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一符号回归学术研究两岸再解读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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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两岸政治遗产
凤凰周刊2005年第7期
文/记者王永治
3月12日，是中华民国之父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逝世80周年纪念日。明年11月12日，是孙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按惯例，海峡两岸国共两党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尽管这类纪念活动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尽管长期以来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在两岸都有欠深入研究，尽管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孙中山的纪念一直有几乎相反的政治意涵，但这位革命伟人始终是国共两党和世界华人从未放弃的政治偶像。
1915年，由孙中山提议，北洋政府决定每年的清明节为中国的植树节。从1928年起，国民政府把植树节改为孙的忌辰3月12日。中共在执政后一度废弃植树节，至1979年恢复了这一节日。
1911年底，孙中山参照日本陆军士官服，设计了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被国人称为“中山装”。在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中山装一直是国共两党官员的正式礼服。后来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淘汰，在国共官场则被西装取代。
至今，大陆还在每年的“五一节”和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上竖起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孙中山在新中国的特殊地位
1949年后，孙中山在中国大陆一直受到尊崇。在他诞辰9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在大陆，孙中山诞辰逢十周年纪念日的纪念活动都格外隆重，重要领导会发表讲话。在特殊的忌辰逢十周年纪念日，重要领导也发表讲话，主题随着政治形势不断调整。
中共执政后，孙的第一个忌辰整数年是逝世30周年。中共举行了高规格的纪念仪式。据新华社报道，1955年3月11日下午7时，全国政协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纪念大会，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等一千多人与会。会上，周恩来致词：“中国人民崇敬孙中山先生，因为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生的战士。”孙与台湾及在台国民党的关系只字未提。
次年11月11日，孙诞辰90周年的前一天，中共在执政后为孙举行了第一次最高规格的纪念仪式，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参加了纪念大会。周恩来致词：“中国的领土台湾还受着美国的侵略。一切爱国者，一切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当共同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这是中共较早明确地把孙中山与解放台湾联系起来。
这次纪念，更像中共的一次国际公关活动和弥合中苏分歧的举动。30多个国家的160多位来宾参加了纪念大会，13个外国来宾在大会上讲话。会上宣读了印尼总统苏加诺、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巴瑞、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等人的贺电和贺信。
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孙逝世时留下的致苏联遗书的伟大意义。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七年以来，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战斗的友谊更加深厚了。帝国主义企图挑拨中苏友谊的任何阴谋，都是徒劳的幻想。”
事实上，同年2月，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痛批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震动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而中共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中苏两党已经开始结怨，并在1960年代最终走向决裂。自此，在大陆，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外交政策被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取代。
1961年11月11日，孙创立的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分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集会纪念孙诞辰95周年。民革中央副主席、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在讲话中，向那些曾经追随过孙中山的在台国民党军政人员表示深切关怀。他希望这些人缅怀孙的遗训，为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台湾做出贡献。这是大陆较早对台湾打出孙中山这张统战牌。
孙诞辰100周年：毛泽东时代的偏离
1965年10月31日，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召开孙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孙先生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敢于革命，敢于反对帝国主义，他的革命性，是当时许多所谓社会主义者、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即当时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老修正主义者—根本不能比拟的，也是现代的许多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谓共产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者根本不能比拟的。
刘强调这次纪念活动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而他此时尚未发觉自己已被毛泽东定为党内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并将在一年后被打倒。
一年后的11月12日，首都群众和红卫兵一万多人集会，纪念孙诞辰100周年。这是至今中共对孙最夸张的一次纪念。刘少奇出席了会议，但在出席会议的领导人中排名第七位。这是他最后几次公开露面的机会之一。3年后的11月12日，刘在孙中山的诞辰日死于河南开封的秘密关押地。
周恩来在孙诞辰100周年集会中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都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就要永远跟着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永远同革命人民在一起，努力学习新事物，不断改造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永远前进！”
这次集会，纪念孙中山不过是证明毛泽东更加伟大，显示对毛的个人崇拜已达顶峰。这已彻底背离了孙中山的宪政理想。
1975年3月孙逝世50周年和1976年11月孙诞辰110周年，官方发布的纪念仪式消息都以罗列近200名出席者名单为主，显示在当时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下，出席者借一切机会证明自己还有政治生命。

从振兴中华到警告台独
1980年3月，民革中央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孙逝世55周年，第一次将主题单一设定为祖国统一。与会的各位嘉宾都苦口婆心地劝说台湾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的倡议，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国民党被俘将领、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杜聿明说：“台湾有我的老师、朋友和同事，他们当年都曾信奉中山先生，我希望他们遵循中山先生的遗训，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
此时，国共双方已经停止在金门的炮战，中共提出和平统一的方针，海峡两岸由30年的军事对峙走向缓和。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少了政治口号，多了追思之情。
1986年11月12日，首都各界人士一万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孙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等参加大会。这是中共第二次举行最高规格的纪念仪式。
邓颖超在讲话中号召人们学习孙为改造中国、振兴中华贡献出毕生精力的革命精神。
彭真在讲话中希望一切爱国者，一切应当团结和可能团结的人，都紧密地团结起来，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国家的繁荣昌盛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自此，纪念孙中山开始有了振兴中华的主题，这也是1980年代大陆高层和民间共同的愿望，而国家统一被纳入这一主题中。“民族主义”曾位居孙中山发起革命之初提出的“三民主义”之首，之后一直是中国抵御外敌、富国强兵之动力，推出孙中山来号召“振兴中华”可谓恰如其分。
1996年11月12日，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孙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多名政治局常委出席，这是中共第三次举行最高规格纪念仪式。江泽民说，我们真诚希望，海峡两岸、海内外一切敬仰孙中山先生的爱国者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使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而努力奋斗。
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说，要坚决反对“台独”分子的分裂活动及台湾当局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发展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促进两岸直接“三通”和进行政治性谈判，不断推动中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这一阶段，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正在推行隐性台独，把国民党边缘化，最终导致国民党于2000年在台湾丢失政权。
自1980年代以来，大陆历次纪念孙中山都不离国家统一的主题，逐渐强化孙中山的统战作用，但副题从振兴中华转移到警告台独，显示孙中山对台湾的统战作用越来越有限，台湾各政党离孙中山的遗训越来越远。
国民党不断背离孙的遗训
孙中山一手创立的国民党，在1925年孙去世后，不断背离孙的遗训。孙生前为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从1927年起，孙选定的接班人蒋介石和孙的遗嘱执笔人汪精卫就先后向共产党人、起义工人、农民大开杀戒。后三者联合起来，最终在1949年把蒋介石和国民党赶出了大陆。
1956年11月，归顺共产党的原蒋介石智囊张治中将军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他说：“事实证明，国民党违背了三民主义，而是以依附帝国主义丧失国家主权代替了民族独立；以土豪劣绅和法西斯特务统治代替了民权政治；以官僚资本封建地主买办的剥削垄断代替了民生主义。特别是违背了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采取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完全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国民党领导的政权终于为人民所抛弃，走到了完全失败的地步！”
退缩台湾后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不得不放弃联俄政策，一边倒地投入美国怀抱。在闭门思过中，他们高举孙中山制定的民生、民权和民族的三民主义旗帜，逐步从一党训政时期转移到多党宪政时期，在蒋经国时代完成了宪政转型。这是国民党最忠实执行孙中山遗训的时期。
可惜，蒋经国选定的国民党第四代接班人李登辉从骨子里并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并不认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民国宪法。他通过拆解国民党，把政权拱手让给了坚持台独理念的民进党，造成两岸的紧张局势。
台湾媒体评论，经历了2000年和2004年两次大选的失败，国民党在台湾已经逐渐泡沫化和边缘化。
目前，台湾的国民党陷入新旧之争和省籍之争，泛蓝色彩越来越淡，泛绿色彩越来越浓，正在遗忘和过滤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只留下国父和党父的符号备用。
2003年11月12日，上万台北民众聚集在孙中山纪念馆，纪念孙诞辰137周年，并不断高呼反台独的口号。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等出席了纪念活动。 
然而，在2005年2月，宋楚瑜就与民进党“总统”陈水扁会晤，把国民党晾在一边。未来台湾政局和国民党的前途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孙中山从政治公式回归学术研究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毛说：“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毛泽东没有阐述共产党具体继承了孙的哪些政治思想，只有一个民主革命的目标除外。
孙的核心思想都在1924年1月亲手制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即“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格格不入。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和借鉴孙的，主要是其人格魅力，还有其失败的教训。
毛泽东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事实上，在大陆官方的理论体系和教科书中，孙一直被固定的政治公式论证为失败者。200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领导这场革命的革命政党。它的失败，使中国先进分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那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相关内容也被写入中小学教材中。
在毛泽东时代，只有个别人从另外的角度看待孙中山。1956年11月，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发表《为什么要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他说：“从1911年10月起，我才开始听到‘革命’‘共和’‘民主’‘自由’‘平等’这类名词，亦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我对孙中山先生始终一贯地表示深切的爱戴和崇高的敬意。”这样的观点比当时的主流评价“右”许多。事实上，罗在一年后的“反右”运动中就被打成了右派，是至今仍未平反的五个右派之一。
在邓小平解除国人的思想禁锢后，对孙中山的研究逐渐回归学术本身。党史学者金冲及呼吁“进一步加强孙中山的研究工作”，研究孙构筑自己学说体系的思想资源，研究各派人物对三民主义的各种解释。
近年，更多的学者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孙中山的治国、治党方略，反思他的得失。
2002年1月，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人民网”读书论坛与网友讨论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辛亥革命后所有成功之处都是清末新政的继续。他认为，当时政治家们普遍处于不成熟状态。以孙文为首的革命派本身对现代民主自由所知很有限，他们同中外流亡者一样，往往把颇大一部分精力耗费在内部纷争上，其革命活动则大都是军事冒险活动。
青年史学者黄卧云在检讨“国民党为何错失宪政转型的最初良机”时，否定了教科书上的观点，不认为辛亥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他提出，在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之前，丧失了制定一部优良宪法的特定时刻。他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此时没有想到利用宪法解决统一问题，占据了革命者头脑的思想是以权力和武力统一的思想。”
黄认为，把民主共和政治在中国遭遇的所有挫折与失败归之于人民不觉悟，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论点。孙中山坚持在实行宪政之前必须经历“训政”阶段，就是因为他坚信中国人民奴性已深。他埋怨他们只会盼望出现真命天子，而不是奋起革命，争取自己当主人，因此要由“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对他们加以指导，强迫他们做主人。因此，黄批评孙中山把自己的领袖地位当成正确的化身。“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更加坚信自己才是惟一正确的方向的代表，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只能绝对服从党魁的主义，孙的理由是：“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通过建立一个受他绝对控制的党以实现宪政理想，便是晚年孙中山矢志不渝的事业。
黄认为，孙中山设计的治国机器也是以集权为基本特征的。他的“驾乎欧美之上”的“破天荒”的政体方案是两种集权的重叠，即国民大会的集权和中央政府的集权。
黄的结论是：“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者是推翻满清王朝的英雄，却还不是带领中国走上宪政道路的领袖。革命失败，与其说是因为阿Q们不理解革命，还不如说是因为精英们不理解宪政。”
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考证了孙中山和袁世凯对待日本于1914年提出的侵犯主权的“二十一条”的态度，得出结论：孙、袁二氏俱对议会政治绝望，认为非个人独裁不能起民于水火；政治独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为国为民而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袁之在全国，孙之在一党，已形成“拥有无限制权力”之领袖。
2003年，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播出电视剧《走向共和》，个中诠释历史人物的全新视角让该剧在大陆轰动一时，不只获得极高的收视率，也引发观众和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而孙中山第一次在大陆历史剧中以个性极丰富的人物形象出现，其人性化（而非神化）面孔与前人迥异，观众评说复杂，乃至有人说这一形象是“另类”孙中山。
可以说，时至今日，孙中山不再只是官方的政治符号和民间的政治偶像，作为一段大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其精神遗产在全方位、深入研究和大胆解读中开始突破漫长的“遗训遗言”阶段，有了全新的内容，并发挥微妙的政治影响力。孙中山的两岸政治遗产
凤凰周刊2005年第7期
文/记者王永治
3月12日，是中华民国之父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逝世80周年纪念日。明年11月12日，是孙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按惯例，海峡两岸国共两党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尽管这类纪念活动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尽管长期以来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在两岸都有欠深入研究，尽管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孙中山的纪念一直有几乎相反的政治意涵，但这位革命伟人始终是国共两党和世界华人从未放弃的政治偶像。
1915年，由孙中山提议，北洋政府决定每年的清明节为中国的植树节。从1928年起，国民政府把植树节改为孙的忌辰3月12日。中共在执政后一度废弃植树节，至1979年恢复了这一节日。
1911年底，孙中山参照日本陆军士官服，设计了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被国人称为“中山装”。在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中山装一直是国共两党官员的正式礼服。后来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淘汰，在国共官场则被西装取代。
至今，大陆还在每年的“五一节”和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上竖起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孙中山在新中国的特殊地位
1949年后，孙中山在中国大陆一直受到尊崇。在他诞辰9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在大陆，孙中山诞辰逢十周年纪念日的纪念活动都格外隆重，重要领导会发表讲话。在特殊的忌辰逢十周年纪念日，重要领导也发表讲话，主题随着政治形势不断调整。
中共执政后，孙的第一个忌辰整数年是逝世30周年。中共举行了高规格的纪念仪式。据新华社报道，1955年3月11日下午7时，全国政协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纪念大会，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等一千多人与会。会上，周恩来致词：“中国人民崇敬孙中山先生，因为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生的战士。”孙与台湾及在台国民党的关系只字未提。
次年11月11日，孙诞辰90周年的前一天，中共在执政后为孙举行了第一次最高规格的纪念仪式，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参加了纪念大会。周恩来致词：“中国的领土台湾还受着美国的侵略。一切爱国者，一切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当共同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这是中共较早明确地把孙中山与解放台湾联系起来。
这次纪念，更像中共的一次国际公关活动和弥合中苏分歧的举动。30多个国家的160多位来宾参加了纪念大会，13个外国来宾在大会上讲话。会上宣读了印尼总统苏加诺、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巴瑞、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等人的贺电和贺信。
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孙逝世时留下的致苏联遗书的伟大意义。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七年以来，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战斗的友谊更加深厚了。帝国主义企图挑拨中苏友谊的任何阴谋，都是徒劳的幻想。”
事实上，同年2月，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痛批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震动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而中共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中苏两党已经开始结怨，并在1960年代最终走向决裂。自此，在大陆，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外交政策被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取代。
1961年11月11日，孙创立的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分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集会纪念孙诞辰95周年。民革中央副主席、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在讲话中，向那些曾经追随过孙中山的在台国民党军政人员表示深切关怀。他希望这些人缅怀孙的遗训，为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台湾做出贡献。这是大陆较早对台湾打出孙中山这张统战牌。
孙诞辰100周年：毛泽东时代的偏离
1965年10月31日，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召开孙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孙先生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敢于革命，敢于反对帝国主义，他的革命性，是当时许多所谓社会主义者、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即当时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老修正主义者—根本不能比拟的，也是现代的许多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谓共产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者根本不能比拟的。
刘强调这次纪念活动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而他此时尚未发觉自己已被毛泽东定为党内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并将在一年后被打倒。
一年后的11月12日，首都群众和红卫兵一万多人集会，纪念孙诞辰100周年。这是至今中共对孙最夸张的一次纪念。刘少奇出席了会议，但在出席会议的领导人中排名第七位。这是他最后几次公开露面的机会之一。3年后的11月12日，刘在孙中山的诞辰日死于河南开封的秘密关押地。
周恩来在孙诞辰100周年集会中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都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就要永远跟着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永远同革命人民在一起，努力学习新事物，不断改造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永远前进！”
这次集会，纪念孙中山不过是证明毛泽东更加伟大，显示对毛的个人崇拜已达顶峰。这已彻底背离了孙中山的宪政理想。
1975年3月孙逝世50周年和1976年11月孙诞辰110周年，官方发布的纪念仪式消息都以罗列近200名出席者名单为主，显示在当时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下，出席者借一切机会证明自己还有政治生命。

从振兴中华到警告台独
1980年3月，民革中央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孙逝世55周年，第一次将主题单一设定为祖国统一。与会的各位嘉宾都苦口婆心地劝说台湾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的倡议，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国民党被俘将领、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杜聿明说：“台湾有我的老师、朋友和同事，他们当年都曾信奉中山先生，我希望他们遵循中山先生的遗训，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
此时，国共双方已经停止在金门的炮战，中共提出和平统一的方针，海峡两岸由30年的军事对峙走向缓和。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少了政治口号，多了追思之情。
1986年11月12日，首都各界人士一万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孙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等参加大会。这是中共第二次举行最高规格的纪念仪式。
邓颖超在讲话中号召人们学习孙为改造中国、振兴中华贡献出毕生精力的革命精神。
彭真在讲话中希望一切爱国者，一切应当团结和可能团结的人，都紧密地团结起来，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国家的繁荣昌盛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自此，纪念孙中山开始有了振兴中华的主题，这也是1980年代大陆高层和民间共同的愿望，而国家统一被纳入这一主题中。“民族主义”曾位居孙中山发起革命之初提出的“三民主义”之首，之后一直是中国抵御外敌、富国强兵之动力，推出孙中山来号召“振兴中华”可谓恰如其分。
1996年11月12日，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孙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多名政治局常委出席，这是中共第三次举行最高规格纪念仪式。江泽民说，我们真诚希望，海峡两岸、海内外一切敬仰孙中山先生的爱国者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使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而努力奋斗。
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说，要坚决反对“台独”分子的分裂活动及台湾当局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发展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促进两岸直接“三通”和进行政治性谈判，不断推动中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这一阶段，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正在推行隐性台独，把国民党边缘化，最终导致国民党于2000年在台湾丢失政权。
自1980年代以来，大陆历次纪念孙中山都不离国家统一的主题，逐渐强化孙中山的统战作用，但副题从振兴中华转移到警告台独，显示孙中山对台湾的统战作用越来越有限，台湾各政党离孙中山的遗训越来越远。
国民党不断背离孙的遗训
孙中山一手创立的国民党，在1925年孙去世后，不断背离孙的遗训。孙生前为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从1927年起，孙选定的接班人蒋介石和孙的遗嘱执笔人汪精卫就先后向共产党人、起义工人、农民大开杀戒。后三者联合起来，最终在1949年把蒋介石和国民党赶出了大陆。
1956年11月，归顺共产党的原蒋介石智囊张治中将军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他说：“事实证明，国民党违背了三民主义，而是以依附帝国主义丧失国家主权代替了民族独立；以土豪劣绅和法西斯特务统治代替了民权政治；以官僚资本封建地主买办的剥削垄断代替了民生主义。特别是违背了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采取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完全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国民党领导的政权终于为人民所抛弃，走到了完全失败的地步！”
退缩台湾后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不得不放弃联俄政策，一边倒地投入美国怀抱。在闭门思过中，他们高举孙中山制定的民生、民权和民族的三民主义旗帜，逐步从一党训政时期转移到多党宪政时期，在蒋经国时代完成了宪政转型。这是国民党最忠实执行孙中山遗训的时期。
可惜，蒋经国选定的国民党第四代接班人李登辉从骨子里并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并不认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民国宪法。他通过拆解国民党，把政权拱手让给了坚持台独理念的民进党，造成两岸的紧张局势。
台湾媒体评论，经历了2000年和2004年两次大选的失败，国民党在台湾已经逐渐泡沫化和边缘化。
目前，台湾的国民党陷入新旧之争和省籍之争，泛蓝色彩越来越淡，泛绿色彩越来越浓，正在遗忘和过滤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只留下国父和党父的符号备用。
2003年11月12日，上万台北民众聚集在孙中山纪念馆，纪念孙诞辰137周年，并不断高呼反台独的口号。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等出席了纪念活动。 
然而，在2005年2月，宋楚瑜就与民进党“总统”陈水扁会晤，把国民党晾在一边。未来台湾政局和国民党的前途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孙中山从政治公式回归学术研究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毛说：“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毛泽东没有阐述共产党具体继承了孙的哪些政治思想，只有一个民主革命的目标除外。
孙的核心思想都在1924年1月亲手制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即“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格格不入。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和借鉴孙的，主要是其人格魅力，还有其失败的教训。
毛泽东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事实上，在大陆官方的理论体系和教科书中，孙一直被固定的政治公式论证为失败者。200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领导这场革命的革命政党。它的失败，使中国先进分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那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相关内容也被写入中小学教材中。
在毛泽东时代，只有个别人从另外的角度看待孙中山。1956年11月，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发表《为什么要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他说：“从1911年10月起，我才开始听到‘革命’‘共和’‘民主’‘自由’‘平等’这类名词，亦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我对孙中山先生始终一贯地表示深切的爱戴和崇高的敬意。”这样的观点比当时的主流评价“右”许多。事实上，罗在一年后的“反右”运动中就被打成了右派，是至今仍未平反的五个右派之一。
在邓小平解除国人的思想禁锢后，对孙中山的研究逐渐回归学术本身。党史学者金冲及呼吁“进一步加强孙中山的研究工作”，研究孙构筑自己学说体系的思想资源，研究各派人物对三民主义的各种解释。
近年，更多的学者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孙中山的治国、治党方略，反思他的得失。
2002年1月，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人民网”读书论坛与网友讨论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辛亥革命后所有成功之处都是清末新政的继续。他认为，当时政治家们普遍处于不成熟状态。以孙文为首的革命派本身对现代民主自由所知很有限，他们同中外流亡者一样，往往把颇大一部分精力耗费在内部纷争上，其革命活动则大都是军事冒险活动。
青年史学者黄卧云在检讨“国民党为何错失宪政转型的最初良机”时，否定了教科书上的观点，不认为辛亥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他提出，在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之前，丧失了制定一部优良宪法的特定时刻。他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此时没有想到利用宪法解决统一问题，占据了革命者头脑的思想是以权力和武力统一的思想。”
黄认为，把民主共和政治在中国遭遇的所有挫折与失败归之于人民不觉悟，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论点。孙中山坚持在实行宪政之前必须经历“训政”阶段，就是因为他坚信中国人民奴性已深。他埋怨他们只会盼望出现真命天子，而不是奋起革命，争取自己当主人，因此要由“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对他们加以指导，强迫他们做主人。因此，黄批评孙中山把自己的领袖地位当成正确的化身。“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更加坚信自己才是惟一正确的方向的代表，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只能绝对服从党魁的主义，孙的理由是：“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通过建立一个受他绝对控制的党以实现宪政理想，便是晚年孙中山矢志不渝的事业。
黄认为，孙中山设计的治国机器也是以集权为基本特征的。他的“驾乎欧美之上”的“破天荒”的政体方案是两种集权的重叠，即国民大会的集权和中央政府的集权。
黄的结论是：“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者是推翻满清王朝的英雄，却还不是带领中国走上宪政道路的领袖。革命失败，与其说是因为阿Q们不理解革命，还不如说是因为精英们不理解宪政。”
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考证了孙中山和袁世凯对待日本于1914年提出的侵犯主权的“二十一条”的态度，得出结论：孙、袁二氏俱对议会政治绝望，认为非个人独裁不能起民于水火；政治独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为国为民而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袁之在全国，孙之在一党，已形成“拥有无限制权力”之领袖。
2003年，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播出电视剧《走向共和》，个中诠释历史人物的全新视角让该剧在大陆轰动一时，不只获得极高的收视率，也引发观众和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而孙中山第一次在大陆历史剧中以个性极丰富的人物形象出现，其人性化（而非神化）面孔与前人迥异，观众评说复杂，乃至有人说这一形象是“另类”孙中山。
可以说，时至今日，孙中山不再只是官方的政治符号和民间的政治偶像，作为一段大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其精神遗产在全方位、深入研究和大胆解读中开始突破漫长的“遗训遗言”阶段，有了全新的内容，并发挥微妙的政治影响力。

發點窂騷,,,,,我對孫的看法從以前對比了三本台灣的中國近代史之後,,,,,,,,實在和大多數人很不一樣........

希望這些搞學術研究的,能多還原一下,給我輩一些答案.個人覺得在港台實在把孫的地位抬得太高了.

楼上，台湾书里孙中山是什么样子，描述一下。

都到"國父"了,,,,,,,,,你們好像叫革命先行者吧......... 我們這兒是神化了,,,,,,,,連人家出生地,革命地,來源,資助方等.......都.....反正是不可懷疑的地步,最重要的還是蔣是他的最重要和唯一的繼承人,所以那是萬萬不可有一丁點懷疑的哦.

能称得上是国父是有原因的，先了解历史时间的次序与背景，有助于你对国父的了解；从借外力推翻满清统治，到各地军阀坐大并混战，控制各地势力，到承认一个中华民国，再到国父逝世；你如果认为孙没那个资格，只能告诉你历史没有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成功，可能中共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不可能成形，由周搞革命算起，比孙晚了又多少年？

呵......我並不是說他不能當"國父",國父孫中山先生.......這我都會背. 其對後世的影响還是交給他們吧. 我只能說台的神化太過了些而以.不信嗎??明明孫中山在第十一次革命時是反對的,卻這次給成了,其實給大家知道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你說是嗎?另外你可知我們以前更絕,連滿清在後期搞過立憲了,可台十個人有九個九不知道....這為何??該去掉的都去掉了. 國父在國文課本中曾提過他的偶像是洪秀全,好了,你又可知台灣以前是能不提就不提太平天國?為什麼會漏了底了呢?因為國文課本和歷史課本沒配合好! 國父毀了神像,破除迷信!!看吧.神聖不可侵犯呢!可他自己卻信了洋教.........不是說他不能信教,而是台用他這例子來破除迷信,太好笑了吧.......你認為呢?? 又如,國父其實在國文課本中是驅遂胡擄,恢復中華,可其後來用了北洋的五族共和.但歷史課本中卻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這又是二科課本沒有套好招........ 哎......多了去,我再例舉下去沒意思,總之還是等人家權威的學術單位去研究吧,我都顯得搬門弄斧了.

呵呵也是这个问题不过大陆对他的敬仰也是建立在政治宣传之上的真正的学术研究不是很多[em01]

是的歷史沒有如果,但隱暪和欺騙就不該了. 你如果认为孙没那个资格，只能告诉你历史没有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成功，可能中共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不可能成形，由周搞革命算起，比孙晚了又多少年？================================================================== 你對他的建國大網知道多少??明明是後來寫的,,,,,是的歷史沒有如果,怎知如果有的話得算到周來革命??不會是立憲派成功?不會是革命黨人換了頭頭?不會是袁沒有稱帝?誰比袁的對日三十一條出賣中國更多??整個路權運動還群雄並起呢!

呵呵讨论问题不要吵架啊[em01]

建國是孫中山堅持到底??有這回事嗎??不清楚都不知是誰?你知道中華民國總統真的是孫中山心甘情願讓給北洋的嗎?建國时可是南北方的阿,而南方各勢力不認識他孫的人大有人在,這不用我多說吧.但在我們這可是半點不提的.......... 滿清就是無緣無故的因為幾個人K了總督府,好了满清倒了.......天下有這等好事嗎?台可是大專以上才修近代史的.說明什麼?其他人就是這樣不明不白,不清不楚!那上了大專就了事了嗎?非也!沒把不同版本拿來比對的,一樣不清不楚!這才是我發窂騷的原因啦!

无论大陆抑或台湾当局，两地都有修改教科书的优良传统，有些台湾说得比较露骨，大陆也不好说，例如民族之间的问题涉及的历史人物与当时的事件，除了真正学历史专业的人才知道真相，一般人都很少知道，更不能写入教科书分普及所有在校学生学习用；要真正解密所有历史真相，值得商榷

同意你!所以我才說真的得靠他們搞這門學術的來幫我輩們解解疑問. PS:你們那兒怎改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們這我剛隨便就舉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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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先行者乘势而动文/主笔黄钟图/台湾文史工作室提供1925年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此前一天，宋庆龄托着孙中山的手腕签署了国事遗嘱。遗嘱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原装版。众所周知，孙中山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966年11月13日，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今天，反动派力图欺骗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青年，叫他们不要搞革命，不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些都已经‘过时’了。他们妄想诱使人民相信，革命是可以通过不革命而完成的！”宋庆龄所表述的，是大陆曾经的主流观念。在大陆相当长时期里，“革命”是一个无条件的褒义词，有着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一如毛泽东那句被广泛引用的话—“造反有理”。如果时光倒退20年，谁要反对革命，可能被归类到“反动派”或者“反革命”之列。物换星移。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陆，忽然听到“告别革命”的声音。人们开始看到反省“革命”的文章，比如认为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宪政改革的进程，就此把中国引入了持续动乱的时代。昔日的“革命”，如今可以用文字去“反”了。其实，如果不能够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理解可能失之粗陋简单。事实上，孙中山并非天生的造反派，他的一生并不都是“革命的一生”。他经历了一个从上书到造反，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1890年，孙中山给已经退职的香山籍洋务派官员郑藻如写信，建议“兴农会以倡革农桑业”、“立会设局以禁绝鸦片”、“兴学会设学校以普及教育”等。1894年1月，孙中山在老家翠亨村起草上书李鸿章的“万言书”。当时，孙中山见到陈少白说：“如此项条陈得鸿章采纳，借此进身，可以实行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可以说，此时的孙中山仍热切希望能够跻身体制内来改良中国。在8000多字的《上李傅相书》中，孙中山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是“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是年6月，李鸿章收到孙中山的“上书”，借口军务匆忙，拒绝延见。满怀希望的孙中山就此觉得清廷腐败无可救药。后来在自述中说：“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转眼之间，孙中山走上了造反之路。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秘密誓词。这一年，孙中山28岁。可以说，孙中山的革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响应者寥寥。1895年10月，孙中山准备发动的第一次反清起义广州起义流产。孙逃亡香港，由旧金山赴纽约，沿途鼓吹革命，“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耳。”（孙中山语）当时的美洲华侨认为他是“谋反大逆，视同蛇蝎”。1908年河口起义，仅捐得四千余元。南洋的千万富翁陆原本答应捐10万元，事到临头，却对前去游说的邓泽如说：“恐怕你们没有成功的把握吧？等你们有成功的把握的时候，我来帮助好了。”至黄花岗一役，革命党深受重创，孙中山称“自有革命战争以来，吾党之损失，未有若斯役之巨者”。这是孙中山第十次武装起义失败了。这时离清帝逊位已经不到10个月了，但孙中山的革命行情仍然不怎么被人看涨。1911年5月5日，孙中山准备在芝加哥成立革命公司，作为募款机构，发行每股200美元的股票，等民国成立后，股票倍价收回。可是后来由于认股的人太少而作罢。当时在许多人眼里，孙中山革命的前景实在是不值钱的垃圾股。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的时候，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一家中国餐馆打工。数月之后，他居然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清朝寿终正寝。帝国成了民国。相对于洪秀全那排山倒海的造反，此时中国的起义和冲突规模，只能算是轻轻一扒拉，200余年基业的大清帝国居然就轰然倒塌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抵达上海。可是，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可是，临时政府生下来就是个穷光蛋，不仅难以支付军饷，连临时政府自身的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财政部的金库一度只剩10元钱。孙中山他们确实没有足够的力量收拾残局。原来的“要是没有了清政府还有哪派力量能够领导中国”的疑问，变成了政局乱哄哄，进而变成内战和动荡的现实。简单从结果来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预言应验。比如，康有为1902年发表《辨革命书》，批评革命是“自生内乱”；1903年到1904年，梁启超发表一系列文章，反对革命，他认为中国人民即使推翻了清政府，也没有能力建设民主的新国家。事实证明，清朝的终结并不等于孙中山这些革命者的力量强大。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清朝体制内发生逆转，堡垒内部出现裂缝，形成了墙倒众人推之势。比如，1911年11月5日，苏州独立，原巡抚程德全任都督；11月7日，广西巡抚沈秉、藩司王芝祥宣布独立……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一个月左右，全国22个省有17个宣布独立。所以，问题的根子还在清政府内部的积重难返。满清入关之后，专制统治技术之娴熟，超越以往的朝代。生活在汉民族汪洋大海里的满族统治者，对政权的安全有着异乎寻常的警惕和危机意识，维护满族统治权压倒一切。直至历经了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等内忧外患，持续的兵连祸结都没有让清廷像日本明治政府一样毅然自我革命。1898年的维新不过百日，戊戌变法后，变法在政治上成为异端，康有为成了被迫流亡海外的政治犯，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虽然还有京师大学堂留了下来，但变法的思想、变法的人士、变法的措施等等，遭到了清算。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在大清帝国一直是禁书。一大批顽固派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此时的慈禧太后连学秦惠文王杀商鞅其人却用其政的胸襟都没有。慈禧太后们不喜欢康有为们的修正主义，几乎和不喜欢孙中山们的革命党一样。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太后仓皇逃到西安。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慈禧太后也开始改革。1901月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正式颁布“预约变法”的上谕，承认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称“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政务处，审查各地的建议。8月20日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发表文告，更是提出了“惟有变法自强”，“舍此更无他策”，告诫“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慈禧太后这个杀维新派关维新派撤维新派、杀革命党关革命党的人，如今成了变法的总发动机。实事求是地讲，自此到清朝覆亡，清廷确实进行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改革，比如宣布死刑仅用绞刑一种，废除科举制，开始司法行政分立，设立商部，奖励实业，等等。许多制度上的建设，其深度、力度和广度，都是清朝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清朝最后那些年月里的变法，已经远远超越戊戌变法。但是形势不饶人，清廷这场变法自保的政治赌博还是输了，并不是变法没有成效，而是来得太晚了。改良的机会和时间是清廷自己浪费掉的。就拿民智问题来说，1905年春，孙中山在英国拜访严复时，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事实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有人提出废除八股，但康熙时黄玑，雍正时张廷玉，乾隆时鄂尔泰，都反对变革。鄂尔泰说：“非不知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由此可见清廷统治者之格外的保守与顽固。而日本自1872年不畏艰难地推行义务教育，在1873年学龄人口中入学人数仅占28%，到1904年则已达98%。希望改良道路能够走得通，并不等于事实上就能够让所有国民同心同德搞变法。因为谁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正视这一现实，通过主动变革来化解动荡的因素。等到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再改革，往往就没有机会了。就像不能把国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者的开明上一样，也不能把国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民众的忍耐力上。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7期（总第176期）出版日：2005年3月5日

看了,挺不錯........這不多少講了些真話嘛. 李敖也是說了不少孫中山的一些不中聽的話.........後來閉嘴了.......他自己的說法是現在大家接受不了,他也不提了.

因为有乱码，我再把主文重发一遍1925年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此前一天，宋庆龄托着孙中山的手腕签署了国事遗嘱。遗嘱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原装版。众所周知，孙中山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966年11月13日，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今天，反动派力图欺骗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青年，叫他们不要搞革命，不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些都已经‘过时’了。他们妄想诱使人民相信，革命是可以通过不革命而完成的！”宋庆龄所表述的，是大陆曾经的主流观念。在大陆相当长时期里，“革命”是一个无条件的褒义词，有着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一如毛泽东那句被广泛引用的话—“造反有理”。如果时光倒退20年，谁要反对革命，可能被归类到“反动派”或者“反革命”之列。物换星移。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陆，忽然听到“告别革命”的声音。人们开始看到反省“革命”的文章，比如认为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宪政改革的进程，就此把中国引入了持续动乱的时代。昔日的“革命”，如今可以用文字去“反”了。其实，如果不能够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理解可能失之粗陋简单。事实上，孙中山并非天生的造反派，他的一生并不都是“革命的一生”。他经历了一个从上书到造反，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1890年，孙中山给已经退职的香山籍洋务派官员郑藻如写信，建议“兴农会以倡革农桑业”、“立会设局以禁绝鸦片”、“兴学会设学校以普及教育”等。1894年1月，孙中山在老家翠亨村起草上书李鸿章的“万言书”。当时，孙中山见到陈少白说：“如此项条陈得鸿章采纳，借此进身，可以实行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可以说，此时的孙中山仍热切希望能够跻身体制内来改良中国。在8000多字的《上李傅相书》中，孙中山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是“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是年6月，李鸿章收到孙中山的“上书”，借口军务匆忙，拒绝延见。满怀希望的孙中山就此觉得清廷腐败无可救药。后来在自述中说：“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转眼之间，孙中山走上了造反之路。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秘密誓词。这一年，孙中山28岁。可以说，孙中山的革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响应者寥寥。1895年10月，孙中山准备发动的第一次反清起义广州起义流产。孙逃亡香港，由旧金山赴纽约，沿途鼓吹革命，“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耳。”（孙中山语）当时的美洲华侨认为他是“谋反大逆，视同蛇蝎”。1908年河口起义，仅捐得四千余元。南洋的千万富翁陆原本答应捐10万元，事到临头，却对前去游说的邓泽如说：“恐怕你们没有成功的把握吧？等你们有成功的把握的时候，我来帮助好了。”至黄花岗一役，革命党深受重创，孙中山称“自有革命战争以来，吾党之损失，未有若斯役之巨者”。这是孙中山第十次武装起义失败了。这时离清帝逊位已经不到10个月了，但孙中山的革命行情仍然不怎么被人看涨。1911年5月5日，孙中山准备在芝加哥成立革命公司，作为募款机构，发行每股200美元的股票，等民国成立后，股票倍价收回。可是后来由于认股的人太少而作罢。当时在许多人眼里，孙中山革命的前景实在是不值钱的垃圾股。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的时候，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一家中国餐馆打工。数月之后，他居然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清朝寿终正寝。帝国成了民国。相对于洪秀全那排山倒海的造反，此时中国的起义和冲突规模，只能算是轻轻一扒拉，200余年基业的大清帝国居然就轰然倒塌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抵达上海。可是，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可是，临时政府生下来就是个穷光蛋，不仅难以支付军饷，连临时政府自身的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财政部的金库一度只剩10元钱。孙中山他们确实没有足够的力量收拾残局。原来的“要是没有了清政府还有哪派力量能够领导中国”的疑问，变成了政局乱哄哄，进而变成内战和动荡的现实。简单从结果来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预言应验。比如，康有为1902年发表《辨革命书》，批评革命是“自生内乱”；1903年到1904年，梁启超发表一系列文章，反对革命，他认为中国人民即使推翻了清政府，也没有能力建设民主的新国家。事实证明，清朝的终结并不等于孙中山这些革命者的力量强大。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清朝体制内发生逆转，堡垒内部出现裂缝，形成了墙倒众人推之势。比如，1911年11月5日，苏州独立，原巡抚程德全任都督；11月7日，广西巡抚沈秉、藩司王芝祥宣布独立……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一个月左右，全国22个省有17个宣布独立。所以，问题的根子还在清政府内部的积重难返。满清入关之后，专制统治技术之娴熟，超越以往的朝代。生活在汉民族汪洋大海里的满族统治者，对政权的安全有着异乎寻常的警惕和危机意识，维护满族统治权压倒一切。直至历经了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等内忧外患，持续的兵连祸结都没有让清廷像日本明治政府一样毅然自我革命。1898年的维新不过百日，戊戌变法后，变法在政治上成为异端，康有为成了被迫流亡海外的政治犯，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虽然还有京师大学堂留了下来，但变法的思想、变法的人士、变法的措施等等，遭到了清算。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在大清帝国一直是禁书。一大批顽固派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此时的慈禧太后连学秦惠文王杀商鞅其人却用其政的胸襟都没有。慈禧太后们不喜欢康有为们的修正主义，几乎和不喜欢孙中山们的革命党一样。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太后仓皇逃到西安。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慈禧太后也开始改革。1901月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正式颁布“预约变法”的上谕，承认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称“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政务处，审查各地的建议。8月20日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发表文告，更是提出了“惟有变法自强”，“舍此更无他策”，告诫“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慈禧太后这个杀维新派关维新派撤维新派、杀革命党关革命党的人，如今成了变法的总发动机。实事求是地讲，自此到清朝覆亡，清廷确实进行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改革，比如宣布死刑仅用绞刑一种，废除科举制，开始司法行政分立，设立商部，奖励实业，等等。许多制度上的建设，其深度、力度和广度，都是清朝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清朝最后那些年月里的变法，已经远远超越戊戌变法。但是形势不饶人，清廷这场变法自保的政治赌博还是输了，并不是变法没有成效，而是来得太晚了。改良的机会和时间是清廷自己浪费掉的。就拿民智问题来说，1905年春，孙中山在英国拜访严复时，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事实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有人提出废除八股，但康熙时黄玑，雍正时张廷玉，乾隆时鄂尔泰，都反对变革。鄂尔泰说：“非不知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由此可见清廷统治者之格外的保守与顽固。而日本自1872年不畏艰难地推行义务教育，在1873年学龄人口中入学人数仅占28%，到1904年则已达98%。希望改良道路能够走得通，并不等于事实上就能够让所有国民同心同德搞变法。因为谁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正视这一现实，通过主动变革来化解动荡的因素。等到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再改革，往往就没有机会了。就像不能把国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者的开明上一样，也不能把国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民众的忍耐力上。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7期（总第176期）出版日：200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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