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追寻郑和部下后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1:59:51
追寻郑和部下后裔：肯尼亚一群中国人的子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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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tom.com 2003年06月05日17时22分来源:北京晚报茂华
如虚如幻的历史残片
“我们这个岛上曾经有过繁荣的制丝业，”老村长奥玛尔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神秘地说，“但是在几十年前，突然中断了！”
“为什么中断了？”我们对奥玛尔的话感到震惊。“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为会这个手艺的人都死了。”
“那么你们拿什么制丝呢？”我们接着问。
“原料来自索马里，但是我们这个岛上也曾经养过蚕。”“养蚕？这是真的吗？”我们的心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是的，但只是在一年的某个时期。”
这简直太神奇了，神奇到我们几乎无法相信。养蚕制丝是中国人的专利，虽然公元5世纪一位罗马传教士将蚕种藏在手杖里带回了欧洲，但1498年达·伽马率领由3只帆船的船队到达东非，他们只带去了一些简陋的小珠子、铃铛和洗脸盆、羊毛和酒———这曾经让非洲人很鄙夷。而先于欧洲人70年到达东非的郑和却满载着丝织品、瓷器、茶叶等中华宝物，郑和的船队更载有各种技术工人。难道西屿村的养蚕制丝技术就是郑和部下的后代传给当地人的吗？
线索再一次断了，由于制丝业在数十年前的突然消失，我们无法亲眼见证和比较西屿村的养蚕制丝业与中国技术之间的异同。
“您听说过中国船从这里带走长颈鹿的故事吗？”我们又向奥玛尔提出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但不是从这里带走的长颈鹿，而是从马林迪。”奥玛尔回答说。
奥玛尔的答案为我们考证在上家村定居下来的中国水手是否是郑和的部下带来了一线光明。据史料记载，1419年，郑和船队带着非洲麻林国(即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进贡的麒麟回到中国，引起轰动。而这麒麟便是长颈鹿。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名为麒麟图的明朝画，画的就是长颈鹿。而这个史实，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也鲜有人知，更何况是非洲偏僻小村庄里的一位老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沉没的中国船只的幸存者告诉了当地人关于从非洲带回长颈鹿的故事———当时郑和远航东非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长颈鹿这种被认为是麒麟的动物。另外，传说中国水手是在上家海滩登陆并定居于上家村，而上家村毁于15世纪中期———几乎就在郑和船队到达东非20多年后，将这两条线索综合起来：如果曾有遇难船只的中国水手达到上家村并告诉当地人关于长颈鹿的故事的话，那么极大的可能那些幸存的水手就是郑和的部下。
然而这只是推理，我们没有切实的证据来证明郑和船队中的一条船曾经在上家海域沉没。能够作为重要证据的齐里亚马博士曾提到过的那艘中国沉船现在依然静静地躺在海里，幽深的海水掩盖着它的真实面孔。
“沉船的位置大约在距上家海岸70公里的地方。据那些去深海打鱼的人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艘中国沉船，并在那个地方打捞上了一个中国陶罐。”在从西屿村返回的路上，齐里亚马教授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沉船的位置，“如果中国政府能派遣科学家来帮助我们确定沉船的位置，我们会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船上都装载了什么货物，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和东非的历史渊源。”
在我们的要求下，博士带着我们去参观了那个被捞起来的陶罐。去年11月，一个捞龙虾的当地渔民在海面下55米的地方捞起了这个陶罐，并随后把它卖给了居住在拉穆岛仙拉镇的古董商人兼瑜珈修炼者、英国人特勒。
当我们在特勒家院子的一个角落里看到这个陶罐时，我们认为它更应该叫做陶瓮：它有70多厘米高，最粗的地方直径有将近50厘米。这是一个六耳陶瓮，但有5个耳都已经不在了。将陶瓮翻转过来，我们想从它的底部发现一些关于它的制造年代和制造地点的暗示，却发现由于这个陶瓮长期呆在海底，底部已经被各种海生物建造的巢穴掩盖。但从陶瓮上栩栩如生的双龙戏珠图案可以判断，这确实是中国的产品，只是具体年代，我们无法考证，只能留待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在东非海岸打捞出来的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罐子，以前在这一地区仅仅发现过碎片，从考古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一个完整的。”齐里亚马博士同时认为这个陶瓮不是用来贸易的商品，因为制作比较粗糙，“它应该是船上水手使用的罐子。”
在我们采访结束的时候，也许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陶瓮的价值，特勒指挥家里的黑人把陶瓮挪到屋里去了。现在，这个陶瓮对于特勒而言也许意味着一大笔财富，但对我们来说，它依然解决不了我们的历史谜题———这个罐子无法证明它来自于一艘中国沉船，更无法证明来自郑和的船队。
在中国的唐代，中国的许多城市就已经具有了国际化的特点：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学者或乘坐帆船或沿着丝绸之路到达并居住在这些城市中，中国的广州、杭州等城市的港口里停放的大型海船更往来于世界各地。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时的广州已经居住着两万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每年往来的大型商船更是不计其数。很难确定是一艘中国船还是一艘阿拉伯的商船在中国补充了一些船上用品和货物以后沉没在了拉穆群岛附近———阿拉伯商人从公元8世纪起就往返与东非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元朝时的旅行家汪大渊就是乘坐阿拉伯的商船到达非洲的。
我们的采访到这里似乎一无所获：历史在它前进的路上毁灭了大部分的确凿证据，却留下美丽的传说和支离破碎、如虚如幻的历史残片来诱惑我们，我们仿佛被历史玩弄于股掌之上，却无法自拔。
尽管我们剪下了瓦上家人巴拉卡·巴蒂·谢的一缕头发，准备回国后请基因学家根据她的基因来判断她与中国人的联系，但这也许也是枉费心机：郑和的船队中本身就有许多是回族———阿拉伯人的后裔；而且，郑和为了远航非洲，特地请了许多善于航海的阿拉伯人作为向导，如果巴拉卡·巴蒂·谢恰好是这些人的后代，基因就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另外，从拉穆群岛当地人的风俗来看，600年的时间已经足够繁衍30代，而拉穆群岛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各民族大融合之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的血脉在这里相互掺杂，如果真有中国人的基因，那么这些基因也不断与其他种族的基因纠缠在一起。现在，仅存的那些基因片段还能否说明问题？
看来，真正能够解决是否有中国沉船的幸存者在拉穆群岛留下后代以及这艘中国沉船是否是郑和船队中的一艘，这些历史谜题的答案依旧深埋在上家遗址的墓穴中，依旧静静地躺在深不可测的海底。
心灵被历史的谜题灼伤
采访结束，我们返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我们乘坐的双引擎螺旋桨飞机在气流的冲击下起起落落，我的心情也渐渐地沉重起来：似乎是被飞机突然地动作所激荡，羞愧从心底慢慢地浮上来。对于郑和这个曾经让世界惊奇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了解他的脚步已远远的落后了。
我们新华社的电视采访小组虽然是国内第一批到达肯尼亚拉穆群岛进行采访的电视记者，但我们至少已落后海外媒体的记者9年的时间：1994年雷瓦西首先访问了这里，随后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然后是台湾和新加坡记者，最后才是姗姗来迟的大陆记者。
而更让我欲哭无泪的不仅仅是我们这次探寻拉穆群岛的郑和部下的后代没有得到答案，更是因为另外一个让人痴迷却也许永远没有答案的历史谜题：为什么郑和在到达非洲以后没有继续向前，去到达欧洲和发现美洲。
以郑和船队的实力—郑和船队由300艘船、28000人组成，最大的船有44丈4尺长(约合151米多)、18丈宽(约合61米多)，这即使是在郑和以后500年内也依然是世界最伟大的船队———当时的中国人应该能够轻而易举地首先发现美洲而不是仅仅率领了3条破船、90个水手组成的船队的哥伦布，它的船队中最大的船只有30多米。
然而郑和的远航本来就不像哥伦布那样具有发现新大陆的目的。郑和远航的最大目的是展示中国皇帝的威仪，以使四方“蛮夷”臣服于中国皇帝的强大与慷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另外一个目的则是去发现被朱棣篡位后下落不明的建文帝的行踪。因此，郑和七次下西洋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只是给皇帝带来满船“无名宝物“—从大象到观音竹，从麒麟到香料以及明朝政府无法承担的巨大支出。于是，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和大臣们开始对郑和远航的实际意义产生了怀疑：“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
于是，当西方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当西班牙水手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发现美洲的时候，中国开始实施“海禁”。郑和船队的船员被遣散，船只任之搁置废烂，航海图被兵部尚书刘大夏焚毁。此后，明、清两朝中国不曾有过任何出海之举。这最终使早已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的中国失去了参与15至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
郑和七下西洋不过百多年后，中国东南沿海即受日本的倭寇蹂躏，澳门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
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在具有威加海内、臣服天下的实力和机会的时候却突然缩回了自己的触角。他们的解释是：中国不够贪婪，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更视商贾为“小人”。古代的中国关注许多事情：荣誉、文化、艺术、教育、祖先、宗教和孝顺父母，但如何赚钱却不在行列之中。另外，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的自我满足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天下都是自己的，又何必去征服。
相比而言，欧洲是贪婪的，葡萄牙因为渴望香料和其他珍贵的日用品而领导了15世纪的探险热潮，利益驱使着他们将船驶得更远：不仅到达了非洲海岸，甚至绕过合恩角到达亚洲。他们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麦哲伦的船队曾经从一条船装载的26吨丁香中赚取了1万倍的利润。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在他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假如旧中国永不厌足，胸怀四海，其他的贸易商紧随郑和行踪奔向海洋，亚洲很可能已主宰非洲，甚至欧洲。中国人可能不只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生根立命，也可能远到东非、太平洋岛屿，甚至美国，移民定居下来。假如，郑和航海到了美洲，历史将如何改写？其影响所及简直无从想象。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纽约时报》将以中文发行。”
这是让所有西方人沉醉的历史谜题，但却灼伤了我的心灵，仿佛被一根600年前埋下的刺深深地扎了一下，鲜血开始一点一点地流出来，吮吸自己的鲜血也许是避免再次受伤的最好途径。
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所著的《全球通史》中这样写道：“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历史如谜，如虚如幻；历史如镜，亦梦亦真。追寻郑和部下后裔：肯尼亚一群中国人的子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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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tom.com 2003年06月05日17时22分来源:北京晚报茂华
如虚如幻的历史残片
“我们这个岛上曾经有过繁荣的制丝业，”老村长奥玛尔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神秘地说，“但是在几十年前，突然中断了！”
“为什么中断了？”我们对奥玛尔的话感到震惊。“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为会这个手艺的人都死了。”
“那么你们拿什么制丝呢？”我们接着问。
“原料来自索马里，但是我们这个岛上也曾经养过蚕。”“养蚕？这是真的吗？”我们的心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是的，但只是在一年的某个时期。”
这简直太神奇了，神奇到我们几乎无法相信。养蚕制丝是中国人的专利，虽然公元5世纪一位罗马传教士将蚕种藏在手杖里带回了欧洲，但1498年达·伽马率领由3只帆船的船队到达东非，他们只带去了一些简陋的小珠子、铃铛和洗脸盆、羊毛和酒———这曾经让非洲人很鄙夷。而先于欧洲人70年到达东非的郑和却满载着丝织品、瓷器、茶叶等中华宝物，郑和的船队更载有各种技术工人。难道西屿村的养蚕制丝技术就是郑和部下的后代传给当地人的吗？
线索再一次断了，由于制丝业在数十年前的突然消失，我们无法亲眼见证和比较西屿村的养蚕制丝业与中国技术之间的异同。
“您听说过中国船从这里带走长颈鹿的故事吗？”我们又向奥玛尔提出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但不是从这里带走的长颈鹿，而是从马林迪。”奥玛尔回答说。
奥玛尔的答案为我们考证在上家村定居下来的中国水手是否是郑和的部下带来了一线光明。据史料记载，1419年，郑和船队带着非洲麻林国(即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进贡的麒麟回到中国，引起轰动。而这麒麟便是长颈鹿。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名为麒麟图的明朝画，画的就是长颈鹿。而这个史实，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也鲜有人知，更何况是非洲偏僻小村庄里的一位老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沉没的中国船只的幸存者告诉了当地人关于从非洲带回长颈鹿的故事———当时郑和远航东非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长颈鹿这种被认为是麒麟的动物。另外，传说中国水手是在上家海滩登陆并定居于上家村，而上家村毁于15世纪中期———几乎就在郑和船队到达东非20多年后，将这两条线索综合起来：如果曾有遇难船只的中国水手达到上家村并告诉当地人关于长颈鹿的故事的话，那么极大的可能那些幸存的水手就是郑和的部下。
然而这只是推理，我们没有切实的证据来证明郑和船队中的一条船曾经在上家海域沉没。能够作为重要证据的齐里亚马博士曾提到过的那艘中国沉船现在依然静静地躺在海里，幽深的海水掩盖着它的真实面孔。
“沉船的位置大约在距上家海岸70公里的地方。据那些去深海打鱼的人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艘中国沉船，并在那个地方打捞上了一个中国陶罐。”在从西屿村返回的路上，齐里亚马教授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沉船的位置，“如果中国政府能派遣科学家来帮助我们确定沉船的位置，我们会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船上都装载了什么货物，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和东非的历史渊源。”
在我们的要求下，博士带着我们去参观了那个被捞起来的陶罐。去年11月，一个捞龙虾的当地渔民在海面下55米的地方捞起了这个陶罐，并随后把它卖给了居住在拉穆岛仙拉镇的古董商人兼瑜珈修炼者、英国人特勒。
当我们在特勒家院子的一个角落里看到这个陶罐时，我们认为它更应该叫做陶瓮：它有70多厘米高，最粗的地方直径有将近50厘米。这是一个六耳陶瓮，但有5个耳都已经不在了。将陶瓮翻转过来，我们想从它的底部发现一些关于它的制造年代和制造地点的暗示，却发现由于这个陶瓮长期呆在海底，底部已经被各种海生物建造的巢穴掩盖。但从陶瓮上栩栩如生的双龙戏珠图案可以判断，这确实是中国的产品，只是具体年代，我们无法考证，只能留待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在东非海岸打捞出来的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罐子，以前在这一地区仅仅发现过碎片，从考古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一个完整的。”齐里亚马博士同时认为这个陶瓮不是用来贸易的商品，因为制作比较粗糙，“它应该是船上水手使用的罐子。”
在我们采访结束的时候，也许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陶瓮的价值，特勒指挥家里的黑人把陶瓮挪到屋里去了。现在，这个陶瓮对于特勒而言也许意味着一大笔财富，但对我们来说，它依然解决不了我们的历史谜题———这个罐子无法证明它来自于一艘中国沉船，更无法证明来自郑和的船队。
在中国的唐代，中国的许多城市就已经具有了国际化的特点：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学者或乘坐帆船或沿着丝绸之路到达并居住在这些城市中，中国的广州、杭州等城市的港口里停放的大型海船更往来于世界各地。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时的广州已经居住着两万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每年往来的大型商船更是不计其数。很难确定是一艘中国船还是一艘阿拉伯的商船在中国补充了一些船上用品和货物以后沉没在了拉穆群岛附近———阿拉伯商人从公元8世纪起就往返与东非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元朝时的旅行家汪大渊就是乘坐阿拉伯的商船到达非洲的。
我们的采访到这里似乎一无所获：历史在它前进的路上毁灭了大部分的确凿证据，却留下美丽的传说和支离破碎、如虚如幻的历史残片来诱惑我们，我们仿佛被历史玩弄于股掌之上，却无法自拔。
尽管我们剪下了瓦上家人巴拉卡·巴蒂·谢的一缕头发，准备回国后请基因学家根据她的基因来判断她与中国人的联系，但这也许也是枉费心机：郑和的船队中本身就有许多是回族———阿拉伯人的后裔；而且，郑和为了远航非洲，特地请了许多善于航海的阿拉伯人作为向导，如果巴拉卡·巴蒂·谢恰好是这些人的后代，基因就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另外，从拉穆群岛当地人的风俗来看，600年的时间已经足够繁衍30代，而拉穆群岛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各民族大融合之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的血脉在这里相互掺杂，如果真有中国人的基因，那么这些基因也不断与其他种族的基因纠缠在一起。现在，仅存的那些基因片段还能否说明问题？
看来，真正能够解决是否有中国沉船的幸存者在拉穆群岛留下后代以及这艘中国沉船是否是郑和船队中的一艘，这些历史谜题的答案依旧深埋在上家遗址的墓穴中，依旧静静地躺在深不可测的海底。
心灵被历史的谜题灼伤
采访结束，我们返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我们乘坐的双引擎螺旋桨飞机在气流的冲击下起起落落，我的心情也渐渐地沉重起来：似乎是被飞机突然地动作所激荡，羞愧从心底慢慢地浮上来。对于郑和这个曾经让世界惊奇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了解他的脚步已远远的落后了。
我们新华社的电视采访小组虽然是国内第一批到达肯尼亚拉穆群岛进行采访的电视记者，但我们至少已落后海外媒体的记者9年的时间：1994年雷瓦西首先访问了这里，随后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然后是台湾和新加坡记者，最后才是姗姗来迟的大陆记者。
而更让我欲哭无泪的不仅仅是我们这次探寻拉穆群岛的郑和部下的后代没有得到答案，更是因为另外一个让人痴迷却也许永远没有答案的历史谜题：为什么郑和在到达非洲以后没有继续向前，去到达欧洲和发现美洲。
以郑和船队的实力—郑和船队由300艘船、28000人组成，最大的船有44丈4尺长(约合151米多)、18丈宽(约合61米多)，这即使是在郑和以后500年内也依然是世界最伟大的船队———当时的中国人应该能够轻而易举地首先发现美洲而不是仅仅率领了3条破船、90个水手组成的船队的哥伦布，它的船队中最大的船只有30多米。
然而郑和的远航本来就不像哥伦布那样具有发现新大陆的目的。郑和远航的最大目的是展示中国皇帝的威仪，以使四方“蛮夷”臣服于中国皇帝的强大与慷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另外一个目的则是去发现被朱棣篡位后下落不明的建文帝的行踪。因此，郑和七次下西洋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只是给皇帝带来满船“无名宝物“—从大象到观音竹，从麒麟到香料以及明朝政府无法承担的巨大支出。于是，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和大臣们开始对郑和远航的实际意义产生了怀疑：“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
于是，当西方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当西班牙水手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发现美洲的时候，中国开始实施“海禁”。郑和船队的船员被遣散，船只任之搁置废烂，航海图被兵部尚书刘大夏焚毁。此后，明、清两朝中国不曾有过任何出海之举。这最终使早已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的中国失去了参与15至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
郑和七下西洋不过百多年后，中国东南沿海即受日本的倭寇蹂躏，澳门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
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在具有威加海内、臣服天下的实力和机会的时候却突然缩回了自己的触角。他们的解释是：中国不够贪婪，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更视商贾为“小人”。古代的中国关注许多事情：荣誉、文化、艺术、教育、祖先、宗教和孝顺父母，但如何赚钱却不在行列之中。另外，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的自我满足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天下都是自己的，又何必去征服。
相比而言，欧洲是贪婪的，葡萄牙因为渴望香料和其他珍贵的日用品而领导了15世纪的探险热潮，利益驱使着他们将船驶得更远：不仅到达了非洲海岸，甚至绕过合恩角到达亚洲。他们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麦哲伦的船队曾经从一条船装载的26吨丁香中赚取了1万倍的利润。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在他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假如旧中国永不厌足，胸怀四海，其他的贸易商紧随郑和行踪奔向海洋，亚洲很可能已主宰非洲，甚至欧洲。中国人可能不只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生根立命，也可能远到东非、太平洋岛屿，甚至美国，移民定居下来。假如，郑和航海到了美洲，历史将如何改写？其影响所及简直无从想象。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纽约时报》将以中文发行。”
这是让所有西方人沉醉的历史谜题，但却灼伤了我的心灵，仿佛被一根600年前埋下的刺深深地扎了一下，鲜血开始一点一点地流出来，吮吸自己的鲜血也许是避免再次受伤的最好途径。
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所著的《全球通史》中这样写道：“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历史如谜，如虚如幻；历史如镜，亦梦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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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tom.com 2003年06月05日17时22分来源:北京晚报茂华
如虚如幻的历史残片
“我们这个岛上曾经有过繁荣的制丝业，”老村长奥玛尔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神秘地说，“但是在几十年前，突然中断了！”
“为什么中断了？”我们对奥玛尔的话感到震惊。“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为会这个手艺的人都死了。”
“那么你们拿什么制丝呢？”我们接着问。
“原料来自索马里，但是我们这个岛上也曾经养过蚕。”“养蚕？这是真的吗？”我们的心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是的，但只是在一年的某个时期。”
这简直太神奇了，神奇到我们几乎无法相信。养蚕制丝是中国人的专利，虽然公元5世纪一位罗马传教士将蚕种藏在手杖里带回了欧洲，但1498年达·伽马率领由3只帆船的船队到达东非，他们只带去了一些简陋的小珠子、铃铛和洗脸盆、羊毛和酒———这曾经让非洲人很鄙夷。而先于欧洲人70年到达东非的郑和却满载着丝织品、瓷器、茶叶等中华宝物，郑和的船队更载有各种技术工人。难道西屿村的养蚕制丝技术就是郑和部下的后代传给当地人的吗？
线索再一次断了，由于制丝业在数十年前的突然消失，我们无法亲眼见证和比较西屿村的养蚕制丝业与中国技术之间的异同。
“您听说过中国船从这里带走长颈鹿的故事吗？”我们又向奥玛尔提出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但不是从这里带走的长颈鹿，而是从马林迪。”奥玛尔回答说。
奥玛尔的答案为我们考证在上家村定居下来的中国水手是否是郑和的部下带来了一线光明。据史料记载，1419年，郑和船队带着非洲麻林国(即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进贡的麒麟回到中国，引起轰动。而这麒麟便是长颈鹿。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名为麒麟图的明朝画，画的就是长颈鹿。而这个史实，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也鲜有人知，更何况是非洲偏僻小村庄里的一位老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沉没的中国船只的幸存者告诉了当地人关于从非洲带回长颈鹿的故事———当时郑和远航东非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长颈鹿这种被认为是麒麟的动物。另外，传说中国水手是在上家海滩登陆并定居于上家村，而上家村毁于15世纪中期———几乎就在郑和船队到达东非20多年后，将这两条线索综合起来：如果曾有遇难船只的中国水手达到上家村并告诉当地人关于长颈鹿的故事的话，那么极大的可能那些幸存的水手就是郑和的部下。
然而这只是推理，我们没有切实的证据来证明郑和船队中的一条船曾经在上家海域沉没。能够作为重要证据的齐里亚马博士曾提到过的那艘中国沉船现在依然静静地躺在海里，幽深的海水掩盖着它的真实面孔。
“沉船的位置大约在距上家海岸70公里的地方。据那些去深海打鱼的人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艘中国沉船，并在那个地方打捞上了一个中国陶罐。”在从西屿村返回的路上，齐里亚马教授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沉船的位置，“如果中国政府能派遣科学家来帮助我们确定沉船的位置，我们会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船上都装载了什么货物，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和东非的历史渊源。”
在我们的要求下，博士带着我们去参观了那个被捞起来的陶罐。去年11月，一个捞龙虾的当地渔民在海面下55米的地方捞起了这个陶罐，并随后把它卖给了居住在拉穆岛仙拉镇的古董商人兼瑜珈修炼者、英国人特勒。
当我们在特勒家院子的一个角落里看到这个陶罐时，我们认为它更应该叫做陶瓮：它有70多厘米高，最粗的地方直径有将近50厘米。这是一个六耳陶瓮，但有5个耳都已经不在了。将陶瓮翻转过来，我们想从它的底部发现一些关于它的制造年代和制造地点的暗示，却发现由于这个陶瓮长期呆在海底，底部已经被各种海生物建造的巢穴掩盖。但从陶瓮上栩栩如生的双龙戏珠图案可以判断，这确实是中国的产品，只是具体年代，我们无法考证，只能留待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在东非海岸打捞出来的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罐子，以前在这一地区仅仅发现过碎片，从考古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一个完整的。”齐里亚马博士同时认为这个陶瓮不是用来贸易的商品，因为制作比较粗糙，“它应该是船上水手使用的罐子。”
在我们采访结束的时候，也许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陶瓮的价值，特勒指挥家里的黑人把陶瓮挪到屋里去了。现在，这个陶瓮对于特勒而言也许意味着一大笔财富，但对我们来说，它依然解决不了我们的历史谜题———这个罐子无法证明它来自于一艘中国沉船，更无法证明来自郑和的船队。
在中国的唐代，中国的许多城市就已经具有了国际化的特点：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学者或乘坐帆船或沿着丝绸之路到达并居住在这些城市中，中国的广州、杭州等城市的港口里停放的大型海船更往来于世界各地。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时的广州已经居住着两万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每年往来的大型商船更是不计其数。很难确定是一艘中国船还是一艘阿拉伯的商船在中国补充了一些船上用品和货物以后沉没在了拉穆群岛附近———阿拉伯商人从公元8世纪起就往返与东非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元朝时的旅行家汪大渊就是乘坐阿拉伯的商船到达非洲的。
我们的采访到这里似乎一无所获：历史在它前进的路上毁灭了大部分的确凿证据，却留下美丽的传说和支离破碎、如虚如幻的历史残片来诱惑我们，我们仿佛被历史玩弄于股掌之上，却无法自拔。
尽管我们剪下了瓦上家人巴拉卡·巴蒂·谢的一缕头发，准备回国后请基因学家根据她的基因来判断她与中国人的联系，但这也许也是枉费心机：郑和的船队中本身就有许多是回族———阿拉伯人的后裔；而且，郑和为了远航非洲，特地请了许多善于航海的阿拉伯人作为向导，如果巴拉卡·巴蒂·谢恰好是这些人的后代，基因就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另外，从拉穆群岛当地人的风俗来看，600年的时间已经足够繁衍30代，而拉穆群岛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各民族大融合之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的血脉在这里相互掺杂，如果真有中国人的基因，那么这些基因也不断与其他种族的基因纠缠在一起。现在，仅存的那些基因片段还能否说明问题？
看来，真正能够解决是否有中国沉船的幸存者在拉穆群岛留下后代以及这艘中国沉船是否是郑和船队中的一艘，这些历史谜题的答案依旧深埋在上家遗址的墓穴中，依旧静静地躺在深不可测的海底。
心灵被历史的谜题灼伤
采访结束，我们返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我们乘坐的双引擎螺旋桨飞机在气流的冲击下起起落落，我的心情也渐渐地沉重起来：似乎是被飞机突然地动作所激荡，羞愧从心底慢慢地浮上来。对于郑和这个曾经让世界惊奇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了解他的脚步已远远的落后了。
我们新华社的电视采访小组虽然是国内第一批到达肯尼亚拉穆群岛进行采访的电视记者，但我们至少已落后海外媒体的记者9年的时间：1994年雷瓦西首先访问了这里，随后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然后是台湾和新加坡记者，最后才是姗姗来迟的大陆记者。
而更让我欲哭无泪的不仅仅是我们这次探寻拉穆群岛的郑和部下的后代没有得到答案，更是因为另外一个让人痴迷却也许永远没有答案的历史谜题：为什么郑和在到达非洲以后没有继续向前，去到达欧洲和发现美洲。
以郑和船队的实力—郑和船队由300艘船、28000人组成，最大的船有44丈4尺长(约合151米多)、18丈宽(约合61米多)，这即使是在郑和以后500年内也依然是世界最伟大的船队———当时的中国人应该能够轻而易举地首先发现美洲而不是仅仅率领了3条破船、90个水手组成的船队的哥伦布，它的船队中最大的船只有30多米。
然而郑和的远航本来就不像哥伦布那样具有发现新大陆的目的。郑和远航的最大目的是展示中国皇帝的威仪，以使四方“蛮夷”臣服于中国皇帝的强大与慷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另外一个目的则是去发现被朱棣篡位后下落不明的建文帝的行踪。因此，郑和七次下西洋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只是给皇帝带来满船“无名宝物“—从大象到观音竹，从麒麟到香料以及明朝政府无法承担的巨大支出。于是，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和大臣们开始对郑和远航的实际意义产生了怀疑：“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
于是，当西方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当西班牙水手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发现美洲的时候，中国开始实施“海禁”。郑和船队的船员被遣散，船只任之搁置废烂，航海图被兵部尚书刘大夏焚毁。此后，明、清两朝中国不曾有过任何出海之举。这最终使早已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的中国失去了参与15至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
郑和七下西洋不过百多年后，中国东南沿海即受日本的倭寇蹂躏，澳门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
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在具有威加海内、臣服天下的实力和机会的时候却突然缩回了自己的触角。他们的解释是：中国不够贪婪，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更视商贾为“小人”。古代的中国关注许多事情：荣誉、文化、艺术、教育、祖先、宗教和孝顺父母，但如何赚钱却不在行列之中。另外，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的自我满足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天下都是自己的，又何必去征服。
相比而言，欧洲是贪婪的，葡萄牙因为渴望香料和其他珍贵的日用品而领导了15世纪的探险热潮，利益驱使着他们将船驶得更远：不仅到达了非洲海岸，甚至绕过合恩角到达亚洲。他们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麦哲伦的船队曾经从一条船装载的26吨丁香中赚取了1万倍的利润。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在他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假如旧中国永不厌足，胸怀四海，其他的贸易商紧随郑和行踪奔向海洋，亚洲很可能已主宰非洲，甚至欧洲。中国人可能不只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生根立命，也可能远到东非、太平洋岛屿，甚至美国，移民定居下来。假如，郑和航海到了美洲，历史将如何改写？其影响所及简直无从想象。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纽约时报》将以中文发行。”
这是让所有西方人沉醉的历史谜题，但却灼伤了我的心灵，仿佛被一根600年前埋下的刺深深地扎了一下，鲜血开始一点一点地流出来，吮吸自己的鲜血也许是避免再次受伤的最好途径。
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所著的《全球通史》中这样写道：“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历史如谜，如虚如幻；历史如镜，亦梦亦真。追寻郑和部下后裔：肯尼亚一群中国人的子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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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tom.com 2003年06月05日17时22分来源:北京晚报茂华
如虚如幻的历史残片
“我们这个岛上曾经有过繁荣的制丝业，”老村长奥玛尔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神秘地说，“但是在几十年前，突然中断了！”
“为什么中断了？”我们对奥玛尔的话感到震惊。“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为会这个手艺的人都死了。”
“那么你们拿什么制丝呢？”我们接着问。
“原料来自索马里，但是我们这个岛上也曾经养过蚕。”“养蚕？这是真的吗？”我们的心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是的，但只是在一年的某个时期。”
这简直太神奇了，神奇到我们几乎无法相信。养蚕制丝是中国人的专利，虽然公元5世纪一位罗马传教士将蚕种藏在手杖里带回了欧洲，但1498年达·伽马率领由3只帆船的船队到达东非，他们只带去了一些简陋的小珠子、铃铛和洗脸盆、羊毛和酒———这曾经让非洲人很鄙夷。而先于欧洲人70年到达东非的郑和却满载着丝织品、瓷器、茶叶等中华宝物，郑和的船队更载有各种技术工人。难道西屿村的养蚕制丝技术就是郑和部下的后代传给当地人的吗？
线索再一次断了，由于制丝业在数十年前的突然消失，我们无法亲眼见证和比较西屿村的养蚕制丝业与中国技术之间的异同。
“您听说过中国船从这里带走长颈鹿的故事吗？”我们又向奥玛尔提出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但不是从这里带走的长颈鹿，而是从马林迪。”奥玛尔回答说。
奥玛尔的答案为我们考证在上家村定居下来的中国水手是否是郑和的部下带来了一线光明。据史料记载，1419年，郑和船队带着非洲麻林国(即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进贡的麒麟回到中国，引起轰动。而这麒麟便是长颈鹿。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名为麒麟图的明朝画，画的就是长颈鹿。而这个史实，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也鲜有人知，更何况是非洲偏僻小村庄里的一位老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沉没的中国船只的幸存者告诉了当地人关于从非洲带回长颈鹿的故事———当时郑和远航东非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长颈鹿这种被认为是麒麟的动物。另外，传说中国水手是在上家海滩登陆并定居于上家村，而上家村毁于15世纪中期———几乎就在郑和船队到达东非20多年后，将这两条线索综合起来：如果曾有遇难船只的中国水手达到上家村并告诉当地人关于长颈鹿的故事的话，那么极大的可能那些幸存的水手就是郑和的部下。
然而这只是推理，我们没有切实的证据来证明郑和船队中的一条船曾经在上家海域沉没。能够作为重要证据的齐里亚马博士曾提到过的那艘中国沉船现在依然静静地躺在海里，幽深的海水掩盖着它的真实面孔。
“沉船的位置大约在距上家海岸70公里的地方。据那些去深海打鱼的人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艘中国沉船，并在那个地方打捞上了一个中国陶罐。”在从西屿村返回的路上，齐里亚马教授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沉船的位置，“如果中国政府能派遣科学家来帮助我们确定沉船的位置，我们会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船上都装载了什么货物，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和东非的历史渊源。”
在我们的要求下，博士带着我们去参观了那个被捞起来的陶罐。去年11月，一个捞龙虾的当地渔民在海面下55米的地方捞起了这个陶罐，并随后把它卖给了居住在拉穆岛仙拉镇的古董商人兼瑜珈修炼者、英国人特勒。
当我们在特勒家院子的一个角落里看到这个陶罐时，我们认为它更应该叫做陶瓮：它有70多厘米高，最粗的地方直径有将近50厘米。这是一个六耳陶瓮，但有5个耳都已经不在了。将陶瓮翻转过来，我们想从它的底部发现一些关于它的制造年代和制造地点的暗示，却发现由于这个陶瓮长期呆在海底，底部已经被各种海生物建造的巢穴掩盖。但从陶瓮上栩栩如生的双龙戏珠图案可以判断，这确实是中国的产品，只是具体年代，我们无法考证，只能留待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在东非海岸打捞出来的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罐子，以前在这一地区仅仅发现过碎片，从考古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一个完整的。”齐里亚马博士同时认为这个陶瓮不是用来贸易的商品，因为制作比较粗糙，“它应该是船上水手使用的罐子。”
在我们采访结束的时候，也许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陶瓮的价值，特勒指挥家里的黑人把陶瓮挪到屋里去了。现在，这个陶瓮对于特勒而言也许意味着一大笔财富，但对我们来说，它依然解决不了我们的历史谜题———这个罐子无法证明它来自于一艘中国沉船，更无法证明来自郑和的船队。
在中国的唐代，中国的许多城市就已经具有了国际化的特点：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学者或乘坐帆船或沿着丝绸之路到达并居住在这些城市中，中国的广州、杭州等城市的港口里停放的大型海船更往来于世界各地。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时的广州已经居住着两万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每年往来的大型商船更是不计其数。很难确定是一艘中国船还是一艘阿拉伯的商船在中国补充了一些船上用品和货物以后沉没在了拉穆群岛附近———阿拉伯商人从公元8世纪起就往返与东非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元朝时的旅行家汪大渊就是乘坐阿拉伯的商船到达非洲的。
我们的采访到这里似乎一无所获：历史在它前进的路上毁灭了大部分的确凿证据，却留下美丽的传说和支离破碎、如虚如幻的历史残片来诱惑我们，我们仿佛被历史玩弄于股掌之上，却无法自拔。
尽管我们剪下了瓦上家人巴拉卡·巴蒂·谢的一缕头发，准备回国后请基因学家根据她的基因来判断她与中国人的联系，但这也许也是枉费心机：郑和的船队中本身就有许多是回族———阿拉伯人的后裔；而且，郑和为了远航非洲，特地请了许多善于航海的阿拉伯人作为向导，如果巴拉卡·巴蒂·谢恰好是这些人的后代，基因就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另外，从拉穆群岛当地人的风俗来看，600年的时间已经足够繁衍30代，而拉穆群岛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各民族大融合之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的血脉在这里相互掺杂，如果真有中国人的基因，那么这些基因也不断与其他种族的基因纠缠在一起。现在，仅存的那些基因片段还能否说明问题？
看来，真正能够解决是否有中国沉船的幸存者在拉穆群岛留下后代以及这艘中国沉船是否是郑和船队中的一艘，这些历史谜题的答案依旧深埋在上家遗址的墓穴中，依旧静静地躺在深不可测的海底。
心灵被历史的谜题灼伤
采访结束，我们返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我们乘坐的双引擎螺旋桨飞机在气流的冲击下起起落落，我的心情也渐渐地沉重起来：似乎是被飞机突然地动作所激荡，羞愧从心底慢慢地浮上来。对于郑和这个曾经让世界惊奇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了解他的脚步已远远的落后了。
我们新华社的电视采访小组虽然是国内第一批到达肯尼亚拉穆群岛进行采访的电视记者，但我们至少已落后海外媒体的记者9年的时间：1994年雷瓦西首先访问了这里，随后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然后是台湾和新加坡记者，最后才是姗姗来迟的大陆记者。
而更让我欲哭无泪的不仅仅是我们这次探寻拉穆群岛的郑和部下的后代没有得到答案，更是因为另外一个让人痴迷却也许永远没有答案的历史谜题：为什么郑和在到达非洲以后没有继续向前，去到达欧洲和发现美洲。
以郑和船队的实力—郑和船队由300艘船、28000人组成，最大的船有44丈4尺长(约合151米多)、18丈宽(约合61米多)，这即使是在郑和以后500年内也依然是世界最伟大的船队———当时的中国人应该能够轻而易举地首先发现美洲而不是仅仅率领了3条破船、90个水手组成的船队的哥伦布，它的船队中最大的船只有30多米。
然而郑和的远航本来就不像哥伦布那样具有发现新大陆的目的。郑和远航的最大目的是展示中国皇帝的威仪，以使四方“蛮夷”臣服于中国皇帝的强大与慷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另外一个目的则是去发现被朱棣篡位后下落不明的建文帝的行踪。因此，郑和七次下西洋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只是给皇帝带来满船“无名宝物“—从大象到观音竹，从麒麟到香料以及明朝政府无法承担的巨大支出。于是，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和大臣们开始对郑和远航的实际意义产生了怀疑：“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
于是，当西方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当西班牙水手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发现美洲的时候，中国开始实施“海禁”。郑和船队的船员被遣散，船只任之搁置废烂，航海图被兵部尚书刘大夏焚毁。此后，明、清两朝中国不曾有过任何出海之举。这最终使早已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的中国失去了参与15至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
郑和七下西洋不过百多年后，中国东南沿海即受日本的倭寇蹂躏，澳门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
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在具有威加海内、臣服天下的实力和机会的时候却突然缩回了自己的触角。他们的解释是：中国不够贪婪，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更视商贾为“小人”。古代的中国关注许多事情：荣誉、文化、艺术、教育、祖先、宗教和孝顺父母，但如何赚钱却不在行列之中。另外，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的自我满足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天下都是自己的，又何必去征服。
相比而言，欧洲是贪婪的，葡萄牙因为渴望香料和其他珍贵的日用品而领导了15世纪的探险热潮，利益驱使着他们将船驶得更远：不仅到达了非洲海岸，甚至绕过合恩角到达亚洲。他们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麦哲伦的船队曾经从一条船装载的26吨丁香中赚取了1万倍的利润。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在他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假如旧中国永不厌足，胸怀四海，其他的贸易商紧随郑和行踪奔向海洋，亚洲很可能已主宰非洲，甚至欧洲。中国人可能不只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生根立命，也可能远到东非、太平洋岛屿，甚至美国，移民定居下来。假如，郑和航海到了美洲，历史将如何改写？其影响所及简直无从想象。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纽约时报》将以中文发行。”
这是让所有西方人沉醉的历史谜题，但却灼伤了我的心灵，仿佛被一根600年前埋下的刺深深地扎了一下，鲜血开始一点一点地流出来，吮吸自己的鲜血也许是避免再次受伤的最好途径。
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所著的《全球通史》中这样写道：“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历史如谜，如虚如幻；历史如镜，亦梦亦真。
历史如谜，如虚如幻
龙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