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尘封档案》-----洋教授拐骗儿童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14:33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12期
洋教授拐骗儿童案
文/孙沉
1950年春，苏州市发生了一起儿童失踪案件：一名意大利儿童于光天化日之下意外消失！与此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位外事警官则正为一名美国化学教授延缓离开中国之事而大伤脑筋。谁也没有料到，在警方的缜密侦查下，这两件事竟有着密切关联。真相终于大白，却令人吃惊不已……
一
1950年2月23日下午4点，上海市公安局外事警官许嘉峰接到了一个令其震惊的电话。这个电话竟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亲自打来的。潘汉年的这个电话马上把许嘉峰的思路带回到了6小时前的那一幕情景——
许嘉峰在市公安局的具体工作是审核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要求离开中国返回其祖国或者前往其他国家的申请，决定是否发放离境证。当天上午9点，他接待了一名40岁的美国男子麦迪逊。
麦迪逊是一名化学家、教授，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从美国费城来到上海，担任一家由一位德国富翁投资的药物研究所的技术总裁，主持研究新药。该研究所自己并不生产药品，而是将研究成果转让给世界各地对此感兴趣的药品生产商。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由于败逃我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武装封锁了上海与国外的海上运输通道，加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仇视中共而采取的经济封锁政策，导致无法进口化学原料，于是这家研究所就只好停止工作。半年后，德国老板宣布关闭研究所，遣散全部工作人员。这样，麦迪逊就开始着手处理准备返回美国的善后事宜。
1950年2月2日，麦迪逊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返回美国费城原籍地的申请。他的这份申请书被分派给了许嘉峰经办处理，许嘉峰按照操作程序，在收到申请书10天内约见申请人进行了谈话。当时，麦迪逊显得非常急迫，说美国一家著名大学已经跟他谈妥，请他去那里执教化学，请求警官先生能够尽快批准他的离境申请。许嘉峰看麦迪逊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便答应尽可能抓紧办理。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特地加班处理，于2月20日完成了全部手续，电话通知麦迪逊前来领取离境证。根据规定，麦迪逊应当在领到离境证后的两周内离开中国。麦迪逊来领取时，许嘉峰特地提醒对方仔细阅读相关书面告知，告诉他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尚未离开中国的话，签证就失效了，必须重新申请。麦迪逊当时连连点头，一迭声地表示感谢，又说他会在规定的时限内离开中国回国的。
之后，许嘉峰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每天都在处理这类事务，哪会把其中一个申请者的印象留在脑子里呢？哪知，今天这个麦迪逊竟又在他跟前冒了出来，拿出了那份签证文件，提出了一个意外请求：延长一周离开中国。
这种情况，从上海解放后不久就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待着的许嘉峰还从未遇到过。他考虑了一下，请求对方为其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并做出适当的解释。这个麦迪逊的自我感觉特好，自从他在3年多前踏上中国土地后，跟中国人打交道向来就飞扬跋扈，我行我素，从来没有“解释”一说，当下就不高兴了，不但拒绝说明理由，还对许嘉峰拍起了桌子，指责他“故意刁难”。
许嘉峰年轻气盛，当下也就恼火了，嗓门自然也大了，于是惊动了科长，出来问明了情由，告诉麦迪逊这不是“故意刁难”，而是确实必须说明理由，视情而定。麦迪逊根本没把科长放在眼里，当下大怒，拂袖而去。许嘉峰以为他一会儿火气平息后会去而复归，哪知这主儿竟然去了市政府，向侨务委员会告了一状。而凑巧的是，他在侨委会办公室大声嚷嚷的时候，潘汉年副市长正好从门外走廊经过，听见有人用英语叫嚷着“强烈抗议”，不禁好奇，就进去察看。于是，麦迪逊就有了一个向主管公安、侨务的潘副市长直接申诉的机会。
解放伊始，潘汉年协助陈毅市长处理上海政务，忙得不可开交，最近一段时间又正处于处置“2·6轰炸”(注：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等重要目标实施轰炸，史称“2·6轰炸”。)给上海造成的重大后遗症，安抚民心，恢复生产。但是，当潘汉年此刻听麦迪逊用英语向他当面投诉其在申办离华手续过程中遭到“故意刁难”的情况之后，还是觉得有亲自了解此事的必要。于是，潘汉年在下午接连主持了两个重要会议之后，又要动身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与宋时轮司令员商谈工作的空隙间，亲自给经办麦迪逊出境手续的许嘉峰打电话，了解麦迪逊的投诉是怎么一回事。
潘汉年如此重视麦迪逊的投诉，是有特定的政治背景的：1949年四五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美国政府高估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错误地以为中共方面会像之前的执政党国民党那样对他们主动巴结示好。哪知，接下来两三个月里所出现的情况并非他们所想。于是，一贯强横霸道的美国就做出了反应，当即跟与美国持同一立场的英国、法国等国政府进行串通，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决定将其在上海的侨民撤回各自的国家。1949年9月23日，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戈登将军号”轮来沪撤侨，共载走美、英、法、意外侨1218人。一周后，美、英继续派船来沪撤侨，英侨撤走300余人。10月，法国邮轮“霞飞号”来沪载走法籍和其他西欧国籍侨民500余人。
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并不因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上述作为而改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立场。1950年1月初，经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批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收回过去美国恃其在华“驻军权”而在北京占据的兵营地产。美国政府大恼之下，又威胁要因此“撤退所有美国在华的外交人员及美侨”。新华社当即发表评论指出：过去外国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美国的威胁对中国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撤回其留华前使领人员和要求回国的美侨的态度从来是愿去者不留。凡申请离境的，中方主管机构都迅速给予离境许可。
美国方面见中国不吃这一套，便又使出新花招，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造谣说“中国政府留难美国侨民撤回”。针对艾奇逊的谣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即声明：1950年1月19日、20日、25日、27日及2月2日，美方先后向中方申请出境的留沪前领馆人员共35人，上海市主管机构已于2月9日悉数予以批准。
麦迪逊向潘汉年的投诉，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外交无小事，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潘汉年自然需要对此事予以特别的关注。当下，潘汉年向许嘉峰了解了麦迪逊的那番表现后，觉得此事似乎有些反常，说许嘉峰同志你如果有空的话，请就麦迪逊为何要求延缓离华的原因作一了解，然后告诉我。至于如何处理他的要求，那应当按你们的规定办理。
许嘉峰当即向领导汇报了潘汉年副市长来电之事。领导指示既然如此，那小许你就辛苦一下，立马对麦迪逊要求延缓离沪的原因作一下了解。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许嘉峰的情况：许嘉峰，24岁，出生于江西进贤县的一个商人家庭，14岁跟随父亲的一位朋友来到上海，入教会中学读书，1946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4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之际，上海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相继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的运动。许嘉峰积极参与了上海学生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由于表现突出，信仰坚定，被中共地下党发展为中共党员。1948年12月，即将垮台的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对中共地下党和民主进步人士进行疯狂镇压，许嘉峰也上了特务的逮捕黑名单，上海市警察局长、大特务毛森在许嘉峰的名字后面打了红钩并加注“务必缉拿到案”。地下党组织通过内线获知情况后，当即安排许嘉峰秘密离开上海，撤往浙江四明山中共游击队。游击队方面对于许嘉峰的来临深感欣喜，因为他们此刻最缺乏的就是像许嘉峰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时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到即将攻城夺地的程度，游击队需要起草撰写发给敌方头目的攻心书信、警告函件，以及安民告示之类，同时也需要像许嘉峰这样的精通英、法、德、俄4国语言以及熟读中国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与敌方可能派出的具有同样学识的谈判代表周旋。许嘉峰在四明山待了半年，充分发挥了上述作用，为革命立下了功劳。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许嘉峰由浙江赶赴上海，向党组织报到，被分配在军管会工作。最初是在潘汉年手下分析整理外电资料，不久上海市公安局急需精通外语而又政治可靠的外事警官，于是潘汉年就让许嘉峰去了市公安局。
以许嘉峰的上述经历，以及对于上海的熟悉，要完成对于麦迪逊的走访应该不是一桩很犯难的事情。可是，令许嘉峰感到意外的是，当天晚上7点，当他按照麦迪逊的申请材料上所留下的住址前往提篮桥区公平路明鑫公寓时，却扑了一个空。据公寓管理员说，麦迪逊已经四五天没有回来过了。许嘉峰想想不放心，又上到四楼，叩开了麦迪逊的邻居——一个白俄魔术师的房门，打听这两天是否见到过麦迪逊。魔术师对于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的一口流利的俄语十分欣赏，所以很是友好，说这几天确实没有见到过麦迪逊，也没有听见他屋里有什么动静。然后，不等许嘉峰提出要求，就说请先生您留下电话，麦迪逊回来后我就给你打电话。
许嘉峰道谢而离，一路上心里觉得纳闷：麦迪逊这几天不住在家里，那么去了哪里呢？他已经准备离开中国了，怎么还不打点行李啊？
这样想着，许嘉峰就隐隐意识到这件事似乎哪里不对头！
二
许嘉峰琢磨了一夜，还是没有想出麦迪逊的数日不归家究竟是为什么的原因。次日，晕乎着脑子去上班，一边处理着公事，一边还在想着这件事。到了下午，科长发现他心不在焉，便婉转地提出了批评。
就在科长批评许嘉峰的时候，距上海百里之遥的江南古城苏州市发生了一桩听起来有点特别的儿童失踪案。之所以说这个案件“有点特别”，是因为失踪的是一个意大利儿童，而且这个儿童竟然是在苏州天光育婴堂失踪的。
育婴堂这个称谓，在今天听着可能已经觉得陌生，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这却是一个几乎称得上家喻户晓的慈善机构。通常是由教会或者地方慈善团体、人士出资组建的一个专门收养遗弃儿童的地方，但凡马路上捡到的儿童，如果无人认养，那就会被人送往育婴堂。无力抚养子女的家庭或者个人有了私生子女不想抚养的，也会把婴儿送往育婴堂收养。
育婴堂里的儿童生存条件恶劣，不但物质生活差，精神方面也得不到任何关怀，还经常受到被称为“嬷嬷”的保育员的虐待。婴儿的命运则更惨，由于婴儿的抵抗力差，生了病又得不到精心治疗和呵护，所以死亡率很高。苏州天光育婴堂地处江南名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而且苏州又是一个人文和道德底蕴比较丰厚的城市，嬷嬷们还算稍稍有点责任心、同情心，所以，该育婴堂的口碑在江南地区还算可以。但是，即使是这样，苏州解放后人民政府代表在视察育婴堂后，还是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训诫今后必须尽力改善儿童生活条件，给予充分的关照，否则，将予以严肃处理。
在人民政府的威慑下，苏州天光育婴堂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当时具体负责该堂工作的是一个姓劳的嬷嬷，全堂上下一律称其“劳嬷嬷”。劳嬷嬷是一个基督教徒，生性严谨刻板，做事认真。她接受人民政府的训诫，亲自设法改善育婴堂儿童的生活条件，其中有一条是根据医生的建议，每天安排孩子们进行1小时户外活动。会走会跑的儿童让他们在草坪上自由活动，还不能自己行走的婴儿，则由嬷嬷负责把他们集中在一处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意大利儿童拉斐斯的失踪，就发生在这天下午2点左右。
苏州天光育婴堂创办于1923年，从创办到苏州解放的27年时间里，从未接收过外国弃婴，因为凡是在苏州生育洋婴的女子，都肯定具有较好的经济条件，没有必要将婴儿抛弃。但是，苏州解放后，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这方面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在解放的头两个星期里，就有7名洋婴儿被悄然送到了天光育婴堂。婴儿的身上都佩戴着名牌，上面注明了姓名、国籍、性别和出生日期。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10月，还有洋婴儿被悄然送入育婴堂。但这时也已有原先把婴儿送来育婴堂的父母来向育婴堂领回的，劳嬷嬷这才知道了当时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育婴堂的原因：其中一个是他们由于自身的各种原因，认为难以适应在中共统治下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担心中共执政后会给其带来麻烦，所以急于离开中国，身边有个孩子肯定不方便，于是就选择了弃婴。另外，还有非婚生子女，带回国后怕给其在家族内造成不良影响。但是，由于他们不久就发现中共执政后对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未造成不利影响，就不打算离开中国了，于是就来育婴堂领回被自己抛弃的子女。
拉斐斯的情况跟上述洋婴儿略有不同，他是1949年11月1日在无人察知的情况下被送到育婴堂的，身上佩戴着一块纸牌，上面用英文、意大利文和汉字写着：拉斐斯，男，两岁，出生地中国苏州市，祖籍意大利米兰市。他的身旁还放着一个大包袱，里面放着衣服、玩具和一些食品。
当时，虽然还没有设立“遗弃罪”，但公安机关已经开始着手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指令育婴堂将堂内所有儿童登记造册上报，凡有新的弃婴送来，则须在24小时内报告。进入1950年后，可能是考虑到西方国家在撤侨问题上的纠缠，又规定对外国籍的弃婴、弃童拍摄照片存档。这样，拉斐斯在进天光育婴堂的次日，其资料即被上报苏州市公安局。1950年元月中旬，又和育婴堂的其他9名洋童被分别拍摄了照片，一式两份，一份递交公安局，一份留存堂内。
当天下午2时许，拉斐斯和育婴堂其他儿童一起被嬷嬷带到草坪上活动。天光育婴堂的建筑格局如下：正中一幢3层楼房，那是育婴堂主建筑，楼房前面即朝南是一个大草坪，后面是一个院子，院子紧挨着后围墙有与围墙长度相等的一排平房，那是厨房、厨工杂役的宿舍以及仓库和收婴室。主建筑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条6尺巷道，用以连通草坪和后院。育婴堂除了后院即北侧是砖砌的围墙外，东、南、西三侧都是毛竹片编织而成的篱笆墙，上面涂着柏油。育婴堂的大门，就是在朝南方向的竹篱笆墙正中位置设置的，门外是一条没有名气的小马路。拉斐斯等儿童是在午睡后喂食了一小碗作为点心的山芋汤后，由嬷嬷带到草坪上活动的。平时的惯例是活动一小时，这天因为楼内喷洒消毒药水，所以晚了一会儿。当3点20分嬷嬷把孩子们带回楼房时一清点人数，意外发现竟然少了一名。再一检查，少的就是拉斐斯。
育婴堂是收养弃婴的地方，还从未听说过丢失孩子的。主持堂务的劳嬷嬷闻知消息，不禁大觉意外。因为丢失的是拉斐斯这个被公安局要求必须拍照留档的意大利儿童，她不敢怠慢，当下就给皮市街苏州市公安局一分局打电话报告。一分局接到电话后，因失踪儿童是意大利人，根据苏南行署苏州行政区公安处关于“涉外刑事案件统一由市局受理”的规定，就向位于长春巷的苏州市公安局转报。
苏州市公安局值班室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是否发生了命案？于是就立刻通知刑侦队派员前往天光育婴堂作初步了解。
刑警黄得邦、喻辛成受命前往天光育婴堂了解情况。黄得邦33岁，其身份属于留用人员。他是吴县长桥镇人氏，小学毕业后进了米行当学徒，满师后留下当伙计。1937年2月，当时称为“吴县公安局”的苏州公安局(注：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苏州市、吴县合并，原苏州市公安局与吴县公安局合并称为“吴县公安局”)改称为“吴县警察局”，实行局、所、分所三级体制。为此，警察局在全市张榜招收警察。黄得邦因常年搬运米包练就了一身过人力气，被人怂恿着报了名，前往面试，一眼就让警察局长看中了，于是就改行当了刑警。同年11月，苏州沦陷，日寇组建伪警察局，黄得邦拒绝留职，改行做了小贩。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这才重新进了警察局当刑警。苏州解放后，军管会经查摸，证实黄得邦在任旧警察时，未曾有过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等恶行，为人正派，且其胞弟系新四军烈士，故将其留用，仍当刑警。
随同黄得邦前往育婴堂了解情况的喻辛成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原是社会青年，解放前夕积极参与地下党组织的散发传单、寄送警告函件、传递情报等秘密活动，经受了考验，解放后公安局招收新警员时就把他招了进来。喻辛成的警龄不过半年，领导让他跟着黄得邦去育婴堂了解情况，有着徒弟向师傅学习技艺的意思。
当下，黄得邦、喻辛成两人赶到天光育婴堂时，那个负责人劳嬷嬷已经在等着了。育婴堂有史以来还从未跟警方打过这样的交道，她自是满肚子的忐忑，一脸的不安。刑警问了问情况，因为首先要弄清楚孩子是否遇害了，所以就察看了育婴堂所有的旮旮旯旯，连水井、阴沟以及厨房的灶膛也用长竹竿戳探过，又分别找几个相关的嬷嬷和已经能够叙述情况的儿童谈话，了解拉斐斯的情况，如此一番折腾下来，已是天黑，所获情况未曾显示拉斐斯是遇害了。
喻辛成最近刚看了《福尔摩斯探案集》，满脑子的谋杀案，一心认为拉斐斯是遇害了，对黄得邦说应该如何如何调查。黄得邦心里暗自好笑，但也不便多言，只是说通常说来，像拉斐斯这样一个被人遗弃的不过两岁的儿童，别人没有杀害他的动机。如果像你所估计的可能有遗产继承之类的纠葛，那也不必到育婴堂来杀害孩子，只要由一个让育婴堂方面觉得合适的人办个手续把孩子领养了就行了，一个两岁的小孩，到了人家家里要让他“病死”，还不是易如反掌之事？所以，如果这是一起命案，那么也是一种非故意伤害而致死的行为。但是，刚才我们跟嬷嬷和孩子们的谈话中并未发现有此疑点。因此，我觉得这是一起失踪案件。喻辛成听着想想觉得也有道理，就说那我们是回去向领导汇报情况呢还是待在这里继续调查下去？黄得邦说自然得继续调查下去，你去外面买几个馒头来当晚餐，我在这边先调查起来。
既然育婴堂内部没有拉斐斯的影踪，那这孩子就只有一个去向：已经离开了育婴堂。而这个两岁的孩子还不具备独立行走超过20米的能力，所以应该排除自己走出育婴堂的可能，他应当是被人带出育婴堂的。育婴堂这里的人员进出只有一个通道——大门，黄得邦于是就去向看门人袁老头调查。袁老头介绍了育婴堂的门卫情况：这里不管白天黑夜，大门终日关闭；通常人员出进都是经由大门旁边的小门，而这道小门也是关闭着的，有人需要通行时他才打开。他在育婴堂当看门人已经有整整十个年头了，从未发生过任何差错。那么，今天下午是否有人——包括育婴堂内部人员——进出过这道门呢？袁老头连连摇头，说只来过一个送报纸的邮差，但没有入内，甚至连自行车也没有下，把报纸递到他手里后就离开了。
这时喻辛成买了馒头回来，两人就站在草坪上一边啃着，一边分析着情况：育婴堂的东、南、西三侧都是以竹篱笆作为围墙的，围墙里侧又有着宽约5尺的茂密冬青树丛，人根本无法穿越，也不能站立在树丛上面走向围墙实施攀越，这就可以排除有人把拉斐斯从围墙上方弄出去的可能。而北侧的后院刚才也已经察看过，围墙是紧挨着一排平房的，也就是说，等于是没有围墙的。即使有人想把拉斐斯从后院带走，也没有通道。
分析到这里，两个刑警连馒头都吃不下去了：这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离奇失踪案了吗？这个年方两岁的意大利儿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劳嬷嬷从楼房里出来招呼刑警去接听电话。电话是市局刑警队领导打来的，询问育婴堂这边的情况。黄得邦简略一报告，领导说那你们先回来吧，看来这事儿需要认真对待哩，回来当面议一议看应当怎么弄。
于是，黄得邦、喻辛成就返回市局。刑警队领导当面听了他们的汇报，说局领导也已经知道育婴堂的这个案子了，指示要予以充分重视，最近国际社会对于新中国处置外侨情况很是关注，育婴堂这个案件涉及外籍儿童，所以，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这个案子一定要尽快侦破，黄得邦同志你看怎么样？你们两个拿得下吗？
应该说，黄得邦在刑警队是以抓捕案犯见长，当初国民党吴县警察局招收他进来也正是看中了这点，侦查并非他的强项。黄得邦自己也知道这点，最好是增派人手。但是，他知道最近一个阶段由于案子频发，加上还有各地公安机关一直到北京公安部要求协查的大量历史案件，警力相当紧张，所以当下就摇头，说请领导放心，就我们两人也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那个失踪的洋童，如果还活着，就要找到后平安地送回育婴堂；如果不幸遇害了，也要找到尸体，以对人家有一个交待；至于案犯，那自然要抓捕归案，绳之以法。领导说那这案子就交给你俩了，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这番谈话刚结束，黄得邦就接到了劳嬷嬷打来的电话，告知了一个新的情况……
三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12期
洋教授拐骗儿童案
文/孙沉
1950年春，苏州市发生了一起儿童失踪案件：一名意大利儿童于光天化日之下意外消失！与此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位外事警官则正为一名美国化学教授延缓离开中国之事而大伤脑筋。谁也没有料到，在警方的缜密侦查下，这两件事竟有着密切关联。真相终于大白，却令人吃惊不已……
一
1950年2月23日下午4点，上海市公安局外事警官许嘉峰接到了一个令其震惊的电话。这个电话竟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亲自打来的。潘汉年的这个电话马上把许嘉峰的思路带回到了6小时前的那一幕情景——
许嘉峰在市公安局的具体工作是审核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要求离开中国返回其祖国或者前往其他国家的申请，决定是否发放离境证。当天上午9点，他接待了一名40岁的美国男子麦迪逊。
麦迪逊是一名化学家、教授，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从美国费城来到上海，担任一家由一位德国富翁投资的药物研究所的技术总裁，主持研究新药。该研究所自己并不生产药品，而是将研究成果转让给世界各地对此感兴趣的药品生产商。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由于败逃我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武装封锁了上海与国外的海上运输通道，加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仇视中共而采取的经济封锁政策，导致无法进口化学原料，于是这家研究所就只好停止工作。半年后，德国老板宣布关闭研究所，遣散全部工作人员。这样，麦迪逊就开始着手处理准备返回美国的善后事宜。
1950年2月2日，麦迪逊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返回美国费城原籍地的申请。他的这份申请书被分派给了许嘉峰经办处理，许嘉峰按照操作程序，在收到申请书10天内约见申请人进行了谈话。当时，麦迪逊显得非常急迫，说美国一家著名大学已经跟他谈妥，请他去那里执教化学，请求警官先生能够尽快批准他的离境申请。许嘉峰看麦迪逊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便答应尽可能抓紧办理。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特地加班处理，于2月20日完成了全部手续，电话通知麦迪逊前来领取离境证。根据规定，麦迪逊应当在领到离境证后的两周内离开中国。麦迪逊来领取时，许嘉峰特地提醒对方仔细阅读相关书面告知，告诉他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尚未离开中国的话，签证就失效了，必须重新申请。麦迪逊当时连连点头，一迭声地表示感谢，又说他会在规定的时限内离开中国回国的。
之后，许嘉峰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每天都在处理这类事务，哪会把其中一个申请者的印象留在脑子里呢？哪知，今天这个麦迪逊竟又在他跟前冒了出来，拿出了那份签证文件，提出了一个意外请求：延长一周离开中国。
这种情况，从上海解放后不久就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待着的许嘉峰还从未遇到过。他考虑了一下，请求对方为其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并做出适当的解释。这个麦迪逊的自我感觉特好，自从他在3年多前踏上中国土地后，跟中国人打交道向来就飞扬跋扈，我行我素，从来没有“解释”一说，当下就不高兴了，不但拒绝说明理由，还对许嘉峰拍起了桌子，指责他“故意刁难”。
许嘉峰年轻气盛，当下也就恼火了，嗓门自然也大了，于是惊动了科长，出来问明了情由，告诉麦迪逊这不是“故意刁难”，而是确实必须说明理由，视情而定。麦迪逊根本没把科长放在眼里，当下大怒，拂袖而去。许嘉峰以为他一会儿火气平息后会去而复归，哪知这主儿竟然去了市政府，向侨务委员会告了一状。而凑巧的是，他在侨委会办公室大声嚷嚷的时候，潘汉年副市长正好从门外走廊经过，听见有人用英语叫嚷着“强烈抗议”，不禁好奇，就进去察看。于是，麦迪逊就有了一个向主管公安、侨务的潘副市长直接申诉的机会。
解放伊始，潘汉年协助陈毅市长处理上海政务，忙得不可开交，最近一段时间又正处于处置“2·6轰炸”(注：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等重要目标实施轰炸，史称“2·6轰炸”。)给上海造成的重大后遗症，安抚民心，恢复生产。但是，当潘汉年此刻听麦迪逊用英语向他当面投诉其在申办离华手续过程中遭到“故意刁难”的情况之后，还是觉得有亲自了解此事的必要。于是，潘汉年在下午接连主持了两个重要会议之后，又要动身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与宋时轮司令员商谈工作的空隙间，亲自给经办麦迪逊出境手续的许嘉峰打电话，了解麦迪逊的投诉是怎么一回事。
潘汉年如此重视麦迪逊的投诉，是有特定的政治背景的：1949年四五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美国政府高估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错误地以为中共方面会像之前的执政党国民党那样对他们主动巴结示好。哪知，接下来两三个月里所出现的情况并非他们所想。于是，一贯强横霸道的美国就做出了反应，当即跟与美国持同一立场的英国、法国等国政府进行串通，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决定将其在上海的侨民撤回各自的国家。1949年9月23日，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戈登将军号”轮来沪撤侨，共载走美、英、法、意外侨1218人。一周后，美、英继续派船来沪撤侨，英侨撤走300余人。10月，法国邮轮“霞飞号”来沪载走法籍和其他西欧国籍侨民500余人。
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并不因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上述作为而改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立场。1950年1月初，经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批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收回过去美国恃其在华“驻军权”而在北京占据的兵营地产。美国政府大恼之下，又威胁要因此“撤退所有美国在华的外交人员及美侨”。新华社当即发表评论指出：过去外国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美国的威胁对中国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撤回其留华前使领人员和要求回国的美侨的态度从来是愿去者不留。凡申请离境的，中方主管机构都迅速给予离境许可。
美国方面见中国不吃这一套，便又使出新花招，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造谣说“中国政府留难美国侨民撤回”。针对艾奇逊的谣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即声明：1950年1月19日、20日、25日、27日及2月2日，美方先后向中方申请出境的留沪前领馆人员共35人，上海市主管机构已于2月9日悉数予以批准。
麦迪逊向潘汉年的投诉，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外交无小事，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潘汉年自然需要对此事予以特别的关注。当下，潘汉年向许嘉峰了解了麦迪逊的那番表现后，觉得此事似乎有些反常，说许嘉峰同志你如果有空的话，请就麦迪逊为何要求延缓离华的原因作一了解，然后告诉我。至于如何处理他的要求，那应当按你们的规定办理。
许嘉峰当即向领导汇报了潘汉年副市长来电之事。领导指示既然如此，那小许你就辛苦一下，立马对麦迪逊要求延缓离沪的原因作一下了解。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许嘉峰的情况：许嘉峰，24岁，出生于江西进贤县的一个商人家庭，14岁跟随父亲的一位朋友来到上海，入教会中学读书，1946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4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之际，上海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相继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的运动。许嘉峰积极参与了上海学生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由于表现突出，信仰坚定，被中共地下党发展为中共党员。1948年12月，即将垮台的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对中共地下党和民主进步人士进行疯狂镇压，许嘉峰也上了特务的逮捕黑名单，上海市警察局长、大特务毛森在许嘉峰的名字后面打了红钩并加注“务必缉拿到案”。地下党组织通过内线获知情况后，当即安排许嘉峰秘密离开上海，撤往浙江四明山中共游击队。游击队方面对于许嘉峰的来临深感欣喜，因为他们此刻最缺乏的就是像许嘉峰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时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到即将攻城夺地的程度，游击队需要起草撰写发给敌方头目的攻心书信、警告函件，以及安民告示之类，同时也需要像许嘉峰这样的精通英、法、德、俄4国语言以及熟读中国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与敌方可能派出的具有同样学识的谈判代表周旋。许嘉峰在四明山待了半年，充分发挥了上述作用，为革命立下了功劳。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许嘉峰由浙江赶赴上海，向党组织报到，被分配在军管会工作。最初是在潘汉年手下分析整理外电资料，不久上海市公安局急需精通外语而又政治可靠的外事警官，于是潘汉年就让许嘉峰去了市公安局。
以许嘉峰的上述经历，以及对于上海的熟悉，要完成对于麦迪逊的走访应该不是一桩很犯难的事情。可是，令许嘉峰感到意外的是，当天晚上7点，当他按照麦迪逊的申请材料上所留下的住址前往提篮桥区公平路明鑫公寓时，却扑了一个空。据公寓管理员说，麦迪逊已经四五天没有回来过了。许嘉峰想想不放心，又上到四楼，叩开了麦迪逊的邻居——一个白俄魔术师的房门，打听这两天是否见到过麦迪逊。魔术师对于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的一口流利的俄语十分欣赏，所以很是友好，说这几天确实没有见到过麦迪逊，也没有听见他屋里有什么动静。然后，不等许嘉峰提出要求，就说请先生您留下电话，麦迪逊回来后我就给你打电话。
许嘉峰道谢而离，一路上心里觉得纳闷：麦迪逊这几天不住在家里，那么去了哪里呢？他已经准备离开中国了，怎么还不打点行李啊？
这样想着，许嘉峰就隐隐意识到这件事似乎哪里不对头！
二
许嘉峰琢磨了一夜，还是没有想出麦迪逊的数日不归家究竟是为什么的原因。次日，晕乎着脑子去上班，一边处理着公事，一边还在想着这件事。到了下午，科长发现他心不在焉，便婉转地提出了批评。
就在科长批评许嘉峰的时候，距上海百里之遥的江南古城苏州市发生了一桩听起来有点特别的儿童失踪案。之所以说这个案件“有点特别”，是因为失踪的是一个意大利儿童，而且这个儿童竟然是在苏州天光育婴堂失踪的。
育婴堂这个称谓，在今天听着可能已经觉得陌生，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这却是一个几乎称得上家喻户晓的慈善机构。通常是由教会或者地方慈善团体、人士出资组建的一个专门收养遗弃儿童的地方，但凡马路上捡到的儿童，如果无人认养，那就会被人送往育婴堂。无力抚养子女的家庭或者个人有了私生子女不想抚养的，也会把婴儿送往育婴堂收养。
育婴堂里的儿童生存条件恶劣，不但物质生活差，精神方面也得不到任何关怀，还经常受到被称为“嬷嬷”的保育员的虐待。婴儿的命运则更惨，由于婴儿的抵抗力差，生了病又得不到精心治疗和呵护，所以死亡率很高。苏州天光育婴堂地处江南名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而且苏州又是一个人文和道德底蕴比较丰厚的城市，嬷嬷们还算稍稍有点责任心、同情心，所以，该育婴堂的口碑在江南地区还算可以。但是，即使是这样，苏州解放后人民政府代表在视察育婴堂后，还是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训诫今后必须尽力改善儿童生活条件，给予充分的关照，否则，将予以严肃处理。
在人民政府的威慑下，苏州天光育婴堂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当时具体负责该堂工作的是一个姓劳的嬷嬷，全堂上下一律称其“劳嬷嬷”。劳嬷嬷是一个基督教徒，生性严谨刻板，做事认真。她接受人民政府的训诫，亲自设法改善育婴堂儿童的生活条件，其中有一条是根据医生的建议，每天安排孩子们进行1小时户外活动。会走会跑的儿童让他们在草坪上自由活动，还不能自己行走的婴儿，则由嬷嬷负责把他们集中在一处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意大利儿童拉斐斯的失踪，就发生在这天下午2点左右。
苏州天光育婴堂创办于1923年，从创办到苏州解放的27年时间里，从未接收过外国弃婴，因为凡是在苏州生育洋婴的女子，都肯定具有较好的经济条件，没有必要将婴儿抛弃。但是，苏州解放后，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这方面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在解放的头两个星期里，就有7名洋婴儿被悄然送到了天光育婴堂。婴儿的身上都佩戴着名牌，上面注明了姓名、国籍、性别和出生日期。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10月，还有洋婴儿被悄然送入育婴堂。但这时也已有原先把婴儿送来育婴堂的父母来向育婴堂领回的，劳嬷嬷这才知道了当时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育婴堂的原因：其中一个是他们由于自身的各种原因，认为难以适应在中共统治下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担心中共执政后会给其带来麻烦，所以急于离开中国，身边有个孩子肯定不方便，于是就选择了弃婴。另外，还有非婚生子女，带回国后怕给其在家族内造成不良影响。但是，由于他们不久就发现中共执政后对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未造成不利影响，就不打算离开中国了，于是就来育婴堂领回被自己抛弃的子女。
拉斐斯的情况跟上述洋婴儿略有不同，他是1949年11月1日在无人察知的情况下被送到育婴堂的，身上佩戴着一块纸牌，上面用英文、意大利文和汉字写着：拉斐斯，男，两岁，出生地中国苏州市，祖籍意大利米兰市。他的身旁还放着一个大包袱，里面放着衣服、玩具和一些食品。
当时，虽然还没有设立“遗弃罪”，但公安机关已经开始着手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指令育婴堂将堂内所有儿童登记造册上报，凡有新的弃婴送来，则须在24小时内报告。进入1950年后，可能是考虑到西方国家在撤侨问题上的纠缠，又规定对外国籍的弃婴、弃童拍摄照片存档。这样，拉斐斯在进天光育婴堂的次日，其资料即被上报苏州市公安局。1950年元月中旬，又和育婴堂的其他9名洋童被分别拍摄了照片，一式两份，一份递交公安局，一份留存堂内。
当天下午2时许，拉斐斯和育婴堂其他儿童一起被嬷嬷带到草坪上活动。天光育婴堂的建筑格局如下：正中一幢3层楼房，那是育婴堂主建筑，楼房前面即朝南是一个大草坪，后面是一个院子，院子紧挨着后围墙有与围墙长度相等的一排平房，那是厨房、厨工杂役的宿舍以及仓库和收婴室。主建筑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条6尺巷道，用以连通草坪和后院。育婴堂除了后院即北侧是砖砌的围墙外，东、南、西三侧都是毛竹片编织而成的篱笆墙，上面涂着柏油。育婴堂的大门，就是在朝南方向的竹篱笆墙正中位置设置的，门外是一条没有名气的小马路。拉斐斯等儿童是在午睡后喂食了一小碗作为点心的山芋汤后，由嬷嬷带到草坪上活动的。平时的惯例是活动一小时，这天因为楼内喷洒消毒药水，所以晚了一会儿。当3点20分嬷嬷把孩子们带回楼房时一清点人数，意外发现竟然少了一名。再一检查，少的就是拉斐斯。
育婴堂是收养弃婴的地方，还从未听说过丢失孩子的。主持堂务的劳嬷嬷闻知消息，不禁大觉意外。因为丢失的是拉斐斯这个被公安局要求必须拍照留档的意大利儿童，她不敢怠慢，当下就给皮市街苏州市公安局一分局打电话报告。一分局接到电话后，因失踪儿童是意大利人，根据苏南行署苏州行政区公安处关于“涉外刑事案件统一由市局受理”的规定，就向位于长春巷的苏州市公安局转报。
苏州市公安局值班室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是否发生了命案？于是就立刻通知刑侦队派员前往天光育婴堂作初步了解。
刑警黄得邦、喻辛成受命前往天光育婴堂了解情况。黄得邦33岁，其身份属于留用人员。他是吴县长桥镇人氏，小学毕业后进了米行当学徒，满师后留下当伙计。1937年2月，当时称为“吴县公安局”的苏州公安局(注：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苏州市、吴县合并，原苏州市公安局与吴县公安局合并称为“吴县公安局”)改称为“吴县警察局”，实行局、所、分所三级体制。为此，警察局在全市张榜招收警察。黄得邦因常年搬运米包练就了一身过人力气，被人怂恿着报了名，前往面试，一眼就让警察局长看中了，于是就改行当了刑警。同年11月，苏州沦陷，日寇组建伪警察局，黄得邦拒绝留职，改行做了小贩。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这才重新进了警察局当刑警。苏州解放后，军管会经查摸，证实黄得邦在任旧警察时，未曾有过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等恶行，为人正派，且其胞弟系新四军烈士，故将其留用，仍当刑警。
随同黄得邦前往育婴堂了解情况的喻辛成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原是社会青年，解放前夕积极参与地下党组织的散发传单、寄送警告函件、传递情报等秘密活动，经受了考验，解放后公安局招收新警员时就把他招了进来。喻辛成的警龄不过半年，领导让他跟着黄得邦去育婴堂了解情况，有着徒弟向师傅学习技艺的意思。
当下，黄得邦、喻辛成两人赶到天光育婴堂时，那个负责人劳嬷嬷已经在等着了。育婴堂有史以来还从未跟警方打过这样的交道，她自是满肚子的忐忑，一脸的不安。刑警问了问情况，因为首先要弄清楚孩子是否遇害了，所以就察看了育婴堂所有的旮旮旯旯，连水井、阴沟以及厨房的灶膛也用长竹竿戳探过，又分别找几个相关的嬷嬷和已经能够叙述情况的儿童谈话，了解拉斐斯的情况，如此一番折腾下来，已是天黑，所获情况未曾显示拉斐斯是遇害了。
喻辛成最近刚看了《福尔摩斯探案集》，满脑子的谋杀案，一心认为拉斐斯是遇害了，对黄得邦说应该如何如何调查。黄得邦心里暗自好笑，但也不便多言，只是说通常说来，像拉斐斯这样一个被人遗弃的不过两岁的儿童，别人没有杀害他的动机。如果像你所估计的可能有遗产继承之类的纠葛，那也不必到育婴堂来杀害孩子，只要由一个让育婴堂方面觉得合适的人办个手续把孩子领养了就行了，一个两岁的小孩，到了人家家里要让他“病死”，还不是易如反掌之事？所以，如果这是一起命案，那么也是一种非故意伤害而致死的行为。但是，刚才我们跟嬷嬷和孩子们的谈话中并未发现有此疑点。因此，我觉得这是一起失踪案件。喻辛成听着想想觉得也有道理，就说那我们是回去向领导汇报情况呢还是待在这里继续调查下去？黄得邦说自然得继续调查下去，你去外面买几个馒头来当晚餐，我在这边先调查起来。
既然育婴堂内部没有拉斐斯的影踪，那这孩子就只有一个去向：已经离开了育婴堂。而这个两岁的孩子还不具备独立行走超过20米的能力，所以应该排除自己走出育婴堂的可能，他应当是被人带出育婴堂的。育婴堂这里的人员进出只有一个通道——大门，黄得邦于是就去向看门人袁老头调查。袁老头介绍了育婴堂的门卫情况：这里不管白天黑夜，大门终日关闭；通常人员出进都是经由大门旁边的小门，而这道小门也是关闭着的，有人需要通行时他才打开。他在育婴堂当看门人已经有整整十个年头了，从未发生过任何差错。那么，今天下午是否有人——包括育婴堂内部人员——进出过这道门呢？袁老头连连摇头，说只来过一个送报纸的邮差，但没有入内，甚至连自行车也没有下，把报纸递到他手里后就离开了。
这时喻辛成买了馒头回来，两人就站在草坪上一边啃着，一边分析着情况：育婴堂的东、南、西三侧都是以竹篱笆作为围墙的，围墙里侧又有着宽约5尺的茂密冬青树丛，人根本无法穿越，也不能站立在树丛上面走向围墙实施攀越，这就可以排除有人把拉斐斯从围墙上方弄出去的可能。而北侧的后院刚才也已经察看过，围墙是紧挨着一排平房的，也就是说，等于是没有围墙的。即使有人想把拉斐斯从后院带走，也没有通道。
分析到这里，两个刑警连馒头都吃不下去了：这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离奇失踪案了吗？这个年方两岁的意大利儿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劳嬷嬷从楼房里出来招呼刑警去接听电话。电话是市局刑警队领导打来的，询问育婴堂这边的情况。黄得邦简略一报告，领导说那你们先回来吧，看来这事儿需要认真对待哩，回来当面议一议看应当怎么弄。
于是，黄得邦、喻辛成就返回市局。刑警队领导当面听了他们的汇报，说局领导也已经知道育婴堂的这个案子了，指示要予以充分重视，最近国际社会对于新中国处置外侨情况很是关注，育婴堂这个案件涉及外籍儿童，所以，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这个案子一定要尽快侦破，黄得邦同志你看怎么样？你们两个拿得下吗？
应该说，黄得邦在刑警队是以抓捕案犯见长，当初国民党吴县警察局招收他进来也正是看中了这点，侦查并非他的强项。黄得邦自己也知道这点，最好是增派人手。但是，他知道最近一个阶段由于案子频发，加上还有各地公安机关一直到北京公安部要求协查的大量历史案件，警力相当紧张，所以当下就摇头，说请领导放心，就我们两人也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那个失踪的洋童，如果还活着，就要找到后平安地送回育婴堂；如果不幸遇害了，也要找到尸体，以对人家有一个交待；至于案犯，那自然要抓捕归案，绳之以法。领导说那这案子就交给你俩了，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这番谈话刚结束，黄得邦就接到了劳嬷嬷打来的电话，告知了一个新的情况……
三
洋教授拐骗儿童案
文/孙沉
1950年春，苏州市发生了一起儿童失踪案件：一名意大利儿童于光天化日之下意外消失！与此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位外事警官则正为一名美国化学教授延缓离开中国之事而大伤脑筋。谁也没有料到，在警方的缜密侦查下，这两件事竟有着密切关联。真相终于大白，却令人吃惊不已……
一
1950年2月23日下午4点，上海市公安局外事警官许嘉峰接到了一个令其震惊的电话。这个电话竟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亲自打来的。潘汉年的这个电话马上把许嘉峰的思路带回到了6小时前的那一幕情景——
许嘉峰在市公安局的具体工作是审核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要求离开中国返回其祖国或者前往其他国家的申请，决定是否发放离境证。当天上午9点，他接待了一名40岁的美国男子麦迪逊。
麦迪逊是一名化学家、教授，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从美国费城来到上海，担任一家由一位德国富翁投资的药物研究所的技术总裁，主持研究新药。该研究所自己并不生产药品，而是将研究成果转让给世界各地对此感兴趣的药品生产商。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由于败逃我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武装封锁了上海与国外的海上运输通道，加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仇视中共而采取的经济封锁政策，导致无法进口化学原料，于是这家研究所就只好停止工作。半年后，德国老板宣布关闭研究所，遣散全部工作人员。这样，麦迪逊就开始着手处理准备返回美国的善后事宜。
1950年2月2日，麦迪逊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返回美国费城原籍地的申请。他的这份申请书被分派给了许嘉峰经办处理，许嘉峰按照操作程序，在收到申请书10天内约见申请人进行了谈话。当时，麦迪逊显得非常急迫，说美国一家著名大学已经跟他谈妥，请他去那里执教化学，请求警官先生能够尽快批准他的离境申请。许嘉峰看麦迪逊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便答应尽可能抓紧办理。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特地加班处理，于2月20日完成了全部手续，电话通知麦迪逊前来领取离境证。根据规定，麦迪逊应当在领到离境证后的两周内离开中国。麦迪逊来领取时，许嘉峰特地提醒对方仔细阅读相关书面告知，告诉他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尚未离开中国的话，签证就失效了，必须重新申请。麦迪逊当时连连点头，一迭声地表示感谢，又说他会在规定的时限内离开中国回国的。
之后，许嘉峰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每天都在处理这类事务，哪会把其中一个申请者的印象留在脑子里呢？哪知，今天这个麦迪逊竟又在他跟前冒了出来，拿出了那份签证文件，提出了一个意外请求：延长一周离开中国。
这种情况，从上海解放后不久就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待着的许嘉峰还从未遇到过。他考虑了一下，请求对方为其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并做出适当的解释。这个麦迪逊的自我感觉特好，自从他在3年多前踏上中国土地后，跟中国人打交道向来就飞扬跋扈，我行我素，从来没有“解释”一说，当下就不高兴了，不但拒绝说明理由，还对许嘉峰拍起了桌子，指责他“故意刁难”。
许嘉峰年轻气盛，当下也就恼火了，嗓门自然也大了，于是惊动了科长，出来问明了情由，告诉麦迪逊这不是“故意刁难”，而是确实必须说明理由，视情而定。麦迪逊根本没把科长放在眼里，当下大怒，拂袖而去。许嘉峰以为他一会儿火气平息后会去而复归，哪知这主儿竟然去了市政府，向侨务委员会告了一状。而凑巧的是，他在侨委会办公室大声嚷嚷的时候，潘汉年副市长正好从门外走廊经过，听见有人用英语叫嚷着“强烈抗议”，不禁好奇，就进去察看。于是，麦迪逊就有了一个向主管公安、侨务的潘副市长直接申诉的机会。
解放伊始，潘汉年协助陈毅市长处理上海政务，忙得不可开交，最近一段时间又正处于处置“2·6轰炸”(注：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等重要目标实施轰炸，史称“2·6轰炸”。)给上海造成的重大后遗症，安抚民心，恢复生产。但是，当潘汉年此刻听麦迪逊用英语向他当面投诉其在申办离华手续过程中遭到“故意刁难”的情况之后，还是觉得有亲自了解此事的必要。于是，潘汉年在下午接连主持了两个重要会议之后，又要动身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与宋时轮司令员商谈工作的空隙间，亲自给经办麦迪逊出境手续的许嘉峰打电话，了解麦迪逊的投诉是怎么一回事。
潘汉年如此重视麦迪逊的投诉，是有特定的政治背景的：1949年四五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美国政府高估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错误地以为中共方面会像之前的执政党国民党那样对他们主动巴结示好。哪知，接下来两三个月里所出现的情况并非他们所想。于是，一贯强横霸道的美国就做出了反应，当即跟与美国持同一立场的英国、法国等国政府进行串通，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决定将其在上海的侨民撤回各自的国家。1949年9月23日，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戈登将军号”轮来沪撤侨，共载走美、英、法、意外侨1218人。一周后，美、英继续派船来沪撤侨，英侨撤走300余人。10月，法国邮轮“霞飞号”来沪载走法籍和其他西欧国籍侨民500余人。
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并不因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上述作为而改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立场。1950年1月初，经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批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收回过去美国恃其在华“驻军权”而在北京占据的兵营地产。美国政府大恼之下，又威胁要因此“撤退所有美国在华的外交人员及美侨”。新华社当即发表评论指出：过去外国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美国的威胁对中国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撤回其留华前使领人员和要求回国的美侨的态度从来是愿去者不留。凡申请离境的，中方主管机构都迅速给予离境许可。
美国方面见中国不吃这一套，便又使出新花招，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造谣说“中国政府留难美国侨民撤回”。针对艾奇逊的谣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即声明：1950年1月19日、20日、25日、27日及2月2日，美方先后向中方申请出境的留沪前领馆人员共35人，上海市主管机构已于2月9日悉数予以批准。
麦迪逊向潘汉年的投诉，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外交无小事，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潘汉年自然需要对此事予以特别的关注。当下，潘汉年向许嘉峰了解了麦迪逊的那番表现后，觉得此事似乎有些反常，说许嘉峰同志你如果有空的话，请就麦迪逊为何要求延缓离华的原因作一了解，然后告诉我。至于如何处理他的要求，那应当按你们的规定办理。
许嘉峰当即向领导汇报了潘汉年副市长来电之事。领导指示既然如此，那小许你就辛苦一下，立马对麦迪逊要求延缓离沪的原因作一下了解。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许嘉峰的情况：许嘉峰，24岁，出生于江西进贤县的一个商人家庭，14岁跟随父亲的一位朋友来到上海，入教会中学读书，1946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4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之际，上海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相继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的运动。许嘉峰积极参与了上海学生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由于表现突出，信仰坚定，被中共地下党发展为中共党员。1948年12月，即将垮台的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对中共地下党和民主进步人士进行疯狂镇压，许嘉峰也上了特务的逮捕黑名单，上海市警察局长、大特务毛森在许嘉峰的名字后面打了红钩并加注“务必缉拿到案”。地下党组织通过内线获知情况后，当即安排许嘉峰秘密离开上海，撤往浙江四明山中共游击队。游击队方面对于许嘉峰的来临深感欣喜，因为他们此刻最缺乏的就是像许嘉峰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时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到即将攻城夺地的程度，游击队需要起草撰写发给敌方头目的攻心书信、警告函件，以及安民告示之类，同时也需要像许嘉峰这样的精通英、法、德、俄4国语言以及熟读中国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与敌方可能派出的具有同样学识的谈判代表周旋。许嘉峰在四明山待了半年，充分发挥了上述作用，为革命立下了功劳。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许嘉峰由浙江赶赴上海，向党组织报到，被分配在军管会工作。最初是在潘汉年手下分析整理外电资料，不久上海市公安局急需精通外语而又政治可靠的外事警官，于是潘汉年就让许嘉峰去了市公安局。
以许嘉峰的上述经历，以及对于上海的熟悉，要完成对于麦迪逊的走访应该不是一桩很犯难的事情。可是，令许嘉峰感到意外的是，当天晚上7点，当他按照麦迪逊的申请材料上所留下的住址前往提篮桥区公平路明鑫公寓时，却扑了一个空。据公寓管理员说，麦迪逊已经四五天没有回来过了。许嘉峰想想不放心，又上到四楼，叩开了麦迪逊的邻居——一个白俄魔术师的房门，打听这两天是否见到过麦迪逊。魔术师对于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的一口流利的俄语十分欣赏，所以很是友好，说这几天确实没有见到过麦迪逊，也没有听见他屋里有什么动静。然后，不等许嘉峰提出要求，就说请先生您留下电话，麦迪逊回来后我就给你打电话。
许嘉峰道谢而离，一路上心里觉得纳闷：麦迪逊这几天不住在家里，那么去了哪里呢？他已经准备离开中国了，怎么还不打点行李啊？
这样想着，许嘉峰就隐隐意识到这件事似乎哪里不对头！
二
许嘉峰琢磨了一夜，还是没有想出麦迪逊的数日不归家究竟是为什么的原因。次日，晕乎着脑子去上班，一边处理着公事，一边还在想着这件事。到了下午，科长发现他心不在焉，便婉转地提出了批评。
就在科长批评许嘉峰的时候，距上海百里之遥的江南古城苏州市发生了一桩听起来有点特别的儿童失踪案。之所以说这个案件“有点特别”，是因为失踪的是一个意大利儿童，而且这个儿童竟然是在苏州天光育婴堂失踪的。
育婴堂这个称谓，在今天听着可能已经觉得陌生，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这却是一个几乎称得上家喻户晓的慈善机构。通常是由教会或者地方慈善团体、人士出资组建的一个专门收养遗弃儿童的地方，但凡马路上捡到的儿童，如果无人认养，那就会被人送往育婴堂。无力抚养子女的家庭或者个人有了私生子女不想抚养的，也会把婴儿送往育婴堂收养。
育婴堂里的儿童生存条件恶劣，不但物质生活差，精神方面也得不到任何关怀，还经常受到被称为“嬷嬷”的保育员的虐待。婴儿的命运则更惨，由于婴儿的抵抗力差，生了病又得不到精心治疗和呵护，所以死亡率很高。苏州天光育婴堂地处江南名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而且苏州又是一个人文和道德底蕴比较丰厚的城市，嬷嬷们还算稍稍有点责任心、同情心，所以，该育婴堂的口碑在江南地区还算可以。但是，即使是这样，苏州解放后人民政府代表在视察育婴堂后，还是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训诫今后必须尽力改善儿童生活条件，给予充分的关照，否则，将予以严肃处理。
在人民政府的威慑下，苏州天光育婴堂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当时具体负责该堂工作的是一个姓劳的嬷嬷，全堂上下一律称其“劳嬷嬷”。劳嬷嬷是一个基督教徒，生性严谨刻板，做事认真。她接受人民政府的训诫，亲自设法改善育婴堂儿童的生活条件，其中有一条是根据医生的建议，每天安排孩子们进行1小时户外活动。会走会跑的儿童让他们在草坪上自由活动，还不能自己行走的婴儿，则由嬷嬷负责把他们集中在一处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意大利儿童拉斐斯的失踪，就发生在这天下午2点左右。
苏州天光育婴堂创办于1923年，从创办到苏州解放的27年时间里，从未接收过外国弃婴，因为凡是在苏州生育洋婴的女子，都肯定具有较好的经济条件，没有必要将婴儿抛弃。但是，苏州解放后，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这方面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在解放的头两个星期里，就有7名洋婴儿被悄然送到了天光育婴堂。婴儿的身上都佩戴着名牌，上面注明了姓名、国籍、性别和出生日期。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10月，还有洋婴儿被悄然送入育婴堂。但这时也已有原先把婴儿送来育婴堂的父母来向育婴堂领回的，劳嬷嬷这才知道了当时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育婴堂的原因：其中一个是他们由于自身的各种原因，认为难以适应在中共统治下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担心中共执政后会给其带来麻烦，所以急于离开中国，身边有个孩子肯定不方便，于是就选择了弃婴。另外，还有非婚生子女，带回国后怕给其在家族内造成不良影响。但是，由于他们不久就发现中共执政后对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未造成不利影响，就不打算离开中国了，于是就来育婴堂领回被自己抛弃的子女。
拉斐斯的情况跟上述洋婴儿略有不同，他是1949年11月1日在无人察知的情况下被送到育婴堂的，身上佩戴着一块纸牌，上面用英文、意大利文和汉字写着：拉斐斯，男，两岁，出生地中国苏州市，祖籍意大利米兰市。他的身旁还放着一个大包袱，里面放着衣服、玩具和一些食品。
当时，虽然还没有设立“遗弃罪”，但公安机关已经开始着手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指令育婴堂将堂内所有儿童登记造册上报，凡有新的弃婴送来，则须在24小时内报告。进入1950年后，可能是考虑到西方国家在撤侨问题上的纠缠，又规定对外国籍的弃婴、弃童拍摄照片存档。这样，拉斐斯在进天光育婴堂的次日，其资料即被上报苏州市公安局。1950年元月中旬，又和育婴堂的其他9名洋童被分别拍摄了照片，一式两份，一份递交公安局，一份留存堂内。
当天下午2时许，拉斐斯和育婴堂其他儿童一起被嬷嬷带到草坪上活动。天光育婴堂的建筑格局如下：正中一幢3层楼房，那是育婴堂主建筑，楼房前面即朝南是一个大草坪，后面是一个院子，院子紧挨着后围墙有与围墙长度相等的一排平房，那是厨房、厨工杂役的宿舍以及仓库和收婴室。主建筑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条6尺巷道，用以连通草坪和后院。育婴堂除了后院即北侧是砖砌的围墙外，东、南、西三侧都是毛竹片编织而成的篱笆墙，上面涂着柏油。育婴堂的大门，就是在朝南方向的竹篱笆墙正中位置设置的，门外是一条没有名气的小马路。拉斐斯等儿童是在午睡后喂食了一小碗作为点心的山芋汤后，由嬷嬷带到草坪上活动的。平时的惯例是活动一小时，这天因为楼内喷洒消毒药水，所以晚了一会儿。当3点20分嬷嬷把孩子们带回楼房时一清点人数，意外发现竟然少了一名。再一检查，少的就是拉斐斯。
育婴堂是收养弃婴的地方，还从未听说过丢失孩子的。主持堂务的劳嬷嬷闻知消息，不禁大觉意外。因为丢失的是拉斐斯这个被公安局要求必须拍照留档的意大利儿童，她不敢怠慢，当下就给皮市街苏州市公安局一分局打电话报告。一分局接到电话后，因失踪儿童是意大利人，根据苏南行署苏州行政区公安处关于“涉外刑事案件统一由市局受理”的规定，就向位于长春巷的苏州市公安局转报。
苏州市公安局值班室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是否发生了命案？于是就立刻通知刑侦队派员前往天光育婴堂作初步了解。
刑警黄得邦、喻辛成受命前往天光育婴堂了解情况。黄得邦33岁，其身份属于留用人员。他是吴县长桥镇人氏，小学毕业后进了米行当学徒，满师后留下当伙计。1937年2月，当时称为“吴县公安局”的苏州公安局(注：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苏州市、吴县合并，原苏州市公安局与吴县公安局合并称为“吴县公安局”)改称为“吴县警察局”，实行局、所、分所三级体制。为此，警察局在全市张榜招收警察。黄得邦因常年搬运米包练就了一身过人力气，被人怂恿着报了名，前往面试，一眼就让警察局长看中了，于是就改行当了刑警。同年11月，苏州沦陷，日寇组建伪警察局，黄得邦拒绝留职，改行做了小贩。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这才重新进了警察局当刑警。苏州解放后，军管会经查摸，证实黄得邦在任旧警察时，未曾有过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等恶行，为人正派，且其胞弟系新四军烈士，故将其留用，仍当刑警。
随同黄得邦前往育婴堂了解情况的喻辛成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原是社会青年，解放前夕积极参与地下党组织的散发传单、寄送警告函件、传递情报等秘密活动，经受了考验，解放后公安局招收新警员时就把他招了进来。喻辛成的警龄不过半年，领导让他跟着黄得邦去育婴堂了解情况，有着徒弟向师傅学习技艺的意思。
当下，黄得邦、喻辛成两人赶到天光育婴堂时，那个负责人劳嬷嬷已经在等着了。育婴堂有史以来还从未跟警方打过这样的交道，她自是满肚子的忐忑，一脸的不安。刑警问了问情况，因为首先要弄清楚孩子是否遇害了，所以就察看了育婴堂所有的旮旮旯旯，连水井、阴沟以及厨房的灶膛也用长竹竿戳探过，又分别找几个相关的嬷嬷和已经能够叙述情况的儿童谈话，了解拉斐斯的情况，如此一番折腾下来，已是天黑，所获情况未曾显示拉斐斯是遇害了。
喻辛成最近刚看了《福尔摩斯探案集》，满脑子的谋杀案，一心认为拉斐斯是遇害了，对黄得邦说应该如何如何调查。黄得邦心里暗自好笑，但也不便多言，只是说通常说来，像拉斐斯这样一个被人遗弃的不过两岁的儿童，别人没有杀害他的动机。如果像你所估计的可能有遗产继承之类的纠葛，那也不必到育婴堂来杀害孩子，只要由一个让育婴堂方面觉得合适的人办个手续把孩子领养了就行了，一个两岁的小孩，到了人家家里要让他“病死”，还不是易如反掌之事？所以，如果这是一起命案，那么也是一种非故意伤害而致死的行为。但是，刚才我们跟嬷嬷和孩子们的谈话中并未发现有此疑点。因此，我觉得这是一起失踪案件。喻辛成听着想想觉得也有道理，就说那我们是回去向领导汇报情况呢还是待在这里继续调查下去？黄得邦说自然得继续调查下去，你去外面买几个馒头来当晚餐，我在这边先调查起来。
既然育婴堂内部没有拉斐斯的影踪，那这孩子就只有一个去向：已经离开了育婴堂。而这个两岁的孩子还不具备独立行走超过20米的能力，所以应该排除自己走出育婴堂的可能，他应当是被人带出育婴堂的。育婴堂这里的人员进出只有一个通道——大门，黄得邦于是就去向看门人袁老头调查。袁老头介绍了育婴堂的门卫情况：这里不管白天黑夜，大门终日关闭；通常人员出进都是经由大门旁边的小门，而这道小门也是关闭着的，有人需要通行时他才打开。他在育婴堂当看门人已经有整整十个年头了，从未发生过任何差错。那么，今天下午是否有人——包括育婴堂内部人员——进出过这道门呢？袁老头连连摇头，说只来过一个送报纸的邮差，但没有入内，甚至连自行车也没有下，把报纸递到他手里后就离开了。
这时喻辛成买了馒头回来，两人就站在草坪上一边啃着，一边分析着情况：育婴堂的东、南、西三侧都是以竹篱笆作为围墙的，围墙里侧又有着宽约5尺的茂密冬青树丛，人根本无法穿越，也不能站立在树丛上面走向围墙实施攀越，这就可以排除有人把拉斐斯从围墙上方弄出去的可能。而北侧的后院刚才也已经察看过，围墙是紧挨着一排平房的，也就是说，等于是没有围墙的。即使有人想把拉斐斯从后院带走，也没有通道。
分析到这里，两个刑警连馒头都吃不下去了：这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离奇失踪案了吗？这个年方两岁的意大利儿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劳嬷嬷从楼房里出来招呼刑警去接听电话。电话是市局刑警队领导打来的，询问育婴堂这边的情况。黄得邦简略一报告，领导说那你们先回来吧，看来这事儿需要认真对待哩，回来当面议一议看应当怎么弄。
于是，黄得邦、喻辛成就返回市局。刑警队领导当面听了他们的汇报，说局领导也已经知道育婴堂的这个案子了，指示要予以充分重视，最近国际社会对于新中国处置外侨情况很是关注，育婴堂这个案件涉及外籍儿童，所以，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这个案子一定要尽快侦破，黄得邦同志你看怎么样？你们两个拿得下吗？
应该说，黄得邦在刑警队是以抓捕案犯见长，当初国民党吴县警察局招收他进来也正是看中了这点，侦查并非他的强项。黄得邦自己也知道这点，最好是增派人手。但是，他知道最近一个阶段由于案子频发，加上还有各地公安机关一直到北京公安部要求协查的大量历史案件，警力相当紧张，所以当下就摇头，说请领导放心，就我们两人也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那个失踪的洋童，如果还活着，就要找到后平安地送回育婴堂；如果不幸遇害了，也要找到尸体，以对人家有一个交待；至于案犯，那自然要抓捕归案，绳之以法。领导说那这案子就交给你俩了，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这番谈话刚结束，黄得邦就接到了劳嬷嬷打来的电话，告知了一个新的情况……
三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12期
洋教授拐骗儿童案
文/孙沉
1950年春，苏州市发生了一起儿童失踪案件：一名意大利儿童于光天化日之下意外消失！与此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位外事警官则正为一名美国化学教授延缓离开中国之事而大伤脑筋。谁也没有料到，在警方的缜密侦查下，这两件事竟有着密切关联。真相终于大白，却令人吃惊不已……
一
1950年2月23日下午4点，上海市公安局外事警官许嘉峰接到了一个令其震惊的电话。这个电话竟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亲自打来的。潘汉年的这个电话马上把许嘉峰的思路带回到了6小时前的那一幕情景——
许嘉峰在市公安局的具体工作是审核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要求离开中国返回其祖国或者前往其他国家的申请，决定是否发放离境证。当天上午9点，他接待了一名40岁的美国男子麦迪逊。
麦迪逊是一名化学家、教授，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从美国费城来到上海，担任一家由一位德国富翁投资的药物研究所的技术总裁，主持研究新药。该研究所自己并不生产药品，而是将研究成果转让给世界各地对此感兴趣的药品生产商。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由于败逃我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武装封锁了上海与国外的海上运输通道，加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仇视中共而采取的经济封锁政策，导致无法进口化学原料，于是这家研究所就只好停止工作。半年后，德国老板宣布关闭研究所，遣散全部工作人员。这样，麦迪逊就开始着手处理准备返回美国的善后事宜。
1950年2月2日，麦迪逊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返回美国费城原籍地的申请。他的这份申请书被分派给了许嘉峰经办处理，许嘉峰按照操作程序，在收到申请书10天内约见申请人进行了谈话。当时，麦迪逊显得非常急迫，说美国一家著名大学已经跟他谈妥，请他去那里执教化学，请求警官先生能够尽快批准他的离境申请。许嘉峰看麦迪逊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便答应尽可能抓紧办理。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特地加班处理，于2月20日完成了全部手续，电话通知麦迪逊前来领取离境证。根据规定，麦迪逊应当在领到离境证后的两周内离开中国。麦迪逊来领取时，许嘉峰特地提醒对方仔细阅读相关书面告知，告诉他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尚未离开中国的话，签证就失效了，必须重新申请。麦迪逊当时连连点头，一迭声地表示感谢，又说他会在规定的时限内离开中国回国的。
之后，许嘉峰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每天都在处理这类事务，哪会把其中一个申请者的印象留在脑子里呢？哪知，今天这个麦迪逊竟又在他跟前冒了出来，拿出了那份签证文件，提出了一个意外请求：延长一周离开中国。
这种情况，从上海解放后不久就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待着的许嘉峰还从未遇到过。他考虑了一下，请求对方为其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并做出适当的解释。这个麦迪逊的自我感觉特好，自从他在3年多前踏上中国土地后，跟中国人打交道向来就飞扬跋扈，我行我素，从来没有“解释”一说，当下就不高兴了，不但拒绝说明理由，还对许嘉峰拍起了桌子，指责他“故意刁难”。
许嘉峰年轻气盛，当下也就恼火了，嗓门自然也大了，于是惊动了科长，出来问明了情由，告诉麦迪逊这不是“故意刁难”，而是确实必须说明理由，视情而定。麦迪逊根本没把科长放在眼里，当下大怒，拂袖而去。许嘉峰以为他一会儿火气平息后会去而复归，哪知这主儿竟然去了市政府，向侨务委员会告了一状。而凑巧的是，他在侨委会办公室大声嚷嚷的时候，潘汉年副市长正好从门外走廊经过，听见有人用英语叫嚷着“强烈抗议”，不禁好奇，就进去察看。于是，麦迪逊就有了一个向主管公安、侨务的潘副市长直接申诉的机会。
解放伊始，潘汉年协助陈毅市长处理上海政务，忙得不可开交，最近一段时间又正处于处置“2·6轰炸”(注：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等重要目标实施轰炸，史称“2·6轰炸”。)给上海造成的重大后遗症，安抚民心，恢复生产。但是，当潘汉年此刻听麦迪逊用英语向他当面投诉其在申办离华手续过程中遭到“故意刁难”的情况之后，还是觉得有亲自了解此事的必要。于是，潘汉年在下午接连主持了两个重要会议之后，又要动身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与宋时轮司令员商谈工作的空隙间，亲自给经办麦迪逊出境手续的许嘉峰打电话，了解麦迪逊的投诉是怎么一回事。
潘汉年如此重视麦迪逊的投诉，是有特定的政治背景的：1949年四五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美国政府高估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错误地以为中共方面会像之前的执政党国民党那样对他们主动巴结示好。哪知，接下来两三个月里所出现的情况并非他们所想。于是，一贯强横霸道的美国就做出了反应，当即跟与美国持同一立场的英国、法国等国政府进行串通，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决定将其在上海的侨民撤回各自的国家。1949年9月23日，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戈登将军号”轮来沪撤侨，共载走美、英、法、意外侨1218人。一周后，美、英继续派船来沪撤侨，英侨撤走300余人。10月，法国邮轮“霞飞号”来沪载走法籍和其他西欧国籍侨民500余人。
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并不因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上述作为而改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立场。1950年1月初，经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批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收回过去美国恃其在华“驻军权”而在北京占据的兵营地产。美国政府大恼之下，又威胁要因此“撤退所有美国在华的外交人员及美侨”。新华社当即发表评论指出：过去外国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美国的威胁对中国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撤回其留华前使领人员和要求回国的美侨的态度从来是愿去者不留。凡申请离境的，中方主管机构都迅速给予离境许可。
美国方面见中国不吃这一套，便又使出新花招，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造谣说“中国政府留难美国侨民撤回”。针对艾奇逊的谣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即声明：1950年1月19日、20日、25日、27日及2月2日，美方先后向中方申请出境的留沪前领馆人员共35人，上海市主管机构已于2月9日悉数予以批准。
麦迪逊向潘汉年的投诉，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外交无小事，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潘汉年自然需要对此事予以特别的关注。当下，潘汉年向许嘉峰了解了麦迪逊的那番表现后，觉得此事似乎有些反常，说许嘉峰同志你如果有空的话，请就麦迪逊为何要求延缓离华的原因作一了解，然后告诉我。至于如何处理他的要求，那应当按你们的规定办理。
许嘉峰当即向领导汇报了潘汉年副市长来电之事。领导指示既然如此，那小许你就辛苦一下，立马对麦迪逊要求延缓离沪的原因作一下了解。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许嘉峰的情况：许嘉峰，24岁，出生于江西进贤县的一个商人家庭，14岁跟随父亲的一位朋友来到上海，入教会中学读书，1946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4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之际，上海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相继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的运动。许嘉峰积极参与了上海学生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由于表现突出，信仰坚定，被中共地下党发展为中共党员。1948年12月，即将垮台的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对中共地下党和民主进步人士进行疯狂镇压，许嘉峰也上了特务的逮捕黑名单，上海市警察局长、大特务毛森在许嘉峰的名字后面打了红钩并加注“务必缉拿到案”。地下党组织通过内线获知情况后，当即安排许嘉峰秘密离开上海，撤往浙江四明山中共游击队。游击队方面对于许嘉峰的来临深感欣喜，因为他们此刻最缺乏的就是像许嘉峰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时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到即将攻城夺地的程度，游击队需要起草撰写发给敌方头目的攻心书信、警告函件，以及安民告示之类，同时也需要像许嘉峰这样的精通英、法、德、俄4国语言以及熟读中国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与敌方可能派出的具有同样学识的谈判代表周旋。许嘉峰在四明山待了半年，充分发挥了上述作用，为革命立下了功劳。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许嘉峰由浙江赶赴上海，向党组织报到，被分配在军管会工作。最初是在潘汉年手下分析整理外电资料，不久上海市公安局急需精通外语而又政治可靠的外事警官，于是潘汉年就让许嘉峰去了市公安局。
以许嘉峰的上述经历，以及对于上海的熟悉，要完成对于麦迪逊的走访应该不是一桩很犯难的事情。可是，令许嘉峰感到意外的是，当天晚上7点，当他按照麦迪逊的申请材料上所留下的住址前往提篮桥区公平路明鑫公寓时，却扑了一个空。据公寓管理员说，麦迪逊已经四五天没有回来过了。许嘉峰想想不放心，又上到四楼，叩开了麦迪逊的邻居——一个白俄魔术师的房门，打听这两天是否见到过麦迪逊。魔术师对于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的一口流利的俄语十分欣赏，所以很是友好，说这几天确实没有见到过麦迪逊，也没有听见他屋里有什么动静。然后，不等许嘉峰提出要求，就说请先生您留下电话，麦迪逊回来后我就给你打电话。
许嘉峰道谢而离，一路上心里觉得纳闷：麦迪逊这几天不住在家里，那么去了哪里呢？他已经准备离开中国了，怎么还不打点行李啊？
这样想着，许嘉峰就隐隐意识到这件事似乎哪里不对头！
二
许嘉峰琢磨了一夜，还是没有想出麦迪逊的数日不归家究竟是为什么的原因。次日，晕乎着脑子去上班，一边处理着公事，一边还在想着这件事。到了下午，科长发现他心不在焉，便婉转地提出了批评。
就在科长批评许嘉峰的时候，距上海百里之遥的江南古城苏州市发生了一桩听起来有点特别的儿童失踪案。之所以说这个案件“有点特别”，是因为失踪的是一个意大利儿童，而且这个儿童竟然是在苏州天光育婴堂失踪的。
育婴堂这个称谓，在今天听着可能已经觉得陌生，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这却是一个几乎称得上家喻户晓的慈善机构。通常是由教会或者地方慈善团体、人士出资组建的一个专门收养遗弃儿童的地方，但凡马路上捡到的儿童，如果无人认养，那就会被人送往育婴堂。无力抚养子女的家庭或者个人有了私生子女不想抚养的，也会把婴儿送往育婴堂收养。
育婴堂里的儿童生存条件恶劣，不但物质生活差，精神方面也得不到任何关怀，还经常受到被称为“嬷嬷”的保育员的虐待。婴儿的命运则更惨，由于婴儿的抵抗力差，生了病又得不到精心治疗和呵护，所以死亡率很高。苏州天光育婴堂地处江南名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而且苏州又是一个人文和道德底蕴比较丰厚的城市，嬷嬷们还算稍稍有点责任心、同情心，所以，该育婴堂的口碑在江南地区还算可以。但是，即使是这样，苏州解放后人民政府代表在视察育婴堂后，还是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训诫今后必须尽力改善儿童生活条件，给予充分的关照，否则，将予以严肃处理。
在人民政府的威慑下，苏州天光育婴堂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当时具体负责该堂工作的是一个姓劳的嬷嬷，全堂上下一律称其“劳嬷嬷”。劳嬷嬷是一个基督教徒，生性严谨刻板，做事认真。她接受人民政府的训诫，亲自设法改善育婴堂儿童的生活条件，其中有一条是根据医生的建议，每天安排孩子们进行1小时户外活动。会走会跑的儿童让他们在草坪上自由活动，还不能自己行走的婴儿，则由嬷嬷负责把他们集中在一处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意大利儿童拉斐斯的失踪，就发生在这天下午2点左右。
苏州天光育婴堂创办于1923年，从创办到苏州解放的27年时间里，从未接收过外国弃婴，因为凡是在苏州生育洋婴的女子，都肯定具有较好的经济条件，没有必要将婴儿抛弃。但是，苏州解放后，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这方面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在解放的头两个星期里，就有7名洋婴儿被悄然送到了天光育婴堂。婴儿的身上都佩戴着名牌，上面注明了姓名、国籍、性别和出生日期。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10月，还有洋婴儿被悄然送入育婴堂。但这时也已有原先把婴儿送来育婴堂的父母来向育婴堂领回的，劳嬷嬷这才知道了当时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育婴堂的原因：其中一个是他们由于自身的各种原因，认为难以适应在中共统治下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担心中共执政后会给其带来麻烦，所以急于离开中国，身边有个孩子肯定不方便，于是就选择了弃婴。另外，还有非婚生子女，带回国后怕给其在家族内造成不良影响。但是，由于他们不久就发现中共执政后对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未造成不利影响，就不打算离开中国了，于是就来育婴堂领回被自己抛弃的子女。
拉斐斯的情况跟上述洋婴儿略有不同，他是1949年11月1日在无人察知的情况下被送到育婴堂的，身上佩戴着一块纸牌，上面用英文、意大利文和汉字写着：拉斐斯，男，两岁，出生地中国苏州市，祖籍意大利米兰市。他的身旁还放着一个大包袱，里面放着衣服、玩具和一些食品。
当时，虽然还没有设立“遗弃罪”，但公安机关已经开始着手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指令育婴堂将堂内所有儿童登记造册上报，凡有新的弃婴送来，则须在24小时内报告。进入1950年后，可能是考虑到西方国家在撤侨问题上的纠缠，又规定对外国籍的弃婴、弃童拍摄照片存档。这样，拉斐斯在进天光育婴堂的次日，其资料即被上报苏州市公安局。1950年元月中旬，又和育婴堂的其他9名洋童被分别拍摄了照片，一式两份，一份递交公安局，一份留存堂内。
当天下午2时许，拉斐斯和育婴堂其他儿童一起被嬷嬷带到草坪上活动。天光育婴堂的建筑格局如下：正中一幢3层楼房，那是育婴堂主建筑，楼房前面即朝南是一个大草坪，后面是一个院子，院子紧挨着后围墙有与围墙长度相等的一排平房，那是厨房、厨工杂役的宿舍以及仓库和收婴室。主建筑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条6尺巷道，用以连通草坪和后院。育婴堂除了后院即北侧是砖砌的围墙外，东、南、西三侧都是毛竹片编织而成的篱笆墙，上面涂着柏油。育婴堂的大门，就是在朝南方向的竹篱笆墙正中位置设置的，门外是一条没有名气的小马路。拉斐斯等儿童是在午睡后喂食了一小碗作为点心的山芋汤后，由嬷嬷带到草坪上活动的。平时的惯例是活动一小时，这天因为楼内喷洒消毒药水，所以晚了一会儿。当3点20分嬷嬷把孩子们带回楼房时一清点人数，意外发现竟然少了一名。再一检查，少的就是拉斐斯。
育婴堂是收养弃婴的地方，还从未听说过丢失孩子的。主持堂务的劳嬷嬷闻知消息，不禁大觉意外。因为丢失的是拉斐斯这个被公安局要求必须拍照留档的意大利儿童，她不敢怠慢，当下就给皮市街苏州市公安局一分局打电话报告。一分局接到电话后，因失踪儿童是意大利人，根据苏南行署苏州行政区公安处关于“涉外刑事案件统一由市局受理”的规定，就向位于长春巷的苏州市公安局转报。
苏州市公安局值班室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是否发生了命案？于是就立刻通知刑侦队派员前往天光育婴堂作初步了解。
刑警黄得邦、喻辛成受命前往天光育婴堂了解情况。黄得邦33岁，其身份属于留用人员。他是吴县长桥镇人氏，小学毕业后进了米行当学徒，满师后留下当伙计。1937年2月，当时称为“吴县公安局”的苏州公安局(注：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苏州市、吴县合并，原苏州市公安局与吴县公安局合并称为“吴县公安局”)改称为“吴县警察局”，实行局、所、分所三级体制。为此，警察局在全市张榜招收警察。黄得邦因常年搬运米包练就了一身过人力气，被人怂恿着报了名，前往面试，一眼就让警察局长看中了，于是就改行当了刑警。同年11月，苏州沦陷，日寇组建伪警察局，黄得邦拒绝留职，改行做了小贩。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这才重新进了警察局当刑警。苏州解放后，军管会经查摸，证实黄得邦在任旧警察时，未曾有过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等恶行，为人正派，且其胞弟系新四军烈士，故将其留用，仍当刑警。
随同黄得邦前往育婴堂了解情况的喻辛成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原是社会青年，解放前夕积极参与地下党组织的散发传单、寄送警告函件、传递情报等秘密活动，经受了考验，解放后公安局招收新警员时就把他招了进来。喻辛成的警龄不过半年，领导让他跟着黄得邦去育婴堂了解情况，有着徒弟向师傅学习技艺的意思。
当下，黄得邦、喻辛成两人赶到天光育婴堂时，那个负责人劳嬷嬷已经在等着了。育婴堂有史以来还从未跟警方打过这样的交道，她自是满肚子的忐忑，一脸的不安。刑警问了问情况，因为首先要弄清楚孩子是否遇害了，所以就察看了育婴堂所有的旮旮旯旯，连水井、阴沟以及厨房的灶膛也用长竹竿戳探过，又分别找几个相关的嬷嬷和已经能够叙述情况的儿童谈话，了解拉斐斯的情况，如此一番折腾下来，已是天黑，所获情况未曾显示拉斐斯是遇害了。
喻辛成最近刚看了《福尔摩斯探案集》，满脑子的谋杀案，一心认为拉斐斯是遇害了，对黄得邦说应该如何如何调查。黄得邦心里暗自好笑，但也不便多言，只是说通常说来，像拉斐斯这样一个被人遗弃的不过两岁的儿童，别人没有杀害他的动机。如果像你所估计的可能有遗产继承之类的纠葛，那也不必到育婴堂来杀害孩子，只要由一个让育婴堂方面觉得合适的人办个手续把孩子领养了就行了，一个两岁的小孩，到了人家家里要让他“病死”，还不是易如反掌之事？所以，如果这是一起命案，那么也是一种非故意伤害而致死的行为。但是，刚才我们跟嬷嬷和孩子们的谈话中并未发现有此疑点。因此，我觉得这是一起失踪案件。喻辛成听着想想觉得也有道理，就说那我们是回去向领导汇报情况呢还是待在这里继续调查下去？黄得邦说自然得继续调查下去，你去外面买几个馒头来当晚餐，我在这边先调查起来。
既然育婴堂内部没有拉斐斯的影踪，那这孩子就只有一个去向：已经离开了育婴堂。而这个两岁的孩子还不具备独立行走超过20米的能力，所以应该排除自己走出育婴堂的可能，他应当是被人带出育婴堂的。育婴堂这里的人员进出只有一个通道——大门，黄得邦于是就去向看门人袁老头调查。袁老头介绍了育婴堂的门卫情况：这里不管白天黑夜，大门终日关闭；通常人员出进都是经由大门旁边的小门，而这道小门也是关闭着的，有人需要通行时他才打开。他在育婴堂当看门人已经有整整十个年头了，从未发生过任何差错。那么，今天下午是否有人——包括育婴堂内部人员——进出过这道门呢？袁老头连连摇头，说只来过一个送报纸的邮差，但没有入内，甚至连自行车也没有下，把报纸递到他手里后就离开了。
这时喻辛成买了馒头回来，两人就站在草坪上一边啃着，一边分析着情况：育婴堂的东、南、西三侧都是以竹篱笆作为围墙的，围墙里侧又有着宽约5尺的茂密冬青树丛，人根本无法穿越，也不能站立在树丛上面走向围墙实施攀越，这就可以排除有人把拉斐斯从围墙上方弄出去的可能。而北侧的后院刚才也已经察看过，围墙是紧挨着一排平房的，也就是说，等于是没有围墙的。即使有人想把拉斐斯从后院带走，也没有通道。
分析到这里，两个刑警连馒头都吃不下去了：这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离奇失踪案了吗？这个年方两岁的意大利儿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劳嬷嬷从楼房里出来招呼刑警去接听电话。电话是市局刑警队领导打来的，询问育婴堂这边的情况。黄得邦简略一报告，领导说那你们先回来吧，看来这事儿需要认真对待哩，回来当面议一议看应当怎么弄。
于是，黄得邦、喻辛成就返回市局。刑警队领导当面听了他们的汇报，说局领导也已经知道育婴堂的这个案子了，指示要予以充分重视，最近国际社会对于新中国处置外侨情况很是关注，育婴堂这个案件涉及外籍儿童，所以，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这个案子一定要尽快侦破，黄得邦同志你看怎么样？你们两个拿得下吗？
应该说，黄得邦在刑警队是以抓捕案犯见长，当初国民党吴县警察局招收他进来也正是看中了这点，侦查并非他的强项。黄得邦自己也知道这点，最好是增派人手。但是，他知道最近一个阶段由于案子频发，加上还有各地公安机关一直到北京公安部要求协查的大量历史案件，警力相当紧张，所以当下就摇头，说请领导放心，就我们两人也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那个失踪的洋童，如果还活着，就要找到后平安地送回育婴堂；如果不幸遇害了，也要找到尸体，以对人家有一个交待；至于案犯，那自然要抓捕归案，绳之以法。领导说那这案子就交给你俩了，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这番谈话刚结束，黄得邦就接到了劳嬷嬷打来的电话，告知了一个新的情况……
三
三
劳嬷嬷在电话里告诉刑警：她刚才在结算育婴堂当天的伙食开支账目时，发现厨房送来的账目里有一笔青菜、萝卜账目。她想起今天中晚两顿饭都未见青菜、萝卜，觉得有些奇怪，于是就唤来厨房主管罗师傅询问。罗师傅说这些蔬菜是下午两点多送来的，那个送菜人走的是厨房那道跟外界相通的门。
黄得邦听到这里禁不住要发问了，怎么厨房还有一道门跟外界相通？劳嬷嬷解释说这道门从建造育婴堂那时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的，是专供厨房的人使用的，至于育婴堂的嬷嬷通常是不去后院那里的。她还要说什么，被黄得邦打断了，说你别说了，我们这就去育婴堂，连夜了解情况。
黄得邦、喻辛成二赴育婴堂，抵达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劳嬷嬷叫上厨房罗师傅在她那非常洁净的办公室里等待着，一脸愁容地告诉黄得邦说分局和派出所都来过人了，对育婴堂的管理提出了批评；另外，育婴堂的出资人获悉有孩子失踪的消息后，也来电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因此，她此刻是忧心忡忡，请求警察先生尽快破案找回拉斐斯。育婴堂方面也是积极自行寻找，已经写了数十份寻人帖子到观前街、火车站、汽车站等热闹场所张贴出去了。
罗师傅向刑警述说了关于下午来人之事：那是城外封家庄的一个中年农民，名叫封杏初，他自己有着两亩地，常年种着四季蔬菜，还捎带着收购同村和邻村的其他农民种植的蔬菜，定期定点供应苏州城里的几个固定客户。育婴堂是封杏初供应名单中有着特殊关系的一位，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育婴堂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采购市场上价格最低的，儿童们的伙食标准比监狱里的囚徒还要低。这样，厨房主管罗师傅就只能拣那些价格最低的蔬菜采购。封杏初在这方面多年来已经跟育婴堂方面形成一种默契，只要他有卖剩下的蔬菜，就准定会挑到育婴堂来出售，价格是市场上最低的，有时甚至只象征性收一点小钱甚至不收钱全部奉送，用他的话来说，这也是一种行善积德。今天下午，封杏初挑着一担青菜萝卜前来出售，罗师傅自是按照惯例全部收购。
黄得邦想了想，问罗师傅你预先是否跟封杏初预约过要收购这担蔬菜。罗师傅说没有预约过，我们之间向来不预约的，因为预约的都是好蔬菜，价格贵些，育婴堂是吃不起好蔬菜的。黄得邦又问，那么你对于封杏初的出现是否感到有什么反常之处？罗师傅摇头，说没有什么反常，那老封可是个好人，怎么会偷偷弄走一个小囡呢？他即使想要一个小囡，只要开口就行了，他跟育婴堂这么好的关系，育婴堂还好意思拒绝吗？劳嬷嬷您说是不是？劳嬷嬷连连点头说是，但又说罗师傅你现在别的不必说，警察先生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免得干扰了人家的调查思路。
黄得邦说，那么罗师傅现在请你带我们去厨房看一下吧。当下4人一起前往后院，那几个厨工杂役原本已经睡觉了，听见警察夜查厨房，觉得好奇，一个个都爬起来赶过来看热闹。刑警看了厨房通往外面马路的那道门，那是设在大灶后面烧火人所待的那个位置的角落里，门外还搭着一个棚子，棚子里堆放着柴禾。罗师傅介绍说，平时这道门是关闭着的，只有开伙时才打开，以便烧火的杂役搬运柴禾。此外，育婴堂买的菜也是从这道门里进来的。而他们这些厨工杂役进育婴堂时，要视去的方向而决定是走前面的大门呢还是这道小门。至于嬷嬷们，那是从来不从这边走的。
刑警又问封杏初来送菜时待了多长时间？是否离开过厨房？去了哪里？罗师傅说这个倒是没有留心，这育婴堂又不是什么军机要地白虎堂之类，无须提防什么人的。老封来后我倒了一杯茶让他喝着，然后我就到前面楼里找劳嬷嬷要菜钱了。劳嬷嬷在草坪上看孩子们活动，我找了一阵才看见她，和她一起去办公室拿了钱，回来后交给老封他就告辞了，这段时间大约最多有一刻钟吧。黄得邦又问罗师傅去取钱的时间内，你们其他人有谁看见封杏初在干吗了。那几个厨工杂役瞪大了眼睛想了想，竟然没有一个说得上来的。
黄得邦在听罗师傅陈述时，喻辛成在厨房内外转悠着，他看见了那堆在厨房门外檐下放着的青菜萝卜，过去翻了翻，觉得特别新鲜，于是顿起了疑心：眼下正是冬末春初蔬菜紧缺时节，那个封杏初怎么舍得把这样好的蔬菜作价贱售？而且，看这些数量，也绝对不是卖剩下的落脚菜。这个迹象很容易使人觉得似乎是此人为给他故意有意识地赶在这个时间段进一趟育婴堂制造符合解释的借口。
喻辛成把上述疑点对黄得邦说了，黄得邦点头道：“看来，我们还得连夜去一趟封家庄。”
这样，黄得邦就和喻辛成骑了自行车前往封家庄，抵达时已是下半夜1点了。先找到了村长，然后由村长陪同着去了封杏初家。封杏初关于向育婴堂提供低价蔬菜的说法跟罗师傅所述相同，对于昨天下午将整担新鲜蔬菜低价卖给育婴堂的说法是：他在5天之前跟葑门那边的信发机修社约好的，向他们提供一担新鲜蔬菜，信发机修社老板答应以市场价支付。哪知，当他挑着担子上门去时，却被告知信发机修社的老板因为在去年苏州初解放时接了一笔替太湖土匪“水浒帮”修理枪械的活儿，现在被公安局查出来已经被捕，机修社也就停止营业了。这样，封杏初就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挑着蔬菜担子沿街叫卖，这样做是否能在天黑前卖光不知道，而且重要的是，他因为是向信发机修社提供整担蔬菜的，所以没有把零售时必用的秤带出来，这就不大可能做得成买卖；二是和以往那样送到育婴堂去低价卖给罗师傅。他稍一考虑，就选择了后者，于是就挑到育婴堂去了。
刑警又询问了封杏初去育婴堂后的情况，他的陈述与罗师傅相符。至于罗师傅去向劳嬷嬷取钱的那段时间里，他在伙房的大灶前坐着喝茶，没有离开过伙房。记得当时几个厨工都在伙房门前玩空竹，有几次还把空竹抖落到了他放在门前的空箩筐里呢。
次日上午，刑警去电向管辖信发机修社所在区的苏州市公安局三分局了解，得知信发机修社的金老板确实已于前天下午被捕。黄得邦想想还觉得不牢靠，又派喻辛成去看守所专门讯问了金老板，证实确有预订蔬菜之事。于是，就把封杏初的疑点排除了。
接下去应该怎么调查？喻辛成提出是否再去育婴堂，要求劳嬷嬷把拉斐斯失踪那个时段的相关嬷嬷一个个找来询问，了解她们当时在干什么，是否见到过除了嬷嬷之外的其他任何人在现场出现过。因为拉斐斯的失踪肯定是跟天光育婴堂内部人员有关的。喻辛成的这个思路也是来自福尔摩斯，这回黄得邦倒是觉得这个想法似乎有实用性和可行性，于是便说那我们就去试一试吧。
但是，试下来的结果却是毫无效果。那些嬷嬷的说法竟像预先统一过口径似的，都说自己当时没有离开过劳嬷嬷规定的位置，至于是否看见过拉斐斯，那就说不清了，因为一共有几十个孩子，有谁去特别注意其中的某一个呢？如果注意的话，也就不至于出现拉斐斯失踪的情况了。
此时离案件发生已经整整24小时，但线索都没有找到！
四
话分两头。上海这边，市公安局外事警官许嘉峰也在忙碌，他前一天去公平路明鑫公寓走访麦迪逊不遇后，寻思此事不能耽搁，而且总觉得这件事的背后似乎还藏着点什么似的，于是决定次日接着寻找。这天上班后，麦迪逊向科长汇报了昨晚去明鑫公寓扑空之事，说今天还要继续寻找麦迪逊。科长赞同他的想法，说你就去吧，你手头的工作我会安排人代班的。
许嘉峰寻思他只掌握麦迪逊的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其住所公平路明鑫公寓，另一个是麦迪逊曾经供职过的那个德国人开的药物研究所，明鑫公寓昨晚已经去访问过了，今天看来只有去药物研究所碰碰运气了。于是就借了一辆摩托车前往位于上海市区西南侧的徐家汇，在天主教堂附近找到了那家借了一所私立中学的一角作为工作地点的德国人贝得利福投资的药物研究所。
这家已经倒闭的药物研究所只留下两个留守人员，他们都是居住在徐家汇地区的工人，一个原是研究所的看门人，另一个是厨子。他们告诉许嘉峰，研究所解散后，原有的23名中外研究人员、职员都已从德国老板那里领取了一笔遣散费后各奔东西了，只有他们还继续领取着薪水留守此处，要等到德国老板把仪器、试剂、化学原料、家具全部处理完后才最后离开。许嘉峰向他们打听麦迪逊其人，得知麦迪逊是药物所的骨干、技术总裁，平时德国老板对其非常器重，其他外国工程师、中国技术员什么的对他也很尊重。那个厨子还说了麦迪逊的住址，因为他在去年圣诞节曾受麦迪逊之邀前往公平路明鑫公寓为麦迪逊烹饪过一桌上海菜供其请客。厨子还说，麦迪逊平时待同事倒还比较和气，请他去烧一桌菜，还按照饭馆厨师的价格支付了报酬，临走时还把客人赠送的礼物转送了一些给他。
走访药物研究所毫无收获，许嘉峰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回到市局后，许嘉峰向科长汇报了情况，科长让他再考虑如何跟麦迪逊取得联系。许嘉峰寻思这事有些蹊跷，按理来说，这事一开始就是麦迪逊自己找上门来的，然后又向潘汉年副市长当面投诉了，那说明他还是很迫切要求获得解决的，可是之后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呢？这似乎不符合常规啊！此刻，许嘉峰最担心的就是麦迪逊利用这件事通过某种渠道向海外媒体发表违背事实的言论，诋毁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制造恶劣影响。所以，许嘉峰想领导的意见是正确的，得赶快找到这主儿，这回可要作个谈话笔录了，还得让麦迪逊亲笔签名。可是，上哪里去找麦迪逊呢？
当天傍晚，许嘉峰忽然接到明鑫公寓那个跟麦迪逊做邻居的白俄魔术师的电话，说他获得了麦迪逊的情况，他听公寓的清扫女工说麦迪逊可能去医院了，因为他的孩子患病住院了，他得陪伴着。许嘉峰马上问在哪家医院，魔术师却说“不清楚”。许嘉峰查看了麦迪逊递交的出境申请表，发现上面确实写着他有一个名叫哈定的孩子。如此，许嘉峰觉得麦迪逊的反常似乎有了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他的孩子生病，可能一时难以痊愈，而且还得担心是否被允许进入美国国境，所以，他要求推迟离开中国的时间。对的，可能情况就是这样的。可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是这种情况，麦迪逊完全可以如实说明就是了，何必要隐瞒呢？
这样想着，许嘉峰就决定去明鑫公寓走一趟，当面向那个清扫女工了解一下，看究竟是怎么个情况。
明鑫公寓的清扫女工也是个白俄，名叫留娜，四十来岁，体态肥胖，据她自称还是一位将军的女儿，许嘉峰留心她的谈吐举止，觉得可能确实是的。留娜跟白俄魔术师一样，对于许嘉峰这个年轻的中国小伙子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表示欣赏，热情倍增，有问必答。她告诉许嘉峰，麦迪逊教授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先生，平时在公寓进出时见到她这个清扫工也没有架子，总是笑吟吟地开几句玩笑，节日还不忘送上一份小礼品。麦迪逊有一个名叫哈定的孩子，但她一次也没见到过，他是一个单身汉，无法照料孩子，就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几天前，留娜正在擦拭楼梯栏杆时，麦迪逊急匆匆地从楼上奔下来，顾不上跟她打招呼，只说了一句“孩子生病了，得赶紧送医院”，就头也不回地下楼而去。之后，留娜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麦迪逊了。
许嘉峰觉得这是一条线索，但是一条无法找得到线头的线索，因为上海有那么多医院，还有相当数量的私人诊所，根本无法一一摸查。但虽然是这样想的，他还是决定去撞撞运气。当晚，许嘉峰分析了情况，觉得以麦迪逊这样一个美国化学教授的科学观念，他的孩子生病后肯定不会去看中医，他只相信西医。而且，麦迪逊是一个有身份也有钱的美国人，还有着明显的看不起华人的习惯。所以，他在选择医院和医生的时候，就肯定会把孩子送往有着外国名医的著名医院或者诊所。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调查，可能会比较容易找到麦迪逊的下落。
许嘉峰于是就去了上海市卫生局，咨询关于外国名医在上海行医的情况。卫生局方面说这方面的资料他们正在着手整理，所以眼下还不完整。许嘉峰说不是去年上海刚解放时就已经对外籍医生在沪行医的人员作过一次登记了吗？对方说当时是登记过的，可是刚整理时就碰上台风，收集的资料全部让水淹了，只好重新登记。另外，由于解放9个月以来这些外籍行医者频频变换住址，有的已经离开中国，而另有原在其他城市的外籍医生又移居上海行医了，所以情况比较复杂，不是一下子能够弄得清楚的。即使全部弄清楚了，只怕不过几天也会改变。许嘉峰觉得有些失望，但还是让对方把现有的资料提供给他了。
可是，许嘉峰拿着这些资料整整拨打了半天电话，竟然没有哪个外籍医生给哈定看过病的，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许嘉峰傻了，呆呆地坐在那里，半晌也不吭声。这时科长来了，见状便知道他碰壁了，说小伙子没关系，桃树上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呗。一语提醒了许嘉峰：我何不去找刑警帮忙分析情况，请人家指点指点应该如何寻找麦迪逊！
许嘉峰跟刑警的关系不错，因为当时涉外案子和调查比较多，刑警办案时需要请可靠的人担任翻译，精通4国语言的许嘉峰自然是最佳人选了。所以，当许嘉峰找上门去说明来意后，人家非常热情，说就这么点事儿啊，你也不必忙碌了，就由我们替你办得了。但许嘉峰一心想自己亲自找到麦迪逊，所以说，你们忙得很，我不敢麻烦，只求替我出个主意指点我应该怎样去做就行了。完事以后，我拿稿费请客。
刑警于是就把情况作了分析：从那家已经解散了的药物研究所留守的两名员工以及明鑫公寓那个白俄清扫女工对于麦迪逊的陈述来看，这个美国人平时还是乐于跟外界交往的。他在那家德国人开的药物研究所干了3年多，以其这种性格和交往方式，估计会和同事(包括中国员工)接触比较多，所以，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会了解一些情况，你可以去走访麦迪逊原先的同事，看是否有人能够提供麦迪逊的情况。
许嘉峰大喜，当下二上徐家汇。从留守的看门人和厨子那里打听到了几个原中外同事的联系方式，一一走访，但他们知道的只是公平路明鑫公寓麦迪逊家。
许嘉峰大失所望而归，回到办公室却是一个惊喜：桌上玻璃台板下面压着同事的一张留言条，说公平路明鑫公寓白俄魔术师来电说那个美国教授麦迪逊先生已经回公寓了。
于是，许嘉峰马上赶去，终于见到了麦迪逊。麦迪逊对于许嘉峰的突然出现显然大觉意外，盯着这位年轻的警官看了又看，好一阵才向许嘉峰点头问候，然后说不知警官先生登门相访为了何事。许嘉峰知道美国人不喜欢含蓄，讲究开门见山，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你的那个关于推迟离华时间的申请而来。哪知麦迪逊马上打断，说我没有再去找过你，那就说明我已经取消了这一打算，我现在可以按照你们签署的日期准时离开中国了。
许嘉峰觉得有点意外，问那你的孩子的病已经痊愈了？这下轮到麦迪逊意外了，他不但是意外，甚至还像是震惊似的瞪大了眼睛，说看来你对我的情况很了解啊，连我孩子生病也知道了？稍停，微笑道孩子已经痊愈，谢谢您的关心。许嘉峰把上述谈话制作了一份笔录，当场翻译成英语，请麦迪逊在英汉两种文本上都签上了姓名和日期，然后告辞而去。
这时，许嘉峰的心情很是轻松，暗忖这件事总算圆满结束了。
可是，许嘉峰没有料到，这件事的高潮还没有来到呢！
劳嬷嬷在电话里告诉刑警：她刚才在结算育婴堂当天的伙食开支账目时，发现厨房送来的账目里有一笔青菜、萝卜账目。她想起今天中晚两顿饭都未见青菜、萝卜，觉得有些奇怪，于是就唤来厨房主管罗师傅询问。罗师傅说这些蔬菜是下午两点多送来的，那个送菜人走的是厨房那道跟外界相通的门。
黄得邦听到这里禁不住要发问了，怎么厨房还有一道门跟外界相通？劳嬷嬷解释说这道门从建造育婴堂那时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的，是专供厨房的人使用的，至于育婴堂的嬷嬷通常是不去后院那里的。她还要说什么，被黄得邦打断了，说你别说了，我们这就去育婴堂，连夜了解情况。
黄得邦、喻辛成二赴育婴堂，抵达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劳嬷嬷叫上厨房罗师傅在她那非常洁净的办公室里等待着，一脸愁容地告诉黄得邦说分局和派出所都来过人了，对育婴堂的管理提出了批评；另外，育婴堂的出资人获悉有孩子失踪的消息后，也来电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因此，她此刻是忧心忡忡，请求警察先生尽快破案找回拉斐斯。育婴堂方面也是积极自行寻找，已经写了数十份寻人帖子到观前街、火车站、汽车站等热闹场所张贴出去了。
罗师傅向刑警述说了关于下午来人之事：那是城外封家庄的一个中年农民，名叫封杏初，他自己有着两亩地，常年种着四季蔬菜，还捎带着收购同村和邻村的其他农民种植的蔬菜，定期定点供应苏州城里的几个固定客户。育婴堂是封杏初供应名单中有着特殊关系的一位，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育婴堂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采购市场上价格最低的，儿童们的伙食标准比监狱里的囚徒还要低。这样，厨房主管罗师傅就只能拣那些价格最低的蔬菜采购。封杏初在这方面多年来已经跟育婴堂方面形成一种默契，只要他有卖剩下的蔬菜，就准定会挑到育婴堂来出售，价格是市场上最低的，有时甚至只象征性收一点小钱甚至不收钱全部奉送，用他的话来说，这也是一种行善积德。今天下午，封杏初挑着一担青菜萝卜前来出售，罗师傅自是按照惯例全部收购。
黄得邦想了想，问罗师傅你预先是否跟封杏初预约过要收购这担蔬菜。罗师傅说没有预约过，我们之间向来不预约的，因为预约的都是好蔬菜，价格贵些，育婴堂是吃不起好蔬菜的。黄得邦又问，那么你对于封杏初的出现是否感到有什么反常之处？罗师傅摇头，说没有什么反常，那老封可是个好人，怎么会偷偷弄走一个小囡呢？他即使想要一个小囡，只要开口就行了，他跟育婴堂这么好的关系，育婴堂还好意思拒绝吗？劳嬷嬷您说是不是？劳嬷嬷连连点头说是，但又说罗师傅你现在别的不必说，警察先生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免得干扰了人家的调查思路。
黄得邦说，那么罗师傅现在请你带我们去厨房看一下吧。当下4人一起前往后院，那几个厨工杂役原本已经睡觉了，听见警察夜查厨房，觉得好奇，一个个都爬起来赶过来看热闹。刑警看了厨房通往外面马路的那道门，那是设在大灶后面烧火人所待的那个位置的角落里，门外还搭着一个棚子，棚子里堆放着柴禾。罗师傅介绍说，平时这道门是关闭着的，只有开伙时才打开，以便烧火的杂役搬运柴禾。此外，育婴堂买的菜也是从这道门里进来的。而他们这些厨工杂役进育婴堂时，要视去的方向而决定是走前面的大门呢还是这道小门。至于嬷嬷们，那是从来不从这边走的。
刑警又问封杏初来送菜时待了多长时间？是否离开过厨房？去了哪里？罗师傅说这个倒是没有留心，这育婴堂又不是什么军机要地白虎堂之类，无须提防什么人的。老封来后我倒了一杯茶让他喝着，然后我就到前面楼里找劳嬷嬷要菜钱了。劳嬷嬷在草坪上看孩子们活动，我找了一阵才看见她，和她一起去办公室拿了钱，回来后交给老封他就告辞了，这段时间大约最多有一刻钟吧。黄得邦又问罗师傅去取钱的时间内，你们其他人有谁看见封杏初在干吗了。那几个厨工杂役瞪大了眼睛想了想，竟然没有一个说得上来的。
黄得邦在听罗师傅陈述时，喻辛成在厨房内外转悠着，他看见了那堆在厨房门外檐下放着的青菜萝卜，过去翻了翻，觉得特别新鲜，于是顿起了疑心：眼下正是冬末春初蔬菜紧缺时节，那个封杏初怎么舍得把这样好的蔬菜作价贱售？而且，看这些数量，也绝对不是卖剩下的落脚菜。这个迹象很容易使人觉得似乎是此人为给他故意有意识地赶在这个时间段进一趟育婴堂制造符合解释的借口。
喻辛成把上述疑点对黄得邦说了，黄得邦点头道：“看来，我们还得连夜去一趟封家庄。”
这样，黄得邦就和喻辛成骑了自行车前往封家庄，抵达时已是下半夜1点了。先找到了村长，然后由村长陪同着去了封杏初家。封杏初关于向育婴堂提供低价蔬菜的说法跟罗师傅所述相同，对于昨天下午将整担新鲜蔬菜低价卖给育婴堂的说法是：他在5天之前跟葑门那边的信发机修社约好的，向他们提供一担新鲜蔬菜，信发机修社老板答应以市场价支付。哪知，当他挑着担子上门去时，却被告知信发机修社的老板因为在去年苏州初解放时接了一笔替太湖土匪“水浒帮”修理枪械的活儿，现在被公安局查出来已经被捕，机修社也就停止营业了。这样，封杏初就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挑着蔬菜担子沿街叫卖，这样做是否能在天黑前卖光不知道，而且重要的是，他因为是向信发机修社提供整担蔬菜的，所以没有把零售时必用的秤带出来，这就不大可能做得成买卖；二是和以往那样送到育婴堂去低价卖给罗师傅。他稍一考虑，就选择了后者，于是就挑到育婴堂去了。
刑警又询问了封杏初去育婴堂后的情况，他的陈述与罗师傅相符。至于罗师傅去向劳嬷嬷取钱的那段时间里，他在伙房的大灶前坐着喝茶，没有离开过伙房。记得当时几个厨工都在伙房门前玩空竹，有几次还把空竹抖落到了他放在门前的空箩筐里呢。
次日上午，刑警去电向管辖信发机修社所在区的苏州市公安局三分局了解，得知信发机修社的金老板确实已于前天下午被捕。黄得邦想想还觉得不牢靠，又派喻辛成去看守所专门讯问了金老板，证实确有预订蔬菜之事。于是，就把封杏初的疑点排除了。
接下去应该怎么调查？喻辛成提出是否再去育婴堂，要求劳嬷嬷把拉斐斯失踪那个时段的相关嬷嬷一个个找来询问，了解她们当时在干什么，是否见到过除了嬷嬷之外的其他任何人在现场出现过。因为拉斐斯的失踪肯定是跟天光育婴堂内部人员有关的。喻辛成的这个思路也是来自福尔摩斯，这回黄得邦倒是觉得这个想法似乎有实用性和可行性，于是便说那我们就去试一试吧。
但是，试下来的结果却是毫无效果。那些嬷嬷的说法竟像预先统一过口径似的，都说自己当时没有离开过劳嬷嬷规定的位置，至于是否看见过拉斐斯，那就说不清了，因为一共有几十个孩子，有谁去特别注意其中的某一个呢？如果注意的话，也就不至于出现拉斐斯失踪的情况了。
此时离案件发生已经整整24小时，但线索都没有找到！
四
话分两头。上海这边，市公安局外事警官许嘉峰也在忙碌，他前一天去公平路明鑫公寓走访麦迪逊不遇后，寻思此事不能耽搁，而且总觉得这件事的背后似乎还藏着点什么似的，于是决定次日接着寻找。这天上班后，麦迪逊向科长汇报了昨晚去明鑫公寓扑空之事，说今天还要继续寻找麦迪逊。科长赞同他的想法，说你就去吧，你手头的工作我会安排人代班的。
许嘉峰寻思他只掌握麦迪逊的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其住所公平路明鑫公寓，另一个是麦迪逊曾经供职过的那个德国人开的药物研究所，明鑫公寓昨晚已经去访问过了，今天看来只有去药物研究所碰碰运气了。于是就借了一辆摩托车前往位于上海市区西南侧的徐家汇，在天主教堂附近找到了那家借了一所私立中学的一角作为工作地点的德国人贝得利福投资的药物研究所。
这家已经倒闭的药物研究所只留下两个留守人员，他们都是居住在徐家汇地区的工人，一个原是研究所的看门人，另一个是厨子。他们告诉许嘉峰，研究所解散后，原有的23名中外研究人员、职员都已从德国老板那里领取了一笔遣散费后各奔东西了，只有他们还继续领取着薪水留守此处，要等到德国老板把仪器、试剂、化学原料、家具全部处理完后才最后离开。许嘉峰向他们打听麦迪逊其人，得知麦迪逊是药物所的骨干、技术总裁，平时德国老板对其非常器重，其他外国工程师、中国技术员什么的对他也很尊重。那个厨子还说了麦迪逊的住址，因为他在去年圣诞节曾受麦迪逊之邀前往公平路明鑫公寓为麦迪逊烹饪过一桌上海菜供其请客。厨子还说，麦迪逊平时待同事倒还比较和气，请他去烧一桌菜，还按照饭馆厨师的价格支付了报酬，临走时还把客人赠送的礼物转送了一些给他。
走访药物研究所毫无收获，许嘉峰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回到市局后，许嘉峰向科长汇报了情况，科长让他再考虑如何跟麦迪逊取得联系。许嘉峰寻思这事有些蹊跷，按理来说，这事一开始就是麦迪逊自己找上门来的，然后又向潘汉年副市长当面投诉了，那说明他还是很迫切要求获得解决的，可是之后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呢？这似乎不符合常规啊！此刻，许嘉峰最担心的就是麦迪逊利用这件事通过某种渠道向海外媒体发表违背事实的言论，诋毁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制造恶劣影响。所以，许嘉峰想领导的意见是正确的，得赶快找到这主儿，这回可要作个谈话笔录了，还得让麦迪逊亲笔签名。可是，上哪里去找麦迪逊呢？
当天傍晚，许嘉峰忽然接到明鑫公寓那个跟麦迪逊做邻居的白俄魔术师的电话，说他获得了麦迪逊的情况，他听公寓的清扫女工说麦迪逊可能去医院了，因为他的孩子患病住院了，他得陪伴着。许嘉峰马上问在哪家医院，魔术师却说“不清楚”。许嘉峰查看了麦迪逊递交的出境申请表，发现上面确实写着他有一个名叫哈定的孩子。如此，许嘉峰觉得麦迪逊的反常似乎有了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他的孩子生病，可能一时难以痊愈，而且还得担心是否被允许进入美国国境，所以，他要求推迟离开中国的时间。对的，可能情况就是这样的。可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是这种情况，麦迪逊完全可以如实说明就是了，何必要隐瞒呢？
这样想着，许嘉峰就决定去明鑫公寓走一趟，当面向那个清扫女工了解一下，看究竟是怎么个情况。
明鑫公寓的清扫女工也是个白俄，名叫留娜，四十来岁，体态肥胖，据她自称还是一位将军的女儿，许嘉峰留心她的谈吐举止，觉得可能确实是的。留娜跟白俄魔术师一样，对于许嘉峰这个年轻的中国小伙子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表示欣赏，热情倍增，有问必答。她告诉许嘉峰，麦迪逊教授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先生，平时在公寓进出时见到她这个清扫工也没有架子，总是笑吟吟地开几句玩笑，节日还不忘送上一份小礼品。麦迪逊有一个名叫哈定的孩子，但她一次也没见到过，他是一个单身汉，无法照料孩子，就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几天前，留娜正在擦拭楼梯栏杆时，麦迪逊急匆匆地从楼上奔下来，顾不上跟她打招呼，只说了一句“孩子生病了，得赶紧送医院”，就头也不回地下楼而去。之后，留娜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麦迪逊了。
许嘉峰觉得这是一条线索，但是一条无法找得到线头的线索，因为上海有那么多医院，还有相当数量的私人诊所，根本无法一一摸查。但虽然是这样想的，他还是决定去撞撞运气。当晚，许嘉峰分析了情况，觉得以麦迪逊这样一个美国化学教授的科学观念，他的孩子生病后肯定不会去看中医，他只相信西医。而且，麦迪逊是一个有身份也有钱的美国人，还有着明显的看不起华人的习惯。所以，他在选择医院和医生的时候，就肯定会把孩子送往有着外国名医的著名医院或者诊所。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调查，可能会比较容易找到麦迪逊的下落。
许嘉峰于是就去了上海市卫生局，咨询关于外国名医在上海行医的情况。卫生局方面说这方面的资料他们正在着手整理，所以眼下还不完整。许嘉峰说不是去年上海刚解放时就已经对外籍医生在沪行医的人员作过一次登记了吗？对方说当时是登记过的，可是刚整理时就碰上台风，收集的资料全部让水淹了，只好重新登记。另外，由于解放9个月以来这些外籍行医者频频变换住址，有的已经离开中国，而另有原在其他城市的外籍医生又移居上海行医了，所以情况比较复杂，不是一下子能够弄得清楚的。即使全部弄清楚了，只怕不过几天也会改变。许嘉峰觉得有些失望，但还是让对方把现有的资料提供给他了。
可是，许嘉峰拿着这些资料整整拨打了半天电话，竟然没有哪个外籍医生给哈定看过病的，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许嘉峰傻了，呆呆地坐在那里，半晌也不吭声。这时科长来了，见状便知道他碰壁了，说小伙子没关系，桃树上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呗。一语提醒了许嘉峰：我何不去找刑警帮忙分析情况，请人家指点指点应该如何寻找麦迪逊！
许嘉峰跟刑警的关系不错，因为当时涉外案子和调查比较多，刑警办案时需要请可靠的人担任翻译，精通4国语言的许嘉峰自然是最佳人选了。所以，当许嘉峰找上门去说明来意后，人家非常热情，说就这么点事儿啊，你也不必忙碌了，就由我们替你办得了。但许嘉峰一心想自己亲自找到麦迪逊，所以说，你们忙得很，我不敢麻烦，只求替我出个主意指点我应该怎样去做就行了。完事以后，我拿稿费请客。
刑警于是就把情况作了分析：从那家已经解散了的药物研究所留守的两名员工以及明鑫公寓那个白俄清扫女工对于麦迪逊的陈述来看，这个美国人平时还是乐于跟外界交往的。他在那家德国人开的药物研究所干了3年多，以其这种性格和交往方式，估计会和同事(包括中国员工)接触比较多，所以，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会了解一些情况，你可以去走访麦迪逊原先的同事，看是否有人能够提供麦迪逊的情况。
许嘉峰大喜，当下二上徐家汇。从留守的看门人和厨子那里打听到了几个原中外同事的联系方式，一一走访，但他们知道的只是公平路明鑫公寓麦迪逊家。
许嘉峰大失所望而归，回到办公室却是一个惊喜：桌上玻璃台板下面压着同事的一张留言条，说公平路明鑫公寓白俄魔术师来电说那个美国教授麦迪逊先生已经回公寓了。
于是，许嘉峰马上赶去，终于见到了麦迪逊。麦迪逊对于许嘉峰的突然出现显然大觉意外，盯着这位年轻的警官看了又看，好一阵才向许嘉峰点头问候，然后说不知警官先生登门相访为了何事。许嘉峰知道美国人不喜欢含蓄，讲究开门见山，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你的那个关于推迟离华时间的申请而来。哪知麦迪逊马上打断，说我没有再去找过你，那就说明我已经取消了这一打算，我现在可以按照你们签署的日期准时离开中国了。
许嘉峰觉得有点意外，问那你的孩子的病已经痊愈了？这下轮到麦迪逊意外了，他不但是意外，甚至还像是震惊似的瞪大了眼睛，说看来你对我的情况很了解啊，连我孩子生病也知道了？稍停，微笑道孩子已经痊愈，谢谢您的关心。许嘉峰把上述谈话制作了一份笔录，当场翻译成英语，请麦迪逊在英汉两种文本上都签上了姓名和日期，然后告辞而去。
这时，许嘉峰的心情很是轻松，暗忖这件事总算圆满结束了。
可是，许嘉峰没有料到，这件事的高潮还没有来到呢！
五
许嘉峰找到麦迪逊的次日，苏州方面刑警黄得邦、喻辛成也获得了一个消息：苏州火车站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有群众见了天光育婴堂张贴在火车站寻找失踪儿童拉斐斯的消息后，很是关心。刚才在候车室发现一个中国妇女带着的一个“洋囡囡”跟育婴堂寻人启事中所说的失踪儿童拉斐斯非常相似，遂不由分说上前一把揪住，直送车站派出所。派出所方面给天光育婴堂打电话询问情况时方知该案已经惊动了苏州市公安局，故特来电告知。
黄得邦当下甚喜，说多谢多谢了，我们马上过去。他放下电话就叫上喻辛成，两人立马直奔苏州火车站。
两个刑警赶到苏州火车站派出所，那个妇女坐在所长办公室里，旁边倚着一个两岁左右的男童，手里拿着个玩具在玩耍。刑警打量那孩子，穿着一身墨绿色棉袄棉裤，上身系着一个印有动物图案的彩色围兜，金发碧眼，皮肤也是那种欧洲人种特有的白皙，一看就知道这确实是一个外国儿童。
再看那个妇女，年约30岁，身穿一件紫绛色皮夹克和黑色细灯芯绒裤子，足蹬一双白色长筒皮靴，肩上挎着一个不知是什么皮质但制作看上去相当考究的坤包，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时髦女性。派出所民警向黄得邦递过她刚才拿出来的一份由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出具的证明，表明此女姓柳名松婷，天津人氏，家庭妇女身份，这次是前往上海走亲访友的。证明中对所携孩子没有提及，这就引起了派出所民警的怀疑，他们同时也已经通知天光育婴堂派人前来辨认。
黄得邦向柳松婷亮明身份后，指着孩子问：“这个小孩跟你是什么关系？”
柳松婷平静地回答：“这是我的外甥——他是我的嫡亲妹妹和她的法国丈夫结婚后生下的孩子。”
“孩子的父母呢？”
“我妹妹和妹夫在马赛经商，把孩子寄养在我这里的。”
“天津市公安局方面给你出具的这份证明上怎么没有写到这个孩子？”
“哦，人民政府没有规定过城市居民外出旅行必须携带由公安局出具的证明，我只是为了方便才去开了这个证明的，当时还没有决定究竟是否把孩子带出来，也没有想到一个两岁的孩子外出也需要证明。”柳松婷的回答中透出一种像她这种富贵人士对人民政府的隐隐的不满情绪。
黄得邦又问你的证明上写着是去上海的，怎么在苏州出现了。柳松婷说到哪里旅行是她的自由，她想在哪里下车玩玩就在哪里下车玩玩了。
黄得邦询问的时候，喻辛成一直在盯着那孩子打量。他看过拉斐斯的照片，此刻越看越觉得跟眼前这孩子相似，正想开口发问什么时，育婴堂的劳嬷嬷和另一位嬷嬷赶到了。她们只一看，就连连摇头。两个刑警的心就往下一沉，喻辛成还微微叹了一口气。
柳松婷被排除之后，劳嬷嬷在回育婴堂的路上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尽管这次没有找到拉斐斯，可是看来张贴帖子的做法还是有点效果的，这同时也是一种表明育婴堂方面在积极对这次事故做出补救措施的一个表现。因此，有必要把帖子张贴到其他周边城市去。她回到育婴堂后，召来两个协助她管事的嬷嬷一商量，决定再抄写若干份帖子，为防止再认错人，得贴上拉斐斯的照片，分别寄往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和上海的熟人朋友，请他们相帮把帖子在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张贴出去。这件事说做就做，当下分头行动，抄写帖子、翻印照片，一共制作了50份帖子，当天晚上就送进了邮局。
刑警黄得邦、喻辛成在返回公安局的路上，天空飘下了雨点。两人没有带雨具，冒雨往回骑车。没想到雨越下越大，等回到市局的时候，他们的衣服都已经被淋湿了。黄得邦是扛米包子出身，身体一向强壮，喝碗姜汤散散寒气就解决问题了。喻辛成虽然年轻，但身体却没黄得邦强健，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次日早上竟然烧得昏昏沉沉，却还挣扎着要去公安局上班，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十分疼爱，两口子一商量，就由老爸偷偷瞒着儿子到隔壁的一家纱厂借打电话，代替儿子向公安局请假。那时也没有病假单一说，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老爸回去一说，喻辛成这才重新躺下。他母亲又去对面巷子请来一位中医把脉开方，抓来中药煎了让儿子服下。
黄得邦上班后，听说喻辛成生病了，便知道是昨天那场雨淋出的毛病，心里不禁有些内疚，自责没有照顾好新同志。他向领导打了个招呼，就去喻辛成家看望喻辛成。当时，黄得邦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对于侦查拉斐斯失踪案发生了柳暗花明的作用。
黄得邦到达喻辛成家时，喻辛成吃过中药刚睡了一觉，出了一身汗，人觉得爽快多了，精神也好了一些。他看见黄得邦感到非常高兴，却又为自己生病而耽误了侦查案子而不安。他想利用黄得邦登门的机会跟对方聊聊侦查思路，于是就要求家庭妇女身份的母亲回避。他的母亲正要张罗着招待黄得邦，却听儿子要求自己去邻居家待着，不禁大恼，说我是家庭主妇，怎么自家屋里也不能待了？喻辛成说我要跟老黄同志谈工作，我干的是刑警，所有工作都是绝对保密的，连父母也不能知道，平时你们看我几时回家说到过工作上的事情？连已经侦破了的案子外面都已经传说得沸沸扬扬了，你们问我还不说哩。妈妈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一番话说得喻母好不扫兴，但她又不得不承认儿子说的是事实。这喻辛成对于刚进公安局时所接受的保密规定教育执行得不折不扣，没有一丝走样，此刻有黄得邦在场，更是要做得特别到位。但是，黄得邦对此倒不以为然，他见喻母一脸不悦地要回避出去，便开口唤住，对喻辛成说这件事育婴堂方面连寻人帖子都已经张贴到火车站去了，还有什么保密的？至于我们的侦查工作，目前没有任何思路，今天也不过是随便聊聊，你没有必要让你妈妈回避的。说着，就对喻母说没有关系的，我们谈我们的，你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记得不要把我们说的话传到外面去就是了。
喻母于是便很开心，连连点头，然后就沏茶送烟，又是水果又是点心，忙得很欢。黄得邦和喻辛成就说起了案子，越说越觉得蹊跷，说人明明是从育婴堂里面失踪的，怎么就找不到出去的途径呢，这不是见鬼了吗？
两人说到这里，不禁大觉沮丧，一个长吁，一个短叹。这时，喻母再次出现在房门口，小心翼翼地开口问她是否可以说几句话。喻辛成正心烦，说妈妈你真是得寸进尺了，老黄同志允许你不回避了，你听着了我们分析案情的话头，就异想天开也想发表意见了，这是干扰我们的工作。他还要往下说，被黄得邦阻止了，说领导教育说人民公安的工作是群众专政，我们侦查案件依靠的就是人民群众，你妈妈有话要说，怎么不可以呢？让她发表意见，欢迎她给我们的工作出主意，如果她出的主意对于我们的侦查工作有用，我们还得好好感谢她才是呢！
喻母听得大喜，当下就开口说出了一个看法。她这一说，竟使儿子和黄得邦惊喜得差点高呼口号！
喻母刚才进进出出间，已经听明白了儿子他们面临着的是一桩什么样的案件，又听儿子和黄得邦在分析育婴堂与外面的沟通渠道，暗忖他们遗漏了一条重要通道，于是禁不住就要提醒一下了。这条通道，就是育婴堂的那口大抽斗！
什么叫大抽斗呢？原来，所有育婴堂都有一个规定：前来送婴儿的父母或者其他人，是不能跟育婴堂方面的人见面的。这主要可能是出于生怕以后有反悔而找接收弃婴的人纠缠的原因。那么，怎样交接婴儿呢？育婴堂方面自有妙法：他们在围墙上制作了一个抽斗，这个抽斗是墙内墙外两面都能打开的。送婴者只要把婴儿放进抽斗，然后扯开旁边的绳子，就可以离开了。绳子的另一头与墙内那个收婴房内部的一个铃子相连，外面一扯绳子，里面铃声顿响，24小时昼夜都在的值班人员就必须马上打开抽斗，取出婴儿，进行登记，然后根据年龄分别安置到各个班喂养。喻母的意思是：既然这个大抽斗可以接收婴儿，那就也可以把婴儿送出去。
这个提醒对于两个刑警真有茅塞顿开之效，他们一面欣喜，一面却暗叫惭愧：怎么连这个情况竟然都不知道？事后黄得邦在大脑记忆库里费力搜寻了一番，隐约记得小时候好像曾经听说过育婴堂的大抽斗，但因为跟他从未有过关系，所以渐渐也就淡忘了。
当下，喻辛成兴奋得连病也似好了，不顾老妈的劝阻，执意要马上和黄得邦一起去育婴堂调查。
六
当下，黄得邦和喻辛成立马赶到天光育婴堂，径直往劳嬷嬷办公室。劳嬷嬷一听来意，忙说对对对，我们这里是通过那个里外相连的大抽斗接受弃婴的。喻辛成的语气就有些不和顺了，说那之前我们来过两次，你怎么都没说呢？劳嬷嬷忙不迭地道歉，连说“是我疏忽了，疏忽了”，小心翼翼地觑觑黄得邦的脸色，说全国所有的育婴堂都是用这样的大抽斗接受弃婴的，所以，“育婴堂的大抽斗”是非常有名的，我想当然地以为你们是知道的，所以也就没有提醒那里还有一个渠道。
黄得邦说闲话少说，你快领我们去看看吧。劳嬷嬷就引领着他们前往后院，叩开了厨房旁边的那个里外两间的房子的门。进去，外间是仓库，摆放着一排排木柜子，劳嬷嬷介绍说那是盛放婴儿衣物、被褥的；里间比外间小得多，不过七八个平方米，有一张大桌子和一个椅子，桌子上方悬下一盏电灯，桌上摆着一个厚厚的本子，旁边有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墙上挂着一口有些年头的挂钟。椅子一侧的墙上，有一个抽斗。抽斗上方的墙上悬着一个铜铃，铃的顶端系着细绳，从墙上的一个小孔里穿进去，在墙外留下一截绳头。
劳嬷嬷指着铜铃，说外面来人把弃婴放入抽斗后，牵动绳子，这铜铃就会发出声响。里面的值班嬷嬷就会把抽斗拉开，将婴儿取出来。先放在桌上检查一番，然后根据墙上挂钟显示的时间在本子上登记婴儿的资料，如果婴儿身上没有附名字，那就根据性别写上“弟弟”或者“妹妹”，回头由她重新给起名。
黄得邦看看给他们开门的那个30多岁的嬷嬷，问你叫什么名字。对方答称叫鲁雪娟。黄得邦又问，鲁雪娟你是不是这里的固定值班员？鲁雪娟摇摇头，正要开口说明时劳嬷嬷已经作了解释，说这里是必须24小时一直有人值守着的，由于不能离开，所以很是枯燥乏味，大家都不大愿意过来。所以，育婴堂就规定了轮值制度，由识字的嬷嬷一天一轮来值守，上一天一夜班，次日可以休息一天，育婴堂还供应一顿夜餐。
刑警于是就问鲁雪娟，发生拉斐斯失踪之事的那天轮到谁值班。鲁雪娟说这个我倒不清楚，因为值班不是我排的，反正不是我值班。劳嬷嬷说值班的嬷嬷一共有8个人，一人一天，那天肯定不是她。排班和负责通知以及处置意外情况的是张嬷嬷，鲁雪娟你去把她叫来。
片刻，张嬷嬷就过来了，刑警认出她就是曾经见过面的协助劳嬷嬷管事的两个嬷嬷之一。张嬷嬷带来了工作记录本子，翻了翻，说2月24日发生拉斐斯失踪之事的那天是那个名叫包菊妹的嬷嬷轮值，那天按规定不应是她，但她说因为轮到她值班的那天家里有事，所以，跟轮到那天值班的嬷嬷商量后临时调了一下。黄得邦听着心里就闪过了一丝疑窦，于是就问包菊妹今天是否上班，我们想找她谈话。张嬷嬷说她今天上班的，我去叫她。劳嬷嬷征求刑警的意见说是不是到我办公室去谈，这里有点冷呢，看这位先生有点打抖哩。
黄得邦想起喻辛成是带病过来调查的，而这间屋子也确实是有些阴冷，于是就说也好。两个刑警和劳嬷嬷、张嬷嬷一起去了楼房内劳嬷嬷的办公室，但张嬷嬷去了好一阵还不见包菊妹前来。劳嬷嬷吃不准了，说包菊妹今天上班的，你们刚才来找我前我还看见过她的嘛，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呢？正说着，外面一阵脚步响，张嬷嬷急急而来，气喘吁吁地说包菊妹不见了，她找了好一阵也没见影子，就去问了看门的袁老头，袁老头说包菊妹已经回家了，就是刚才的事。
黄得邦马上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让张嬷嬷别离开，又让劳嬷嬷差人唤来那个鲁雪娟，当场向张、鲁两人发问：是否对包菊妹说过我们在调查“抽斗”的话？鲁雪娟的脸色便有些异样，劳嬷嬷马上指着她喝问：“快说！是怎么回事？”
鲁雪娟便说她刚才被劳嬷嬷打发去唤张嬷嬷的时候，在楼房通往后院的门口遇上包菊妹，包菊妹问她怎么离开值班室了，她便把公安局来人在查问2月24日值班人之事简言了两句。当时也没有想到包菊妹听了竟会吓得马上逃跑。
刑警也顾不上责怪鲁雪娟，寻思包菊妹这一逃不正说明问题了吗？眼下是追人要紧了，便向劳嬷嬷索要包菊妹的家庭住址。劳嬷嬷对于此事觉得很是不安，担心警察会怀疑是她故意让人给包菊妹通风报信的，所以提出她也一起去，理由是你们不认识包菊妹，只怕当面见了也会错过。刑警听着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同意了，仨人立马直奔包菊妹家而去。
出乎意外的是，包菊妹却并没有回家。她家是铁将军把门，问邻居都说刚才没见她回来过。刑警于是就去了派出所，户籍警一听是来办理一起涉外刑案的，自是非常重视，当即跟着刑警一起过来了。户籍警出场，了解情况就顺畅多了，先是打发劳嬷嬷回了育婴堂，他们便去找了居委会主任和治保委员，询问包菊妹的家庭情况。这才知道原来这个38岁的女人是一个寡妇，其夫早在10年前就已经病殁了。她有一个女儿，19岁，是富丰纱厂的挡车工，元旦刚结婚嫁到了前面横街上的一户棺材铺子。
刑警便想包菊妹会不会躲到了女儿那里？便由户籍警陪同着前往棺材铺子，却扑了个空，包菊妹的亲家说她没有来过，而她女儿则去纱厂上班了。
黄得邦3人返回包菊妹住所门前，议了议，认为有必要查看一下包菊妹家里的情况。那时也没有什么搜查证制度，所以不必办手续，让治保委员去找了个锁匠来把锁具捅开了就入内查看。这一看，不禁觉得奇怪：房间里竟有男性生活用品，衣服、鞋子什么的，还有一顶灰色鸭舌帽。包菊妹的丈夫已经去世10年了，所以这不可能是其夫的东西，而且从床上卧具看来这几天那个男子还来过过夜的。刑警思忖不知这起洋童失踪案是否跟包菊妹的这个情夫有关？于是就更加迫切地想找到包菊妹本人了。商量下来，户籍警留下守株待兔，黄得邦和喻辛成则去包菊妹的女儿打工的纱厂找其女儿打听消息。
但包菊妹的女儿不知是确实不清楚其母的情况呢，还是知道而故意隐瞒，面对着刑警的询问只是摇头，即使开口也是一问三不知，反复说着“我不知道”——后来知道这个19岁的新娘子确实不知道包菊妹参与了拐卖拉斐斯的犯罪活动，但对于其母轧姘头是清楚的，因为担心丢丑，所以对刑警来了个一问三不知。
黄得邦于是改口打听她家有些什么亲戚，住在哪里。这，包菊妹的女儿不能再摇头说不知道了，只好一一说了。亲戚不多，也就五六家，而且住得都比较集中，就在方圆3里地之间。刑警于是就逐家走访，但每家都没有包菊妹的消息，也没有听说过她有过跟拉斐斯失踪案相关的信息。
这下，黄得邦和喻辛成头又痛了。两人商量了一下，先在外面打了个电话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表扬了他们，指示说继续抓紧调查下去，如果需要增派警力就给局里打电话。黄得邦想这会儿线索还是集中在那个逃掉了的包菊妹身上，得找对路子才能查摸到她的情况，人多也不起作用，于是就说谢谢领导鼓励关心，我们两个先干起来再看吧。
黄得邦觉得路走到这里，似乎没辙了，便问喻辛成你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那喻辛成毕竟年轻，抵抗力强，带病在外面奔波了大半天，这会儿反倒觉得神清气爽了，说我们何不再去育婴堂查查看。我想凭那包菊妹一个人也不大可能完得成把拉斐斯偷出育婴堂的活儿，可能有同党也难说啊！黄得邦听着觉得言之有理，于是两人就再奔育婴堂。
使人大大出乎意料的是，育婴堂的那个主持者劳嬷嬷竟然先刑警一步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当黄得邦和喻辛成赶去时，她已经和两个助手张嬷嬷、苏嬷嬷通过逐个找2月24日出事那天在上班的众嬷嬷谈话，找到了一个神色不自然得有些慌张的汪姓嬷嬷。这个名叫汪冰琦的嬷嬷是负责拉斐斯所在的那个儿童组的，而且跟已经逃跑的包菊妹平时关系非常密切，听说还是结拜姐妹。因此被劳嬷嬷列为重点调查对象，找她谈话时言语间就显出一份异样的感觉。这样，汪冰琦就觉得不对头了，于是神情慌张，但嘴上还是一口咬定她什么都不知道。劳、张、苏3个又不是当警察的，一时倒还真没办法对付下去哩。而刑警，就是在这当儿突然出现的。
劳嬷嬷一看黄得邦、喻辛成出现在办公室门口，马上作出反应，指着刑警说：“汪冰琦，你还想替包菊妹隐瞒吗？那只好让警察先生把你铐到局子里去了，进去后，看你还能挺得下去吗？”
汪冰琦见突然冒出了警察，还真以为是来抓她的，不禁吓得瑟瑟作抖，她原本是好好坐在椅子上的，这时忽然身子一软从椅子上滑溜下来，瘫坐在地板上。黄得邦使了个眼色，喻辛成便上前瞪着她道：“就凭你这份胆量，还敢做这种事情？你交不交代？交代，可以从宽处理；不交代，就是抗拒了，那只好从严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铐，拍在桌上。
汪冰琦吓得语不连贯，连声说：“我交代！我交代！”
劳嬷嬷向张、苏使个眼色，仨人就回避出去了。汪冰琦向刑警作了如下交代——
汪冰琦和包菊妹关系一向很密切，两人确实还拜过把子，包菊妹大汪冰琦4岁，算是姐姐。这个姐姐对汪冰琦平素里倒是不错的，不管是育婴堂内还是家里的事情，能够帮得上忙的就帮忙，哪怕自己要蒙受若干经济损失也是毫不含糊。这样，汪冰琦就打心底里对包菊妹充满了感激之情，总想找个机会回报一下。2月22日晚上，包菊妹忽然去了她家，说有桩事情想请汪冰琦帮个忙。汪冰琦马上表态没有问题，请包菊妹只管开口就是。
但是，当包菊妹开口一说，汪冰琦却是暗吃一惊——竟是让她从她管理的外籍儿童中选一个容貌端正、身体健康、聪明伶俐的两岁以下的男孩交给包菊妹偷偷送出育婴堂去。包菊妹说这是一位朋友托过来的，那位朋友跟她的关系特别铁，她无法推诿，所以必须帮忙。汪冰琦说根据育婴堂的规矩，社会上凡是有抚养能力和条件的人士都能向育婴堂提出认领孩子的请求，而且据她所知天光育婴堂还从未拒绝过这种申请，姐姐你何必放着这条路不走，而要冒着风险去这样做呢？
包菊妹说妹妹你有所不知，我也知道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向育婴堂提出领养申请，可是这样做起码得花费半个月时间，人家那边等不及。况且，现在人民政府有新规定：育婴堂的外籍儿童不能送给别人领养了。而我那位朋友，就是点名要一个金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洋囡囡啊！所以，这件事只有请你帮忙了。你放心，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保证不会出娄子，事成后，人家可是有厚酬的！
汪冰琦一是不便拒绝，二是听说有厚酬就动心了。她想了想，问包菊妹你打算怎样做这件事。包菊妹便说了她的计划：准备后天下手，下午孩子们去草坪上活动时，你只要把选中的那个洋囡囡偷偷留在楼房里就可以了，我自己去处理。汪冰琦听着觉得这倒并不犯难，不过有一个问题：那个孩子如果哭吵着也要一起下楼去玩怎么办？孩子一哭，就会引起别的嬷嬷的注意，那就必须把他一起领出去了。包菊妹说这没关系，我给你一小瓶药水，到时候你只要往手帕上倒一点，悄悄朝他鼻子下一抹，他就会睡着了。
汪冰琦又想到了一个问题：那你怎样把这个孩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弄出育婴堂呢？包菊妹说我到时候排在收婴房值班，值班的还兼管整理仓库，我只要推辆车子假装运送被褥，那时楼房里又没有人，有谁发现得了？放在车子上运到收婴房后，往抽斗里一放，外面接应的人就可以把孩子带走了。所以你放心，肯定不会出事的。
包菊妹说得如此确凿，汪冰琦想想的确没有问题，于是就点了头。包菊妹马上拿出一个黄金戒指送给她，说这是人家预付的报酬。
到了次日下午，包菊妹在育婴堂悄悄对汪冰琦说明天下手，又问是否物色好了洋囡囡。汪冰琦说她看来看去，好像那个叫拉斐斯的意大利儿童最为合适了。包菊妹不放心，特地到汪冰琦这里来看了一下拉斐斯，觉得还算满意，于是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2月24日，包菊妹所策划的行动开始了。汪冰琦按照包菊妹所嘱把拉斐斯麻醉过去后，就带着孩子去了草坪，没有看见包菊妹是如何下手的，估计是把拉斐斯放在手推车里上面盖了被褥运往后面收婴房的。
汪冰琦说完后，号啕大哭。刑警便唤来劳嬷嬷她们劝慰，尽管汪冰琦肯定是要被拘捕了的，但是先得把情绪安抚得平静些，因为还有情况需要了解。劳嬷嬷看出苗头不对，把黄得邦扯到一旁悄悄打听是否要把汪冰琦抓走，言语间有着想替汪冰琦求情的意思。黄得邦说事情到这一步，别说他这个小刑警了，就是他们刑警队头头恐怕也不敢说不必拘捕了。当然，汪冰琦是在拘捕前交代的，所以按照“坦白从宽”的政策，可以获得宽大处理。如果她有立功表现，那情况就更能乐观些了。劳嬷嬷你可以劝劝她，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会给她记一笔，以后就能够作为从轻处理的依据了。
劳嬷嬷依言而行，对汪冰琦劝说了一番，使她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也让她看到了若干希望。接着，刑警又对她进行了讯问，主要是了解包菊妹的下落。这个，汪冰琦就不知道了，因为包菊妹在2月22日找她说这件事时，根本没有说过会出事，育婴堂少一个小囡算什么呢？汪冰琦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当事发后刑警来育婴堂进行调查时，她已经有点慌了，包菊妹也没有那份镇定了，两人见面也不敢说话，生怕惹人怀疑。今天包菊妹的突然逃跑，令汪冰琦大吃一惊。她连包菊妹逃跑的消息也是听其他人说的，因此，根本不知道包菊妹逃到哪里去了。
包菊妹逃跑不知道，那就说说知道的吧：包菊妹跟一个男人相好的事你总知道的吧？你跟她是结拜姐妹关系嘛！汪冰琦说这个我知道的，包菊妹有一个情夫，名叫水亮明，是个汽车司机，住在盘门白虎坊，具体几号我没有去过，所以说不上来。
黄得邦马上给局里打电话，请求速派一辆吉普车到育婴堂来。汽车来后，先把汪冰琦送往看守所关押，然后又载着黄得邦、喻辛成前往盘门白虎坊。还是先去找了派出所，请户籍警相帮打听水亮明其人。那个年代，汽车司机是一份稀少而又含金量高的职业，户籍警到居委会一问，马上有人告诉确有水亮明这样一个人，住在白虎坊。
黄得邦、喻辛成就由户籍警陪同着前往水亮明家。水亮明正好在家，这是一个久闯三关六码头的角色，性格豪爽，刑警觉得跟他谈话很省力。他不用刑警费什么口舌就承认自己确实跟包菊妹有一腿，还说吃汽车司机这碗饭的免不了会有数名情妇，包菊妹是其中的一位。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并不把包菊妹的存在特别地当一回事，他从来不关心和过问包菊妹在外面做了些什么事情。这次刑警说了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因此，水亮明很抱歉自己不能对刑警提供什么帮助。
刑警离开水亮明家后，又通过居委会主任悄然向水亮明的邻居了解包菊妹逃跑后是否来过，邻居都说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个女人来白虎坊。
这样，接下去如何追查包菊妹的下落就成为一个大难题摆放在刑警面前了。这事应当怎样解决呢？黄得邦、喻辛成的头又觉得痛起来了。
许嘉峰找到麦迪逊的次日，苏州方面刑警黄得邦、喻辛成也获得了一个消息：苏州火车站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有群众见了天光育婴堂张贴在火车站寻找失踪儿童拉斐斯的消息后，很是关心。刚才在候车室发现一个中国妇女带着的一个“洋囡囡”跟育婴堂寻人启事中所说的失踪儿童拉斐斯非常相似，遂不由分说上前一把揪住，直送车站派出所。派出所方面给天光育婴堂打电话询问情况时方知该案已经惊动了苏州市公安局，故特来电告知。
黄得邦当下甚喜，说多谢多谢了，我们马上过去。他放下电话就叫上喻辛成，两人立马直奔苏州火车站。
两个刑警赶到苏州火车站派出所，那个妇女坐在所长办公室里，旁边倚着一个两岁左右的男童，手里拿着个玩具在玩耍。刑警打量那孩子，穿着一身墨绿色棉袄棉裤，上身系着一个印有动物图案的彩色围兜，金发碧眼，皮肤也是那种欧洲人种特有的白皙，一看就知道这确实是一个外国儿童。
再看那个妇女，年约30岁，身穿一件紫绛色皮夹克和黑色细灯芯绒裤子，足蹬一双白色长筒皮靴，肩上挎着一个不知是什么皮质但制作看上去相当考究的坤包，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时髦女性。派出所民警向黄得邦递过她刚才拿出来的一份由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出具的证明，表明此女姓柳名松婷，天津人氏，家庭妇女身份，这次是前往上海走亲访友的。证明中对所携孩子没有提及，这就引起了派出所民警的怀疑，他们同时也已经通知天光育婴堂派人前来辨认。
黄得邦向柳松婷亮明身份后，指着孩子问：“这个小孩跟你是什么关系？”
柳松婷平静地回答：“这是我的外甥——他是我的嫡亲妹妹和她的法国丈夫结婚后生下的孩子。”
“孩子的父母呢？”
“我妹妹和妹夫在马赛经商，把孩子寄养在我这里的。”
“天津市公安局方面给你出具的这份证明上怎么没有写到这个孩子？”
“哦，人民政府没有规定过城市居民外出旅行必须携带由公安局出具的证明，我只是为了方便才去开了这个证明的，当时还没有决定究竟是否把孩子带出来，也没有想到一个两岁的孩子外出也需要证明。”柳松婷的回答中透出一种像她这种富贵人士对人民政府的隐隐的不满情绪。
黄得邦又问你的证明上写着是去上海的，怎么在苏州出现了。柳松婷说到哪里旅行是她的自由，她想在哪里下车玩玩就在哪里下车玩玩了。
黄得邦询问的时候，喻辛成一直在盯着那孩子打量。他看过拉斐斯的照片，此刻越看越觉得跟眼前这孩子相似，正想开口发问什么时，育婴堂的劳嬷嬷和另一位嬷嬷赶到了。她们只一看，就连连摇头。两个刑警的心就往下一沉，喻辛成还微微叹了一口气。
柳松婷被排除之后，劳嬷嬷在回育婴堂的路上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尽管这次没有找到拉斐斯，可是看来张贴帖子的做法还是有点效果的，这同时也是一种表明育婴堂方面在积极对这次事故做出补救措施的一个表现。因此，有必要把帖子张贴到其他周边城市去。她回到育婴堂后，召来两个协助她管事的嬷嬷一商量，决定再抄写若干份帖子，为防止再认错人，得贴上拉斐斯的照片，分别寄往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和上海的熟人朋友，请他们相帮把帖子在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张贴出去。这件事说做就做，当下分头行动，抄写帖子、翻印照片，一共制作了50份帖子，当天晚上就送进了邮局。
刑警黄得邦、喻辛成在返回公安局的路上，天空飘下了雨点。两人没有带雨具，冒雨往回骑车。没想到雨越下越大，等回到市局的时候，他们的衣服都已经被淋湿了。黄得邦是扛米包子出身，身体一向强壮，喝碗姜汤散散寒气就解决问题了。喻辛成虽然年轻，但身体却没黄得邦强健，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次日早上竟然烧得昏昏沉沉，却还挣扎着要去公安局上班，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十分疼爱，两口子一商量，就由老爸偷偷瞒着儿子到隔壁的一家纱厂借打电话，代替儿子向公安局请假。那时也没有病假单一说，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老爸回去一说，喻辛成这才重新躺下。他母亲又去对面巷子请来一位中医把脉开方，抓来中药煎了让儿子服下。
黄得邦上班后，听说喻辛成生病了，便知道是昨天那场雨淋出的毛病，心里不禁有些内疚，自责没有照顾好新同志。他向领导打了个招呼，就去喻辛成家看望喻辛成。当时，黄得邦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对于侦查拉斐斯失踪案发生了柳暗花明的作用。
黄得邦到达喻辛成家时，喻辛成吃过中药刚睡了一觉，出了一身汗，人觉得爽快多了，精神也好了一些。他看见黄得邦感到非常高兴，却又为自己生病而耽误了侦查案子而不安。他想利用黄得邦登门的机会跟对方聊聊侦查思路，于是就要求家庭妇女身份的母亲回避。他的母亲正要张罗着招待黄得邦，却听儿子要求自己去邻居家待着，不禁大恼，说我是家庭主妇，怎么自家屋里也不能待了？喻辛成说我要跟老黄同志谈工作，我干的是刑警，所有工作都是绝对保密的，连父母也不能知道，平时你们看我几时回家说到过工作上的事情？连已经侦破了的案子外面都已经传说得沸沸扬扬了，你们问我还不说哩。妈妈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一番话说得喻母好不扫兴，但她又不得不承认儿子说的是事实。这喻辛成对于刚进公安局时所接受的保密规定教育执行得不折不扣，没有一丝走样，此刻有黄得邦在场，更是要做得特别到位。但是，黄得邦对此倒不以为然，他见喻母一脸不悦地要回避出去，便开口唤住，对喻辛成说这件事育婴堂方面连寻人帖子都已经张贴到火车站去了，还有什么保密的？至于我们的侦查工作，目前没有任何思路，今天也不过是随便聊聊，你没有必要让你妈妈回避的。说着，就对喻母说没有关系的，我们谈我们的，你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记得不要把我们说的话传到外面去就是了。
喻母于是便很开心，连连点头，然后就沏茶送烟，又是水果又是点心，忙得很欢。黄得邦和喻辛成就说起了案子，越说越觉得蹊跷，说人明明是从育婴堂里面失踪的，怎么就找不到出去的途径呢，这不是见鬼了吗？
两人说到这里，不禁大觉沮丧，一个长吁，一个短叹。这时，喻母再次出现在房门口，小心翼翼地开口问她是否可以说几句话。喻辛成正心烦，说妈妈你真是得寸进尺了，老黄同志允许你不回避了，你听着了我们分析案情的话头，就异想天开也想发表意见了，这是干扰我们的工作。他还要往下说，被黄得邦阻止了，说领导教育说人民公安的工作是群众专政，我们侦查案件依靠的就是人民群众，你妈妈有话要说，怎么不可以呢？让她发表意见，欢迎她给我们的工作出主意，如果她出的主意对于我们的侦查工作有用，我们还得好好感谢她才是呢！
喻母听得大喜，当下就开口说出了一个看法。她这一说，竟使儿子和黄得邦惊喜得差点高呼口号！
喻母刚才进进出出间，已经听明白了儿子他们面临着的是一桩什么样的案件，又听儿子和黄得邦在分析育婴堂与外面的沟通渠道，暗忖他们遗漏了一条重要通道，于是禁不住就要提醒一下了。这条通道，就是育婴堂的那口大抽斗！
什么叫大抽斗呢？原来，所有育婴堂都有一个规定：前来送婴儿的父母或者其他人，是不能跟育婴堂方面的人见面的。这主要可能是出于生怕以后有反悔而找接收弃婴的人纠缠的原因。那么，怎样交接婴儿呢？育婴堂方面自有妙法：他们在围墙上制作了一个抽斗，这个抽斗是墙内墙外两面都能打开的。送婴者只要把婴儿放进抽斗，然后扯开旁边的绳子，就可以离开了。绳子的另一头与墙内那个收婴房内部的一个铃子相连，外面一扯绳子，里面铃声顿响，24小时昼夜都在的值班人员就必须马上打开抽斗，取出婴儿，进行登记，然后根据年龄分别安置到各个班喂养。喻母的意思是：既然这个大抽斗可以接收婴儿，那就也可以把婴儿送出去。
这个提醒对于两个刑警真有茅塞顿开之效，他们一面欣喜，一面却暗叫惭愧：怎么连这个情况竟然都不知道？事后黄得邦在大脑记忆库里费力搜寻了一番，隐约记得小时候好像曾经听说过育婴堂的大抽斗，但因为跟他从未有过关系，所以渐渐也就淡忘了。
当下，喻辛成兴奋得连病也似好了，不顾老妈的劝阻，执意要马上和黄得邦一起去育婴堂调查。
六
当下，黄得邦和喻辛成立马赶到天光育婴堂，径直往劳嬷嬷办公室。劳嬷嬷一听来意，忙说对对对，我们这里是通过那个里外相连的大抽斗接受弃婴的。喻辛成的语气就有些不和顺了，说那之前我们来过两次，你怎么都没说呢？劳嬷嬷忙不迭地道歉，连说“是我疏忽了，疏忽了”，小心翼翼地觑觑黄得邦的脸色，说全国所有的育婴堂都是用这样的大抽斗接受弃婴的，所以，“育婴堂的大抽斗”是非常有名的，我想当然地以为你们是知道的，所以也就没有提醒那里还有一个渠道。
黄得邦说闲话少说，你快领我们去看看吧。劳嬷嬷就引领着他们前往后院，叩开了厨房旁边的那个里外两间的房子的门。进去，外间是仓库，摆放着一排排木柜子，劳嬷嬷介绍说那是盛放婴儿衣物、被褥的；里间比外间小得多，不过七八个平方米，有一张大桌子和一个椅子，桌子上方悬下一盏电灯，桌上摆着一个厚厚的本子，旁边有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墙上挂着一口有些年头的挂钟。椅子一侧的墙上，有一个抽斗。抽斗上方的墙上悬着一个铜铃，铃的顶端系着细绳，从墙上的一个小孔里穿进去，在墙外留下一截绳头。
劳嬷嬷指着铜铃，说外面来人把弃婴放入抽斗后，牵动绳子，这铜铃就会发出声响。里面的值班嬷嬷就会把抽斗拉开，将婴儿取出来。先放在桌上检查一番，然后根据墙上挂钟显示的时间在本子上登记婴儿的资料，如果婴儿身上没有附名字，那就根据性别写上“弟弟”或者“妹妹”，回头由她重新给起名。
黄得邦看看给他们开门的那个30多岁的嬷嬷，问你叫什么名字。对方答称叫鲁雪娟。黄得邦又问，鲁雪娟你是不是这里的固定值班员？鲁雪娟摇摇头，正要开口说明时劳嬷嬷已经作了解释，说这里是必须24小时一直有人值守着的，由于不能离开，所以很是枯燥乏味，大家都不大愿意过来。所以，育婴堂就规定了轮值制度，由识字的嬷嬷一天一轮来值守，上一天一夜班，次日可以休息一天，育婴堂还供应一顿夜餐。
刑警于是就问鲁雪娟，发生拉斐斯失踪之事的那天轮到谁值班。鲁雪娟说这个我倒不清楚，因为值班不是我排的，反正不是我值班。劳嬷嬷说值班的嬷嬷一共有8个人，一人一天，那天肯定不是她。排班和负责通知以及处置意外情况的是张嬷嬷，鲁雪娟你去把她叫来。
片刻，张嬷嬷就过来了，刑警认出她就是曾经见过面的协助劳嬷嬷管事的两个嬷嬷之一。张嬷嬷带来了工作记录本子，翻了翻，说2月24日发生拉斐斯失踪之事的那天是那个名叫包菊妹的嬷嬷轮值，那天按规定不应是她，但她说因为轮到她值班的那天家里有事，所以，跟轮到那天值班的嬷嬷商量后临时调了一下。黄得邦听着心里就闪过了一丝疑窦，于是就问包菊妹今天是否上班，我们想找她谈话。张嬷嬷说她今天上班的，我去叫她。劳嬷嬷征求刑警的意见说是不是到我办公室去谈，这里有点冷呢，看这位先生有点打抖哩。
黄得邦想起喻辛成是带病过来调查的，而这间屋子也确实是有些阴冷，于是就说也好。两个刑警和劳嬷嬷、张嬷嬷一起去了楼房内劳嬷嬷的办公室，但张嬷嬷去了好一阵还不见包菊妹前来。劳嬷嬷吃不准了，说包菊妹今天上班的，你们刚才来找我前我还看见过她的嘛，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呢？正说着，外面一阵脚步响，张嬷嬷急急而来，气喘吁吁地说包菊妹不见了，她找了好一阵也没见影子，就去问了看门的袁老头，袁老头说包菊妹已经回家了，就是刚才的事。
黄得邦马上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让张嬷嬷别离开，又让劳嬷嬷差人唤来那个鲁雪娟，当场向张、鲁两人发问：是否对包菊妹说过我们在调查“抽斗”的话？鲁雪娟的脸色便有些异样，劳嬷嬷马上指着她喝问：“快说！是怎么回事？”
鲁雪娟便说她刚才被劳嬷嬷打发去唤张嬷嬷的时候，在楼房通往后院的门口遇上包菊妹，包菊妹问她怎么离开值班室了，她便把公安局来人在查问2月24日值班人之事简言了两句。当时也没有想到包菊妹听了竟会吓得马上逃跑。
刑警也顾不上责怪鲁雪娟，寻思包菊妹这一逃不正说明问题了吗？眼下是追人要紧了，便向劳嬷嬷索要包菊妹的家庭住址。劳嬷嬷对于此事觉得很是不安，担心警察会怀疑是她故意让人给包菊妹通风报信的，所以提出她也一起去，理由是你们不认识包菊妹，只怕当面见了也会错过。刑警听着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同意了，仨人立马直奔包菊妹家而去。
出乎意外的是，包菊妹却并没有回家。她家是铁将军把门，问邻居都说刚才没见她回来过。刑警于是就去了派出所，户籍警一听是来办理一起涉外刑案的，自是非常重视，当即跟着刑警一起过来了。户籍警出场，了解情况就顺畅多了，先是打发劳嬷嬷回了育婴堂，他们便去找了居委会主任和治保委员，询问包菊妹的家庭情况。这才知道原来这个38岁的女人是一个寡妇，其夫早在10年前就已经病殁了。她有一个女儿，19岁，是富丰纱厂的挡车工，元旦刚结婚嫁到了前面横街上的一户棺材铺子。
刑警便想包菊妹会不会躲到了女儿那里？便由户籍警陪同着前往棺材铺子，却扑了个空，包菊妹的亲家说她没有来过，而她女儿则去纱厂上班了。
黄得邦3人返回包菊妹住所门前，议了议，认为有必要查看一下包菊妹家里的情况。那时也没有什么搜查证制度，所以不必办手续，让治保委员去找了个锁匠来把锁具捅开了就入内查看。这一看，不禁觉得奇怪：房间里竟有男性生活用品，衣服、鞋子什么的，还有一顶灰色鸭舌帽。包菊妹的丈夫已经去世10年了，所以这不可能是其夫的东西，而且从床上卧具看来这几天那个男子还来过过夜的。刑警思忖不知这起洋童失踪案是否跟包菊妹的这个情夫有关？于是就更加迫切地想找到包菊妹本人了。商量下来，户籍警留下守株待兔，黄得邦和喻辛成则去包菊妹的女儿打工的纱厂找其女儿打听消息。
但包菊妹的女儿不知是确实不清楚其母的情况呢，还是知道而故意隐瞒，面对着刑警的询问只是摇头，即使开口也是一问三不知，反复说着“我不知道”——后来知道这个19岁的新娘子确实不知道包菊妹参与了拐卖拉斐斯的犯罪活动，但对于其母轧姘头是清楚的，因为担心丢丑，所以对刑警来了个一问三不知。
黄得邦于是改口打听她家有些什么亲戚，住在哪里。这，包菊妹的女儿不能再摇头说不知道了，只好一一说了。亲戚不多，也就五六家，而且住得都比较集中，就在方圆3里地之间。刑警于是就逐家走访，但每家都没有包菊妹的消息，也没有听说过她有过跟拉斐斯失踪案相关的信息。
这下，黄得邦和喻辛成头又痛了。两人商量了一下，先在外面打了个电话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表扬了他们，指示说继续抓紧调查下去，如果需要增派警力就给局里打电话。黄得邦想这会儿线索还是集中在那个逃掉了的包菊妹身上，得找对路子才能查摸到她的情况，人多也不起作用，于是就说谢谢领导鼓励关心，我们两个先干起来再看吧。
黄得邦觉得路走到这里，似乎没辙了，便问喻辛成你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那喻辛成毕竟年轻，抵抗力强，带病在外面奔波了大半天，这会儿反倒觉得神清气爽了，说我们何不再去育婴堂查查看。我想凭那包菊妹一个人也不大可能完得成把拉斐斯偷出育婴堂的活儿，可能有同党也难说啊！黄得邦听着觉得言之有理，于是两人就再奔育婴堂。
使人大大出乎意料的是，育婴堂的那个主持者劳嬷嬷竟然先刑警一步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当黄得邦和喻辛成赶去时，她已经和两个助手张嬷嬷、苏嬷嬷通过逐个找2月24日出事那天在上班的众嬷嬷谈话，找到了一个神色不自然得有些慌张的汪姓嬷嬷。这个名叫汪冰琦的嬷嬷是负责拉斐斯所在的那个儿童组的，而且跟已经逃跑的包菊妹平时关系非常密切，听说还是结拜姐妹。因此被劳嬷嬷列为重点调查对象，找她谈话时言语间就显出一份异样的感觉。这样，汪冰琦就觉得不对头了，于是神情慌张，但嘴上还是一口咬定她什么都不知道。劳、张、苏3个又不是当警察的，一时倒还真没办法对付下去哩。而刑警，就是在这当儿突然出现的。
劳嬷嬷一看黄得邦、喻辛成出现在办公室门口，马上作出反应，指着刑警说：“汪冰琦，你还想替包菊妹隐瞒吗？那只好让警察先生把你铐到局子里去了，进去后，看你还能挺得下去吗？”
汪冰琦见突然冒出了警察，还真以为是来抓她的，不禁吓得瑟瑟作抖，她原本是好好坐在椅子上的，这时忽然身子一软从椅子上滑溜下来，瘫坐在地板上。黄得邦使了个眼色，喻辛成便上前瞪着她道：“就凭你这份胆量，还敢做这种事情？你交不交代？交代，可以从宽处理；不交代，就是抗拒了，那只好从严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铐，拍在桌上。
汪冰琦吓得语不连贯，连声说：“我交代！我交代！”
劳嬷嬷向张、苏使个眼色，仨人就回避出去了。汪冰琦向刑警作了如下交代——
汪冰琦和包菊妹关系一向很密切，两人确实还拜过把子，包菊妹大汪冰琦4岁，算是姐姐。这个姐姐对汪冰琦平素里倒是不错的，不管是育婴堂内还是家里的事情，能够帮得上忙的就帮忙，哪怕自己要蒙受若干经济损失也是毫不含糊。这样，汪冰琦就打心底里对包菊妹充满了感激之情，总想找个机会回报一下。2月22日晚上，包菊妹忽然去了她家，说有桩事情想请汪冰琦帮个忙。汪冰琦马上表态没有问题，请包菊妹只管开口就是。
但是，当包菊妹开口一说，汪冰琦却是暗吃一惊——竟是让她从她管理的外籍儿童中选一个容貌端正、身体健康、聪明伶俐的两岁以下的男孩交给包菊妹偷偷送出育婴堂去。包菊妹说这是一位朋友托过来的，那位朋友跟她的关系特别铁，她无法推诿，所以必须帮忙。汪冰琦说根据育婴堂的规矩，社会上凡是有抚养能力和条件的人士都能向育婴堂提出认领孩子的请求，而且据她所知天光育婴堂还从未拒绝过这种申请，姐姐你何必放着这条路不走，而要冒着风险去这样做呢？
包菊妹说妹妹你有所不知，我也知道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向育婴堂提出领养申请，可是这样做起码得花费半个月时间，人家那边等不及。况且，现在人民政府有新规定：育婴堂的外籍儿童不能送给别人领养了。而我那位朋友，就是点名要一个金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洋囡囡啊！所以，这件事只有请你帮忙了。你放心，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保证不会出娄子，事成后，人家可是有厚酬的！
汪冰琦一是不便拒绝，二是听说有厚酬就动心了。她想了想，问包菊妹你打算怎样做这件事。包菊妹便说了她的计划：准备后天下手，下午孩子们去草坪上活动时，你只要把选中的那个洋囡囡偷偷留在楼房里就可以了，我自己去处理。汪冰琦听着觉得这倒并不犯难，不过有一个问题：那个孩子如果哭吵着也要一起下楼去玩怎么办？孩子一哭，就会引起别的嬷嬷的注意，那就必须把他一起领出去了。包菊妹说这没关系，我给你一小瓶药水，到时候你只要往手帕上倒一点，悄悄朝他鼻子下一抹，他就会睡着了。
汪冰琦又想到了一个问题：那你怎样把这个孩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弄出育婴堂呢？包菊妹说我到时候排在收婴房值班，值班的还兼管整理仓库，我只要推辆车子假装运送被褥，那时楼房里又没有人，有谁发现得了？放在车子上运到收婴房后，往抽斗里一放，外面接应的人就可以把孩子带走了。所以你放心，肯定不会出事的。
包菊妹说得如此确凿，汪冰琦想想的确没有问题，于是就点了头。包菊妹马上拿出一个黄金戒指送给她，说这是人家预付的报酬。
到了次日下午，包菊妹在育婴堂悄悄对汪冰琦说明天下手，又问是否物色好了洋囡囡。汪冰琦说她看来看去，好像那个叫拉斐斯的意大利儿童最为合适了。包菊妹不放心，特地到汪冰琦这里来看了一下拉斐斯，觉得还算满意，于是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2月24日，包菊妹所策划的行动开始了。汪冰琦按照包菊妹所嘱把拉斐斯麻醉过去后，就带着孩子去了草坪，没有看见包菊妹是如何下手的，估计是把拉斐斯放在手推车里上面盖了被褥运往后面收婴房的。
汪冰琦说完后，号啕大哭。刑警便唤来劳嬷嬷她们劝慰，尽管汪冰琦肯定是要被拘捕了的，但是先得把情绪安抚得平静些，因为还有情况需要了解。劳嬷嬷看出苗头不对，把黄得邦扯到一旁悄悄打听是否要把汪冰琦抓走，言语间有着想替汪冰琦求情的意思。黄得邦说事情到这一步，别说他这个小刑警了，就是他们刑警队头头恐怕也不敢说不必拘捕了。当然，汪冰琦是在拘捕前交代的，所以按照“坦白从宽”的政策，可以获得宽大处理。如果她有立功表现，那情况就更能乐观些了。劳嬷嬷你可以劝劝她，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会给她记一笔，以后就能够作为从轻处理的依据了。
劳嬷嬷依言而行，对汪冰琦劝说了一番，使她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也让她看到了若干希望。接着，刑警又对她进行了讯问，主要是了解包菊妹的下落。这个，汪冰琦就不知道了，因为包菊妹在2月22日找她说这件事时，根本没有说过会出事，育婴堂少一个小囡算什么呢？汪冰琦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当事发后刑警来育婴堂进行调查时，她已经有点慌了，包菊妹也没有那份镇定了，两人见面也不敢说话，生怕惹人怀疑。今天包菊妹的突然逃跑，令汪冰琦大吃一惊。她连包菊妹逃跑的消息也是听其他人说的，因此，根本不知道包菊妹逃到哪里去了。
包菊妹逃跑不知道，那就说说知道的吧：包菊妹跟一个男人相好的事你总知道的吧？你跟她是结拜姐妹关系嘛！汪冰琦说这个我知道的，包菊妹有一个情夫，名叫水亮明，是个汽车司机，住在盘门白虎坊，具体几号我没有去过，所以说不上来。
黄得邦马上给局里打电话，请求速派一辆吉普车到育婴堂来。汽车来后，先把汪冰琦送往看守所关押，然后又载着黄得邦、喻辛成前往盘门白虎坊。还是先去找了派出所，请户籍警相帮打听水亮明其人。那个年代，汽车司机是一份稀少而又含金量高的职业，户籍警到居委会一问，马上有人告诉确有水亮明这样一个人，住在白虎坊。
黄得邦、喻辛成就由户籍警陪同着前往水亮明家。水亮明正好在家，这是一个久闯三关六码头的角色，性格豪爽，刑警觉得跟他谈话很省力。他不用刑警费什么口舌就承认自己确实跟包菊妹有一腿，还说吃汽车司机这碗饭的免不了会有数名情妇，包菊妹是其中的一位。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并不把包菊妹的存在特别地当一回事，他从来不关心和过问包菊妹在外面做了些什么事情。这次刑警说了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因此，水亮明很抱歉自己不能对刑警提供什么帮助。
刑警离开水亮明家后，又通过居委会主任悄然向水亮明的邻居了解包菊妹逃跑后是否来过，邻居都说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个女人来白虎坊。
这样，接下去如何追查包菊妹的下落就成为一个大难题摆放在刑警面前了。这事应当怎样解决呢？黄得邦、喻辛成的头又觉得痛起来了。
七
苏州刑警黄得邦、喻辛成在为追查包菊妹的下落而头痛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外事警官许嘉峰的日子过得也不大舒坦。许嘉峰的不舒坦是因为这两天特别忙碌，忙得必须加班，甚至有时到晚上10点还不能下班。
什么事情弄得外事警官如此忙碌呢？原来，以往给申请离境的外籍侨民办理手续时，对于携带儿童没有一个严格规定，申请人只要在申请材料里书面作一说明即可，不必提交儿童照片。但是，最近由于发生了西方国家攻讦新中国政府在撤侨问题上“故意阻挠”，所以，上海市公安局颁布了新规定：携带儿童离境者，必须在公安局留下单独申请文件并附上所携儿童的照片，在交办上述文件照片时，还须将所携出境的儿童带至现场，让经办人员验明正身。本规定还适用于已经办理了离境证但尚未离开中国境内的所有外籍侨民，就是说那些已经获得离境证但还未离境的外国侨民，但凡有携带儿童的，都必须补办手续。
这样，市局外事警官就得把那些已经办理了离境证而尚未离境的外籍侨民的资料翻出来，替随时会赶来的外籍侨民办理。这个规定，当时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启事，广播电台也滚动播出，但还是生怕有人遗漏，所以，每天都得抽空给那些未来补办并且没有任何消息的外籍侨民打电话，一一通知到本人，让他们速来补办。
已经办理了离境证的美国化学教授麦迪逊先生的情况正是属于那种需要补办手续的外籍侨民，许嘉峰给他打了七八次电话，方才通上了话，一说，对方倒是很迫切的，说那我马上过来补办手续，谢谢您了，尊敬的许警官。许嘉峰说麦迪逊先生你来时一定要把所携离境的孩子本人带来，并带上一式两份的1寸照片。麦迪逊说我明白。
1小时后，麦迪逊给许嘉峰打来电话，说许先生我现在在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替孩子拍照，照相师答应马上冲洗出来，但总得等候一会儿，您能不能等我一会儿？我知道已经到您下班的时间了，所以感到非常抱歉。许嘉峰说没有问题，我等你就是了。
又过了大约1小时，麦迪逊带着孩子哈定过来了，送上照片和一份中英文的文字材料，说明孩子何年何月出生在上海海军医院，系其夫人某某所生，夫人现居住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某某大街；哈定跟其系父子关系。那时也没有什么出生证，就这样由本人作个说明就可以了。许嘉峰把照片和孩子本人对照了一下，就在麦迪逊的离境证的备注栏里注上“携带两岁男童壹名，与出境人系父子关系”，盖了章。至此，补办的手续就算完成了。麦迪逊拿到加注后的离境证后，非常高兴，反复向许嘉峰表示感谢，并对自己在2月23日的态度作了道歉，主动说明了原因：孩子患了重病，在广慈医院住院救治，所以，心情非常恶劣。许嘉峰听了也没有在意，说了两句客气话就结束了。
如果没有接下来发生的一桩巧事，这件事真的也就这样结束了，苏州天光育婴堂的外籍儿童失踪案也许就很难侦破了。但是，由于许嘉峰的一位同事要求许嘉峰替他代办一桩事情，从而就使麦迪逊沾上了晦气。许嘉峰在为麦迪逊补办了手续之后正要下班离开市局时，接到一位复旦大学同学的电话。这位同学是许嘉峰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在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工作，由于跟市局离得近，两人经常见面，有空还去咖啡馆喝喝咖啡，上德大西菜馆吃西餐。对方打电话给许嘉峰是要求代其前往北火车站接一下从外地来沪的一位亲戚，因为他正在参加一个会议，无法分身。
许嘉峰自然一口答应，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马上动身前往北火车站。他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苏州天光育婴堂张贴的寻找失踪儿童拉斐斯的帖子。顿时觉得这个孩子很是眼熟，一转念脑子里就冒出了麦迪逊带来补办离境手续的那个两岁男童哈定。再盯着帖子上的照片看了片刻，心里已经断定就是同一个人。当时，许嘉峰感到非常吃惊，但还是马上理清了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麦迪逊用苏州天光育婴堂失踪的那个意大利儿童拉斐斯来代替他前来办理携带出境手续的儿子哈定。
这时，许嘉峰等候的那趟列车到站了，许嘉峰的思路被打断，接站、吃晚饭、送往旅馆什么的折腾了一番，待到把对方交给赶来的那位同学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许嘉峰回到住所后，又接着想那件事：可是，据公平路明鑫公寓的白俄魔术师和清扫女工所说，麦迪逊确实是有一个被称为“儿子”的孩子的，他们在拉斐斯失踪前就已经多次见到过了。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次日，许嘉峰一上班就向科长说了这件事。科长是红军出身，在新四军就干保卫工作了，经验丰富，当下一听就作出了判断：“看来多半是那个美国佬的儿子因为那场重病而丧生了，他就找了一个替身想带回美国去。至于这样做是出于什么动机？那就不清楚了。小许，这样，麦迪逊不是说过他的孩子曾在广慈医院救治过吗？你马上去广慈医院走一趟，了解那个美国孩子——叫什么来着？对了，叫哈定？对，了解哈定的住院和治疗情况，要求广慈医院出具一份书面情况说明。我这边一会儿往苏州市公安局打个电话，跟他们沟通一下情况。”
许嘉峰这一去广慈医院，就决定了麦迪逊的厄运临头了：果真如科长所估料的，那个名叫哈定的美国儿童，是在2月19日因高烧不退而入院，被诊断为脑膜炎，救治无效，于2月20日上午10点43分死亡。他返回市局向科长一汇报，科长说我已经跟苏州方面联系过了，他们正为查摸不到线索而头痛呢，接到电话说马上赶来，这会儿肯定已在火车上了。小许你就等着吧，回头他们到了向他们介绍一下情况，如果他们需要你帮助做什么的，就配合一下。
苏州刑警黄得邦、喻辛成是当天中午赶到上海的，他们一下火车先在站台上找到了天光育婴堂张贴的寻人启事，因为手头没有失踪儿童拉斐斯的照片，干脆就把上面的照片揭了下来。两人都穿着便衣，此举马上引起了正在站台上协助铁路警方检查治安工作的两个铁路工人的注意，二话不说就抓。两人进了车站派出所，出示了证件，说明了情况这才被放行。
黄得邦、喻辛成去上海市公安局跟许嘉峰见面后，拿出帖子上撕下的照片，跟许嘉峰出示的麦迪逊留在办理离境材料里的被称为哈定的照片一比照，衣服不同，面容是一样的。两个刑警于是大喜，说总算找到这孩子的下落了。他们饭也顾不上吃了，急着要去公平路明鑫公寓麦迪逊的住处。许嘉峰说不急，因为十有八九拉斐斯不会在麦迪逊身边，因为之前那个哈定也是寄养在人家那里生活的，这会儿过去，孩子如果不在，反倒惊动了那主儿。我们先吃饭，商量一下看怎样走下一步。
饭吃好，办法也出来了：先由许嘉峰打印一份空白的离境人员携带儿童的登记表格，拿着这份表格去找麦迪逊，就说需要补填这样一份表格。如果拉斐斯在明鑫公寓，那就当场行动；不在的话，此举也算是师出有名了，不至于惊动了麦迪逊。然后，就得在那里蹲守了，麦迪逊总要出门的，只要出门就由苏州刑警跟踪麦迪逊，能够直接找到寄养孩子的地方那当然最好。
考虑到行动便捷，许嘉峰特地向局里借了一辆小吉普，3人前往公平路。车抵明鑫公寓斜对面的岔路口，司机回头问许嘉峰停在哪里。坐在后排的许嘉峰忽然压低了声音，指着站在公寓台阶上正跟那个白俄清扫女工留娜说话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外国男子：“看，这就是麦迪逊！”
喻辛成眼尖，只一看就瞄清了麦迪逊拎在手里的网线袋里的东西：“他是准备出去吧？看他手里还提着东西，有奶粉罐、饼干什么的，别是去孩子那里吧？那我们正好跟踪他。”
于是，小吉普拐到了公寓门口看不见的那条马路上，黄得邦、喻辛成下车，装成路人分开朝公寓门前走去。麦迪逊没有提防，只管朝前走着，七拐八弯走上了霍山路，来到某号门前驻步，举手叩门，一个中国男子开了门，把麦迪逊迎了进去。
这时，许嘉峰的小吉普也尾随而至，仨人稍一商议，许嘉峰说你们在这边盯着，我去派出所找户籍警了解一下情况后再作计议。
派出所户籍警的意思是先让居委会干部摸一下情况再说，许嘉峰点了头。两人去了居委会，打听到某号里面住着4户居民，都是平民百姓，不知是哪一家在跟外国人打交道。居委会主任说要么我让居民小组长去了解一下情况？户籍警跟许嘉峰商量后，说可以，不过一定要小心，不要打草惊蛇。
居民小组长就以相帮电灯公司调查电源使用情况去了霍山路某号，出来后告诉民警说那个外国人正在一户姓包的居民家喝酒，一起喝酒的除了男主人包步岗，还有一个苏州口音的女子，她还照料着一个金头发的外国小孩，女主人则在烧菜。
许嘉峰跟黄得邦、喻辛成接触时间很短，对方还没顾得上介绍苏州方面侦查该案的情况，所以，许嘉峰并不知道苏州刑警还有另一追查育婴堂嬷嬷包菊妹下落一节，对于此刻居民小组长所说的“苏州口音女子”没有反应。使他兴奋的倒是那个金发小孩，看来，肯定是苏州育婴堂失踪的那个拉斐斯了。这时黄得邦也过来打听消息了，听说后马上决定动手。
一行人便进了29号大门，一下子就把麦迪逊堵在里面，金发男童正是失踪的拉斐斯，而那个“苏州口音”的女子，自然是包菊妹了。
一番询问后，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麦迪逊有一位同乡朋友名叫亚当斯的，原是美国的一位无线电工程师，抗战中期来中国当了“军统”的技术顾问，抗战结束后离开了“军统”，在上海做毒品生意，跟一法国旅沪女子姘居后得一男童，寄养在南市文庙附近一个中国人家里。上海解放时，亚当斯已在香港坐镇指挥贩卖毒品待了将近1年，由于害怕共产党找他算账，就不敢进入中国大陆。那个法国女子早在一年前就已离其而去，亚当斯也不念，在乎的倒是他那个亲生儿子哈定，一心想将其送往美国老家继承香火。他就给麦迪逊发来一个电报，同时汇来5000美元，要求麦迪逊替他把孩子带往美国。
麦迪逊正有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打算，再说他跟亚当斯确实关系很铁的，自然一口答应。他先去南市把哈定领走，委托他所住的明鑫公寓附近的霍山路上的一户居民领养，然后对外放风说他有一个儿子，准备带回美国。作了一番铺垫后，麦迪逊就开始着手办理离境手续。顺利获得离境证后，他认为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就给亚当斯发了电报，说将于近日离沪出境。亚当斯为表示感谢，又给他电汇了3000美元。
哪知，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麦迪逊紧锣密鼓地作着回国准备的时候，2月19日哈定忽然患病，麦迪逊得知后连忙赶去，把孩子送往上海最好的广慈医院，可是医生回天乏力，最终未能将这个患了脑膜炎的两岁幼龄儿童救治过来，于次日去世。麦迪逊这下急了，他知道亚当斯的性格，一是多疑，二是残忍，三是果断，未能把孩子带回去的后果肯定是会相当严重的。那主儿跟黑社会的关系千丝万缕，只要歪一歪嘴，世上可能就没有他麦迪逊这个人了。再说，亚当斯给他两次汇来的8000美元经费，大多已经给他买了古玩准备带回美国去的(后来案发后警方请专家鉴定，发现全是赝品)，又怎么算这笔账？
不过，麦迪逊并不是那种一棵树上吊死的书呆子，他在上海混了这么久，已经深知乱世中混人生的真谛，在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另外找一个大体上相似的孩子带回美国。亚当斯跟他那个儿子的最后一次见面至今已经有1年时间，而自出生以来也一共见了数次面据说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一整天时间的，一般说来是不会发现孩子已被掉了包。万一被察觉，他也可以抵赖，并且提醒对方：那个法国女人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可是朋友圈内众所周知的，你怎么能够肯定哈定板上钉钉那样就是你亚当斯先生的儿子呢？麦迪逊想来想去，觉得眼下只有这样一条路还可以走，于是就着手实施。但他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办成，担心签证失效，于是就去找许嘉峰要求延长时间，担心警官会去广慈医院调查，故又不敢说孩子患病了，结果就给事情的败露留下了隐患。
麦迪逊自有他的一套道理，他知道自己尽管在上海混了数年，但是要他在短时间内迅速找到一个靠得住的途径弄一个符合条件能够冒充死去的哈定的儿童，那难度还是大得不可想象的。那怎么办呢？他自有法子，在2月21日上午找到了霍山路某号那家领养哈定的居民，说孩子是由于你们领养不当才患上了毛病，患了病又延缓送医院的时间，最后导致无法治疗而死亡。所以，你们得承担这个责任的。这家伙把人家吓了个激灵，偏偏那个男主人名叫包步岗的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替大汉奸周佛海看过几天门，在国民党手里已经被作为“附逆分子”捉进去过一次，解放后看共产党的行事风格，一直在担心是否会“二进宫”，所以不敢张扬出去。无奈之下，包步岗只好向麦迪逊反复求告，说您看这件事应该如何解决才行，您拿个主意出来，只要我能做到的，肯定立马办理。
这正合了麦迪逊的思路，于是就说那这样吧，你设法去哪里弄一个你们上海人所说的洋囡囡来交给我，让我好向朋友交差。包步岗觉得这倒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法子，而且似乎风险也小，他就答应了，马上想到了育婴堂。包步岗的堂妹包菊妹在苏州育婴堂当嬷嬷，可能有办法的。一说，麦迪逊大喜，说这法子肯定行的，你让你堂妹赶紧做好，我要感谢她的，说着就拿出了两个金戒指、1条项链、一副金耳环交给包步岗，说这是给你堂妹的报酬。又拿出40万元钱(旧币，相当于新币40元)说这是给你的活动经费，你立马动身去苏州，一定要把这件事办成。
于是，包步岗立刻前往苏州，对堂妹包菊妹说了情况。包菊妹原本胆子就大，加上贪财，看着那几件黄金首饰垂涎欲滴，几乎毫不迟疑就答应了。包步岗于是就跟堂妹一起策划了如何实施窃童行动，当晚就由包菊妹去找汪冰琦商谈相帮，获准。一切进行得很是顺利，2月24日下午这对堂兄妹互相配合，顺利完成了行动。
孩子到手后，包步岗当即去了火车站，把孩子带回上海家中，然后通知麦迪逊过去验收。麦迪逊去了一看，觉得很是满意，于是就让包家暂时领养着，关照说这回可不能再大意了，有什么不好的苗子可随时找我，反正也没有几天我就要回国了。
包菊妹参与了这桩犯罪活动，她没有料到事情竟会迅速败露，慌乱之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即滑脚，逃往上海堂兄家中。包步岗对于堂妹的不期而至大喜过望，因为那个拉斐斯不习惯陌生环境、陌生人，吵得不可开交，使他们夫妇既担心孩子是否会因此而患病，又担心惊动了邻居报告居委会而露馅儿。包菊妹的到来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好让她稳住平时就熟悉了的拉斐斯。
哪知，这桩罪行最终还是败露了。苏州刑警跟上海警方会商后，决定将包步岗、包菊妹拘捕，押解苏州处置；麦迪逊也被拘留，寄押上海市看守所。
这起刑事案件至此终于被圆满侦破。不久包氏兄妹被判刑，另一嬷嬷汪冰琦因主动交代符合坦白从宽的政策条件，未作刑事处理；麦迪逊在拘留30天后写了悔过书后取保暂释，后又被宣告因在中国境内犯罪而被驱逐出境。1950年4月30日，麦迪逊在天津大沽口搭乘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戈登将军号”轮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苏州刑警黄得邦、喻辛成在为追查包菊妹的下落而头痛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外事警官许嘉峰的日子过得也不大舒坦。许嘉峰的不舒坦是因为这两天特别忙碌，忙得必须加班，甚至有时到晚上10点还不能下班。
什么事情弄得外事警官如此忙碌呢？原来，以往给申请离境的外籍侨民办理手续时，对于携带儿童没有一个严格规定，申请人只要在申请材料里书面作一说明即可，不必提交儿童照片。但是，最近由于发生了西方国家攻讦新中国政府在撤侨问题上“故意阻挠”，所以，上海市公安局颁布了新规定：携带儿童离境者，必须在公安局留下单独申请文件并附上所携儿童的照片，在交办上述文件照片时，还须将所携出境的儿童带至现场，让经办人员验明正身。本规定还适用于已经办理了离境证但尚未离开中国境内的所有外籍侨民，就是说那些已经获得离境证但还未离境的外国侨民，但凡有携带儿童的，都必须补办手续。
这样，市局外事警官就得把那些已经办理了离境证而尚未离境的外籍侨民的资料翻出来，替随时会赶来的外籍侨民办理。这个规定，当时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启事，广播电台也滚动播出，但还是生怕有人遗漏，所以，每天都得抽空给那些未来补办并且没有任何消息的外籍侨民打电话，一一通知到本人，让他们速来补办。
已经办理了离境证的美国化学教授麦迪逊先生的情况正是属于那种需要补办手续的外籍侨民，许嘉峰给他打了七八次电话，方才通上了话，一说，对方倒是很迫切的，说那我马上过来补办手续，谢谢您了，尊敬的许警官。许嘉峰说麦迪逊先生你来时一定要把所携离境的孩子本人带来，并带上一式两份的1寸照片。麦迪逊说我明白。
1小时后，麦迪逊给许嘉峰打来电话，说许先生我现在在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替孩子拍照，照相师答应马上冲洗出来，但总得等候一会儿，您能不能等我一会儿？我知道已经到您下班的时间了，所以感到非常抱歉。许嘉峰说没有问题，我等你就是了。
又过了大约1小时，麦迪逊带着孩子哈定过来了，送上照片和一份中英文的文字材料，说明孩子何年何月出生在上海海军医院，系其夫人某某所生，夫人现居住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某某大街；哈定跟其系父子关系。那时也没有什么出生证，就这样由本人作个说明就可以了。许嘉峰把照片和孩子本人对照了一下，就在麦迪逊的离境证的备注栏里注上“携带两岁男童壹名，与出境人系父子关系”，盖了章。至此，补办的手续就算完成了。麦迪逊拿到加注后的离境证后，非常高兴，反复向许嘉峰表示感谢，并对自己在2月23日的态度作了道歉，主动说明了原因：孩子患了重病，在广慈医院住院救治，所以，心情非常恶劣。许嘉峰听了也没有在意，说了两句客气话就结束了。
如果没有接下来发生的一桩巧事，这件事真的也就这样结束了，苏州天光育婴堂的外籍儿童失踪案也许就很难侦破了。但是，由于许嘉峰的一位同事要求许嘉峰替他代办一桩事情，从而就使麦迪逊沾上了晦气。许嘉峰在为麦迪逊补办了手续之后正要下班离开市局时，接到一位复旦大学同学的电话。这位同学是许嘉峰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在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工作，由于跟市局离得近，两人经常见面，有空还去咖啡馆喝喝咖啡，上德大西菜馆吃西餐。对方打电话给许嘉峰是要求代其前往北火车站接一下从外地来沪的一位亲戚，因为他正在参加一个会议，无法分身。
许嘉峰自然一口答应，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马上动身前往北火车站。他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苏州天光育婴堂张贴的寻找失踪儿童拉斐斯的帖子。顿时觉得这个孩子很是眼熟，一转念脑子里就冒出了麦迪逊带来补办离境手续的那个两岁男童哈定。再盯着帖子上的照片看了片刻，心里已经断定就是同一个人。当时，许嘉峰感到非常吃惊，但还是马上理清了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麦迪逊用苏州天光育婴堂失踪的那个意大利儿童拉斐斯来代替他前来办理携带出境手续的儿子哈定。
这时，许嘉峰等候的那趟列车到站了，许嘉峰的思路被打断，接站、吃晚饭、送往旅馆什么的折腾了一番，待到把对方交给赶来的那位同学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许嘉峰回到住所后，又接着想那件事：可是，据公平路明鑫公寓的白俄魔术师和清扫女工所说，麦迪逊确实是有一个被称为“儿子”的孩子的，他们在拉斐斯失踪前就已经多次见到过了。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次日，许嘉峰一上班就向科长说了这件事。科长是红军出身，在新四军就干保卫工作了，经验丰富，当下一听就作出了判断：“看来多半是那个美国佬的儿子因为那场重病而丧生了，他就找了一个替身想带回美国去。至于这样做是出于什么动机？那就不清楚了。小许，这样，麦迪逊不是说过他的孩子曾在广慈医院救治过吗？你马上去广慈医院走一趟，了解那个美国孩子——叫什么来着？对了，叫哈定？对，了解哈定的住院和治疗情况，要求广慈医院出具一份书面情况说明。我这边一会儿往苏州市公安局打个电话，跟他们沟通一下情况。”
许嘉峰这一去广慈医院，就决定了麦迪逊的厄运临头了：果真如科长所估料的，那个名叫哈定的美国儿童，是在2月19日因高烧不退而入院，被诊断为脑膜炎，救治无效，于2月20日上午10点43分死亡。他返回市局向科长一汇报，科长说我已经跟苏州方面联系过了，他们正为查摸不到线索而头痛呢，接到电话说马上赶来，这会儿肯定已在火车上了。小许你就等着吧，回头他们到了向他们介绍一下情况，如果他们需要你帮助做什么的，就配合一下。
苏州刑警黄得邦、喻辛成是当天中午赶到上海的，他们一下火车先在站台上找到了天光育婴堂张贴的寻人启事，因为手头没有失踪儿童拉斐斯的照片，干脆就把上面的照片揭了下来。两人都穿着便衣，此举马上引起了正在站台上协助铁路警方检查治安工作的两个铁路工人的注意，二话不说就抓。两人进了车站派出所，出示了证件，说明了情况这才被放行。
黄得邦、喻辛成去上海市公安局跟许嘉峰见面后，拿出帖子上撕下的照片，跟许嘉峰出示的麦迪逊留在办理离境材料里的被称为哈定的照片一比照，衣服不同，面容是一样的。两个刑警于是大喜，说总算找到这孩子的下落了。他们饭也顾不上吃了，急着要去公平路明鑫公寓麦迪逊的住处。许嘉峰说不急，因为十有八九拉斐斯不会在麦迪逊身边，因为之前那个哈定也是寄养在人家那里生活的，这会儿过去，孩子如果不在，反倒惊动了那主儿。我们先吃饭，商量一下看怎样走下一步。
饭吃好，办法也出来了：先由许嘉峰打印一份空白的离境人员携带儿童的登记表格，拿着这份表格去找麦迪逊，就说需要补填这样一份表格。如果拉斐斯在明鑫公寓，那就当场行动；不在的话，此举也算是师出有名了，不至于惊动了麦迪逊。然后，就得在那里蹲守了，麦迪逊总要出门的，只要出门就由苏州刑警跟踪麦迪逊，能够直接找到寄养孩子的地方那当然最好。
考虑到行动便捷，许嘉峰特地向局里借了一辆小吉普，3人前往公平路。车抵明鑫公寓斜对面的岔路口，司机回头问许嘉峰停在哪里。坐在后排的许嘉峰忽然压低了声音，指着站在公寓台阶上正跟那个白俄清扫女工留娜说话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外国男子：“看，这就是麦迪逊！”
喻辛成眼尖，只一看就瞄清了麦迪逊拎在手里的网线袋里的东西：“他是准备出去吧？看他手里还提着东西，有奶粉罐、饼干什么的，别是去孩子那里吧？那我们正好跟踪他。”
于是，小吉普拐到了公寓门口看不见的那条马路上，黄得邦、喻辛成下车，装成路人分开朝公寓门前走去。麦迪逊没有提防，只管朝前走着，七拐八弯走上了霍山路，来到某号门前驻步，举手叩门，一个中国男子开了门，把麦迪逊迎了进去。
这时，许嘉峰的小吉普也尾随而至，仨人稍一商议，许嘉峰说你们在这边盯着，我去派出所找户籍警了解一下情况后再作计议。
派出所户籍警的意思是先让居委会干部摸一下情况再说，许嘉峰点了头。两人去了居委会，打听到某号里面住着4户居民，都是平民百姓，不知是哪一家在跟外国人打交道。居委会主任说要么我让居民小组长去了解一下情况？户籍警跟许嘉峰商量后，说可以，不过一定要小心，不要打草惊蛇。
居民小组长就以相帮电灯公司调查电源使用情况去了霍山路某号，出来后告诉民警说那个外国人正在一户姓包的居民家喝酒，一起喝酒的除了男主人包步岗，还有一个苏州口音的女子，她还照料着一个金头发的外国小孩，女主人则在烧菜。
许嘉峰跟黄得邦、喻辛成接触时间很短，对方还没顾得上介绍苏州方面侦查该案的情况，所以，许嘉峰并不知道苏州刑警还有另一追查育婴堂嬷嬷包菊妹下落一节，对于此刻居民小组长所说的“苏州口音女子”没有反应。使他兴奋的倒是那个金发小孩，看来，肯定是苏州育婴堂失踪的那个拉斐斯了。这时黄得邦也过来打听消息了，听说后马上决定动手。
一行人便进了29号大门，一下子就把麦迪逊堵在里面，金发男童正是失踪的拉斐斯，而那个“苏州口音”的女子，自然是包菊妹了。
一番询问后，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麦迪逊有一位同乡朋友名叫亚当斯的，原是美国的一位无线电工程师，抗战中期来中国当了“军统”的技术顾问，抗战结束后离开了“军统”，在上海做毒品生意，跟一法国旅沪女子姘居后得一男童，寄养在南市文庙附近一个中国人家里。上海解放时，亚当斯已在香港坐镇指挥贩卖毒品待了将近1年，由于害怕共产党找他算账，就不敢进入中国大陆。那个法国女子早在一年前就已离其而去，亚当斯也不念，在乎的倒是他那个亲生儿子哈定，一心想将其送往美国老家继承香火。他就给麦迪逊发来一个电报，同时汇来5000美元，要求麦迪逊替他把孩子带往美国。
麦迪逊正有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打算，再说他跟亚当斯确实关系很铁的，自然一口答应。他先去南市把哈定领走，委托他所住的明鑫公寓附近的霍山路上的一户居民领养，然后对外放风说他有一个儿子，准备带回美国。作了一番铺垫后，麦迪逊就开始着手办理离境手续。顺利获得离境证后，他认为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就给亚当斯发了电报，说将于近日离沪出境。亚当斯为表示感谢，又给他电汇了3000美元。
哪知，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麦迪逊紧锣密鼓地作着回国准备的时候，2月19日哈定忽然患病，麦迪逊得知后连忙赶去，把孩子送往上海最好的广慈医院，可是医生回天乏力，最终未能将这个患了脑膜炎的两岁幼龄儿童救治过来，于次日去世。麦迪逊这下急了，他知道亚当斯的性格，一是多疑，二是残忍，三是果断，未能把孩子带回去的后果肯定是会相当严重的。那主儿跟黑社会的关系千丝万缕，只要歪一歪嘴，世上可能就没有他麦迪逊这个人了。再说，亚当斯给他两次汇来的8000美元经费，大多已经给他买了古玩准备带回美国去的(后来案发后警方请专家鉴定，发现全是赝品)，又怎么算这笔账？
不过，麦迪逊并不是那种一棵树上吊死的书呆子，他在上海混了这么久，已经深知乱世中混人生的真谛，在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另外找一个大体上相似的孩子带回美国。亚当斯跟他那个儿子的最后一次见面至今已经有1年时间，而自出生以来也一共见了数次面据说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一整天时间的，一般说来是不会发现孩子已被掉了包。万一被察觉，他也可以抵赖，并且提醒对方：那个法国女人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可是朋友圈内众所周知的，你怎么能够肯定哈定板上钉钉那样就是你亚当斯先生的儿子呢？麦迪逊想来想去，觉得眼下只有这样一条路还可以走，于是就着手实施。但他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办成，担心签证失效，于是就去找许嘉峰要求延长时间，担心警官会去广慈医院调查，故又不敢说孩子患病了，结果就给事情的败露留下了隐患。
麦迪逊自有他的一套道理，他知道自己尽管在上海混了数年，但是要他在短时间内迅速找到一个靠得住的途径弄一个符合条件能够冒充死去的哈定的儿童，那难度还是大得不可想象的。那怎么办呢？他自有法子，在2月21日上午找到了霍山路某号那家领养哈定的居民，说孩子是由于你们领养不当才患上了毛病，患了病又延缓送医院的时间，最后导致无法治疗而死亡。所以，你们得承担这个责任的。这家伙把人家吓了个激灵，偏偏那个男主人名叫包步岗的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替大汉奸周佛海看过几天门，在国民党手里已经被作为“附逆分子”捉进去过一次，解放后看共产党的行事风格，一直在担心是否会“二进宫”，所以不敢张扬出去。无奈之下，包步岗只好向麦迪逊反复求告，说您看这件事应该如何解决才行，您拿个主意出来，只要我能做到的，肯定立马办理。
这正合了麦迪逊的思路，于是就说那这样吧，你设法去哪里弄一个你们上海人所说的洋囡囡来交给我，让我好向朋友交差。包步岗觉得这倒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法子，而且似乎风险也小，他就答应了，马上想到了育婴堂。包步岗的堂妹包菊妹在苏州育婴堂当嬷嬷，可能有办法的。一说，麦迪逊大喜，说这法子肯定行的，你让你堂妹赶紧做好，我要感谢她的，说着就拿出了两个金戒指、1条项链、一副金耳环交给包步岗，说这是给你堂妹的报酬。又拿出40万元钱(旧币，相当于新币40元)说这是给你的活动经费，你立马动身去苏州，一定要把这件事办成。
于是，包步岗立刻前往苏州，对堂妹包菊妹说了情况。包菊妹原本胆子就大，加上贪财，看着那几件黄金首饰垂涎欲滴，几乎毫不迟疑就答应了。包步岗于是就跟堂妹一起策划了如何实施窃童行动，当晚就由包菊妹去找汪冰琦商谈相帮，获准。一切进行得很是顺利，2月24日下午这对堂兄妹互相配合，顺利完成了行动。
孩子到手后，包步岗当即去了火车站，把孩子带回上海家中，然后通知麦迪逊过去验收。麦迪逊去了一看，觉得很是满意，于是就让包家暂时领养着，关照说这回可不能再大意了，有什么不好的苗子可随时找我，反正也没有几天我就要回国了。
包菊妹参与了这桩犯罪活动，她没有料到事情竟会迅速败露，慌乱之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即滑脚，逃往上海堂兄家中。包步岗对于堂妹的不期而至大喜过望，因为那个拉斐斯不习惯陌生环境、陌生人，吵得不可开交，使他们夫妇既担心孩子是否会因此而患病，又担心惊动了邻居报告居委会而露馅儿。包菊妹的到来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好让她稳住平时就熟悉了的拉斐斯。
哪知，这桩罪行最终还是败露了。苏州刑警跟上海警方会商后，决定将包步岗、包菊妹拘捕，押解苏州处置；麦迪逊也被拘留，寄押上海市看守所。
这起刑事案件至此终于被圆满侦破。不久包氏兄妹被判刑，另一嬷嬷汪冰琦因主动交代符合坦白从宽的政策条件，未作刑事处理；麦迪逊在拘留30天后写了悔过书后取保暂释，后又被宣告因在中国境内犯罪而被驱逐出境。1950年4月30日，麦迪逊在天津大沽口搭乘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戈登将军号”轮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准时顶贴。
xhhhz 发表于 2013-5-23 17:30 ![]()
准时顶贴。
今天的开始发
准时顶贴。
今天的开始发
这节精彩！！！！！
那时候的警察真是负责啊 要在今天估计又是无头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