖母父亲的部队只能租用民间船只，也就是普通民用渡船。所有人员，无论官职大小，都乘坐的是同样的小船，可谓同甘共苦。正当大家都忍着饥饿和疲倦坚持赶路时，一连串婴儿的啼哭声瞬间打破了路途的沉默，也冲掉了大家的倦意。哭声竟是如此响亮，以至于隔壁船只的人们也纷纷精神了起来，连舵手都忍不住回头张望。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一个健康的婴儿的出世给人的震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人们围着这个婴儿，仿佛她身上寄托着他们一直以来的某种模糊但坚定的希望。

　　我的外祖母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颠簸而狭窄的船舱里，开始了她12年的漂泊。

　　当时后方部队正在湖北。

　　■ 路途上不幸中的幸运

　　所谓不幸，是指外祖母自出生之日起就要被迫跟着部队东奔西走。而幸运，则是指她毕竟是被看做军属对待的，在每一次转移的过程中部队都有统一的安排，并不同于普通百姓的逃亡；另外，父亲不用去前线打仗，一家人基本上都能待在一起，这是外祖母认为的最大的幸运。

　　在粮食供给方面，有部队统一派发的“金元券”，类似于现在的纸币，每到一处县城或者村庄，即可用此券自行在当地购买粮食。虽然粮食不甚丰裕，但据外祖母说还是基本上能够维持温饱。“当时杂粮比较多，比如玉米大豆之类的；而主粮比较少，比如麦子就很少见。虽然是中校军属，但是我们家每一个都十分珍惜粮食。”而在衣物供给方面，则多以自己准备为主。“印象中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棉制品，基本上还没有被冻着。”

　　更为幸运的是在住和行的方面。即使是赶路的时候，也很少持续行进超过一天的，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部队总会有地方落脚。可见当时的组织工作还是比较从容、到位的。外祖母的印象中也基本没有走过夜路。而无论是匆匆夜宿一晚还是暂时驻扎下来，部队都基本上借用地主和有钱人多余的房屋来住宿，不会打扰普通老百姓，只有极少数在山区的时候才会住在民房里。也因为这样，住宿环境都一般能够保证，遮风避雨这些基本条件都能够达到。

　　在交通工具上，由于地形的原因，多走水路，一般都能租到大大小小的渡船。陆路方面，较远距离的会租用当地的民用马车赶路，较近距离的则是自己步行。行李都需要自行携带，而外祖母因为当时年龄小，笨重行李多是由父母和兄长来拿，自己倒并没有太多负重。“但是行李终归太重，因此每到一处就要扔掉一批，多是衣箱、被褥和衣服，而很多现在想来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也在一次次的丢弃中丢失了，现在想来还有些遗憾。”

　　从出生一直到解放前夕，外祖母就这样随着父亲的军队四处转移。短的一两个月就又要启程，而长的可以比较稳定地待上一两年。“当时虽然条件艰苦，生病了连最基本的药品都找不到，赶路的过程也很劳累疲乏，但我却没有被饿着、冻着，住的地方也比很多人强，而且路上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很照顾我，现在想来真算幸运。”外祖母回忆起这段奔波的历史时，虽感慨万分，但一直不忘感恩。

■“黄蚂蚁黑蚂蚁不要打架去”

　　当地的县城都有政府兴办的地方正规学校，当时叫做完全小学，外祖母的父亲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每到一个地方，不论停留短暂与否，都坚持把外祖母送到这些小学去。

　　据她回忆，当时她所就读的学校的配备还算比较完整，课室就在平房里面，有课桌和黑板，而课室围成的中央地带则是操场和升旗台。当时升的当然是青天白日旗，而学生们也要唱着类似于现在少先队歌的“童子军”歌并对旗帜注目、敬礼。学生多是当地百姓的孩子，外祖母一类算是插班生。学校也有统一备用课本来供插班生使用。老师则是由政府派遣。

　　当时的课程主要有语文、算术、唱歌、体育和画画。“语文主要学教科书，还要做课堂笔记，并有练习大楷、小楷的书法课。当时毛笔和墨水都十分珍贵，要学校统一购买，我们每天放学后都把墨水盒拿回家，第二天再拿回学校，生怕不见了或摔坏了。语文老师十分认真，批改作文和日记时不仅要用红笔将不妥当的或写得好的部分仔细勾勒出来，第二天还要当堂讲解。”

　　当时除了语文占有较大的教学比重外，其余四科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副科，并不太受重视。当时也有考试制，满分都为一百分。“我的算术一向都是徘徊在及格的边缘，但是语文就从来没有下过九十五”，外祖母笑着对我说，“特别是作文，一向都受到老师的表扬。只有一次离题了，老师很生气，要我把手伸出来。但他终究不舍得打我；虽然板子抬得很高，气势汹汹的，但一落到手掌上就变得很轻很轻了。”

　　至于画画，则是规定主题作画，老师酌情打分，一般都是以风景、动物等为主题。作画用的图画本和红蓝铅笔在当时是奢侈品，很多学生都是把本子反复使用，铅笔写到一寸了也不舍得扔。虽然没有人教，但大家都主动珍惜所有物资。

　　“有趣的是音乐，当时我们唱的都是儿歌，跟画画课一样丝毫没有牵扯到政治领域去。音乐老师对我们也很耐心，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例如‘黄蚂蚁黑蚂蚁不要打架去’，我们的热情都很高。”

　　■ 艰苦跋涉中的温馨

　　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部队已经在陕南白河县流水店驻扎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又转移至安康县城。在1947年时部队来到汉中褒城县境内，临解放前则转至陈家营。

　　“父亲身为军械师，技术很是高超，遇到各式各样的兵器在维修中出现的困难都要请教他。每当为抗战转移的时候，他和工人们就一起转移工具，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又可以开工。人在工具在，时刻为前线做好后勤工作。每到一处选房子的时候，父亲也总是把好的房子让给别人。”

　　“在难得的闲暇日子里，父亲也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他这个人性情很温和，话语不多，但总让人感觉很慈祥，也很爱护我们。他会让我们排成队，给我们兄妹几个剪指甲。他动作很轻，也很有耐心。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教我们认字，给我们讲故事、讲笑话。”

　　随行的其他军属家庭也很和蔼。“我记得在张寨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她母亲是个文静的文化人。有一次我打着嗝叫她出去上学，她母亲突然把我拉住，厉声喝问我是不是拿了她家的毛线。我很生气，据理力争，结果我打了很久的嗝居然停止了。她母亲问我：‘不打嗝了吧？’我气鼓鼓地点点头，于是她便哈哈大笑了起来，摸着我的头说，‘好啦，上学去吧！’我这才明白她的用意。”

　　在艰苦的岁月里，人们的真情，总显得那样珍贵。

■ 艰难抉择后再次启程

　　1949年夏秋，国民党军队已经败退。“父亲的部队要求转移至四川，但母亲却再也不愿意走了。我记得很清楚，母亲哭了一个晚上，她说：‘这么多年东奔西走，居无定所，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不能再走了！我就不相信共产党能见人就杀！’而父亲则在一旁踱来踱去，默不作声。”

　　当时外祖母一家并不知道，往四川的迁移是部队最后一次的迁移了，后来去四川的军属大都飞到了台湾。经过一个晚上的斗争，“父亲还是屈服了”。于是一家人最终选择脱离部队，留在了汉中。当时共产党的政府对类似外祖母这样的国民党家庭的态度是，“愿意留下的等候政府安排，愿意回老家的可自行启程，政府提供路费”。当时已是1949年的11月了，一家人还是选择了启程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东北，希望结束这么多年来的漂泊之路。

　　■ 更为艰辛的迁移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都还不完善，再加之外祖母一家已从军属身份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没有了部队统一的物资供给和食宿安排，所以这次迁移则更加艰辛。

　　每经过一个行政单位，政府就会开给他们一封“介绍信”，也就相当于生活费用凭据，可以凭借这封信在当地换取一定量的纸币，用纸币自行购买所需物品、解决住宿等，用完即止。到下一个行政单位时，再凭借上一封“介绍信”换取新的“介绍信”，继续前行。

　　“我们大概1950年元旦从汉中启程，沿途共产党的政府就这样给我们提供生活保障。开始的时候我们走的是公路，也就是汉中至宝鸡唯一的一条公路，那时候还能坐便宜马车，后来到秦岭山的时候没有公路了，都是山路，于是我们只能徒步翻越秦岭。”

　　当时的山路可不是我们现在风景区里面平直宽阔的山路，完全就是原始的土路。弯曲狭窄的路上尘土飞扬，一边是陡峭的山崖，另一边则是万丈深渊。一家人就这样背着行李，踏着碎石道，风尘仆仆地赶路。

　　“当时刚好是冬天，也冷；并且总是食宿无定时，每走一段路就要向当地人打听吃住的地方。累了、饿了也只能忍着。”

　　但就算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家人却还是没有丧失乐观的情绪。途经留坝县的时候，外祖母他们发现那里竟有一座张良庙。“父亲和我们都挺有兴致，那时候也不要门票，于是我们就进去拜谒了张良的塑像，令我吃惊的是庙里翠竹环绕，环境清幽，路上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

　　■ “我们又成了军属”

　　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一家人来到了宝鸡。好不容易找到县政府换取“介绍信”，工作人员却说，当地的最高行政单位是市，他们应该去找“宝鸡市政府”，而县则没有权力为他们兑换。一家人又来到市政府，但市政府却说，他们的信一路都是由县级单位换取的，现在应该仍由“宝鸡县”负责这个事情。就这样推来推去，把大家弄得筋疲力尽，并且没有新的纸币可以换取物资，不能再继续前行了，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回家的路，总是这样艰难而漫长。

　　但天无绝人之路，一件很巧合的事情在这时发生了。

　　“我有一个哥哥，本来也是跟着我们一起辗转的，但中途时，父亲就把他送到了当地一个全寄宿的学校里去了。解放前这个学校是国民党政府为本党将士子女专设的，费用全免。而解放后学校大多数师生要么回到家中，要么随部队迁往台湾，只有像哥哥这样少数的学生被地下党物色、培养，后来便参加了解放军。”

　　“我们被困在宝鸡的时候也没闲着，四处打听哥哥的去向。先是给他原先的学校旧址写信，学校再通过一系列方式把信交到已经参军的哥哥手中。当他从信中得知我们无法继续前行的时候，便直接给他的部队写信，说明我们的身份；部队又直接给宝鸡政府发函。就这样，我们又成了军属，得到了共产党给我们的军属优待。”

　　在宝鸡分到了一处房子，有了安身之处；再加上行进路途十分艰难，也确实不能再继续前行了，于是一家人终于停下了脚步。

　　■ 遥远的家乡

　　这个时候，正是1950年的春天。暖意渐渐弥漫开来。

　　在随着部队南征北战的漫长奔波之后，外祖母总算结束了她将近十二年的漂泊之路。

　　遗憾的是，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外祖母自出生到现在，却从未踏上过东北的土地。故乡于她来说，实在只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想象。

　　“当年没有从东北出来随军征战的亲戚，现在早已杳无音信；还有飞往台湾的那个哥哥，更加无从寻觅。”

　　虽时隔多年，但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外祖母的神情，却让我感觉那些早已消散在历史风云中的往事，竟穿越了时间的荒凉，变得如此真切、清晰。

　　外祖母一声叹息，似乎仍未从当年的记忆中回过神来。

　　我在一旁陪她沉默着，暗自唏嘘。

外祖母的故事讲完了，我的思绪却仍未停止。

　　当一切烟消云散的时候，人类剩下的，就只有沉甸甸的历史了。然而历史若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历史当然会“剩下”——时间每过去一秒，历史就会自动形成一份；而这一份份的历史，只能靠我们去小心保存、用心思考，才能完成自身的延续，才能凸显自身的价值。否则，历史的长河便会枯萎，人类的智慧之光也会黯淡。

　　在外祖母的讲述中，我不断强化细节、忠实记录；我力求每一行文字都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再现，不需要添枝加叶，也不需要编造不存在的情景去充实记忆的空白。“您记得什么就说什么，您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我对外祖母叙述的请求。只有真实地记录，忠于当事人的记忆，才能避免对历史的扭曲，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呵护者，才能完成延续历史的第二步——用心思考。

　　首先，我强调尊重历史，不管是伟人的历史还是普通人的历史。伟人的历史固然更有研究的价值，但普通人的历史一样不能忽视。历史是由所有人的所有活动共同构成的，普通人也不例外。外祖母一家的漂泊故事的确很渺小、很平凡，但我不能就这样任由他们白白地辛苦，我不能让他们坚实的行迹被时光所淹没，所以，我要去记录。就算是再普通的事迹，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因为正是一个个像他们这样平凡的家庭和个体在那些岁月的艰苦付出和无言奉献，在困难面前体现出的顽强和坚韧，才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才得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从外祖母的叙述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然而，我们到现在都还无法完全统计出国家在抗战时期的军人和平民的伤亡情况，这不仅令人遗憾和心酸，也与尊重历史的原则相悖。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去发现、去记录、去尊重身边的历史，哪怕他们再平凡。

　　由此，我很容易就领悟到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始终紧密相连的。国家混乱，民生必然凋敝，外祖母十二年的辛苦奔波才成为必然。而现在，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我们国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仍是向着和平和繁荣的方向发展的，因为这一点，我才能够坐在舒适的房间里，静静地聆听外祖母的故事。而国家的命运不仅影响着个人，个人也时刻肩负着对国家的责任，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要对你的时代负责，这一点是被很多人忽视的。生在乱世，就要接受现实，参军打仗，保家卫国；就必须要服从命令，辗转奔波。生在治世，就不能安于现状，而要珍惜时机，时刻抱有忧国情怀，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我们无法选择的。

　　接着，我认为我们要勇于正视历史。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上出现了“抗日战争初、中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的字眼，这就对了。我们不能为了维护一个政党而去贬低甚至抹杀另一个政党的功绩，国民党也不应忽略共产党的功劳，因为正是两党的合作，才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近些年来，中学生开始越来越客观地看待历史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现象。因为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外祖母的父亲所属的51军曾多次英勇抗日，而一家人连年的奔波也是为了更好配合前线部队的抗日行动。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问题，避免一边倒的误区。这也是忠于历史的一个重要表现。

　　再一个让我感动的，则是外祖母奔波途中仍坚持上学的那段叙述。教育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尽管当时国家已到存亡的危难边缘，但政府还是尽一切办法坚持把学校办了下去，各种教学用具的供给和配备都一直比较齐全，连小学也不例外。老师们也很认真，没有因为社会的动荡、条件的艰苦或者是小学课程的简单草草应付，而是一如既往地恪尽职守。据外祖母回忆，老师们都很有耐心，对待学生也很和蔼，不论是平时教学还是批改作业，都十分严谨。作为学生的家长，也是想方设法地送孩子来到学校读书，当地的老百姓是这样，外祖母这样奔波的家庭也是这样。孩子们都很珍惜上学的机会，也都很明白物资的匮乏，没有人调皮，都在认真学习。各方都在坚持，各方都在努力。无论战争的形势是多么紧迫，大家始终岿然不动，按部就班。这种对教育的坚持着实震撼着我，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国土始终没有变成列强的殖民地，那是因为我们有着这样坚韧的民族。

　　说到这里，外祖母一家在面对困难时所展现出的顽强和乐观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在那个年代，很多人也像他们一样，都有着这种所谓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这恰恰是我们当今社会所缺失的。我承认现在人们的压力确实很大，我们都有着这样那样困扰我们的事情。但是，有什么事情能比战争、饥饿、寒冷、亲人失散、辗转漂泊这些磨难更为痛苦的呢？我们是难，但是我们起码还能在疲惫的时候躲进温暖的被窝，我们起码还能在饿了的时候饱餐一顿，我们起码知道明天不会又要启程转移，我们起码能够在学校里稳定地学习和生活。而这些我们看来已经很基本的、甚至不值一提的东西，在当年外祖母一家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是奢求的。

　　而即使是处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拥有比我们乐观的心态、比我们强大的心灵。他们可以在闲暇的时候开个玩笑，他们可以完全敞开心扉去关心别人，他们甚至可以在赶路的途中饶有兴致地参观张良庙。而我们，却丝毫没有这浪漫的情怀，为了一个很小的事情，甚至为了一个分数，就仿佛觉得天要塌下来了。我不禁对这种鲜明的对比产生了疑虑。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追求一个更高远的东西而把自己束缚得比蚕茧还要紧牢，而正因这样，我们才变得脆弱不堪。我们患得患失，总担心自己的茧过早地被人捅破，总忽略了蚕茧外面的世界其实也很精彩。于是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能令人产生快乐的东西，却早已被我们在无形中抛弃。我为这样的自己而感到惭愧，也更体会到了在艰辛中的乐观是多么的珍贵。听着老人的叙述，我的那些自以为能带来巨大压力的烦恼都仿佛不再那么沉重，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一次洗礼。为什么不抛弃那张没有必要的蚕茧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能停止抱怨，快乐生活，感恩人生。

　　外祖母最后对我说：“当时我还小，那种奔波的生活让我有时候感觉很抵触。每到一间新的学校，遇到新的邻居，我都不准备跟他们深交，因为我总感觉自己明天就又要走了，我知道我们迟早会分开。好不容易有一次，一个小女孩跟我玩得很好，一天晚上她悄悄来找我，说她明天可能要走了。我问她：‘我们一起走么？’她说：‘不知道。’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不安定的感觉再一次来袭。沉默了很久之后我说：‘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不能在一起玩了。’果然第二天天不亮，她家已经空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她。”

　　我点点头。我能明白这种感觉。但是，我安慰老人说：“那些已成历史，您现在早就可以安定地生活了。”

　　是的，那些已成历史。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但没有忘记，我们还要永远地铭记。无论多么跌跌撞撞，请让那脆弱但坚实的历史的足迹，一直向没有尽头的远方——无限延续。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外祖母，感谢她忠实而耐心的叙述。

http://cul.sohu.com/20110805/n315554723_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