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特首：内外交困的半年

http://www.guancha.cn/Omena-K/2013_02_19_127344.shtml

最近，香港特首梁振英公布了他的首份施政报告，在舆论中再度引发激烈讨论。然而，连支持政府的派别都不得不承认，这份报告欠缺长远目标，其中部分新政策只能救一时之急，并未对本届政府余下的至少四年半任期作出具体评估和规划。例如产业政策。虽然建立了新机构“经济发展委员会”和“金融发展局”，但其发展目标仍不外以往的金融和专业服务比如法律认证，还有航运之类的固有优势产业，在上届特首曾荫权任内已经提出不止一次，并非崭新的、高瞻远瞩的经济转型宏图。

至于当下的燃眉之急，政府还是做了不少功夫的，譬如在报告发表先前敲定的“长者生活津贴”，针对老年人的贫穷问题，为符合资格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00多港元，受到社会各方称许。另一方面，为了给过高的土地成本降温，政府推出了“港人港地”等政策，限制热钱投机土地市场；在加强建房计划之余，又寻求各种增加土地供应的方法，包括大规模的填海，乃至考虑建立人工岛，是过往的施政报告中所没有的。然而，贫穷和土地问题虽是社会矛盾所在和压力的焦点，但其原因说到底是产业和人口问题，单单提供福利和着眼土地的话，则治标而不治本。

在1月21日的“香港发展论坛”施政报告研讨会上，有学者指出了部分原因：首先，“长者生活津贴”一下子增加了政府约63亿港元的开支，而政府能够承受的超支上限在75亿至90亿元之间，所以余款甚少，很多新政无从实现；其次，传统的暑假正是立法会休会之期，特首与政府官员能集中讨论施政蓝图，可是众所周知，香港社会一直处于泛政治的内耗之中，而政府没有一刻不在为平息民情，应付舆论，而疲于奔命，特首本人如同救火队长，根本难以酝酿实质政策。可以说，本届特区政府从来没有完整畅顺地运作过，下台之声四起，人人恐怕朝不保夕，不可能推出什么长远的计划。

而更大的背景是，香港的外向型经济转型正遭遇断层，进退维谷。

经济转型遭遇困境

香港当下最大的经济问题，当然是土地的供应不足，房租已经超过很多家庭支出的六成以上，与目前市民的收入水平很不相配。究其原因，主要是各方的热钱进行土地投机所造成的房价泡沫。虽是个大问题，却可以用行政手段和短期政策应付，比如施政报告的“港人港地”措施，还有考虑中的房产空置税，都能收到一定的效果。相反，产业结构和劳动人口的问题，才是香港长远的经济症结，也是长期社会问题的根源。

香港本以轻工业起家，并支撑起主要劳动人口。可是上世纪90年代时，轻工业北移内地，香港剩下了金融业、少数专业服务业，吸纳了社会少数精英之后，已支撑不了很多就业人口，因而余下大量普通市民从事低技术服务业。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的互联网浪潮后，香港目前的产业职位已饱和，可是“自由行”（港澳个人游）相关的零售服务业职位却越来越多，可以说，香港已经是大陆的一个免税店，十分依靠相关的政策来支撑就业。

这样的经济结构引起了两个问题。首先，低技术服务业欠缺前景，难以带来工作成就感，而香港青年一代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初港英政府挥霍储备造就的“玫瑰园时代”虚高经济常常被反对派阵营拿来“构筑天堂”，映射今日，结果很多青年心理上无法接受目前的服务业职位，正如俗语所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截至2012年第三季，此类工作的空缺数接近7万，可是青年失业数却达到3.8万，失业率达11%，远高于整体的3.5%。这些不愿投入工作的青年，还有更多已进入服务业却多数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聚集起一股反对派的思潮。

在美国的“我们都是99%”运动中，很多高学历人士也控诉社会无法给予相应的职位，一些硕士、博士，只能做保姆和服务生，所谓的“McJob”。社会所聚积的不满促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控诉资本主义霸权。香港一年多前也有类似的“占领中环”活动，可是，纯粹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控诉并没有引起社会广泛的回响。在香港，长期的西方殖民统治带来了潜移默化的思维，脱离现代历史风浪的孤城造就缺乏民族国家观念的族群，激化了青年人的不满。

说起来，美国的问题和香港类似，也就是严重的去工业化。美国近一两年积极地吸引工业回流，虽然成败未知，但我们可以留意到美国所依赖的乃是雄厚的高端科技力量，以及全球金融控制权，美国有充分的主动权来改变世界产业链的结构，使之对自己有利。反观香港，除了金融业别无长技，而且需要预留大笔储备以维持联系汇率，保证港币汇率，这就使政府难以作出振兴产业所需的巨额投资。更不幸的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与目前的经济困境不期而遇，政府不得不腾出资金作转移支付，使其他方面的前瞻性建设更难以展开。

香港依靠祖国才有未来

反政府浪潮和经济上的困境，将继续制约香港的规划。政府如何面对这样的困境？

如上文所述，香港的反对派思潮是“荒谬”的。反对派有传媒工业在背后大笔洒钱，自然能够在各种制作上吸引青年人。然而，他们的理论是苍白无力的，主要靠表面的包装，嬉笑怒骂，只因为在港英年代，西方偏见和殖民思想在传媒、艺术等领域广泛传播，所以今日的反对派亦多来自这个界别。

因此，政府必须制订一套合适的宣传策略，加强手上的传媒力量，同时建构自己的理论，回应反对派的谬论。目前政府的做法，只是一味否认指控，左闪右避，比如新界东北开发，政府在替政策辩护时，只能被反对派牵着鼻子走，否认“深港融合”，而无法阐释“深港融合”的必然趋势和潜在的双赢机会，更不敢进一步表示内地和香港本是一家，人员的自由迁移是无法阻挡的。

理论的建构和宣传，与经济的转型是不可分割的。正如困扰香港的就业和房价问题，如果香港能跨出框框，鼓励一部分人到大陆工作和生活，必然能大大减轻社会压力。然而，如果香港一些青年人对大陆缺乏民族认同，又如何能够在内地发展？困守孤城，绝对不是香港长远的前景。另一方面，如果香港要完成经济转型，无异于再一次的工业化，需要大笔的启动资金，社会也必须有勒紧裤腰带的准备。当年新中国建设的年代，上一辈为了未来的愿景，咬紧牙关走过了整个青春年月。香港要再次起飞，必须再次由零开始，今日的年轻一代应该有这个准备。如果政府没有一面理论上、思想上的旗帜，又如何能够期望这些十年之内就要投入社会的市民，能一起共度时艰？

最近一两年，反政府阵营貌似声势浩大，不可一世。可是，为数更多的“沉默的大多数”只是忍而不发。最近半年，随着反对派的运动越来越过分，爱国爱港群众也开始挺身而出。近日也有团体发起签名运动支持特首，也十分成功。这些民间活动把原本分散各处，在反对派霸占媒体后不敢发声的各界群众结合起来，已经形成新的力量。在今年元旦反对派集会前，香港各界团体举办了支持政府的大游行，有接近1万市民参加。此外，长期被反对派主宰的网上传媒，也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各种支持政府的声音。

形势已经开始逆转，香港普通市民需要真心干实事的特首和政府。而商界更不用说，非常期望社会的稳定和新商机的发展。香港目前的问题，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理性的协商和创造性的拓展来解决。只要政府对社会的主流支持声音有信心，相信日后的施政将会顺利得多，香港的发展也会更具前景。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


http://www.guancha.cn/Omena-K/2013_02_19_127344.shtml

最近，香港特首梁振英公布了他的首份施政报告，在舆论中再度引发激烈讨论。然而，连支持政府的派别都不得不承认，这份报告欠缺长远目标，其中部分新政策只能救一时之急，并未对本届政府余下的至少四年半任期作出具体评估和规划。例如产业政策。虽然建立了新机构“经济发展委员会”和“金融发展局”，但其发展目标仍不外以往的金融和专业服务比如法律认证，还有航运之类的固有优势产业，在上届特首曾荫权任内已经提出不止一次，并非崭新的、高瞻远瞩的经济转型宏图。

至于当下的燃眉之急，政府还是做了不少功夫的，譬如在报告发表先前敲定的“长者生活津贴”，针对老年人的贫穷问题，为符合资格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00多港元，受到社会各方称许。另一方面，为了给过高的土地成本降温，政府推出了“港人港地”等政策，限制热钱投机土地市场；在加强建房计划之余，又寻求各种增加土地供应的方法，包括大规模的填海，乃至考虑建立人工岛，是过往的施政报告中所没有的。然而，贫穷和土地问题虽是社会矛盾所在和压力的焦点，但其原因说到底是产业和人口问题，单单提供福利和着眼土地的话，则治标而不治本。

在1月21日的“香港发展论坛”施政报告研讨会上，有学者指出了部分原因：首先，“长者生活津贴”一下子增加了政府约63亿港元的开支，而政府能够承受的超支上限在75亿至90亿元之间，所以余款甚少，很多新政无从实现；其次，传统的暑假正是立法会休会之期，特首与政府官员能集中讨论施政蓝图，可是众所周知，香港社会一直处于泛政治的内耗之中，而政府没有一刻不在为平息民情，应付舆论，而疲于奔命，特首本人如同救火队长，根本难以酝酿实质政策。可以说，本届特区政府从来没有完整畅顺地运作过，下台之声四起，人人恐怕朝不保夕，不可能推出什么长远的计划。

而更大的背景是，香港的外向型经济转型正遭遇断层，进退维谷。

经济转型遭遇困境

香港当下最大的经济问题，当然是土地的供应不足，房租已经超过很多家庭支出的六成以上，与目前市民的收入水平很不相配。究其原因，主要是各方的热钱进行土地投机所造成的房价泡沫。虽是个大问题，却可以用行政手段和短期政策应付，比如施政报告的“港人港地”措施，还有考虑中的房产空置税，都能收到一定的效果。相反，产业结构和劳动人口的问题，才是香港长远的经济症结，也是长期社会问题的根源。

香港本以轻工业起家，并支撑起主要劳动人口。可是上世纪90年代时，轻工业北移内地，香港剩下了金融业、少数专业服务业，吸纳了社会少数精英之后，已支撑不了很多就业人口，因而余下大量普通市民从事低技术服务业。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的互联网浪潮后，香港目前的产业职位已饱和，可是“自由行”（港澳个人游）相关的零售服务业职位却越来越多，可以说，香港已经是大陆的一个免税店，十分依靠相关的政策来支撑就业。

这样的经济结构引起了两个问题。首先，低技术服务业欠缺前景，难以带来工作成就感，而香港青年一代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初港英政府挥霍储备造就的“玫瑰园时代”虚高经济常常被反对派阵营拿来“构筑天堂”，映射今日，结果很多青年心理上无法接受目前的服务业职位，正如俗语所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截至2012年第三季，此类工作的空缺数接近7万，可是青年失业数却达到3.8万，失业率达11%，远高于整体的3.5%。这些不愿投入工作的青年，还有更多已进入服务业却多数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聚集起一股反对派的思潮。

在美国的“我们都是99%”运动中，很多高学历人士也控诉社会无法给予相应的职位，一些硕士、博士，只能做保姆和服务生，所谓的“McJob”。社会所聚积的不满促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控诉资本主义霸权。香港一年多前也有类似的“占领中环”活动，可是，纯粹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控诉并没有引起社会广泛的回响。在香港，长期的西方殖民统治带来了潜移默化的思维，脱离现代历史风浪的孤城造就缺乏民族国家观念的族群，激化了青年人的不满。

说起来，美国的问题和香港类似，也就是严重的去工业化。美国近一两年积极地吸引工业回流，虽然成败未知，但我们可以留意到美国所依赖的乃是雄厚的高端科技力量，以及全球金融控制权，美国有充分的主动权来改变世界产业链的结构，使之对自己有利。反观香港，除了金融业别无长技，而且需要预留大笔储备以维持联系汇率，保证港币汇率，这就使政府难以作出振兴产业所需的巨额投资。更不幸的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与目前的经济困境不期而遇，政府不得不腾出资金作转移支付，使其他方面的前瞻性建设更难以展开。

香港依靠祖国才有未来

反政府浪潮和经济上的困境，将继续制约香港的规划。政府如何面对这样的困境？

如上文所述，香港的反对派思潮是“荒谬”的。反对派有传媒工业在背后大笔洒钱，自然能够在各种制作上吸引青年人。然而，他们的理论是苍白无力的，主要靠表面的包装，嬉笑怒骂，只因为在港英年代，西方偏见和殖民思想在传媒、艺术等领域广泛传播，所以今日的反对派亦多来自这个界别。

因此，政府必须制订一套合适的宣传策略，加强手上的传媒力量，同时建构自己的理论，回应反对派的谬论。目前政府的做法，只是一味否认指控，左闪右避，比如新界东北开发，政府在替政策辩护时，只能被反对派牵着鼻子走，否认“深港融合”，而无法阐释“深港融合”的必然趋势和潜在的双赢机会，更不敢进一步表示内地和香港本是一家，人员的自由迁移是无法阻挡的。

理论的建构和宣传，与经济的转型是不可分割的。正如困扰香港的就业和房价问题，如果香港能跨出框框，鼓励一部分人到大陆工作和生活，必然能大大减轻社会压力。然而，如果香港一些青年人对大陆缺乏民族认同，又如何能够在内地发展？困守孤城，绝对不是香港长远的前景。另一方面，如果香港要完成经济转型，无异于再一次的工业化，需要大笔的启动资金，社会也必须有勒紧裤腰带的准备。当年新中国建设的年代，上一辈为了未来的愿景，咬紧牙关走过了整个青春年月。香港要再次起飞，必须再次由零开始，今日的年轻一代应该有这个准备。如果政府没有一面理论上、思想上的旗帜，又如何能够期望这些十年之内就要投入社会的市民，能一起共度时艰？

最近一两年，反政府阵营貌似声势浩大，不可一世。可是，为数更多的“沉默的大多数”只是忍而不发。最近半年，随着反对派的运动越来越过分，爱国爱港群众也开始挺身而出。近日也有团体发起签名运动支持特首，也十分成功。这些民间活动把原本分散各处，在反对派霸占媒体后不敢发声的各界群众结合起来，已经形成新的力量。在今年元旦反对派集会前，香港各界团体举办了支持政府的大游行，有接近1万市民参加。此外，长期被反对派主宰的网上传媒，也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各种支持政府的声音。

形势已经开始逆转，香港普通市民需要真心干实事的特首和政府。而商界更不用说，非常期望社会的稳定和新商机的发展。香港目前的问题，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理性的协商和创造性的拓展来解决。只要政府对社会的主流支持声音有信心，相信日后的施政将会顺利得多，香港的发展也会更具前景。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