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晚三十年侵朝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1620年左右侵朝，然后
或与大明联手压满人
或与满人联手侵大明

附录

　1592年，太合秀吉为了平息国内土地不足分封的问题，决定出兵攻打明朝。因此秀吉向朝鲜国提出“假道入明”的请求，却遭到朝鲜国王拒绝，使秀吉决定先并吞朝鲜，再并吞明朝。
　　1592年4月，秀吉派遣16万军人前往朝鲜，文禄之战因而揭开序幕。日军在战争初期处于优势，只花一个月便攻陷朝鲜首都京城(今首尔)，驱逐朝鲜国王李昖。
　　李昖为了击退日军，遣使向宗主国明朝求援，而明朝朝廷很快便派出大军前去救援，这段期间朝鲜各地出现义军抗战，其中以郭再佑、高敬命的抗战激发了朝鲜军队之士气。
　　1593年1月，明、鲜联军以提督李如松为首击退日将小西行长，收复平壤，虽在碧蹄馆败于日本名将立花宗茂、小早川隆景，但后来因日军以宇喜多秀家为首转攻幸州山城遭遇朝鲜陆军名将权栗的反攻而大败，更因为李如松的偷袭而缺粮，迫使日军退至釜山。此外朝鲜水军名将李舜臣亦率领朝鲜水军击退日本水军，日军在海陆受挫的情况下被迫和明朝议和，在1595年，文禄之役在两方议和下结束。
　　到了1597年，秀吉再次出兵攻打朝鲜，庆长之役展开。日军为了减低朝鲜水军的战力，使用反间计污陷李舜臣，使其被李昖解职。同年2月，明朝再次出兵支援朝鲜，首以明末名将麻贵，与日军加藤清正等人在蔚山交战。朝鲜水军在开战初期被日军击溃，迫使朝鲜再次起用李舜臣抵抗日军。李舜臣在鸣梁海战中击败日军主帅来岛通总，使局势开始扭转。
　　在两军对峙之际，1598年7月，太合秀吉在京都伏见城病逝，日军在五大老的命令下开始撤退，同年11月，明朝鲜联军于露梁海战截击大败日军，但李舜臣却因日本名将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等人的攻击而战死，日军成功撤退回国，庆长之役结束。文禄庆长之役后，丰臣氏消耗过多财力，成为日后德川家康取而代之的主因之一。


后金（清）两次进攻朝鲜

一.丁卯之役与“兄弟”之盟
1.金朝关系
当时明金对峙，朝鲜的态度确实举足轻重。后金与朝鲜仅一江之隔，因此后金要想西进征明，就要考虑东邻朝鲜的行动，为此在后金统治集团内有两种意见，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第三子洪太时（即皇太极）常劝其父欲犯我国，其长子贵永介（即代善）则每以四面受敌，仇怨甚多，则大非自保之理，极力主和，务要安全，非爱我也，实自爱也。”[1]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而不敢冒险，故对朝鲜采取拉拢的政策，曾多次派遣使臣赴朝投书，希望朝鲜与明朝脱离关系，同后金结盟，所谓“不事南朝，子子孙孙，永结盟约”[2]。但是，朝鲜不为所动，仍坚决支持明朝，反对后金。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明辽东巡抚王化贞，为了组织明军出广宁、渡辽河，从正面进攻后金，便派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领军丁二百余人，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五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由三岔河驾船到猪岛、鹿岛、禽岛、石城、长山、色利、獐子等地进行安抚辽民的工作。此时，辽东廪生王一宁来会，建议前往朝鲜求助，共谋大计。七月初，他们来到朝鲜的弥串堡，得探报后金镇江守将佟养真派兵外出，城防空虚，令千总陈忠过江潜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二十日深夜，毛文龙率领三千人马，围攻镇江，陈良策归降，然后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收兵万人，旧额八百人。镇江捷报，全辽震动，宽甸、■阳，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投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3]，“归顺之民，绳绳而来”[4]。于是毛文龙因功授参将，不久又晋升为平辽总兵。

后金获悉镇江失守，大为震惊，命贝勒阿敏、皇太极等人率领大军前去镇和谐】压，毛文龙却不战而退入朝鲜境内，后金兵几次入朝进击，并且遣使赴朝致书说：“如果我两国真心想友好相处，那么就逮捕毛文龙、陈良策交来。”[5]朝鲜方面为了不使事态严重，“恐有日后之患，言其利害于毛将，使卷入海岛”[6]。此议得到明廷的同意，认为毛文龙寄身海岛，“有此可用之众”[7]。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皮岛（即■岛、稷岛、从云岛）。此岛位于明朝、后金和朝鲜之间，据《明通鉴》记载：“皮岛即东江，在登莱大海中。”[8]“地广衍，有险可恃”[9]，“南可以屏蔽登莱，东可以联络朝鲜，北可以攻冲辽沈，乃平辽阨要区也”[10]

此后，朝鲜为了防御后金侵犯，便大力支援毛文龙，如划给大片“闲田”[11]，使其兵民驻耕；免征商税，“以助军饷”[12]；供给大量粮食，以解决十万军民的生计[13]；补充大批火器，增强明军的战斗力[14]。因此，毛文龙在朝鲜的支持下，势力大增，除了拥有一支十多万人的精壮大军外，还控制着宣川、定州、龙川、铁山、昌城、满浦、獐鹿、长山、石城、广鹿、三山、旅顺等地，这对后金形成了很大威胁。所以，他一方面经常派兵袭扰后金，又派人潜入后金，鼓动辽民起来反对后金政权，如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一次就派出五十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15]，致使一些辽民“叛去”[16]，逃往明地，还有一些辽民揭竿而起，聚众“叛乱”[17]。毛文龙对后金的军事行动规模不大，仅是骚扰性的，但“牵制则有余”[18]。因此，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19]这说明毛文龙已成为后金的“腹心之大患”[20]。

随着毛文龙势力日益壮大，后金就更加归罪朝鲜的支持，正如毛文龙所言：“奴酋之恨巨掣尾，每转恨于朝鲜之假地。”[21]努尔哈赤虽然多次致书要朝鲜断绝与毛文龙往来，如果擒获毛文龙，则以朝鲜降将姜弘立作为交换，但是遭到朝鲜严词拒绝。当时后金战略的重点是在辽西，而对东江的毛文龙则封官许愿，采取招抚之策，然而毛文龙乃无降金之意。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患毒疽身亡，由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他上台后分析后金的形势时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就是东江，只为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的动静言语霎时便知，可恨！可恨！”[22]又据朝鲜所得情报说：“奴酋死后，第四子黑还勃烈（即皇太极）承袭，分付先抢江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23]皇太极虽然继续推行其父努尔哈赤进取中原的战略总方针，但是为了摆脱目前受包围的困境，在对明的策略上有所调整，公开遣使与辽东巡抚袁崇焕进行议和，暗地里则把进攻的矛头由西转向东，积极准备攻打朝鲜和毛文龙，以解后金的后顾之忧，“丁卯之役”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2.出兵两图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一月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为统帅，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随军东征。皇太极面授方略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照此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24]又据《旧满洲档译注》记载：“朝鲜国对满洲国犯有重重之罪，虽然如此，但这次并非指着朝鲜而来讨伐的。因明的毛文龙，住在靠近朝鲜的海岛，经常收容逃亡者，因此生气而来找他。”[25]可见，后金此次出兵主攻目标是毛文龙，次攻方面是朝鲜。
阿敏率领三万余骑出征，进军十分谨慎，他把大军隐匿在凤凰城，并且向朝鲜降将姜弘立了解情况，问曰：“我今缚送毛文龙，则朝鲜将从乎？”答曰：“缚送则未可知，而我国岂有顾惜之理。”[26]十三日，后金兵渡过鸭绿江，逼近朝鲜义州，阿敏先命总兵官■额礼、备御官雅逊、叶臣、孟安等率领八十人，偷袭明军驻守的哨卒，将其全部擒获，无一人逃脱；然后又遣朝鲜人韩润等人，“变着华衣，潜随猎骑入城”[27]，以为内应；此外，还令人登南山呼曰：“城中将士，解甲出降，南土军兵，悉出归乡，不然铁骑蹂躏，乱杀靡遗。”[28]十四日，后金兵突然围攻义州，命艾屯巴图鲁任主将，率军攀梯登城，朝鲜守将李莞、崔梦亮等仓卒应战，此时韩润“焚火军器，一城大乱，反氓开门”[29]，遂克义州。李莞、崔梦亮等被执处死，城中有明兵一万，朝鲜兵二万，劝降不从者皆遭杀害。当后金兵攻打义州时，阿敏就派遣济尔哈朗等率领大军进攻毛文龙驻守的铁山，由于毛文龙自冰合后，移驻皮岛，未能捉住，而铁山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被杀，许多明兵和辽民遇害。

阿敏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毛文龙避居皮岛，隔海相望，未备水师，无法进攻；而后金兵却轻易攻取义州，说明朝鲜防御力量很弱，足以取胜。因此，他进一步贯彻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战略，把主攻目标由毛文龙转向朝鲜，于是留大臣八人、兵千人驻守义州。十五日，阿敏亲率大军与济尔哈朗等会合，然后挥戈东进，为了减少和削弱朝鲜军民的抵抗，“一边进兵，一边求和”[30]。十七日，后金兵进抵定州，阿敏派人向该城守将金搢投致朝鲜国王书，书曰：
“我两国原无仇恨，今何为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此一宗也；我得辽东，既系邻国，尔曾无一句好语。及窝藏毛文龙，助他粮草，尚不较正。写书与尔国，毛文龙等绑来，我两国和好，尔又不肯。辛酉年我来拿毛文龙，尔国屯民鸡犬不动，尔又不谢，此二宗也；尔还把毛文龙放在尔国，招我逃民，偷我地方，此三宗也；我先汗归天，有仇如南朝而尚来吊问，赍礼来贺新汗，况我先汗与尔国毫无不好心肠，尔国无一人吊贺，此四宗也。先年尚有不好事件，笔难尽述。用此，我方统大兵来。尔国要和好，差官认罪，火速来讲。”[31]
朝鲜答书称：
“我国与尔国本来无怨恨。我国臣事皇朝二百余年，皇朝伐尔国时要我兵马，既有天子敕命，何敢违也？……毛将既是天朝将官，来寄我疆，义不可拒。……今者尔国无故动兵，出我不意，攻我城池，杀我人民，是我国未尝负尔，而尔先负我。……尔若息兵通好，则必以礼义相接，不可以兵戈相胁。”[32]
阿敏遭到朝鲜严词驳斥后，便“麾兵进迫”[33]，遂一举攻克定州。他取得定州之役的胜利后，坚定了征伐朝鲜必胜的信心，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就派人回辽向皇太极上书报告自己的进军方案。他告知后金兵顺利攻取义州、铁山，毛文龙已逃往皮岛，“如内情合适，即进趋王京”[34]。皇太极收阅来书，基本上是同意的，但要小心谨慎，故在所覆诏书中说：“前进事宜，你们要深思而行”，“切勿强行，……凡事委你们出征者相机而行。”[35]这就表明皇太极赞同阿敏把朝鲜作为主攻目标和进攻方向。

朝鲜国王李倧得知后金兵渡江东进，定州失守的消息，惊恐万状，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毫无结果。由于朝鲜国力衰败，李倧决定先将后妃送往江华岛，称之“为避乱之计”[36]。下“罪己书”[37]、传旨“命诸道勒王”[38]，下三道大肆“征兵”[39]等等，这些措施无一收效。
阿敏率军乘胜向前推进，十九日后金兵渡过青川江驻营，先遣部队已到达安州城下。安州守备南以兴等，“前数日，城中闻贼兵日近，整顿兵械，为死守计”[40]。故后金招降，“城中不答”[41]。二十日，阿敏统领大队人马抵达安州城外，派人巡城呼曰：“无罪南兵开城出送，城中将士解甲出降，我且按兵以俟汝降战之答。”[42]南以兴命人答曰：“我国只知战与死而已，本无降与和耳。”[43]然后阿敏又派遣使者投书，书大意如前，“又添七宗恼恨”[44]。答书曰：“速得二书，要息兵修好，共享太平，其意甚好。但前书既云要好，而兵随其后，此我之所未晓也。自今以往，彼此解兵，两国和好，岂不美哉。”[45]
二十一日清晨，后金兵发动攻城，双方展开激战，据记载：“是日黎明，远近烟雾不辨咫尺，贼中吹角鸣鼓，呐喊■旗，万骑骈进，云屯雷击。城中炮射，一时俱发，坠骑落壕，死者山积。前仆后入，左冲右突，并驱骆驼，输进长梯，一时登城，长枪短兵，彼此相搏，势如风火，措手不及，贼满城中，追逐乱杀。”“贼兵之燋毙者，亦不知其数。”[46]安州保卫战，表现了朝鲜爱国军民英勇不屈的精神，最后虽孤立无援，城陷人亡，但给后金军沉重打击，伤亡很大，“遂驻军安州，息马四日”[47]
二十五日，阿敏率领大军向平壤挺进。安州失陷后，李朝上下一片恐慌，各路守军纷纷溃散，据都体察使张晚驰启：平壤，黄州凤山、瑞兴、平山等邑军民，“鸟惊鱼骇，望风先溃”[48]。因此，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诸将士皆逃匿，无一人当其锋”[49]。二十六日，阿敏等未遇任何阻挡，占领了平壤。此时后金将领内部对进军朝鲜王京汉城，发生了意见分歧，“一半则欲还，一半则以为不可”[50]。全军统帅阿敏坚持向前推进，直取汉城。而岳托、济尔哈朗却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此次出征主要是讨伐毛文龙，而不是朝鲜，何况大军入朝，沈阳安危不能不考虑。阿敏不从，是日率军渡过大同江。二十七日，后金兵至中和驻营，便遣使赴汉城致书迫降，“使者未达而返”[51]。同一天，朝鲜国王李倧离开汉城，逃往江华岛。并命已归降后金的姜弘立之子姜■，朴兰英之子朴雴，“持国书送虏中，欲谕退贼兵，乃探贼情”[52]。书曰：
“自古以来，欺弱凌卑，谓之不义，无故杀捕人民，是为逆天啊！如果说有罪的话，应当先派人来问，然后声讨，方合义理。或是今先退兵再议和的话，才可言和吧！”[53]

这是朝鲜首次遣使到后金营中投书议和，可是阿敏对议和不感兴趣。二十八日，他在致朝鲜的覆书中指出七条罪状，“如要和好相处，速派使者来，我愿听之”[54]。二月五日，阿敏率军占领黄州，然后“遣使胁和，要以三事：一曰割地，二曰捉文龙，三曰借兵一万，助伐南朝”[55]。六日，朝鲜派姜■、朴雴二人前来通知，国王李倧已派亲信大臣来营中谈判，但是阿敏节外生枝，仍欲率军深入。此时岳托、李永芳等，希望阿敏不要违背前言，驻军黄州，等待来使。阿敏不听，又进兵至平山驻营。八日，朝鲜使臣来到平山后金大营，他说：“我们的王听说贝勒你将至。……愿意承认我们的错，你们要如何结束此事，愿把我们贫乏之国所出产的东西，只要能收获的都给你。”[56]阿敏听了此言，仍然不满足，还要向汉城进兵。岳托、济尔哈朗等出面劝阻，他们认为“我等统朝廷重兵，不可久留于外，且蒙古与明近逼我国，皆敌人也，宜急归防御”，况且“朝鲜王京阻江为险，江岸置木栅枪炮，兵马环列，且闻冰已解，亦恐难渡”[57]，“不可深入”[58]。阿敏还是不从，于是岳托、济尔哈朗以皇太极曾谕令阿敏与出征诸贝勒“公同议定”[59]为由，主持召开八旗大臣会议，会上七旗大臣都主张议和，唯有阿敏所领的镶蓝旗大臣反对。因此，阿敏在众贝勒大臣的压力下，被迫停止进军，接受议和，从此后金和朝鲜的关系，由交战转为议和。

3.两国盟誓
后金与朝鲜议和，在李朝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司瞻直长朴日省、韩肃一等上疏，“力陈和议之非”[60]，太学生尹鸣殷等上书，“请斩差胡与朴兰英等首，函送天朝，举义斥和，背城一战”[61]。还有些人说：“朝廷不思大义，通好丑虏，忠义之士扼腕，介胄之士解体。”[62]可见他们反对议和。而朝鲜国王李倧等主张议和，认为：“今日之势，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奈何不和？”[63]与后金议和是“羁縻之道”，“缓兵之计”[64]，“未为不可矣”[65]。后金朝鲜议和，并非一帆风顺，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争论。

——永绝明朝。二月二日，阿敏在给朝鲜国王书曰：“两国和好，共言美事，贵国实心要好，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66]这是后金第一次提出要求朝鲜永绝明朝，李倧认为“大义所系，断不可许”[67]。但是，李倧在遣使答书中则避重就轻，模棱两可的说：“只论两国之好而已，何必提起不当言之言乎。”[68]五日，他又致书阿敏，解释说：“事大交邻，自有其道。今我和贵国者所以交邻也，事皇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矣。”[69]阿敏见朝鲜对明朝的态度坚持不改，故对永绝明朝一款不再强求，却说：“朝鲜二百年事皇朝之言，极有信义，若与之交好，则可久矣。”[70]所以，十四日他向朝鲜来使表示：“不绝天朝一款，自是好意，不必强要。”[71]
——入质纳贡。二月八日，阿敏派汉人刘兴祚（朝鲜称刘海）为使臣，前往江华岛与朝鲜议和。当时朝鲜对后金提出的入质纳贡持反对态度，国王李倧说：“质子之言，处之诚难。而至于岁币，则答之以物力残荡，无以办出可矣。”[72]所以，九日刘兴祚到达江华岛，朝鲜国王李倧拒不接见。十日刘兴祚向朝鲜方面提出“国王若不亲见，则当自此回去”[73]。十一日刘兴祚在给朝鲜的揭帖中说：“今贵国王惜一接见之礼，不念小民之涂炭，独何忍哉！吾恐金人再为一激，势必下王京，不惟四部道受害，八部道生民亦难安矣。事机一错，祸不忍言。”[74]当天，李倧便接见刘兴祚，十五日朝鲜接受后金的入质纳贡的条件，给阿敏书曰：“和好是两国所欲，故曾遣重臣，兼致礼物。”“自今以往，两国兵马，更不过鸭绿江一步地，各守封疆，各遵禁约，安民息兵，父子夫妇，各相保存。”[75]并且“以木绵一万五千匹，绵紬二百匹，白■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张，鹿皮四十张，倭刀八柄，鞍具马一匹送于虏中”[76]。

——去明年号。朝鲜在致后金书中皆书明天启年号，阿敏对此非常不满。二月七日，他在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明确指出：“今见来文，照旧书天启年月。既如此，怎么讲得好。”[77]八日，他再次给李倧去信要求“以‘聪’字易‘启’何如？”[78]可是朝鲜不同意，于是阿敏对朝鲜施加压力，他说：“昨接来札，内书天启年号，极难达于我汗皇。……看来贵国拿天启来压我，我非天启所属之国也。若无国号，写我天聪年号，结为唇齿之邦。”[79]此时朝鲜国王李倧提出，“年号依中国揭帖例不书何如？”[80]后金使臣亦说：“国王答书，非如咨奏公文之比，天朝揭帖，则本不书年月，如广宁袁巡抚所送揭帖例为之，则天启二字，自然不书。”[81]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接受“不书年号，从揭帖式”[82]的折衷意见。

——莅盟宣誓。朝鲜国王李倧不愿意亲盟鸣誓，并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83]为由，拒绝杀白马黑牛与后金盟誓。阿敏得知十分不满，认为朝鲜“国王既不发誓，是不愿讲和之意，何糊涂以了事塞责？”[84]二月二十八日，阿敏致朝鲜书曰：“和好两国之愿，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今贵国王悭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85]然后进一步威胁说：“岂不知道近日兵器有备，士卒有练，欲一战以较胜负。”[86]此时阿敏又派刘兴祚从中进行斡旋，二十九日刘兴祚在给李倧重臣李廷龟的信中举了韩信、孙膑、勾践为例，“此三人皆不以一时之辱，坏终身之大道。今贵国为一誓之辱，不顾王弟之质，黎民之殃，社稷之危乎？”[87]又说：“天和谐】朝与蒙古和，杀白马黑牛以祭天地，与金国和亦然。不如是，则何以表信？”[88]三月二日，刘兴祚提出解决莅盟宣誓的新建议，他说：“主盟之人，亲自宰牲礼也。而国王在忧服中，不敢强请，国王则于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处刑牲以誓，则俺等当以好辞回报，以完大事。”[89]盟誓一事在李朝内部有不同意见，但是在后金的压力下，李倧妥协让步了，他说：“上有宗社，下有生灵，不得不尔。”[90]最后接受了刘兴祚的“降等”设议。

后金和朝鲜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涉、协商，以上四个问题都达成议和的要求。三月三日，朝鲜国王李倧率领群臣和后金南木太等八大臣在江华岛焚书盟誓。发誓时，李倧亲行焚香告天礼，由朝鲜左副承旨李明汉宣读誓文，文曰：“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竟细故，非是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计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约，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只，监听此誓。”[91]读讫礼毕，李倧回宫，随后双方与盟大臣来到誓坛烧香，对天杀白马，对地宰黑牛，各以一器皿装肉、白酒、血、骨、土。由朝鲜李行远读誓文曰：“若与金国计仇，存一毫不善之心，如此血出骨暴。若金国大臣仍起不良之心，亦血出骨白，现天就死。二国大臣，各行公道，毫无欺罔，欢饮此酒，乐食此肉，皇天保佑，获福万万。”[92]然后由后金的南木太等誓文曰：“朝鲜国王今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两国已讲和美，今后同心合意，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祸。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祸。若两国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处，皇天保佑，获福万万。”[93]这次江华盟誓，阿敏虽然在誓书上署名了，但是对誓文很不满意。因此盟誓议和后，不予承认，一方面“令八旗将士，分路纵掠三日”[94]，“海边一带，已成空壤”[95]，“子女财畜，荡覆无余”[96]；另一方面后金兵抵平壤立营，不再后撤，扬言“大同江以西，不可复还”[97]，又说“待执毛文龙后归去”[98]。朝鲜国王李倧不同意，可是被迫无奈，更无他策，三月十八日派遣王弟李觉赴平壤后金大营，再次举行盟誓。阿敏誓书曰：
“如果朝鲜国王李倧将应送金国汗之礼物，背约不送，对金国派来的使者，不像对明的使者一样恭敬，对金心怀恶意，巩固城郭，整顿兵马，并将金所获得的已剃发的人，如逃来朝鲜，就据为己有，而不给回。王曾说过：与其和远方的明往来，不如和近处的金国往来。如果违背上述之言，则将向天地控告，而讨伐朝鲜国。天地以朝鲜王为非，殃必及之，寿命不到就死了。如朝鲜国王不违背誓言而相处时，金国的阿敏贝勒启衅讨伐的话，则必遭殃而死。我们两国遵守誓言而相处，天地必眷佑，而让我们世远年久地过太平的日子。”[99]
如把“平壤盟誓”与“江华盟誓”两文比较，内容有很大的不同，“平壤盟誓”要求朝鲜承担更多的义务。故朝鲜认为“观其语意极凶巧耳，”畏其屠掠，亦只忍辱接受了。因此，阿敏罢兵后撤，四月十七日回到沈阳，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欢迎。

4.义州撤兵
平壤盟誓后，阿敏率军撤离朝鲜，但是命令冷格里等领三千人马留驻义州。后金驻兵义州主要目的是防御明军毛文龙，因为皇太极发动“丁卯之役”，原想一举消灭毛文龙，解除后顾之忧，结果事与愿违，未能得手，正如明熹宗朱由校所言：“奴兵东袭，毛帅锐气未伤。”[100]又据毛文龙的报告说：“职坚守不拔，所伤不满千人”，可见毛文龙的势力并未受损，仍然对后金起牵制和威胁的作用。所以，当明廷接到朝鲜求援的来书后，考虑到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101]。于是“上命文龙相机战守，并命登抚暂移登、青、莱三府仓储接济，励戎士以状军声”[102]。因此，毛文龙不断派兵袭击入侵朝鲜的后金兵，“五战而五胜，……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103]。就在平壤盟誓以后，阿敏准备率军渡江返回沈阳时，毛文龙对后金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四月五日他“传集诸将，面授方略，度地远近险要，发兵设伏，出奇夹攻，俱约至十三日齐到义州、鸭绿江边，水陆公开截杀”，此役“死伤达贼六七千余，打死孤山三名，牛鹿八名，并马骡千有余匹”[104]。这份塘报的数字虽有夸张不实，但亦反映了毛文龙给予后金兵沉重的打击，所以后金为了监视、防御毛文龙，不敢轻易从义州撤兵，故导致朝鲜与后金的义州驻兵去留之争。

此时后金向朝鲜要求驻兵义州，但是朝鲜坚决不同意。朝鲜国王李倧在致后金书中指出：“今见来书，有留兵助粮等语，恐非告天立誓息兵安民之意也。”[105]后金却认为“毛将在焉，我何卷归，贵国缚给毛将，则我乃回兵矣”[106]。七月初，朝鲜遣使臣申景琥、朴兰英前往后金沈阳上国书，交涉要求后金撤走义州驻兵。七月七日，他们到达沈阳，可是皇太极一直不接见。直到十二日，皇太极方派高且、大海等来见，说是“连日有故，未及相见，勿以为讶”[107]。申景琥、朴兰英向他们提出，“当初讲和，约以各守封疆，至于誓天。而撤兵之后，余众尚留我境”[108]，这是何故？大海等说：此事“非吾等所能擅答，当言于汗处”[109]。十四日，皇太极命大海等来言曰：“义州留兵，非疑贵国。毛兵方在贵境，我兵既撤之后，彼若乘虚夺据，则非但往来阻绝，恐伤两国和好之义。欲押送交替兵马，将以今十五日打发耳！今者贵国书意恳切，今当卷还，第未知以你国之兵力，能制毛兵，使不得下岸耶？”[110]申景琥等答曰：“本国与贵国曾无嫌怨，今春被兵全由于毛将。及其兵锋深入之后，彼窜伏海岛，终不出救，今何颜面更下岸耶？”[111]

这时皇太极与明议和中辍，宁锦之役又惨遭失败，辽东形势对后金十分不利。因此，皇太极对朝鲜请求撤退义州驻兵，不能不认真对待，不然刚刚达成的“兄弟之盟”很可能破裂，“丁卯之役”的胜利果实就要丢失，又要重陷东西夹击的困境。所以，皇太极从后金的战略全局考虑，以义州撤兵的小局，服从联合朝鲜的大局，从而打破明王朝设置的弧形包围圈。于是，七月十九日，皇太极命阿什达尔汉、霸奇兰随同朝鲜使臣申景琥、朴兰英前往，呈递国书，书曰：
“我们两国本无事故，和好相处，因明之故才交恶。理应照旧和好相处，故天复令和好。如果彼此珍惜这和好，互相和好相处，不以破坏者为非吗？我兵之所以驻守义州，并不是因为不相信你们而驻守的。我们之所以交战，是因为明而战的，恐怕明再来破坏和好，为了监视明才驻守的呀！今如不让明进入你境内之地，则你王弟写下‘不让明进入’之保证书，并让住民守兵来义州，则我可立即撤退。如在居义州之民兵来到义州之前，我兵即撤退，恐明将乘隙来入驻。”[112]
皇太极这次致朝鲜书和以往大不相同，除了明确表示同意撤兵外，而且全篇的语气是平等的、友好的，没有那种以胜利者自居的傲慢态度，所以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朝鲜的覆书曰：
“差人将书来，具知盛意，欲谨守和约，共享无疆之福，甚善甚善。贵国之留兵义州，固知本无反意，但业已誓天罢兵，而犹复屯兵他境，非各守封疆之意，故前书及之。今贵国有意卷退，我国地方，我自住守，宁有任人窃据之理。便即差官偕来使替守，慎固疆场，不至贻贵国虑也。”[113]
可见，朝鲜表示决不把义州交给明军，以威胁后金的安全，这正是皇太极所希望的。因此，九月十二日，留驻义州的后金兵奉旨全部撤退，朝鲜的义州府尹严愰率领兵民进入义州城。
皇太极发动的“丁卯之役”，是一次侵略战争，它给朝鲜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对后金的发展却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摆脱了孤立的困境；经济上冲破了禁运封锁；军事上粉碎了明军的包围，从而消除了内部危机，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620年左右侵朝，然后
或与大明联手压满人
或与满人联手侵大明

附录

　1592年，太合秀吉为了平息国内土地不足分封的问题，决定出兵攻打明朝。因此秀吉向朝鲜国提出“假道入明”的请求，却遭到朝鲜国王拒绝，使秀吉决定先并吞朝鲜，再并吞明朝。
　　1592年4月，秀吉派遣16万军人前往朝鲜，文禄之战因而揭开序幕。日军在战争初期处于优势，只花一个月便攻陷朝鲜首都京城(今首尔)，驱逐朝鲜国王李昖。
　　李昖为了击退日军，遣使向宗主国明朝求援，而明朝朝廷很快便派出大军前去救援，这段期间朝鲜各地出现义军抗战，其中以郭再佑、高敬命的抗战激发了朝鲜军队之士气。
　　1593年1月，明、鲜联军以提督李如松为首击退日将小西行长，收复平壤，虽在碧蹄馆败于日本名将立花宗茂、小早川隆景，但后来因日军以宇喜多秀家为首转攻幸州山城遭遇朝鲜陆军名将权栗的反攻而大败，更因为李如松的偷袭而缺粮，迫使日军退至釜山。此外朝鲜水军名将李舜臣亦率领朝鲜水军击退日本水军，日军在海陆受挫的情况下被迫和明朝议和，在1595年，文禄之役在两方议和下结束。
　　到了1597年，秀吉再次出兵攻打朝鲜，庆长之役展开。日军为了减低朝鲜水军的战力，使用反间计污陷李舜臣，使其被李昖解职。同年2月，明朝再次出兵支援朝鲜，首以明末名将麻贵，与日军加藤清正等人在蔚山交战。朝鲜水军在开战初期被日军击溃，迫使朝鲜再次起用李舜臣抵抗日军。李舜臣在鸣梁海战中击败日军主帅来岛通总，使局势开始扭转。
　　在两军对峙之际，1598年7月，太合秀吉在京都伏见城病逝，日军在五大老的命令下开始撤退，同年11月，明朝鲜联军于露梁海战截击大败日军，但李舜臣却因日本名将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等人的攻击而战死，日军成功撤退回国，庆长之役结束。文禄庆长之役后，丰臣氏消耗过多财力，成为日后德川家康取而代之的主因之一。


后金（清）两次进攻朝鲜

一.丁卯之役与“兄弟”之盟
1.金朝关系
当时明金对峙，朝鲜的态度确实举足轻重。后金与朝鲜仅一江之隔，因此后金要想西进征明，就要考虑东邻朝鲜的行动，为此在后金统治集团内有两种意见，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第三子洪太时（即皇太极）常劝其父欲犯我国，其长子贵永介（即代善）则每以四面受敌，仇怨甚多，则大非自保之理，极力主和，务要安全，非爱我也，实自爱也。”[1]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而不敢冒险，故对朝鲜采取拉拢的政策，曾多次派遣使臣赴朝投书，希望朝鲜与明朝脱离关系，同后金结盟，所谓“不事南朝，子子孙孙，永结盟约”[2]。但是，朝鲜不为所动，仍坚决支持明朝，反对后金。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明辽东巡抚王化贞，为了组织明军出广宁、渡辽河，从正面进攻后金，便派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领军丁二百余人，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五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由三岔河驾船到猪岛、鹿岛、禽岛、石城、长山、色利、獐子等地进行安抚辽民的工作。此时，辽东廪生王一宁来会，建议前往朝鲜求助，共谋大计。七月初，他们来到朝鲜的弥串堡，得探报后金镇江守将佟养真派兵外出，城防空虚，令千总陈忠过江潜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二十日深夜，毛文龙率领三千人马，围攻镇江，陈良策归降，然后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收兵万人，旧额八百人。镇江捷报，全辽震动，宽甸、■阳，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投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3]，“归顺之民，绳绳而来”[4]。于是毛文龙因功授参将，不久又晋升为平辽总兵。

后金获悉镇江失守，大为震惊，命贝勒阿敏、皇太极等人率领大军前去镇和谐】压，毛文龙却不战而退入朝鲜境内，后金兵几次入朝进击，并且遣使赴朝致书说：“如果我两国真心想友好相处，那么就逮捕毛文龙、陈良策交来。”[5]朝鲜方面为了不使事态严重，“恐有日后之患，言其利害于毛将，使卷入海岛”[6]。此议得到明廷的同意，认为毛文龙寄身海岛，“有此可用之众”[7]。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皮岛（即■岛、稷岛、从云岛）。此岛位于明朝、后金和朝鲜之间，据《明通鉴》记载：“皮岛即东江，在登莱大海中。”[8]“地广衍，有险可恃”[9]，“南可以屏蔽登莱，东可以联络朝鲜，北可以攻冲辽沈，乃平辽阨要区也”[10]

此后，朝鲜为了防御后金侵犯，便大力支援毛文龙，如划给大片“闲田”[11]，使其兵民驻耕；免征商税，“以助军饷”[12]；供给大量粮食，以解决十万军民的生计[13]；补充大批火器，增强明军的战斗力[14]。因此，毛文龙在朝鲜的支持下，势力大增，除了拥有一支十多万人的精壮大军外，还控制着宣川、定州、龙川、铁山、昌城、满浦、獐鹿、长山、石城、广鹿、三山、旅顺等地，这对后金形成了很大威胁。所以，他一方面经常派兵袭扰后金，又派人潜入后金，鼓动辽民起来反对后金政权，如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一次就派出五十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15]，致使一些辽民“叛去”[16]，逃往明地，还有一些辽民揭竿而起，聚众“叛乱”[17]。毛文龙对后金的军事行动规模不大，仅是骚扰性的，但“牵制则有余”[18]。因此，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19]这说明毛文龙已成为后金的“腹心之大患”[20]。

随着毛文龙势力日益壮大，后金就更加归罪朝鲜的支持，正如毛文龙所言：“奴酋之恨巨掣尾，每转恨于朝鲜之假地。”[21]努尔哈赤虽然多次致书要朝鲜断绝与毛文龙往来，如果擒获毛文龙，则以朝鲜降将姜弘立作为交换，但是遭到朝鲜严词拒绝。当时后金战略的重点是在辽西，而对东江的毛文龙则封官许愿，采取招抚之策，然而毛文龙乃无降金之意。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患毒疽身亡，由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他上台后分析后金的形势时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就是东江，只为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的动静言语霎时便知，可恨！可恨！”[22]又据朝鲜所得情报说：“奴酋死后，第四子黑还勃烈（即皇太极）承袭，分付先抢江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23]皇太极虽然继续推行其父努尔哈赤进取中原的战略总方针，但是为了摆脱目前受包围的困境，在对明的策略上有所调整，公开遣使与辽东巡抚袁崇焕进行议和，暗地里则把进攻的矛头由西转向东，积极准备攻打朝鲜和毛文龙，以解后金的后顾之忧，“丁卯之役”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2.出兵两图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一月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为统帅，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随军东征。皇太极面授方略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照此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24]又据《旧满洲档译注》记载：“朝鲜国对满洲国犯有重重之罪，虽然如此，但这次并非指着朝鲜而来讨伐的。因明的毛文龙，住在靠近朝鲜的海岛，经常收容逃亡者，因此生气而来找他。”[25]可见，后金此次出兵主攻目标是毛文龙，次攻方面是朝鲜。
阿敏率领三万余骑出征，进军十分谨慎，他把大军隐匿在凤凰城，并且向朝鲜降将姜弘立了解情况，问曰：“我今缚送毛文龙，则朝鲜将从乎？”答曰：“缚送则未可知，而我国岂有顾惜之理。”[26]十三日，后金兵渡过鸭绿江，逼近朝鲜义州，阿敏先命总兵官■额礼、备御官雅逊、叶臣、孟安等率领八十人，偷袭明军驻守的哨卒，将其全部擒获，无一人逃脱；然后又遣朝鲜人韩润等人，“变着华衣，潜随猎骑入城”[27]，以为内应；此外，还令人登南山呼曰：“城中将士，解甲出降，南土军兵，悉出归乡，不然铁骑蹂躏，乱杀靡遗。”[28]十四日，后金兵突然围攻义州，命艾屯巴图鲁任主将，率军攀梯登城，朝鲜守将李莞、崔梦亮等仓卒应战，此时韩润“焚火军器，一城大乱，反氓开门”[29]，遂克义州。李莞、崔梦亮等被执处死，城中有明兵一万，朝鲜兵二万，劝降不从者皆遭杀害。当后金兵攻打义州时，阿敏就派遣济尔哈朗等率领大军进攻毛文龙驻守的铁山，由于毛文龙自冰合后，移驻皮岛，未能捉住，而铁山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被杀，许多明兵和辽民遇害。

阿敏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毛文龙避居皮岛，隔海相望，未备水师，无法进攻；而后金兵却轻易攻取义州，说明朝鲜防御力量很弱，足以取胜。因此，他进一步贯彻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战略，把主攻目标由毛文龙转向朝鲜，于是留大臣八人、兵千人驻守义州。十五日，阿敏亲率大军与济尔哈朗等会合，然后挥戈东进，为了减少和削弱朝鲜军民的抵抗，“一边进兵，一边求和”[30]。十七日，后金兵进抵定州，阿敏派人向该城守将金搢投致朝鲜国王书，书曰：
“我两国原无仇恨，今何为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此一宗也；我得辽东，既系邻国，尔曾无一句好语。及窝藏毛文龙，助他粮草，尚不较正。写书与尔国，毛文龙等绑来，我两国和好，尔又不肯。辛酉年我来拿毛文龙，尔国屯民鸡犬不动，尔又不谢，此二宗也；尔还把毛文龙放在尔国，招我逃民，偷我地方，此三宗也；我先汗归天，有仇如南朝而尚来吊问，赍礼来贺新汗，况我先汗与尔国毫无不好心肠，尔国无一人吊贺，此四宗也。先年尚有不好事件，笔难尽述。用此，我方统大兵来。尔国要和好，差官认罪，火速来讲。”[31]
朝鲜答书称：
“我国与尔国本来无怨恨。我国臣事皇朝二百余年，皇朝伐尔国时要我兵马，既有天子敕命，何敢违也？……毛将既是天朝将官，来寄我疆，义不可拒。……今者尔国无故动兵，出我不意，攻我城池，杀我人民，是我国未尝负尔，而尔先负我。……尔若息兵通好，则必以礼义相接，不可以兵戈相胁。”[32]
阿敏遭到朝鲜严词驳斥后，便“麾兵进迫”[33]，遂一举攻克定州。他取得定州之役的胜利后，坚定了征伐朝鲜必胜的信心，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就派人回辽向皇太极上书报告自己的进军方案。他告知后金兵顺利攻取义州、铁山，毛文龙已逃往皮岛，“如内情合适，即进趋王京”[34]。皇太极收阅来书，基本上是同意的，但要小心谨慎，故在所覆诏书中说：“前进事宜，你们要深思而行”，“切勿强行，……凡事委你们出征者相机而行。”[35]这就表明皇太极赞同阿敏把朝鲜作为主攻目标和进攻方向。

朝鲜国王李倧得知后金兵渡江东进，定州失守的消息，惊恐万状，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毫无结果。由于朝鲜国力衰败，李倧决定先将后妃送往江华岛，称之“为避乱之计”[36]。下“罪己书”[37]、传旨“命诸道勒王”[38]，下三道大肆“征兵”[39]等等，这些措施无一收效。
阿敏率军乘胜向前推进，十九日后金兵渡过青川江驻营，先遣部队已到达安州城下。安州守备南以兴等，“前数日，城中闻贼兵日近，整顿兵械，为死守计”[40]。故后金招降，“城中不答”[41]。二十日，阿敏统领大队人马抵达安州城外，派人巡城呼曰：“无罪南兵开城出送，城中将士解甲出降，我且按兵以俟汝降战之答。”[42]南以兴命人答曰：“我国只知战与死而已，本无降与和耳。”[43]然后阿敏又派遣使者投书，书大意如前，“又添七宗恼恨”[44]。答书曰：“速得二书，要息兵修好，共享太平，其意甚好。但前书既云要好，而兵随其后，此我之所未晓也。自今以往，彼此解兵，两国和好，岂不美哉。”[45]
二十一日清晨，后金兵发动攻城，双方展开激战，据记载：“是日黎明，远近烟雾不辨咫尺，贼中吹角鸣鼓，呐喊■旗，万骑骈进，云屯雷击。城中炮射，一时俱发，坠骑落壕，死者山积。前仆后入，左冲右突，并驱骆驼，输进长梯，一时登城，长枪短兵，彼此相搏，势如风火，措手不及，贼满城中，追逐乱杀。”“贼兵之燋毙者，亦不知其数。”[46]安州保卫战，表现了朝鲜爱国军民英勇不屈的精神，最后虽孤立无援，城陷人亡，但给后金军沉重打击，伤亡很大，“遂驻军安州，息马四日”[47]
二十五日，阿敏率领大军向平壤挺进。安州失陷后，李朝上下一片恐慌，各路守军纷纷溃散，据都体察使张晚驰启：平壤，黄州凤山、瑞兴、平山等邑军民，“鸟惊鱼骇，望风先溃”[48]。因此，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诸将士皆逃匿，无一人当其锋”[49]。二十六日，阿敏等未遇任何阻挡，占领了平壤。此时后金将领内部对进军朝鲜王京汉城，发生了意见分歧，“一半则欲还，一半则以为不可”[50]。全军统帅阿敏坚持向前推进，直取汉城。而岳托、济尔哈朗却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此次出征主要是讨伐毛文龙，而不是朝鲜，何况大军入朝，沈阳安危不能不考虑。阿敏不从，是日率军渡过大同江。二十七日，后金兵至中和驻营，便遣使赴汉城致书迫降，“使者未达而返”[51]。同一天，朝鲜国王李倧离开汉城，逃往江华岛。并命已归降后金的姜弘立之子姜■，朴兰英之子朴雴，“持国书送虏中，欲谕退贼兵，乃探贼情”[52]。书曰：
“自古以来，欺弱凌卑，谓之不义，无故杀捕人民，是为逆天啊！如果说有罪的话，应当先派人来问，然后声讨，方合义理。或是今先退兵再议和的话，才可言和吧！”[53]

这是朝鲜首次遣使到后金营中投书议和，可是阿敏对议和不感兴趣。二十八日，他在致朝鲜的覆书中指出七条罪状，“如要和好相处，速派使者来，我愿听之”[54]。二月五日，阿敏率军占领黄州，然后“遣使胁和，要以三事：一曰割地，二曰捉文龙，三曰借兵一万，助伐南朝”[55]。六日，朝鲜派姜■、朴雴二人前来通知，国王李倧已派亲信大臣来营中谈判，但是阿敏节外生枝，仍欲率军深入。此时岳托、李永芳等，希望阿敏不要违背前言，驻军黄州，等待来使。阿敏不听，又进兵至平山驻营。八日，朝鲜使臣来到平山后金大营，他说：“我们的王听说贝勒你将至。……愿意承认我们的错，你们要如何结束此事，愿把我们贫乏之国所出产的东西，只要能收获的都给你。”[56]阿敏听了此言，仍然不满足，还要向汉城进兵。岳托、济尔哈朗等出面劝阻，他们认为“我等统朝廷重兵，不可久留于外，且蒙古与明近逼我国，皆敌人也，宜急归防御”，况且“朝鲜王京阻江为险，江岸置木栅枪炮，兵马环列，且闻冰已解，亦恐难渡”[57]，“不可深入”[58]。阿敏还是不从，于是岳托、济尔哈朗以皇太极曾谕令阿敏与出征诸贝勒“公同议定”[59]为由，主持召开八旗大臣会议，会上七旗大臣都主张议和，唯有阿敏所领的镶蓝旗大臣反对。因此，阿敏在众贝勒大臣的压力下，被迫停止进军，接受议和，从此后金和朝鲜的关系，由交战转为议和。

3.两国盟誓
后金与朝鲜议和，在李朝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司瞻直长朴日省、韩肃一等上疏，“力陈和议之非”[60]，太学生尹鸣殷等上书，“请斩差胡与朴兰英等首，函送天朝，举义斥和，背城一战”[61]。还有些人说：“朝廷不思大义，通好丑虏，忠义之士扼腕，介胄之士解体。”[62]可见他们反对议和。而朝鲜国王李倧等主张议和，认为：“今日之势，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奈何不和？”[63]与后金议和是“羁縻之道”，“缓兵之计”[64]，“未为不可矣”[65]。后金朝鲜议和，并非一帆风顺，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争论。

——永绝明朝。二月二日，阿敏在给朝鲜国王书曰：“两国和好，共言美事，贵国实心要好，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66]这是后金第一次提出要求朝鲜永绝明朝，李倧认为“大义所系，断不可许”[67]。但是，李倧在遣使答书中则避重就轻，模棱两可的说：“只论两国之好而已，何必提起不当言之言乎。”[68]五日，他又致书阿敏，解释说：“事大交邻，自有其道。今我和贵国者所以交邻也，事皇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矣。”[69]阿敏见朝鲜对明朝的态度坚持不改，故对永绝明朝一款不再强求，却说：“朝鲜二百年事皇朝之言，极有信义，若与之交好，则可久矣。”[70]所以，十四日他向朝鲜来使表示：“不绝天朝一款，自是好意，不必强要。”[71]
——入质纳贡。二月八日，阿敏派汉人刘兴祚（朝鲜称刘海）为使臣，前往江华岛与朝鲜议和。当时朝鲜对后金提出的入质纳贡持反对态度，国王李倧说：“质子之言，处之诚难。而至于岁币，则答之以物力残荡，无以办出可矣。”[72]所以，九日刘兴祚到达江华岛，朝鲜国王李倧拒不接见。十日刘兴祚向朝鲜方面提出“国王若不亲见，则当自此回去”[73]。十一日刘兴祚在给朝鲜的揭帖中说：“今贵国王惜一接见之礼，不念小民之涂炭，独何忍哉！吾恐金人再为一激，势必下王京，不惟四部道受害，八部道生民亦难安矣。事机一错，祸不忍言。”[74]当天，李倧便接见刘兴祚，十五日朝鲜接受后金的入质纳贡的条件，给阿敏书曰：“和好是两国所欲，故曾遣重臣，兼致礼物。”“自今以往，两国兵马，更不过鸭绿江一步地，各守封疆，各遵禁约，安民息兵，父子夫妇，各相保存。”[75]并且“以木绵一万五千匹，绵紬二百匹，白■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张，鹿皮四十张，倭刀八柄，鞍具马一匹送于虏中”[76]。

——去明年号。朝鲜在致后金书中皆书明天启年号，阿敏对此非常不满。二月七日，他在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明确指出：“今见来文，照旧书天启年月。既如此，怎么讲得好。”[77]八日，他再次给李倧去信要求“以‘聪’字易‘启’何如？”[78]可是朝鲜不同意，于是阿敏对朝鲜施加压力，他说：“昨接来札，内书天启年号，极难达于我汗皇。……看来贵国拿天启来压我，我非天启所属之国也。若无国号，写我天聪年号，结为唇齿之邦。”[79]此时朝鲜国王李倧提出，“年号依中国揭帖例不书何如？”[80]后金使臣亦说：“国王答书，非如咨奏公文之比，天朝揭帖，则本不书年月，如广宁袁巡抚所送揭帖例为之，则天启二字，自然不书。”[81]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接受“不书年号，从揭帖式”[82]的折衷意见。

——莅盟宣誓。朝鲜国王李倧不愿意亲盟鸣誓，并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83]为由，拒绝杀白马黑牛与后金盟誓。阿敏得知十分不满，认为朝鲜“国王既不发誓，是不愿讲和之意，何糊涂以了事塞责？”[84]二月二十八日，阿敏致朝鲜书曰：“和好两国之愿，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今贵国王悭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85]然后进一步威胁说：“岂不知道近日兵器有备，士卒有练，欲一战以较胜负。”[86]此时阿敏又派刘兴祚从中进行斡旋，二十九日刘兴祚在给李倧重臣李廷龟的信中举了韩信、孙膑、勾践为例，“此三人皆不以一时之辱，坏终身之大道。今贵国为一誓之辱，不顾王弟之质，黎民之殃，社稷之危乎？”[87]又说：“天和谐】朝与蒙古和，杀白马黑牛以祭天地，与金国和亦然。不如是，则何以表信？”[88]三月二日，刘兴祚提出解决莅盟宣誓的新建议，他说：“主盟之人，亲自宰牲礼也。而国王在忧服中，不敢强请，国王则于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处刑牲以誓，则俺等当以好辞回报，以完大事。”[89]盟誓一事在李朝内部有不同意见，但是在后金的压力下，李倧妥协让步了，他说：“上有宗社，下有生灵，不得不尔。”[90]最后接受了刘兴祚的“降等”设议。

后金和朝鲜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涉、协商，以上四个问题都达成议和的要求。三月三日，朝鲜国王李倧率领群臣和后金南木太等八大臣在江华岛焚书盟誓。发誓时，李倧亲行焚香告天礼，由朝鲜左副承旨李明汉宣读誓文，文曰：“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竟细故，非是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计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约，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只，监听此誓。”[91]读讫礼毕，李倧回宫，随后双方与盟大臣来到誓坛烧香，对天杀白马，对地宰黑牛，各以一器皿装肉、白酒、血、骨、土。由朝鲜李行远读誓文曰：“若与金国计仇，存一毫不善之心，如此血出骨暴。若金国大臣仍起不良之心，亦血出骨白，现天就死。二国大臣，各行公道，毫无欺罔，欢饮此酒，乐食此肉，皇天保佑，获福万万。”[92]然后由后金的南木太等誓文曰：“朝鲜国王今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两国已讲和美，今后同心合意，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祸。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祸。若两国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处，皇天保佑，获福万万。”[93]这次江华盟誓，阿敏虽然在誓书上署名了，但是对誓文很不满意。因此盟誓议和后，不予承认，一方面“令八旗将士，分路纵掠三日”[94]，“海边一带，已成空壤”[95]，“子女财畜，荡覆无余”[96]；另一方面后金兵抵平壤立营，不再后撤，扬言“大同江以西，不可复还”[97]，又说“待执毛文龙后归去”[98]。朝鲜国王李倧不同意，可是被迫无奈，更无他策，三月十八日派遣王弟李觉赴平壤后金大营，再次举行盟誓。阿敏誓书曰：
“如果朝鲜国王李倧将应送金国汗之礼物，背约不送，对金国派来的使者，不像对明的使者一样恭敬，对金心怀恶意，巩固城郭，整顿兵马，并将金所获得的已剃发的人，如逃来朝鲜，就据为己有，而不给回。王曾说过：与其和远方的明往来，不如和近处的金国往来。如果违背上述之言，则将向天地控告，而讨伐朝鲜国。天地以朝鲜王为非，殃必及之，寿命不到就死了。如朝鲜国王不违背誓言而相处时，金国的阿敏贝勒启衅讨伐的话，则必遭殃而死。我们两国遵守誓言而相处，天地必眷佑，而让我们世远年久地过太平的日子。”[99]
如把“平壤盟誓”与“江华盟誓”两文比较，内容有很大的不同，“平壤盟誓”要求朝鲜承担更多的义务。故朝鲜认为“观其语意极凶巧耳，”畏其屠掠，亦只忍辱接受了。因此，阿敏罢兵后撤，四月十七日回到沈阳，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欢迎。

4.义州撤兵
平壤盟誓后，阿敏率军撤离朝鲜，但是命令冷格里等领三千人马留驻义州。后金驻兵义州主要目的是防御明军毛文龙，因为皇太极发动“丁卯之役”，原想一举消灭毛文龙，解除后顾之忧，结果事与愿违，未能得手，正如明熹宗朱由校所言：“奴兵东袭，毛帅锐气未伤。”[100]又据毛文龙的报告说：“职坚守不拔，所伤不满千人”，可见毛文龙的势力并未受损，仍然对后金起牵制和威胁的作用。所以，当明廷接到朝鲜求援的来书后，考虑到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101]。于是“上命文龙相机战守，并命登抚暂移登、青、莱三府仓储接济，励戎士以状军声”[102]。因此，毛文龙不断派兵袭击入侵朝鲜的后金兵，“五战而五胜，……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103]。就在平壤盟誓以后，阿敏准备率军渡江返回沈阳时，毛文龙对后金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四月五日他“传集诸将，面授方略，度地远近险要，发兵设伏，出奇夹攻，俱约至十三日齐到义州、鸭绿江边，水陆公开截杀”，此役“死伤达贼六七千余，打死孤山三名，牛鹿八名，并马骡千有余匹”[104]。这份塘报的数字虽有夸张不实，但亦反映了毛文龙给予后金兵沉重的打击，所以后金为了监视、防御毛文龙，不敢轻易从义州撤兵，故导致朝鲜与后金的义州驻兵去留之争。

此时后金向朝鲜要求驻兵义州，但是朝鲜坚决不同意。朝鲜国王李倧在致后金书中指出：“今见来书，有留兵助粮等语，恐非告天立誓息兵安民之意也。”[105]后金却认为“毛将在焉，我何卷归，贵国缚给毛将，则我乃回兵矣”[106]。七月初，朝鲜遣使臣申景琥、朴兰英前往后金沈阳上国书，交涉要求后金撤走义州驻兵。七月七日，他们到达沈阳，可是皇太极一直不接见。直到十二日，皇太极方派高且、大海等来见，说是“连日有故，未及相见，勿以为讶”[107]。申景琥、朴兰英向他们提出，“当初讲和，约以各守封疆，至于誓天。而撤兵之后，余众尚留我境”[108]，这是何故？大海等说：此事“非吾等所能擅答，当言于汗处”[109]。十四日，皇太极命大海等来言曰：“义州留兵，非疑贵国。毛兵方在贵境，我兵既撤之后，彼若乘虚夺据，则非但往来阻绝，恐伤两国和好之义。欲押送交替兵马，将以今十五日打发耳！今者贵国书意恳切，今当卷还，第未知以你国之兵力，能制毛兵，使不得下岸耶？”[110]申景琥等答曰：“本国与贵国曾无嫌怨，今春被兵全由于毛将。及其兵锋深入之后，彼窜伏海岛，终不出救，今何颜面更下岸耶？”[111]

这时皇太极与明议和中辍，宁锦之役又惨遭失败，辽东形势对后金十分不利。因此，皇太极对朝鲜请求撤退义州驻兵，不能不认真对待，不然刚刚达成的“兄弟之盟”很可能破裂，“丁卯之役”的胜利果实就要丢失，又要重陷东西夹击的困境。所以，皇太极从后金的战略全局考虑，以义州撤兵的小局，服从联合朝鲜的大局，从而打破明王朝设置的弧形包围圈。于是，七月十九日，皇太极命阿什达尔汉、霸奇兰随同朝鲜使臣申景琥、朴兰英前往，呈递国书，书曰：
“我们两国本无事故，和好相处，因明之故才交恶。理应照旧和好相处，故天复令和好。如果彼此珍惜这和好，互相和好相处，不以破坏者为非吗？我兵之所以驻守义州，并不是因为不相信你们而驻守的。我们之所以交战，是因为明而战的，恐怕明再来破坏和好，为了监视明才驻守的呀！今如不让明进入你境内之地，则你王弟写下‘不让明进入’之保证书，并让住民守兵来义州，则我可立即撤退。如在居义州之民兵来到义州之前，我兵即撤退，恐明将乘隙来入驻。”[112]
皇太极这次致朝鲜书和以往大不相同，除了明确表示同意撤兵外，而且全篇的语气是平等的、友好的，没有那种以胜利者自居的傲慢态度，所以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朝鲜的覆书曰：
“差人将书来，具知盛意，欲谨守和约，共享无疆之福，甚善甚善。贵国之留兵义州，固知本无反意，但业已誓天罢兵，而犹复屯兵他境，非各守封疆之意，故前书及之。今贵国有意卷退，我国地方，我自住守，宁有任人窃据之理。便即差官偕来使替守，慎固疆场，不至贻贵国虑也。”[113]
可见，朝鲜表示决不把义州交给明军，以威胁后金的安全，这正是皇太极所希望的。因此，九月十二日，留驻义州的后金兵奉旨全部撤退，朝鲜的义州府尹严愰率领兵民进入义州城。
皇太极发动的“丁卯之役”，是一次侵略战争，它给朝鲜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对后金的发展却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摆脱了孤立的困境；经济上冲破了禁运封锁；军事上粉碎了明军的包围，从而消除了内部危机，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