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969周恩来与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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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内幕
作者：吴跃农 文史杂志（四川）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苏两国间积蓄已久的怨气终于在边境小岛找到出口，珍宝岛战役打响；接着，在3月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共发生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冲突交战呈胶着状，炮弹与雪花齐飞舞，地雷与手榴弹交错炸响。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军损失惨重，吃了大亏。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两国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火药味浓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沟通。
柯西金打来热线电话被拒
当时字面上中苏是同盟国，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依然还在，但久未使用。3月21日下午，柯西金给北京打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紧急通话。中南海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立场坚定地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那位女话务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毛泽东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不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这次女话务员没有掐断电话，根据事先指示，将电话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欧司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尽管说话火药味很浓，但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答复：你们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断绝了关系，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
这样，苏联就只能由外交一般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东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之前电话与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随即，周恩来将此次外交决策向毛泽东主席书面汇报：从21日晚（苏联莫斯科是下午）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中方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在珍宝岛发现苏军在活动，并侦知苏方在催促前沿行动，估计苏当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书面汇报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林彪也圈阅了报告。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箭在弦上。
核大战一触即发吗？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炒作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次解决中国的核设置的所谓“秘闻”。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并不是臆想，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毛泽东根据朱元璋当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动员全国城市军民齐上阵，集中力量修防空洞，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防止苏联核袭击和入侵成了当务之急。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
但同时，中国作为有核国家，苏联也害怕核反击或中国的先发制人。
吊唁之意在会谈
1969年9月3日，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总理会见。9月4日，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原来柯西金希望在那里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来去匆匆，有意回避。
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不知哪儿出了岔子，柯西金没有等到中方答复。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而在其他一些照面的场合，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柯西金临走时通过越南方面再次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会谈。李先念告诉越南的同志，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
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这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从印度新德里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苏联代表团一行人正在那儿休整。 北京机场会谈
苏联代表团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并没有专门到中国去的计划，从河内回莫斯科的路上，因为飞行上的需要，中途要在塔什干作短暂停留。因为是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又加上与中国代表团的少数几次照面如同路人，苏联代表团成员们心情并不好。他们想放松放松，喝点儿啤酒之类的。正当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后，突然，柯西金几乎是冲了进来，向大家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
一个小时以后，苏联代表团已经起飞了。在飞机上，大家见飞机往东飞，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茨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要飞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柯西金这时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过去，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贾丕才向代表团宣布，飞机正在向中国飞行。这次去河内，勃列日涅夫要他无论如何与周恩来会谈一下，表明苏联方面希望中苏关系和缓的意见，利用飞回来时机在北京停留。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折至北京。柯西金叫随行人员准备一下材料，主要是针对边界问题。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
一见面，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总理也立即向柯西金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了会见，两国总理在那里进行了为时3小时又40分的坦率和求实的会谈。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显然，周恩来对谈判有着全面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
柯西金说：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
周恩来说，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周恩来提出了3条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但在什么是“争议地区”上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中苏双方遂将此问题搁置。
周恩来说，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的全部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了部队，你们飞机经常在那里飞行，而我们却没有部署飞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对它的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周恩来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调严峻了，“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接着，周恩来缓和了语气，问柯西金：“你说呢？柯西金同志。”
经过磋商，除了周恩来所说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撤走之外，柯西金还补充了一条：双方如有争议，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
中苏总理机场会谈，以4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这4条临时措施是：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那个困难年代中苏两国总理的谅解。
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里，感觉大事不妙，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机场会谈，双方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和改善两国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决定10月份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这次会见因为是苏联方面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苏联人的性格是比较随意的，谈完以后，柯西金就指着苏联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贾丕才等人，打哈哈似的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装做没有听见，没有回应。
“柯西金鸭”
周恩来为柯西金准备好了一顿国宴便餐——名厨徐筱波的北京烤鸭，吃得柯西金连连称赞，以致飞机已经发动了又停下来。后来柯西金座机被人戏称“柯西金鸭”。
柯西金即将飞来时，中国首长灶4位掌厨师傅就接到通知，要求准备一席国宴规格便宴送机场烹制。总理指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敏感，宴席规格要高，要超过以往。
苏联客人口味，徐师傅再熟悉不过，他想起曾做过一道菜颇受苏联客人称赞，那是他根据京苏大菜系列其中一种创新而成，主料是全聚德烤鸭，经去骨细切，加工成鸭肉片，伴以甜面酱、芹菜、芦笋、洋葱爆炒，这道菜汇集全聚德烤鸭和南京盐水鸭优点，色香味俱佳，只是不知取什么名。
机场会客厅里周总理与柯西金已微露醉意，徐师傅大轴菜上桌。全聚德烤鸭素来蜚声四海，徐师傅一番烹制,更显巧夺天工之妙，只见厚薄均匀的烤鸭配以芹菜摆成的花朵，犹如一只全鸭悠游于花丛中，及至鸭片入嘴，又酥又脆，浓香四溢，柯西金连连翘指称赞。
柯西金的图—104客机已轰鸣发动，做升空准备。可不多会儿，轰鸣声又停下来。工作人员跑来对徐师傅说：“赶快备料，再为客人做一份最后那道菜，烤鸭马上就送来！”
原来，柯西金吃罢鸭片，嘴里还说个没完：“很好吃！很好吃！”周总理听出话里意思，便问：“还想要吧？”“非常好，还想要。”柯西金毫不客气。于是周总理立刻让人通知厨师，同时传令已经发动的飞机赶紧停下来。
图—104客机耗油惊人，每发动一次就要用掉一吨航空油。可此时柯西金一心只想把那鸭子带走，“柯西金鸭”便由此得名。
核大战之弦再次绷紧
9月11日，新华社作了低调报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所属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的详细情况。
苏联内部有一部分人对华态度强硬，何况在珍宝岛吃了败仗，许多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要求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向一位美国代表扬言，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对外放风，说什么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立即出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警示。
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微平静后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柯西金谈话中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千米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弹实战性原子弹爆炸。
在中国国内，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如果这不是杯弓蛇影，那就是搅局。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于当天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口授了6条命令。
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这个“第一号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战争并没有爆发，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中苏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文章好作了。”
中苏毕竟开始了边界谈判
10月19日，以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乔冠华副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机场迎接。边界谈判一开始，双方就因两国总理谅解的内容发生争执。中方坚持认为，双方代表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然后转入边界走向谈判；而苏方的立场则是先着手谈判边界走向，拒绝讨论两国总理一致同意的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协议。谈判陷入僵局。
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组织了此次边界谈判的准备，不定期地多次召集谈判代表团成员开会。由于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外交部党委尚未恢复，这个代表团又集中了高级外交和军事官员，所以就变成了总理身边的一个重要外交、军事参谋团。
1970年5月1日，同往年一样，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晚会。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甘可夫斯基中将应邀参加了晚会并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交谈。毛泽东主席问：你们的团长呢？甘可夫斯基答：库兹涅佐夫团长奉命回国了，一个星期以后就会回来参加谈判的。毛泽东主席说：干嘛要急急忙忙回来？回来还不是吵架？甘可夫斯基说：苏联代表团到北京不是为了吵架的，我们是来争论的。毛泽东主席说：争论还不就是吵架！回来也好，要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责任编辑 杨小波（文史精华杂志）
http://blog.163.com/ren197251@12 ... 401201041010494419/
周恩来与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内幕
作者：吴跃农 文史杂志（四川）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苏两国间积蓄已久的怨气终于在边境小岛找到出口，珍宝岛战役打响；接着，在3月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共发生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冲突交战呈胶着状，炮弹与雪花齐飞舞，地雷与手榴弹交错炸响。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军损失惨重，吃了大亏。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两国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火药味浓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沟通。
柯西金打来热线电话被拒
当时字面上中苏是同盟国，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依然还在，但久未使用。3月21日下午，柯西金给北京打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紧急通话。中南海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立场坚定地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那位女话务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毛泽东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不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这次女话务员没有掐断电话，根据事先指示，将电话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欧司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尽管说话火药味很浓，但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答复：你们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断绝了关系，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
这样，苏联就只能由外交一般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东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之前电话与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随即，周恩来将此次外交决策向毛泽东主席书面汇报：从21日晚（苏联莫斯科是下午）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中方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在珍宝岛发现苏军在活动，并侦知苏方在催促前沿行动，估计苏当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书面汇报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林彪也圈阅了报告。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箭在弦上。
核大战一触即发吗？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炒作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次解决中国的核设置的所谓“秘闻”。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并不是臆想，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毛泽东根据朱元璋当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动员全国城市军民齐上阵，集中力量修防空洞，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防止苏联核袭击和入侵成了当务之急。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
但同时，中国作为有核国家，苏联也害怕核反击或中国的先发制人。
吊唁之意在会谈
1969年9月3日，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总理会见。9月4日，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原来柯西金希望在那里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来去匆匆，有意回避。
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不知哪儿出了岔子，柯西金没有等到中方答复。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而在其他一些照面的场合，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柯西金临走时通过越南方面再次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会谈。李先念告诉越南的同志，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
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这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从印度新德里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苏联代表团一行人正在那儿休整。 北京机场会谈
苏联代表团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并没有专门到中国去的计划，从河内回莫斯科的路上，因为飞行上的需要，中途要在塔什干作短暂停留。因为是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又加上与中国代表团的少数几次照面如同路人，苏联代表团成员们心情并不好。他们想放松放松，喝点儿啤酒之类的。正当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后，突然，柯西金几乎是冲了进来，向大家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
一个小时以后，苏联代表团已经起飞了。在飞机上，大家见飞机往东飞，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茨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要飞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柯西金这时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过去，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贾丕才向代表团宣布，飞机正在向中国飞行。这次去河内，勃列日涅夫要他无论如何与周恩来会谈一下，表明苏联方面希望中苏关系和缓的意见，利用飞回来时机在北京停留。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折至北京。柯西金叫随行人员准备一下材料，主要是针对边界问题。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
一见面，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总理也立即向柯西金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了会见，两国总理在那里进行了为时3小时又40分的坦率和求实的会谈。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显然，周恩来对谈判有着全面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
柯西金说：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
周恩来说，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周恩来提出了3条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但在什么是“争议地区”上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中苏双方遂将此问题搁置。
周恩来说，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的全部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了部队，你们飞机经常在那里飞行，而我们却没有部署飞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对它的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周恩来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调严峻了，“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接着，周恩来缓和了语气，问柯西金：“你说呢？柯西金同志。”
经过磋商，除了周恩来所说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撤走之外，柯西金还补充了一条：双方如有争议，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
中苏总理机场会谈，以4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这4条临时措施是：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那个困难年代中苏两国总理的谅解。
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里，感觉大事不妙，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机场会谈，双方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和改善两国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决定10月份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这次会见因为是苏联方面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苏联人的性格是比较随意的，谈完以后，柯西金就指着苏联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贾丕才等人，打哈哈似的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装做没有听见，没有回应。
“柯西金鸭”
周恩来为柯西金准备好了一顿国宴便餐——名厨徐筱波的北京烤鸭，吃得柯西金连连称赞，以致飞机已经发动了又停下来。后来柯西金座机被人戏称“柯西金鸭”。
柯西金即将飞来时，中国首长灶4位掌厨师傅就接到通知，要求准备一席国宴规格便宴送机场烹制。总理指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敏感，宴席规格要高，要超过以往。
苏联客人口味，徐师傅再熟悉不过，他想起曾做过一道菜颇受苏联客人称赞，那是他根据京苏大菜系列其中一种创新而成，主料是全聚德烤鸭，经去骨细切，加工成鸭肉片，伴以甜面酱、芹菜、芦笋、洋葱爆炒，这道菜汇集全聚德烤鸭和南京盐水鸭优点，色香味俱佳，只是不知取什么名。
机场会客厅里周总理与柯西金已微露醉意，徐师傅大轴菜上桌。全聚德烤鸭素来蜚声四海，徐师傅一番烹制,更显巧夺天工之妙，只见厚薄均匀的烤鸭配以芹菜摆成的花朵，犹如一只全鸭悠游于花丛中，及至鸭片入嘴，又酥又脆，浓香四溢，柯西金连连翘指称赞。
柯西金的图—104客机已轰鸣发动，做升空准备。可不多会儿，轰鸣声又停下来。工作人员跑来对徐师傅说：“赶快备料，再为客人做一份最后那道菜，烤鸭马上就送来！”
原来，柯西金吃罢鸭片，嘴里还说个没完：“很好吃！很好吃！”周总理听出话里意思，便问：“还想要吧？”“非常好，还想要。”柯西金毫不客气。于是周总理立刻让人通知厨师，同时传令已经发动的飞机赶紧停下来。
图—104客机耗油惊人，每发动一次就要用掉一吨航空油。可此时柯西金一心只想把那鸭子带走，“柯西金鸭”便由此得名。
核大战之弦再次绷紧
9月11日，新华社作了低调报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所属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的详细情况。
苏联内部有一部分人对华态度强硬，何况在珍宝岛吃了败仗，许多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要求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向一位美国代表扬言，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对外放风，说什么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立即出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警示。
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微平静后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柯西金谈话中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千米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弹实战性原子弹爆炸。
在中国国内，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如果这不是杯弓蛇影，那就是搅局。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于当天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口授了6条命令。
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这个“第一号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战争并没有爆发，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中苏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文章好作了。”
中苏毕竟开始了边界谈判
10月19日，以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乔冠华副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机场迎接。边界谈判一开始，双方就因两国总理谅解的内容发生争执。中方坚持认为，双方代表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然后转入边界走向谈判；而苏方的立场则是先着手谈判边界走向，拒绝讨论两国总理一致同意的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协议。谈判陷入僵局。
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组织了此次边界谈判的准备，不定期地多次召集谈判代表团成员开会。由于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外交部党委尚未恢复，这个代表团又集中了高级外交和军事官员，所以就变成了总理身边的一个重要外交、军事参谋团。
1970年5月1日，同往年一样，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晚会。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甘可夫斯基中将应邀参加了晚会并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交谈。毛泽东主席问：你们的团长呢？甘可夫斯基答：库兹涅佐夫团长奉命回国了，一个星期以后就会回来参加谈判的。毛泽东主席说：干嘛要急急忙忙回来？回来还不是吵架？甘可夫斯基说：苏联代表团到北京不是为了吵架的，我们是来争论的。毛泽东主席说：争论还不就是吵架！回来也好，要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责任编辑 杨小波（文史精华杂志）
周恩来与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内幕
作者：吴跃农 文史杂志（四川）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苏两国间积蓄已久的怨气终于在边境小岛找到出口，珍宝岛战役打响；接着，在3月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共发生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冲突交战呈胶着状，炮弹与雪花齐飞舞，地雷与手榴弹交错炸响。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军损失惨重，吃了大亏。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两国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火药味浓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沟通。
柯西金打来热线电话被拒
当时字面上中苏是同盟国，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依然还在，但久未使用。3月21日下午，柯西金给北京打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紧急通话。中南海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立场坚定地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那位女话务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毛泽东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不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这次女话务员没有掐断电话，根据事先指示，将电话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欧司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尽管说话火药味很浓，但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答复：你们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断绝了关系，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
这样，苏联就只能由外交一般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东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之前电话与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随即，周恩来将此次外交决策向毛泽东主席书面汇报：从21日晚（苏联莫斯科是下午）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中方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在珍宝岛发现苏军在活动，并侦知苏方在催促前沿行动，估计苏当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书面汇报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林彪也圈阅了报告。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箭在弦上。
核大战一触即发吗？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炒作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次解决中国的核设置的所谓“秘闻”。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并不是臆想，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毛泽东根据朱元璋当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动员全国城市军民齐上阵，集中力量修防空洞，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防止苏联核袭击和入侵成了当务之急。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
但同时，中国作为有核国家，苏联也害怕核反击或中国的先发制人。
吊唁之意在会谈
1969年9月3日，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总理会见。9月4日，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原来柯西金希望在那里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来去匆匆，有意回避。
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不知哪儿出了岔子，柯西金没有等到中方答复。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而在其他一些照面的场合，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柯西金临走时通过越南方面再次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会谈。李先念告诉越南的同志，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
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这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从印度新德里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苏联代表团一行人正在那儿休整。 北京机场会谈
苏联代表团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并没有专门到中国去的计划，从河内回莫斯科的路上，因为飞行上的需要，中途要在塔什干作短暂停留。因为是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又加上与中国代表团的少数几次照面如同路人，苏联代表团成员们心情并不好。他们想放松放松，喝点儿啤酒之类的。正当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后，突然，柯西金几乎是冲了进来，向大家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
一个小时以后，苏联代表团已经起飞了。在飞机上，大家见飞机往东飞，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茨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要飞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柯西金这时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过去，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贾丕才向代表团宣布，飞机正在向中国飞行。这次去河内，勃列日涅夫要他无论如何与周恩来会谈一下，表明苏联方面希望中苏关系和缓的意见，利用飞回来时机在北京停留。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折至北京。柯西金叫随行人员准备一下材料，主要是针对边界问题。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
一见面，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总理也立即向柯西金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了会见，两国总理在那里进行了为时3小时又40分的坦率和求实的会谈。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显然，周恩来对谈判有着全面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
柯西金说：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
周恩来说，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周恩来提出了3条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但在什么是“争议地区”上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中苏双方遂将此问题搁置。
周恩来说，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的全部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了部队，你们飞机经常在那里飞行，而我们却没有部署飞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对它的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周恩来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调严峻了，“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接着，周恩来缓和了语气，问柯西金：“你说呢？柯西金同志。”
经过磋商，除了周恩来所说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撤走之外，柯西金还补充了一条：双方如有争议，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
中苏总理机场会谈，以4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这4条临时措施是：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那个困难年代中苏两国总理的谅解。
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里，感觉大事不妙，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机场会谈，双方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和改善两国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决定10月份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这次会见因为是苏联方面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苏联人的性格是比较随意的，谈完以后，柯西金就指着苏联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贾丕才等人，打哈哈似的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装做没有听见，没有回应。
“柯西金鸭”
周恩来为柯西金准备好了一顿国宴便餐——名厨徐筱波的北京烤鸭，吃得柯西金连连称赞，以致飞机已经发动了又停下来。后来柯西金座机被人戏称“柯西金鸭”。
柯西金即将飞来时，中国首长灶4位掌厨师傅就接到通知，要求准备一席国宴规格便宴送机场烹制。总理指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敏感，宴席规格要高，要超过以往。
苏联客人口味，徐师傅再熟悉不过，他想起曾做过一道菜颇受苏联客人称赞，那是他根据京苏大菜系列其中一种创新而成，主料是全聚德烤鸭，经去骨细切，加工成鸭肉片，伴以甜面酱、芹菜、芦笋、洋葱爆炒，这道菜汇集全聚德烤鸭和南京盐水鸭优点，色香味俱佳，只是不知取什么名。
机场会客厅里周总理与柯西金已微露醉意，徐师傅大轴菜上桌。全聚德烤鸭素来蜚声四海，徐师傅一番烹制,更显巧夺天工之妙，只见厚薄均匀的烤鸭配以芹菜摆成的花朵，犹如一只全鸭悠游于花丛中，及至鸭片入嘴，又酥又脆，浓香四溢，柯西金连连翘指称赞。
柯西金的图—104客机已轰鸣发动，做升空准备。可不多会儿，轰鸣声又停下来。工作人员跑来对徐师傅说：“赶快备料，再为客人做一份最后那道菜，烤鸭马上就送来！”
原来，柯西金吃罢鸭片，嘴里还说个没完：“很好吃！很好吃！”周总理听出话里意思，便问：“还想要吧？”“非常好，还想要。”柯西金毫不客气。于是周总理立刻让人通知厨师，同时传令已经发动的飞机赶紧停下来。
图—104客机耗油惊人，每发动一次就要用掉一吨航空油。可此时柯西金一心只想把那鸭子带走，“柯西金鸭”便由此得名。
核大战之弦再次绷紧
9月11日，新华社作了低调报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所属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的详细情况。
苏联内部有一部分人对华态度强硬，何况在珍宝岛吃了败仗，许多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要求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向一位美国代表扬言，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对外放风，说什么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立即出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警示。
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微平静后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柯西金谈话中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千米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弹实战性原子弹爆炸。
在中国国内，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如果这不是杯弓蛇影，那就是搅局。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于当天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口授了6条命令。
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这个“第一号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战争并没有爆发，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中苏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文章好作了。”
中苏毕竟开始了边界谈判
10月19日，以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乔冠华副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机场迎接。边界谈判一开始，双方就因两国总理谅解的内容发生争执。中方坚持认为，双方代表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然后转入边界走向谈判；而苏方的立场则是先着手谈判边界走向，拒绝讨论两国总理一致同意的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协议。谈判陷入僵局。
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组织了此次边界谈判的准备，不定期地多次召集谈判代表团成员开会。由于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外交部党委尚未恢复，这个代表团又集中了高级外交和军事官员，所以就变成了总理身边的一个重要外交、军事参谋团。
1970年5月1日，同往年一样，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晚会。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甘可夫斯基中将应邀参加了晚会并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交谈。毛泽东主席问：你们的团长呢？甘可夫斯基答：库兹涅佐夫团长奉命回国了，一个星期以后就会回来参加谈判的。毛泽东主席说：干嘛要急急忙忙回来？回来还不是吵架？甘可夫斯基说：苏联代表团到北京不是为了吵架的，我们是来争论的。毛泽东主席说：争论还不就是吵架！回来也好，要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责任编辑 杨小波（文史精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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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内幕
作者：吴跃农 文史杂志（四川）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苏两国间积蓄已久的怨气终于在边境小岛找到出口，珍宝岛战役打响；接着，在3月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共发生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冲突交战呈胶着状，炮弹与雪花齐飞舞，地雷与手榴弹交错炸响。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军损失惨重，吃了大亏。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两国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火药味浓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沟通。
柯西金打来热线电话被拒
当时字面上中苏是同盟国，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依然还在，但久未使用。3月21日下午，柯西金给北京打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紧急通话。中南海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立场坚定地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那位女话务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毛泽东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不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这次女话务员没有掐断电话，根据事先指示，将电话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欧司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尽管说话火药味很浓，但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答复：你们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断绝了关系，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
这样，苏联就只能由外交一般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东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之前电话与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随即，周恩来将此次外交决策向毛泽东主席书面汇报：从21日晚（苏联莫斯科是下午）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中方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在珍宝岛发现苏军在活动，并侦知苏方在催促前沿行动，估计苏当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书面汇报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林彪也圈阅了报告。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箭在弦上。
核大战一触即发吗？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炒作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次解决中国的核设置的所谓“秘闻”。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并不是臆想，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毛泽东根据朱元璋当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动员全国城市军民齐上阵，集中力量修防空洞，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防止苏联核袭击和入侵成了当务之急。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
但同时，中国作为有核国家，苏联也害怕核反击或中国的先发制人。
吊唁之意在会谈
1969年9月3日，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总理会见。9月4日，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原来柯西金希望在那里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来去匆匆，有意回避。
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不知哪儿出了岔子，柯西金没有等到中方答复。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而在其他一些照面的场合，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柯西金临走时通过越南方面再次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会谈。李先念告诉越南的同志，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
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这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从印度新德里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苏联代表团一行人正在那儿休整。 北京机场会谈
苏联代表团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并没有专门到中国去的计划，从河内回莫斯科的路上，因为飞行上的需要，中途要在塔什干作短暂停留。因为是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又加上与中国代表团的少数几次照面如同路人，苏联代表团成员们心情并不好。他们想放松放松，喝点儿啤酒之类的。正当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后，突然，柯西金几乎是冲了进来，向大家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
一个小时以后，苏联代表团已经起飞了。在飞机上，大家见飞机往东飞，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茨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要飞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柯西金这时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过去，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贾丕才向代表团宣布，飞机正在向中国飞行。这次去河内，勃列日涅夫要他无论如何与周恩来会谈一下，表明苏联方面希望中苏关系和缓的意见，利用飞回来时机在北京停留。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折至北京。柯西金叫随行人员准备一下材料，主要是针对边界问题。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
一见面，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总理也立即向柯西金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了会见，两国总理在那里进行了为时3小时又40分的坦率和求实的会谈。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显然，周恩来对谈判有着全面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
柯西金说：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
周恩来说，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周恩来提出了3条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但在什么是“争议地区”上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中苏双方遂将此问题搁置。
周恩来说，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的全部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了部队，你们飞机经常在那里飞行，而我们却没有部署飞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对它的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周恩来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调严峻了，“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接着，周恩来缓和了语气，问柯西金：“你说呢？柯西金同志。”
经过磋商，除了周恩来所说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撤走之外，柯西金还补充了一条：双方如有争议，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
中苏总理机场会谈，以4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这4条临时措施是：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那个困难年代中苏两国总理的谅解。
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里，感觉大事不妙，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机场会谈，双方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和改善两国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决定10月份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这次会见因为是苏联方面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苏联人的性格是比较随意的，谈完以后，柯西金就指着苏联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贾丕才等人，打哈哈似的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装做没有听见，没有回应。
“柯西金鸭”
周恩来为柯西金准备好了一顿国宴便餐——名厨徐筱波的北京烤鸭，吃得柯西金连连称赞，以致飞机已经发动了又停下来。后来柯西金座机被人戏称“柯西金鸭”。
柯西金即将飞来时，中国首长灶4位掌厨师傅就接到通知，要求准备一席国宴规格便宴送机场烹制。总理指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敏感，宴席规格要高，要超过以往。
苏联客人口味，徐师傅再熟悉不过，他想起曾做过一道菜颇受苏联客人称赞，那是他根据京苏大菜系列其中一种创新而成，主料是全聚德烤鸭，经去骨细切，加工成鸭肉片，伴以甜面酱、芹菜、芦笋、洋葱爆炒，这道菜汇集全聚德烤鸭和南京盐水鸭优点，色香味俱佳，只是不知取什么名。
机场会客厅里周总理与柯西金已微露醉意，徐师傅大轴菜上桌。全聚德烤鸭素来蜚声四海，徐师傅一番烹制,更显巧夺天工之妙，只见厚薄均匀的烤鸭配以芹菜摆成的花朵，犹如一只全鸭悠游于花丛中，及至鸭片入嘴，又酥又脆，浓香四溢，柯西金连连翘指称赞。
柯西金的图—104客机已轰鸣发动，做升空准备。可不多会儿，轰鸣声又停下来。工作人员跑来对徐师傅说：“赶快备料，再为客人做一份最后那道菜，烤鸭马上就送来！”
原来，柯西金吃罢鸭片，嘴里还说个没完：“很好吃！很好吃！”周总理听出话里意思，便问：“还想要吧？”“非常好，还想要。”柯西金毫不客气。于是周总理立刻让人通知厨师，同时传令已经发动的飞机赶紧停下来。
图—104客机耗油惊人，每发动一次就要用掉一吨航空油。可此时柯西金一心只想把那鸭子带走，“柯西金鸭”便由此得名。
核大战之弦再次绷紧
9月11日，新华社作了低调报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所属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的详细情况。
苏联内部有一部分人对华态度强硬，何况在珍宝岛吃了败仗，许多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要求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向一位美国代表扬言，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对外放风，说什么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立即出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警示。
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微平静后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柯西金谈话中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千米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弹实战性原子弹爆炸。
在中国国内，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如果这不是杯弓蛇影，那就是搅局。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于当天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口授了6条命令。
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这个“第一号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战争并没有爆发，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中苏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文章好作了。”
中苏毕竟开始了边界谈判
10月19日，以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乔冠华副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机场迎接。边界谈判一开始，双方就因两国总理谅解的内容发生争执。中方坚持认为，双方代表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然后转入边界走向谈判；而苏方的立场则是先着手谈判边界走向，拒绝讨论两国总理一致同意的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协议。谈判陷入僵局。
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组织了此次边界谈判的准备，不定期地多次召集谈判代表团成员开会。由于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外交部党委尚未恢复，这个代表团又集中了高级外交和军事官员，所以就变成了总理身边的一个重要外交、军事参谋团。
1970年5月1日，同往年一样，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晚会。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甘可夫斯基中将应邀参加了晚会并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交谈。毛泽东主席问：你们的团长呢？甘可夫斯基答：库兹涅佐夫团长奉命回国了，一个星期以后就会回来参加谈判的。毛泽东主席说：干嘛要急急忙忙回来？回来还不是吵架？甘可夫斯基说：苏联代表团到北京不是为了吵架的，我们是来争论的。毛泽东主席说：争论还不就是吵架！回来也好，要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责任编辑 杨小波（文史精华杂志）
另一位外交人员的回忆：
中苏交恶时期周恩来与柯西金的“机场会见”
作者：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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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总理“机场会见”——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周总理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边疆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
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上午１０时３０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乘坐的伊尔－６２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苏联党政要员。周总理、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３小时４０分钟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侯，柯西金以比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原来，他们在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中转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他未能及时得到回音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９月１０日，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９月１１日上午到达北京。他接着说：“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可以看得出，他本人对刚才会谈的结果是满意的。
当时的中苏关系，岂止是在走着一段小小的“弯路”，而是仍然深陷在大湾路的泥潭里。
５０年代后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本可用平等讨论的办法，求同存异，让分歧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然而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横施压力，企图逼迫中国就范。中国不服，苏共领导人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这样就导致了两党关系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苏联政府的更迭为扭转中苏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共中央派周总理前往莫斯科借祝贺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寻求两国关系好转的途径。不料，勃列日涅夫不顾我党一再希望和解的表示，当面向周恩来说：苏联在国际共运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同以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实际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增兵边境，进军蒙古，接连挑起边境冲突。在任命前火箭军副司令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前后，大肆宣扬苏联核武器的威力，甚至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现代冒险家”是那时苏联传播媒介“赐”给中国领导人的称号。
１９６９年６月，苏共领导在筹备多年才得以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除极力攻击中共以外，又提出旨在包围中国的“亚安体系”。无怪乎访苏回国的美国前副总统汉弗莱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由于对中国的深切担心，愿意改善苏美关系。日本外相得出的印象是，比起日美关系来，苏联更怕日中友好。中苏关系达到这种地步，要扭转过来，该是何等的艰难啊！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力图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以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中苏共同边界最长，而国家关系竟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周总理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
机场会见，经过三个多小时讨论虽然达成了缓和措施的谅解，但那还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落实到协议并付诸实施上来。所以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这次会谈中，周总理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能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时，他指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对此达成共识。接着，周总理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１９６４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总理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
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总理把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总理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就此，对方完全同意并且说：“周总理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然后，双方还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
最后，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周总理确定谈判的方针和任务。他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不料对方情况有变，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对苏联政府的声明，周总理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的下午，周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姬鹏飞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总理首先讲，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１０月２０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他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８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乔冠华，我被指定为代表团的副团长。团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他是１９６４年边界谈判的我方首席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荩卿，军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宣布名单之后，他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我们又把这个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１９６４年谈判的一条经验。
他所讲的经验是指，自从１９６０年苏方挑起第一次边界冲突起，中国就提出了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未解决前应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主张。
１９６４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我们再次建议这样做，但未被对方接受。结果谈了半年不仅边界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边界冲突越来越频繁，边界局势越来越紧张，如果不是我方尽量克制，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周总理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９月１８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６月１３日的声明。周总理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为什么周恩来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呢？因为这个声明实在是太不讲理了。它歪曲历史事实，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历来属于苏联的”；把中国北方的国界说成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说黑龙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中国的汉人和满人都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甚至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对于这样的政府声明怎么能默不作声呢！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总理讲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周总理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他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他说：谈判离不开全局形势，边界谈判离不开边境情况，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更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两国关系的谈判。为此，他要求各方面将收集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向代表团集中，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
“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周总理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苏方不承认有“争议地区”的结果是摆脱不了被动局面，使谈判陷入僵局。
１０月１９日，苏联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团长是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他从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５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外交部的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客团举行的宴会上，我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我右手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他很坦率地说：不要看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果然，１０月２０日谈判一开始，当我们根据总理指示，把９月１８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对方的态度变了，后退了。
自从代表团成立以来，周总理差不多三天两头找我们谈，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乎每天都找。有时到会的人多一些，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请来；有时范围小一些，只是代表团的同志。这些内部的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谈判中问题的影响，二是处理一些外交上亟待处理的问题，三是解决谈判的问题。那时我们国内的形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外交工作在排除了１９６７年少数坏人钻进来夺权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们的外交工作。所以，他每次的谈话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总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所以他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我们列举机场会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问，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意就此达成协议。实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难道他们真的想打仗吗？
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节，苏联大使举行招待会，我们前去祝贺。在招待会上，我向苏方的副团长说：你们向中苏边境调集那么多部队，根据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能力，难道说在补给上就没有困难？他耸了一下肩膀，没有否认，只是说：感谢你的坦率。
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到１１月１８日，苏联又在同我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中亚军区。他们一方面继续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另方面又从９月的谅解倒退，到底要干什么？
原来１０月２５日谈判开始后不久，２５日苏美双方就同时宣布，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预备会议将于１１月２７日在赫尔辛基举行。苏联表示，苏联期望能够限制战略武器，这对双方“都不会有什么损害”。经过一个多月秘密会谈之后美苏又宣布，将在１９７０年４月继续在维也纳会谈，１１月２４日．苏美双方又同时批准了《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１２月８日，苏德就共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在莫斯科开始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华沙条约的外长会议还于１０月底发表联合声明，建议１９７０年上半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安会并同意美国和加拿大参加。也许他们认为同西方的外交将会有一个大的进展。看来，这种不切实际的前景对于短视的政治家产生了吸引力。
但是，在中苏谈判会场上，他们却十分被动，开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在“争议地区”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在边界问题上的僵硬态度，一点也没有松动。１９６４年谈判时，我方主张：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清朝同沙俄签订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仍愿以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攫取的土地；任何一方违约侵占另一方的土地，原则上必须归还对方，但可通过协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整。而对方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甚至也不同意以条约为惟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沙俄侵占的还是苏联侵占的中国领土，都得算是苏联的。坚持不承认存在“争议地区”的结果，使对方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局面，使谈判走不出僵局。
１２月下旬，库兹涅佐夫团长建议休会一段时间，他要回莫斯科一趟。我们期待着他回来时谈判能有一个转机。
除夕之夜，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须看双方的意愿，只是一厢情愿总不可能。谈边界问题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侈谈什么条约！这次议判持续了九年。
１２月３１日的晚上，我接到通知说，当晚１２时总理召集代表团开会。
那天下午，我驻苏使馆收到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紧急照会。照会说什么中国侵占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破坏了他们的现存边界，并说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中国负责等等，口气非常强硬。
照会所提两个岛屿都处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１９６８年１月苏军越界侵入七里沁岛破坏我边民生产，并用装甲车撞死、轧死、撞伤我边民１３人，虽经我一再抗议，苏方均不置理。珍宝岛不仅位于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而且枯水期同我岸相连。由于苏方的蓄意挑衅，终于导致了举世皆知的１９６９年３月的流血冲突。
这次谈判以来，在那里虽然紧张状态并未缓和，但没有再发生冲突事件。苏方突然出此一举实出我方意料。我驻苏使馆接到照会后未加翻译即电话传抄过来。代表团当即进行了研究并电话报告了总理。
这次会议是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的。总理到会最早，一个人端坐在长会议桌的北头他通常就座的位置，异乎寻常的是他的手头没有要批阅的文件夹子，而且每当一位同志到来的时候，他都起身问好并亲切握手，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只好赶忙向他跟前急走几步，才能迎得上来。原来当他坐到那里时，正是除夕之夜的最后一刻钟。会议开始时已经是１９７０年的凌晨。这是他７０年代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会上大家就对方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讲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含义，是否想断送这次谈判等进行了讨论。当分析了国际形势、边防情况之后，大家认为无非是虚声恫吓、制造紧张空气。周总理没有下结论，只是说：暂不置理，要边防注意警惕，等对方团长回来。
库兹涅佐夫回来了，他的谈判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为被动。据我个人的观察，他回去后苏联政府所走的这一步，似乎并不符合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质问苏联政府的这个照会到底是什么用意，他们所讲的严重后果到底是什么时，他根本无法回答。会谈后，总理告诉我们，不必再攻了，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并不高明的压力。
我们总是希望谈判能够成功。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是周总理一再向我们交代的方针。１９７０年５月１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曾对苏联代表团的副团长讲：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即使如此，谈判仍无进展。以后对方为摆脱不愿达成临时措施协议的窘境，建议发表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联合声明。总理说：一项空洞的意向性的声明哪能解决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后来对方又改提签互不使用武力或互不侵犯条约。周总理告诉我们：谈缓和边境局势，连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都不愿达成，谈边界问题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侈谈什么条约！大概他们早就忘了，中苏之间不是还存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实在是个讽刺。
在一次内部讨论中，代表团的同志讲，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外，苏联不愿解决边界问题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同周边国家差不多都存在边界争议，它怕引起连锁反应。总理说：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须看双方的意愿，他不愿干，只是一厢情愿总不可能。谈总是要谈的，但关键是他们领导人的决心。
１９７２年的下半年，我离开了代表团。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九年，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中苏交恶时期周恩来与柯西金的“机场会见”
作者：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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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总理“机场会见”——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周总理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边疆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
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上午１０时３０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乘坐的伊尔－６２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苏联党政要员。周总理、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３小时４０分钟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侯，柯西金以比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原来，他们在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中转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他未能及时得到回音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９月１０日，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９月１１日上午到达北京。他接着说：“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可以看得出，他本人对刚才会谈的结果是满意的。
当时的中苏关系，岂止是在走着一段小小的“弯路”，而是仍然深陷在大湾路的泥潭里。
５０年代后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本可用平等讨论的办法，求同存异，让分歧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然而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横施压力，企图逼迫中国就范。中国不服，苏共领导人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这样就导致了两党关系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苏联政府的更迭为扭转中苏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共中央派周总理前往莫斯科借祝贺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寻求两国关系好转的途径。不料，勃列日涅夫不顾我党一再希望和解的表示，当面向周恩来说：苏联在国际共运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同以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实际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增兵边境，进军蒙古，接连挑起边境冲突。在任命前火箭军副司令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前后，大肆宣扬苏联核武器的威力，甚至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现代冒险家”是那时苏联传播媒介“赐”给中国领导人的称号。
１９６９年６月，苏共领导在筹备多年才得以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除极力攻击中共以外，又提出旨在包围中国的“亚安体系”。无怪乎访苏回国的美国前副总统汉弗莱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由于对中国的深切担心，愿意改善苏美关系。日本外相得出的印象是，比起日美关系来，苏联更怕日中友好。中苏关系达到这种地步，要扭转过来，该是何等的艰难啊！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力图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以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中苏共同边界最长，而国家关系竟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周总理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
机场会见，经过三个多小时讨论虽然达成了缓和措施的谅解，但那还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落实到协议并付诸实施上来。所以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这次会谈中，周总理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能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时，他指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对此达成共识。接着，周总理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１９６４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总理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
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总理把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总理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就此，对方完全同意并且说：“周总理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然后，双方还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
最后，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周总理确定谈判的方针和任务。他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不料对方情况有变，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对苏联政府的声明，周总理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的下午，周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姬鹏飞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总理首先讲，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１０月２０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他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８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乔冠华，我被指定为代表团的副团长。团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他是１９６４年边界谈判的我方首席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荩卿，军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宣布名单之后，他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我们又把这个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１９６４年谈判的一条经验。
他所讲的经验是指，自从１９６０年苏方挑起第一次边界冲突起，中国就提出了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未解决前应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主张。
１９６４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我们再次建议这样做，但未被对方接受。结果谈了半年不仅边界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边界冲突越来越频繁，边界局势越来越紧张，如果不是我方尽量克制，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周总理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９月１８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６月１３日的声明。周总理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为什么周恩来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呢？因为这个声明实在是太不讲理了。它歪曲历史事实，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历来属于苏联的”；把中国北方的国界说成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说黑龙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中国的汉人和满人都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甚至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对于这样的政府声明怎么能默不作声呢！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总理讲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周总理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他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他说：谈判离不开全局形势，边界谈判离不开边境情况，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更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两国关系的谈判。为此，他要求各方面将收集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向代表团集中，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
“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周总理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苏方不承认有“争议地区”的结果是摆脱不了被动局面，使谈判陷入僵局。
１０月１９日，苏联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团长是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他从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５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外交部的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客团举行的宴会上，我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我右手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他很坦率地说：不要看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果然，１０月２０日谈判一开始，当我们根据总理指示，把９月１８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对方的态度变了，后退了。
自从代表团成立以来，周总理差不多三天两头找我们谈，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乎每天都找。有时到会的人多一些，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请来；有时范围小一些，只是代表团的同志。这些内部的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谈判中问题的影响，二是处理一些外交上亟待处理的问题，三是解决谈判的问题。那时我们国内的形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外交工作在排除了１９６７年少数坏人钻进来夺权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们的外交工作。所以，他每次的谈话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总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所以他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我们列举机场会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问，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意就此达成协议。实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难道他们真的想打仗吗？
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节，苏联大使举行招待会，我们前去祝贺。在招待会上，我向苏方的副团长说：你们向中苏边境调集那么多部队，根据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能力，难道说在补给上就没有困难？他耸了一下肩膀，没有否认，只是说：感谢你的坦率。
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到１１月１８日，苏联又在同我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中亚军区。他们一方面继续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另方面又从９月的谅解倒退，到底要干什么？
原来１０月２５日谈判开始后不久，２５日苏美双方就同时宣布，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预备会议将于１１月２７日在赫尔辛基举行。苏联表示，苏联期望能够限制战略武器，这对双方“都不会有什么损害”。经过一个多月秘密会谈之后美苏又宣布，将在１９７０年４月继续在维也纳会谈，１１月２４日．苏美双方又同时批准了《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１２月８日，苏德就共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在莫斯科开始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华沙条约的外长会议还于１０月底发表联合声明，建议１９７０年上半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安会并同意美国和加拿大参加。也许他们认为同西方的外交将会有一个大的进展。看来，这种不切实际的前景对于短视的政治家产生了吸引力。
但是，在中苏谈判会场上，他们却十分被动，开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在“争议地区”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在边界问题上的僵硬态度，一点也没有松动。１９６４年谈判时，我方主张：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清朝同沙俄签订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仍愿以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攫取的土地；任何一方违约侵占另一方的土地，原则上必须归还对方，但可通过协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整。而对方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甚至也不同意以条约为惟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沙俄侵占的还是苏联侵占的中国领土，都得算是苏联的。坚持不承认存在“争议地区”的结果，使对方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局面，使谈判走不出僵局。
１２月下旬，库兹涅佐夫团长建议休会一段时间，他要回莫斯科一趟。我们期待着他回来时谈判能有一个转机。
除夕之夜，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须看双方的意愿，只是一厢情愿总不可能。谈边界问题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侈谈什么条约！这次议判持续了九年。
１２月３１日的晚上，我接到通知说，当晚１２时总理召集代表团开会。
那天下午，我驻苏使馆收到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紧急照会。照会说什么中国侵占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破坏了他们的现存边界，并说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中国负责等等，口气非常强硬。
照会所提两个岛屿都处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１９６８年１月苏军越界侵入七里沁岛破坏我边民生产，并用装甲车撞死、轧死、撞伤我边民１３人，虽经我一再抗议，苏方均不置理。珍宝岛不仅位于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而且枯水期同我岸相连。由于苏方的蓄意挑衅，终于导致了举世皆知的１９６９年３月的流血冲突。
这次谈判以来，在那里虽然紧张状态并未缓和，但没有再发生冲突事件。苏方突然出此一举实出我方意料。我驻苏使馆接到照会后未加翻译即电话传抄过来。代表团当即进行了研究并电话报告了总理。
这次会议是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的。总理到会最早，一个人端坐在长会议桌的北头他通常就座的位置，异乎寻常的是他的手头没有要批阅的文件夹子，而且每当一位同志到来的时候，他都起身问好并亲切握手，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只好赶忙向他跟前急走几步，才能迎得上来。原来当他坐到那里时，正是除夕之夜的最后一刻钟。会议开始时已经是１９７０年的凌晨。这是他７０年代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会上大家就对方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讲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含义，是否想断送这次谈判等进行了讨论。当分析了国际形势、边防情况之后，大家认为无非是虚声恫吓、制造紧张空气。周总理没有下结论，只是说：暂不置理，要边防注意警惕，等对方团长回来。
库兹涅佐夫回来了，他的谈判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为被动。据我个人的观察，他回去后苏联政府所走的这一步，似乎并不符合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质问苏联政府的这个照会到底是什么用意，他们所讲的严重后果到底是什么时，他根本无法回答。会谈后，总理告诉我们，不必再攻了，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并不高明的压力。
我们总是希望谈判能够成功。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是周总理一再向我们交代的方针。１９７０年５月１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曾对苏联代表团的副团长讲：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即使如此，谈判仍无进展。以后对方为摆脱不愿达成临时措施协议的窘境，建议发表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联合声明。总理说：一项空洞的意向性的声明哪能解决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后来对方又改提签互不使用武力或互不侵犯条约。周总理告诉我们：谈缓和边境局势，连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都不愿达成，谈边界问题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侈谈什么条约！大概他们早就忘了，中苏之间不是还存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实在是个讽刺。
在一次内部讨论中，代表团的同志讲，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外，苏联不愿解决边界问题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同周边国家差不多都存在边界争议，它怕引起连锁反应。总理说：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须看双方的意愿，他不愿干，只是一厢情愿总不可能。谈总是要谈的，但关键是他们领导人的决心。
１９７２年的下半年，我离开了代表团。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九年，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当时两党的不信任感达到了高峰，为了防止突发事件（类似布拉格之春），除了周以外，包括毛、林等主要
领导人都撤到南方，静观其变。林彪在苏州亲自关注前来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专机的动向。
以下是当时林办机要秘书张云生关于“一号令”和“中苏会谈”的回忆：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了江苏省苏州市。我奉命陪林彪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座西式平房里，叶群住在宋美龄曾经住过的一座旧式小楼上，我们几个值班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座西式平房里。林彪、叶群的住处与工作人员的住处正成一个三角，相距不过三四十米。这所大院，听说“文革”时是苏州市政府的交际处，分南北两个大院，我们住的是南院，警卫部队住在北院，南院的房子还有一些，那主要是为原来这里的工作人员办公所用。林彪住下后，当务之急是保障通讯联络的畅通。总参通信兵部派来专人，为叶群的住处和值班室临时安装了军委一号台专线电话。林彪那里不需要通向外部的电话，但在林彪与秘书之间、叶群与秘书之间，特意架上一条简便的“热线”，只要林、叶想叫秘书，一个电话就能保证秘书“随叫随到”。“林办”秘书随同林彪来苏州的只有我和李文普，外加一个管收发文件的保密员。其余秘书全在北京留守。
18日下午5时许，内勤进来向我传话：“张秘书，首长叫你去一下。”由于刚来苏州，有许多事情需要安顿，因此我还拿不出充裕的时间去翻看北京带来的文件。林彪叫秘书去，可能是要我讲文件，我去讲什么呢？……我进去后，林彪正在室内低头踱步，他见我后，停下脚步，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林彪示意我作下记录。我坐下了，他仍然站着。他像往常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名地口述：“一、……；“二、……；“三、……；“……”他一供口述了六条。这是林彪喜爱用的表述方式。他交代什么意图，常常没头没尾，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和修饰词，一开口就是“一、二、三”。他这次也是这样，他说：“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应立即疏散；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各种重要装备、设施和目标要注意隐蔽和伪装；要加强作战值班；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的准备。”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进入紧急战备状备的口述命令。
“都记下来了吗？”林彪问我。“记下来了。”我说。“再念一下。”我照念一遍。“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我说的这几条传给他。”“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处传的首长批示都要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压一压？”“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你把这个电话记录稿，再送给叶群看看！”我去的叶群，把林彪口述的六条记录稿给了她，她看了上眼，对我说：“首长叫打电话，你们就打呗！对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林彪）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我故意绕了个弯子，然后才表示：“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我说：“第一，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对，对，这个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同时解释说：“首长这是在战争时期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一贯是忠心耿耿的，主席对他也信得过。首长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第二，”我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的是让二炮部队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是导弹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例……。”“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叶群不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要走。“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她一边走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是作大文章的，不像你那样注意个别辞句。不过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上来就说：“一零一呀！你让张秘书给我看的那份电话稿，我看过了。”“看过了，那好嘛！”林彪坐在沙发上，笑着打趣说。叶群也坐下来，对林彪说：“你提的那几条，我看都很重要，也很好。不过我想提两条建议，你爱听吗？”“什么建议？我想听听。”叶群重复了我说的那两条意见。把我的建议说成是她的建议，大概叶群是想加重一下建议的份量，也显示一下她在林彪面前的份量。“同意。就照你说的意见办。”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就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份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再压多久呢？”我问。“两个小时就够了。”叶群说。
两个小时以后，林彪、叶群那边再无动静，说明没有变化。我抓起电话机，让北京的军委一号台总机找到北京的黄永胜。总机说，黄总长正在西山的战备指挥所，我让总机把黄的电话接过来。我对黄永胜说：“林彪同志对部队当前战备工作有六条指示，让我传给黄总长，请您记一下。”黄永胜答应一声：“好，我马上就办。”这个电话稿，我以“首长让黄永胜去电话”作标题，将它的原件存在档案柜里。奇怪的是，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时，擅自加上了一个所谓“林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这样的题目，使它成为后来“批林”的众矢之的。叶群与我约好，“两个小时”以后在我将林彪的“六条”传给黄永胜的同时，她负责将“六条”内容报告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主席。按叶群平时一贯注意突出主席的心态，她打这个电话的时间不会比我晚。林彪传出“六条”指示后，北京的黄永胜怎样向下传达的，我毫无所知。这一期间，我作为林彪身边唯一的秘书，从未接过黄永胜本人的任何电话。黄永胜与叶群的热线一直不断。在黄永胜眼里，与一个秘书打交道是不必要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一号令”曾被认为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和“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而受到连篇累牍的“批判”。“四人帮”把持的舆论工具这样别有用心地胡说八道，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人云亦云，他们说什么林彪背着毛主席发出“一号令”，是想看看自己呼风唤雨的本事灵不灵，看看下边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对自己发号施令是什么“态度”和“感情”，林彪更想“一箭双雕”。既想借“一号令”作一次“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又想假“战备”之名迫害老干部，把朱德、陈云、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赶出北京去，由此推理下去，当然也把刘少奇惨死在河南开封和陶铸惨死在安徽的责任也都推到了林彪的头上。这不是历史，因为它不是事实，而是故意捏造的“历史”。事实是：据我观察，林彪为防止苏联借谈判之名对我实施突然袭击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他口述的那六条，核心内容是部队要紧急“疏散”。疏散到哪里去，怎样疏散，他并未具体过问。命令发出后，他一直在注视着苏联方面的动静。10月20日那一天，他让我与总参作战部取得不间断的电话联系。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以前就开始午休，但这天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不是运载的什么谈判代表团的，大半可能是携带空降兵或核武器的不祥之客。因此他吩咐我盯住北京电话，探明这架飞机是什么时候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何时飞越我国边境小镇二连，何时飞经张家口，何时飞近我国首都北京。我是一步一报。是听得不厌其烦。直到中午过后，他听到我转报北京传来的消息：“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代表团在库兹涅佐夫的率领下，已经从飞机上走下来。……我外交部官员上前迎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当时两党的不信任感达到了高峰，为了防止突发事件（类似布拉格之春），除了周以外，包括毛、林等主要
领导人都撤到南方，静观其变。林彪在苏州亲自关注前来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专机的动向。
以下是当时林办机要秘书张云生关于“一号令”和“中苏会谈”的回忆：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了江苏省苏州市。我奉命陪林彪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座西式平房里，叶群住在宋美龄曾经住过的一座旧式小楼上，我们几个值班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座西式平房里。林彪、叶群的住处与工作人员的住处正成一个三角，相距不过三四十米。这所大院，听说“文革”时是苏州市政府的交际处，分南北两个大院，我们住的是南院，警卫部队住在北院，南院的房子还有一些，那主要是为原来这里的工作人员办公所用。林彪住下后，当务之急是保障通讯联络的畅通。总参通信兵部派来专人，为叶群的住处和值班室临时安装了军委一号台专线电话。林彪那里不需要通向外部的电话，但在林彪与秘书之间、叶群与秘书之间，特意架上一条简便的“热线”，只要林、叶想叫秘书，一个电话就能保证秘书“随叫随到”。“林办”秘书随同林彪来苏州的只有我和李文普，外加一个管收发文件的保密员。其余秘书全在北京留守。
18日下午5时许，内勤进来向我传话：“张秘书，首长叫你去一下。”由于刚来苏州，有许多事情需要安顿，因此我还拿不出充裕的时间去翻看北京带来的文件。林彪叫秘书去，可能是要我讲文件，我去讲什么呢？……我进去后，林彪正在室内低头踱步，他见我后，停下脚步，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林彪示意我作下记录。我坐下了，他仍然站着。他像往常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名地口述：“一、……；“二、……；“三、……；“……”他一供口述了六条。这是林彪喜爱用的表述方式。他交代什么意图，常常没头没尾，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和修饰词，一开口就是“一、二、三”。他这次也是这样，他说：“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应立即疏散；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各种重要装备、设施和目标要注意隐蔽和伪装；要加强作战值班；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的准备。”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进入紧急战备状备的口述命令。
“都记下来了吗？”林彪问我。“记下来了。”我说。“再念一下。”我照念一遍。“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我说的这几条传给他。”“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处传的首长批示都要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压一压？”“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你把这个电话记录稿，再送给叶群看看！”我去的叶群，把林彪口述的六条记录稿给了她，她看了上眼，对我说：“首长叫打电话，你们就打呗！对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林彪）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我故意绕了个弯子，然后才表示：“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我说：“第一，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对，对，这个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同时解释说：“首长这是在战争时期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一贯是忠心耿耿的，主席对他也信得过。首长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第二，”我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的是让二炮部队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是导弹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例……。”“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叶群不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要走。“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她一边走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是作大文章的，不像你那样注意个别辞句。不过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上来就说：“一零一呀！你让张秘书给我看的那份电话稿，我看过了。”“看过了，那好嘛！”林彪坐在沙发上，笑着打趣说。叶群也坐下来，对林彪说：“你提的那几条，我看都很重要，也很好。不过我想提两条建议，你爱听吗？”“什么建议？我想听听。”叶群重复了我说的那两条意见。把我的建议说成是她的建议，大概叶群是想加重一下建议的份量，也显示一下她在林彪面前的份量。“同意。就照你说的意见办。”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就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份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再压多久呢？”我问。“两个小时就够了。”叶群说。
两个小时以后，林彪、叶群那边再无动静，说明没有变化。我抓起电话机，让北京的军委一号台总机找到北京的黄永胜。总机说，黄总长正在西山的战备指挥所，我让总机把黄的电话接过来。我对黄永胜说：“林彪同志对部队当前战备工作有六条指示，让我传给黄总长，请您记一下。”黄永胜答应一声：“好，我马上就办。”这个电话稿，我以“首长让黄永胜去电话”作标题，将它的原件存在档案柜里。奇怪的是，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时，擅自加上了一个所谓“林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这样的题目，使它成为后来“批林”的众矢之的。叶群与我约好，“两个小时”以后在我将林彪的“六条”传给黄永胜的同时，她负责将“六条”内容报告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主席。按叶群平时一贯注意突出主席的心态，她打这个电话的时间不会比我晚。林彪传出“六条”指示后，北京的黄永胜怎样向下传达的，我毫无所知。这一期间，我作为林彪身边唯一的秘书，从未接过黄永胜本人的任何电话。黄永胜与叶群的热线一直不断。在黄永胜眼里，与一个秘书打交道是不必要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一号令”曾被认为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和“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而受到连篇累牍的“批判”。“四人帮”把持的舆论工具这样别有用心地胡说八道，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人云亦云，他们说什么林彪背着毛主席发出“一号令”，是想看看自己呼风唤雨的本事灵不灵，看看下边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对自己发号施令是什么“态度”和“感情”，林彪更想“一箭双雕”。既想借“一号令”作一次“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又想假“战备”之名迫害老干部，把朱德、陈云、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赶出北京去，由此推理下去，当然也把刘少奇惨死在河南开封和陶铸惨死在安徽的责任也都推到了林彪的头上。这不是历史，因为它不是事实，而是故意捏造的“历史”。事实是：据我观察，林彪为防止苏联借谈判之名对我实施突然袭击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他口述的那六条，核心内容是部队要紧急“疏散”。疏散到哪里去，怎样疏散，他并未具体过问。命令发出后，他一直在注视着苏联方面的动静。10月20日那一天，他让我与总参作战部取得不间断的电话联系。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以前就开始午休，但这天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不是运载的什么谈判代表团的，大半可能是携带空降兵或核武器的不祥之客。因此他吩咐我盯住北京电话，探明这架飞机是什么时候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何时飞越我国边境小镇二连，何时飞经张家口，何时飞近我国首都北京。我是一步一报。是听得不厌其烦。直到中午过后，他听到我转报北京传来的消息：“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代表团在库兹涅佐夫的率领下，已经从飞机上走下来。……我外交部官员上前迎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布拉格之春这种事情，纯粹属于军事上完全胜利，政治上的完全失败，俄国式的一锤子买卖，也不想一想，你干一次布拉格别人就有戒心防备你第二次了。这时候，你的潜在对手都要抱着苏联是个会发动布拉格之春行动的那种国家的前提跟你进行交往了。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是有很大关系的。两国友好的时候，在东北那么大的利益苏联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大连旅顺的驻军也毫不犹豫的主动撤走，援助的156个项目是手把手的教，这个和后来买西方的东西问一句话都要收钱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
一个是毛泽东个人崇拜膨胀，一心想成为世界领袖；
另一个是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也有大国思想（国力蒸蒸日上）。
终于酿成悲剧。
一个是毛泽东个人崇拜膨胀，一心想成为世界领袖；
另一个是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也有大国思想（国力蒸蒸日上）。
终于酿成悲剧。
东方国家都是权力为中心，真正的合作很难形成。西方国家倒是利益为先，做生意的脑子。
fugui 发表于 2013-1-31 15:10 
东方国家都是权力为中心，真正的合作很难形成。西方国家倒是利益为先，做生意的脑子。
扯淡 哪个国家不是自己利益为先
居然还有你这么解读的
真开眼界
东方国家都是权力为中心，真正的合作很难形成。西方国家倒是利益为先，做生意的脑子。
扯淡 哪个国家不是自己利益为先
居然还有你这么解读的
真开眼界
邓对戈氏说，中苏分裂双方都有责任
冲刺 发表于 2013-1-30 11:07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是有很大关系的。两国友好的时候，在东北那么大的利益苏联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大连旅顺的 ...
说到点子上了。
中苏交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国际共运的主导权之争。正如当时所说：世界革命的主流来到东方而不自觉。
另外，主导权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影响着我们内部建设。所谓赶英超美，其实最想要赶超的苏联。急火攻心大跃进，结果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是有很大关系的。两国友好的时候，在东北那么大的利益苏联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大连旅顺的 ...
说到点子上了。
中苏交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国际共运的主导权之争。正如当时所说：世界革命的主流来到东方而不自觉。
另外，主导权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影响着我们内部建设。所谓赶英超美，其实最想要赶超的苏联。急火攻心大跃进，结果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
Swift80 发表于 2013-2-2 15:07
扯淡 哪个国家不是自己利益为先
居然还有你这么解读的
你才扯淡，
我说哪个国家不是以利益为先了吗？
扯淡 哪个国家不是自己利益为先
居然还有你这么解读的
你才扯淡，
我说哪个国家不是以利益为先了吗？
冲刺 发表于 2013-1-30 11:07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是有很大关系的。两国友好的时候，在东北那么大的利益苏联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大连旅顺的 ...
太祖对斯大林还是有所敬畏的，对名不见经传的赫秃子确实没放在眼里，所以要去争一下世界共运领袖的地位。凭心而论，相比斯大林而言，赫秃子对我要友好些。旅顺撤军，出售MIG-21都是赫的主动示好。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是有很大关系的。两国友好的时候，在东北那么大的利益苏联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大连旅顺的 ...
太祖对斯大林还是有所敬畏的，对名不见经传的赫秃子确实没放在眼里，所以要去争一下世界共运领袖的地位。凭心而论，相比斯大林而言，赫秃子对我要友好些。旅顺撤军，出售MIG-21都是赫的主动示好。
部分存在虚构
有明显漏洞
比如两国领导人通电话，都先要由工作人员接通，哪有柯西金亲自打电话找人的？应该是苏联话务员打电话给中国话务员才是。
有明显漏洞
比如两国领导人通电话，都先要由工作人员接通，哪有柯西金亲自打电话找人的？应该是苏联话务员打电话给中国话务员才是。
不错的东东哦，写了啦
冲刺 发表于 2013-1-30 11:07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是有很大关系的。两国友好的时候，在东北那么大的利益苏联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大连旅顺的 ...
在你的眼里，老毛子就那么无私吗？是谁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宛如太上皇，一再凌驾、干涉中国革命？甚至到了渡江战役之前，苏联还希望不过江，与国民党分而治之，便于他们操纵。苏军攻占东北之后，拿走了一切值钱的物品，军纪败坏到了极点，你不知道吗？朝鲜战争本来就是科巴同志挑唆小金发动的，可是他却一转身，把中国坑进去了，就连他们淘汰的军火，都要中国人自己付钱！你不知道吗？赫鲁晓夫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目的就是为了从军事上彻底控制中国，让中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中苏之间的恩怨，源远流长，我认为，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才有了大论战，以致兵戎相见。
事实证明：失去中国的代价，远远大于苏联给中国的那一点点援助，中国是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不是东欧小弟，如果中国倒向敌人那一边，这样的后果，老毛子承担不起！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是有很大关系的。两国友好的时候，在东北那么大的利益苏联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大连旅顺的 ...
在你的眼里，老毛子就那么无私吗？是谁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宛如太上皇，一再凌驾、干涉中国革命？甚至到了渡江战役之前，苏联还希望不过江，与国民党分而治之，便于他们操纵。苏军攻占东北之后，拿走了一切值钱的物品，军纪败坏到了极点，你不知道吗？朝鲜战争本来就是科巴同志挑唆小金发动的，可是他却一转身，把中国坑进去了，就连他们淘汰的军火，都要中国人自己付钱！你不知道吗？赫鲁晓夫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目的就是为了从军事上彻底控制中国，让中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中苏之间的恩怨，源远流长，我认为，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才有了大论战，以致兵戎相见。
事实证明：失去中国的代价，远远大于苏联给中国的那一点点援助，中国是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不是东欧小弟，如果中国倒向敌人那一边，这样的后果，老毛子承担不起！
john_leo 发表于 2013-2-3 09:47
太祖对斯大林还是有所敬畏的，对名不见经传的赫秃子确实没放在眼里，所以要去争一下世界共运领袖的地位。 ...
那是赫秃子为得到天朝的政治支持所以大力给天朝军事和工业支持 根本不是赫鲁晓夫真的对天朝好 斯大林时代 老毛子是防着天朝的 另外你要是老毛 有免费送上门来的货为毛不要？当然你要是拿这玩意来要挟控制我 我就必定翻脸 赫秃子先翻脸的 去刨斯大林的坟 换你跟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是否要提防？
太祖对斯大林还是有所敬畏的，对名不见经传的赫秃子确实没放在眼里，所以要去争一下世界共运领袖的地位。 ...
那是赫秃子为得到天朝的政治支持所以大力给天朝军事和工业支持 根本不是赫鲁晓夫真的对天朝好 斯大林时代 老毛子是防着天朝的 另外你要是老毛 有免费送上门来的货为毛不要？当然你要是拿这玩意来要挟控制我 我就必定翻脸 赫秃子先翻脸的 去刨斯大林的坟 换你跟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是否要提防？
yyz2008 发表于 2013-4-22 20:37
在你的眼里，老毛子就那么无私吗？是谁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宛如太上皇，一再凌驾、干涉中国革命？甚至到了 ...
的确 老毛子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者 说卖谁就卖谁 三区的破事也是老毛子挖的坑 不过是自己控制不了极端宗教 撒手给天朝了 赫鲁晓夫为得到天朝的政治支持出点血是必须的 撤军也是必须的 难得的机会老毛为什么不利用呢 但你要是拿那点破货来要挟控制我 那是不可以的 同样89北京那一幕也教会了天朝国际政治毫无道德可言
在你的眼里，老毛子就那么无私吗？是谁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宛如太上皇，一再凌驾、干涉中国革命？甚至到了 ...
的确 老毛子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者 说卖谁就卖谁 三区的破事也是老毛子挖的坑 不过是自己控制不了极端宗教 撒手给天朝了 赫鲁晓夫为得到天朝的政治支持出点血是必须的 撤军也是必须的 难得的机会老毛为什么不利用呢 但你要是拿那点破货来要挟控制我 那是不可以的 同样89北京那一幕也教会了天朝国际政治毫无道德可言
ljq_mig 发表于 2013-4-24 21:07
那是赫秃子为得到天朝的政治支持所以大力给天朝军事和工业支持 根本不是赫鲁晓夫真的对天朝好 斯大林时代 ...
赫秃子在尸骨未寒时就全面否定斯大林在老毛看是大逆不道的事，
所以对其人也很鄙视。毛发动WG的重要目的就是揪出党内可能
出现的赫秃子似的人物。
那是赫秃子为得到天朝的政治支持所以大力给天朝军事和工业支持 根本不是赫鲁晓夫真的对天朝好 斯大林时代 ...
赫秃子在尸骨未寒时就全面否定斯大林在老毛看是大逆不道的事，
所以对其人也很鄙视。毛发动WG的重要目的就是揪出党内可能
出现的赫秃子似的人物。
john_leo 发表于 2013-4-24 23:09
赫秃子在尸骨未寒时就全面否定斯大林在老毛看是大逆不道的事，
所以对其人也很鄙视。毛发动WG的重要目的 ...
个人看 老毛对其自身看的很淡 老毛发动文革动机之一是为解决天朝周期论的死循环和死节做的实验 另一个是不惜代价完成工业化 国内谁挡道就打倒谁 为此老毛不惜抛弃在民间获得的声望 国际上美苏欧三边下注 自己又拉了套班组和跟班 这等魄力和大局观收益到现今 老毛之后的领导人也是按照老毛留下的大方针来走 开句玩笑话 老毛跟欧美不过是想来个拥抱顺手再掏点东西 某些人却跟欧美上床了 直到89学潮 96台海 99使馆三记猛插 彻底插痛插醒了一厢情愿之春梦
赫秃子在尸骨未寒时就全面否定斯大林在老毛看是大逆不道的事，
所以对其人也很鄙视。毛发动WG的重要目的 ...
个人看 老毛对其自身看的很淡 老毛发动文革动机之一是为解决天朝周期论的死循环和死节做的实验 另一个是不惜代价完成工业化 国内谁挡道就打倒谁 为此老毛不惜抛弃在民间获得的声望 国际上美苏欧三边下注 自己又拉了套班组和跟班 这等魄力和大局观收益到现今 老毛之后的领导人也是按照老毛留下的大方针来走 开句玩笑话 老毛跟欧美不过是想来个拥抱顺手再掏点东西 某些人却跟欧美上床了 直到89学潮 96台海 99使馆三记猛插 彻底插痛插醒了一厢情愿之春梦
话务员那段总觉得有点演义的成分，能做到那些机构的话务员应该不会如此冒失的
陆军中尉 发表于 2013-2-2 22:10
说到点子上了。
中苏交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国际共运的主导权之争。正如当时所说：世界革命的主流来 ...
毛比赫鲁晓夫要左得多。赫鲁晓夫当年提出要跟美国进行和平竞赛，表明已经不以消灭对立方为目的了，但老毛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是无法和平共处下去的，不是消灭对方（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被消灭（西风压倒东风）。
说到点子上了。
中苏交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国际共运的主导权之争。正如当时所说：世界革命的主流来 ...
毛比赫鲁晓夫要左得多。赫鲁晓夫当年提出要跟美国进行和平竞赛，表明已经不以消灭对立方为目的了，但老毛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是无法和平共处下去的，不是消灭对方（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被消灭（西风压倒东风）。
T62 发表于 2013-4-25 10:22
毛比赫鲁晓夫要左得多。赫鲁晓夫当年提出要跟美国进行和平竞赛，表明已经不以消灭对立方为目的了，但老毛 ...
苏美如果真的和解，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老毛就是要搞事，搞乱苏美媾和的进程
毛比赫鲁晓夫要左得多。赫鲁晓夫当年提出要跟美国进行和平竞赛，表明已经不以消灭对立方为目的了，但老毛 ...
苏美如果真的和解，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老毛就是要搞事，搞乱苏美媾和的进程
chenglao2 发表于 2013-4-25 22:57
苏美如果真的和解，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老毛就是要搞事，搞乱苏美媾和的进程
如果美苏和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暴发的机率就会降低，怎么会对中国不利呢？
老毛搞了什么事，搞乱了苏美媾和的进程？
老毛当年在国际上的几件大事，1、中苏论战，2、中印之战，3、革命输出。4、中美建交。
哪件事是搞乱了苏美媾和的进程？
要想搞乱了苏美媾和的进程，总得使劲拉着苏联到自己这一边才对，怎么一直跟苏联搞对立呢？最后反而跟美国搞到一块了。
chenglao2 发表于 2013-4-25 22:57
苏美如果真的和解，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老毛就是要搞事，搞乱苏美媾和的进程
如果美苏和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暴发的机率就会降低，怎么会对中国不利呢？
老毛搞了什么事，搞乱了苏美媾和的进程？
老毛当年在国际上的几件大事，1、中苏论战，2、中印之战，3、革命输出。4、中美建交。
哪件事是搞乱了苏美媾和的进程？
要想搞乱了苏美媾和的进程，总得使劲拉着苏联到自己这一边才对，怎么一直跟苏联搞对立呢？最后反而跟美国搞到一块了。
太祖对斯大林还是有所敬畏的，对名不见经传的赫秃子确实没放在眼里，所以要去争一下世界共运领袖的地位。 ...
186什么都想要，唉
186什么都想要，唉
自己还饿着呢，想当头儿
就一大号古巴
就一大号古巴
国务顾问 发表于 2013-2-3 11:03
部分存在虚构
有明显漏洞
话务员这段的描述的确不太准确，但中国话务员骂柯西金的事倒是有见证人，他的话当然未必绝对真实，但证明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这个人是苏联外交官古达舍夫，学汉语的，曾为中苏领导会谈做过翻译。中国名叫顾达寿，当初还是老毛开玩笑说他很壮，干脆叫打手，他说打手不好听，于是用了个谐音做名字。他写的本书，我国译本叫《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里面谈及此事。因书不在手边，转引网上的叙述：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15750035.html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让他（顾达寿）接通北京的电话，说要直接与毛泽东通话。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后，中方接线员小姐生硬地说了一句“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就将电话挂断了。应柯西金的要求，他接连拨了四次电话，都被挂断，而且很不礼貌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修坏蛋柯西金通话”。
顾达寿称，他清楚地听见了对方说“坏蛋”——这个中国人用来骂人的词，但他没有如实向柯西金翻译。看得出来，当时柯西金显得“非常懊恼”。
部分存在虚构
有明显漏洞
话务员这段的描述的确不太准确，但中国话务员骂柯西金的事倒是有见证人，他的话当然未必绝对真实，但证明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这个人是苏联外交官古达舍夫，学汉语的，曾为中苏领导会谈做过翻译。中国名叫顾达寿，当初还是老毛开玩笑说他很壮，干脆叫打手，他说打手不好听，于是用了个谐音做名字。他写的本书，我国译本叫《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里面谈及此事。因书不在手边，转引网上的叙述：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15750035.html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让他（顾达寿）接通北京的电话，说要直接与毛泽东通话。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后，中方接线员小姐生硬地说了一句“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就将电话挂断了。应柯西金的要求，他接连拨了四次电话，都被挂断，而且很不礼貌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修坏蛋柯西金通话”。
顾达寿称，他清楚地听见了对方说“坏蛋”——这个中国人用来骂人的词，但他没有如实向柯西金翻译。看得出来，当时柯西金显得“非常懊恼”。
红色俱乐部 发表于 2013-1-28 18:47
布拉格之春这种事情，纯粹属于军事上完全胜利，政治上的完全失败，俄国式的一锤子买卖，也不想一想，你干一 ...
毛子也是黔驴技穷，当时东欧几个国家都有不妙的苗头，除了杰克，波兰、南斯拉夫等等都有离心倾向，如果再不动用断然措施华约就要玩完。
布拉格之春这种事情，纯粹属于军事上完全胜利，政治上的完全失败，俄国式的一锤子买卖，也不想一想，你干一 ...
毛子也是黔驴技穷，当时东欧几个国家都有不妙的苗头，除了杰克，波兰、南斯拉夫等等都有离心倾向，如果再不动用断然措施华约就要玩完。
yyz2008 发表于 2013-4-22 20:37
在你的眼里，老毛子就那么无私吗？是谁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宛如太上皇，一再凌驾、干涉中国革命？甚至到了 ...
啥殖民地啊，要是让中国当殖民地毛子还帮你建那么多项目，他有病啊？当时中国领导层确实有责任，不能因为你是中国人，就把责任完全推到毛子那里。
在你的眼里，老毛子就那么无私吗？是谁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宛如太上皇，一再凌驾、干涉中国革命？甚至到了 ...
啥殖民地啊，要是让中国当殖民地毛子还帮你建那么多项目，他有病啊？当时中国领导层确实有责任，不能因为你是中国人，就把责任完全推到毛子那里。
最近看到个数据59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占到了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7% 不知道是否属实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出生那天起就面临着众多敌视国家的围追堵截，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所以他们对国家利益的重视远高出了意识形态方面，
从芬兰战争到苏德协议，从对解放战争的态度，到抛弃希腊共产党，从建立东欧铁幕维护苏共老子党，到动用国家力量来解决意识形态争议，哪一件不是他们处于
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手笔？
居然因为边境的一次局部冲突就要动用核武器，这样的国家哪个不怕？从斯大林上台后的一系列作为，动用极端手段解决党内异己、大肃反等等都埋下了日后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本朝的故事更是说不完，但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维护和平的理念是没有错的。看看世界各个大国的崛起，哪个不是经过腥风血雨、艰苦奋斗得来的？和平崛起并以意味着要牺牲国家利益。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核心理念，哪个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包括美、日、俄、欧，都是如此，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目前在乌克兰、伊拉克、南海等发生的事情，也就能够理解了。
从芬兰战争到苏德协议，从对解放战争的态度，到抛弃希腊共产党，从建立东欧铁幕维护苏共老子党，到动用国家力量来解决意识形态争议，哪一件不是他们处于
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手笔？
居然因为边境的一次局部冲突就要动用核武器，这样的国家哪个不怕？从斯大林上台后的一系列作为，动用极端手段解决党内异己、大肃反等等都埋下了日后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本朝的故事更是说不完，但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维护和平的理念是没有错的。看看世界各个大国的崛起，哪个不是经过腥风血雨、艰苦奋斗得来的？和平崛起并以意味着要牺牲国家利益。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核心理念，哪个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包括美、日、俄、欧，都是如此，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目前在乌克兰、伊拉克、南海等发生的事情，也就能够理解了。
john_leo 发表于 2013-2-3 09:47
太祖对斯大林还是有所敬畏的，对名不见经传的赫秃子确实没放在眼里，所以要去争一下世界共运领袖的地位。 ...
赫秃子上位之初 权力地位尚不稳固 想获取中共的支持 所以对华友好一些
等贝利亚马林科夫等人打倒后 就不再需要中共支持了 赫秃子的态度就大变了
太祖对斯大林还是有所敬畏的，对名不见经传的赫秃子确实没放在眼里，所以要去争一下世界共运领袖的地位。 ...
赫秃子上位之初 权力地位尚不稳固 想获取中共的支持 所以对华友好一些
等贝利亚马林科夫等人打倒后 就不再需要中共支持了 赫秃子的态度就大变了
齐鲁一笑 发表于 2014-6-23 14:15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出生那天起就面临着众多敌视国家的围追堵截，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所以 ...
本朝维护和平，不想出头很不错
但任何国家要么外患当头，要么内乱当头，要么内外交困
本朝在国际上太忍让
内患的鸭梨就很大
以前几千年可以靠宗族家法，儒家道德，统治技巧加以稳定
现在前两者趋于解体
因此朝廷是输不起的，无论是经济或军事，一输就全输
苏联也差不多，只能赢不能输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出生那天起就面临着众多敌视国家的围追堵截，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所以 ...
本朝维护和平，不想出头很不错
但任何国家要么外患当头，要么内乱当头，要么内外交困
本朝在国际上太忍让
内患的鸭梨就很大
以前几千年可以靠宗族家法，儒家道德，统治技巧加以稳定
现在前两者趋于解体
因此朝廷是输不起的，无论是经济或军事，一输就全输
苏联也差不多，只能赢不能输
珍宝岛打了三次战役: 3月2日、15日、17日, 2日中国上岛后又退了出来, 15日中国占领了珍宝岛, 17日按后来俄罗斯人谈珍宝岛冲突其情况如下:
由于中国人占有明显的优势，达曼斯基岛久攻不下。要想取得成功只有使用火炮。但这就意味着使冲突升级，当时没有人有勇气下达这样的命令，只能原地等待上级的命令。最后，在17时才收到上级（莫斯科）的命令，用"冰雹"进行了打击。"冰雹"在当时尚属于"秘密武器"，据说下达使用"冰雹"火箭炮命令的是勃列日涅夫。原199团团长、退役上校克鲁别依尼科夫回忆说，"一个冰雹营和一个装备122毫米榴弹炮的团对该岛及对岸5－6公里纵深进行了猛烈打击。随后驻扎在上乌金斯克（现为乌兰乌德）的一个摩步营参加了战斗，营长是斯米尔诺夫少校。该营有很多人尚不满20岁，在这次战斗中有7人死亡，9人受伤，4辆装甲车被击毁。最后中国人放弃了该岛。开始，该岛的防御由135摩步师负责，直到4月，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后，该岛的防守才又重新交给了边防军。一直到那年的9月，那里仍能听到枪声，还有人员伤亡。
由于中国人占有明显的优势，达曼斯基岛久攻不下。要想取得成功只有使用火炮。但这就意味着使冲突升级，当时没有人有勇气下达这样的命令，只能原地等待上级的命令。最后，在17时才收到上级（莫斯科）的命令，用"冰雹"进行了打击。"冰雹"在当时尚属于"秘密武器"，据说下达使用"冰雹"火箭炮命令的是勃列日涅夫。原199团团长、退役上校克鲁别依尼科夫回忆说，"一个冰雹营和一个装备122毫米榴弹炮的团对该岛及对岸5－6公里纵深进行了猛烈打击。随后驻扎在上乌金斯克（现为乌兰乌德）的一个摩步营参加了战斗，营长是斯米尔诺夫少校。该营有很多人尚不满20岁，在这次战斗中有7人死亡，9人受伤，4辆装甲车被击毁。最后中国人放弃了该岛。开始，该岛的防御由135摩步师负责，直到4月，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后，该岛的防守才又重新交给了边防军。一直到那年的9月，那里仍能听到枪声，还有人员伤亡。
仍然是后来俄罗斯人谈珍宝岛冲突:
1969年3月6日，苏联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发生在乌苏里江的事情。政治局的委员们给边防军人以很高评价，但也指出了许多不足，如，在冲突区域没有"好的部队集群"，无论是边防军还是常规军的集群；作战和部队侦察组织不力；没有夜间观察等。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加强边防的措施。政治局的路线是：该岛自古以来就是苏联的领土，毫不让步、坚决对抗。
但是，此前并不是没有和平的努力。苏联边防军就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领土争端。还有1964年时，当时的边防军司令济里亚诺夫上将受命与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磋商。为完成这一使命，他又被赋予副部长的头衔。济里亚诺夫在一次磋商会上曾有勇气声明，有可能就一些岛屿做出让步，其中就包括达曼斯基岛。赫鲁晓夫得知后将其从北京召回，并对其大发雷霆，进行了粗暴的训斥。在冲突发生前一年，即1968年夏，济里亚诺夫再次声明：应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曾讨论过与中国边境地区的局势问题。主持人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在会上他让每个人站起来回答："您认为应该怎么办？"边防军人中没有一个人说要用武力解决日益恶化的领土争端。济里亚诺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此外，会后他还给自己的部属下达补充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中国人进人我国领土，但不要使用武器".只是在最后，要和大家说再见时，才暗示："如果情况非常严重，那就还击".
那次战斗以后，从中国方向进入该岛的所有道路上都埋设了地雷；而在乌苏里江右岸集结了大量的军队。直到1969年9月，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后，紧张局势才逐渐平息。
1969年3月6日，苏联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发生在乌苏里江的事情。政治局的委员们给边防军人以很高评价，但也指出了许多不足，如，在冲突区域没有"好的部队集群"，无论是边防军还是常规军的集群；作战和部队侦察组织不力；没有夜间观察等。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加强边防的措施。政治局的路线是：该岛自古以来就是苏联的领土，毫不让步、坚决对抗。
但是，此前并不是没有和平的努力。苏联边防军就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领土争端。还有1964年时，当时的边防军司令济里亚诺夫上将受命与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磋商。为完成这一使命，他又被赋予副部长的头衔。济里亚诺夫在一次磋商会上曾有勇气声明，有可能就一些岛屿做出让步，其中就包括达曼斯基岛。赫鲁晓夫得知后将其从北京召回，并对其大发雷霆，进行了粗暴的训斥。在冲突发生前一年，即1968年夏，济里亚诺夫再次声明：应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曾讨论过与中国边境地区的局势问题。主持人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在会上他让每个人站起来回答："您认为应该怎么办？"边防军人中没有一个人说要用武力解决日益恶化的领土争端。济里亚诺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此外，会后他还给自己的部属下达补充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中国人进人我国领土，但不要使用武器".只是在最后，要和大家说再见时，才暗示："如果情况非常严重，那就还击".
那次战斗以后，从中国方向进入该岛的所有道路上都埋设了地雷；而在乌苏里江右岸集结了大量的军队。直到1969年9月，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后，紧张局势才逐渐平息。
毛子老美没一个好人，还是都防着点好
john_leo 发表于 2013-2-3 09:47
太祖对斯大林还是有所敬畏的，对名不见经传的赫秃子确实没放在眼里，所以要去争一下世界共运领袖的地位。 ...
就像之后西朝鲜对朝鲜的示好一样，收获的是白眼，一样的德行
太祖对斯大林还是有所敬畏的，对名不见经传的赫秃子确实没放在眼里，所以要去争一下世界共运领袖的地位。 ...
就像之后西朝鲜对朝鲜的示好一样，收获的是白眼，一样的德行
yyz2008 发表于 2013-4-22 20:37
在你的眼里，老毛子就那么无私吗？是谁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宛如太上皇，一再凌驾、干涉中国革命？甚至到了 ...
还殖民地..........
看看老牌帝国主义是怎么弄殖民地的再说这话吧
在你的眼里，老毛子就那么无私吗？是谁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宛如太上皇，一再凌驾、干涉中国革命？甚至到了 ...
还殖民地..........
看看老牌帝国主义是怎么弄殖民地的再说这话吧
Swift80 发表于 2013-2-2 15:07
扯淡 哪个国家不是自己利益为先
居然还有你这么解读的
关键问题是，是经济利益决定政治利益还是政治利益取代经济利益，甚至是个别领导人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个人政治利益取代国家经济利益。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扯淡 哪个国家不是自己利益为先
居然还有你这么解读的
关键问题是，是经济利益决定政治利益还是政治利益取代经济利益，甚至是个别领导人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个人政治利益取代国家经济利益。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奔跑的天鹅 发表于 2015-4-1 07:23
关键问题是，是经济利益决定政治利益还是政治利益取代经济利益，甚至是个别领导人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 ...
我个人认为，所谓“世界革命领袖”，那就是个噱头
当事人的确可以过过瘾
最大受益者（如果成功）依然是所在国家
照你这么反推，美国总统个个都是世界领袖
关键问题是，是经济利益决定政治利益还是政治利益取代经济利益，甚至是个别领导人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 ...
我个人认为，所谓“世界革命领袖”，那就是个噱头
当事人的确可以过过瘾
最大受益者（如果成功）依然是所在国家
照你这么反推，美国总统个个都是世界领袖
奔跑的天鹅 发表于 2015-4-1 07:23
关键问题是，是经济利益决定政治利益还是政治利益取代经济利益，甚至是个别领导人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 ...
同样，中国古代也有几十位享受过这种领袖的感觉
难道这些王朝都没有受益？
无利可图，谁瞧你？
关键问题是，是经济利益决定政治利益还是政治利益取代经济利益，甚至是个别领导人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 ...
同样，中国古代也有几十位享受过这种领袖的感觉
难道这些王朝都没有受益？
无利可图，谁瞧你？
冲刺 发表于 2013-1-30 11:07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是有很大关系的。两国友好的时候，在东北那么大的利益苏联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大连旅顺的 ...
别的不说 你的论据首先就是错误的
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以及156工程 是志愿军几十万伤亡换来的
这个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是有很大关系的。两国友好的时候，在东北那么大的利益苏联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大连旅顺的 ...
别的不说 你的论据首先就是错误的
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以及156工程 是志愿军几十万伤亡换来的
这个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