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杜撰 也并非神话---《夏令营中的较量》作者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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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博客上转贴了《“夏令营较量”失败14年后，情况为什么更糟？》一文，有人留言说：“ 14年前的文章作者作假已经被揭发，那是汉奸文学啊，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不知道该网友是不了解情况还是始终持此观念。其实，早在1994年，国家教育部（当时叫国家教委）已经对此做过专门调查，认为《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是真实的，讨论是必要的。这份调查报告正式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主要领导，应当说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为了便于感兴趣的朋友了解内幕真实情况，我将在1994年3月16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反驳文章在此刊出。

                  并非杜撰　　也并非神话
                 ——《夏令营中的较量》作者证言
　　孙云晓
　　自1993年秋冬以来，《夏令营中的较量》（以下简称《较量》）一文被广泛转载介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一个被热烈讨论的公众话题，尤其是《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和《羊城晚报》的报道影响很大，对推动教育改革和优化孩子成长环境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1994年3月5日《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以第一版整版篇幅刊登了该报记者的文章：《杜撰的“较量”：所谓日本孩子打败中国孩子的神话》（以下简称《杜撰》）。该文称：“也许更能令人们震惊的是：孙云晓的这篇文章（指《较量》）是一篇严重失实的报道。”
　　人们都明白“杜撰”一词的定义即“没有根据地编造”和“虚构”
　　大家都很忙，谁也没兴趣打笔墨官司。可既然《杜撰》一文称《较量》为“杜撰”，让人们一时真假难辨，这就应当“有个说法”。况且，此事涉及新闻观、教育观乃至价值观等重大问题，为文者自应对读者负责、对社会甚至对历史负责。作为《较量》的作者，我愿在这里推心置腹地与大家推敲一下事实并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较量》是“杜撰”出来的吗？
　　1991年至1993年间，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连续在中国举办了3届。应当说3届夏令营是相当成功的。中方主办单位宋庆龄基金会为此付出了的努力，达到了友谊、交流和探索的目的。全国少工委协办1992年内蒙草原探险夏令营，与宋庆龄基金会精诚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富有远见卓识和勇气的实践，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子，也为儿童教育探索出了新路。　　
　　作为专职研究少年并为孩子写作的人，我自1991年10月15日获悉有关信息至1992年底，陆续对前两届夏令营进行了跟踪采访。《杜撰》专设一标题：“为什么不让孙叔叔跟我们走”，这是我同样感到遗憾的事情：从未接到邀请。我是多么想去现场体验一下啊！不过，算起来，我采访了6位中方组织者、工作人员、家长和两所学校的小营员。1993年3月，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少年儿童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92中日儿童草原探险夏令营启示录》（以下简称《变革）。后应《黄金时代》杂志之约，将《变革》缩写成3000字在该刊7期号发表，而同年11期《读者》转载时，编者将题目改为《夏令营中的较量》。
　　《杜撰》一文从第一句话就开始了“杜撰”：“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日本孩子打败了中国孩子的话题牵动着人心……”请问：在我的文章里，何处说过：“日本孩子打败了中国孩子？”
　　这里，让我们澄清一下该文涉及的主要事实，读者自会明白《较量》是否“没有根据地编造”和“虚构”了。
　　事实一：关于“席梦思”与“百感交集”从何而来。
　　《较量》在说北京某女孩（为不给孩子再添麻烦，这里称其小A）生病被送回去休息时，曾写道：她“躺在席梦思床上……”《杜撰》一文质问：“大本营里最好的卧具就是行军床，不知孙云晓从何处为孩子调来了席梦思？而孩子‘回味着探险的苦涩，心中百感交集’，更不知未在现场的作者从何得知。”
　　事实究竟如何呢？
　　小A是诚实的。去年底，她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回答：“我病了，老师把我送到宾馆里。”（此节目即《学会生存》已在2月15日正式播出）一位最熟悉小A的中方领队，曾于1992年10月7日向我详细介绍夏令营的情况，谈及小A生病送回大本营时，提到了睡席梦思床等事。据核实，小A住的是内蒙察右中旗招待所，即当时的夏令营大本营或叫指挥部所在地。显然，《杜撰》的作者连这一简单事实也未弄清楚，徒有汹汹气势。
　　让我们再来看小A发表在1992年9月2日《中国少年报》上的文章：“离开了集体，躺在柔软的床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是成了探险营里第一个掉队的人？不行，我不能当逃兵！第二天，病情稍好，我就返回了营地。可归队后，我听说日本小朋友黑木雄介也得了感冒，发高烧。当领队要送他回大本营时，他急了：‘我能挺得住，我不当逃兵！’就这样，他坚持走完全程，连背包也不让人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依据小A的自述，我写了一句她“回味着探险的苦涩，心中百感交集”，这就是《杜撰》一文所认为的“杜撰”吗？
　　当然，小A有许多良好的表现，我在了解不充分的情况下，笔下尖刻了一些。对此，我诚恳地向小A及其家长表示歉意。但是，这能说“席梦思”是我凭空“调来”的吗？能说“百感交集”是“虚构”的吗？
　　事实二：关于扔掉背包的事《较量》写了有些中国孩子因背包带断了，将包扔进了马车里。《杜撰》一文写道；“然而事实是，接着中国老师只说了一句：‘这马车是拉公用东西的。’孩子们立即把书包重新拿起，有的扛，有的抱，有的用铁丝把带子勒上继续前进。”
　　事实究竟如何呢？
　　从早晨开始行军，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带陆续断了，便将背包扔进马车。据一位中方领队介绍，在行军一天（车拉包时间也相似）之后，当晚八、九点在宿营地，中方带队老师召开了中方小营员会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提醒他们别忘记自己“代表中国”。这时，中国孩子意识到错了，纷纷修理背包带子，决心与日本孩子比个高低。
　　在1992年9月2日的《中国少年报》上，一位中方营员记叙了这件事，并写道：“第二天一早，我们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每个人都有了竞争意识，4名中国孩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日本孩子也不示弱，紧紧跟上……我们挽回了第一天的影响，塑造了新的形象。”
　　明明让马车拉自己的背包几小时甚至一天，在《杜撰》一文里却写成了“立即”，这到底是谁“严重失实”？连孩子都承认的弱点，《杜撰》的作者依然为之护短，岂不是民族之大忌？
　　事实三：关于日本人呼喊“天空蓝不蓝”之事。
　　《杜撰》作者说：“日方联络员板本领喊了两句口号，一句是日中友好，一句是中日友好，而根本不是孙云晓杜撰的‘天空蓝不蓝’的狂吼。”
　　事实究竟如何？
　　在1992年草原探险夏令营闭营式上，日方队长总结时，大声与日本孩子问答“天空蓝不蓝”等活，是现场耳闻目睹者—一中方队长再三证明的事实。闭营式是个隆重场面，相信不止一人，会明白日本人喊了些什么，这与板本领呼口号是两码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随后发出的议论是感慨日本人心齐势壮，是我们缺乏的教育方式。然而，《杜撰》一文由此带出谈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用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或达到某种目的，这是每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所不屑做的。
　　事实四：关于中国孩子是不是日本人对手那句话的出处。
　　《杜撰》的作者写道：“对于这样一句至关重要、被广为引用、甚至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话，孙云晓总该对它的出处有个说法？”听其耸人听闻并带有恐吓口吻的质问，似乎我瞎编了此话却又躲躲闪闪避而不敢谈出处一样，此意谬矣。
　　《杜撰》的作者是今年2月24日采访日本的河边新一先生的，听他“向天发誓”“没说过那样的话”。而在此前一个多月的1月18日，在《中国教育报》等单位举办的座谈会上，1992年的中方队长已经详细说明了此话的出处不是草原夏令营。他说：“从夏令营回来，我向有关同志作了汇报。他当时就说，少先队一定要关心国际少年儿童教育发展的方向。只有多比较和借鉴，才能培养出在未来社会中能站得住脚的竞争者。我听到一些刺激性的话。譬如，有些留学生讲，日本人公开说，如果你们不注意教育，你们的下一代将不是我们的对手。日本人这句话是句较长的完整的话，是出于对中国友好才说出来的，并非恶意……”
　　夏令营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各界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约20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都清楚了此话的出处。
　　“对手”一语正是1992年10月13日我采访夏令营中方队长时听到的。现在。由他在正式会议上作出详细解释，应当说来龙去脉相当明白。请看《较量》或《变革》乃至我所有文章，何曾写过此话是XX日本人在夏令营中说的？至于有些报刊转载时加了不适当的言论，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就连《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在头版以巨幅隆重推出的《杜撰》，事先也未向我告知半个字。我既无奈，又负何责？《杜撰》的作者却毫不犹豫地给我扣上一项“杜撰”的帽子！
　　事实五：关于草原夏令营营员的负重与行进里程。
　　我在《较量》中写的负重公斤与行进里程的数字，由于核实不细有些出入。今年1月18日经筹办夏令营的人士指出后，我已在2月四日《中国教育报》做了更正说明。我写道：“据有关人士考证，第二届夏令营时，每人负重不超过11千克并非我写的20千克；孩子分两队前进，一队走21千米，另一队走19千米，并非我写的50千米。在这里我感谢他们的指正，特此说明，以免误人子弟。”
　　不知何故，就像变戏法一样，《杜撰》一文认为的事实是：“从大本营到目的地的路程由中日双方驾车测量而定，一条23千米，一条29千米。”我至今不知道，《杜撰》这一新发现出自何处？哪一个数字是准确的？不过，依据军事常识，在类似这种野外土路、山地、方位物不明显的地段行军，实际路程应比地图上测定路程多增加一些。据悉，草原上的地图还是人民公社时代测绘的，加上由于雨水毁路而临时改变路线绕行，行进里程难以精确量化。
　　以上五个主要事实已经澄清，其结果证明了《较量》是有事实根据的还是“没有根据地编造”和“虚构”呢？请广大读者明察自断。
　　二、我为何写《较量》？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正确估价孩子，既充分肯定他们的优点，也不能忽视他们缺点。
　　十分明显，《杜撰》一文在竭力证明，中国孩子“不怕吃苦”、“很懂事，很争气”，甚至比日本孩子强。因此，该文作者列举中国孩子饿肚子也不去买东西吃的例子之后写道：“请问中国孩子生存能力是强还是弱？”这是个非常值得讨论清楚的问题。
　　我并不否认，参加夏令营的中国孩子尽了极大的努力，迈出了自觉接受磨炼的第一步。在2月28日的《中国教育报》上，我写道：“这些孩子敢于走向茫茫草原探险，敢于和日本孩子近距离地竞争，表现出了相当可贵的勇气。试想，当时有多少城市孩子肯到草原上风餐露宿呢？我也向孩子们的家长表示敬意，因为支持孩子去吃苦去冒险，同样需要一番勇气的……”孩子们是可爱的。即使一度因病掉队的小A，在招待所里只不过躺了几个小时，就再也躺不住了，带病返回队伍，并决心走在日本孩子前面。当时，小A才上五年级，一个大都市里的独生女，有这样的一份自觉性是格外令人欣慰的。
　　然而，赞美优点决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孩子们的弱点。　
　　除了《较量》中写的那些事实之外，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重读一下《人民日报》1月28日发表的长篇通讯《黄金时代缺了什么》，那里介绍了中国孩子在1993年夏令营里的表现。譬如其中写道：“开始孩子们劲头都挺大。不久，两国孩子的差异就显露出来。我们的孩子嘻嘻哈哈，走着走着会不顾队形凑成一堆，一会丢了这个，一会落了那个，总得让领队不停地招呼；日本孩子行进时紧随队伍，不说一句话，也绝不丢三落四。野外吃的是粗茶淡饭，日本孩子盛上饭菜先谦让，然后便吃得很香；而我们的孩子则等着领队给盛，吃得不对口胃就倒掉。夏令营限量供给食品，结果，我们的孩子一片喊饥叫饿声……”请注意，这届夏令营是在充分吸取1992年夏令营经验教训基础上举办的，为什么顽症难消，不令人深思吗？
　　《人民日报》记者在这篇通讯里还介绍，主办单位一位人士根据她在夏令营中对两国孩子的观察，认为两国孩子各有所长，但中国孩子的环境意识和情操修养明显缺乏。她对记者说，1993年的夏令营给每人都发了装废弃物的塑料袋，有意培养孩子的环境意识。闭营时，一个日本孩子来不及理掉垃圾，就提着上了车，一直带回呼和浩特。而我们的孩子有老师提醒时还可以，稍不留意就随手扔垃圾＿他们的观念里，野外本来就是可以随便扔东西的地方，难道还要保护？
　　还用继续—一列举下去吗？够了！也许有人说，这只是个别现象。那么，这些现象是孤立存在的吗？偶然性中是否包含某些必然性或倾向性呢？广大读者只要看看身边的孩子，便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几乎与1992年、1993年两届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举办的时间同步，我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中国少年报社三家联合，进行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城市儿童道德发展”的大规模科学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城市儿童少年的道德得分中，独立性得分最低，体育锻炼次之。城市儿童少年道德状况主流是健康的，却突出存在着懒惰、懦弱、自私等道德缺陷。
　　1991年，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国家科委共同组织了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发现，与日本同时期资料相比，我国 7—17岁男女学生平均身高分别与日本相差 2．54、1．53厘米；体重分别相差 5．66、4．66千克；而胸围则分别相差4．16、4．76厘米。同时还发现，中国孩子耐力明显下降。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较量吗？
　　21世纪的滚滚风云已经近在眼前，各国的一代新人均在跃跃欲试，谁是竞技场上的胜利者呢？面对中国孩子这些弱点，每个稍有爱国心的人，岂能视而不见？又岂能粉饰不平？
　　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少年强则国强”。如果少年弱，国岂能不弱？孩子的弱点，说到底是民族的弱点；孩子的隐患，自然也是民族未来的隐患。可以说，夏令营中的孩子的竞争或叫较量是表面的，而深层的则是两种教育思想、两种文化观念的较量。与其说暴露了中国孩子的弱点，不如说暴露了中国教育的弱点，这教育特指家庭、学校与社会对孩子影响的合力。
　　基于上述考虑，我不准备写成夏令营的全面总结，也不想对中日孩子作全面比较，而是从一些发人深省的细节入手，即从新闻的真实性写出社会的真实性。因此，我将视点定位在揭示民族未来隐患上。《杜撰》一文讥讽这种分析是“错误地反思”，甚至称之为“政治放大镜”。莫非，只有天天唱赞歌，才是该文作者说的“心理健康”吗？
　　事情发展到今天，我愈加认为，民族未来的隐患依然存在，而隐患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具有可怕的后果，却又不容易被察觉，或不容易为人所正视。
　　三、关于友谊
　　《杜撰》有一个命题：是友谊还是“较量”。依照该文作者的逻辑：中日只有友谊，没有较量；我既然写了《较量》，尤其是写了“对手”那句话，就可能给国际友谊带来了“严重后果”。实际上，夏令营既有友谊也有较量，这种较量指素质和教育思想的差异或竞争。譬如，日本人花钱给孩子买“罪”受，而中国人办夏令营出现贵族化倾向，这不就是一种较量吗？
　　友谊不能代替较量，较量可以促进友谊的深化。与《杜撰》作者的推理相反，我写《变革》和《较量》的重要目的之一，恰恰是促进国际交流与友谊的发展。
　　我在《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担任副主编。当编辑部讨论介绍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时，我首先提议发表访问河边新一先生的文章，因为我对这位日中孩子冒险实行委员会会长深怀敬意，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便是他为主倡导的。我把河边先生视为中日友好的使者，又是一位富有现代意识的教育实践家，渴望将其介绍给中国教育界。于是，我们委托专人利用赴日之机采访了河边先生。访问记发表在1993第2期《少年儿童研究》杂志。这篇文章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讲中日友好，一是讲儿童教育，两者水乳难分珠联璧合。
　　据河边先生讲，仅福冈市懦弱儿童就占10％左右。正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他们连续组织日本孩子来中国吃苦和探险。也正是这一举措，切实促进了中日儿童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中国的懦弱儿童有多少，我无从推断，相信家长们和教师们比我清楚。我们多么需要学习日本人居安思危的精神，多么需要河边先生这样爱自己祖国的人。中日友好是两国人的幸福所在，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友谊的基础是平等与信任，友谊的动力是竞争与发展。假若，一个民族只迷醉于辉煌而不改变自身的弱点，也就逐步失去了生存和竞争的能力，获得友谊只是梦想。相反，敢于正视自身的弱点并不断向自己挑战，正显示了一个民族的自信与希望。
　　说到底，我写《较量》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强悍起来，从而成为国际大家庭中一个受尊敬的议员。真正的友谊都是从尊敬开始的。
　　四、关于这场争论
　　自《较量》被广泛转载介绍以来，《中国教育报》、《羊城晚报》、《上海青年报》等多家媒体都组织了讨论。中央电视台、已经播出的4集专题片《学会生存》，实质也是一场讨论。由于《杜撰》的出现，又可能引发一场新的论争。这是一件好事。我感谢大家对祖国未来的热忱关心。
　　关心这场论争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关心孩子关心民族未来的人。纵然是论争双方，如《杜撰》的作者以久违的手法十几次点我的名字，似乎连“同志”也称不上了，我仍认为彼此之间其实并无多少个人恩怨。那就让我们本着对孩子负责对民族负责的精神，贡献出自己的爱国心与智慧吧。因为这一论争涉及的内容重大而丰富！正如国家教委一位领导同志所说，这也许可以说是一次人们“精神上的草原探险”。
　　我只希望，不要再给孩子们增添压力了，既然主要责任在成人，那就在成人世界寻找答案与对策吧。我们的讨论应当走出夏令营，走出草原，走向更广阔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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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博客上转贴了《“夏令营较量”失败14年后，情况为什么更糟？》一文，有人留言说：“ 14年前的文章作者作假已经被揭发，那是汉奸文学啊，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不知道该网友是不了解情况还是始终持此观念。其实，早在1994年，国家教育部（当时叫国家教委）已经对此做过专门调查，认为《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是真实的，讨论是必要的。这份调查报告正式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主要领导，应当说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为了便于感兴趣的朋友了解内幕真实情况，我将在1994年3月16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反驳文章在此刊出。

                  并非杜撰　　也并非神话
                 ——《夏令营中的较量》作者证言
　　孙云晓
　　自1993年秋冬以来，《夏令营中的较量》（以下简称《较量》）一文被广泛转载介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一个被热烈讨论的公众话题，尤其是《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和《羊城晚报》的报道影响很大，对推动教育改革和优化孩子成长环境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1994年3月5日《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以第一版整版篇幅刊登了该报记者的文章：《杜撰的“较量”：所谓日本孩子打败中国孩子的神话》（以下简称《杜撰》）。该文称：“也许更能令人们震惊的是：孙云晓的这篇文章（指《较量》）是一篇严重失实的报道。”
　　人们都明白“杜撰”一词的定义即“没有根据地编造”和“虚构”
　　大家都很忙，谁也没兴趣打笔墨官司。可既然《杜撰》一文称《较量》为“杜撰”，让人们一时真假难辨，这就应当“有个说法”。况且，此事涉及新闻观、教育观乃至价值观等重大问题，为文者自应对读者负责、对社会甚至对历史负责。作为《较量》的作者，我愿在这里推心置腹地与大家推敲一下事实并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较量》是“杜撰”出来的吗？
　　1991年至1993年间，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连续在中国举办了3届。应当说3届夏令营是相当成功的。中方主办单位宋庆龄基金会为此付出了的努力，达到了友谊、交流和探索的目的。全国少工委协办1992年内蒙草原探险夏令营，与宋庆龄基金会精诚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富有远见卓识和勇气的实践，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子，也为儿童教育探索出了新路。　　
　　作为专职研究少年并为孩子写作的人，我自1991年10月15日获悉有关信息至1992年底，陆续对前两届夏令营进行了跟踪采访。《杜撰》专设一标题：“为什么不让孙叔叔跟我们走”，这是我同样感到遗憾的事情：从未接到邀请。我是多么想去现场体验一下啊！不过，算起来，我采访了6位中方组织者、工作人员、家长和两所学校的小营员。1993年3月，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少年儿童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92中日儿童草原探险夏令营启示录》（以下简称《变革）。后应《黄金时代》杂志之约，将《变革》缩写成3000字在该刊7期号发表，而同年11期《读者》转载时，编者将题目改为《夏令营中的较量》。
　　《杜撰》一文从第一句话就开始了“杜撰”：“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日本孩子打败了中国孩子的话题牵动着人心……”请问：在我的文章里，何处说过：“日本孩子打败了中国孩子？”
　　这里，让我们澄清一下该文涉及的主要事实，读者自会明白《较量》是否“没有根据地编造”和“虚构”了。
　　事实一：关于“席梦思”与“百感交集”从何而来。
　　《较量》在说北京某女孩（为不给孩子再添麻烦，这里称其小A）生病被送回去休息时，曾写道：她“躺在席梦思床上……”《杜撰》一文质问：“大本营里最好的卧具就是行军床，不知孙云晓从何处为孩子调来了席梦思？而孩子‘回味着探险的苦涩，心中百感交集’，更不知未在现场的作者从何得知。”
　　事实究竟如何呢？
　　小A是诚实的。去年底，她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回答：“我病了，老师把我送到宾馆里。”（此节目即《学会生存》已在2月15日正式播出）一位最熟悉小A的中方领队，曾于1992年10月7日向我详细介绍夏令营的情况，谈及小A生病送回大本营时，提到了睡席梦思床等事。据核实，小A住的是内蒙察右中旗招待所，即当时的夏令营大本营或叫指挥部所在地。显然，《杜撰》的作者连这一简单事实也未弄清楚，徒有汹汹气势。
　　让我们再来看小A发表在1992年9月2日《中国少年报》上的文章：“离开了集体，躺在柔软的床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是成了探险营里第一个掉队的人？不行，我不能当逃兵！第二天，病情稍好，我就返回了营地。可归队后，我听说日本小朋友黑木雄介也得了感冒，发高烧。当领队要送他回大本营时，他急了：‘我能挺得住，我不当逃兵！’就这样，他坚持走完全程，连背包也不让人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依据小A的自述，我写了一句她“回味着探险的苦涩，心中百感交集”，这就是《杜撰》一文所认为的“杜撰”吗？
　　当然，小A有许多良好的表现，我在了解不充分的情况下，笔下尖刻了一些。对此，我诚恳地向小A及其家长表示歉意。但是，这能说“席梦思”是我凭空“调来”的吗？能说“百感交集”是“虚构”的吗？
　　事实二：关于扔掉背包的事《较量》写了有些中国孩子因背包带断了，将包扔进了马车里。《杜撰》一文写道；“然而事实是，接着中国老师只说了一句：‘这马车是拉公用东西的。’孩子们立即把书包重新拿起，有的扛，有的抱，有的用铁丝把带子勒上继续前进。”
　　事实究竟如何呢？
　　从早晨开始行军，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带陆续断了，便将背包扔进马车。据一位中方领队介绍，在行军一天（车拉包时间也相似）之后，当晚八、九点在宿营地，中方带队老师召开了中方小营员会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提醒他们别忘记自己“代表中国”。这时，中国孩子意识到错了，纷纷修理背包带子，决心与日本孩子比个高低。
　　在1992年9月2日的《中国少年报》上，一位中方营员记叙了这件事，并写道：“第二天一早，我们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每个人都有了竞争意识，4名中国孩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日本孩子也不示弱，紧紧跟上……我们挽回了第一天的影响，塑造了新的形象。”
　　明明让马车拉自己的背包几小时甚至一天，在《杜撰》一文里却写成了“立即”，这到底是谁“严重失实”？连孩子都承认的弱点，《杜撰》的作者依然为之护短，岂不是民族之大忌？
　　事实三：关于日本人呼喊“天空蓝不蓝”之事。
　　《杜撰》作者说：“日方联络员板本领喊了两句口号，一句是日中友好，一句是中日友好，而根本不是孙云晓杜撰的‘天空蓝不蓝’的狂吼。”
　　事实究竟如何？
　　在1992年草原探险夏令营闭营式上，日方队长总结时，大声与日本孩子问答“天空蓝不蓝”等活，是现场耳闻目睹者—一中方队长再三证明的事实。闭营式是个隆重场面，相信不止一人，会明白日本人喊了些什么，这与板本领呼口号是两码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随后发出的议论是感慨日本人心齐势壮，是我们缺乏的教育方式。然而，《杜撰》一文由此带出谈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用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或达到某种目的，这是每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所不屑做的。
　　事实四：关于中国孩子是不是日本人对手那句话的出处。
　　《杜撰》的作者写道：“对于这样一句至关重要、被广为引用、甚至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话，孙云晓总该对它的出处有个说法？”听其耸人听闻并带有恐吓口吻的质问，似乎我瞎编了此话却又躲躲闪闪避而不敢谈出处一样，此意谬矣。
　　《杜撰》的作者是今年2月24日采访日本的河边新一先生的，听他“向天发誓”“没说过那样的话”。而在此前一个多月的1月18日，在《中国教育报》等单位举办的座谈会上，1992年的中方队长已经详细说明了此话的出处不是草原夏令营。他说：“从夏令营回来，我向有关同志作了汇报。他当时就说，少先队一定要关心国际少年儿童教育发展的方向。只有多比较和借鉴，才能培养出在未来社会中能站得住脚的竞争者。我听到一些刺激性的话。譬如，有些留学生讲，日本人公开说，如果你们不注意教育，你们的下一代将不是我们的对手。日本人这句话是句较长的完整的话，是出于对中国友好才说出来的，并非恶意……”
　　夏令营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各界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约20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都清楚了此话的出处。
　　“对手”一语正是1992年10月13日我采访夏令营中方队长时听到的。现在。由他在正式会议上作出详细解释，应当说来龙去脉相当明白。请看《较量》或《变革》乃至我所有文章，何曾写过此话是XX日本人在夏令营中说的？至于有些报刊转载时加了不适当的言论，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就连《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在头版以巨幅隆重推出的《杜撰》，事先也未向我告知半个字。我既无奈，又负何责？《杜撰》的作者却毫不犹豫地给我扣上一项“杜撰”的帽子！
　　事实五：关于草原夏令营营员的负重与行进里程。
　　我在《较量》中写的负重公斤与行进里程的数字，由于核实不细有些出入。今年1月18日经筹办夏令营的人士指出后，我已在2月四日《中国教育报》做了更正说明。我写道：“据有关人士考证，第二届夏令营时，每人负重不超过11千克并非我写的20千克；孩子分两队前进，一队走21千米，另一队走19千米，并非我写的50千米。在这里我感谢他们的指正，特此说明，以免误人子弟。”
　　不知何故，就像变戏法一样，《杜撰》一文认为的事实是：“从大本营到目的地的路程由中日双方驾车测量而定，一条23千米，一条29千米。”我至今不知道，《杜撰》这一新发现出自何处？哪一个数字是准确的？不过，依据军事常识，在类似这种野外土路、山地、方位物不明显的地段行军，实际路程应比地图上测定路程多增加一些。据悉，草原上的地图还是人民公社时代测绘的，加上由于雨水毁路而临时改变路线绕行，行进里程难以精确量化。
　　以上五个主要事实已经澄清，其结果证明了《较量》是有事实根据的还是“没有根据地编造”和“虚构”呢？请广大读者明察自断。
　　二、我为何写《较量》？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正确估价孩子，既充分肯定他们的优点，也不能忽视他们缺点。
　　十分明显，《杜撰》一文在竭力证明，中国孩子“不怕吃苦”、“很懂事，很争气”，甚至比日本孩子强。因此，该文作者列举中国孩子饿肚子也不去买东西吃的例子之后写道：“请问中国孩子生存能力是强还是弱？”这是个非常值得讨论清楚的问题。
　　我并不否认，参加夏令营的中国孩子尽了极大的努力，迈出了自觉接受磨炼的第一步。在2月28日的《中国教育报》上，我写道：“这些孩子敢于走向茫茫草原探险，敢于和日本孩子近距离地竞争，表现出了相当可贵的勇气。试想，当时有多少城市孩子肯到草原上风餐露宿呢？我也向孩子们的家长表示敬意，因为支持孩子去吃苦去冒险，同样需要一番勇气的……”孩子们是可爱的。即使一度因病掉队的小A，在招待所里只不过躺了几个小时，就再也躺不住了，带病返回队伍，并决心走在日本孩子前面。当时，小A才上五年级，一个大都市里的独生女，有这样的一份自觉性是格外令人欣慰的。
　　然而，赞美优点决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孩子们的弱点。　
　　除了《较量》中写的那些事实之外，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重读一下《人民日报》1月28日发表的长篇通讯《黄金时代缺了什么》，那里介绍了中国孩子在1993年夏令营里的表现。譬如其中写道：“开始孩子们劲头都挺大。不久，两国孩子的差异就显露出来。我们的孩子嘻嘻哈哈，走着走着会不顾队形凑成一堆，一会丢了这个，一会落了那个，总得让领队不停地招呼；日本孩子行进时紧随队伍，不说一句话，也绝不丢三落四。野外吃的是粗茶淡饭，日本孩子盛上饭菜先谦让，然后便吃得很香；而我们的孩子则等着领队给盛，吃得不对口胃就倒掉。夏令营限量供给食品，结果，我们的孩子一片喊饥叫饿声……”请注意，这届夏令营是在充分吸取1992年夏令营经验教训基础上举办的，为什么顽症难消，不令人深思吗？
　　《人民日报》记者在这篇通讯里还介绍，主办单位一位人士根据她在夏令营中对两国孩子的观察，认为两国孩子各有所长，但中国孩子的环境意识和情操修养明显缺乏。她对记者说，1993年的夏令营给每人都发了装废弃物的塑料袋，有意培养孩子的环境意识。闭营时，一个日本孩子来不及理掉垃圾，就提着上了车，一直带回呼和浩特。而我们的孩子有老师提醒时还可以，稍不留意就随手扔垃圾＿他们的观念里，野外本来就是可以随便扔东西的地方，难道还要保护？
　　还用继续—一列举下去吗？够了！也许有人说，这只是个别现象。那么，这些现象是孤立存在的吗？偶然性中是否包含某些必然性或倾向性呢？广大读者只要看看身边的孩子，便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几乎与1992年、1993年两届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举办的时间同步，我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中国少年报社三家联合，进行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城市儿童道德发展”的大规模科学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城市儿童少年的道德得分中，独立性得分最低，体育锻炼次之。城市儿童少年道德状况主流是健康的，却突出存在着懒惰、懦弱、自私等道德缺陷。
　　1991年，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国家科委共同组织了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发现，与日本同时期资料相比，我国 7—17岁男女学生平均身高分别与日本相差 2．54、1．53厘米；体重分别相差 5．66、4．66千克；而胸围则分别相差4．16、4．76厘米。同时还发现，中国孩子耐力明显下降。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较量吗？
　　21世纪的滚滚风云已经近在眼前，各国的一代新人均在跃跃欲试，谁是竞技场上的胜利者呢？面对中国孩子这些弱点，每个稍有爱国心的人，岂能视而不见？又岂能粉饰不平？
　　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少年强则国强”。如果少年弱，国岂能不弱？孩子的弱点，说到底是民族的弱点；孩子的隐患，自然也是民族未来的隐患。可以说，夏令营中的孩子的竞争或叫较量是表面的，而深层的则是两种教育思想、两种文化观念的较量。与其说暴露了中国孩子的弱点，不如说暴露了中国教育的弱点，这教育特指家庭、学校与社会对孩子影响的合力。
　　基于上述考虑，我不准备写成夏令营的全面总结，也不想对中日孩子作全面比较，而是从一些发人深省的细节入手，即从新闻的真实性写出社会的真实性。因此，我将视点定位在揭示民族未来隐患上。《杜撰》一文讥讽这种分析是“错误地反思”，甚至称之为“政治放大镜”。莫非，只有天天唱赞歌，才是该文作者说的“心理健康”吗？
　　事情发展到今天，我愈加认为，民族未来的隐患依然存在，而隐患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具有可怕的后果，却又不容易被察觉，或不容易为人所正视。
　　三、关于友谊
　　《杜撰》有一个命题：是友谊还是“较量”。依照该文作者的逻辑：中日只有友谊，没有较量；我既然写了《较量》，尤其是写了“对手”那句话，就可能给国际友谊带来了“严重后果”。实际上，夏令营既有友谊也有较量，这种较量指素质和教育思想的差异或竞争。譬如，日本人花钱给孩子买“罪”受，而中国人办夏令营出现贵族化倾向，这不就是一种较量吗？
　　友谊不能代替较量，较量可以促进友谊的深化。与《杜撰》作者的推理相反，我写《变革》和《较量》的重要目的之一，恰恰是促进国际交流与友谊的发展。
　　我在《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担任副主编。当编辑部讨论介绍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时，我首先提议发表访问河边新一先生的文章，因为我对这位日中孩子冒险实行委员会会长深怀敬意，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便是他为主倡导的。我把河边先生视为中日友好的使者，又是一位富有现代意识的教育实践家，渴望将其介绍给中国教育界。于是，我们委托专人利用赴日之机采访了河边先生。访问记发表在1993第2期《少年儿童研究》杂志。这篇文章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讲中日友好，一是讲儿童教育，两者水乳难分珠联璧合。
　　据河边先生讲，仅福冈市懦弱儿童就占10％左右。正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他们连续组织日本孩子来中国吃苦和探险。也正是这一举措，切实促进了中日儿童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中国的懦弱儿童有多少，我无从推断，相信家长们和教师们比我清楚。我们多么需要学习日本人居安思危的精神，多么需要河边先生这样爱自己祖国的人。中日友好是两国人的幸福所在，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友谊的基础是平等与信任，友谊的动力是竞争与发展。假若，一个民族只迷醉于辉煌而不改变自身的弱点，也就逐步失去了生存和竞争的能力，获得友谊只是梦想。相反，敢于正视自身的弱点并不断向自己挑战，正显示了一个民族的自信与希望。
　　说到底，我写《较量》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强悍起来，从而成为国际大家庭中一个受尊敬的议员。真正的友谊都是从尊敬开始的。
　　四、关于这场争论
　　自《较量》被广泛转载介绍以来，《中国教育报》、《羊城晚报》、《上海青年报》等多家媒体都组织了讨论。中央电视台、已经播出的4集专题片《学会生存》，实质也是一场讨论。由于《杜撰》的出现，又可能引发一场新的论争。这是一件好事。我感谢大家对祖国未来的热忱关心。
　　关心这场论争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关心孩子关心民族未来的人。纵然是论争双方，如《杜撰》的作者以久违的手法十几次点我的名字，似乎连“同志”也称不上了，我仍认为彼此之间其实并无多少个人恩怨。那就让我们本着对孩子负责对民族负责的精神，贡献出自己的爱国心与智慧吧。因为这一论争涉及的内容重大而丰富！正如国家教委一位领导同志所说，这也许可以说是一次人们“精神上的草原探险”。
　　我只希望，不要再给孩子们增添压力了，既然主要责任在成人，那就在成人世界寻找答案与对策吧。我们的讨论应当走出夏令营，走出草原，走向更广阔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