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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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


黄道炫

内容提要 1934年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为此付出很多努力，其中中共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粤系之所以会为中共所利用，当然和其本身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宁粤及中共多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循着这一途径透析，我们甚至会不无惊讶地窥测到，中共颇利突围背后，还隐约可以看到蒋介石的身影，这个身影是如此的诡异、飘忽、难以捉摸，但是更多历史资料的呈现，终究有可能使其难以遁形。


1934年年中，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困境后，中共中央经共产国际批准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并开始长征的准备。多年来，学术界围绕着中共中央长征准备及其初期行动的成败得失聚讼不已，早年批评多肯定少，近年论者开始更多注意到中共中央长征前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对其评价日趋客观。①不过，如果只是以中共本身就事论事，而未注意到这次牵涉甚广的战略行动之国际国内背景，不将其成败得失与国内外其他政治力量的动向联系考察，终不免难窥堂奥之叹。历史如棋局，回顾当年酌那场生死博弈，我们或可发现，中共其实只是场上的角力者之一。一批新公布的史料证实，在1930年代诡请多变的政治生态下，中共的生存发展，和当时整体环境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长征的准备及其进程乃是国内大棋局中的一个局部。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红军很快陷入被动，战略态势十分不利。 1934年2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报告"江西和福建的形势很困难，我们近期的前景不妙。不带多余的悲观主义应该承认，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区突破的一些地方。"①面对此一局面，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都在苦寻出路。李德回忆，1934年3月，他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苏区的"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②的设想。 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提出在敌人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两个建议"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川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埃韦特个人虽明显倾向撤离中央苏区，但他同时强调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

中共中央的撤离计划和共产国际一贯思路其实是契合的。早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就指示"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考虑到军队的主
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现在就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同时务必更加重视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
地。"1933年3月，共产国际又提出"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
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并强调"要建立和具备几个新的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对抗。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
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⑤在中央苏区面临大规模进攻时，共产国际强调建立新根据地及对红四方面军转移的肯
定，意味深长，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对此一度颇有疑虑，为消除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电中央苏区解释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我们看来，该电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万一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
我们必须保存和加强我军力量。而我方取得胜利时，我们应消灭敌人，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谨慎，使我军主力不受威胁。"⑥虽然埃韦特试图液化共产国际对转移的肯定，但其潜台词不可能不对中
共中央未来的行动规划形成影响。正由于有此思想基础，当军事不利后，考虑转移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得到中共中央有关报告后，1934年6月 16日，共产国际复电指出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基本同意了中共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次日，共产国际再电中共中央，明确谈到我们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


中共当时突围已成必然，各方对此了然于胸。 1934年6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赖安认为:"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赖安在信中还透露了埃韦特等的想法在目前的情况下，预先决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换句话说，这些同志，特别是从去年12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到秋季的问题。"②可见，撤离中央苏区的想法早在福建事变前后已成共产国际代表的议题。

红军即将展开的突围行动，其方向几乎不言自明。北面是国民政府核心区，向北元异自寻绝路。东面濒临大海，也无出路，南面陈济棠虽不愿与红军作战，但保境欲望强烈，向南难免陷入粤方和宁方夹击之中，以此看来，向西几乎是唯一出路。 1934年6月2日，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突围计划时已经对行动方向有了明确交代虽然敌人从4军团 1932年的远征时起学会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有比1932年更加强大的、我们必须克服的防线(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虽然敌人在采取行动之初会拥有比1932年多得多的军队来组织追击，但对于我们的进一步推进来说反正都一样，恐怕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③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这是明显的西进四川路线，而这和共产国际一年前指出的西进川陕路线是完全一致的。 8月，回到莫斯科的埃韦特在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谈到湖南省的情况时也侧面提到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中央苏区，为了与这个省建立联系和在那里组建党组织作出了很大努力。作出这种努力是出于打通湖南的迫切需要，并考虑到保住江西已不可能了。"④

1934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落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决定派出红六军团、
红七军团分别往西、往北。⑤北上和西进计划在共产国际同意中央苏区突围的电文中有明确交待: "(1 )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2)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⑥7，8月间，两路红军分头展开行动。红七军团北上，如朱德所指出的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⑦。湘赣苏区的生六军团西征，则是作为中央红军转移和西征的先遣队。两路部队，前者寄托的是调敌作用，后者则直接为主力红军转移探路。

同时，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战略转移的有关事宜，一系列有关战略转移的计划、行动陆续展开。遵义会议决议提到，中革军委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已经
"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吻。最初预定的突围时间是10月底11月初，李德谈到，之所以确定这一日期是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②中共叛将杨岳彬在给国民党方面的呈文中透露了中共的这一意图"今年四五月，赤党伪中央，已从匪军中，调出湘南籍之干部多名，潜回湘南各县，布置交通路线，并闻有从湘赣边臣区，抽调一部匪军，编为湘南游击队，窜扰湘南之说。"③

根据向西转移的方针，从1934年7~8月份开始，红军已开始部署重要物资、资材的西运事宜。7月下旬，红十五师奉命开往福建方面"到福建搬运胜利品"④，此所谓胜利品，实际就是准备搬运的重要资材。 7、8月份，红一军团主力开赴闽西掩护红九军团安全转运资材到赣南。 8月中旬，朱德电令红一、九军团，要求其在闽西苏区"确实掩护资材"⑤西运。同时，中共中央秘密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到于都、登贤等红军预定集结地域，秘密侦察路线。中革军委则由副参谋长张云逸率领一个分队，潜往赣粤湘边界，侦察敌情和道路交通。

从9月前后起，为掩护撤退，前方红军作战以运动阻敌为目标。 9月 8日，中革军委电示红三军团指挥员彭德怀、杨尚昆，要求其在9月底前"阻止敌人于石城以北"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应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在战斗的间隙中除三分之一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的政治团结。"同时强调在石城地区的防御战应进行"运动防御"、"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的撤退。"⑥显然，中共中央此时已将保存有生力量随时准备撤退作为主要考虑。

突围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加紧宣传和组织准备，这方面的材料，以往论著已多有提及，本文不拟赘述。中共中央的计划和行动，始终向共产国际通报并取得指示。 9月 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的撤退部署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 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句月 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⑧这意味着中共的转移计划已得到共产国际的完全同意。 10月 8日，中共中央给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分局
发出训令，提出在国民党军不断深入苏区的形势下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①。突围计划完全明朗，突围已箭在弦上。

在前方进行阻击战时，红军主力部队纷纷撤往后方集中，只有地方部队继续留在前方阻敌。 10月 2日，博古亲至红三军团，召集团以上干部会，彭绍辉日记记载，彭德怀在会上指出我军在北线迟滞敌人，争取时间的任务已完成。我军要向敌人反攻，主力须转移。"②这已经非常明确地传达出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的信息，一些回忆录所说红军许多中、高级指挥员一直到长征开始仍不知将要进行战略转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集中瑞金、于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明确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③。

应该说，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在物质、舆论、组织等各方面做了较为充足的准备。共产国际也尽力提供物质支持。 7月底，上海方面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又给苏区寄去5万墨西哥元。9 月中旬还需要寄40万墨西哥元……因为晚些时候，看来几乎没有机会了。"④9月，国民党方面还发现共产国际派遣的人员在设法打通接济中共"军火用品"的出海口。⑤为应付即将到来的长途行军，中共中央努力加强武器弹药、粮款筹集及兵员发展。耿赂回忆，出发前"师部不断通知我们去领棉衣，领银元，领弹药，住院的轻伤员都提前归队…...地图也换了新的，我一看，不是往常的作战区域，这说明，部队要向新的地域开进。"⑥李一氓长征开始前几天赶罔瑞金时，看到人们物质准备很充分"有些人不知在什么地方搞来的很不坏的雨衣，有的人还有很好的水壶，很好的饭盒，很新的油纸雨伞，五节的大电筒，这些都是行进所必需的"⑦。看到这些，人们没有理由忽视陈云当时的说法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人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已进行了充分准备。"⑧1939年，当李德在共产国际遭到批评并接受了大部分指责时，仍然特别就长征问题作出辩解，强调在技术方面，我认为，远征的准备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线的计划也一样，比较容易的克服这些防线就证明了这一点。"⑨

一些论者及回忆录提到红军开始长征时，没有对进军方向及进军计划作出交代，对这些质疑，董必武当年的回答应有参考价值"主力转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手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如行军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有时定下了，还没有照着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况变了又有更改，这是在行军中经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⑩


对于一场军事行动而言，必要的保密应该属于常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动员事实上也是当时可能有的时间极限。

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红军初期转移进展迅速，湘江战役前的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红军从赣南西部转移到广西境内，行军3500里，且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战斗。以红一军团为例，10月共行军11天，计860里，平均每日78.2里。 11月行军24天，计1530里，平均每日 63. 75里。①考虑到转移人员多达10余万人，进行的又是超远距离连续行军，此种速度应称神速。共产国际对此的评论是运动的目的-一使自己的部队与四川红军兵团部队会合一一几乎在没有来自敌人方面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完全实现了。"②在1935年初，这一判断稍显乐观，但其对红军转移初期状况的描述并不夸张。无独有偶，当时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王子壮也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并未消灭，以不堪中央军之压迫相率西去，经赣州、大余等地而趋湘南，盖欲人川以会合徐向前之股匪也。复以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然以何之兵不善战，恐难收阻止之效，据报告已要骏西进。"③疆疆西进，的确是红军初期快速转移的最好注脚。不过，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红军初期转移的顺利，并不能如李德在前述答辩中用来反证中共中央准备的成功，虽然中共中央的准备工作不像曾被指责的那样仓促、零乱，尚属中规中矩，但也并无出奇之举。要实现初期堪称神速的转移速度，远非红军单方面所可决定，当红军实际处于被动撤退这样一种境地，向着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地域挺进时，更能够在实质上决定红军命运的，还是其对于方的动向。李宗仁就曾谈到"共军人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人桂。"③这样的说法虽属一家之言，但并非无稽之谈，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强调的政治割据因素一样，长征初期的进程和国内政治力量间之诡诵互动有着无法忽视的关系。

1934年秋，红军的对手方主要有两大力量，首要的当然是南京蒋介石集团，另一力量则来自与南京保持半独立状态的两广方面。其中，后者和红军之间的关系→直是剪不断、理还乱。…在中央苏区发展壮大过程中，粤桂这样一支和南京政权处于游离状态力量的存在，发挥着相当微妙的作用。粤方陈济棠与桂系结成联盟，与胡汉民等元老互为奥搓，在中原大战后成为南京政权最大的威胁。 1930年代初，在内外面临威胁，自身实力尚不充实时，蒋介石对粤桂势力心存顾忌，而粤桂也对南京中央保持高度警圃，在此背景下，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区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双方在"剿共"问题上的真实态度。粤方对"剿共"长期依违两可早已被人们所共知，出于国共两党各自的政治需要，南京中央则 向被描绘为"剿共"的坚决实施者，但衡诸史实，未必尽然。陈诚曾提到"广东一隅，为国防剿匪两大决策之先决问题，长此模棱两可，形成半独立之局势，国防剿匪，均被牵掣。"①此中广东为"剿匪"先决问题之说，细细琢磨，其实意味深长。现有材料显示，蒋介石1930年代初的"剿共"态度也并不像他表面宣称的那样坚定不移。 1932年上海淤沪战事发生时，蒋曾有过在江西放弃"剿共"的设想，2月中旬，他致电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表示如果局势紧张，或至不能不放弃剿匪计划亦未可知。前之所以不主张翼兄主赣省，即恐有此之一日而不忍明言也。今大势如此，倘不早有决心，不惟兵心动摇，且恐兵渐化匪，故拟主力撤至赣东者，以其尚可集团，亦可策应，比死钉在匪区或较胜一着也。"②从蒋电文中提到不欲熊式辉主赣看，他的撤兵想法尚非一时冲动，其对江西局面心中早有谋算。事实上，蒋放弃江西的主张遭到赣籍的熊式辉强烈抵制，2月 18日，朱绍良、熊式辉在回电中提出江西剿共计划早已放弃，现在部队只是防区，如将主力撤至赣东，并防区之计划而亦放弃之，恐我军反主为客，将被匪剿。虽众不足恃，牵制保守一隅亦不可得。"③熊式辉等的反对，应在蒋的意料之中，对熊的回电，蒋批前电主力集中赣东之原则决行。陆辰。"④值得注意的是，原批文中还有"江西暂时放弃"字样，后抹去，应是避免过度剌激江西地方之故。 20日，蒋介石回电熊式辉等，坚持撤出主力部队的计划，强调第十八军与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各师决调赣东，如不得已时，赣江两岸只可放弃，仅守新淦与抚州以北地区，赣南赤匪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⑤此时，世沪战事已近尾声"赣南赤匪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的说法，真实暴露出蒋在"剿共"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倒是熊式辉比他坚决得多，熊在回电中强硬坚持抽调防区部队，坐视地方沦于匪手，职之立场决不能办。盖为人如此办理，其肉将不足为故乡父老食也。"⑥读至此，或可理解蒋介石为何不愿让熊做江西省主席，因为熊的地方立场很可能会与蒋的战略权衡发生冲突。当时刚刚取代粤系势力重新回到权力中心的蒋介石，选择在江西面对中共采取龟缩态度，既有对日本的顾虑、对中共的恐惧，陈诚前面提到的广东因素也很难不进入他的考量范围。正因如此，陈诚在2月 26日明确告蒋"赣匪非短时日可平，而在此无决心元计划之状态下，更难言肃清……拟即集结所部于吉泰一带。不然诚恐一朝有变，仓皇元以应付。为钧座最后定国计，亦不必遭此元谓损失也。"⑦陈诚此语，可谓替蒋介石道出了个中奥妙。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在中枢的地位逐渐稳固，南京中央对全国控制权不断加强，在"剿共"问题上渐趋积极，第五次"围剿"期间，已经有势在必得之意。而粤桂方面出于自身生存需要的考虑，仍把红军在江西的存在作为其与南京中央间的一道屏障。

对粤方盹态度及其在中央苏区生存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中共方面有清楚的了解。毛泽东在1931年就精辟指出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①第五次反"围剿"之初，共产国际军事代表也分析道:广州"不管怎样他们知道，战胜红军者将会在军事方面丧失作战能力和被大大削弱。因此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自己不和红军作战，至少在最初不和红军交于。晚些时候会出现更有利的机会。参加决战和以后同丧失战斗力的战胜者作战。"②因此，在共同战略利益驱使下，中共与粤方之间一直保持接触。 1933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报告在中央苏区，广州政府代表已开始进行停战谈判。"③此后，谈判断续进行，双方一直互有期待。

当红军开始准备撤离时，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谈判进一步加紧。潘汉年l回忆当我们的红军向中国西部推进时，广州的军阅们认为，如果蒋介石能消灭红军，那就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威胁。在他们看来，红军至今是南京军队和广州军队之间的屏障。我们曾派代表去进行谈判。第一次我们未能达成什么协议。第二次我们终究争取到广州同意进行谈判。"④1934年"八一"节前，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设立联络电台。 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声明"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10月间行之表示愿就停止双方作战、恢复贸易、政治开放、军事反蒋、代购军火等问题与粤军举行秘密谈判。⑤ 14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双方的接触。⑥共产国际对与粤方接触高度重视，指示中共在谈判中主要应提出代购军火和取消封锁、恢复贸易，不应附加其他过高条件，以免"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⑦。

中共中央的表态迅速得到粤方回应，10月 6日，中共代表和陈济棠代表在寻邬会谈，数日后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言明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将经过要点告诉陈济棠，陈部即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红军保证不进人广东腹地。中共和粤方成立的这一协议，为红军顺利突围转移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的文章明确指出近来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军阀，愿意同我们在反蒋方面进行某些条件的妥协，我们显然是不会拒绝利用这种机会的。"⑧长征开始后，中革军委告知红军各军团指挥官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⑨事实上，长征初期，红军之所以能顺利实现转移，和粤方放开道路直接相关，以致蒋介石痛责"南路军只留一团兵力守赣州，其余撤至大余以西，任令匪部由赣州至大余空隙间偷窜，平时请饷请械要求倍至，而当此残匪肃清关头竟不能为国家民族稍加努力。"⑩

面对蒋介石的指责，陈济棠并不示弱。他在给蒋的回电中振振有词:南路军"防线延长，守兵稀薄，不克如北路军之重层配备，前后错综，应为天下所共见·…..本路军因年来感受兵力之不敷，防线之延长，迭经请命派兵接防，以至最近亲承复命派遣李罗各师来接赣南，迄未见如命而到。今以匪主力分窜责南路军以不事兜剿，事实俱在，不难覆按。"①陈的说法虽然不无推卸责任之处，但其所说南路空虚及希望蒋派兵接防赣州确非虚言，蒋在复电中也承认南路防广兵单，自是实情，中亦深为谅解。"②不仅是南路，负责赣州一带防御的西路军其实也相当空虚，当红军开始长征西进时"南康县周百里元国军"③，而赣州商会则向蒋介石报告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④，形成"西路军之部署难以防堵"⑤之局。可见，红军主力能够顺利西进，粤军南撒开放路线固为助因，但蒋介石此前部署实已种下因果。陈的回应，相当程度上击中了蒋的要害。

其实，陈济棠的回应中还有一些不欲明言的潜台词，那就是当时人们议论较多的蒋驱共入粤人桂企图。李济琛曾向人谈到"中央原欲驱共人两粤，以计不得逞，现改取军事长期包围式。"⑥李的担心当然不会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忽视，而蒋重北重东轻南的兵力部署也很难不令人产生这样的猜测。后来李宗仁就在回忆录中谈到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自应四方筑确，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⑦由于当事者的讳莫如深，可以直接证明这种企图的材料很难出现，但蒋方防粤、谋粤的用心还是常常可以见到的。 1934年7月，蒋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以后每日以平粤计划与首都防御二者，列人注意栏内"⑧，平粤成为其日日讲的话题。陈诚也在1934年11月提出，对粤"应乘此时机，以较强硬之态度，促其昕命，作进一步较彻底之解决，以除患肘腋。然后始可再言整军并剿川匪也。"⑨在此背景下，陈济棠当然不会全力堵截红军，以免引火烧身。

四

历史真是吊诡，当蒋介石义正词严痛责粤方放虎归山时，其实他本人在"围剿"最后阶段的作战中也是首鼠两端。对蒋的真实态度，共产国际代表有精当的观察蒋介石需要这样来同红军作战，使他在消灭红军之后不是太被削弱地出现在福建和广东的边界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同红军作战就不能达到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得到加强的目的。"在共产国际代表看来，蒋的确堡战术既是其对付红军运动战的手段，还包含着他观测形势发展的战略考虑蒋介石比德国人更了解江西和在它之后的省份(福建、广东、湖南)，因此他知道，突破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东西。他认为，根据各种预测，突破可以取得成功，但为此他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此外，红军最终是会被打散的，那时斗争就永不会结束。因此蒋介石想把红军置于包围圈内，看他们在调堡包围情况下怎么办。"⑩

第五次"围剿"时，南京方面握有充分的主动权，正因此，素喜在内斗中纵横搏闹的蒋介石，对"围剿"结局开放着各种可能性。抗战前夕，蒋与中共谈判期间，曾在日记中写道政治胜利至七八分为止，必须让敌人一条出路，此围攻必缺之道乎。"①这相当程度上传达出蒋的内在理路和处事方式，对观察蒋的种种作为不无参考意义，其对苏区封锁及进攻的部署，隐约可以窥测到如上复杂思虑。"围剿"期间，其在东南北三面展开对红军的围困，西面赣州方向力量始终空虚，没有布置有力部队，这固与赣州一带临近广东、湖南，牵涉到政治地理的复杂形态相关，但蒋的无所作为仍让人印象深刻。随着"围剿"的深人，西线赣州方向地位日形重要，早在1934年5月 18日，几乎与中共中央决定向西突围同时，蒋介石就强调赣南残匪，将必西窜。"句月，国民党"围剿"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明确谈到，在合围完成状况下，红军一定会寻找出路"如窜粤窜浙，均为事实上所不可能，一定只有下述两条路，一为窜闽，一为从粤湘接壤的地方窜人湖南，再图窜别的地方"③。 9月底，何键更进一步向蒋报告，据其得到的情报，中共准备西进与湘黔部队合股，并建议"抽调三师驻扎赣州，原驻部队及南路军集合赣州、信丰、安远间，以防匪窜越赣水"④。 10月初白崇禧也提醒蒋加强西路兵力宜驻良口、赣州、南康"⑤，以防止中共主力西进。但是，何、白这些急如星火的建议在蒋这里并未得到认真回应，除象征性要求加强构筑确堡工事外，缺乏有效的实际动作。

不仅是何键等，早在1934年6月，陈诚曾针对红军可能的突围提出建议我军部署应仍以有力一部深入匪巢，诱导其它各路前进，以达合围之目的。另以一部准备匪如西窜随时均可截击。故拟(一)以我三、五两路军主力之罗(卓英)、樊(摇甫)、汤(恩伯)三纵队，会取石城，威胁瑞金，匪必东援伪都，而忽视西面。此时即令周(浑元)纵队乘机袭取兴国，诱导南路军北取等都。(二)第六路军就现地停止集结主力，策应各方，待机前进。(三)兴国附近地势险恶，道路崎岖，匪化最深，仅以现有之周纵队兵力进取兴国似嫌单薄，故拟请增调九十九师归周指挥，以厚实力。"⑥单从战场形势看，陈的建议切中要害，应属高明。对此，蒋介石的反应同样出人意料，他不仅没有按陈诚所说在西线增加兵力，反而在红军行将开始转移时指示欲促进战局之从早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如能将第四与八十九两师由汤(恩伯)带领东移，则东路即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面北路军占领宁都与薛(岳)路会合后，即可由宁都与东路军由长汀会占瑞金，可免石城与长汀线之兵力与时间也。"⑦对此，难明蒋介石机心的陈诚回电质疑为求歼匪于赣南计，我军重点应偏于西翼地区，使东路军不必急进，免迫匪西窜，如为减少部队调动之疲劳及免费时间计，汤纵队似可不必东调。"⑧陈诚的质蝠，恰恰反证出蒋介石西兵东调的用心，即将红军往西线逼迫，其战略目的极有可能指向的是逼走而不是围歼红军。

"围剿"最后阶段蒋的真实态度，在其日记中也可找到线索。 9月6日，蒋日记中写道预定:
一、进剿至石城、宁都与长汀一线，当可告一段落，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
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①可见，此时其尚少对红军穷追猛打的腹案，倒是有一厢情愿的招安设想。蒋日记还显示，此时他对粤方和中共的接触已有掌握，10月 17日，日记"注意"栏第一条就是粤陈联匪已成乎，应制止之。"②从语气上看，他对粤、共接触应早有了解，情报掌握尚称迅捷。不过，蒋所谓制止并无下文，倒是此前几天，10月 14日，他还在催促粤方向北开动，要求其"进取于都，以为我封锁线前进部队之据点"③。如果粤方果真向北开动，充当堵截红军西进的主力，蒋

自然乐于见到，但衡诸宁、粤、共三方微妙关系，粤方出动概率几乎为零，而蒋也不会天真到对此真的寄予期待，所以对于粤方提出的索取津贴要求，他一改往常的慷慨态度，以"待其确实占领于都后照办将皮球踢了回去。④

蒋介石的所谓"放水"⑤举动，当年窥破奥妙者或已有人在。 11月底，在政坛翻滚有年的何其巩上书蒋介石，提出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这或许是何揣测蒋介石心态的一种进言。何并针对西南三省谈到:"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膜，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人)110"对何的上述看法，蒋批曰卓见甚是，当存参考。"⑥以此为基础，1934年底除旧迎新之际，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⑦这段话，和前述种种结合看，的确意味深长。

从国民党方面作战计划看，在红军积极准备撤离的关键阶段，其最高指挥机关并没有实施围歼的严密计划。 1934年9月29日，时任南昌行营参谋长的贺国光向蒋报告综合各方情报判断，赣匪似有西窜企图，如能在沿赣江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线及宁冈、桂东、汝城、仁北、曲江之第二线以东地区歼灭之固善，倘被窜逸，则以在沿湘江桂江之第三线封锁较为确实。李白何迭次来电同此主张。诚以此线利用河流天然形势南北连贯不易绕越防守极易。除湘江段已颁发西路补助金赶筑外，广西段据李白来电亦在进行中。"⑧可见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将围墙红军重点放在了湘江一线。⑨更有意思的是，在红军主力已离开赣南但尚未远随时，蒋甚至告诉部下匪主力未窜过汝城桂东


以西之前，我三路不必急取瑞金，而可先取零都也。"①蒋此举显然不能单从军事角度加以解释，其中含有很深的用心:既与其当时策动前方将领以"剿共"尚未完成呼吁推迟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相关，也不无担心占领瑞金剌激红军回返而暂时控兵不进的意图。

看到这些，我们不能不钦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初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对蒋动向的分析要么他应该率领强大的部队由福建和赣江上游(向赣州方向)推进，出现在红军和闽赣两省军队之间，要么指望红军向赣西和湖南突破，停止在原地没有希望的斗争。这也会把他拖到湖南，他会在那里面临准备新战役的任务。"②有理由相信，蒋当时选择了后者。正由于此，10月中旬，当红军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长征的最后准备时，蒋介石却从江西前线撒手西去，开始其被当时报章称为"万里长征"③的一个多月西北、华北之行。在蒋看来，红军的西去，也许就像围棋里对于逃大龙一样，只要自身立于主动，大可顺水推舟、就势而为，所谓"赣匪一旦窜遁，则无论跟踪追剿之师，因地留戍之师，回防中部北部之师，控制西南→带之师，皆能左右逢源，不虞粘滞，从此大局可期永安。"④而此时蒋的西北、华北之行，当然不会和对日问题没有关系，也不会不落人背靠西北、正和日本相互提防的苏俄眼中。对于当时正和苏俄寻求更紧密关系的蒋介石而言，西北之行传达的意思，真令后世览史者有一言难尽之慨。

历史就是这样，在信誓旦旦的表态后面，其实还隐藏着历史人物很深的心机和算计，虽然这些对知道结果的后人而言，也许只是机关算尽的笑柄，但当时却可能是影响着历史进程的逻辑力量。因此，我们看到了尚称周密的长征准备，却不能单纯以长征初期的顺利转移作为准备成功的佐证，因为在这些顺利后面，还有着我们上面所说到的多方面的因由，这些乃至更多的复杂因素事实上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长征的全过程。

〔作者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附则6)
(责任编辑:谢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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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校长果然忍辱负重呀。·专题论文·
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


黄道炫

内容提要 1934年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为此付出很多努力，其中中共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粤系之所以会为中共所利用，当然和其本身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宁粤及中共多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循着这一途径透析，我们甚至会不无惊讶地窥测到，中共颇利突围背后，还隐约可以看到蒋介石的身影，这个身影是如此的诡异、飘忽、难以捉摸，但是更多历史资料的呈现，终究有可能使其难以遁形。


1934年年中，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困境后，中共中央经共产国际批准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并开始长征的准备。多年来，学术界围绕着中共中央长征准备及其初期行动的成败得失聚讼不已，早年批评多肯定少，近年论者开始更多注意到中共中央长征前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对其评价日趋客观。①不过，如果只是以中共本身就事论事，而未注意到这次牵涉甚广的战略行动之国际国内背景，不将其成败得失与国内外其他政治力量的动向联系考察，终不免难窥堂奥之叹。历史如棋局，回顾当年酌那场生死博弈，我们或可发现，中共其实只是场上的角力者之一。一批新公布的史料证实，在1930年代诡请多变的政治生态下，中共的生存发展，和当时整体环境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长征的准备及其进程乃是国内大棋局中的一个局部。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红军很快陷入被动，战略态势十分不利。 1934年2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报告"江西和福建的形势很困难，我们近期的前景不妙。不带多余的悲观主义应该承认，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区突破的一些地方。"①面对此一局面，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都在苦寻出路。李德回忆，1934年3月，他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苏区的"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②的设想。 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提出在敌人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两个建议"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川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埃韦特个人虽明显倾向撤离中央苏区，但他同时强调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

中共中央的撤离计划和共产国际一贯思路其实是契合的。早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就指示"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考虑到军队的主
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现在就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同时务必更加重视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
地。"1933年3月，共产国际又提出"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
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并强调"要建立和具备几个新的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对抗。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
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⑤在中央苏区面临大规模进攻时，共产国际强调建立新根据地及对红四方面军转移的肯
定，意味深长，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对此一度颇有疑虑，为消除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电中央苏区解释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我们看来，该电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万一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
我们必须保存和加强我军力量。而我方取得胜利时，我们应消灭敌人，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谨慎，使我军主力不受威胁。"⑥虽然埃韦特试图液化共产国际对转移的肯定，但其潜台词不可能不对中
共中央未来的行动规划形成影响。正由于有此思想基础，当军事不利后，考虑转移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得到中共中央有关报告后，1934年6月 16日，共产国际复电指出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基本同意了中共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次日，共产国际再电中共中央，明确谈到我们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


中共当时突围已成必然，各方对此了然于胸。 1934年6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赖安认为:"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赖安在信中还透露了埃韦特等的想法在目前的情况下，预先决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换句话说，这些同志，特别是从去年12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到秋季的问题。"②可见，撤离中央苏区的想法早在福建事变前后已成共产国际代表的议题。

红军即将展开的突围行动，其方向几乎不言自明。北面是国民政府核心区，向北元异自寻绝路。东面濒临大海，也无出路，南面陈济棠虽不愿与红军作战，但保境欲望强烈，向南难免陷入粤方和宁方夹击之中，以此看来，向西几乎是唯一出路。 1934年6月2日，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突围计划时已经对行动方向有了明确交代虽然敌人从4军团 1932年的远征时起学会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有比1932年更加强大的、我们必须克服的防线(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虽然敌人在采取行动之初会拥有比1932年多得多的军队来组织追击，但对于我们的进一步推进来说反正都一样，恐怕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③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这是明显的西进四川路线，而这和共产国际一年前指出的西进川陕路线是完全一致的。 8月，回到莫斯科的埃韦特在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谈到湖南省的情况时也侧面提到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中央苏区，为了与这个省建立联系和在那里组建党组织作出了很大努力。作出这种努力是出于打通湖南的迫切需要，并考虑到保住江西已不可能了。"④

1934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落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决定派出红六军团、
红七军团分别往西、往北。⑤北上和西进计划在共产国际同意中央苏区突围的电文中有明确交待: "(1 )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2)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⑥7，8月间，两路红军分头展开行动。红七军团北上，如朱德所指出的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⑦。湘赣苏区的生六军团西征，则是作为中央红军转移和西征的先遣队。两路部队，前者寄托的是调敌作用，后者则直接为主力红军转移探路。

同时，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战略转移的有关事宜，一系列有关战略转移的计划、行动陆续展开。遵义会议决议提到，中革军委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已经
"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吻。最初预定的突围时间是10月底11月初，李德谈到，之所以确定这一日期是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②中共叛将杨岳彬在给国民党方面的呈文中透露了中共的这一意图"今年四五月，赤党伪中央，已从匪军中，调出湘南籍之干部多名，潜回湘南各县，布置交通路线，并闻有从湘赣边臣区，抽调一部匪军，编为湘南游击队，窜扰湘南之说。"③

根据向西转移的方针，从1934年7~8月份开始，红军已开始部署重要物资、资材的西运事宜。7月下旬，红十五师奉命开往福建方面"到福建搬运胜利品"④，此所谓胜利品，实际就是准备搬运的重要资材。 7、8月份，红一军团主力开赴闽西掩护红九军团安全转运资材到赣南。 8月中旬，朱德电令红一、九军团，要求其在闽西苏区"确实掩护资材"⑤西运。同时，中共中央秘密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到于都、登贤等红军预定集结地域，秘密侦察路线。中革军委则由副参谋长张云逸率领一个分队，潜往赣粤湘边界，侦察敌情和道路交通。

从9月前后起，为掩护撤退，前方红军作战以运动阻敌为目标。 9月 8日，中革军委电示红三军团指挥员彭德怀、杨尚昆，要求其在9月底前"阻止敌人于石城以北"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应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在战斗的间隙中除三分之一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的政治团结。"同时强调在石城地区的防御战应进行"运动防御"、"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的撤退。"⑥显然，中共中央此时已将保存有生力量随时准备撤退作为主要考虑。

突围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加紧宣传和组织准备，这方面的材料，以往论著已多有提及，本文不拟赘述。中共中央的计划和行动，始终向共产国际通报并取得指示。 9月 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的撤退部署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 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句月 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⑧这意味着中共的转移计划已得到共产国际的完全同意。 10月 8日，中共中央给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分局
发出训令，提出在国民党军不断深入苏区的形势下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①。突围计划完全明朗，突围已箭在弦上。

在前方进行阻击战时，红军主力部队纷纷撤往后方集中，只有地方部队继续留在前方阻敌。 10月 2日，博古亲至红三军团，召集团以上干部会，彭绍辉日记记载，彭德怀在会上指出我军在北线迟滞敌人，争取时间的任务已完成。我军要向敌人反攻，主力须转移。"②这已经非常明确地传达出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的信息，一些回忆录所说红军许多中、高级指挥员一直到长征开始仍不知将要进行战略转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集中瑞金、于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明确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③。

应该说，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在物质、舆论、组织等各方面做了较为充足的准备。共产国际也尽力提供物质支持。 7月底，上海方面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又给苏区寄去5万墨西哥元。9 月中旬还需要寄40万墨西哥元……因为晚些时候，看来几乎没有机会了。"④9月，国民党方面还发现共产国际派遣的人员在设法打通接济中共"军火用品"的出海口。⑤为应付即将到来的长途行军，中共中央努力加强武器弹药、粮款筹集及兵员发展。耿赂回忆，出发前"师部不断通知我们去领棉衣，领银元，领弹药，住院的轻伤员都提前归队…...地图也换了新的，我一看，不是往常的作战区域，这说明，部队要向新的地域开进。"⑥李一氓长征开始前几天赶罔瑞金时，看到人们物质准备很充分"有些人不知在什么地方搞来的很不坏的雨衣，有的人还有很好的水壶，很好的饭盒，很新的油纸雨伞，五节的大电筒，这些都是行进所必需的"⑦。看到这些，人们没有理由忽视陈云当时的说法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人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已进行了充分准备。"⑧1939年，当李德在共产国际遭到批评并接受了大部分指责时，仍然特别就长征问题作出辩解，强调在技术方面，我认为，远征的准备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线的计划也一样，比较容易的克服这些防线就证明了这一点。"⑨

一些论者及回忆录提到红军开始长征时，没有对进军方向及进军计划作出交代，对这些质疑，董必武当年的回答应有参考价值"主力转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手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如行军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有时定下了，还没有照着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况变了又有更改，这是在行军中经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⑩


对于一场军事行动而言，必要的保密应该属于常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动员事实上也是当时可能有的时间极限。

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红军初期转移进展迅速，湘江战役前的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红军从赣南西部转移到广西境内，行军3500里，且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战斗。以红一军团为例，10月共行军11天，计860里，平均每日78.2里。 11月行军24天，计1530里，平均每日 63. 75里。①考虑到转移人员多达10余万人，进行的又是超远距离连续行军，此种速度应称神速。共产国际对此的评论是运动的目的-一使自己的部队与四川红军兵团部队会合一一几乎在没有来自敌人方面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完全实现了。"②在1935年初，这一判断稍显乐观，但其对红军转移初期状况的描述并不夸张。无独有偶，当时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王子壮也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并未消灭，以不堪中央军之压迫相率西去，经赣州、大余等地而趋湘南，盖欲人川以会合徐向前之股匪也。复以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然以何之兵不善战，恐难收阻止之效，据报告已要骏西进。"③疆疆西进，的确是红军初期快速转移的最好注脚。不过，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红军初期转移的顺利，并不能如李德在前述答辩中用来反证中共中央准备的成功，虽然中共中央的准备工作不像曾被指责的那样仓促、零乱，尚属中规中矩，但也并无出奇之举。要实现初期堪称神速的转移速度，远非红军单方面所可决定，当红军实际处于被动撤退这样一种境地，向着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地域挺进时，更能够在实质上决定红军命运的，还是其对于方的动向。李宗仁就曾谈到"共军人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人桂。"③这样的说法虽属一家之言，但并非无稽之谈，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强调的政治割据因素一样，长征初期的进程和国内政治力量间之诡诵互动有着无法忽视的关系。

1934年秋，红军的对手方主要有两大力量，首要的当然是南京蒋介石集团，另一力量则来自与南京保持半独立状态的两广方面。其中，后者和红军之间的关系→直是剪不断、理还乱。…在中央苏区发展壮大过程中，粤桂这样一支和南京政权处于游离状态力量的存在，发挥着相当微妙的作用。粤方陈济棠与桂系结成联盟，与胡汉民等元老互为奥搓，在中原大战后成为南京政权最大的威胁。 1930年代初，在内外面临威胁，自身实力尚不充实时，蒋介石对粤桂势力心存顾忌，而粤桂也对南京中央保持高度警圃，在此背景下，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区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双方在"剿共"问题上的真实态度。粤方对"剿共"长期依违两可早已被人们所共知，出于国共两党各自的政治需要，南京中央则 向被描绘为"剿共"的坚决实施者，但衡诸史实，未必尽然。陈诚曾提到"广东一隅，为国防剿匪两大决策之先决问题，长此模棱两可，形成半独立之局势，国防剿匪，均被牵掣。"①此中广东为"剿匪"先决问题之说，细细琢磨，其实意味深长。现有材料显示，蒋介石1930年代初的"剿共"态度也并不像他表面宣称的那样坚定不移。 1932年上海淤沪战事发生时，蒋曾有过在江西放弃"剿共"的设想，2月中旬，他致电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表示如果局势紧张，或至不能不放弃剿匪计划亦未可知。前之所以不主张翼兄主赣省，即恐有此之一日而不忍明言也。今大势如此，倘不早有决心，不惟兵心动摇，且恐兵渐化匪，故拟主力撤至赣东者，以其尚可集团，亦可策应，比死钉在匪区或较胜一着也。"②从蒋电文中提到不欲熊式辉主赣看，他的撤兵想法尚非一时冲动，其对江西局面心中早有谋算。事实上，蒋放弃江西的主张遭到赣籍的熊式辉强烈抵制，2月 18日，朱绍良、熊式辉在回电中提出江西剿共计划早已放弃，现在部队只是防区，如将主力撤至赣东，并防区之计划而亦放弃之，恐我军反主为客，将被匪剿。虽众不足恃，牵制保守一隅亦不可得。"③熊式辉等的反对，应在蒋的意料之中，对熊的回电，蒋批前电主力集中赣东之原则决行。陆辰。"④值得注意的是，原批文中还有"江西暂时放弃"字样，后抹去，应是避免过度剌激江西地方之故。 20日，蒋介石回电熊式辉等，坚持撤出主力部队的计划，强调第十八军与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各师决调赣东，如不得已时，赣江两岸只可放弃，仅守新淦与抚州以北地区，赣南赤匪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⑤此时，世沪战事已近尾声"赣南赤匪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的说法，真实暴露出蒋在"剿共"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倒是熊式辉比他坚决得多，熊在回电中强硬坚持抽调防区部队，坐视地方沦于匪手，职之立场决不能办。盖为人如此办理，其肉将不足为故乡父老食也。"⑥读至此，或可理解蒋介石为何不愿让熊做江西省主席，因为熊的地方立场很可能会与蒋的战略权衡发生冲突。当时刚刚取代粤系势力重新回到权力中心的蒋介石，选择在江西面对中共采取龟缩态度，既有对日本的顾虑、对中共的恐惧，陈诚前面提到的广东因素也很难不进入他的考量范围。正因如此，陈诚在2月 26日明确告蒋"赣匪非短时日可平，而在此无决心元计划之状态下，更难言肃清……拟即集结所部于吉泰一带。不然诚恐一朝有变，仓皇元以应付。为钧座最后定国计，亦不必遭此元谓损失也。"⑦陈诚此语，可谓替蒋介石道出了个中奥妙。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在中枢的地位逐渐稳固，南京中央对全国控制权不断加强，在"剿共"问题上渐趋积极，第五次"围剿"期间，已经有势在必得之意。而粤桂方面出于自身生存需要的考虑，仍把红军在江西的存在作为其与南京中央间的一道屏障。

对粤方盹态度及其在中央苏区生存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中共方面有清楚的了解。毛泽东在1931年就精辟指出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①第五次反"围剿"之初，共产国际军事代表也分析道:广州"不管怎样他们知道，战胜红军者将会在军事方面丧失作战能力和被大大削弱。因此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自己不和红军作战，至少在最初不和红军交于。晚些时候会出现更有利的机会。参加决战和以后同丧失战斗力的战胜者作战。"②因此，在共同战略利益驱使下，中共与粤方之间一直保持接触。 1933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报告在中央苏区，广州政府代表已开始进行停战谈判。"③此后，谈判断续进行，双方一直互有期待。

当红军开始准备撤离时，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谈判进一步加紧。潘汉年l回忆当我们的红军向中国西部推进时，广州的军阅们认为，如果蒋介石能消灭红军，那就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威胁。在他们看来，红军至今是南京军队和广州军队之间的屏障。我们曾派代表去进行谈判。第一次我们未能达成什么协议。第二次我们终究争取到广州同意进行谈判。"④1934年"八一"节前，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设立联络电台。 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声明"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10月间行之表示愿就停止双方作战、恢复贸易、政治开放、军事反蒋、代购军火等问题与粤军举行秘密谈判。⑤ 14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双方的接触。⑥共产国际对与粤方接触高度重视，指示中共在谈判中主要应提出代购军火和取消封锁、恢复贸易，不应附加其他过高条件，以免"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⑦。

中共中央的表态迅速得到粤方回应，10月 6日，中共代表和陈济棠代表在寻邬会谈，数日后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言明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将经过要点告诉陈济棠，陈部即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红军保证不进人广东腹地。中共和粤方成立的这一协议，为红军顺利突围转移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的文章明确指出近来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军阀，愿意同我们在反蒋方面进行某些条件的妥协，我们显然是不会拒绝利用这种机会的。"⑧长征开始后，中革军委告知红军各军团指挥官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⑨事实上，长征初期，红军之所以能顺利实现转移，和粤方放开道路直接相关，以致蒋介石痛责"南路军只留一团兵力守赣州，其余撤至大余以西，任令匪部由赣州至大余空隙间偷窜，平时请饷请械要求倍至，而当此残匪肃清关头竟不能为国家民族稍加努力。"⑩

面对蒋介石的指责，陈济棠并不示弱。他在给蒋的回电中振振有词:南路军"防线延长，守兵稀薄，不克如北路军之重层配备，前后错综，应为天下所共见·…..本路军因年来感受兵力之不敷，防线之延长，迭经请命派兵接防，以至最近亲承复命派遣李罗各师来接赣南，迄未见如命而到。今以匪主力分窜责南路军以不事兜剿，事实俱在，不难覆按。"①陈的说法虽然不无推卸责任之处，但其所说南路空虚及希望蒋派兵接防赣州确非虚言，蒋在复电中也承认南路防广兵单，自是实情，中亦深为谅解。"②不仅是南路，负责赣州一带防御的西路军其实也相当空虚，当红军开始长征西进时"南康县周百里元国军"③，而赣州商会则向蒋介石报告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④，形成"西路军之部署难以防堵"⑤之局。可见，红军主力能够顺利西进，粤军南撒开放路线固为助因，但蒋介石此前部署实已种下因果。陈的回应，相当程度上击中了蒋的要害。

其实，陈济棠的回应中还有一些不欲明言的潜台词，那就是当时人们议论较多的蒋驱共入粤人桂企图。李济琛曾向人谈到"中央原欲驱共人两粤，以计不得逞，现改取军事长期包围式。"⑥李的担心当然不会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忽视，而蒋重北重东轻南的兵力部署也很难不令人产生这样的猜测。后来李宗仁就在回忆录中谈到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自应四方筑确，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⑦由于当事者的讳莫如深，可以直接证明这种企图的材料很难出现，但蒋方防粤、谋粤的用心还是常常可以见到的。 1934年7月，蒋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以后每日以平粤计划与首都防御二者，列人注意栏内"⑧，平粤成为其日日讲的话题。陈诚也在1934年11月提出，对粤"应乘此时机，以较强硬之态度，促其昕命，作进一步较彻底之解决，以除患肘腋。然后始可再言整军并剿川匪也。"⑨在此背景下，陈济棠当然不会全力堵截红军，以免引火烧身。

四

历史真是吊诡，当蒋介石义正词严痛责粤方放虎归山时，其实他本人在"围剿"最后阶段的作战中也是首鼠两端。对蒋的真实态度，共产国际代表有精当的观察蒋介石需要这样来同红军作战，使他在消灭红军之后不是太被削弱地出现在福建和广东的边界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同红军作战就不能达到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得到加强的目的。"在共产国际代表看来，蒋的确堡战术既是其对付红军运动战的手段，还包含着他观测形势发展的战略考虑蒋介石比德国人更了解江西和在它之后的省份(福建、广东、湖南)，因此他知道，突破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东西。他认为，根据各种预测，突破可以取得成功，但为此他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此外，红军最终是会被打散的，那时斗争就永不会结束。因此蒋介石想把红军置于包围圈内，看他们在调堡包围情况下怎么办。"⑩

第五次"围剿"时，南京方面握有充分的主动权，正因此，素喜在内斗中纵横搏闹的蒋介石，对"围剿"结局开放着各种可能性。抗战前夕，蒋与中共谈判期间，曾在日记中写道政治胜利至七八分为止，必须让敌人一条出路，此围攻必缺之道乎。"①这相当程度上传达出蒋的内在理路和处事方式，对观察蒋的种种作为不无参考意义，其对苏区封锁及进攻的部署，隐约可以窥测到如上复杂思虑。"围剿"期间，其在东南北三面展开对红军的围困，西面赣州方向力量始终空虚，没有布置有力部队，这固与赣州一带临近广东、湖南，牵涉到政治地理的复杂形态相关，但蒋的无所作为仍让人印象深刻。随着"围剿"的深人，西线赣州方向地位日形重要，早在1934年5月 18日，几乎与中共中央决定向西突围同时，蒋介石就强调赣南残匪，将必西窜。"句月，国民党"围剿"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明确谈到，在合围完成状况下，红军一定会寻找出路"如窜粤窜浙，均为事实上所不可能，一定只有下述两条路，一为窜闽，一为从粤湘接壤的地方窜人湖南，再图窜别的地方"③。 9月底，何键更进一步向蒋报告，据其得到的情报，中共准备西进与湘黔部队合股，并建议"抽调三师驻扎赣州，原驻部队及南路军集合赣州、信丰、安远间，以防匪窜越赣水"④。 10月初白崇禧也提醒蒋加强西路兵力宜驻良口、赣州、南康"⑤，以防止中共主力西进。但是，何、白这些急如星火的建议在蒋这里并未得到认真回应，除象征性要求加强构筑确堡工事外，缺乏有效的实际动作。

不仅是何键等，早在1934年6月，陈诚曾针对红军可能的突围提出建议我军部署应仍以有力一部深入匪巢，诱导其它各路前进，以达合围之目的。另以一部准备匪如西窜随时均可截击。故拟(一)以我三、五两路军主力之罗(卓英)、樊(摇甫)、汤(恩伯)三纵队，会取石城，威胁瑞金，匪必东援伪都，而忽视西面。此时即令周(浑元)纵队乘机袭取兴国，诱导南路军北取等都。(二)第六路军就现地停止集结主力，策应各方，待机前进。(三)兴国附近地势险恶，道路崎岖，匪化最深，仅以现有之周纵队兵力进取兴国似嫌单薄，故拟请增调九十九师归周指挥，以厚实力。"⑥单从战场形势看，陈的建议切中要害，应属高明。对此，蒋介石的反应同样出人意料，他不仅没有按陈诚所说在西线增加兵力，反而在红军行将开始转移时指示欲促进战局之从早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如能将第四与八十九两师由汤(恩伯)带领东移，则东路即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面北路军占领宁都与薛(岳)路会合后，即可由宁都与东路军由长汀会占瑞金，可免石城与长汀线之兵力与时间也。"⑦对此，难明蒋介石机心的陈诚回电质疑为求歼匪于赣南计，我军重点应偏于西翼地区，使东路军不必急进，免迫匪西窜，如为减少部队调动之疲劳及免费时间计，汤纵队似可不必东调。"⑧陈诚的质蝠，恰恰反证出蒋介石西兵东调的用心，即将红军往西线逼迫，其战略目的极有可能指向的是逼走而不是围歼红军。

"围剿"最后阶段蒋的真实态度，在其日记中也可找到线索。 9月6日，蒋日记中写道预定:
一、进剿至石城、宁都与长汀一线，当可告一段落，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
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①可见，此时其尚少对红军穷追猛打的腹案，倒是有一厢情愿的招安设想。蒋日记还显示，此时他对粤方和中共的接触已有掌握，10月 17日，日记"注意"栏第一条就是粤陈联匪已成乎，应制止之。"②从语气上看，他对粤、共接触应早有了解，情报掌握尚称迅捷。不过，蒋所谓制止并无下文，倒是此前几天，10月 14日，他还在催促粤方向北开动，要求其"进取于都，以为我封锁线前进部队之据点"③。如果粤方果真向北开动，充当堵截红军西进的主力，蒋

自然乐于见到，但衡诸宁、粤、共三方微妙关系，粤方出动概率几乎为零，而蒋也不会天真到对此真的寄予期待，所以对于粤方提出的索取津贴要求，他一改往常的慷慨态度，以"待其确实占领于都后照办将皮球踢了回去。④

蒋介石的所谓"放水"⑤举动，当年窥破奥妙者或已有人在。 11月底，在政坛翻滚有年的何其巩上书蒋介石，提出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这或许是何揣测蒋介石心态的一种进言。何并针对西南三省谈到:"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膜，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人)110"对何的上述看法，蒋批曰卓见甚是，当存参考。"⑥以此为基础，1934年底除旧迎新之际，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⑦这段话，和前述种种结合看，的确意味深长。

从国民党方面作战计划看，在红军积极准备撤离的关键阶段，其最高指挥机关并没有实施围歼的严密计划。 1934年9月29日，时任南昌行营参谋长的贺国光向蒋报告综合各方情报判断，赣匪似有西窜企图，如能在沿赣江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线及宁冈、桂东、汝城、仁北、曲江之第二线以东地区歼灭之固善，倘被窜逸，则以在沿湘江桂江之第三线封锁较为确实。李白何迭次来电同此主张。诚以此线利用河流天然形势南北连贯不易绕越防守极易。除湘江段已颁发西路补助金赶筑外，广西段据李白来电亦在进行中。"⑧可见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将围墙红军重点放在了湘江一线。⑨更有意思的是，在红军主力已离开赣南但尚未远随时，蒋甚至告诉部下匪主力未窜过汝城桂东


以西之前，我三路不必急取瑞金，而可先取零都也。"①蒋此举显然不能单从军事角度加以解释，其中含有很深的用心:既与其当时策动前方将领以"剿共"尚未完成呼吁推迟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相关，也不无担心占领瑞金剌激红军回返而暂时控兵不进的意图。

看到这些，我们不能不钦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初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对蒋动向的分析要么他应该率领强大的部队由福建和赣江上游(向赣州方向)推进，出现在红军和闽赣两省军队之间，要么指望红军向赣西和湖南突破，停止在原地没有希望的斗争。这也会把他拖到湖南，他会在那里面临准备新战役的任务。"②有理由相信，蒋当时选择了后者。正由于此，10月中旬，当红军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长征的最后准备时，蒋介石却从江西前线撒手西去，开始其被当时报章称为"万里长征"③的一个多月西北、华北之行。在蒋看来，红军的西去，也许就像围棋里对于逃大龙一样，只要自身立于主动，大可顺水推舟、就势而为，所谓"赣匪一旦窜遁，则无论跟踪追剿之师，因地留戍之师，回防中部北部之师，控制西南→带之师，皆能左右逢源，不虞粘滞，从此大局可期永安。"④而此时蒋的西北、华北之行，当然不会和对日问题没有关系，也不会不落人背靠西北、正和日本相互提防的苏俄眼中。对于当时正和苏俄寻求更紧密关系的蒋介石而言，西北之行传达的意思，真令后世览史者有一言难尽之慨。

历史就是这样，在信誓旦旦的表态后面，其实还隐藏着历史人物很深的心机和算计，虽然这些对知道结果的后人而言，也许只是机关算尽的笑柄，但当时却可能是影响着历史进程的逻辑力量。因此，我们看到了尚称周密的长征准备，却不能单纯以长征初期的顺利转移作为准备成功的佐证，因为在这些顺利后面，还有着我们上面所说到的多方面的因由，这些乃至更多的复杂因素事实上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长征的全过程。

〔作者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附则6)
(责任编辑:谢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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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校长果然忍辱负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