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高手”和“剑客” 朝鲜停战谈判轶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3:17:35
<P> 关山渡若飞
1951年秋的一天,我刚从天津出差回来,一出北京车站,迎面走来了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李克农部长那里需要人,组织上决定派你去,你马上做好准备。”听罢,我又是高兴,又是紧张。高兴的是,能够参加向往已久的抗美援朝;紧张的是,那是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此去……
军令如山倒,匆匆交代了工作,我们一行十余人(都是外交部干部)两天后便从北京启程了。</P>
<P> ……到了安东(今丹东),气氛便截然不同。路人稀少,商店也大都关了门。窗户玻璃上全贴了“米”字形的防震纸条。大楼上架起了一挺挺高射机枪。市内行驶的也都是军车,一片战备状态。
我们乘坐的苏制“嘎斯”敞篷中型卡车向鸭绿江边开去。几分钟后,在暮色朦胧中,一座巍峨的铁桥赫然出现在眼前。这便是中朝交通咽喉——鸭绿江大桥。汽车在桥上徐徐通过,一根根钢梁越顶而过,桥下江水奔腾。车到桥中时,头上钢梁突然不见了,脚下也好像一下子悬了空,车轮下是用长木条搭起的支架。原来,桥已被炸断,部分坠落江中……
过江以后,一幅“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就逐渐展现在眼前。公路上,每隔数公里,即有一个对空警戒哨。敌机一临空,他们就鸣枪报警,就像古代中国用烽火报警一样。枪声阵阵往下传,因而美机每到一地,地面上总是漆黑一片,而在飞机攻击不到之处却是来往的车流,英雄的司机们就是这样同世界头等空中强国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些岗哨大都是妇女和老人。为了国家,为了运输车队的安全,他们日息夜作,冒着生命危险,担任警戒。
黎明时分,我们到了志愿军的一个兵站。一觉醒来我才发现,兵站建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美军螺旋桨侦察机就在兵站下面的山谷里盘旋,蓝眼睛高鼻子的驾驶员我看得一清二楚。
早早吃了晚饭,我们又上路了。像猛虎下山,我们一口气就赶了几十公里……突然间,汽车停住了。缓缓挪到前边才知道,原来是一条大江挡住了去路。江上仅有一座浮桥,一次通行一辆汽车。一位挥着小旗、吹着音笛的朝鲜人民军少尉,像交通警察一样,紧张而有秩序地指挥着过往的车辆。
好不容易过了江,汽车便沿着江岸飞驰,司机想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三年后,去平壤的路上,我又重返故地。大白天里才看清,当夜我们摸黑走过的这段路是个深邃的峡谷,两边山崖壁立千仞,深谷中雄鹰低翔。谷底一江清水奔腾而过。浮桥就架在江上的平底船上。公路则是沿着卵石沙滩,紧贴着岩壁向前延伸。这深谷蔽护着公路,保证了来往车辆和人员的安全,也保护了朝鲜壮丽的河山。
天亮以前,赶到“三八线”以南开城的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当天我们便分配到各业务处,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高手”和“剑客”
朝鲜停战谈判一开始就面临一些棘手的技术安排问题。
首先是地点问题。谈判要有个地方,哪怕有顶帐篷,也可挡风遮雨。还要有桌椅、照明、供暖等设备。至于桌椅如何摆法,双方如何进出,联络官们也要费不少口舌。
其次是语言问题。谈判双方分别是美国与朝鲜和中国。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在大会上仅用英语和朝语,在谈判桌上,仅摆联合国旗和朝鲜国旗。
同语言紧密相联的是记录问题。一般,国际会议都有秘书处,负责会议行政安排,包括会议记录。当时双方敌意正浓,朝中方面无意同美国人搞什么“联合秘书处”。在那个年代里,电子设备还不普遍,也排除了使用录音机的可能。这就是说,双方各自记录,而且只能用人工。
停战谈判的斗争十分尖锐,双方的字字句句都要仔细琢磨。我们的对手是美国人,而且美方的朝语翻译也不足信,因此朝中方面决定会上主要记英语,且要逐字记录,以求精确和完整。特别是掌握谈判过程的朝中领导人都没有参加现场谈判,因此,记录就显得更重要了。
做英文逐字记录就要有英文速记员。对美国人来说,英文速记员俯拾即是。可是,我们一时去哪里找呢?考虑再三,惟一的出路是:自己培养。于是,设法从上海买到几本翻印的英文速记书。不少懂英语的年轻同志便兴致勃勃地学了起来。
美国速记员几个人轮流作业,十分钟换一次班。回去休息时,即把速记符号转成文字。散会时,全部记录基本就绪。我方则是二人同记,由于技术一时不过关,只能普通字与速记符号并用,还需利用朝语发言或翻译的间隙补遗。这样,记完一次时间较长的会议,已头昏脑胀。回来还须相互核对记录内容,以求精确,若是对不出来,再找参加会议的翻译和参谋助一臂之力。
我们的速记人员中也有“高手”,他便是冀朝铸。这位“高手”在美国土生土长,英文水平高于他人,速记也学得快,成为会议记录的中坚。但“高手”也有被难倒的时候。谈判顺利时,遇有重要发言,美方还会递交一份发言稿;谈判濒于破裂时,美方代表前来赴会完全是为了应付,稿子念得飞快,像连珠炮,根本记不下来。我们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代表团的速记员不仅要负责搞出英文的全文记录,还常兼管我方公函的英文打字。我们用的是一架普通英文打字机,设备不如对方,然而却要求成品的质量不比美方逊色。这就是说,递交对方的重要信件和发言稿不能出现修改的痕迹,更不要说错漏。因此,为做到纸面整洁,只要出现一个错情,哪怕是一个字母或一个标点符号,便全部重打。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技术上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争一口气。我们不能丢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脸!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我们青年人主要做技术性工作,但通过出席会议,我们目睹了美国代表的蛮横和丑态。出入板门店及参加美方违反协议事件的调查,也使我们得以了解会议帐篷外的尖锐斗争。速记员的生活还在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为我们以后挑起更重的担子,做了准备。我们的“高手”后来成了周总理的翻译,另一名“剑客”邱应觉也成为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翻译和助手。尤其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三个当年同“联合国军”对着干的青年战士,最后都成了联合国的高级官员或我国驻联合国机构的代表。真是沧海桑田,世事何常!
“101”和“102”首长
凡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代表团的领导人是“101”和“102”。“101”又名“李队长”;“102”则是“乔指导员”的代号。
我们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属小字辈,做些具体工作,同代表团的领导工作联系不多。但是生活在同一小天地里,同“101”和“102”多少还有些接触。
某日下午,小路上迎面走来了“101”,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唇上留了一小撮胡子,虽是40好几的人,但步履稳健。身后跟着背着卡宾枪的警卫员。我大胆地走上前去,行了个军礼,叫了一声:“李队长。”说着就闪身往前走。
“站住”“101”把我叫住了,并上下打量着我。我不敢动弹。
“把风纪扣扣好。”他那深沉的声音又严肃又亲切。
我赶紧扣上。正想挪步,不料又传来:
“皮带呢?”
皮带怎么啦?仔细一想,我穿的是军官服,按照着装条例,不应束皮带。我连忙把皮带解下。
“游击作风!”“101”一针见血地批评道,接着又问:
“哪个方向在打炮?”
我知道他是在考我这个东西南北说不清的学生兵。我犹豫了一下,幸好夕阳帮了我的忙,说出了隆隆炮声传来的方向。
“101”点了点头,把我放了。
我手里提着皮带,悄悄地回到办公室,没有告诉他人刚才我挨说的事,但心里深感羞愧。
我同“102”的接触稍多一些。一段时期里还有幸从旁观看他工作。
谈判桌上的斗争十分尖锐,双方代表经常唇枪舌剑。为此,每次会前都要做充分的准备,特别是拟好发言稿。发言稿有两类,一类是长篇发言,系统驳斥对方的论点,另一类是短兵相接时使用的临时发言稿。事先朝中代表团开会商定对策及发言内容,落笔的任务便交给了“102”。
“102”才思敏捷,语言铿锵有力,是有名的“秀才”,且有其特有的工作方式。我只见他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口中授词,参谋执笔疾书。成文后,再经他过目定稿。他每确定一稿,我们便立即复写四份,其中两份立即送去翻译。这一全过程,往往赶在当天谈判代表出发去板门店之前完成,时间十分紧迫,没有高效率就不能完成任务,这里的关键人物便是“102”。
那是阴云密布的日子,停战谈判濒于破裂,美国人可能铤而走险。代表团做了应变准备,部分同志撤回了国内。我们这些留下的文弱书生也第一次摸了摸枪。
某日,我从山沟里走过。小树林前,“101”和“102”正在指手画脚。50米外的树梢上挂了一件军绿色的东西,远看不知是何物。警卫员做了个立射的姿势,举起了卡宾枪,瞄准了那件东西。我为好奇心驱使,便驻足看热闹。
乒、乒、乒,一阵枪声,惊得鸟儿四处逃遁。
另一名警卫员走过去,把东西捡了回来。
“101”和“102”兴致勃勃地细加验看。只见靶物上弹孔累累,破口处露出了白色的尼龙丝。“101”又把靶物翻了过来,背面也洞穿了。这时,我才看清,是美军的防弹背心。
“再试一次,放100米外。”“101”下了指令。
又是一梭子弹。背心前后两层也穿了洞。
“101”摇了摇头。
“这东西有什么用?只能给美国大兵壮壮胆。”说罢,一摆手,大家便散开了。
我正想向前走,“101”回过头来问道:
“小杨,你知道这试验叫什么吗?”
“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罢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响彻山沟。
若要问这“101”和“102”究竟是谁?这位“101”不是别人,正是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102”便是大名鼎鼎的乔冠华。
(作者曾任朝鲜停战委员会中方值班军官、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副代表,现为中国驻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
※ 来源：考研论坛 bbs.kaoyan.com </P><P> 关山渡若飞
1951年秋的一天,我刚从天津出差回来,一出北京车站,迎面走来了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李克农部长那里需要人,组织上决定派你去,你马上做好准备。”听罢,我又是高兴,又是紧张。高兴的是,能够参加向往已久的抗美援朝;紧张的是,那是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此去……
军令如山倒,匆匆交代了工作,我们一行十余人(都是外交部干部)两天后便从北京启程了。</P>
<P> ……到了安东(今丹东),气氛便截然不同。路人稀少,商店也大都关了门。窗户玻璃上全贴了“米”字形的防震纸条。大楼上架起了一挺挺高射机枪。市内行驶的也都是军车,一片战备状态。
我们乘坐的苏制“嘎斯”敞篷中型卡车向鸭绿江边开去。几分钟后,在暮色朦胧中,一座巍峨的铁桥赫然出现在眼前。这便是中朝交通咽喉——鸭绿江大桥。汽车在桥上徐徐通过,一根根钢梁越顶而过,桥下江水奔腾。车到桥中时,头上钢梁突然不见了,脚下也好像一下子悬了空,车轮下是用长木条搭起的支架。原来,桥已被炸断,部分坠落江中……
过江以后,一幅“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就逐渐展现在眼前。公路上,每隔数公里,即有一个对空警戒哨。敌机一临空,他们就鸣枪报警,就像古代中国用烽火报警一样。枪声阵阵往下传,因而美机每到一地,地面上总是漆黑一片,而在飞机攻击不到之处却是来往的车流,英雄的司机们就是这样同世界头等空中强国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些岗哨大都是妇女和老人。为了国家,为了运输车队的安全,他们日息夜作,冒着生命危险,担任警戒。
黎明时分,我们到了志愿军的一个兵站。一觉醒来我才发现,兵站建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美军螺旋桨侦察机就在兵站下面的山谷里盘旋,蓝眼睛高鼻子的驾驶员我看得一清二楚。
早早吃了晚饭,我们又上路了。像猛虎下山,我们一口气就赶了几十公里……突然间,汽车停住了。缓缓挪到前边才知道,原来是一条大江挡住了去路。江上仅有一座浮桥,一次通行一辆汽车。一位挥着小旗、吹着音笛的朝鲜人民军少尉,像交通警察一样,紧张而有秩序地指挥着过往的车辆。
好不容易过了江,汽车便沿着江岸飞驰,司机想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三年后,去平壤的路上,我又重返故地。大白天里才看清,当夜我们摸黑走过的这段路是个深邃的峡谷,两边山崖壁立千仞,深谷中雄鹰低翔。谷底一江清水奔腾而过。浮桥就架在江上的平底船上。公路则是沿着卵石沙滩,紧贴着岩壁向前延伸。这深谷蔽护着公路,保证了来往车辆和人员的安全,也保护了朝鲜壮丽的河山。
天亮以前,赶到“三八线”以南开城的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当天我们便分配到各业务处,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高手”和“剑客”
朝鲜停战谈判一开始就面临一些棘手的技术安排问题。
首先是地点问题。谈判要有个地方,哪怕有顶帐篷,也可挡风遮雨。还要有桌椅、照明、供暖等设备。至于桌椅如何摆法,双方如何进出,联络官们也要费不少口舌。
其次是语言问题。谈判双方分别是美国与朝鲜和中国。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在大会上仅用英语和朝语,在谈判桌上,仅摆联合国旗和朝鲜国旗。
同语言紧密相联的是记录问题。一般,国际会议都有秘书处,负责会议行政安排,包括会议记录。当时双方敌意正浓,朝中方面无意同美国人搞什么“联合秘书处”。在那个年代里,电子设备还不普遍,也排除了使用录音机的可能。这就是说,双方各自记录,而且只能用人工。
停战谈判的斗争十分尖锐,双方的字字句句都要仔细琢磨。我们的对手是美国人,而且美方的朝语翻译也不足信,因此朝中方面决定会上主要记英语,且要逐字记录,以求精确和完整。特别是掌握谈判过程的朝中领导人都没有参加现场谈判,因此,记录就显得更重要了。
做英文逐字记录就要有英文速记员。对美国人来说,英文速记员俯拾即是。可是,我们一时去哪里找呢?考虑再三,惟一的出路是:自己培养。于是,设法从上海买到几本翻印的英文速记书。不少懂英语的年轻同志便兴致勃勃地学了起来。
美国速记员几个人轮流作业,十分钟换一次班。回去休息时,即把速记符号转成文字。散会时,全部记录基本就绪。我方则是二人同记,由于技术一时不过关,只能普通字与速记符号并用,还需利用朝语发言或翻译的间隙补遗。这样,记完一次时间较长的会议,已头昏脑胀。回来还须相互核对记录内容,以求精确,若是对不出来,再找参加会议的翻译和参谋助一臂之力。
我们的速记人员中也有“高手”,他便是冀朝铸。这位“高手”在美国土生土长,英文水平高于他人,速记也学得快,成为会议记录的中坚。但“高手”也有被难倒的时候。谈判顺利时,遇有重要发言,美方还会递交一份发言稿;谈判濒于破裂时,美方代表前来赴会完全是为了应付,稿子念得飞快,像连珠炮,根本记不下来。我们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代表团的速记员不仅要负责搞出英文的全文记录,还常兼管我方公函的英文打字。我们用的是一架普通英文打字机,设备不如对方,然而却要求成品的质量不比美方逊色。这就是说,递交对方的重要信件和发言稿不能出现修改的痕迹,更不要说错漏。因此,为做到纸面整洁,只要出现一个错情,哪怕是一个字母或一个标点符号,便全部重打。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技术上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争一口气。我们不能丢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脸!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我们青年人主要做技术性工作,但通过出席会议,我们目睹了美国代表的蛮横和丑态。出入板门店及参加美方违反协议事件的调查,也使我们得以了解会议帐篷外的尖锐斗争。速记员的生活还在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为我们以后挑起更重的担子,做了准备。我们的“高手”后来成了周总理的翻译,另一名“剑客”邱应觉也成为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翻译和助手。尤其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三个当年同“联合国军”对着干的青年战士,最后都成了联合国的高级官员或我国驻联合国机构的代表。真是沧海桑田,世事何常!
“101”和“102”首长
凡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代表团的领导人是“101”和“102”。“101”又名“李队长”;“102”则是“乔指导员”的代号。
我们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属小字辈,做些具体工作,同代表团的领导工作联系不多。但是生活在同一小天地里,同“101”和“102”多少还有些接触。
某日下午,小路上迎面走来了“101”,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唇上留了一小撮胡子,虽是40好几的人,但步履稳健。身后跟着背着卡宾枪的警卫员。我大胆地走上前去,行了个军礼,叫了一声:“李队长。”说着就闪身往前走。
“站住”“101”把我叫住了,并上下打量着我。我不敢动弹。
“把风纪扣扣好。”他那深沉的声音又严肃又亲切。
我赶紧扣上。正想挪步,不料又传来:
“皮带呢?”
皮带怎么啦?仔细一想,我穿的是军官服,按照着装条例,不应束皮带。我连忙把皮带解下。
“游击作风!”“101”一针见血地批评道,接着又问:
“哪个方向在打炮?”
我知道他是在考我这个东西南北说不清的学生兵。我犹豫了一下,幸好夕阳帮了我的忙,说出了隆隆炮声传来的方向。
“101”点了点头,把我放了。
我手里提着皮带,悄悄地回到办公室,没有告诉他人刚才我挨说的事,但心里深感羞愧。
我同“102”的接触稍多一些。一段时期里还有幸从旁观看他工作。
谈判桌上的斗争十分尖锐,双方代表经常唇枪舌剑。为此,每次会前都要做充分的准备,特别是拟好发言稿。发言稿有两类,一类是长篇发言,系统驳斥对方的论点,另一类是短兵相接时使用的临时发言稿。事先朝中代表团开会商定对策及发言内容,落笔的任务便交给了“102”。
“102”才思敏捷,语言铿锵有力,是有名的“秀才”,且有其特有的工作方式。我只见他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口中授词,参谋执笔疾书。成文后,再经他过目定稿。他每确定一稿,我们便立即复写四份,其中两份立即送去翻译。这一全过程,往往赶在当天谈判代表出发去板门店之前完成,时间十分紧迫,没有高效率就不能完成任务,这里的关键人物便是“102”。
那是阴云密布的日子,停战谈判濒于破裂,美国人可能铤而走险。代表团做了应变准备,部分同志撤回了国内。我们这些留下的文弱书生也第一次摸了摸枪。
某日,我从山沟里走过。小树林前,“101”和“102”正在指手画脚。50米外的树梢上挂了一件军绿色的东西,远看不知是何物。警卫员做了个立射的姿势,举起了卡宾枪,瞄准了那件东西。我为好奇心驱使,便驻足看热闹。
乒、乒、乒,一阵枪声,惊得鸟儿四处逃遁。
另一名警卫员走过去,把东西捡了回来。
“101”和“102”兴致勃勃地细加验看。只见靶物上弹孔累累,破口处露出了白色的尼龙丝。“101”又把靶物翻了过来,背面也洞穿了。这时,我才看清,是美军的防弹背心。
“再试一次,放100米外。”“101”下了指令。
又是一梭子弹。背心前后两层也穿了洞。
“101”摇了摇头。
“这东西有什么用?只能给美国大兵壮壮胆。”说罢,一摆手,大家便散开了。
我正想向前走,“101”回过头来问道:
“小杨,你知道这试验叫什么吗?”
“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罢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响彻山沟。
若要问这“101”和“102”究竟是谁?这位“101”不是别人,正是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102”便是大名鼎鼎的乔冠华。
(作者曾任朝鲜停战委员会中方值班军官、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副代表,现为中国驻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
※ 来源：考研论坛 bbs.kaoyan.com </P>
1951年秋的一天,我刚从天津出差回来,一出北京车站,迎面走来了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李克农部长那里需要人,组织上决定派你去,你马上做好准备。”听罢,我又是高兴,又是紧张。高兴的是,能够参加向往已久的抗美援朝;紧张的是,那是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此去……
军令如山倒,匆匆交代了工作,我们一行十余人(都是外交部干部)两天后便从北京启程了。</P>
<P> ……到了安东(今丹东),气氛便截然不同。路人稀少,商店也大都关了门。窗户玻璃上全贴了“米”字形的防震纸条。大楼上架起了一挺挺高射机枪。市内行驶的也都是军车,一片战备状态。
我们乘坐的苏制“嘎斯”敞篷中型卡车向鸭绿江边开去。几分钟后,在暮色朦胧中,一座巍峨的铁桥赫然出现在眼前。这便是中朝交通咽喉——鸭绿江大桥。汽车在桥上徐徐通过,一根根钢梁越顶而过,桥下江水奔腾。车到桥中时,头上钢梁突然不见了,脚下也好像一下子悬了空,车轮下是用长木条搭起的支架。原来,桥已被炸断,部分坠落江中……
过江以后,一幅“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就逐渐展现在眼前。公路上,每隔数公里,即有一个对空警戒哨。敌机一临空,他们就鸣枪报警,就像古代中国用烽火报警一样。枪声阵阵往下传,因而美机每到一地,地面上总是漆黑一片,而在飞机攻击不到之处却是来往的车流,英雄的司机们就是这样同世界头等空中强国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些岗哨大都是妇女和老人。为了国家,为了运输车队的安全,他们日息夜作,冒着生命危险,担任警戒。
黎明时分,我们到了志愿军的一个兵站。一觉醒来我才发现,兵站建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美军螺旋桨侦察机就在兵站下面的山谷里盘旋,蓝眼睛高鼻子的驾驶员我看得一清二楚。
早早吃了晚饭,我们又上路了。像猛虎下山,我们一口气就赶了几十公里……突然间,汽车停住了。缓缓挪到前边才知道,原来是一条大江挡住了去路。江上仅有一座浮桥,一次通行一辆汽车。一位挥着小旗、吹着音笛的朝鲜人民军少尉,像交通警察一样,紧张而有秩序地指挥着过往的车辆。
好不容易过了江,汽车便沿着江岸飞驰,司机想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三年后,去平壤的路上,我又重返故地。大白天里才看清,当夜我们摸黑走过的这段路是个深邃的峡谷,两边山崖壁立千仞,深谷中雄鹰低翔。谷底一江清水奔腾而过。浮桥就架在江上的平底船上。公路则是沿着卵石沙滩,紧贴着岩壁向前延伸。这深谷蔽护着公路,保证了来往车辆和人员的安全,也保护了朝鲜壮丽的河山。
天亮以前,赶到“三八线”以南开城的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当天我们便分配到各业务处,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高手”和“剑客”
朝鲜停战谈判一开始就面临一些棘手的技术安排问题。
首先是地点问题。谈判要有个地方,哪怕有顶帐篷,也可挡风遮雨。还要有桌椅、照明、供暖等设备。至于桌椅如何摆法,双方如何进出,联络官们也要费不少口舌。
其次是语言问题。谈判双方分别是美国与朝鲜和中国。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在大会上仅用英语和朝语,在谈判桌上,仅摆联合国旗和朝鲜国旗。
同语言紧密相联的是记录问题。一般,国际会议都有秘书处,负责会议行政安排,包括会议记录。当时双方敌意正浓,朝中方面无意同美国人搞什么“联合秘书处”。在那个年代里,电子设备还不普遍,也排除了使用录音机的可能。这就是说,双方各自记录,而且只能用人工。
停战谈判的斗争十分尖锐,双方的字字句句都要仔细琢磨。我们的对手是美国人,而且美方的朝语翻译也不足信,因此朝中方面决定会上主要记英语,且要逐字记录,以求精确和完整。特别是掌握谈判过程的朝中领导人都没有参加现场谈判,因此,记录就显得更重要了。
做英文逐字记录就要有英文速记员。对美国人来说,英文速记员俯拾即是。可是,我们一时去哪里找呢?考虑再三,惟一的出路是:自己培养。于是,设法从上海买到几本翻印的英文速记书。不少懂英语的年轻同志便兴致勃勃地学了起来。
美国速记员几个人轮流作业,十分钟换一次班。回去休息时,即把速记符号转成文字。散会时,全部记录基本就绪。我方则是二人同记,由于技术一时不过关,只能普通字与速记符号并用,还需利用朝语发言或翻译的间隙补遗。这样,记完一次时间较长的会议,已头昏脑胀。回来还须相互核对记录内容,以求精确,若是对不出来,再找参加会议的翻译和参谋助一臂之力。
我们的速记人员中也有“高手”,他便是冀朝铸。这位“高手”在美国土生土长,英文水平高于他人,速记也学得快,成为会议记录的中坚。但“高手”也有被难倒的时候。谈判顺利时,遇有重要发言,美方还会递交一份发言稿;谈判濒于破裂时,美方代表前来赴会完全是为了应付,稿子念得飞快,像连珠炮,根本记不下来。我们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代表团的速记员不仅要负责搞出英文的全文记录,还常兼管我方公函的英文打字。我们用的是一架普通英文打字机,设备不如对方,然而却要求成品的质量不比美方逊色。这就是说,递交对方的重要信件和发言稿不能出现修改的痕迹,更不要说错漏。因此,为做到纸面整洁,只要出现一个错情,哪怕是一个字母或一个标点符号,便全部重打。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技术上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争一口气。我们不能丢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脸!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我们青年人主要做技术性工作,但通过出席会议,我们目睹了美国代表的蛮横和丑态。出入板门店及参加美方违反协议事件的调查,也使我们得以了解会议帐篷外的尖锐斗争。速记员的生活还在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为我们以后挑起更重的担子,做了准备。我们的“高手”后来成了周总理的翻译,另一名“剑客”邱应觉也成为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翻译和助手。尤其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三个当年同“联合国军”对着干的青年战士,最后都成了联合国的高级官员或我国驻联合国机构的代表。真是沧海桑田,世事何常!
“101”和“102”首长
凡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代表团的领导人是“101”和“102”。“101”又名“李队长”;“102”则是“乔指导员”的代号。
我们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属小字辈,做些具体工作,同代表团的领导工作联系不多。但是生活在同一小天地里,同“101”和“102”多少还有些接触。
某日下午,小路上迎面走来了“101”,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唇上留了一小撮胡子,虽是40好几的人,但步履稳健。身后跟着背着卡宾枪的警卫员。我大胆地走上前去,行了个军礼,叫了一声:“李队长。”说着就闪身往前走。
“站住”“101”把我叫住了,并上下打量着我。我不敢动弹。
“把风纪扣扣好。”他那深沉的声音又严肃又亲切。
我赶紧扣上。正想挪步,不料又传来:
“皮带呢?”
皮带怎么啦?仔细一想,我穿的是军官服,按照着装条例,不应束皮带。我连忙把皮带解下。
“游击作风!”“101”一针见血地批评道,接着又问:
“哪个方向在打炮?”
我知道他是在考我这个东西南北说不清的学生兵。我犹豫了一下,幸好夕阳帮了我的忙,说出了隆隆炮声传来的方向。
“101”点了点头,把我放了。
我手里提着皮带,悄悄地回到办公室,没有告诉他人刚才我挨说的事,但心里深感羞愧。
我同“102”的接触稍多一些。一段时期里还有幸从旁观看他工作。
谈判桌上的斗争十分尖锐,双方代表经常唇枪舌剑。为此,每次会前都要做充分的准备,特别是拟好发言稿。发言稿有两类,一类是长篇发言,系统驳斥对方的论点,另一类是短兵相接时使用的临时发言稿。事先朝中代表团开会商定对策及发言内容,落笔的任务便交给了“102”。
“102”才思敏捷,语言铿锵有力,是有名的“秀才”,且有其特有的工作方式。我只见他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口中授词,参谋执笔疾书。成文后,再经他过目定稿。他每确定一稿,我们便立即复写四份,其中两份立即送去翻译。这一全过程,往往赶在当天谈判代表出发去板门店之前完成,时间十分紧迫,没有高效率就不能完成任务,这里的关键人物便是“102”。
那是阴云密布的日子,停战谈判濒于破裂,美国人可能铤而走险。代表团做了应变准备,部分同志撤回了国内。我们这些留下的文弱书生也第一次摸了摸枪。
某日,我从山沟里走过。小树林前,“101”和“102”正在指手画脚。50米外的树梢上挂了一件军绿色的东西,远看不知是何物。警卫员做了个立射的姿势,举起了卡宾枪,瞄准了那件东西。我为好奇心驱使,便驻足看热闹。
乒、乒、乒,一阵枪声,惊得鸟儿四处逃遁。
另一名警卫员走过去,把东西捡了回来。
“101”和“102”兴致勃勃地细加验看。只见靶物上弹孔累累,破口处露出了白色的尼龙丝。“101”又把靶物翻了过来,背面也洞穿了。这时,我才看清,是美军的防弹背心。
“再试一次,放100米外。”“101”下了指令。
又是一梭子弹。背心前后两层也穿了洞。
“101”摇了摇头。
“这东西有什么用?只能给美国大兵壮壮胆。”说罢,一摆手,大家便散开了。
我正想向前走,“101”回过头来问道:
“小杨,你知道这试验叫什么吗?”
“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罢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响彻山沟。
若要问这“101”和“102”究竟是谁?这位“101”不是别人,正是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102”便是大名鼎鼎的乔冠华。
(作者曾任朝鲜停战委员会中方值班军官、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副代表,现为中国驻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
※ 来源：考研论坛 bbs.kaoyan.com </P><P> 关山渡若飞
1951年秋的一天,我刚从天津出差回来,一出北京车站,迎面走来了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李克农部长那里需要人,组织上决定派你去,你马上做好准备。”听罢,我又是高兴,又是紧张。高兴的是,能够参加向往已久的抗美援朝;紧张的是,那是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此去……
军令如山倒,匆匆交代了工作,我们一行十余人(都是外交部干部)两天后便从北京启程了。</P>
<P> ……到了安东(今丹东),气氛便截然不同。路人稀少,商店也大都关了门。窗户玻璃上全贴了“米”字形的防震纸条。大楼上架起了一挺挺高射机枪。市内行驶的也都是军车,一片战备状态。
我们乘坐的苏制“嘎斯”敞篷中型卡车向鸭绿江边开去。几分钟后,在暮色朦胧中,一座巍峨的铁桥赫然出现在眼前。这便是中朝交通咽喉——鸭绿江大桥。汽车在桥上徐徐通过,一根根钢梁越顶而过,桥下江水奔腾。车到桥中时,头上钢梁突然不见了,脚下也好像一下子悬了空,车轮下是用长木条搭起的支架。原来,桥已被炸断,部分坠落江中……
过江以后,一幅“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就逐渐展现在眼前。公路上,每隔数公里,即有一个对空警戒哨。敌机一临空,他们就鸣枪报警,就像古代中国用烽火报警一样。枪声阵阵往下传,因而美机每到一地,地面上总是漆黑一片,而在飞机攻击不到之处却是来往的车流,英雄的司机们就是这样同世界头等空中强国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些岗哨大都是妇女和老人。为了国家,为了运输车队的安全,他们日息夜作,冒着生命危险,担任警戒。
黎明时分,我们到了志愿军的一个兵站。一觉醒来我才发现,兵站建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美军螺旋桨侦察机就在兵站下面的山谷里盘旋,蓝眼睛高鼻子的驾驶员我看得一清二楚。
早早吃了晚饭,我们又上路了。像猛虎下山,我们一口气就赶了几十公里……突然间,汽车停住了。缓缓挪到前边才知道,原来是一条大江挡住了去路。江上仅有一座浮桥,一次通行一辆汽车。一位挥着小旗、吹着音笛的朝鲜人民军少尉,像交通警察一样,紧张而有秩序地指挥着过往的车辆。
好不容易过了江,汽车便沿着江岸飞驰,司机想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三年后,去平壤的路上,我又重返故地。大白天里才看清,当夜我们摸黑走过的这段路是个深邃的峡谷,两边山崖壁立千仞,深谷中雄鹰低翔。谷底一江清水奔腾而过。浮桥就架在江上的平底船上。公路则是沿着卵石沙滩,紧贴着岩壁向前延伸。这深谷蔽护着公路,保证了来往车辆和人员的安全,也保护了朝鲜壮丽的河山。
天亮以前,赶到“三八线”以南开城的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当天我们便分配到各业务处,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高手”和“剑客”
朝鲜停战谈判一开始就面临一些棘手的技术安排问题。
首先是地点问题。谈判要有个地方,哪怕有顶帐篷,也可挡风遮雨。还要有桌椅、照明、供暖等设备。至于桌椅如何摆法,双方如何进出,联络官们也要费不少口舌。
其次是语言问题。谈判双方分别是美国与朝鲜和中国。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在大会上仅用英语和朝语,在谈判桌上,仅摆联合国旗和朝鲜国旗。
同语言紧密相联的是记录问题。一般,国际会议都有秘书处,负责会议行政安排,包括会议记录。当时双方敌意正浓,朝中方面无意同美国人搞什么“联合秘书处”。在那个年代里,电子设备还不普遍,也排除了使用录音机的可能。这就是说,双方各自记录,而且只能用人工。
停战谈判的斗争十分尖锐,双方的字字句句都要仔细琢磨。我们的对手是美国人,而且美方的朝语翻译也不足信,因此朝中方面决定会上主要记英语,且要逐字记录,以求精确和完整。特别是掌握谈判过程的朝中领导人都没有参加现场谈判,因此,记录就显得更重要了。
做英文逐字记录就要有英文速记员。对美国人来说,英文速记员俯拾即是。可是,我们一时去哪里找呢?考虑再三,惟一的出路是:自己培养。于是,设法从上海买到几本翻印的英文速记书。不少懂英语的年轻同志便兴致勃勃地学了起来。
美国速记员几个人轮流作业,十分钟换一次班。回去休息时,即把速记符号转成文字。散会时,全部记录基本就绪。我方则是二人同记,由于技术一时不过关,只能普通字与速记符号并用,还需利用朝语发言或翻译的间隙补遗。这样,记完一次时间较长的会议,已头昏脑胀。回来还须相互核对记录内容,以求精确,若是对不出来,再找参加会议的翻译和参谋助一臂之力。
我们的速记人员中也有“高手”,他便是冀朝铸。这位“高手”在美国土生土长,英文水平高于他人,速记也学得快,成为会议记录的中坚。但“高手”也有被难倒的时候。谈判顺利时,遇有重要发言,美方还会递交一份发言稿;谈判濒于破裂时,美方代表前来赴会完全是为了应付,稿子念得飞快,像连珠炮,根本记不下来。我们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代表团的速记员不仅要负责搞出英文的全文记录,还常兼管我方公函的英文打字。我们用的是一架普通英文打字机,设备不如对方,然而却要求成品的质量不比美方逊色。这就是说,递交对方的重要信件和发言稿不能出现修改的痕迹,更不要说错漏。因此,为做到纸面整洁,只要出现一个错情,哪怕是一个字母或一个标点符号,便全部重打。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技术上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争一口气。我们不能丢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脸!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我们青年人主要做技术性工作,但通过出席会议,我们目睹了美国代表的蛮横和丑态。出入板门店及参加美方违反协议事件的调查,也使我们得以了解会议帐篷外的尖锐斗争。速记员的生活还在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为我们以后挑起更重的担子,做了准备。我们的“高手”后来成了周总理的翻译,另一名“剑客”邱应觉也成为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翻译和助手。尤其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三个当年同“联合国军”对着干的青年战士,最后都成了联合国的高级官员或我国驻联合国机构的代表。真是沧海桑田,世事何常!
“101”和“102”首长
凡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代表团的领导人是“101”和“102”。“101”又名“李队长”;“102”则是“乔指导员”的代号。
我们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属小字辈,做些具体工作,同代表团的领导工作联系不多。但是生活在同一小天地里,同“101”和“102”多少还有些接触。
某日下午,小路上迎面走来了“101”,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唇上留了一小撮胡子,虽是40好几的人,但步履稳健。身后跟着背着卡宾枪的警卫员。我大胆地走上前去,行了个军礼,叫了一声:“李队长。”说着就闪身往前走。
“站住”“101”把我叫住了,并上下打量着我。我不敢动弹。
“把风纪扣扣好。”他那深沉的声音又严肃又亲切。
我赶紧扣上。正想挪步,不料又传来:
“皮带呢?”
皮带怎么啦?仔细一想,我穿的是军官服,按照着装条例,不应束皮带。我连忙把皮带解下。
“游击作风!”“101”一针见血地批评道,接着又问:
“哪个方向在打炮?”
我知道他是在考我这个东西南北说不清的学生兵。我犹豫了一下,幸好夕阳帮了我的忙,说出了隆隆炮声传来的方向。
“101”点了点头,把我放了。
我手里提着皮带,悄悄地回到办公室,没有告诉他人刚才我挨说的事,但心里深感羞愧。
我同“102”的接触稍多一些。一段时期里还有幸从旁观看他工作。
谈判桌上的斗争十分尖锐,双方代表经常唇枪舌剑。为此,每次会前都要做充分的准备,特别是拟好发言稿。发言稿有两类,一类是长篇发言,系统驳斥对方的论点,另一类是短兵相接时使用的临时发言稿。事先朝中代表团开会商定对策及发言内容,落笔的任务便交给了“102”。
“102”才思敏捷,语言铿锵有力,是有名的“秀才”,且有其特有的工作方式。我只见他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口中授词,参谋执笔疾书。成文后,再经他过目定稿。他每确定一稿,我们便立即复写四份,其中两份立即送去翻译。这一全过程,往往赶在当天谈判代表出发去板门店之前完成,时间十分紧迫,没有高效率就不能完成任务,这里的关键人物便是“102”。
那是阴云密布的日子,停战谈判濒于破裂,美国人可能铤而走险。代表团做了应变准备,部分同志撤回了国内。我们这些留下的文弱书生也第一次摸了摸枪。
某日,我从山沟里走过。小树林前,“101”和“102”正在指手画脚。50米外的树梢上挂了一件军绿色的东西,远看不知是何物。警卫员做了个立射的姿势,举起了卡宾枪,瞄准了那件东西。我为好奇心驱使,便驻足看热闹。
乒、乒、乒,一阵枪声,惊得鸟儿四处逃遁。
另一名警卫员走过去,把东西捡了回来。
“101”和“102”兴致勃勃地细加验看。只见靶物上弹孔累累,破口处露出了白色的尼龙丝。“101”又把靶物翻了过来,背面也洞穿了。这时,我才看清,是美军的防弹背心。
“再试一次,放100米外。”“101”下了指令。
又是一梭子弹。背心前后两层也穿了洞。
“101”摇了摇头。
“这东西有什么用?只能给美国大兵壮壮胆。”说罢,一摆手,大家便散开了。
我正想向前走,“101”回过头来问道:
“小杨,你知道这试验叫什么吗?”
“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罢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响彻山沟。
若要问这“101”和“102”究竟是谁?这位“101”不是别人,正是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102”便是大名鼎鼎的乔冠华。
(作者曾任朝鲜停战委员会中方值班军官、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副代表,现为中国驻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
※ 来源：考研论坛 bbs.kaoyan.com </P>
你的头像怎么和我一样？也是你偶像？
还是你的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