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日本宪政史通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5:07:51
第一封信
朱兄：
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到一定时刻，每一个身处变革社会中的人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不少人的回答是，要改良。
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名叫塞缪尔？亨廷顿（想必你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有一个著名结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差距主要出在政治秩序的强弱之上。他认为，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结构要足够复杂也足够有力，才能推行经济、社会和价值观方面的改革。他有一些名言警句是这样的：“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一个缺乏权威的政府……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
从维护秩序的角度出发，许多亨廷顿主义者就自然而然的选择了改良。在这里，我的疑问是：改良之后呢？
幸好，朱兄，人类历史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现成的例子可供借鉴。其中一个，就是日本自1867年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看他们在改良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采取了哪些方案，这些方案又会带来什么问题，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明治初年，当日本的维新志士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维新政府之后，他们差不多立即就面对着一种社会抗争运动，那就是“自由民权”运动。
明治政府骤然建立的时候，其实政权基础薄弱的很，因为它是靠萨摩长州等几个强藩的武力拥护上台的，在其余各藩，并没有自己的人脉关系。这个时候，明治政府必须做做“联合政治”的牌子。所以，1868年3月，明治政府就出台了五条誓文，分别是：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之下，明治初年，遂有了所谓的“自由民权”运动：学者著书立说，宣扬宪政、自由、民主，民间风起云涌，开报馆，兴社团。结党者有之，行游请愿者有之，乃至私撰宪法、以死谏诤。这项运动长达二十余年，可见影响之大，关切之广。
自由民权运动的参加者的成分很复杂，不过，在一开始，主要是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旧武士。比方说，萨摩、长州掌握政权，土佐人受排挤。当时，板垣退助（土佐人）就在1874年辞去政府参议之职，跑到地方上组织了“爱国公党”，当时还没有党禁这一说，武士们结社也是幕末的老传统，新瓶装老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然，自由民权运动还有些不同的形式，比方说在农村有“产业结社”，地主、教师和商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农业问题，在城市有学会，比方说福泽谕吉的庆应塾。后两者算是社会中新出现的新鲜现象。
如果从人口比例上来说，自由民权组织成员在全体日本人只占极小的比例，但是这批人的组织能量其实不错，动辄几十万的请愿书签名。一方面，这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另一方面，这其实也说明，明治政府的政权底子还不够厚实，人心未固，也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管制手段。
1873年，当时日本一些思想、立场相同的著名学者、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了一个启蒙社团，名字叫做“明六社”（因明治六年成立而定此名），同时创办发行《明六杂志》，并定期集会，公开演讲。明六社成员皆为一时之选，福泽谕吉啊、加藤弘之啊，森有礼啊，都是响当当的大牌思想人物。观察他们的言论，最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思想风潮。
这些知识精英在想些什么呢？
明治时代第一大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可以说孜孜不倦于“讲人权、要自由”这六个字，在其名作《劝学篇》中，他喊出“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胡适的“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
明治时代另外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出石藩藩士出身，明治维新早期担任政府的文部大臣和外务大臣）则是最早在日本鼓吹立宪政体的人，“天下为公”、“上下同治”是他的口号，“政府要依据宪法从事，不得擅做主张”也是他当时的想法。
其实当时的有识之士，凡是到过欧洲，看到过欧洲列强强盛的物质文明的时候，都得出一个同样的结论：那就是，自由、宪政确是治国良方。我们的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先生，在出使之前在南书房待过的，身为翰林院庶吉士，做过皇帝秘书，应该说是见过大场面的。跑到伦敦去，到英国下议院观政，立马觉得人家真是了不起，觉得议会政治就是三代之治的古意。真真正正在中西两个官场都呆过的人，不可能不意识到宪政的优越性。
“宪政优越”的想法也跟世界大势有关，当时的西洋各国都纷纷立宪（德意志帝国尚在兴起），可以说在经历民主浪潮，而日本向西方学习，许多人也觉得立宪是世界趋势。
不过，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中，除了“重人权”这一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有“重国权”的成分。有的人评论五四，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我觉得，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也有这么一回事。
拿日本民权的首倡者福泽谕吉来说，在他的心中，国家对外利益仍然占据首位。福泽谕吉在写《劝学篇》时就认为：“一切事物既然有大小轻重之别，应辨其区别，尽可能忍耐，舍去轻小而不顾。今日国内人间交际为内之事，外国交际为外之事。内之交际轻小，外之交际重大。内可忍，外不可忍。”仔细阅读《劝学篇》，我们也会发现，福泽谕吉很少阐述人的天赋权利，而是多采取“有利于国事”这种功利主义逻辑来论证个人独立和平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加藤弘之也讲人权，不过这位哥们一方面在提倡自由人权，另一方面也在主张天赋国权。因为在他看来，个人的权利单单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有国家的保护，即有了国家的保护，个人的权利才成为可能。所以，享受国家权力保护的个人也要捍卫国家的权力。本来这么说道理大致上也说得通，人权与国权，自然有互补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就会发现：一，所谓国权，其实是共同体之权，而不仅仅是政府之权力；二，即使是共同体之权，也有受没受到束缚和约束的差别。在威权政体下，人权本弱，还在强调后者，就有点过分了，这样在现实中就逐渐改变了西方思想家把个人权利作为出发点和归着点的思维逻辑，而把国家权力放到了主体位置。
面对这些明治时代的思想家，作为后人的我们有两个问题可以追问：立宪，基础为何？民权，以何为本？
立宪，基础为何？这是个关键问题。宪政是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达成的一项社会契约呢，还是建立在功利主义逻辑上的国政安排？后者当然是庙谟宏远，却缺少简单基础上的那份坚定。
民权，以何为本？是公民的自然权利呢，还是仅仅追求分权？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些民权活动家理解中的“民权”只是等同于“要有我一份”。说白了，这种意义上的“民权”和“族权”、“国权”有天然的亲近关系。
福泽谕吉等人的思想，我的感觉是，实际上包含着自由民权运动思想的一大特征：人权、国权调和论。
这种思想会把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带向何处呢？咱们下封信再聊吧。
阿修
2011年1月12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 ... _2013022877940.html第一封信
朱兄：
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到一定时刻，每一个身处变革社会中的人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不少人的回答是，要改良。
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名叫塞缪尔？亨廷顿（想必你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有一个著名结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差距主要出在政治秩序的强弱之上。他认为，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结构要足够复杂也足够有力，才能推行经济、社会和价值观方面的改革。他有一些名言警句是这样的：“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一个缺乏权威的政府……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
从维护秩序的角度出发，许多亨廷顿主义者就自然而然的选择了改良。在这里，我的疑问是：改良之后呢？
幸好，朱兄，人类历史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现成的例子可供借鉴。其中一个，就是日本自1867年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看他们在改良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采取了哪些方案，这些方案又会带来什么问题，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明治初年，当日本的维新志士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维新政府之后，他们差不多立即就面对着一种社会抗争运动，那就是“自由民权”运动。
明治政府骤然建立的时候，其实政权基础薄弱的很，因为它是靠萨摩长州等几个强藩的武力拥护上台的，在其余各藩，并没有自己的人脉关系。这个时候，明治政府必须做做“联合政治”的牌子。所以，1868年3月，明治政府就出台了五条誓文，分别是：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之下，明治初年，遂有了所谓的“自由民权”运动：学者著书立说，宣扬宪政、自由、民主，民间风起云涌，开报馆，兴社团。结党者有之，行游请愿者有之，乃至私撰宪法、以死谏诤。这项运动长达二十余年，可见影响之大，关切之广。
自由民权运动的参加者的成分很复杂，不过，在一开始，主要是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旧武士。比方说，萨摩、长州掌握政权，土佐人受排挤。当时，板垣退助（土佐人）就在1874年辞去政府参议之职，跑到地方上组织了“爱国公党”，当时还没有党禁这一说，武士们结社也是幕末的老传统，新瓶装老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然，自由民权运动还有些不同的形式，比方说在农村有“产业结社”，地主、教师和商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农业问题，在城市有学会，比方说福泽谕吉的庆应塾。后两者算是社会中新出现的新鲜现象。
如果从人口比例上来说，自由民权组织成员在全体日本人只占极小的比例，但是这批人的组织能量其实不错，动辄几十万的请愿书签名。一方面，这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另一方面，这其实也说明，明治政府的政权底子还不够厚实，人心未固，也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管制手段。
1873年，当时日本一些思想、立场相同的著名学者、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了一个启蒙社团，名字叫做“明六社”（因明治六年成立而定此名），同时创办发行《明六杂志》，并定期集会，公开演讲。明六社成员皆为一时之选，福泽谕吉啊、加藤弘之啊，森有礼啊，都是响当当的大牌思想人物。观察他们的言论，最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思想风潮。
这些知识精英在想些什么呢？
明治时代第一大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可以说孜孜不倦于“讲人权、要自由”这六个字，在其名作《劝学篇》中，他喊出“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胡适的“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
明治时代另外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出石藩藩士出身，明治维新早期担任政府的文部大臣和外务大臣）则是最早在日本鼓吹立宪政体的人，“天下为公”、“上下同治”是他的口号，“政府要依据宪法从事，不得擅做主张”也是他当时的想法。
其实当时的有识之士，凡是到过欧洲，看到过欧洲列强强盛的物质文明的时候，都得出一个同样的结论：那就是，自由、宪政确是治国良方。我们的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先生，在出使之前在南书房待过的，身为翰林院庶吉士，做过皇帝秘书，应该说是见过大场面的。跑到伦敦去，到英国下议院观政，立马觉得人家真是了不起，觉得议会政治就是三代之治的古意。真真正正在中西两个官场都呆过的人，不可能不意识到宪政的优越性。
“宪政优越”的想法也跟世界大势有关，当时的西洋各国都纷纷立宪（德意志帝国尚在兴起），可以说在经历民主浪潮，而日本向西方学习，许多人也觉得立宪是世界趋势。
不过，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中，除了“重人权”这一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有“重国权”的成分。有的人评论五四，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我觉得，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也有这么一回事。
拿日本民权的首倡者福泽谕吉来说，在他的心中，国家对外利益仍然占据首位。福泽谕吉在写《劝学篇》时就认为：“一切事物既然有大小轻重之别，应辨其区别，尽可能忍耐，舍去轻小而不顾。今日国内人间交际为内之事，外国交际为外之事。内之交际轻小，外之交际重大。内可忍，外不可忍。”仔细阅读《劝学篇》，我们也会发现，福泽谕吉很少阐述人的天赋权利，而是多采取“有利于国事”这种功利主义逻辑来论证个人独立和平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加藤弘之也讲人权，不过这位哥们一方面在提倡自由人权，另一方面也在主张天赋国权。因为在他看来，个人的权利单单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有国家的保护，即有了国家的保护，个人的权利才成为可能。所以，享受国家权力保护的个人也要捍卫国家的权力。本来这么说道理大致上也说得通，人权与国权，自然有互补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就会发现：一，所谓国权，其实是共同体之权，而不仅仅是政府之权力；二，即使是共同体之权，也有受没受到束缚和约束的差别。在威权政体下，人权本弱，还在强调后者，就有点过分了，这样在现实中就逐渐改变了西方思想家把个人权利作为出发点和归着点的思维逻辑，而把国家权力放到了主体位置。
面对这些明治时代的思想家，作为后人的我们有两个问题可以追问：立宪，基础为何？民权，以何为本？
立宪，基础为何？这是个关键问题。宪政是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达成的一项社会契约呢，还是建立在功利主义逻辑上的国政安排？后者当然是庙谟宏远，却缺少简单基础上的那份坚定。
民权，以何为本？是公民的自然权利呢，还是仅仅追求分权？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些民权活动家理解中的“民权”只是等同于“要有我一份”。说白了，这种意义上的“民权”和“族权”、“国权”有天然的亲近关系。
福泽谕吉等人的思想，我的感觉是，实际上包含着自由民权运动思想的一大特征：人权、国权调和论。
这种思想会把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带向何处呢？咱们下封信再聊吧。
阿修
2011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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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兄：
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到一定时刻，每一个身处变革社会中的人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不少人的回答是，要改良。
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名叫塞缪尔？亨廷顿（想必你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有一个著名结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差距主要出在政治秩序的强弱之上。他认为，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结构要足够复杂也足够有力，才能推行经济、社会和价值观方面的改革。他有一些名言警句是这样的：“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一个缺乏权威的政府……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
从维护秩序的角度出发，许多亨廷顿主义者就自然而然的选择了改良。在这里，我的疑问是：改良之后呢？
幸好，朱兄，人类历史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现成的例子可供借鉴。其中一个，就是日本自1867年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看他们在改良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采取了哪些方案，这些方案又会带来什么问题，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明治初年，当日本的维新志士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维新政府之后，他们差不多立即就面对着一种社会抗争运动，那就是“自由民权”运动。
明治政府骤然建立的时候，其实政权基础薄弱的很，因为它是靠萨摩长州等几个强藩的武力拥护上台的，在其余各藩，并没有自己的人脉关系。这个时候，明治政府必须做做“联合政治”的牌子。所以，1868年3月，明治政府就出台了五条誓文，分别是：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之下，明治初年，遂有了所谓的“自由民权”运动：学者著书立说，宣扬宪政、自由、民主，民间风起云涌，开报馆，兴社团。结党者有之，行游请愿者有之，乃至私撰宪法、以死谏诤。这项运动长达二十余年，可见影响之大，关切之广。
自由民权运动的参加者的成分很复杂，不过，在一开始，主要是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旧武士。比方说，萨摩、长州掌握政权，土佐人受排挤。当时，板垣退助（土佐人）就在1874年辞去政府参议之职，跑到地方上组织了“爱国公党”，当时还没有党禁这一说，武士们结社也是幕末的老传统，新瓶装老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然，自由民权运动还有些不同的形式，比方说在农村有“产业结社”，地主、教师和商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农业问题，在城市有学会，比方说福泽谕吉的庆应塾。后两者算是社会中新出现的新鲜现象。
如果从人口比例上来说，自由民权组织成员在全体日本人只占极小的比例，但是这批人的组织能量其实不错，动辄几十万的请愿书签名。一方面，这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另一方面，这其实也说明，明治政府的政权底子还不够厚实，人心未固，也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管制手段。
1873年，当时日本一些思想、立场相同的著名学者、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了一个启蒙社团，名字叫做“明六社”（因明治六年成立而定此名），同时创办发行《明六杂志》，并定期集会，公开演讲。明六社成员皆为一时之选，福泽谕吉啊、加藤弘之啊，森有礼啊，都是响当当的大牌思想人物。观察他们的言论，最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思想风潮。
这些知识精英在想些什么呢？
明治时代第一大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可以说孜孜不倦于“讲人权、要自由”这六个字，在其名作《劝学篇》中，他喊出“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胡适的“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
明治时代另外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出石藩藩士出身，明治维新早期担任政府的文部大臣和外务大臣）则是最早在日本鼓吹立宪政体的人，“天下为公”、“上下同治”是他的口号，“政府要依据宪法从事，不得擅做主张”也是他当时的想法。
其实当时的有识之士，凡是到过欧洲，看到过欧洲列强强盛的物质文明的时候，都得出一个同样的结论：那就是，自由、宪政确是治国良方。我们的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先生，在出使之前在南书房待过的，身为翰林院庶吉士，做过皇帝秘书，应该说是见过大场面的。跑到伦敦去，到英国下议院观政，立马觉得人家真是了不起，觉得议会政治就是三代之治的古意。真真正正在中西两个官场都呆过的人，不可能不意识到宪政的优越性。
“宪政优越”的想法也跟世界大势有关，当时的西洋各国都纷纷立宪（德意志帝国尚在兴起），可以说在经历民主浪潮，而日本向西方学习，许多人也觉得立宪是世界趋势。
不过，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中，除了“重人权”这一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有“重国权”的成分。有的人评论五四，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我觉得，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也有这么一回事。
拿日本民权的首倡者福泽谕吉来说，在他的心中，国家对外利益仍然占据首位。福泽谕吉在写《劝学篇》时就认为：“一切事物既然有大小轻重之别，应辨其区别，尽可能忍耐，舍去轻小而不顾。今日国内人间交际为内之事，外国交际为外之事。内之交际轻小，外之交际重大。内可忍，外不可忍。”仔细阅读《劝学篇》，我们也会发现，福泽谕吉很少阐述人的天赋权利，而是多采取“有利于国事”这种功利主义逻辑来论证个人独立和平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加藤弘之也讲人权，不过这位哥们一方面在提倡自由人权，另一方面也在主张天赋国权。因为在他看来，个人的权利单单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有国家的保护，即有了国家的保护，个人的权利才成为可能。所以，享受国家权力保护的个人也要捍卫国家的权力。本来这么说道理大致上也说得通，人权与国权，自然有互补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就会发现：一，所谓国权，其实是共同体之权，而不仅仅是政府之权力；二，即使是共同体之权，也有受没受到束缚和约束的差别。在威权政体下，人权本弱，还在强调后者，就有点过分了，这样在现实中就逐渐改变了西方思想家把个人权利作为出发点和归着点的思维逻辑，而把国家权力放到了主体位置。
面对这些明治时代的思想家，作为后人的我们有两个问题可以追问：立宪，基础为何？民权，以何为本？
立宪，基础为何？这是个关键问题。宪政是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达成的一项社会契约呢，还是建立在功利主义逻辑上的国政安排？后者当然是庙谟宏远，却缺少简单基础上的那份坚定。
民权，以何为本？是公民的自然权利呢，还是仅仅追求分权？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些民权活动家理解中的“民权”只是等同于“要有我一份”。说白了，这种意义上的“民权”和“族权”、“国权”有天然的亲近关系。
福泽谕吉等人的思想，我的感觉是，实际上包含着自由民权运动思想的一大特征：人权、国权调和论。
这种思想会把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带向何处呢？咱们下封信再聊吧。
阿修
2011年1月12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 ... _2013022877940.html第一封信
朱兄：
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到一定时刻，每一个身处变革社会中的人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不少人的回答是，要改良。
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名叫塞缪尔？亨廷顿（想必你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有一个著名结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差距主要出在政治秩序的强弱之上。他认为，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结构要足够复杂也足够有力，才能推行经济、社会和价值观方面的改革。他有一些名言警句是这样的：“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一个缺乏权威的政府……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
从维护秩序的角度出发，许多亨廷顿主义者就自然而然的选择了改良。在这里，我的疑问是：改良之后呢？
幸好，朱兄，人类历史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现成的例子可供借鉴。其中一个，就是日本自1867年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看他们在改良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采取了哪些方案，这些方案又会带来什么问题，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明治初年，当日本的维新志士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维新政府之后，他们差不多立即就面对着一种社会抗争运动，那就是“自由民权”运动。
明治政府骤然建立的时候，其实政权基础薄弱的很，因为它是靠萨摩长州等几个强藩的武力拥护上台的，在其余各藩，并没有自己的人脉关系。这个时候，明治政府必须做做“联合政治”的牌子。所以，1868年3月，明治政府就出台了五条誓文，分别是：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之下，明治初年，遂有了所谓的“自由民权”运动：学者著书立说，宣扬宪政、自由、民主，民间风起云涌，开报馆，兴社团。结党者有之，行游请愿者有之，乃至私撰宪法、以死谏诤。这项运动长达二十余年，可见影响之大，关切之广。
自由民权运动的参加者的成分很复杂，不过，在一开始，主要是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旧武士。比方说，萨摩、长州掌握政权，土佐人受排挤。当时，板垣退助（土佐人）就在1874年辞去政府参议之职，跑到地方上组织了“爱国公党”，当时还没有党禁这一说，武士们结社也是幕末的老传统，新瓶装老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然，自由民权运动还有些不同的形式，比方说在农村有“产业结社”，地主、教师和商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农业问题，在城市有学会，比方说福泽谕吉的庆应塾。后两者算是社会中新出现的新鲜现象。
如果从人口比例上来说，自由民权组织成员在全体日本人只占极小的比例，但是这批人的组织能量其实不错，动辄几十万的请愿书签名。一方面，这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另一方面，这其实也说明，明治政府的政权底子还不够厚实，人心未固，也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管制手段。
1873年，当时日本一些思想、立场相同的著名学者、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了一个启蒙社团，名字叫做“明六社”（因明治六年成立而定此名），同时创办发行《明六杂志》，并定期集会，公开演讲。明六社成员皆为一时之选，福泽谕吉啊、加藤弘之啊，森有礼啊，都是响当当的大牌思想人物。观察他们的言论，最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思想风潮。
这些知识精英在想些什么呢？
明治时代第一大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可以说孜孜不倦于“讲人权、要自由”这六个字，在其名作《劝学篇》中，他喊出“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胡适的“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
明治时代另外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出石藩藩士出身，明治维新早期担任政府的文部大臣和外务大臣）则是最早在日本鼓吹立宪政体的人，“天下为公”、“上下同治”是他的口号，“政府要依据宪法从事，不得擅做主张”也是他当时的想法。
其实当时的有识之士，凡是到过欧洲，看到过欧洲列强强盛的物质文明的时候，都得出一个同样的结论：那就是，自由、宪政确是治国良方。我们的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先生，在出使之前在南书房待过的，身为翰林院庶吉士，做过皇帝秘书，应该说是见过大场面的。跑到伦敦去，到英国下议院观政，立马觉得人家真是了不起，觉得议会政治就是三代之治的古意。真真正正在中西两个官场都呆过的人，不可能不意识到宪政的优越性。
“宪政优越”的想法也跟世界大势有关，当时的西洋各国都纷纷立宪（德意志帝国尚在兴起），可以说在经历民主浪潮，而日本向西方学习，许多人也觉得立宪是世界趋势。
不过，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中，除了“重人权”这一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有“重国权”的成分。有的人评论五四，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我觉得，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也有这么一回事。
拿日本民权的首倡者福泽谕吉来说，在他的心中，国家对外利益仍然占据首位。福泽谕吉在写《劝学篇》时就认为：“一切事物既然有大小轻重之别，应辨其区别，尽可能忍耐，舍去轻小而不顾。今日国内人间交际为内之事，外国交际为外之事。内之交际轻小，外之交际重大。内可忍，外不可忍。”仔细阅读《劝学篇》，我们也会发现，福泽谕吉很少阐述人的天赋权利，而是多采取“有利于国事”这种功利主义逻辑来论证个人独立和平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加藤弘之也讲人权，不过这位哥们一方面在提倡自由人权，另一方面也在主张天赋国权。因为在他看来，个人的权利单单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有国家的保护，即有了国家的保护，个人的权利才成为可能。所以，享受国家权力保护的个人也要捍卫国家的权力。本来这么说道理大致上也说得通，人权与国权，自然有互补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就会发现：一，所谓国权，其实是共同体之权，而不仅仅是政府之权力；二，即使是共同体之权，也有受没受到束缚和约束的差别。在威权政体下，人权本弱，还在强调后者，就有点过分了，这样在现实中就逐渐改变了西方思想家把个人权利作为出发点和归着点的思维逻辑，而把国家权力放到了主体位置。
面对这些明治时代的思想家，作为后人的我们有两个问题可以追问：立宪，基础为何？民权，以何为本？
立宪，基础为何？这是个关键问题。宪政是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达成的一项社会契约呢，还是建立在功利主义逻辑上的国政安排？后者当然是庙谟宏远，却缺少简单基础上的那份坚定。
民权，以何为本？是公民的自然权利呢，还是仅仅追求分权？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些民权活动家理解中的“民权”只是等同于“要有我一份”。说白了，这种意义上的“民权”和“族权”、“国权”有天然的亲近关系。
福泽谕吉等人的思想，我的感觉是，实际上包含着自由民权运动思想的一大特征：人权、国权调和论。
这种思想会把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带向何处呢？咱们下封信再聊吧。
阿修
2011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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