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红会和红监会就重查郭美美事件意见不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2:39:19
http://news.sina.com.cn/c/2013-05-09/111027072179.shtml
本报记者 张蕊 发自北京
5月初的北京，温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攀升。由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称“红监会”)部分委员提出的重查“郭美美事件”，似乎也随着气温的升高进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期”—红监会的全部16名委员被要求在6月9日之前，不得以个人或者委员的身份接受任何采访，对外接待将由红监会秘书处统一协调。
6月9日，是红监会召开年中会议的日子。这一天，全体委员不仅要讨论红监会成立半年以来的重大事项，还要表决通过是否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
红监会一位要求匿名的委员对时代周报说，红监会只是监督机构，不应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最近某些委员的发言，让红监会成为了焦点，不应该这样”。
这似乎有点蹊跷，因为在5月4日，央视《面对面》还播出了对红监会委员王永的采访。只是在这期节目中，王永的身份不再是之前媒体所称的红监会新闻发言人，而悄然变成了红监会一名普通委员。
红监会秘书长黄伟民对时代周报坦言，目前王永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并没有变化。只是作为发言人，要有事情才能代表大家正式对外公布。但这段时间，红监会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对外公布的。
作为“郭美美事件”重查的提案人之一，王永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承，之所以要重查“郭美美事件”，缘于对红会当年调查结果的不信任。他说，不仅自己不相信，身边的很多人也不相信，那些骂红会“滚”的十多万网友也不相信，“如果一个事情的结果不能让公众相信，那么是不是有必要重新再查？”
谁能当委员
红监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12月7日，红监会在北京成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等16人被聘为红监会委员。
当天，红监会就召开了全体委员第一次会议，就包括职责范围与工作流程在内的红监会章程进行了讨论，其中针对红监会独立性的讨论最为激烈。
根据当时公布的消息，红监会成立后将展开三个方面的监督活动：一是每年固定的监督事项，如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红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二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红监会可以主动代表社会公众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三是接受中国红会的主动邀请，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督。
红监会委员的选择一直饱受公众质疑，很多人尖锐地指出，红监会有“强沾名人光”的嫌疑。但在王永看来，红监会委员的选择其实有自己的道理——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地位、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没有不良记录，按照这些标准，再根据医疗救护、社会调查、公共关系、品牌、财务、法律等行业分门别类，然后找门类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这是一个漫长而严谨的过程。”
王永说，据他所知，这16个人都是被红会邀请的。邀请有四个原则：第一有意愿，就是有意愿参与对红会工作的监督；第二有时间，要保证履职的时间；第三有能力，需要有专业的能力，“管财务的，如果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那还能干什么”；第四要有形象。
“接到邀请，我考虑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王永说，很多人劝他不要蹚红会的浑水。但最终评估了各项风险后，他还是答应了下来，“我是做品牌的，对我来说，红会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事实上，早在2011年“郭美美事件”爆发之前，红会就提出要成立红监会。只不过一直没有被提上日程，也没正式对外公开。直到当年8月8日，红会秘书长王汝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红会正在酝酿筹建红监会，会邀请一些社会人士和志愿者来参与项目管理、项目监督。
2011年12月23日，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在公开场合明确了上述决定。赵白鸽说，红监会拟邀请有一定社会责任感、有信誉、有思想的公众代表，频度较高地参与红会的活动，对其募捐、救助等过程予以监督。红监会不仅参与红会总会的活动，也同时对各地分会起到监督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培峰如此评价红监会：能在红会的社会活动中增加其公开性和透明性，以此来消除很多信息不公开给红会带来的不好影响，“有肯定比没有好，谁来做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要做”。
从目前红监会委员的构成来看，具有多样性，各个方面的专家都有。但要想改变红会在社会公众眼中的形象，红会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是认真做事，而不是依靠一个外在的组织。
作为代表公众行动的一个社会机构，红监会并不是为证明红会是否廉洁而存在。“红监会只是有监督行为，对于一个组织来讲，监督行为应该是辅助性的，而不是主导性。”刘培峰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认为，社会监督是任何一个公益组织都需要探讨的一个方向，“成立红监会是一个积极的探索，但是怎么成立、成员怎么构成、以什么样的方式监督等都需要探讨”。
重查“郭美美事件”
尽管争议颇多，但不可否认的是，红监会的每一位委员都坚定地认为，从成立的那一天起，红监会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不隶属于红会。这一点从王永对红监会今后委员增补的解释中就可以看出来。
王永称，继第一批16位委员之后，以后增补的委员不再和红会有关系。这意味着，必须由红监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通过才可以成为红监会委员，而不管红会同意与否。反之，就算红会同意了，在红监会投票中有三分之二没有通过，那也不行。“红会可以推荐，但决定权不在红会，而是移交给了红监会。”
此次要求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是王永联合另一位红监会委员刘姝威发起的建议。但王永同时也承认，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红监会全体委员的认同，“需要开会表决”。
实际上，这并非王永第一次提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2012年12月，红监会刚成立不久，王永就提出了要重新调查“郭美美”的建议，只不过当时红监会还需要展开建章立制、团队磨合等具体工作，因而建议被搁置。在当年红会举行的一次媒体座谈会上，王永再次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又因各种原因未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次，王永联合刘姝威共同提议重查“郭美美事件”，终于成功赢得公众的目光。
刘姝威是著名的财务专家，著名的“蓝田案”就是因为她而大白于天下。“有了她的配合，我们的提议会更加科学，更加严谨，而且也更具可行性。”王永对此充满信心。
独立决策
对于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红会和红监会的态度似乎并不一致。
4月26日，红监会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将由红监会独立决定，红会无权干涉。但仅仅两天之后，红会便发表声明，坚持对“郭美美事件”的原有认定。5月初，红监会全体委员被要求不得再以个人或委员身份接受采访。
对于被“禁言”，黄伟民称与重查“郭美美事件”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红会的日常监督，以及这次突发的雅安地震使红会的一些赈灾工作纠缠在了一起。“不能说是因为那个事情，但也不能说没有那个因素。”他说，在这种特别的时刻，要有规则和约定做事，这很有必要。
而王永则对时代周报一再重申，红会其实并没有否认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王汝鹏秘书长也没有否认，“王汝鹏的观点是红会内部并没有人提出调查，我们是红监会，是我们中间的有些委员提出的调查，这是独立决策的，调查或者不调查，都和红会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说，只是目前此事在红监会没有表决之前，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
对于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王永透露，红监会将要讨论并表决的决策包括：是否启动调查、何时启动调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查以及哪些人参与调查等。“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红监会讨论通过后，才能向社会予以发布。”
王永的期待在于，如果讨论通过这个提议，那么应该邀请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红监会的调查工作中，通过公开透明的调查程序，来提升调查结果的公信力。
王永说，红会目前最缺乏的就是公开透明，大家对红会最大的质疑也是公开透明。“一件事情如果调查的过程、事件的本身都不能公开透明，如何才能让公众对调查结果信任呢？”
王永称自己有信心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把事实和真相还原给社会公众，“如果调查清楚红会有问题，那么我觉得相关的责任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调查结果证明没有违规或者违法存在，那么红监会有义务向公众说明情况并解释为什么没有”。他说红会如果有这种姿态，有这样做法，那么任何谣言都不会有生存的空间。
现在，红监会的成员都在准备6月9日的年中会议。“要有工作总结，还有一些需要形成报告，供大家审议。”黄伟民说，该做事的时候要踏踏实实先做事，现在还没到红监会发声的时候：“做好了，或者做完了，我们认为可以讲的，我们会有渠道来公布。”http://news.sina.com.cn/c/2013-05-09/111027072179.shtml
本报记者 张蕊 发自北京
5月初的北京，温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攀升。由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称“红监会”)部分委员提出的重查“郭美美事件”，似乎也随着气温的升高进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期”—红监会的全部16名委员被要求在6月9日之前，不得以个人或者委员的身份接受任何采访，对外接待将由红监会秘书处统一协调。
6月9日，是红监会召开年中会议的日子。这一天，全体委员不仅要讨论红监会成立半年以来的重大事项，还要表决通过是否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
红监会一位要求匿名的委员对时代周报说，红监会只是监督机构，不应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最近某些委员的发言，让红监会成为了焦点，不应该这样”。
这似乎有点蹊跷，因为在5月4日，央视《面对面》还播出了对红监会委员王永的采访。只是在这期节目中，王永的身份不再是之前媒体所称的红监会新闻发言人，而悄然变成了红监会一名普通委员。
红监会秘书长黄伟民对时代周报坦言，目前王永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并没有变化。只是作为发言人，要有事情才能代表大家正式对外公布。但这段时间，红监会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对外公布的。
作为“郭美美事件”重查的提案人之一，王永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承，之所以要重查“郭美美事件”，缘于对红会当年调查结果的不信任。他说，不仅自己不相信，身边的很多人也不相信，那些骂红会“滚”的十多万网友也不相信，“如果一个事情的结果不能让公众相信，那么是不是有必要重新再查？”
谁能当委员
红监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12月7日，红监会在北京成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等16人被聘为红监会委员。
当天，红监会就召开了全体委员第一次会议，就包括职责范围与工作流程在内的红监会章程进行了讨论，其中针对红监会独立性的讨论最为激烈。
根据当时公布的消息，红监会成立后将展开三个方面的监督活动：一是每年固定的监督事项，如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红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二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红监会可以主动代表社会公众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三是接受中国红会的主动邀请，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督。
红监会委员的选择一直饱受公众质疑，很多人尖锐地指出，红监会有“强沾名人光”的嫌疑。但在王永看来，红监会委员的选择其实有自己的道理——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地位、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没有不良记录，按照这些标准，再根据医疗救护、社会调查、公共关系、品牌、财务、法律等行业分门别类，然后找门类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这是一个漫长而严谨的过程。”
王永说，据他所知，这16个人都是被红会邀请的。邀请有四个原则：第一有意愿，就是有意愿参与对红会工作的监督；第二有时间，要保证履职的时间；第三有能力，需要有专业的能力，“管财务的，如果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那还能干什么”；第四要有形象。
“接到邀请，我考虑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王永说，很多人劝他不要蹚红会的浑水。但最终评估了各项风险后，他还是答应了下来，“我是做品牌的，对我来说，红会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事实上，早在2011年“郭美美事件”爆发之前，红会就提出要成立红监会。只不过一直没有被提上日程，也没正式对外公开。直到当年8月8日，红会秘书长王汝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红会正在酝酿筹建红监会，会邀请一些社会人士和志愿者来参与项目管理、项目监督。
2011年12月23日，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在公开场合明确了上述决定。赵白鸽说，红监会拟邀请有一定社会责任感、有信誉、有思想的公众代表，频度较高地参与红会的活动，对其募捐、救助等过程予以监督。红监会不仅参与红会总会的活动，也同时对各地分会起到监督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培峰如此评价红监会：能在红会的社会活动中增加其公开性和透明性，以此来消除很多信息不公开给红会带来的不好影响，“有肯定比没有好，谁来做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要做”。
从目前红监会委员的构成来看，具有多样性，各个方面的专家都有。但要想改变红会在社会公众眼中的形象，红会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是认真做事，而不是依靠一个外在的组织。
作为代表公众行动的一个社会机构，红监会并不是为证明红会是否廉洁而存在。“红监会只是有监督行为，对于一个组织来讲，监督行为应该是辅助性的，而不是主导性。”刘培峰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认为，社会监督是任何一个公益组织都需要探讨的一个方向，“成立红监会是一个积极的探索，但是怎么成立、成员怎么构成、以什么样的方式监督等都需要探讨”。
重查“郭美美事件”
尽管争议颇多，但不可否认的是，红监会的每一位委员都坚定地认为，从成立的那一天起，红监会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不隶属于红会。这一点从王永对红监会今后委员增补的解释中就可以看出来。
王永称，继第一批16位委员之后，以后增补的委员不再和红会有关系。这意味着，必须由红监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通过才可以成为红监会委员，而不管红会同意与否。反之，就算红会同意了，在红监会投票中有三分之二没有通过，那也不行。“红会可以推荐，但决定权不在红会，而是移交给了红监会。”
此次要求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是王永联合另一位红监会委员刘姝威发起的建议。但王永同时也承认，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红监会全体委员的认同，“需要开会表决”。
实际上，这并非王永第一次提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2012年12月，红监会刚成立不久，王永就提出了要重新调查“郭美美”的建议，只不过当时红监会还需要展开建章立制、团队磨合等具体工作，因而建议被搁置。在当年红会举行的一次媒体座谈会上，王永再次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又因各种原因未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次，王永联合刘姝威共同提议重查“郭美美事件”，终于成功赢得公众的目光。
刘姝威是著名的财务专家，著名的“蓝田案”就是因为她而大白于天下。“有了她的配合，我们的提议会更加科学，更加严谨，而且也更具可行性。”王永对此充满信心。
独立决策
对于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红会和红监会的态度似乎并不一致。
4月26日，红监会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将由红监会独立决定，红会无权干涉。但仅仅两天之后，红会便发表声明，坚持对“郭美美事件”的原有认定。5月初，红监会全体委员被要求不得再以个人或委员身份接受采访。
对于被“禁言”，黄伟民称与重查“郭美美事件”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红会的日常监督，以及这次突发的雅安地震使红会的一些赈灾工作纠缠在了一起。“不能说是因为那个事情，但也不能说没有那个因素。”他说，在这种特别的时刻，要有规则和约定做事，这很有必要。
而王永则对时代周报一再重申，红会其实并没有否认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王汝鹏秘书长也没有否认，“王汝鹏的观点是红会内部并没有人提出调查，我们是红监会，是我们中间的有些委员提出的调查，这是独立决策的，调查或者不调查，都和红会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说，只是目前此事在红监会没有表决之前，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
对于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王永透露，红监会将要讨论并表决的决策包括：是否启动调查、何时启动调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查以及哪些人参与调查等。“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红监会讨论通过后，才能向社会予以发布。”
王永的期待在于，如果讨论通过这个提议，那么应该邀请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红监会的调查工作中，通过公开透明的调查程序，来提升调查结果的公信力。
王永说，红会目前最缺乏的就是公开透明，大家对红会最大的质疑也是公开透明。“一件事情如果调查的过程、事件的本身都不能公开透明，如何才能让公众对调查结果信任呢？”
王永称自己有信心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把事实和真相还原给社会公众，“如果调查清楚红会有问题，那么我觉得相关的责任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调查结果证明没有违规或者违法存在，那么红监会有义务向公众说明情况并解释为什么没有”。他说红会如果有这种姿态，有这样做法，那么任何谣言都不会有生存的空间。
现在，红监会的成员都在准备6月9日的年中会议。“要有工作总结，还有一些需要形成报告，供大家审议。”黄伟民说，该做事的时候要踏踏实实先做事，现在还没到红监会发声的时候：“做好了，或者做完了，我们认为可以讲的，我们会有渠道来公布。”
本报记者 张蕊 发自北京
5月初的北京，温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攀升。由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称“红监会”)部分委员提出的重查“郭美美事件”，似乎也随着气温的升高进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期”—红监会的全部16名委员被要求在6月9日之前，不得以个人或者委员的身份接受任何采访，对外接待将由红监会秘书处统一协调。
6月9日，是红监会召开年中会议的日子。这一天，全体委员不仅要讨论红监会成立半年以来的重大事项，还要表决通过是否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
红监会一位要求匿名的委员对时代周报说，红监会只是监督机构，不应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最近某些委员的发言，让红监会成为了焦点，不应该这样”。
这似乎有点蹊跷，因为在5月4日，央视《面对面》还播出了对红监会委员王永的采访。只是在这期节目中，王永的身份不再是之前媒体所称的红监会新闻发言人，而悄然变成了红监会一名普通委员。
红监会秘书长黄伟民对时代周报坦言，目前王永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并没有变化。只是作为发言人，要有事情才能代表大家正式对外公布。但这段时间，红监会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对外公布的。
作为“郭美美事件”重查的提案人之一，王永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承，之所以要重查“郭美美事件”，缘于对红会当年调查结果的不信任。他说，不仅自己不相信，身边的很多人也不相信，那些骂红会“滚”的十多万网友也不相信，“如果一个事情的结果不能让公众相信，那么是不是有必要重新再查？”
谁能当委员
红监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12月7日，红监会在北京成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等16人被聘为红监会委员。
当天，红监会就召开了全体委员第一次会议，就包括职责范围与工作流程在内的红监会章程进行了讨论，其中针对红监会独立性的讨论最为激烈。
根据当时公布的消息，红监会成立后将展开三个方面的监督活动：一是每年固定的监督事项，如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红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二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红监会可以主动代表社会公众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三是接受中国红会的主动邀请，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督。
红监会委员的选择一直饱受公众质疑，很多人尖锐地指出，红监会有“强沾名人光”的嫌疑。但在王永看来，红监会委员的选择其实有自己的道理——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地位、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没有不良记录，按照这些标准，再根据医疗救护、社会调查、公共关系、品牌、财务、法律等行业分门别类，然后找门类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这是一个漫长而严谨的过程。”
王永说，据他所知，这16个人都是被红会邀请的。邀请有四个原则：第一有意愿，就是有意愿参与对红会工作的监督；第二有时间，要保证履职的时间；第三有能力，需要有专业的能力，“管财务的，如果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那还能干什么”；第四要有形象。
“接到邀请，我考虑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王永说，很多人劝他不要蹚红会的浑水。但最终评估了各项风险后，他还是答应了下来，“我是做品牌的，对我来说，红会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事实上，早在2011年“郭美美事件”爆发之前，红会就提出要成立红监会。只不过一直没有被提上日程，也没正式对外公开。直到当年8月8日，红会秘书长王汝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红会正在酝酿筹建红监会，会邀请一些社会人士和志愿者来参与项目管理、项目监督。
2011年12月23日，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在公开场合明确了上述决定。赵白鸽说，红监会拟邀请有一定社会责任感、有信誉、有思想的公众代表，频度较高地参与红会的活动，对其募捐、救助等过程予以监督。红监会不仅参与红会总会的活动，也同时对各地分会起到监督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培峰如此评价红监会：能在红会的社会活动中增加其公开性和透明性，以此来消除很多信息不公开给红会带来的不好影响，“有肯定比没有好，谁来做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要做”。
从目前红监会委员的构成来看，具有多样性，各个方面的专家都有。但要想改变红会在社会公众眼中的形象，红会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是认真做事，而不是依靠一个外在的组织。
作为代表公众行动的一个社会机构，红监会并不是为证明红会是否廉洁而存在。“红监会只是有监督行为，对于一个组织来讲，监督行为应该是辅助性的，而不是主导性。”刘培峰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认为，社会监督是任何一个公益组织都需要探讨的一个方向，“成立红监会是一个积极的探索，但是怎么成立、成员怎么构成、以什么样的方式监督等都需要探讨”。
重查“郭美美事件”
尽管争议颇多，但不可否认的是，红监会的每一位委员都坚定地认为，从成立的那一天起，红监会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不隶属于红会。这一点从王永对红监会今后委员增补的解释中就可以看出来。
王永称，继第一批16位委员之后，以后增补的委员不再和红会有关系。这意味着，必须由红监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通过才可以成为红监会委员，而不管红会同意与否。反之，就算红会同意了，在红监会投票中有三分之二没有通过，那也不行。“红会可以推荐，但决定权不在红会，而是移交给了红监会。”
此次要求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是王永联合另一位红监会委员刘姝威发起的建议。但王永同时也承认，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红监会全体委员的认同，“需要开会表决”。
实际上，这并非王永第一次提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2012年12月，红监会刚成立不久，王永就提出了要重新调查“郭美美”的建议，只不过当时红监会还需要展开建章立制、团队磨合等具体工作，因而建议被搁置。在当年红会举行的一次媒体座谈会上，王永再次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又因各种原因未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次，王永联合刘姝威共同提议重查“郭美美事件”，终于成功赢得公众的目光。
刘姝威是著名的财务专家，著名的“蓝田案”就是因为她而大白于天下。“有了她的配合，我们的提议会更加科学，更加严谨，而且也更具可行性。”王永对此充满信心。
独立决策
对于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红会和红监会的态度似乎并不一致。
4月26日，红监会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将由红监会独立决定，红会无权干涉。但仅仅两天之后，红会便发表声明，坚持对“郭美美事件”的原有认定。5月初，红监会全体委员被要求不得再以个人或委员身份接受采访。
对于被“禁言”，黄伟民称与重查“郭美美事件”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红会的日常监督，以及这次突发的雅安地震使红会的一些赈灾工作纠缠在了一起。“不能说是因为那个事情，但也不能说没有那个因素。”他说，在这种特别的时刻，要有规则和约定做事，这很有必要。
而王永则对时代周报一再重申，红会其实并没有否认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王汝鹏秘书长也没有否认，“王汝鹏的观点是红会内部并没有人提出调查，我们是红监会，是我们中间的有些委员提出的调查，这是独立决策的，调查或者不调查，都和红会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说，只是目前此事在红监会没有表决之前，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
对于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王永透露，红监会将要讨论并表决的决策包括：是否启动调查、何时启动调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查以及哪些人参与调查等。“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红监会讨论通过后，才能向社会予以发布。”
王永的期待在于，如果讨论通过这个提议，那么应该邀请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红监会的调查工作中，通过公开透明的调查程序，来提升调查结果的公信力。
王永说，红会目前最缺乏的就是公开透明，大家对红会最大的质疑也是公开透明。“一件事情如果调查的过程、事件的本身都不能公开透明，如何才能让公众对调查结果信任呢？”
王永称自己有信心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把事实和真相还原给社会公众，“如果调查清楚红会有问题，那么我觉得相关的责任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调查结果证明没有违规或者违法存在，那么红监会有义务向公众说明情况并解释为什么没有”。他说红会如果有这种姿态，有这样做法，那么任何谣言都不会有生存的空间。
现在，红监会的成员都在准备6月9日的年中会议。“要有工作总结，还有一些需要形成报告，供大家审议。”黄伟民说，该做事的时候要踏踏实实先做事，现在还没到红监会发声的时候：“做好了，或者做完了，我们认为可以讲的，我们会有渠道来公布。”http://news.sina.com.cn/c/2013-05-09/111027072179.shtml
本报记者 张蕊 发自北京
5月初的北京，温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攀升。由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称“红监会”)部分委员提出的重查“郭美美事件”，似乎也随着气温的升高进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期”—红监会的全部16名委员被要求在6月9日之前，不得以个人或者委员的身份接受任何采访，对外接待将由红监会秘书处统一协调。
6月9日，是红监会召开年中会议的日子。这一天，全体委员不仅要讨论红监会成立半年以来的重大事项，还要表决通过是否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
红监会一位要求匿名的委员对时代周报说，红监会只是监督机构，不应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最近某些委员的发言，让红监会成为了焦点，不应该这样”。
这似乎有点蹊跷，因为在5月4日，央视《面对面》还播出了对红监会委员王永的采访。只是在这期节目中，王永的身份不再是之前媒体所称的红监会新闻发言人，而悄然变成了红监会一名普通委员。
红监会秘书长黄伟民对时代周报坦言，目前王永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并没有变化。只是作为发言人，要有事情才能代表大家正式对外公布。但这段时间，红监会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对外公布的。
作为“郭美美事件”重查的提案人之一，王永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承，之所以要重查“郭美美事件”，缘于对红会当年调查结果的不信任。他说，不仅自己不相信，身边的很多人也不相信，那些骂红会“滚”的十多万网友也不相信，“如果一个事情的结果不能让公众相信，那么是不是有必要重新再查？”
谁能当委员
红监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12月7日，红监会在北京成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等16人被聘为红监会委员。
当天，红监会就召开了全体委员第一次会议，就包括职责范围与工作流程在内的红监会章程进行了讨论，其中针对红监会独立性的讨论最为激烈。
根据当时公布的消息，红监会成立后将展开三个方面的监督活动：一是每年固定的监督事项，如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红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二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红监会可以主动代表社会公众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三是接受中国红会的主动邀请，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督。
红监会委员的选择一直饱受公众质疑，很多人尖锐地指出，红监会有“强沾名人光”的嫌疑。但在王永看来，红监会委员的选择其实有自己的道理——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地位、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没有不良记录，按照这些标准，再根据医疗救护、社会调查、公共关系、品牌、财务、法律等行业分门别类，然后找门类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这是一个漫长而严谨的过程。”
王永说，据他所知，这16个人都是被红会邀请的。邀请有四个原则：第一有意愿，就是有意愿参与对红会工作的监督；第二有时间，要保证履职的时间；第三有能力，需要有专业的能力，“管财务的，如果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那还能干什么”；第四要有形象。
“接到邀请，我考虑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王永说，很多人劝他不要蹚红会的浑水。但最终评估了各项风险后，他还是答应了下来，“我是做品牌的，对我来说，红会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事实上，早在2011年“郭美美事件”爆发之前，红会就提出要成立红监会。只不过一直没有被提上日程，也没正式对外公开。直到当年8月8日，红会秘书长王汝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红会正在酝酿筹建红监会，会邀请一些社会人士和志愿者来参与项目管理、项目监督。
2011年12月23日，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在公开场合明确了上述决定。赵白鸽说，红监会拟邀请有一定社会责任感、有信誉、有思想的公众代表，频度较高地参与红会的活动，对其募捐、救助等过程予以监督。红监会不仅参与红会总会的活动，也同时对各地分会起到监督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培峰如此评价红监会：能在红会的社会活动中增加其公开性和透明性，以此来消除很多信息不公开给红会带来的不好影响，“有肯定比没有好，谁来做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要做”。
从目前红监会委员的构成来看，具有多样性，各个方面的专家都有。但要想改变红会在社会公众眼中的形象，红会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是认真做事，而不是依靠一个外在的组织。
作为代表公众行动的一个社会机构，红监会并不是为证明红会是否廉洁而存在。“红监会只是有监督行为，对于一个组织来讲，监督行为应该是辅助性的，而不是主导性。”刘培峰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认为，社会监督是任何一个公益组织都需要探讨的一个方向，“成立红监会是一个积极的探索，但是怎么成立、成员怎么构成、以什么样的方式监督等都需要探讨”。
重查“郭美美事件”
尽管争议颇多，但不可否认的是，红监会的每一位委员都坚定地认为，从成立的那一天起，红监会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不隶属于红会。这一点从王永对红监会今后委员增补的解释中就可以看出来。
王永称，继第一批16位委员之后，以后增补的委员不再和红会有关系。这意味着，必须由红监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通过才可以成为红监会委员，而不管红会同意与否。反之，就算红会同意了，在红监会投票中有三分之二没有通过，那也不行。“红会可以推荐，但决定权不在红会，而是移交给了红监会。”
此次要求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是王永联合另一位红监会委员刘姝威发起的建议。但王永同时也承认，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红监会全体委员的认同，“需要开会表决”。
实际上，这并非王永第一次提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2012年12月，红监会刚成立不久，王永就提出了要重新调查“郭美美”的建议，只不过当时红监会还需要展开建章立制、团队磨合等具体工作，因而建议被搁置。在当年红会举行的一次媒体座谈会上，王永再次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又因各种原因未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次，王永联合刘姝威共同提议重查“郭美美事件”，终于成功赢得公众的目光。
刘姝威是著名的财务专家，著名的“蓝田案”就是因为她而大白于天下。“有了她的配合，我们的提议会更加科学，更加严谨，而且也更具可行性。”王永对此充满信心。
独立决策
对于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红会和红监会的态度似乎并不一致。
4月26日，红监会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将由红监会独立决定，红会无权干涉。但仅仅两天之后，红会便发表声明，坚持对“郭美美事件”的原有认定。5月初，红监会全体委员被要求不得再以个人或委员身份接受采访。
对于被“禁言”，黄伟民称与重查“郭美美事件”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红会的日常监督，以及这次突发的雅安地震使红会的一些赈灾工作纠缠在了一起。“不能说是因为那个事情，但也不能说没有那个因素。”他说，在这种特别的时刻，要有规则和约定做事，这很有必要。
而王永则对时代周报一再重申，红会其实并没有否认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王汝鹏秘书长也没有否认，“王汝鹏的观点是红会内部并没有人提出调查，我们是红监会，是我们中间的有些委员提出的调查，这是独立决策的，调查或者不调查，都和红会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说，只是目前此事在红监会没有表决之前，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
对于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王永透露，红监会将要讨论并表决的决策包括：是否启动调查、何时启动调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查以及哪些人参与调查等。“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红监会讨论通过后，才能向社会予以发布。”
王永的期待在于，如果讨论通过这个提议，那么应该邀请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红监会的调查工作中，通过公开透明的调查程序，来提升调查结果的公信力。
王永说，红会目前最缺乏的就是公开透明，大家对红会最大的质疑也是公开透明。“一件事情如果调查的过程、事件的本身都不能公开透明，如何才能让公众对调查结果信任呢？”
王永称自己有信心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把事实和真相还原给社会公众，“如果调查清楚红会有问题，那么我觉得相关的责任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调查结果证明没有违规或者违法存在，那么红监会有义务向公众说明情况并解释为什么没有”。他说红会如果有这种姿态，有这样做法，那么任何谣言都不会有生存的空间。
现在，红监会的成员都在准备6月9日的年中会议。“要有工作总结，还有一些需要形成报告，供大家审议。”黄伟民说，该做事的时候要踏踏实实先做事，现在还没到红监会发声的时候：“做好了，或者做完了，我们认为可以讲的，我们会有渠道来公布。”
水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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