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世界上二十次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

第1章 扎马之战


扎马之战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后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打败了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以前，迦太基已成为西地中海的主要大国。在这以后的数世纪期间，迦太基进行了频繁的征战，并把它的商业帝国扩展到了北非、西班牙、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但是，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它和与之保持了几乎300年同盟关系的罗马发生了冲突。那时，罗马主宰着整个意大利半岛，它对迦太基人距自己如此之近深感不安，而且，它对西西里岛早已垂涎三尺。所以，公元前264年，罗马发动了第一次布匿战争。
　　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41年。在战争过程中，由于在陆地和海上(这场战争主要是海战)作战的迦太基将领们没有得到国内政治家的有力支持，结果，他们的舰队被歼灭，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落入敌手。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哈米尔卡·巴卡在西班牙大力增强迦太基人的实力。公元前218年罗马人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哈米尔卡·巴卡的儿子汉尼拔就是从西班牙向罗马发起陆路进攻的。
　　汉尼拔在意大利转战16载，取得了(特别是在初期)巨大的战果，赢得了诸如特雷比亚、特拉西梅诺湖、坎尼等会战的胜利。然而，他在征战中并没有得到迦太基的大力支持。公元前207年，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巴率军增援，结果却在意大利北部的梅陶罗河畔战败而死。事实上汉尼拔在被召回迦太基之前已在意大利南部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迦太基人还在其他战场作战，其中最重要的战场是西班牙。战争爆发后不久，罗马派西庇阿两兄弟(巴布利阿斯与尼阿斯，他们分别是阿非利加努斯的父亲和叔叔)前往西班牙摧毁迦太基的实力，并切断汉尼拔的补给线。起初，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当哈斯德鲁巴和他的弟弟马戈以及另一个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儿子)统帅的3个迦太基军团增援伊比利亚半岛后，西庇阿两兄弟随即遭到失败，并在战斗中阵亡。这场灾难后不久，罗马元老院作出了一个大胆而理智的决定，即派遣24岁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到西班牙指挥那里的军队。西庇阿随后在那里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战绩。
　　西庇阿曾跟随其父在意大利北部与汉尼拔作战，后来又在坎尼与汉尼拔交锋。然而，当他去西班牙走马上任时，他的军事才能还鲜为人知。不久，他就用行动证明了自已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对各种作战原则，特别是对坚持既定目标、保持机动以及节约兵力等原则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是一个勇敢的统帅，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他总是尽可能地做好充分准备后才进行战斗。汉尼拔是他在扎马之战中的杰出对手，但论才能，汉尼拔比他要略逊一筹。尽管他的战略有时遭到非议，但从他在意大利的大多数作战表现来看，这些诋毁之词并没有多少证据。扎马之战时，西庇阿已成为第一流的军人，因而他能够发号施令。
　　到公元前205年，经过贝库、伊利巴和埃布罗河会战的胜利之后，西庇阿已把迦太基人赶出了西班牙，并已能够返回罗马。但他深知，只有在迦太基，而不是在意大利，才能彻底打败汉尼拔。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他不得不攻入迦太基本土。当他还在西班牙时，他采取了一个极端冒险而又颇有勇气的行动，即到北非访问，目的是争取很有力量的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的支持，结果，他如愿以偿。另一个努米底亚的王公马西尼萨，以前曾在西班牙为迦太基而战，这时也和罗马达成了协议。从军事角度来看，进军非洲的通路已经扫清，但在政治上，西庇阿却有许多对手。不过，公元前205年他被选为执政官，并被委派兼管西西里省。众所周知，那里将是进攻非洲的跳板。
　　在西西里岛时，西庇阿为了清除政治上的障碍，会见了努米底亚的使节。他从这位使节那里得知：西法克斯已经和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女儿索福尼斯芭结婚，并已废止与罗马签订的和约；在今后任何战斗中，西法克斯都将站在迦太基人一边。鉴于这种情况，西庇阿立刻采取了行动。公元前204年的春天，他率领约2.8万人(其中有2000骑兵)的部队扬帆起航，在非洲的法雷纳海角登陆。迦太基城位于突尼斯湾内，大约在两个海角，即法雷纳角和邦角的中间。即将发生的战斗是在现在的突尼斯，即埃尔卡夫-苏塞一线以北的地方展开的。这个地方虽然夏季用水是一个问题。但气候还比较宜人。
　　西庇阿很快得到了马西尼萨率领的200名努米底亚骑兵的援助。在乌提卡西南方向约3英里的一次战斗中，这些骑兵将汉诺将军率领下的一支迦太基军队诱入西庇阿设下的埋伏圈，使西庇阿彻底击败了这支前来对付他的军队。此后，西庇阿曾试图攻陷乌提卡，但由于那里的防御十分坚固，他采用了多种围攻方法也未能攻下。鉴于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率领的大批迦太基军队(可能有3.5万名士兵)正在逼进，同时，西法克斯正威胁着他的后方，因此，西庇阿决定在该城东部约2英里处扎寨过冬。
　　然而，公元前203年春，西庇阿取得了两项重大胜利。他派自己的舰队和2000人的兵力封锁乌提卡，自己则率兵南进，在马西尼萨的巨大帮助下，采取某种欺骗手段首先突袭了西法克斯的营地，继而又袭击了哈斯德鲁巴的营地。西庇阿用火攻摧毁了这两个营地，数以千计的敌人从大火中逃出时被砍杀。虽然哈斯德鲁巴和西法克斯在这场杀戮中死里逃生，但1个月后，他们又在一个叫做大平原的地方惨遭失败。该地位于巴格拉达斯谷地，在迦太基西南方向约8英里的地方。这两个迦太基统帅又一次安全脱逃。但西庇阿在突尼斯一带攻城掠地的同时，又派出副将莱利乌斯和马西尼萨前去追击西法克斯。经过激烈战斗，他们终于擒获了西法克斯。
　　起初，迦太基元老院在遭到新的沉重打击后，仍然异常镇静。他们向西庇阿的舰队发动攻势，并险些摧毁了这支舰队。与此同时，他们从意大利召回了汉尼拔和马戈。但是不久，主和派在迦太基元老院里占了上风，迦太基元老院决定与西庇阿媾和。罗马人的条件非常苛刻，其目的是使迦太基沦为一个一蹶不振的非洲国家，只保持名誉上的独立。迦太基元老院接受了这些条件，并派了一名使节到罗马去签署和约。但是，就在该条约报回之前，迦太基人两次违反了停战协议，西庇阿立即恢复了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汉尼拔已在小莱普提斯(拉姆塔)登陆，沿海岸向哈德鲁梅(苏塞)进军。在那里他得到了从利古里亚渡海前来的马戈部队的增援。马戈因在上次战斗中负伤而死于航海途中。汉尼拔曾在哈德鲁梅停留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曾请求努米底亚的提哈乌斯王公前来协助，因此，他需要在此等待这位王公的到来。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汉尼拔和马戈从意大利带出来多少部队，据说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出来的“老部下”为数1.2万人，马戈的部队大约是1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雇佣兵)。汉尼拔肯定得到了提哈乌斯的援助，后者带来了2000匹马和大量迦太基兵员。汉尼拔的总兵力约有4万人。如果依托迦太基的安全基地作战，这些部队本可以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形势的发展却使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基地。
　　西庇阿采取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冒险行动。当汉尼拔还在哈德鲁梅时，他沿巴格拉达斯山谷向西推进，将通往他设在乌提卡的基地的交通线暴露出来。在此之前，他已火速通知马西尼萨派尽可能多的部队(特别是骑兵)前来参战。迦太基人与西庇阿媾和之后，马西尼萨已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去了，他正忙于尽可能多地掠取西法克斯的财物。西庇阿不想在没有马西尼萨军队参战的情况下与汉尼拔交锋。通过向内地推进，他向自己的同盟者靠近了。同时，他把沿途所有的迦太基城镇无情地捣毁，从而切断了迦太基城的一个主要供给来源。
　　这样就出现了下面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迦太基人吵闹着要汉尼拔追击西庇阿并与之决战。几天之后，汉尼拔便应迦太基人的要求，强行向扎马推进，尽管他可能并未完全作好准备。汉尼拔在扎马作战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是个迷，但人们通常认为，它是在距哈德鲁梅正西8英里的地方。
　　引起战斗的某些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具体细节，目前仍不清楚。由于波利比奥斯和李维的叙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很不一致，因此他们的著作对我们搞清楚这些事件帮助不大。但人们通常接受这种说法。即汉尼拔曾派3名暗探去侦察西庇阿在扎马以西约30英里处的营地。后来这3名暗探被俘，但西庇阿在释放他们之前，同意让他们参观自己的大部分营地。可以推断，西庇阿之所以这样慷慨大方，目的就在于使这3名暗探对西庇阿的军队在士气和物质上的优势形成深刻印象。不管怎样说，这件事使汉尼拔欲与西庇阿会面。为此，汉尼拔派了一名传令官去完成这个任务。两位统帅在一个由西庇阿提出的地点举行了会谈。为了这次会谈，汉尼拔被迫把他的营地迁移到一片无水的山坡地，这使他的部队饱受干渴之苦。在谈判过程中，汉尼拔提出了令西庇阿难以接受的和平条件。这样，两位统帅离开会场，各自展开自己的军队准备交战。
　　很明显，这个故事很有内容，但它也留下了许多尚未解答的问题。例如，马西尼萨和他的6000步兵及4000骑兵是在暗探离去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到达西庇阿的营地的？波利比奥斯说在此之前，而李维却说在此之后。为什么汉尼拔要离开原来的有利位置向前开进？难道他认为在马西尼萨与西庇阿汇合之前，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就能赢得战斗的胜利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和西庇阿的会面上呢？或许，他知道马西尼萨已到，并感到胜利极无把握，因此在拿帝国的命运冒险之前再作最后一次和平努力？这些问题可以继续探讨，但事实的全部真相永远无法知晓。然而，正是汉尼拔军队的奇怪调动和毫无结果的谈判导致了扎马之战。
　　公元前202年的10月，西庇阿与汉尼拔的军队进行了完全公平的较量。汉尼拔拥有最多的步兵(2.9万至3.6万人)，而西庇阿则在骑兵上占有优势(4000至6000人)。汉尼拔还有80头战象，其数量比以往任何一次战斗中的数量都多，不过，这些大象可能只有一部分受过训练。

　　西庇阿采用他惯用的作战队形，把他的大军排成三列阵式，第一列为铠甲步兵，其后是主力兵，第三列是后备兵 [ 注 ] 。他在西班牙已领教过迦太基人战象的厉害，所以决定避免将大量的步兵支队交错散布于整个阵位，而是把他们排成纵队直接布置在一线部队的后面，这样他就可以在自己阵式的整个纵深内留出一条相当宽的通道，以便让汉尼拔的大象在受惊奔跑时通过。为了使这种漏斗形的布阵效果更好，他缩短了铠甲步兵与主力兵之间的间隔，以避免那些大象横向冲撞。铠甲步兵支队之间的间隙由轻散步兵填补，这些矛枪手将首先参战。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沿各列战线相机待命。西庇阿的左翼是莱利乌斯指挥的意大利骑兵，右翼是马西尼萨指挥的努米底亚的骑兵和步兵混合部队，西庇阿可能共有罗马步兵2.3万人，骑兵1500人；马西尼萨步兵6000人，骑兵4000人；可能还有努米底亚王公达卡马斯的600名骑兵。
　　汉尼拔的军队成份复杂，这支军队远比西庇阿的军队更难指挥和控制。为了快速突破敌阵，并使第一线步兵迅速扩大突破后的战果，汉尼拔把象群布置在部队的最前面。虽然波利比奥斯没有提到任何轻步兵，但是，汉尼拔的第一线部队是由利古利亚与高卢的雇佣兵、巴利阿里的投石兵和摩尔人的部队组成的，而后两者通常是轻步兵，可能直接在象群后充当前锋部队。第二线部队由本地的利比亚和迦太基人组成，他们将在第一线部队被突破后独立进行战斗。距第二线约200码处是有战斗经验的意大利老兵卫队，他们大部分是布鲁提亚人，将充当独立的预备队。部队的右翼是迦太基骑兵，左翼是努米底亚骑兵，两者加起来总数不超过4000人。
　　汉尼拔之所以组织独立预备队，并将他们部署在距二线部队一定距离以外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为他认真研究了他的对手在以往战斗中所使用过的战术，对西庇阿可能采用的进攻计划有所了解。西庇阿喜欢首先扫清对方军队的两翼，然后进行向心攻击，以铠甲步兵对突出出来的中央之敌实施包围——这种战术是他在坎尼会战中从汉尼拔那里学来的。汉尼拔把他最精锐的部队留作预备队，他做好了进行各种钳形攻势的准备，一旦前两线的部队得手，汉尼拔的预备队将对西庇阿的后备兵给予最后一击。
　　会战的第一阶段中有可能发生了散兵战，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汉尼拔计划首先用象群发动冲击。汉尼拔的象群冲击进行得非常糟。罗马人的号手和旗手吹起刺耳的军乐对象群进行阻拦，许多大象——它们可能没有受过良好的作战训练——受到惊吓。象群的最大受害者是汉尼拔的努米底亚骑兵，他们同时受到马西尼萨骑兵的冲击，并很快被击溃。那些冲到对方阵前的大象确实在已冲到它们面前的罗马轻步兵中引起了一阵惊慌，但这些大象尚未突破敌阵就被不断投来的标枪所驱散，有些大象穿过西庇阿事先为它们留出的通道，消失在阵列的后方，另一些大象则向右翼逃去。莱利乌斯趁敌混乱之机向汉尼拔右翼的迦太基骑兵发起攻击，将他们逐出了战场。就这样，当会战的第一阶段结束时，汉尼拔的大象和骑兵已被打散，他的两翼已经暴露。
　　第二阶段的战斗出现了某种异常混乱的局面。一旦象群和骑兵被赶出战场，双方军队都向前冲击，但汉尼拔的第三线部队仍站在原地未动，因此，他们距主力部队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了。当汉尼拔的雇佣兵与西庇阿的铠甲步兵厮杀在一起时，战场的相对寂静突然被多种语言的骇人呼喊声打破了。起初，西庇阿的铠甲步兵被机动能力较强的敌人打退，但他们的防线始终未被突破。在背后主力兵的呐喊助威声中，这些铠甲步兵最后终于把高卢人和利古利亚人压了回去，罗马军队很快占据了优势。
　　与西庇阿的铠甲步兵不同，汉尼拔的雇佣兵完全未从第二线部队那里得到鼓励。这些利比亚人和迦太基人任凭同伴蒙受敌军的全力打击而不上前协助，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出于汉尼拔的命令，而并非由于胆怯，因为一般说来，非洲人打仗是非常勇敢的。但是，不管怎样，雇佣兵仍并不喜欢他们这种做法，在忍受不住的情况下，便退向第二线寻求保护，而第二线部队拒绝接纳他们。于是迦太基人的第一线和第二线部队之间发生了内讧。最后，非洲人自己也摆脱了雇佣兵向第三线退去。但汉尼拔坚持不允许他们拥进他的老兵卫队中，他命令老兵卫队平举矛枪，将退下来的部队赶到两旁。不过，在被赶出战场之后，这些退下来的部队中的佼佼者在敌对行为中断后，似乎又被重新组织起来，并被部署在意大利老兵的两侧。
　　这时战斗的关键时刻出现了。受到严重削弱的西庇阿的铠甲步兵正准备扩张他们击退雇佣兵和非洲人的战果，可西庇阿却把他们撤了回来。此时。战场上尸横遍野，一片恐怖景象，死伤者的鲜血流满战场。西庇阿需要暂停一下，以整编部队，汉尼拔竟让他得逞。罗马人在受到严重削弱的铠甲步兵两侧增派了主力兵和后备兵，从而扩展了战斗队形。马西尼萨的步兵在会战中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少，如果他们这时仍在战场上的话(他们没有随他们的骑兵跟进)，西庇阿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如果他们不在，那么交战双方的兵力几乎是相等的。可以肯定，在武器、勇气、指挥才能和决心等其他方面，双方也是旗鼓相当的。
　　最后，还是罗马人以稀疏的队形(这是半岛战术的萌芽)在布满血污的战场上首先发动了最后的攻势。毫无疑问，西庇阿本来有希望将敌人包围，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汉尼拔精锐部队的顽强抵抗。他的所有部队陷入苦战，几乎没有机动的余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追赶迦太基骑兵的罗马骑兵返回了战场，并向鏖战中的汉尼拔部队的背后发起了冲击。汉尼拔的部队转身迎战来敌，但他们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已无获胜的希望。他们大部战死于阵前，极少数企图逃跑的人被驰骋于战场的罗马骑兵砍杀。据说在扎马会战中，迦太基人战死2万人，被俘1.5万人。罗马方面只有1500人战死，4000人受伤。
　　见大势已去，汉尼拔逃到了哈德鲁梅，并从那里被召到迦太基，参加与罗马军队的和平谈判。这时，迦太基在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已向西庇阿投降。汉尼拔敦促元老院接受和约。事实上，迦太基人并没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尽管西庇阿近来饱受迦太基人背信弃义之苦，但他胜利后却显得非常宽容大度。
　　 55年后，即扎马会战中的两位英雄被流放——他俩一个是自愿的，另一个则是被迫的——很久以后，很少有人还想到复仇，迦太基也被夷为平地。迦太基帝国生存了几乎400年，但迦太基人未能使广大疆域内的人民获益。商业使这个帝国具有一种残酷而且掠夺成性的特征。它的消亡为更高一级的罗马文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可以说，地中海世界的命运浸淌着从扎马战场上流来的鲜血。

图1: 扎马之战(公元前202年)

图2: 扎马之战(公元前202年)
　　扎马之战中的关键性事件是罗马骑兵的返回。就象历史上存在着其他许多“如果”，“但是”一样，人们尽可以推测，要是没有莱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的到来，会战的结果又将会如何。战争中的两位最伟大的统帅为了他们的未来世界进行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搏斗。当时双方获胜的可能性是非常接近的。尽管罗马军队在纪律和训练方面略胜一筹，看来更可能获胜，但汉尼拔取胜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会战的关键阶段发生了作用呢？汉尼拔的骑兵仅有西庇阿骑兵的三分之二(也许还要少，如果西庇阿得到达卡马斯率领的第二支努米底亚部队的话)，但他的步兵在战斗开始时却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可是，他的大象在战斗中与步兵们糟糕地搅在了一起，他部署在两翼的骑兵似乎也未发挥很大作用。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迦太基人的左翼，提哈乌斯的骑兵数量只相当于马西尼萨骑兵数量的一半；而在右翼，虽然双方的骑兵数量旗鼓相当，但是，罗马骑兵几乎肯定比迦太基骑兵更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值得提及的事情，因为常常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汉尼拔命令他的骑兵只稍作抵抗，以便使他们能尽可能地把对方的骑兵吸引到远离战场的地方去。这样，他就可以用他的优势步兵赢得战斗的胜利。
　　这些他可能做到了，尽管让训练有素的步兵假装败退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命令全部骑兵只进行象征性抵抗后便撤离战场对于步兵的士气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命令骑兵撤离战斗、离开战场，尽管不那么容易，但并非做不到。问题是一旦他们溜之大吉，以后的战斗结局将会怎样就很难说了。遗憾的是迦太基骑兵的命运未被记录下来，他们是被追上和被消灭？还是被禁止长时间离开战场的罗马人放弃了追击？搞清这些问题是有益的。很可能汉尼拔并没有发出特别的命令，因为将发生什么结果，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总是计划单独用步兵夺取战斗的胜利。
　　与骑兵行动密切相关的是步兵战斗最后阶段之前的那段战斗间歇以及汉尼拔打算让他的第三线部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正如德国作者莱曼所提到的那样，汉尼拔看来根本没有料到要从背后抵挡骑兵的进攻，因为这些第三线部队是汉尼拔用以决胜的部队，他们一定是被用来进攻的。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战斗是按汉尼拔的计划进行的，他们的任务将是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聚歼西庇阿的后备兵以及残余的主力兵。鉴于在早期的战斗中，西庇阿的主力兵几乎未受到影响，可以想象，汉尼拔象西庇阿一样需要使战斗暂停一下。
　　对汉尼拔的计划来说，时间是最为重要的。汉尼拔不知道罗马骑兵会离开战场多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让西庇阿获得喘息的机会，以便把伤员向后方转移，并重新组织起战斗队形，这对汉尼拔是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汉尼拔在西庇阿召回铠甲部队之前就令部队前去与之交战，那将恰恰促使那位罗马将领实施他最拿手的战术，即用主力兵和后备兵合围迦太基的军队，这对汉尼拔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当西庇阿将铠甲步兵召回时，汉尼拔一定看到罗马的主力兵虽然参加了战斗，但他们并没有受到严重削弱。因此，将要进攻的罗马步兵几乎比汉尼拔的老兵卫队强大一倍。所以，汉尼拔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听任战斗暂停下来，并收容第一、第二线部队中的幸存者充实自己的部队。这种情况对西庇阿来说再合适不过，因为无论汉尼拔对他的骑兵下了什么命令，西庇阿的骑兵都会明白他们不能离开战场太久。
　　这样，到了第二阶段末尾，汉尼拔的失败已成定局。对他来说，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在罗马骑兵不可避免地回到战场之前他还剩多长时间。波利比奥斯说，他们“在紧要关头顺应天意地到达了”。我们没有理由对他的话表示怀疑。罗马骑兵的返回是扎马会战中的决定性事件，无论西庇阿还是汉尼拔(他更不可能)都无力左右这件事。无论多么伟大的将领有时也需要运气。在汉尼拔的最后一次会战中，他成了弃儿——因为在扎马，命运之神捉弄了他。
　　会战的胜负往往决定于一个失败的指挥官(几乎肯定地说，也包括胜利的指挥官)所无法控制的因素，扎马之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较好的例子。在激烈的步兵战斗中，罗马人的胜利来得十分勉强，但无可争辨的事实是，在关键时刻罗马骑兵幸运地返回了战场。

第2章 黑斯廷斯之战


忏悔者爱德华死于1066年1月5日。他死之后，贤人会议(又称咨议会)选举韦塞克斯伯爵哈罗德·戈德温森为英格兰国王。然而，他登基坐殿显得很不硬气，因为他既没有王族的血统，又没有势力很大的麦西亚伯爵和诺森伯里亚伯爵的支持。而且，还有两位外国王公认为自己对英格兰王冠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表示绝不退让。
　　 1042年哈迪卡纽特国王死后，丹麦对英国的统治遂告结束。但是，挪威国王马格努斯一世却声称，根据他与哈迪卡纽特之间的协议，他应有权继承王位。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试图从忏悔者爱德华手中夺取王冠。事实上，他的继承人哈拉尔三世正等待着有利的时机进攻英格兰。
　　诺曼底公爵威廉要求继承王位的理由稍微充分一些。由于他姑祖母埃玛的关系，他与爱德华是嫡表兄弟。完全有理由认为爱德华流亡诺曼底时，曾允诺由威廉继承王位，虽然他无权那样做。而且，当哈罗德的船在法国海岸遇难，他本人被无耻的潘索伯爵囚禁时，威廉救了他，并十分尊重和友好地对待了他。哈罗德被诱立下誓约：在爱德华死后，不反对威廉继承英格兰王位。
　　在以上两个王位争夺者中，首先入侵英格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巨人哈拉尔三世。英格兰国王曾认为更大的战争威胁来自诺曼底，所以，整个夏季他都把自己的侍卫队和民军 [ 注 ] 沿南部边界展开，严阵以待。到9月初，部队的薪饷和给养就耗尽了，而且，他的士兵多是自给农民，需要在收获的季节留在家乡。于是，哈罗德被迫解散民军，率舰队返回伦敦。这一行动虽然对这次战役并不能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却是十分不利的。然而，威廉却在长时间的等待中，使自己的封建武装做好了战斗准备，从而大大方便了出师任务的完成。同时，由于英国舰队在返回伦敦途中遭到了损失，威廉暂时取得了对海峡的控制权。
　　解散民军几天后，哈罗德得到消息：与哈拉尔三世联合反叛的哈罗德的弟弟托斯蒂格，在斯卡伯勒抢劫烧杀之后，率领他的狭长快速战船沿着乌斯河到达李卡尔，在那里率领约1万人登陆，然后向约克进军。9月20日，哈拉尔三世在富尔福德与莫卡伯爵和埃德温伯爵率领的军队相遇，经过一整天的激战，英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这一损失对黑斯廷斯战役的结局具有深刻的影响。
　　哈拉尔三世的入侵使哈罗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哈罗德清楚地知道威廉正等待着有利的风向，然而，他又不能坐视外敌入侵北方不管。他甚至没有时间与北方贵族联系。哈罗德开始了可载入史册的一次伟大的进军，率领他的侍卫队沿埃尔迈恩大道疾进，同时，边进军边征集各郡部队。当挪威人轻松自在地驻扎在德文特河东岸，以为他还在南方时，哈罗德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在9月25日的斯坦福布里奇之战中，困乏的撒克逊人表现出不可征服的意志，经过6小时的苦战，他们击溃了北欧人，杀死了哈拉尔和托斯蒂格。哈罗德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并非没有代价：他的侍卫队和各郡部队都受到惨重损失。两天后，风向转南，9月28日，诺曼底军队毫无阻挡地在佩文西登陆了。
　　听到忏悔者爱德华的死讯和哈罗德继承王位的消息，威廉极为愤怒。他发出信件提醒哈罗德记住自己的誓约，但哈罗德置之不理。于是，威廉就准备进行战争了。诺曼底军队不同于撒克逊军队，它是封建体制的军队，每一位贵族和主教各有自己的封地，但他们必须供养和装备规定数量的骑士为诺曼底公爵效劳。这一次，威廉说服贵族们把他们的骑士数量增加了一倍。此外，人们很快又听到消息说，这是得到了教皇支持的神圣使命，胜利者将得到丰厚的报酬。于是，法国各地的志愿者聚集到诺曼底。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及被征召的士兵都是步兵，因为运输问题限制了可以渡过海峡的马匹的数量。在佩文西登陆的诺曼底军队约有8000人，其中2000名是骑士。
　　哈罗德可能是在约克，或是在回伦敦的路上得到威廉登陆的消息的。他策马向前，超越自己的部队，沿途命令各郡集结新的部队。威廉并没有向伦敦进军的意图，在会战开始之前，他必须驻扎在他的舰队附近。他的军队从佩文西进驻到黑斯廷斯，捣毁了周围的村镇，等待哈罗德的到来。威廉没有等待很久，哈罗德就率军抵达那里了。哈罗德此时的急躁盲动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哈罗德出发迎战威廉时只有不足5000名士兵，但他一路上发出命令，要各郡部队加入他的行列，或者直接赶到指定的集结地。我们不知道集结地的确切位置，它可能是在科尔德贝克山上(现在巴特尔镇的北部)，也可能是在历史上称为森拉克的山脊上。在那里哈罗德建立了防御阵地。这两个防御阵地都距伦敦约60英里，如果哈罗德的出发日期是10月12日(很可能如此)，他应当在13日晚到达防御阵地。但由于各支部队之间的距离拉开很大，加上在崎岖小路上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经过整整一夜，实际上直到第二天上午，他的部队才陆续到齐。
　　哈罗德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十分清楚周围的环境。他选择了一个极好的防御阵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诺曼底人。哈罗德面对的敌人拥有强大的步兵和弓箭手，特别是拥有强大的骑兵，而他的军队没有骑兵，甚至没有弓箭手。他的侍卫队的主要装备是盾和双手使用的长柄战斧，他们可能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步兵。至于哈罗德的民军，虽然他们通常在大乡绅的有力领导下，作战异常勇敢，但他们缺乏纪律，并且既没有受过必要的训练，又没有有效抗击骑兵的武器。所以，必须设法诱使诺曼底人进攻防守坚固的阵地，在诺曼底骑兵进攻受挫时，哈罗德的军队再选择有利时机发动反攻，把诺曼底军队赶回去。
　　哈罗德选择的防御位置，横跨一条山脊，这条山脊构成了一条狭窄地带(现在的巴特尔大街占据其大部)的一部分。它的两侧十分陡峭。森拉克山脊的坡度虽然没有连接森拉克山脊与科尔德贝克山的狭窄地带的坡度大，但进攻中央阵地和山脊东部地区的军队必须爬坡攀登。防御位置的西部(撒克逊防线的右侧)是一片低地，甚至在10月份这里依然是一片沼泽，因为森拉克山脊和泰尔汉姆山之间的山谷中，许多小溪流和阿斯顿河纵横交错。哈罗德把军队沿山脊呈一线展开，两翼相距约600多码。他还在侍卫队前部署了一部分民军(装备有投石器和标枪)，这部分民军在掷完投石和标枪后将撤到侍卫队背后。这一天清晨，援军继续不断地到来，哈罗德的线式防御队伍应当相当的密集。
　　诺曼底军队10月14日星期六清晨5时30分离开了位于黑斯廷斯的营地。可能约在9时30分，这支长长的纵队(约3英里长)进入阵地，成一字形展开，准备进攻。威廉计划发动一字形进攻，他的部队分成三部分：右翼是法国和佛兰芒雇佣兵；中央是由威廉亲自指挥的诺曼底军队，兵力超过了两翼兵力之和；左翼是布列塔尼人。整个黑斯廷斯战役可以清楚地分成四个阶段。当然阶段与阶段之间可能存在着短暂的停顿，因为没有一支穿着锁子甲发动仰攻的军队能在长达近9小时的战斗中持续不断地冲锋。第一阶段持续约1小时，威廉指挥弓箭手发起攻击，但在撒克逊人的“盾墙”前显得无能为力。由于哈罗德的弓箭手数量极少，诺曼底人很快就不受对方箭矢的威胁了。
　　在第二阶段，威廉指挥他英勇的、久经战斗锻炼的步兵发起进攻。这些步兵与哈罗德的侍卫队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场上到处回响着兵器的撞击声。在激战中，双方伤亡惨重。然而，威廉的步兵虽然在一些地区突入了撒克逊方阵，但方阵不久就得到加强，始终保持着不可突破的完整阵形。诺曼底步兵有条不紊地撤下来后，威廉把他军队的王牌——骑兵——移至前列，向撒克逊人发起了第三阶段的攻击。
　　这次攻击同前两次攻击一样也没有成功。撒克逊人阵地前的道路都很难走，骑兵根本无法快速前进，而且，没有铠甲保护的马极易受到撒克逊人投射兵器的攻击。这一阶段，诺曼底军队的左翼发生了一起几乎是灾难性的事件：布列塔尼骑兵由于不如同盟者顽强，或是由于遭到了更激烈的抵抗，开始向后退却，在退却过程中，又引起紧跟在他们后面准备扩大攻击成果的步兵的溃退。这样，诺曼底军队的中央被完全暴露了。
　　当英格兰右翼的民军反击时，诺曼底军队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完全混乱的状态。他们全线都在溃退，混乱中，威廉也落下了马，战场上响起了一片“威廉死了”的喊声。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它可能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威廉此刻显示了一位真正领袖人物的品格，他摘下头盔，以便让人们认出他，然后骑上马，驰骋于整个前线，鼓舞军队更顽强地战斗。于是，双方在侧翼的沼泽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残杀。虽然诺曼底骑兵在泥泞的沼泽地上挣扎，许多骑兵被摔下马来，但是，参加反击的撒克逊人还是被他们全歼了。这一点对哈罗德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但并不是致命的，因为这件事发生时，哈罗德的全部兵力都已到齐，他有力量去补充防线中出现的缺口。
　　这时大概半天过去了，无疑战斗出现了暂时的停顿，因为双方都受到重创，必须重新组织和进行补充。但不久，威廉又一次指挥骑兵发起了攻击，而英格兰人又一次失算，重复使用了他们对付布列塔尼人的方法。这次事件发生在英格兰防线的左翼，英格兰的反攻部队又被彻底歼灭。
　　下午4时左右，这次会战中最具决定性和最血腥的阶段开始了，尽管撒克逊军队伤亡惨重，但其整个防线仍岿然不动。威廉决定指挥三种力量协同攻击。他命令弓箭手加大射箭角度，这样虽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但却迫使英格兰人举起盾牌，从而使那道“盾墙”不复存在。在弓箭射击的掩护下，其余诺曼底骑兵和数量依然众多的步兵冲上去与敌人搏斗。哈罗德的侍卫队在攻击面前依然顽强地抵抗着，但是，由于在第二次反击中兵力被严重削弱，撒克逊防线开始出现缺口，又没有兵力去填补。终于，诺曼底人在高地上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一旦到了平地上，诺曼底的骑士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象楔子一样插入撒克逊的队伍中。
　　太阳落山后不久，侍卫还没有来得及向英军大旗聚拢，威廉军队的四名骑士便冲向大旗，把英格兰国王砍倒了 [ 注 ] 。国王的两位兄弟已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战死。英格兰军队失去了指挥官，民军也已精疲力竭，于是他们四散溃逃，希望黑夜和安德雷斯威尔德森林能把他们隐藏起来。诺曼底公爵私生子威廉赢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诺曼底王朝在英格兰的统治开始了。然而，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也是可歌可泣的一天：仅存下来的侍卫向金色的韦塞克斯龙旗和带作战者图案的旗帜靠拢，与他们的国王死在了一起。

图3: 1066年10月14日黑斯廷斯之战的战场位置(与现在的巴特尔镇图重叠)

图4: 黑斯廷斯之战(1066年10月14日)

　　当决定发起战役时，哈罗德本应有一支强大的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可是他的军队既不精力充沛，又没有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那么，哈罗德在军事事务中不容置疑的清晰判断和敏捷思维，是否能帮助他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呢？这需要时机。在战役过程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时机(如果确实可以说它是个机会的话)。这就是在诺曼底人左翼作战的布列塔尼骑士退却时，不仅引起了步兵的退却，而且也暴露了诺曼底人的左翼，造成了诺曼底军队全线突然的溃退。
　　哈罗德的战略是打防御战，直到诺曼底的骑兵在盾墙前受挫后才转入进攻。威廉的战略是通过突袭和计谋击破撒克逊方阵。为此，诺曼底骑兵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在诺曼底骑兵受到重挫之前，撒克逊方阵必须保持严整。哈罗德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自己的位置。
　　在黑斯廷斯之战的记载方面，最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和文物有：普瓦蒂埃的威廉(他是公爵的牧师)、瑞米耶日的威廉、贝叶挂毯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从英格兰方面来讲是最可靠的记述，然而，比较粗略，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地了解到当时在撒克逊防线右翼所发生的一切。布列塔尼人肯定受到了严重打击，他们的退却不可能是佯动；但是，哈罗德军队中的某个大乡绅或是哈罗德的某个兄弟是否发出了反击的命令，则从未有材料透露。只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就是他们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向溃逃的布列塔尼人发起了追击。从他们一贯缺乏纪律的情况看，有理由认为这是一次盲动出击。
　　诺曼底的队伍一时大乱，这种现象直到公爵以他巨大的个人力量重新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后才结束。因此，这段很短的时间正是哈罗德指挥撒克逊全线部队向前推进的有利时机。整个英格兰军队的强大进攻，可能压倒诺曼底弓箭手和步兵，但是，双方的伤亡都会非常惨重。有些人(包括富勒将军)认为哈罗德如果采取这样一次行动，他将取得胜利。然而，对形势的认识，在处于生死关头的英格兰国王和对此经过900年认真思考和总结的后人之间可能是极其不同的。哈罗德很可能认为，进行最后搏斗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他自己的援军正陆续到来，更重要的是诺曼底骑兵依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一旦诺曼底的骑兵重新站稳脚跟，他们就将迅速、猛烈地打击民军，而民军是骑兵极易打击的目标。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证明。
　　这是这次战役中的决定性时刻，但这只是对诺曼底人而非撒克逊人而言。如果威廉没能成功地应付那种紧急情况，诺曼底侵略者就会真正陷入危机之中。在中世纪的战役中，一旦国王(这里是公爵)倒下的喊声四起，一旦王室旗帜在战场上消失，人们的战斗激情就会顿然消失，随之而来的是难以消除的恐慌。哈罗德在战役的这个阶段中始终保持着盾墙可能是正确的。不幸的是，在接着出现的事件(的确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事件)中，他再也找不到发起攻击的机会了。
　　在第二个事件中，相当一部分英格兰民军被诱出并遭到干净利落的惩罚。这比第一次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时已经到了下午，哈罗德国王已没有任何支援力量，队伍已不那么严整，变得松散了。
　　在发生布列塔尼人退却事件后，战斗可能停了较长一段时间后，威廉才又一次指挥骑兵冲上山脊。普瓦蒂埃的威廉强调指出，此时，威廉已认识到他无法突破盾墙，同时想到从左翼的混乱中最终偶然赢得的胜利，决定以两次计划严密的诈退来赢得战役的胜利。倘若战斗中有较长时间的停顿，威廉也许有时间对这种最困难的作战行动进行筹划组织。但是，他的牧师当时并不在场。以后在写国王的这段经历时，这位牧师不愿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诺曼底的骑兵同他们的布列塔尼伙伴一样被击败了。尽管人们已普遍接受了他的说法，即那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但他的说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我们应当记住，在一心一意向前冲击的过程中，要命令几百人改变方向是极其困难的。
　　然而，不管第二次退却是伪装的，还是偶然发生的，它都是战役的转折点。毫无疑问，中央的诺曼底骑兵由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一点没有因右翼的退却而惊慌失措，而是迅速地冲向那些愚蠢地离开撒克逊防线的士兵，砍杀、分割、包围、踩踏他们。战斗很快结束了。没有一个撒克逊人逃回到当时已空虚的撒克逊盾墙中去。战役的最后一个阶段就这样轻易地结束了。
　　这就是使哈罗德在黑斯廷斯之战中败北，从而改变了英格兰命运的四个因素。明确指出这四个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困难的，但是，如果能够假设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能脱离其他因素而独立地发生作用的话，那么，北方民军的丧失很可能是威廉取胜的最直接的原因。
　　黑斯廷斯之战同扎马之战一样，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指挥官的失败是由于发生了他无法控制的偶然情况。然而，这场战役也说明了控制战局的强者如果临危不乱，则可以把偶然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对于民军两次离开防线的行动，我们不能指责哈罗德，不是他命令他们那样干的。他无力制止他们，他在这一战役中失败很可能是由于他们自作主张所致。威廉公爵在他的士兵意外地陷入混乱、自己也掉下马来的关键时刻爬起来，骑上马，重新出现在人们都能看见他的危险地方，从而挽救了十分危急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形势，避免了使一时的挫折进一步转变成一场大溃败。

第3章 曼齐刻尔特之战(1071年8月)


曼齐刻尔特之战在军事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此战最终导致了西方世界政治轴心的变化。尽管拜占庭帝国后来又收复了安纳托利亚的部分领土，但曼齐刻尔特之战却敲响了拜占庭帝国的丧钟，虽然此后发生的其他灾难(主要是1176年的密列奥塞法隆之战和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远征)也是拜占庭帝国崩溃的原因。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帝国一直是欧洲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因此，曼齐刻尔特之战的确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战。
　　自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旧址建都以来，拜占庭帝国历经沧桑。它曾有过繁荣、发展和统一的年代，也曾有过内部动荡、外敌入侵、生存受到威胁的黑暗时代。在其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拜占庭帝国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打仗。
　　曼齐刻尔特会战爆发前的半个世纪是拜占庭帝国极其衰败的一段时期。巴西尔二世不仅是个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且是个富有才干的统帅。他曾重创保加利亚王国，因此得到一个贴切而不文雅的绰号：“保加利亚人的屠夫”。当他于1025年去世的时候，拜占庭帝国已元气大伤。不久，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便趁拜占庭军队士气低落和战斗力下降的机会对其进行侵扰。但是，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更为严重和直接的威胁还是来自东面的塞尔柱突厥人。这个民族勇猛剽悍，不仅傲慢而且还富有侵略性。
　　关于突厥人的由来我们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但他们很可能于9世纪末来自咸海北部的某个地区。他们的首领是古兹王公的一位王子(这位王子晚年皈依了伊斯兰教)，塞尔柱民族的名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早在11世纪初叶他们就曾多次袭击拜占庭的领土，不过那时，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抢劫而已。然而到了11世纪中叶，由于发现对手的抵抗很弱，而且每次袭击都能掠获很多东西，突厥人的入侵变得愈加频繁和深入了。形势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亚美尼亚，这个国家原是个重要的缓冲国，经过长期不断的军事征讨和艰难的谈判，拜占庭帝国于1045年将它吞并。但是在1064年，塞尔柱人攻陷了亚美尼亚的首府和最后的要塞阿尼，终于完全占领了这个国家。亚美尼亚的陷落无疑是拜占庭帝国在曼齐刻尔特会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
　　曼齐刻尔特会战的胜利者艾勒卜•艾尔斯兰(意思是勇猛的狮子)是塞尔柱王朝的缔造者塞尔柱的重孙；他生于1029年，1063年成为苏丹。在贤臣尼札姆•穆勒克的得力辅佐下，他统治着一个从河间地带一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庞大帝国。人们对他的性格所知甚少，但有关他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位伟大的勇士和卓越的统帅。显然，他很强硬，很有手腕，因此很可能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也都一样凶狠残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他给了拜占庭帝国致命一击，但是他的抱负(和他的祖先一样)却是要直取法蒂玛王朝的所在地开罗，因为塞尔柱突厥人是逊尼派教徒，立志要扩张阿拔斯王朝的势力。令人费解且十分重要的是，拜占庭似乎从未想到过要利用伊斯兰教内部的严重不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发生曼齐刻尔特会战的那个时代里，塞尔柱人在开阔地进行的直接对阵中并不是拜占庭军队的对手。尽管拜占庭王朝晚期的几位皇帝昏庸无能，但只要管理得当，拜占庭军队仍能有所建树。然而，突厥人都是优秀的骑手，个个擅长弓箭，他们远比拜占庭军队机动灵活，而且还精通埋伏和诱骗之道。他们竭力避免在开阔地作战，力求在崎岖不平的山地进行机动战。11世纪上半叶，塞尔柱军队主要由土库曼人 [ 注 ] 组成。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这支军队也日趋职业化，成了多民族的军队。由于突厥人不断从被征服的领土上招兵买马，他们的军队中奴隶成分的士兵(即古拉姆兵和后来的马穆鲁克兵)渐渐超过了土库曼人。“奴隶”一词在这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虽然那些奴隶兵可以被买卖，但他们能够得到报酬，分享战利品，而且还可以靠卓著的战功晋升为埃米尔。
　　巴西尔二世死后，拜占庭帝国便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灾难深重而又变幻莫测的年代。几代皇帝皇后都软弱无能、荒淫无耻、残暴贪婪，他们和他们的奸夫淫妇们单独或联合地统治着这个帝国。这些人不顾军事需要，任凭国内的官僚恣意妄为。但是到了1068年，拜占庭出现了一位皇帝，他试图弥补由这帮贪图享乐的家伙给拜占庭造成的极大损失。此人就是罗曼努斯•迪奥哲尼斯。
　　 1067年，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执政7年后死去，他在位的7年是拜占庭帝国多灾多难的7年。由于他的儿子迈克尔七世年幼，君士坦丁十世的妻子欧多西亚•玛克勒姆玻利提萨皇后和他的弟弟约翰•杜卡斯暂时摄政。但到1068中1月，欧多西亚背弃了她在前夫弥留之际许下的不再改嫁的诺言，嫁给了罗曼努斯。罗曼努斯后来与迈克尔七世同朝为帝，因而被后人称为罗曼努斯四世。罗曼努斯出生于卡帕多西亚的一个显贵的军事世家。虽然他秉性鲁莽，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卓越的统帅。他深知恢复军队士气和信心的必要性，然而，此举对于他来说并非易事，因为有些部队并不信服他，特别是雇佣军和瓦朗吉禁卫军对他偏爱本地部队的行为极为不满，同时，统治阶层的某些成员特别是杜卡斯家族也对他深恶痛绝。罗曼努斯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除掉约翰•杜卡斯。他曾想这样做，可后来又愚蠢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罗曼努斯很快就意识到了重占亚美尼亚地区的军事意义。早在1068年他就准备率军出征亚美尼亚。但是，从叙利亚边界传来的坏消息使他转而开向了东南。不可否认，罗曼努斯在这一年里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这些战果并不辉煌。在与突厥人的一些交战中，他的将领和士兵都暴露了许多需要克服的弱点。在1071年那次决定命运的会战之前，罗曼努斯还征伐了其他一些地方。两年里他接连征讨了安纳托利亚，卡帕多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区。无论何时何地与突厥人交战，他一般都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战果。因此，他收复了拜占庭帝国的部分领地。
　　曼齐刻尔特会战爆发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只简单地加以说明。1070年深秋，拜占庭皇帝和艾勒卜•艾尔斯兰签订了停战协议，这使得艾勒卜•艾尔斯兰确信他的东北翼是安全的，从而可以准备向哈里发法蒂玛王朝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当苏丹的姐夫(当时他正密谋反叛苏丹)大纵深侵入安纳托利亚境内之后，罗曼努斯便认为协议已被撕毁。在此后爆发的另一场战斗中，由曼努埃尔•康尼努斯指挥的拜占庭军队败北，更多的领土被苏丹的另一位埃米尔所侵占。对此，艾勒卜•艾尔斯兰很可能了解得不多，他仍然认为或者至少希望双方都在信守协议。此时，他正在围攻南进途中遇到的敌军要塞埃泽萨城。出于保护后方的谨慎考虑，他攻占了亚美尼亚地区，其中包括曼齐刻尔特在内的某些要塞。这迫使罗曼努斯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
　　 1071年3月，罗曼努斯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他边行军边征集兵员，等到了塞巴斯提，他手下已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部队，其中包括步兵、弓弩手和主要作战力量重骑兵。牛拖着火炮形成威武壮观的炮队，大队的后面是蜿蜒不断的辎重队。关于这支军队的人数人们众说纷纭。20万至30万人的说法(某些穆斯林作家作此估计)显然夸张，8万至10万人可能比较符合实际。这支军队是由操着数种语言的雇佣兵和从各省(每个省都由一位总督管辖，该总督还负责指挥当地部队，通常为一个军团)征调来的地方部队组成的，其中包括法兰克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西徐亚人和帕齐纳克人(非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罗曼努斯的主要目的是收复亚美尼亚的各个要塞。收复失地和重建缓冲国是罗曼努斯的根本目标。当时拜占庭的政策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
　　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并非坦途。曾担任过皇家禁卫军的德意志雇佣兵举行了一起小规模的兵变。尽管这次兵变很快便被平息下去了，但是从迈克尔•阿塔雷埃特斯(他是那个时代唯一记录此事的作家)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由于自己的妄自尊大和专横跋扈，罗曼努斯失去了士兵的拥护。罗曼努斯的专横跋扈在他的另一次过激行动中进一步反映出来。渡过桑加瑞斯河(位于君士坦丁堡以东大约200英里处)之后不久，罗曼努斯解雇了许多他不满意的或是怀疑对他不忠的雇佣兵。在返回首都的那些人当中有位叫尼斯福鲁斯•博塔厄埃特斯的人，他曾是罗曼努斯的情敌。他被轰走很可能是因为遭到了罗曼努斯的嫉恨。而安德罗尼卡•杜卡斯的忠诚本来比任何人都值得怀疑。然而他却被留下担任了高级将领。事实证明，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1071年7月拜占庭军队抵达埃尔祖鲁姆后，罗曼努斯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究竟是驻守在这个边陲小镇，向该城以东扫荡，切断塞尔柱人的粮草供应；还是继续向前开进，深入敌境。罗曼努斯的一位高级将领的孙子尼斯福鲁斯•布里恩尼乌斯(他与罗曼努斯的一位高级将领同名)在他的著作中(准确无误地)谈到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当时罗曼努斯似乎丝毫不知艾勒卜•艾尔斯兰的位置及其实力。由此可以断定，这点恰是罗曼努斯在曼齐刻尔特会战中失败的众多决定性因素之一。

　　罗曼努斯仍在犹豫不决。此时，他对敌情和战况仍一无所知。大战之前，他曾派人试图召回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信使的遭遇我们不得而知，估计他们很可能是被敌人杀死了，因为战斗发生时，塔查尼奥茨和鲁塞尔正由梅利泰内附近向西行进。相反，在己方领土行军作战的艾勒卜•艾尔斯兰自始至终对其对手的每步行动都了如指掌。看来，很可能是他让巴格达哈里发的代表于8月18日(星期四)突然来到拜军大营，试图与罗曼努斯议和。但是，罗曼努斯断然回绝。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罗曼努斯也许是对的，因为他必须以征服者的身份回到君士坦丁堡，否则他将失去一切。
　　次日，拜占庭皇帝纠集残存的部队准备战斗。拜占庭军右翼由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阿利亚特指挥，罗曼努斯率卫队居中，布里恩尼乌斯统领左翼。雇佣骑兵组成的强大预备队(其中包括已不再担任禁卫军的德意志人)统归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指挥。安•杜卡斯无疑是位将才，但他阴险狡诈，不可信任。
　　奥曼在他的书中推测，开战那天塞尔柱军队的兵力远远超过拜占庭军的兵力，可是，人们却普遍认为，罗曼努斯开战时的兵力要比艾勒卜•艾尔斯兰所能征集到的兵力多得多。其实，由于拜占庭的大部分部队已经背叛，许多人被杀，双方在曼齐刻尔特战场上的兵力相差并不悬殊。据说在当时，艾勒卜•艾尔斯兰将调度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宦官将军塔劳格，而他自己则亲临最前线指挥。塔劳格采用了惯用的突厥阵法，这种阵法使塞尔柱军队在必要时可掩护中军撤退到崎岖的山地，而山地作战正是突厥人的拿手好戏。为防意外，苏丹采取了预防措施：首先，他让埃米尔们起誓，如果他战死，他们将效忠他的儿子马里克沙；其次，他穿上白色的战袍，并以剑和权杖代替弓箭。他的这些做法均表示他将血战到底。但是，这些做法有时也会被人认为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也许确实如此！然而，苏丹并不希望因此而降低士气。大概中古时期的君主们战前都要采取类似的预防措施吧。
　　在这天的战斗中，罗曼努斯违背了“智者”利奥在《战术学》中规定的与突厥人作战的原则，因而注定要失败。诚然，罗曼努斯尽力按第一个原则，即要尽快从正面与敌交战的原则去做了，然而，未等罗曼努斯赶到，塞尔柱人早已乘快骑撤退到几英里以外。与此同时，他们以骚扰战术猛击罗曼努斯的两翼。由于罗曼努斯的大部分步兵已被塔查尼奥茨带走，因此他的两翼失去了保护。苦苦拚杀的骑兵被冰雹似的箭矢激怒了，他们纷纷追赶敌军，结果大部分陷入了敌军的伏击圈。
　　拜占庭军的大部分人马逐步越过苏丹遗弃的军营，朝着崎岖的山地逼近。毫无疑问，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和两翼部队同样的命运。罗曼努斯一心想抓住这股敌军，直到天黑他才意识到，如果不赶快撤回，他那堆满粮草但却无重兵把守的军营将被洗劫一空。他别无选择，只好下令撤退。就整体而言，拜军的进攻组织得井然有序，然而撤退却是另一回事了！撤退从来就是很难组织的行动，如果指挥控制不当，撤退的目的很容易被曲解。由于与侧翼部队缺乏配合，拜占庭军阵营开始出现裂痕。这正是突厥人所期待的时机！他们的轻骑兵飞快地冲入拜占庭军，使其乱成一团。罗曼努斯急令部队转身迎敌。这一招本来可能挽回局势，但是，后卫部队指挥官安德罗尼卡•杜卡斯却拒不服从命令，反而带着部队向营地退去，从而使拜占庭军的殿后部队遭到敌骑兵的疯狂砍杀。
　　当夜幕降临时，失去希望和凝聚力的拜占庭军两翼部队开始崩溃瓦解。中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罗曼努斯仍在竭尽全力勇敢地拚杀，直到胯下的战马倒下，他本人受伤被俘。这是突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俘获拜占庭皇帝！这场屠杀一直持续到深夜，皇帝的军营被洗劫一空。次日，整个拜占庭大军已溃不成军了。
　　罗曼努斯被带到苏丹面前，苏丹对他非常宽宏大度。让这位威信丧失殆尽的皇帝保住皇冠，完全符合苏丹的利益。于是，拜突双方签订了和约，内容有：拜占庭交付巨额赎金，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将拜占庭占领的某些重要地区归还突厥人。此后，苏丹释放了罗曼努斯。为了表示尊重，苏丹还派一支小部队护送他回去。
　　但是，拜占庭帝国决不会允许一位蒙受了象曼齐刻尔特惨败这样耻辱的皇帝继续留在帝位上。趁罗曼努斯外出之际，杜卡斯一伙儿把欧多西亚皇后贬到修道院，并宣布懦弱无能的迈克尔七世为唯一的合法皇帝。罗曼努斯设法重新纠集了一支军队。1071年秋，他踏上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试图夺回王位，结果却在多西亚被君士坦丁•杜卡斯击败。罗曼努斯从战场上悄悄溜出，向东面的西利西亚逃去。随后，他再次纠集起一支军队出征，结果又遭失败。这次他是被叛将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打败的，并不幸被俘。不久，他遭到当时常见的一种酷刑，被人用拇指挖去双眼，悲惨地死去。
　　塞尔柱人逐渐主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取代了拜占庭帝国的农舍。虽然那里的许多城镇以后仍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那些曾向拜占庭提供过最佳兵源的省份已不复存在，拜占庭军队从此再也不能畅通无阻地穿过安纳托利亚了。虽然后来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斯一世收复了部分失地，但是曼齐刻尔特会战的结局却预示了基督教在小亚细亚统治的终结。随着十字军的长年征战，拜占庭帝国终于迅速地没落了。尽管曼齐刻尔特会战进行了不过几个小时，但它对欧洲的影响却持续了许多年。

在曼齐刻尔特会战中，曾经不可一世的拜占庭军队遭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惨败。有四个重大因素对这场灾难产生了直接影响：罗曼努斯即位时拜占庭军队的状况，11世纪后半叶亚美尼亚地区的丧失，会战中对敌情的一无所知以及将军们的叛变。
　　有人认为，其实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前，拜占庭军队就已输掉了这场战争。然而，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与此相反，奥曼说：“尽管自从巴西尔二世死后(1024年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内政管理就已逐渐地腐败了，但是还不能说拜占庭军队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前就已衰败了。”毫无疑问，这种说法也不妥当，它太偏向另一边了。也许富勒的评论最为中肯：“可以肯定，1071年时，这个军事组织(战斗序列和进攻方法)几乎和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一样完善。但是由于朝廷40年来管理失当，加之克扣军饷，军队的士气已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虽然拜占庭军队仍很强大，但是已经衰落了。它并非缺乏勇敢的精神、完整的组织和战术技能，而是缺乏纪律性、士气和信心。”除了富勒列举的上述三点外，高级将领缺乏忠诚也是一个问题。
　　拜占庭军队的基础是6世纪末期至7世纪中期各省总督建立的军队。当时，帝国的各个行省都驻有一定数量的职业兵，他们都能得到足够的土地，以此来维持富裕的生活。一旦接到总督的命令，他们便可自备干粮和武器参加战斗。这些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构成了拜占庭帝国军队的主体(虽然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中总还有些雇佣兵和皇帝卫队)，他们可以免交所有税款及土地税。这支军队的军官大多出身于名门望族。
　　尽管士兵们从土地方面获得利益是与他们的军事义务相联系的，但是严格地讲，这支军队并不完全是支封建军队，因为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军事战略的制定都要考虑如何保持经济的繁荣、内部的稳定以及农民士兵阶层与贵族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拜占庭的兵役制度是募兵制，而不是征兵制。军队的编制和军事训练是根据两部著名的军事条令制订的。第一部条令称作《战略学》，它是由莫里斯皇帝于579年编辑而成的，当时莫里斯还只是个将军。300年以后，“智者”利奥六世编写了另一部条令《战术学》。这两部条令全面地论述了各项军事原则，并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们和严格挑选士兵、高标准训练以及严明纪律等措施共同保证了军队的专业化和科学化。
　　不幸的是，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前的50年里，先后执政的几个皇帝都忽视了军队建设对帝国利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时，由于大地主的贪婪，“自由士兵-农民”阶层这一军队的骨干力量被逐渐削弱，并被最终取缔了。尽管有些明智的皇帝试图阻止这种趋势，但是从9世纪起，这种情形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它不仅对军队组织是个致命打击，而且还危及到土地和财政政策。
　　随着1057年君士坦丁五世杜卡斯的即位，军队的衰落达到了极点。这个一味寻欢作乐、放荡不羁的昏君以前曾是前任皇帝的财政大臣，他与教会和官僚狼狈为奸，疏远军界，因此，国家很快便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为了充斥国库，他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结果导致那些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士兵纷纷破产，国家的主要兵源日益枯竭。这意味着来自本土的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国家不得不依赖于辅助士兵 [ 注 ] 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形形色色的雇佣兵，而这些士兵中的许多人素质很差。到1067年君士坦丁皇帝驾崩时，这支军队已日暮途穷。对于那些名门贵族来说，从军已不再是什么富有吸引力的职业了。由于国内文官当政，将军们备受冷遇，加之军费减少，国家安全赖以依靠的整个军事机器正在逐步地崩溃。
　　 1068中1月罗曼努斯登基时，他所继承的就是这样一支军队。他竭尽全力想使这支备受冷落的军队重新振作起来，但是，阻力太大，而且时间也太短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军队多年形成的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是导致曼齐刻尔特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军队衰败密切相关，并导致曼齐刻尔特会战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11世纪后半时亚美尼亚落入突厥人之手。大约从希拉克略(他本人也是亚美尼亚人)时代(610-641)起，亚美尼亚人就在拜占庭帝国军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帝国最精锐的骑兵是亚美尼亚人，许多将领和皇帝都是亚美尼亚血统，帝国东部边境的安危也掌握在亚美尼亚人手中，后来大量吞并小农土地的军事贵族大多数也是亚美尼亚人。
　　谁都不会对亚美尼亚置若罔闻，拜占庭人当然也不例外。亚美尼亚问题历来困扰着人们。这个基督教国家海拔5000英尺，四周几乎都是高山，其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它是往来东西南北的商业要道的交汇点，又是御敌的理想屏障和进攻的有力跳板：拜占庭人要想进入亚美尼亚，必须经过一条海拔约3000英尺的峡谷；而对于塞尔柱人来说，通往安纳托利亚的路却一直是下坡路。亚美尼亚的部分地区土地非常肥沃，早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前的两个世纪，拜占庭对亚美尼亚就已垂涎三尺。它不满足于自己只享有宗主权，而要一点一点地将亚美尼亚完全吞并。
　　该政策出笼的时候，甚至到11世纪中叶该政策终结时，拜占庭还没有受到来自东面的直接威胁。内部动荡使亚美尼亚作为一个缓冲国的作用减小了，但是如果不是拜占庭几代皇帝在亚美尼亚问题上犯下种种愚蠢而荒谬的错误，拜占庭所宣称的亚美尼亚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尽管拜占庭吞并亚美尼亚更可能是出于扩张领土的野心)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很久以前，能吃苦耐劳的亚美尼亚居民就已开始大量移民，他们有的是出于自愿，有的是被动员去的。名门贵族们在拜占庭的其他地方定居还可得到大块土地。这种做法有助于削弱亚美尼亚的世俗和教会(那里的教会存在着明显的教派之争)势力。为了进一步向该目标努力，拜占庭还废除了当地长期存在的政府机关和政治制度。这一过程在君士坦丁十世时又进一步扩大到军事领域。这位皇帝取缔了对该地的防卫发挥着关键作用的5万当地军队，并代之以不堪一击的驻防军，这使得亚美尼亚根本无法抵御日益猛烈的塞尔柱人的袭击。
　　毫无疑问，亚美尼亚人憎很这样对待他们。拜占庭的上述做法使他们陷入了衰落的深渊，因此他们越来越忿恨不平，根本没有抗击侵略者的愿望。如果亚美尼亚能恰如其分地发挥其缓冲国的作用，曼齐刻尔特会战完全有可能避免，罗曼努斯四世也会有充裕的时间重整军备。把屈辱强加于亚美尼亚人头上以及完全剥夺该国的防御能力，导致了1064年亚美尼亚的沦陷，而这对1071年曼齐刻尔特会战的失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曼齐刻尔特会战的失败导致了亚美尼亚的永久丧失；并最终对拜占庭帝国的未来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多少年来，历史学家们对罗曼努斯在1071年的失败作出了种种解释，但是很少有人——如果说有的话——着重分析他根本不掌握情报这个因素，而这一点(除去将领背叛的因素外)恰恰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与艾勒卜•艾尔斯兰不同，罗曼努斯的绝大多数作战行动是在敌方领土上进行的，因此人们通常认为，他不了解情况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其实，事实很简单，即使罗曼努斯果真有情报部门的话，那么该部门的工作也是极其糟糕的。不错，出征地区广阔无垠，但罗曼努斯有的是骑兵，在多民族地区，经过认真挑选的侦察人员可以渗入任何地方，建立起有效的间谍网和情报系统。但是，罗曼努斯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这样做，这使他在战前和会战中犹豫不决，并且连连作出错误的决定。
　　在埃尔祖鲁姆，罗曼努斯优柔寡断就是因为缺少情报。因此，罗曼努斯派鲁塞尔前去侦察。然而，由于某种原因，鲁塞尔从来没有送回过情报。也许罗曼努斯命令鲁塞尔回来时再汇报情况，但是这无疑太晚了。这使得罗曼努斯没有听从一位高级将领的劝告，作出了分兵的决定。罗曼努斯之所以作此决定乃是因为，他认为艾勒卜•艾尔斯兰当时正在乌尔米耶湖一带活动。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他的这种冒险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实证明，该决断是错误的。即使塔查尼奥茨不临阵脱逃，这也仍旧是个错误的决定。会战之初，罗曼努斯除从逃回的伤兵那里得到过点滴消息外，似乎从未从前线得到过情报。一位统帅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制定出制胜的决策的。毫无疑问，在会战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完全不掌握准确的情报，罗曼努斯始终未能使其军队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会战的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无疑是约瑟夫•塔查尼奥茨和安德罗尼卡•杜卡斯这两位高级将领以及雇佣兵首领鲁塞尔的行动。塔查尼奥茨指挥着相当一部分军队(具体兵力尚不清楚)，但他似乎一箭未发就率部逃离了战场。如果他进行过战斗而被打败(如某些穆斯林作家所述)的话，他定会向主力部队求援，或者至少会派信使捎个口信。
　　虽然鲁塞尔是个雇佣兵，把流血拚杀视为职业，但是一旦塔查尼奥茨逃离战场，鲁塞尔很可能想到他也不妨溜之大吉，另投新主。然而，塔查尼奥茨的行动就令人费解了。一般的看法是，塔查尼奥茨叛逃了，而且事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有三种推测可以解释他叛逃的原因，其中一种推测排除了他的行为是故意叛变，但此三种推测均无充分的证据。塔查尼奥茨曾两次与罗曼努斯当面发生冲突，一次是在是否应该离开埃尔祖鲁姆的问题上，另一次是在是否分兵的问题上。决定这两个问题时，罗曼努斯均未采纳他的意见。他会不会因为憎恨上级这种傲慢态度而叛逃呢？因情感受到伤害就将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这种想法似乎过于离奇了。莫非他是反罗曼努斯的杜卡斯集团中的一名成员，早就与杜卡斯策划好，在时机成熟时一同造反？目前我们对塔查尼奥茨的政治倾向毫无所知，但是据布里恩尼乌斯说：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从其竭力反对分兵的情况来看，他不象是要阴谋反叛。然而，有这样一个事实值得注意，即拜占庭军士气非常低落，时常有违抗命令的现象发生，鉴于当时形势严峻，而且又有逃跑的机会，有没有可能拜占庭军发生兵变并胁迫塔查尼奥茨逃走呢？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即使部下允许，他也不太想回到皇帝的身边。由于现存的资料太少，这个谜还无法解开。但是，他的行为对罗曼努斯的失败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我们目前所知，罗曼努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塔查尼奥茨不忠——即使他真的不忠。但是，安德罗尼卡却是另外一回事。虽然约翰•杜卡斯已被流放到安纳托利亚，但他是罗曼努斯的死敌，是留下来的危险人物。杜卡斯家族的效忠宣誓是毫无意义的。如前所述，罗曼努斯早应除掉此人。让杜卡斯的儿子安德罗尼卡参战更是个致命的错误，事实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也许罗曼努斯是想将安德罗尼卡作为人质来约束他父亲的行为，使其循规蹈矩。安德罗尼卡被认为是帝国最优秀的将军之一，但罗曼努斯却委任他指挥后卫部队，这或许说明罗曼努斯希望他自始至终地远离战场。
　　用阿塔雷埃特斯的话说，“安德罗尼卡早已图谋不轨，阴谋推翻皇帝”。当拜占庭军开始撤退，罗曼努斯下令后卫部队迎战并击退突厥人的进攻时，安德罗尼卡认为实现其阴谋的时机已到。当时拜占庭军阵中已经出现了空隙，突厥人已开始渗透进来。军旗反向通常是撤退的信号，但是在混乱中可能会被误解，而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安德罗尼卡不但没去攻击渗入的敌人，反而火上浇油，到处散布罗曼努斯已被打败的消息，并带领后卫部队撤向军营，使拜占庭军失去了后卫保护。这是精心策划的早有预谋的叛逆行为，它必然导致拜占庭军的迅速溃败。
　　以上就是直接导致曼齐刻尔特会战失败，并间接导致拜占庭帝国最终解体的关键因素。
　　罗曼努斯因部下叛变而在会战中遭到失败。变节行为往往是指挥官无法控制的因素。假如指挥官因此而失败，那么他是极其不幸的。然而有趣的是，罗曼努斯明明知道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有可能带领他的部队叛变(塔查尼奥茨可能也是个叛将，但这点至今查无实据)，却仍然把相当一部分兵力交给他。罗曼努斯这样做定有原因，而且一定是出于孤注一掷的冒险心理。罗曼努斯并不是因为他无法控制的原因而遭到失败的，他只不过是个不走运的指挥官。他这类将军常常要吃败仗。

<P>第4章 耶路撤冷王国——哈丁之战的前奏</P><P>1081年，康尼努斯家族的阿列克塞一世登上拜占庭的皇位，使这个处于绝望中的帝国出现了生机。阿列克塞一世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无法应付土耳其的威胁，便请求教皇乌尔班二世提供雇佣军。教皇欣然同意，但他提供的援军规模比阿列克塞所要求的大得多。1096年夏到1097年春，教皇提供的军队到达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不是几千名身经百战的雇佣军，而是一支既有战斗人员、又有非战斗人员的大军。他们各有自己的统领，都要求吃好住好，动不动就大发雷霆。
　　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到达时，政治形势对他们十分有利：一个由塞尔柱苏丹领导的统一的穆斯林帝国的威胁尚未形成；鲁姆苏丹国已经独立；一个新的王朝——达尼什曼德王朝——业已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的埃米尔有好几个；巴勒斯坦则由以开罗为中心的强盛的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管辖。因此，十字军面对的是一群四分五裂、相互猜疑的敌人。这对他们来说可谓万幸，因为如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敌人，他们决不会取胜。
　　拜占庭和十字军的关系经历了多次变化，两者有时彼此合作、有时互不干涉、有时相互对立。只要利益需要，他们还与周边的穆斯林结成秘密同盟。拜占庭和十字军的初期合作很顺利(阿列克塞一世巴不得十字军离开他的国土)。1097年夏秋，这种合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尽管基督徒的伤亡很大，但双方的军队还是在小亚细亚取得了两次战役(尼西亚和多利留姆)的胜利。10月底，布洛涅的鲍德温已占领了埃泽萨及其附近地区，拜占庭与十字军的主力部队则已开到了安条克。
　　然而，就在叙利亚北部的这座重镇面前，十字军遇到了当地居民的顽强的抵抗；更糟糕的是，十字军首领之间出现了不和(这种不和再也没有止息)。首批十字军参战的动力无疑是出自对自己使命的信念以及去耶路撒冷朝圣和把圣城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的真切愿望。遗撼的是，这种高尚的理想很快便淡漠了，代之而来的是争夺领土的欲望。名利取代了神圣的誓言。
　　十字军围困安条克达7个多月之久。虽然城内军民历尽艰辛顽强抵抗，但由于叛徒出卖，该城终于1098年6月被攻陷。经过一番争执，塔兰托的博希蒙德被封为安条克的公爵，并奉命留守该城，其他十字军部队在图卢兹的雷蒙德率领下继续向耶路撤冷前进。圣城耶路撒冷比安条克还要坚固，十字军十分缺乏攻城的器械和木材。恰在这时，一支基督徒船队将一些材料运到未被占领的雅法，于是这些材料便被武装押送到耶路撒冷。炎热和缺水使战场环境变得难以忍受，直到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才攻下圣城。随后的大屠杀骇人听闻，整个文明世界都为之惊恐：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种族、肤色、信仰，所有居民均遭杀戮。即使在那个凶恶残暴的时代，这场大屠杀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了。
　　甚至在占领耶路撒冷之前，十字军内部就已对由谁和怎样治理该城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非神职的候选人只剩下图卢兹的雷蒙德和布永的戈弗雷，但这两人都拒绝在这座基督曾被加冕的圣城称王。最后，戈弗雷接受了推举，成为“圣墓卫士”，乔克斯的阿诺尔德被推举为主教。
　　戈弗雷虽然在后来的战争中表现得英勇善战，但其性格有些懦弱。他在拉姆勒打败了埃及人，但由于嫉妒和不信任雷蒙德，他失去了夺取重镇阿什凯隆的良机。一年之后他即去世，随即，接班人的问题又引起一场争论。雷蒙德是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首领中仍然效忠于阿列克塞皇帝的少数人之一，但他当时远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的博希蒙德已被土耳其人俘获；于是埃泽萨的鲍德温成了戈弗雷的继任者。1100年圣诞节，加冕仪式在“圣诞教堂”举行。当新主教、比萨的戴姆伯特把王冠戴在鲍德温的头上时，后者看上去坦然无愧。这样，参加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在他们到达君士坦丁堡后仅四年半的时间里便实现了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的宏愿。
　　自从攻取尼西亚以来，法兰克人(对十字军的通称，包括拉丁人在内)在前往耶路撤冷的途中几乎每前进1英里都要经过战斗，后来的40年间情况依然如此。收复基督教圣地和就地安家落户不仅需要打仗，而且还需要使用外交手腕，即挑拨穆斯林与穆斯林(间或穆斯林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使他们相互制约。法兰克人要随时准备根据当时的最大利益与他们之中的某一方站在一起。
　　后来耶路撒冷王国形成了四个主要国家：耶路撒冷、安条克、的黎波里和埃泽萨。的黎波里于1109年8月向法兰克人投降。和以往一样，围绕如何瓜分战利品的问题出现了一番争执，结果图卢兹的雷蒙德之子伯特伦伯爵成了最大的受益者。1101年，伯爵曾再次率十字军(大部分由伦巴人组成)东征，但不甚成功。他死于1105年，死前曾在从穆斯林手中攻取的黎波里的战斗中立下头功。的黎波里和埃泽萨的伯爵虽然常常独立行事，但名义上还是耶路撒冷国王的属臣，而安条克的公爵则从未向国王称臣。不过，在国家危难之际，这四个国家一般(并不总是)都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为了保住并扩张他们已经征服的领土，法兰克人连年征战。12世纪前半叶，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巴格达塞尔柱苏丹的埃米尔 [ 注 ] 和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埃及部队。法兰克人的战略是不让这些强大的敌人联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占领阿勒颇、霍姆斯和大马士革这几个中间要地。他们未能夺取这些城市，但他们通过巧妙的外交手腕和多年的艰苦征战成功地挫败了敌人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任何努力。
　　另一方面，法兰克人要想生存就必须占据沿海平原的港口，以便接收源源不断从欧洲运来的人员与物资，便利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为此，他们1099年占领了雅法，1101年占领了艾尔苏夫和凯撒里亚，1110年占领了西顿，1124年占领了提尔，1153年占领了阿什凯隆。约旦以东地区和豪兰山的部分地区主要是靠撒马利亚和加利利两封地的统治者发动大规模袭击取得的。
　　 1118年发生了对耶路撒冷王国意义重大的三个事件。4月7日，鲍德温国王在与埃及人作战时死去。他是位政绩卓著的统治者。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起一个北起贝鲁特、南至死海的生机勃勃的王国。他膝下无子。稍事迟疑之后，宫廷会议选举他的堂弟、埃泽萨伯爵布尔格的鲍德温为继承人。4个月后，阿列克塞皇帝驾崩。尽管他对经常挑起争端的十字军总的说来表现得十分忍耐，但他一直与安条克不和。也就在这一年，“军事教团”诞生了。
　　自1070年以来，耶路撒冷一直为贫穷的朝圣者提供食宿，那里的僧侣向本笃会派效忠；到了1118年，他们获准建立自己的教团，称作“救护骑士团”，听命于教皇。他们的首领决定：一部分教友继续为饥饿和染病的朝圣者从事慈善工作，但教团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骑士军，其鲜明的标志是外衣上配戴一枚白色的十字章。与此同时，一个名叫“佩恩斯的休”的骑士说服了国王鲍德温，获准组建另一支军事和宗教教团，取名为“圣殿骑士团”，因为它的总部一开始设在靠近所罗门圣殿的皇宫一侧。这个独立的教团内分三个等级：骑士、军士和教士。他们的徽记是一枚红十字章，骑士配戴在白色外衣上，军士配戴在黑色外衣上。
　　这两个教团的最初任务是保持朝圣路线的畅通，但他们不久便发展为精锐的职业军，能够在任何地方与敌人交手。他们在欧洲大规模招兵募捐，终于强大起来。起初，封建骑士是拉丁军队的中流砥柱，但不久之后骑士队伍即显得人数不足，难以履行他们应履行的众多职责；虽然雇佣军是支被广泛使用的力量，但它的开支太大。于是，“军事教团”便成了拉丁军最主要的成份。他们的战斗力很强，但又坚持独立性，前者的益处往往被后者所抵销。他们不是以部属而是以伙伴的身份参战，因此拉丁王公们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
　　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必须对付叙利亚和伊拉克埃米尔中的许多劲敌，但他们最主要的对手无疑是伊马德丁·赞吉和他的儿子努尔丁和撒拉丁·优素福(史称撒拉丁，是三人中最强的一个)。伊马德丁早在1127年就已名声显赫，但当时他正集中力量征服穆斯林中的对手，因此未立即使法兰克人感到不安；然而，当他于1129年实际控制了内陆的叙利亚后，他便在大马士革城外大战法兰克军(他差一点诈取了该城)，并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直到1144年，伊马德丁才占领埃泽萨，给了耶路撒冷王国最沉重的一击。此时国王鲍德温二世及其继承人、他的女婿富尔克均已去世，治理王国的是幼王鲍德温三世的母后梅利森德女王。此时，精明强干的埃泽萨伯爵科特尼的乔斯林也已离开人世，他的儿子(爵位的继承者)是个软弱无能的浪荡公子。
　　不过，即使统治者再能干，他们也很难保住埃泽萨。此地极易被夺取，因为它既无天然屏障，又无充足的兵力。在周围皆是敌国的情况下，埃泽萨要想生存只能依靠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安条克)进行合作。此时安条克的统治者是普瓦捷的雷蒙德，他一个时期以来与拜占庭皇帝约翰及其继承人曼努埃尔兵戎相见，因此，当埃泽萨伯爵请求援助时，雷蒙德拒绝了；梅利森德女王虽然派出援兵，但为时已晚。
　　埃泽萨失陷的消息使欧洲大为惊恐，那里的人们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此事促发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8年到达圣地的十字军是由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德意志皇帝康拉德率领的。此次东征的情况与50年前第一次东征时大不相同。土耳其人的抵抗更加顽强、组织得更好，德法联军途经小亚细亚时伤亡惨重；拜占庭皇帝的热情大不如前；东方的法兰克人失去了旧日的宗教狂热，与穆斯林邻国的生活方式已趋于一致。对此，这些新朝圣者既不能理解、也不愿宽恕。
　　路易七世率法军从爱琴海岸的阿塔利亚乘船过海，在安条克登陆。他几乎立即与雷蒙德伯爵产生了意见分歧。伯爵打算用新来的军队收复埃泽萨、攻占阿勒颇，以此加强王国的北部——这毕竟是十字军东征的根本目的。但是，新来的军队一方面表示完全乐于消灭异教徒，另一方面又表示他们首先是作为朝圣者前来洗涤自己的灵魂的，无疑路易本人(可能还有许多法军)期望先去享受赤足步入圣墓教堂的殊荣。这样，路易便领着人马直奔耶路撒冷，并在那里与在阿卡登陆并先期到达圣城的康拉德会合了。
　　不久(1148年6月)，在阿卡举行的东西法兰克首领协商会议决定放弃任何收复埃泽萨的企图，转而攻打大马士革。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因为大马士革是叙利亚诸城中防御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而且其统治者多年来愿与法兰克人友好相处。7月24日，基督徒军队兵临大马士革城下，但5天之后，他们便败退到加利利。领导分裂、指挥不力、内部不和、猜疑背叛等都是导致这次大失败的因素。康拉德和其他许多十字军随即离去，几个月后路易也走了。此战使拉丁王国伤筋动骨，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拉丁王国与穆斯林和拜占庭的关系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伟大的战士和寻常百姓一样，最终也要入土安息，遗下的子孙未必伟大或更伟大。不过也有例外：赞吉1146年遇刺身亡，其子努尔丁却以同样的魄力和才干继承了父业，他联合各酋长国打击法兰克人。如果当初安条克的雷蒙德能说服路易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他们是很有可能阻止住努尔丁发展的，因为在1148年初努尔丁还不够强大，难以抗拒德法两军的进攻。实际上，在那一年年底，雷蒙德曾小胜努尔丁。但到了1149年6月，努尔丁便报仇雪恨，击败并打死了雷蒙德以及前来援助他的阿萨辛 [ 注 ] 的首领。安条克公国虽然保住了，但努尔丁攻克了奥龙特斯河谷中的大部分城堡，大大缩小了这个公国的领地。
　　安条克的雷蒙德阵亡两年之后，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二世又被暗杀，这给鲍德温三世的统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鲍德温三世虽年仅20岁，但已很有胆识，他不仅抓住机会掌握了这两个公国的命运，而且还在1153年攻占了阿什凯隆这一要地。1154年，通过改朝换代的办法，努尔丁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大马士革，使原来不肯听命于他的叙利亚各埃米尔们从此对他俯首称臣。如今拉丁王国的整个东部地区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先前对拉丁人极为有利的各埃米尔之间的松散邦联而今有了统一的首领。
　　 1155年，鲍德温认为，与努尔丁签订和约是明智的。但两年后他愚蠢地撕毁了和约。结果，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太巴列湖正北一战中遭到惨败。1159年，鲍德温三世的王国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一年，曼努埃尔皇帝很想与努尔丁签订休战条约，因为他认为，在拜占庭与法兰克人的关系中，撒拉逊 [ 注 ] 人是有用的政治法码。
　　 1162年，年仅32岁的鲍德温三世死去，他的兄弟阿马尔里克继位。阿马尔里克在位期间最主要的作为是6年之中5次进犯埃及，其中最后一次是1169年与曼努埃尔的帝国军队协同实施的大规模两栖作战。征服埃及所能带来的商业和战略利益是很多的，因为努尔丁也很想占有法蒂玛王国，以便完成对拉丁人的包围。努尔丁也有自己的有利条件，因为在派骁将阿萨德丁·谢尔库赫率兵南进的同时，他还能在法兰克王国的北部边境实施牵制性军事行动，迫使阿马尔里克急忙赶回来保卫他的王国。
　　当然，阿马尔里克也是有所成就的。拉丁军与法蒂玛的大臣沙瓦尔相配合，曾一度占领过开罗。但阿马尔里克的整个计划好高骛远，不切实际。1169年，谢尔库赫终于作为努尔丁的代理人在开罗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同年春，谢尔库赫去世，他的侄儿撒拉丁继位。撒拉丁不失时机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征服了整个埃及。
　　在基督徒的对手中，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撒拉丁。他一心一意地要灭绝他们。从1170年起，直到1192年他与理查一世签约为止，他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消灭基督徒。撒拉丁1138年生于亚美尼亚的特克里特，在巴勒贝克和大马士革度过大部分的青年时代。他的父亲先后侍从于赞吉和努尔丁。如果不是他的叔叔谢尔库赫1160年带他去参加埃及战役，并把他造就成一个为伊斯兰而战的征服者，他可能会在大马士革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不过，他之所以名留青史，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军事才能，而且还由于他的宽宏大量、远见卓识和刚直不阿。必要时，他也可以冷酷无情，但总的看来，他的行动准则是正义、真理和信义。
　　对拉丁王国来说幸运的是：撒拉丁在把全部力量集结起来之前经过了多年的挫折。努尔丁在世期间，撒拉丁发现自己没有自由，他的宗主国对他在埃及的扩张行动疑虑重重(他在那里废除了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之后便成了那里的最高统治者)。1174年努尔丁去世后，撒拉丁立即着手夺取对叙利亚的宗主权，然而在这10多年里，他不得不与赞吉王朝打打谈谈，因为赞吉王朝为了捍卫他们的后继国王，自然少不了与其先王的属臣之子较量。
　　撒拉丁一方面努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还经常与法兰克人交战。1177年，他在拉姆勒附近遭到惨败。虽然一年之后他报了仇，但总的说，他在与拉丁王国的交手中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因为后者的政策是保住自己城池，尽量避免大规模交战。
　　此时，拉丁王国正进入最危险的时期，最后一个实际起作用的国王阿马尔里克于1174年去世，其子鲍德温四世继位，时年仅13岁，且患有麻疯病。虽然鲍德温在忍受那折磨人的顽疾和对付撒拉丁的屡屡挑战中很快便表现出了惊人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勇气，但同往常一样，围绕摄政问题，拉丁王国陷入了激烈的内部纷争；穆斯林一年比一年团结，而拉丁王国却日益分裂。
　　赞吉王朝的王公们想取得作为后盾的法兰克军队的援助，但广大士兵对他们没有好感。撒拉丁通过武力征服和谈判缔约逐步确立了对这些邑地的统治地位。1183年夏，他以缔约方式取得阿勒颇，这样他的政敌就只剩下摩苏尔的顽固不化的努尔丁的侄子伊兹丁了。两年之后，勇敢而不幸的麻疯病患者鲍德温国王终于从痛苦中得到解脱。在此之前的最后两年中，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三世一直是摄政王，他在众贵族的一致支持下，与撒拉丁谈判签订了为期4年的和约。
　　解脱了后顾之忧后，撒拉丁便全力以赴降服伊兹丁，后者终于在1186年初俯首称臣，至此，撒拉丁的帝国伟业遂告完成。从昔兰尼加到美索不达米亚，撒拉丁实现了众多埃米尔的大联合。在北方，拜占庭帝国自1176年在密列奥塞法隆全军覆没后已无力他顾，胜利的塞尔柱苏丹主动向撒拉丁表示友好。撒拉丁要收复耶路撒冷，只剩下法兰克人与和约这两个障碍了。</P>

<P>第5章 哈丁之战(1187年7月4日)</P><P>国王鲍德温四世指定其外甥(另一个鲍德温)，即其姐姐西比拉与阿什凯隆-雅法伯爵蒙特费拉特的威廉所生之子，为继承人。1177年威廉去世，3年之后西比拉改嫁给吕济尼昂的居伊，新郎是由他的兄长、宫廷总管阿马尔里克带到东方来成亲的。国王(鲍德温四世)和他的贵族们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因为居伊还不过是个孩子，软弱无能，毫无经验。他通过结亲进入王室，这样，这个未见过世面的法国小贵族之子就有可能继承王位。
　　居伊是哈丁之战这场戏中拉丁人一方的四个主角之一，其他三人是：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沙蒂永的雷纳尔德(有时也叫雷金纳德或雷纳)和“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里德福特的杰勒德。雷蒙德对居伊毫无好感，雷纳尔德和杰勒德也对雷蒙德颇怀敌意。
　　 1185年，当撒拉丁开始最后完成其征服大业、鲍德温四世病入膏肓之际，雷蒙德被推为摄政王。这是他第二次摄政，他第一次摄政是在鲍德温未成年期间。1162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继承了的黎波里的爵位，后来又通过其妻埃斯齐娃以国王封臣的身份掌握了加利利。他是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曾当努尔丁的俘虏达8年之久。如今他45岁，既是个实干家，又是个雄心勃勃的人；既是个好战士，又是个高明的政务家和谋士。他恐怕是对付那个危难时期的种种挑战的最合适的人，但在上层他有许多劲敌。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沙蒂永的雷纳尔德随路易国王来到巴勒斯坦并留了下来。他生性多变、反复无常、令人讨厌。他是对哈丁大败负有主要责任的人。不过，他有一些可以弥补他缺点的特点即英俊勇敢。安条克的康斯坦丝为之倾倒，两人遂结为夫妇。通过康斯坦丝，雷纳尔德成了法国的公爵。不久之后，他对塞浦路斯进行了一次掠夺性的远征，引起了拜占庭皇帝和自己国王的不满。1160年，努尔丁的部队应十字军的要求将他劫去达16年之久。获释之后，他娶米伊的斯特凡妮为妻(康斯坦丝已在他被监禁期间死去)，并且通过她成了卡拉克和蒙雷阿勒的勋爵。卡拉克位于死海的东南端。为了对无辜的商队和红海港口进行袭击，他从这个城堡出发，撕毁了与撒拉丁的两次和约，制造了无数的麻烦。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劣行，撒拉丁两次围困他的城堡(均未奏效)，发誓有朝一日要亲手杀死他。
　　里德福特的杰勒德于1173年到达的黎被里，成为雷蒙德麾下的一名骑士。但不久他便与雷蒙德发生了争吵，因为后者未履行为他娶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的诺言。杰勒德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十分恼火，一直不肯原谅雷蒙德。不久之后，杰勒德参加了“圣殿骑士团”，青云直上升到执事。1184年，“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托罗热的阿诺尔德在欧洲募兵期间去世，杰勒德被推选为继承人。这样，他实际上便成为该王国的最高统帅。
　　 1185年，鲍德温四世去世，雷蒙德在宫廷要臣对他颇有敌意的情况下继续摄政。法兰克人很不走运，正好一年之后，幼王鲍德温五世夭亡。鲍德温四世生前已为这类紧急情况的出现作了安排，贵族们也曾发誓支持雷蒙德继续治理国家，直到由教皇、拜占庭皇帝、法国和英国国王组成的委员会在西比拉(鲍德温五世之母，原蒙特费拉特的威廉之妻)和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妹伊萨贝拉中间选定一个为止。但是，居伊的一群狐朋狗党骗过了雷蒙德，违背自己的誓言，不等委员会裁决便将西比拉和居伊从阿什凯隆送到耶路撤冷，并为他们双双举行了加冕典礼。
　　雷蒙德发现自己上了当。便将忠于他的贵族召集到纳布卢斯。他们一致同意雷蒙德的主张：第一，王位应交予伊萨贝拉及其丈夫托伦的汉弗莱(两人当时也在纳布卢斯)；第二，向耶路撒冷进军。除“圣殿骑士团”和雷纳尔德以外，雷蒙德受到王国所有大小诸侯的支持。这次突袭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不料汉弗莱闻知自己可能要当国王，大惊失色，偷偷赶到耶路撒冷，与西比拉媾和。这样，反对派失去了名义上的首脑，只好解散，大部分贵族归顺居伊，但雷蒙德不肯如此，而是退职回到妻子的封邑太巴列。
　　撒拉丁怀着极大兴趣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是个重信义的人，尽管他知道拉丁王国内部严重分裂，现在正是他推波助澜、搅乱该国的大好时机，但他宁愿恪守和约。不料沙蒂永的雷纳尔德为他代劳了。1187年初，雷纳尔德向一支由开罗到大马士革的商队进行了第三次掳掠性的袭击，将护送船队的军人或打死、或生俘，把大批掠夺品运进城堡。撒拉丁强烈要求赔偿损失和释放战俘，但遭到雷纳尔德的拒绝；撒拉丁又向居伊交涉，居伊大为吃惊，责令雷纳尔德照办。雷纳尔德再次拒绝，竟然声称自己是为独立的国家，与撒拉丁根本没有和约。
　　此时战争已不可避免，尽管安条克公爵和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各自都在活动，争取重修和约。但是雷蒙德走得更远，他现在自认(不无道理)，只有他能够救王国，也只有他才配当国王。于是他争取撒拉丁全力支持他来达此目的。谁都知道，撒拉丁自己的目标就是消灭这个王国，可见，撒拉逊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关系多么错综复杂！侍臣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居伊不要为雷蒙德的叛国行为向太巴列兴师问罪而引起一场内战。作为变通办法，他派出一个斡旋团，成员有伊贝林的巴利安、提尔的大主教和“军事教团”的大头领们。
　　关于后来的详细情况人们众说纷纭，但最终结果无可置疑。看来当时的情况是：撒拉丁想派一支精锐的突击队穿过雷蒙德伯爵的领地去加利利，但此举为何目的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 注 ] 。据说撒拉丁曾征求雷蒙德的同意，而后者为了不得罪盟友便答应了，条件是部队需日出而往，日落而返，而且不得损坏财产。雷蒙德随后还向包括正在前往太巴列途中的斡旋团在内的所有基督徒团体发出了通报。突击队如约准时在日落时返回，未曾损坏财产，但是杀了不少斡旋团的人，并把他们的人头挑在刺刀上得意洋洋地招摇过市。
　　斡旋团一行(除留在纳布卢斯另有公干的巴利安外)于4月30日晚到达富拉，在那里，他们收到了雷蒙德发来的通报。里德福特的杰勒德决心与突击队交战(雷蒙德在通报中讲要避免交战)，从周围地区匆忙召集了一些“圣殿骑士团”的人。第二天，在人们通常称作“克雷森泉”的地方发生了冲突。此处大约在拿骚勒以北10英里。即使加上杰勒德的援军，双方数量也太悬殊，因为据说穆斯林有7000人。结果冲突成了一场大屠杀，只有杰勒德和两三名骑士得以生逃，杰勒德还受了伤。提尔的大主教明智地决定中途留在拿骚勒，他与巴利安和西顿的雷金纳德(看来是战斗的幸存者之一)最后到达了太巴列。此役使居伊痛失了一批精兵良将，雷蒙德和杰勒德的敌对也更尖锐了。
　　这件事使雷蒙德羞傀万分，于是重返岗位，决心尽职。他废除了与撒拉丁的和约，然后随斡旋团一道去晋见居伊。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向居伊和西比拉表示臣服，他们也对他表现得宽宏大度。表面看来，现在基督徒的团结已占了上风，但这种团结的下面仍埋藏着强烈的愤恨和猜疑。
　　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实力较量秣马厉兵。各种史料对参战的人数历来说法不一，差异很大，而且大都偏高。1187年6月底在阿卡集结的拉丁军大概有1200名骑士、1万名骑兵，还有很多(可能有2000名)图尔科波里人。图尔科波里人是从当地招募来的，主要是些骑兵。他们是弓箭手，比骑士轻装，但除在一些特殊场合外，其战斗作用与骑士相同。他们在“军事教团”的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军事教团”又是王国职业部队的核心。在“总动员”(现在居伊已下了总动员令)的情况下，两个教团都能各自集合起400名骑士。然而这样做意味着大大削弱城堡的防护力量，而城堡是王国战略防御的核心。
　　在雷纳尔德进行最后一次掳掠后，撒拉丁立即宣布讨伐。他从豪兰、阿勒颇和帝国其他地域调集了人马，甚至伊兹丁也从摩苏尔给他派来一支强大的分遣队。撒拉丁兵力的确切数目，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超过了法兰克人，可能总共多达2万人。大部分士兵骑着体型小而速度快的乡间马，其武器主要是弓箭。撒拉丁还有相当数量的铠甲骑手，他们象土耳其的骑士那样，用剑和矛作战。
　　考虑到在哈丁所发生的情况，回忆一下骑士的装束是很有意思的。那时骑士披的是锁子甲，(其下摆和袖子一直延伸到膝部、小腿、臂和手)，内有紧身皮上衣，外罩一层布衣。外衣的作用是防止炎热的阳光把铠甲晒烫。骑士颈部和面部有防护甲，头戴锅形或圆锥形头盔，外加护鼻罩。骑马的军士以及图尔科波里人则不这样重甲披身。骑士作战时不骑笨重的骑兵军马，而是骑更小巧的安达卢西亚马。如果说马匹也有护甲，那只是局部的，与骑士相比，马匹更容易受到弓箭的伤害。
　　 5月底，撒拉丁将其军队集合于豪兰山区太巴列以东的阿什塔拉。在这里，他给众多的埃米尔下达了作战命令，并作了如下的布置：侄子塔吉丁负责右翼，他最能干的副手格克贝里负责左翼，他自己则指挥中路。6月26日(星期五)，部队向太巴列湖南端的乌库旺纳挺进，在该地驻留5日。侦察队向撒拉丁报告说，法兰克人已在萨富里雅集结，该地在拿骚勒以北，常被用作基地。 [ 注 ] 撒拉丁把大军部署在由北向东约15英里的太巴列正北的山区。1183年和1184年，法兰克人曾两度凭借坚固的阵地拒绝应战。这一次也许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到更有利于己方作战的地区，撒拉丁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围困太巴列，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该城。但雷蒙德的妻子埃施瓦伯爵夫人死守在城中的营堡内，向居伊求援。
　　 7月2日夜间，基督军一方作出了进军的决定，这对拉丁王国的前途有决定性意义，对此后面将有详述。雷蒙德曾力主留在萨富里雅，他的这一主张最初也已为众人所接受，但后来居伊在雷纳尔德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决定放弃此方案。会议把雷蒙德的忠告斥责为叛徒的奸计，认为拒绝战斗必将使大家蒙受耻辱。
　　很多骑士对这个最后决定感到遗憾，他们恳请居伊重新考虑，但这一次居伊坚定不移。出于忠诚，众人最终服从了决定。于是，7月3日清晨，在手捧“真十字架” [ 注 ] 的阿卡主教的陪同下，这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拉丁军队向太巴列进发。队伍中必定有很多人对此行怀有疑问，但没有几个能估计到这次冒险行动的致命后果。照惯例，雷蒙德(部队先通过他的领地)率部走在前面，国王和“真十字架”居中，“圣殿骑士团”殿后。
　　把“圣殿骑士团”和“救护骑士团”放在这样的行进位置上无疑是个正常而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众所周知，撒拉丁的战术是先作包围之势，然后增加对后卫部队的压力，使其脱离主力部队。后来所发生的情况果真如此。那是个热不堪言的一天，基督徒军队在到达太巴列之前必须通过一片高原，而这片高原无边无际、干旱荒芜，滴水不见。很快，人员(其中有些身着沉重的盔甲)和马匹便干渴难忍。他们刚走了大约7英里，敌人的轻骑兵就发起进攻，利箭扑面射来。从那时起，虽然居伊的士兵在嘴唇干裂结起厚痂、舌头干得象皮条的情况下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但土耳其人轮番攻击，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居伊的后卫部队所受压力太大，开始与中央脱节，于是杰勒德请国王下令停止前进。
　　主力部队此时已行进到一个名叫马里斯卡尔西亚的废弃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差不多在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的正中间。向东几英里有一条山脉，高达1100英尺，其间有三个隘口，沿着陡跌的地势通往低于海平面600多英尺的太巴列。山脉的北端有两个突出向外的山崖，称作“哈丁角”，屏护着下面约600英尺的同名村庄。雷蒙德伯爵及前卫部队用力赶到大军前面，或许已经看到了太巴列山上撒拉丁人马的部署情况。不管怎样，他派人向后面送了一封信，力劝居伊加速前行，于夜幕降临之前赶到有水的地方。但居伊觉得人困马乏，便下令原地宿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十分关键的决定。
　　战争的幸存者恐伯谁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伤员们不断地叫喊着要水喝，可是没有一滴水来湿润一下舌头。整个夜晚，敌人的巡逻队在周围游荡，高声赞颂真主把基督教徒送到了他们的手心。有些权威人士说，除了扰乱军队外，他们还纵火烧了附近的灌木丛，但看来此举更有可能发生在第二天的战斗之中。
　　 7月4日(星期六)晨，居伊的大军按原次序出发，穿过卢西亚，打算在哈丁旁边的北山口实施突破。开始时先头部队取得一些进展，敌军让出了某些地段；但撒拉丁的兵力部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其狡滑的用心。战斗于哈丁角的正南方进行，撒拉丁把部队摆成一个月牙形，两翼前突、中央后缩，这样很快就能对拉丁军形成严密的包围之势，用伊马德丁的话来说“连一只蚂蚁都休想逃脱”。撒拉逊人精神抖擞，士气高昂，远非基督徒军可比，而且据伊马德丁说，撒拉丁始终有一支载有大量箭矢和其它武器的骆驼队处于待命状态。
　　两军想必都是采取简单的战术，按各自的“作战教程”作战。法兰克人的重骑兵有步兵弓箭手的保护，而弓箭手又有厚厚的软铠甲保护着。弓箭手的任务是当骑士出击时把队伍展开，骑士回归时再把队伍收拢起来。撒拉逊骑手的任务是骚扰居伊的侧翼和后卫，准备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哈丁战役中，基督教徒士气低落，根本谈不上使用什么战术，以致输掉了这场战斗；这些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干渴难忍的士兵再也挺不住了。战斗开始后不久，他们离开大路，爬上就近的一座小山，就再也不想动了，无论国王怎样央求也毫无用处。不久，撒拉逊人来了，很多基督徒沦为俘虏，但更多的人死在地上，他们的舌头都肿胀着伸在外面。
　　骑士失去步兵便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这种规模的战斗中很难取胜。居伊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性，便以“真十字架”为中心，将人马组成密集的方阵。他们在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英勇奋战。但突然他们又被滚滚浓烟包围，因为撒拉丁已下令将野草点燃，以便进一步扰乱法兰克人。居伊将哈丁山坡作为最后的立足点。在这里，约有200名骑士聚集在国王周围殊死搏斗，直到最后撒拉丁下令停止屠杀。基督教徒的骑兵几乎全军覆没，阿卡主教阵亡，“真十字架”落到了异教徒手中。
　　战斗即将结束时，雷蒙德伯爵可能是奉命、也可能是自作主张率领伊贝林的巴利安、西顿的雷金纳德和其他几个人孤注一掷，拼死冲出重围。他们眼见大势已去，只好逃离战场，寻个安全之地。有些编年史家没有很多的依据便断言是塔吉丁让队伍为他们闪开一条路，以便计擒，但并非有意帮助他们逃跑。这后一种解释使雷蒙德的人格受到进一步的诋毁。不过他很快便什么都不用想了，因为3个月之后死亡使他从军事叛变的奇耻大辱中得到解脱；而他自己深信，自己这样做是出于对共同事业的忠贞不渝。
　　这场大屠杀结束后，拉丁军的战俘被集中起来，撒拉丁对那些幸存的基督徒作了大致公正的处理。他对国王居伊相当仁慈，对其他骑士也宽宏大量，除一人之外全部释放。 [ 注 ] 这唯一的例外是沙蒂永的雷纳尔德，撒拉丁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亲手将他处死。下层军官、军士和骑兵的遭遇则不太好。他们大部分沦为奴隶。“军事教团”的下场最掺，撒拉丁把他们视为最坏的人，是对其信仰的威胁。他们之中至少有200人被残酷地用剑挑死。那是个暴虐肆行的时代，虽然穆斯林苏丹的这种行为可能被看作野蛮之举，但与14年之后一位基督教国王(而且还是一位英国国王)在阿卡下令屠杀2000多名战俘的事件相比却可谓小巫见大巫。
　　大部分城堡的军队都已被抽调去组成拉丁大军，哈丁之战的胜利使撒拉丁得以轻而易举地荡平这些城堡。少数几个进行了抵抗的城堡可以用释放重要战俘的方式来换取，如用居伊和杰勒德换阿什凯隆。只有极少数城堡(如克拉克)坚守了一年以上。一年半之后，十字军手里还剩下提尔、安条克和叙利亚的的黎波里。1187年10月，耶路撒冷宣布投降，撒拉丁对待那里的居民十分大度，这与1099年第一次东征时十字军的可耻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哈丁之战对十字军运动的影响与曼齐刻尔特之战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十分相似，战败的一方都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与撒拉丁之死使得已经大大削弱和缩小的拉丁王国继续苟延残喘了100年。曼齐刻尔特之战与哈丁之战都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哈丁之战的胜利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胜利，是新月对十字架(基督教正是打着这种旗帜参战的)的胜利。十字军丢掉了耶路撤冷以及内陆的战略要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教皇也失去了对十字军的控制，以后十字军运动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P>

可以说，拉丁王国早在7年前，即在1180年鲍德温四世的姐姐西比拉嫁给吕济尼昂的居伊、王国分为两派的时候就注定要在哈丁之战中败北了。前面我们已经部分地谈到了拉丁王国内部各要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复杂细节以及鲍德温四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和他儿子在位的整个时间内经常发生的权势之争。长时期的贵族统治和以科特尼的阿格尼丝(鲍德温四世和西比拉女王的母后)及其亲戚和其他宫廷大臣为首的阴谋集团的胡作非为从精神上摧毁了这个王国，这一点是导致王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拉丁王国的命运最后还是在“哈丁角”决定的。
　　雷蒙德从太巴列来向居伊和西比拉称臣，掩盖了已经大大伤害了王国的内部纷争。然而，掩盖纷争的只是一张一捅即破的薄纸。人们不能不对哈丁之战前夜的居伊抱一点同情。他戴着拉丁国的王冠，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象在大风天中站在塔尖上一样。在萨富里雅他被争吵不休的贵族们闹得焦头烂额。他自己也缺乏自信，没有主见。整个军队、整个国家的命运就系在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身上。
　　 7月初，拉丁王国的大军驻扎在“萨富里雅喷泉”，此地位于没有城墙的萨富里雅镇以南1英里处，周围是肥沃的耕地，溪水充足，夏天也不缺水。如前所述，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相距15英里，其间地面崎岖不平，由于无水而干裂荒芜，一支2万人的大军肯定不适于呆在那里。
　　前面已经讲过居伊决定向萨富里雅进军之前发生的事情：撒拉丁进攻太巴列(很可能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离开营地)；埃施瓦伯爵夫人请求宗主前去援救；她丈夫力主留在萨富里雅而不去救援(这是个正确军事主张)；居伊先是同意雷蒙德的意见，后在雷纳尔德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又改变了主意。当然，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
　　关于雷蒙德在萨富里雅会议(也可能是在此前的阿卡会议)上讲了些什么，当代或近代的各种叙述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在多大程度上没有用事后的眼光添枝加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关于雷蒙德在会上反对过进军迎敌的说法几乎肯定是真实的。他首先提醒会议：尽管遇到危险的毕竟是他的妻子和他的领地，但他相信，埃施瓦不会受到伤害，而且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太巴列。他指出：在沿途没有水而且沿途还要受到敌人袭扰的情况下进军15英里，真是愚蠢透顶，这样做正好给撒拉丁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使他可以在自己选定的地点与一支又渴又乏的军队交战。据说他最后还提醒会议注意：拉丁的军事战略一贯是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交战，因为穆斯林只要一时打不赢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主张就地防守 [ 注 ] ；他断定，撒拉丁或者会来进攻，或者无可奈何地解散部队。
　　雷蒙德的话句句在理，看来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可不知为什么，与雷蒙德一样久经沙场的雷纳尔德和杰勒德后来竟向国王居伊提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也许他们不会仅仅出于对雷蒙德的仇恨就置自己的生死和全军的安危于不顾吧！或者他们果真相信雷蒙德是个叛徒，妄图把部队引入敌人的圈套？看来这也极不可能(尽管他们无疑希望国王对此信以为真)。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确实认为，基督徒可以打赢，至少可以在交战之前找到水。
　　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十字军若是在天亮之前出发，在凉爽的清晨走上三四个小时，午后不久即可与敌交火，那时还不至于太渴。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拔营太晚，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撒拉逊轻骑兵的袭扰。在这个问题上，居伊的战术可能有失误之处。因为他本应用足够的步兵以致命的弓箭压制住那些打了就跑的土耳其人，不让他们靠近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后卫，就象1183年他统率部队时所做的那样。据说箭矢并不缺乏，可能是用牲口驮着的。杰勒德是当时在场的最懂行的军人，看来很可能是他明确表示：雷蒙德的主张是错误的；前突尽管有风险，但却是值得的。他这样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居伊最终作出进军的决定则更多是出于个人考虑。为了消灭撒拉丁和他的军队，他已经把整个王国的骑兵集合起来。拒绝交战(尤其是不顾“圣殿骑士团”大头领的反对而拒绝交战)可能会严重动摇本已十分不稳的王位。当时他一定回想起了1183年，那年(那时他还是摄政王)他在萨富里雅集结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一支军队，并把它带到戈里亚特潭。在那里，他占据了有利地形，与撒拉丁对峙。尽管几乎所有的骑士都敦促他出战，可是5天之内他除了散布失败和怀疑情绪之外，什么也没有做，直至穆斯林部队散去。鲍德温认为这是卑鄙怯懦的行径，十分恼怒，并罢免了他的摄政王职务。
　　还应该考虑到埃施瓦伯爵夫人的呼吁。雷蒙德断言她不会受到伤害，这样说可能是不对的。不管怎样，封臣受难时国王前去救援，这已是公认的职责。当然，也并非总能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上一次履行此种责任是应作恶多端的雷纳尔德的请求，而正是他几年之后撕毁和约，借口是：他管辖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最后一个因素是居伊和雷蒙德之间的私人关系。起初居伊成为国王时，雷蒙德威胁要进行武装干涉，拒绝参加加冕典礼。如今，在居伊登上王位后的第一次战斗中，雷蒙德会不会有意把居伊引向毁灭呢？这似乎有些捕风捉影，但雷纳尔德和杰勒德是心狠手辣、搬弄是非的能手，无需他们多说，居伊就可能信以为真。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1187年7月3日(星期五)吕济尼昂的居伊下令进军时，他就已经输掉了十字军参加的历次战斗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他违背传统，尤其是在没有预备队作后盾的情况下，拿部队作不必要的冒险。为此，他一直为人们所谴责；但过分责备他也不公道，因为他当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而他又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另外，依笔者之见，他自信能取胜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条件是他要合理地使用部队，而实际上他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进军的决定显然是这场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部队投入行动后，还有另一个有待作出的关键性决定。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但又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有关撒拉逊军队的部署情况的各种说法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作出各种推测自然容易，但真要提出结论性的观点却必需有足够的事实作根据。
　　如果综合一下当代或近代传说中的一致点，我们似乎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在那个时期，从萨富里雅有两条路通往太巴列：一条向东南方向，经萨卜特村通向加利利湖南端，然后沿湖畔向北；另一条在马里斯卡尔西亚村和卢比亚村之间向北，穿过哈丁到哈马姆干河，这条河在太巴列以北流入加利利湖。这两条路距太巴列都是20英里左右。可能还有第三条路：从萨卜特村岔出去的更直接的路。
　　关于撒拉丁部队的确切位置，编年史家没有说得很清楚。毫无疑问，他控制着哈丁角地区和太巴列山脉的北部；但在战斗前一天他在萨卜特村(在其集结地以南4英里处)还有部队吗？可能他在那里留下了一个支队，还派了另一支队去守卫加利利湖南端的森纳布拉桥，但可能两个地方人数都不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据说居伊中打算走南线的。
　　居伊的主力部队午后到达马里斯卡尔西亚和卢比亚两村之间的地带时，已经感到厌战，后卫部队更是如此。雷蒙德率领的先头部队看来没有受到敌军大的袭扰。他几次派人送信给后面催促国王继续前行，因为那个地区的泉水已经干涸，他十分清楚部队急需用水。基于某种原因，他建议居伊折向北行。这意味着居伊需要通过哈丁杀出一条路，以便寻找水源。可能雷蒙德在萨卜特村已与敌人交过火，认为那条路线难以通过。从我们掌握的少量资料来看，似乎通过北路成功的可能性最小。如果我们相信雷蒙德手下的一些骑士把行军路线出卖给撒拉丁的说法(不过，这很可能是后来某些人为了进一步指责雷蒙德的所谓背叛行为而杜撰出来的)，那么雷蒙德选择北路就值得怀疑了。
　　然而路线的选择很快便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不幸的居伊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为激烈对立的两派作仲裁人。这两派都各执己意，互不相让。“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坚决主张当天不再前进而就地宿营，他说自己的部队在反敌人骚扰的战斗中一直首当其冲，不宜再与敌人交战；而雷蒙德则同样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再过15个小时部队仍喝不上水，谁也不要指望打赢这一仗。居伊再次拒绝了雷蒙德的主张，下令部队就地宿营过夜。
　　事态的发展再次证明雷蒙德的主张是正确的；历史学家大都谴责居伊作出这一致命的错误决定。实际上，他可能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如果他下令继续向哈丁前进，向来自行其事的“军事骑士团”是否会听命于他又是个大问题。象以往一样，步兵是战斗的关键因素。第二天，他们干渴难忍，束手无策。几个小时之前他们是不是就渴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说实在的，人们也无从知道雷蒙德究竟为什么建议走这条最难走的路线。如果穿过萨卜特继续前行，是有可能到达加利利湖而避免这场灾难的。
　　居伊决定拿他的王国冒战争的危险，这是个勇敢的决定，或许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个愚蠢的决定。如果他是个能力更强、运气更好的将军，胜利很可能是十拿九稳的，撒拉逊人对此十分清楚。战争的胜败往往就差在毫厘之间。有些胜利名垂青史，有些胜利被人遗忘；但后人却很少宽恕失败。不管怎样，在大难临头之际，国王表现得还算坚强。
　　撒拉丁无疑是位杰出的将军，但他在哈丁的胜利是他在基督军离开有充足给养的基地、被迫通过干旱沙漠的情况下拣来的。忌妒猜疑、彻头彻尾的恶意使基督军裂痕累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是有一位强有力的铁腕统帅，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他能镇住争斗的各派。而吕济尼昂的居伊不是这种人。他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在本书叙述的所有战斗中，唯有这一次失利是由人的因素造成的。这里几乎集中了人类的一切弱点，而唯独缺乏勇气。

<P>第6章 博斯沃思之战(1485年8月22日)</P><P>爱德华四世1483年4月9日去世时，他的儿子爱德华年仅12岁，不过此前他已指定他的兄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作为小国王未成年时期的摄政官。爱德华四世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正住在拉德洛，与他的舅舅里弗斯伯爵安东尼在一起，而格洛斯特公爵则在英格兰的北部。当时爱德华已经娶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为妻，但伍德维尔家族声誉不佳，已经很难控制伦敦的咨议会。伍德维尔家族无法阻止理查摄政，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摄政委员会来辖制摄政官的行动。他们很快就把新国王从拉德洛送回到伦敦。
　　几乎在新国王离开拉德洛的同时，理查离开约克郡，于4月29日在诺丁汉与他的骑兵队汇合。都铎王朝的史学家们常常带有偏见地将理查描写成一个邪恶残忍的怪物，而事实上，他并非如此。他对他的兄弟非常忠诚，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和勇敢的战士。他精明强干，只是在利益面前太好冲动。他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典型产物：雄心勃勃，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残酷手段。他的这一特点在与侄子在米德兰相遇时充分暴露出来：他解散了新国王的威尔士卫队，逮捕了新国王的舅舅里弗斯伯爵、同父异母哥哥理查德·格雷爵士以及新国王的侍从托马斯·沃恩爵士(这些人以后均被处死)。在去伦敦的路上，他一再向这位不知所措的孩子表示效忠。他们于5月4日到达伦敦。
　　理查也许并没有想在这个时候就给自己加冕，但他已下定决心，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他在新国王未成年期间的摄政统治；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一些仇视伍德维尔家族的贵族效忠于他。白金汉公爵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爱德华三世第五个儿子的直系后裔，其野心不亚于理查。起初白金汉公爵给了他巨大的帮助，当6月中旬理查开始考虑自登王位时，白金汉公爵设法让年幼的国王“更舒适地住进”伦敦塔。爱德华王后及其一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避难时，他又陪同理查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说服爱德华王后极不情愿地交出了她第二个儿子约克公爵理查德，让他随同他的哥哥住进了伦敦塔。这两个孩子后来都死在了那里，被害的时间很可能是1483年的秋天。
　　与此同时，白金汉公爵积极在伦敦为理查登基制造舆论，6月23日他甚至率领一个代表团晋见理查，对他表示效忠，希望他作为理查三世登上王位。新国王如期于7月6日加冕。但是3个月之后，白金汉公爵不知因何缘故(据推测很可能是出于强烈的野心)改变主意倒向了伍德维尔家族。他们与玛格丽特·博福特(那时已与斯坦利勋爵结婚)取得了联系，并通过她为她被流放的儿子亨利·都铎 [ 注 ] 在布列塔尼公爵的支持下率军入侵英国作了准备。他们计划在亨利入侵的同时由白金汉公爵在国内西部地区策动暴乱。亨利确实航行过海了(只是有些延误)，但是他到达普尔时只剩下了两只船，而且国内暴动已经失败，白金汉公爵已被处决。亨利的入侵计划虽告失败，然而它却告诉理查，与他争夺王位的大有人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查的王位变得更加不稳，他到处面临着叛乱。1484年4月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离开了人世，而且据说他的妻子再也不能生育。许多人都赞成约克家族的伊丽莎自与亨利·都铎的拟议中的婚姻，他们把这看成是结束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争斗的一种手段，因为这种争斗太令人厌烦了。当在法国绑架亨利并把他交给理查的图谋失败后，亨利在英国的追随者更多了。也许当理查获悉长期威胁他的兰开斯特家族的入侵肯定要到1485年夏天才会进行时，他多少感到轻松了一些。这一年的6月他住进了诺丁汉堡。他在主要公路上每隔20英里设一个驿站。通过这驿站他能与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
　　亨利于8月1日从阿夫勒尔起航。随他同行的有他的叔父牛津勋爵贾斯泊·都铎和一些与他共同流放的骑士，他的舰队满载着大约2000名法国雇佣兵。他于8月7日在米尔福德港附近的米尔贝登陆，这里是他童年时就了如指掌的地方，好象他的伟大冒险注定要从这里开始似的。他首先向哈弗福德韦斯特、继而又向阿伯里斯特威斯挺进，并于8月10日到达那里，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然后他继续向东部和东北进军，攻下威尔士浦，并于8月15日占领了什鲁斯伯里。这之后他又占领了纽波特、斯塔福德、利奇菲尔德、塔姆沃思和阿瑟斯通。8月20日他在阿瑟斯通宿营。
　　亨利离开法国在威尔士登陆，以及他通过威尔士进入英格兰的日期都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关于两军的作战准备，战斗部署和战斗进程人们却知之不全，甚至对战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这一问题人们最近还在争论。目前，这些未知因素只有一部分得到了解答，大部分的问题需要靠我们通过对现有证据的仔细研究和对古战场的缜密考证作出推测。
　　使大多数人较能接受的两种说法是《克罗伊兰编年史》和波利多尔·弗吉尔的描述。《克罗伊兰编年史》的后续作者(其身份不详)很可能参加了那场战役，但是从他的描写极其简短来判断，他可能所见不多。波利多尔·弗吉尔(一位意大利学者，1510年加入英国籍)的描述是现存的最有说服力的文献，但此书是1506年之后应亨利七世的请求写的，距那次战斗的实际发生有一个时代上的间隔，或许有点偏见。然而尽管弗吉尔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些处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真实地再现历史事实的。
　　在途经威尔士向前进军的过程中，亨利无疑吸收了众多的追随者，无论是南方的沃尔特·赫伯特爵士，还是北方的威廉·斯坦利爵士，都没有阻挡他。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迪内弗尔家族的里斯·阿普·托马斯，他是卡马森郡、彭布罗克郡及卡迪根郡中一个有权势的大土地所有者。里斯是一个著名的兰开斯特派的同情者，虽然直到8月13日亨利到达威尔士浦时，他才带着他的大部队与亨利的部队会合，但几乎可以断定，亨利在远征前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他给亨利计划了能防止南面侧攻的进军路线。在什鲁斯伯里，吉尔伯特·塔尔伯特爵士率领500名士兵加入了亨利的队伍。此后，亨利的进军路线主要是服从他争取斯坦利兄弟——斯坦利勋爵托马斯和他的兄弟威廉爵士——的需要。
　　与此同时，理查的情况如何呢？理查是于8月11日得知亨利登陆的消息的，当时他正在诺丁汉，更确切地说是在诺丁汉附近的贝斯克伍德洛奇。看来在威尔士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依然忠于他的，因为虽然当时英国有很好的驿站网(不过内地威尔士驿站很可能不这样发达)，但要在4天之内骑马跑200英里仍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他不久便得知，除了其他人之外，威廉·斯坦利也背叛了他；但是他对其兄弟托马斯仍抱有一线希望。
　　理查对亨利轻易而迅速地通过威尔士既吃惊又气恼。在亨利抵达什鲁斯伯里时，他尚未集结起他的全部人马。斯坦利勋爵一直在兰开夏视察他的庄园，东区的诺森伯兰伯爵也行动迟缓。但是，当理查的快速行动部队(骑马侦察兵)向他报告，亨利已到达利奇菲尔德时，他意识到他不能再在诺丁汉呆下去了，因为叛乱者可能决定直奔伦敦。8月19日，保王派军队(包括那天率领部队刚刚到达的诺森伯兰伯爵)离开诺丁汉开往莱斯特。
　　亨利从什鲁斯伯里推进到斯塔福德，然后折向东南，经利奇菲尔德和塔姆沃思向阿瑟斯通推进。在利奇菲尔德和塔姆沃思，他收集了一些大炮，这些辎重影响了军队的推进速度，而在此之前，他的军队的进军速度本来一直是很快的。在阿瑟斯通，亨利会见了斯坦利兄弟，但此次会晤没有结果。8月21日，理查和亨利的军队都到达了接敌位置。亨利从阿瑟斯通推进到一个叫怀特穆尔斯的地方，这里位于罗马大道以北，距阿瑟斯通5英里；而理查则从莱斯特向西开进到了萨顿切尼西北的高地。
　　国王的营址很可能位于向申顿方向延伸约1英里的一个山梁的东北端。这里是山梁的最高点，高达417英尺，因此可以使理查对周围大部分地区看得清清楚楚。制高点安比昂山南面的那块地方叫作雷德莫平原(这场战斗最初就叫雷德莫之战)，这场战斗发生时，这里还是一片崎岖不平未曾开垦的土地。山的东面和南面是一大片沼泽地，关于这片沼泽地的大小，多少年来人们的描述有许许多多。它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是亨利想要与理查军队厮杀就必须避开的地方；二是斯坦利勋爵及其随从的阵地就设在这里。人们一致的看法是，这片地区为东西走向，从萨顿切尼南面不远的地方延伸至安比昂山的西南面，从北到南的平均宽度为600码，因此它是保护理查左翼的一道令人生畏的屏障。
　　安比昂山的西端距国王设营的地方1英里，这里是这片地区最好的作战场所。8月22日早晨，保王派军队很早就拨营向这一阵地进发。部队很可能是成战斗纵队前进和战斗的，诺福克公爵指挥前卫部队走在最前，国王率主力部队紧跟其后，无精打采的诺森伯兰伯爵率领后卫走在最后。关于理查军队的人数，历史学家的看法不尽一致，最高的估计认为有大约1.2万人。这个数字很可能太高了，即使加上叛变者和逃兵，国王的军队也到不了1万人。诺福克的前卫部队大约有1200名弓箭手，他的儿子萨雷勋爵率200名胸甲骑兵构成其侧翼。国王的主力部队由钩镰枪手和长矛兵组成，以重骑兵为其两翼。诺森伯兰伯爵率领着大约2000名钩镰枪手。理查的大炮可能分配给了诺福克部队南面的左翼部队。
　　亨利·都铎的军队从法国扬帆过海的时候只有2000名法国雇佣兵和少量的流亡伙伴，而他到达怀特穆尔斯的时候，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多。在开战前不久，由于约翰·萨维奇爵士(威廉·斯坦利的女婿)以及其他重要叛逃者赶来投奔，这个数字又有所增加。即使如此，除斯坦利兄弟外，他的军队总数也不超过5000人(斯坦利兄弟大约掌握有4000人，他完全有理由希望他们站到他这一边)。亨利要想获胜就必须得到斯坦利兄弟的合作，然而自从阿瑟斯通会晤之后，直到战役胜利，亨利一直无法与斯坦利兄弟再次会见，每次亨利请求合作，他俩都给予模棱两可的回答，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他们一直是令人恼火的未知因素。
　　亨利向安比昂山开进的情况大概和理查差不多，也是以骑兵为两翼成战斗纵队前进，牛津勋爵指挥前卫部队，亨利和彭布罗克勋爵(贾斯珀·都铎)率主力跟进。牛津勋爵沿着沼泽地边缘前进，不知不觉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安比昂山脚下，与在他上面的诺福克公爵的弓箭手相距仅几百码。这样的时刻一定令人非常不安，但他以令人赞叹的沉着，把他的前卫部队展开成弓箭手在前，钩镰手在后的战斗队形。吉尔伯特·塔尔伯特爵士在右翼指挥从什罗普郡征来的士兵，约翰·萨维奇爵士在左翼指挥威尔士人。都铎的右侧有沼泽地掩护，但左侧极易受到攻击。
　　亨利不是一个真正的武士，看来他在这次战斗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入侵者一方实际上指挥作战的是牛津勋爵。牛津勋爵打算将手下人全部投入战斗，因此，当战斗刚一开始，牛津勋爵便用大炮猛轰对方。而与此同时，诺福克公爵一方的弓箭也雨点般地射向牛津勋爵的前卫部队。一般说来，先打炮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鼓舞先头部队，激励他们尽量接近敌人，使他们敢于以较为适当的方式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拼杀。然而这次炮击刚开始不久便奇怪地中断了。牛津勋爵害怕在他的整个部队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被敌包围，便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向前超过他的军旗10英尺。这种似乎不合情理的踌躇，起初使诺福克公爵的士兵为之一惊，他们怀疑其中有诈。结果在两军发起进攻之前，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歇。
　　战斗持续了大约2个小时，它对理查来说是一场背信弃义和损失惨重的悲剧。当诺福克公爵和牛津勋爵的前卫部队进入肉博战，士兵们在挥舞的钢刀、长矛和钩镰下纷纷倒下的时候，双方的主力部队都很快派出了援兵。诺福克公爵是第一个阵亡的高级指挥官，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的死对理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快，两军阵线都开始出现宽大的缺口，谁胜谁负完全取决于三个人——站在旁边隔岸观火的两个人和近在咫尺的一个人。
　　诺森伯兰伯爵是第一个表现出背叛意向的人。他率兵前往莱斯特时就极为拖拉，他的所作所为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只要能不参战，他就不参战。当理查在战役的紧要关头急令他率部参战时，他拒绝执行命令，说他最好留在后面，以防斯坦利兄弟捣乱。事实上，他是在等着看斯坦利兄弟如何行动。
　　然而他不是唯一等着看斯坦利兄弟如何行动的人，理查和亨利·都铎都明白，现在谁胜谁负全掌握在斯坦利兄弟手里。这两位指挥官都知道打不起消耗战，因为，没有斯坦利兄弟的军队，亨利想在兵力上占优势是不可能的；理查则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人也效仿诺森伯兰伯爵畏缩不前或者临阵脱逃。亨利似乎曾经采取过一系列积极的行动争取斯坦利兄弟参加战斗。威廉·斯坦利的部队离亨利部队的左翼不远，亨利曾在卫士的陪同下打着军旗骑马来到部队左翼，希望这样更容易使威廉·斯坦利集合到他的麾下支持他的事业。
　　据说理查国王看到亨利的马队在左翼很显眼，易于攻击，便认定不能象他的随从恳求的那样以逃跑求生存，而是应该抓住战机，给这个给他带来这么多麻烦的人以决定性的一击，从而结束战斗。于是这位高傲而易冲动的金雀花王朝的国王骑着他高大的白马，迅速集合起他的王室成员和卫队(大约不超过100人)，经过威廉·斯坦利的正前方向安比昂山的西北坡冲击，以期砍倒这位威尔士的篡权者。
　　这场厮杀真是威武雄壮，在最初的几秒钟里，理查便杀死了亨利的旗手威廉·布兰登爵士，并将以勇力过人而著称的勇士约翰·切尼爵士砍下了马。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眼看就要达到其既定目标了，可就在此时，亨利的支持者(此时威廉·斯坦利的人很可能也参加了进来)把亨利围在了中间保护起来。红色的龙旗又飘扬起来，理查国王被施下马，死于乱刀之下。
　　理查就这样以传统的中世纪骑士的气概战死在沙场，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战死沙场的国王。不过，尽管上述描述最为人们所接受，但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个娓娓动听的故事，其实并不可信。他们说国王是在讨伐斯坦利勋爵的背叛时，在他部队的左翼(即现在被称为理查国王井的地方)，落马陷入泥沼而死的。不管哪一种说法正确，结果都一样：国王一死，他的追随者便没有理由，或者说再无意志继续战斗，他们似乎已四散逃窜。如果保王派军队死了1000人的说法准确的话，那么许多人肯定是死于沼泽地或死于短暂的追杀，因为对于一场仅仅持续了2个小时的战斗来说，1000人的伤亡数字实在太高了。胜利者一方损失最多不超过200人。
　　看来斯坦利勋爵没有参战，但他恭维地将理查戴过的王冠戴在了新国王的头上。王冠原戴主的尸体被胜利者剥光了衣服，用绳子挂在马上，运到了莱斯特，并在这里曝尸两天示众。经过这番羞辱之后，这位金雀花王朝的最后一代国王被埋在了方济各会教派的教堂。但即使在那里，他也没有得到永久的安息，因为当博斯沃思之战得胜者的儿子解散修道会的时候，方济各会的教堂遭到了劫掠，理查的坟墓被毁坏，他的尸首被扔进了索尔河。
　　玫瑰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博斯沃思之战两年后，一个名叫兰伯特·西姆内尔的人发动了叛乱，而实际操纵这场叛乱的人是曾经被理查指定为继承人，并且可能参加了博斯沃思之战的林肯伯爵。亨利不得不在1487年6月16日发动斯托克之战镇压这次叛乱。至此玫瑰战争才告结束。但是，正是博斯沃思之战才使英国君主政治史上最辉煌的都铎王朝得以诞生。</P>

　　军队的背叛是博斯沃思之战中的决定性因素。理查也许没有抓住战机在战役初期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战术打击。如果国王在牛津勋爵心绪不安地将其前卫部队展开成战斗队形和突然停止炮击之时命令他的主力部队全线出击，他很可能迅速取得胜利。当然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不容易的，因为敌军就在几百码以外，而且还是在一个小山头上，占有有利的地形。但是战机稍纵即逝。由于我们对战斗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因此不能说采取某个具体行动，或不采取某个具体行动肯定具有决定意义。
　　亨利的最终胜利是斯坦利兄弟的行为，而不是诺森伯兰伯爵的行为造成的，因为不管斯坦利兄弟倒向哪边，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都会紧跟的。托马斯·斯坦利娶了玛格丽特·博福特为第二个妻子。博福特原先嫁的是里士满伯爵埃德蒙·泰迪，即埃德蒙·都铎，她是亨利·都铎的母亲。她与斯坦利的婚姻是纯洁的婚姻，它给了四分五裂的英国人民弥合裂痕的机会，虽然玛格丽特曾参与了与在法国的亨利的秘密谈判，但尚无托马斯·斯坦利参与了谈判的记载。恰恰相反，经过一阵动摇(到伦敦塔的短暂拜访反映了这种动摇)之后，他更加依附于理查，并且作为宫廷总管和王室总务官，经常伺候国王；即使在白金汉暴乱时，尽管玛格丽特深深地卷入了这一事件，他的忠诚也没有动摇过。
　　 1483年加冕之后，理查一定认为，既然几乎全国的贵族都表示赞成，他的地位肯定是稳固的。斯坦利也完全有理由为他坚定不移地忠实于国王感到庆幸。但是到了1485年春天，理查的统治基础开始瓦解。这年3月，他失去了他忠实的妻子安妮·内维尔的支持，而且一年前，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已离开了人世。这使人们对理查王朝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在威尔士，人们非常同情亨利·都铎，支持他推翻理查。许多人都积极行动起来为兰开斯特家族的事业而奔走。
　　按理说，理查应该时刻提防那些从经历上看就很可能会出事的人对他的背叛。他一定清楚这些人中的头一个便是托马斯·斯坦利。诚然，他跟他的兄弟威廉不同，自从爱德华四世在蒂克斯伯里获胜后，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环境，他都坚定不移地支持约克家族。但是他是一个典型的看风使舵的人，从布卢尔希思到巴尼特，他都是拖拉、搪塞，总是表现得慎之又慎，先赞成这一边，然后又支持另一方。的确，谨慎是托马斯的特点，正象急躁是威廉的特点一样。到目前为止——对托马斯来说，直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斯坦利兄弟靠谨慎、狡诈甚至很不老实的处世方法，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得到发迹。他们总能站在胜利者的一边，而且一旦情况有变，他们又总能逃脱背叛的坏名声。
　　既然理查很清楚斯坦利兄弟不可靠，而且威廉比托马斯更不可靠，他在1485年1月还让托马斯掌握一支军队就很令人奇怪了。其实他别无他择，在英国，除诺福克家族和诺森伯兰家族之外，最有权势的便是斯坦利家族，没有斯坦利家族的支持，他就不可能牢牢地控制往西北部地区。斯坦利勋爵把控制西北部地区的责任交给了他的儿子斯特兰奇勋爵乔治和他的兄弟威廉·斯坦利，前者负责兰开夏郡，后者负责柴郡。这样在局势不稳定的时候，威廉·斯坦利就负责守卫英国这片最敏感的地区，以防亨利·都铎可能的入侵。几乎可以肯定，在亨利登陆前不久，威廉·斯坦利便掌握了入侵的详细计划，但是他无意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一行动。
　　然而，此时理查并没有发觉威廉有意背叛，托马斯表面上也非常忠实于国王。但是到了7月，当御前会议在诺丁汉举行时，托马斯请求理查允许他去北部巡视他的庄园，借口是这个地方他几乎有两年没有去了。这是一个十分不祥的请求，毫无疑问其他人强烈要求理查拒绝此请求，因为托马斯蛰居一地闭门不出，他的不忠确定无疑。但是那样做是不合适的，因为他的儿子将统率他的军队，重要的是理查应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信任。显然理查所给予的信任程度太小了，他提出只有托马斯把他的儿子送来顶替他，他才允许他离开。斯坦利这样做了，斯特兰奇勋爵在理查出发前一周到达了北安普敦。
　　当托马斯请求允许离开国王时，也许他们双方都知道亨利即将入侵，但与亨利顺利到达博斯沃思最有牵连的人是威廉。理查一听到亨利登陆的消息，便向许多人发出命令，要他们到莱斯特与他会合。但威廉不在此之列(虽然托马斯是其中之一)，因为国王知道他完全明白他在北威尔士应该做些什么。但不幸的是威廉并没有恪尽职守阻截亨利，而是将他的部队带到了临近什鲁斯伯里的地方。在这里，他的军队离亨利的军队很近，虽然这两人直到8月17日才在斯塔福德会晤。会晤是简短的，而且就亨利而言是不满意的，因为威廉不准备这么早就作出承诺。
　　与此同时，托马斯一接到国王要他去莱斯特的命令(此时他可能正在向什鲁斯伯里前进)，便提出了一个不成其为借口的借口，说他正在患盗汗症，而通常患这种病的人是很难启口请假的。大约就在此时，斯特兰奇勋爵因试图逃离诺丁汉城堡而被捕；经审问，他供认其叔父和约翰·萨维奇爵士与此事有牵连，但他拒绝承认其父有背叛的图谋。现在理查至少已对兄弟两人中的一人了解清楚，他立即将其斥责为叛逆，但他对另一人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其儿子就在他的掌握之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据波利多尔·弗吉尔记载，8月20日亨利在阿瑟斯通会见了威廉·斯坦利和托马斯·斯坦利，“他们商讨了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如何与理查国王决战的问题……。”这次会晤是友好的，但亨利对会晤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斯坦利兄弟继续支吾搪塞不表示态度。对于托马斯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威廉来说，此时仍犹豫不决是不合情理的。
　　会晤结束后，亨利仍然留在阿瑟斯通直到他的军队到达，第二天他继续向怀特穆尔斯前进。斯坦利兄弟在战斗开始前和战斗过程中的确切位置难以确定。似乎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战斗前夜威廉将他的营帐设在安比昂山北部偏西大约1英里处，这个地方距一个叫尼尔科顿的小村庄很近；但是托马斯的营帐设在哪里则不得而知。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他的营帐设在战场南部的斯托克戈尔丁-达德林顿地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即使想参加战斗，沼泽地也使他难以参加战斗。很可能他也在战场的北部地区，距他的兄弟很近。他的确切位置究竟在何处无关紧要，因为几乎可以断定，他没有参加实际的战斗。
　　假如威廉·斯坦利的军队与托马斯的军队靠得很近的话，从理查的阵地上一定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并且他们离亨利的军队也不会很远。战斗打响的那天早晨，理查在离开营地之前给斯坦利勋爵送去最后一道命令，要他立刻与他一起参加战斗，否则他的儿子将被处死。据说斯坦利的回答是他还有别的儿子，他将不与国王一起作战。这也许是真的，他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不过斯特兰奇勋爵并没有死。
　　在战斗快要打响之前，亨利也给他的继父送去了一封急信，并且据信他得到了多少有点令人鼓舞的回答：他将作好部署等到时机成熟时参加战斗。波利多尔·弗吉尔说亨利“非常焦急”。对托马斯来说时机一直没有成熟。但是就在理查奋力厮杀企图砍倒亨利的时候，或者稍晚一点点的时候，威廉的军队毫无疑问参加了战斗。
　　托马斯·斯坦利并没有参与把他的继子推上王位的战斗，但他却因等待观望而得到了丰厚的奖赏，他的爵位上升到了伯爵。在亨利加冕时，德比伯爵穿着昂贵的黑貂皮长袍，把国王剑从伦敦塔送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但是贡献比他大得多的威廉却没有得到如此高的奖赏，他的鲁莽终于使他走向了灭亡。他愚蠢地参与了珀金·沃贝克事件，于1495年2月被处死。
　　关于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的背叛行径前面已经简要地讲过，这里没有多少要说了。克罗伊兰编年史家写得非常生动和简洁，他写到：“诺森伯兰伯爵带着规模和素质与其身份相符的军队据守在哪里，哪里就看不见敌方的部队，也没有愤怒的交战。”
　　这个家族的历史是一部难以使约克家族相信这位伯爵的可靠性的历史，因为他的父亲和祖父曾为兰开斯特族作战，分别阵亡在圣奥尔本斯和陶顿。战前理查就很清楚诺森伯兰的忠诚是很靠不住的，因此他们的合作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当国王召唤他的时候，他找了一个貌似有理的借口，说眼下时疫流行，无法从东区召集人马(毫无疑问东区的这些人肯定会忠实地为理查而战)。可见他很可能已经与亨利·都铎有了背叛性的往来。珀西家族在英国东北部很有权势，但是在亨利登陆之前，理查把诺森伯兰伯爵干掉很可能，或者说肯定，是比较明智的。从实际情况看，理查可能十分乐意让他的2000名士兵担任后卫，正象诺森伯兰伯爵天真地所说，这样可以防止斯坦利进攻勤王派军队的翼侧，因为在前方背叛所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诺森伯兰伯爵和斯坦利兄弟的背叛对博斯沃思之战的结局有多大影响呢？如果波利多尔·弗吉尔的叙述是确实的，即威廉·斯坦利的军队及时介入搭救亨利，使他未在理查及跟随他疯狂冲击亨利军队翼侧的士兵的刀下丧命，那么无疑是威廉的积极支持和托马斯的消极支持使亨利赢得了胜利。假如理查在威廉的军队参战之前就已被杀死，那么威廉的介入自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在中世纪的战争中，一旦国王或首领被打死，部队通常会树倒猢狲散，正如理查在博斯沃思战死后的情形一样。但是如果理查胜利了，威廉求生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所以看来可以肯定，当看到战斗的发展不太妙时，威廉及时介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自始至终，斯坦利兄弟是决定这场战役胜负的关键人物，因为如果他们与理查一起作战，亨利必败无疑。如果同意这个观点，这就引起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亨利在登陆之前从斯坦利兄弟那里得到了某种保证的话，那么这种保证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要知道，如果没有他们和里斯·阿普·托马斯的合作，亨利的冒险行动肯定是极其危险的。一般的看法是，虽然里斯很可能事先作出了许诺，但斯坦利兄弟事先没有作出什么许诺。但是也许下面的看法是饶有趣味的：亨利通过玛格丽特·博福特和其他支持者得知，通过威尔士进军就基本上可以保证取得胜利，他还得知斯坦利兄弟对他有好感，并且他们讲道义，乐意为他的成功助一臂之力。
　　诺森伯兰伯爵的背叛一定使理查感到非常恼怒，因为他的背叛彻底破坏了他对战场的指挥。最初的半小时过去之后，战斗处于相持状态。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诺森伯兰伯爵能够奉理查之命将其军队投入战斗，理查完全有可能在斯坦利兄弟还在踌躇之时把亨利的军队彻底打败。勤王派军队有兵多将广和地形有利的良好条件，只有军队内部的背叛才能使他们失败，而诺森伯兰伯爵恰恰在战场上作出了背叛之举。
　　理查国王可能错过了一个战术上击败亨利·都铎的机会，不过这是个一闪而过的机会。博斯沃思之战是一位将领在不了解部下是否忠诚的情况下被迫与敌作战的典型战例。

　　战争从来都是失败于战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不利情况：部队训练差，组织不得力，对高级指挥官缺乏信任，内部有人对统治者怀有敌意，等等。可以说博斯沃思之战失败于这些原因中的最后一个。不过理查统治得并不坏，虽然他害怕背叛，但他又无能为力。出于亨利和理查均无法控制的因素，亨利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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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7时30分在东法恩登岭，鲁珀特亲王派侦察队长去侦察敌人阵地。但是鲁斯回来说没有新情况，其原因难以理解(尽管它可能反映出王党军的侦察工作十分薄弱)。鲁珀特只好亲自出马。他很快发现了敌军此时正向最后阵地机动，当然，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官，不会认为敌人是在撤退。但是他又是一位进攻精神极强的人，难以抗拒机会的诱惑，他想趁此时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他一面派传令官向国王汇报，要求国王火速把兵调上来；一面继续骑马勘察阵地。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
　　鲁珀特选择的阵地在杜斯特山的山梁上。军队进入阵地后分三线部署。第一线，久经沙场的名将雅各布·阿斯特利率步兵居中，鲁珀特亲王的骑兵居右，兰代尔的部队居左。第二线是霍华德上校的步兵，骑兵中队夹在步兵团中间。第三线为预备队，共1300人，由国王的近卫骑兵、鲁珀特亲王的步兵和国王的骑兵卫队组成。总共有骑兵4280人，步兵3900人。
　　在杜斯特山以南半英里处平行驻扎着费尔法克斯的部队，共计1.46万人，其中骑兵7200人，步兵6400人，奥凯上校指挥的龙骑兵1000人。他们成二线配置，中央为斯基庞少将的步兵，右翼为克伦威尔的骑兵，左翼为艾尔顿上校的骑兵。最左翼是一片称为萨尔比树篱的茂密的灌木丛，克伦威尔将它选为左翼屏障，并令奥凯的龙骑兵下马沿树篱布防。
　　上午11时左右，战斗开始了；王党军稳步向前推进。整个战线几乎同时打响。在东侧，克伦威尔挥兵迎战正朝这边冲来的兰代尔部。北方骑兵只有1700人，数量上居于劣势，根本不是克伦威尔骑兵的对手，何况克伦威尔的部队还占了下坡的便宜。北方骑兵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被驱赶到鲁珀特的预备队的位置。当对方败局已定时，克伦威尔非常明智地命令手下的2个团钳制兰代尔的部队，防止他们重新集结，同时调集其余兵力，准备迎接最后阶段的决战。克伦威尔这一指挥策略与鲁珀特那种一味冲杀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中路，阿斯特利的部队与“圆颅党”的步兵相比占有明显优势。前者作战经验丰富，后者新兵居多。阿斯特利部队经过艰苦的白刃战之后，冲破对方第一道防线，迫敌退到第二道防线。然而由于兵力不足，后来又未得到骑兵支援，他们自己反倒成了瓮中之鳖。对王党军右翼采取的作战行动也许至关重要，它可能对战役结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至少可以肯定它对阿斯特利步兵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鲁珀特亲王实际上是王党军的统帅，尽管他发现国王越来越相信自身的军事才能，并且很想亲自掌握战场指挥权。尽管如此，作为统帅的鲁珀特亲王无论如何不该亲自带领骑兵冲锋，应该把骑兵交给莫里斯亲王去指挥，自己掌管战役的全局。然而这显然不符合他的个性。如果骑兵要发起冲锋，他是非亲自参加不可的。他率领两路骑兵去迎战艾尔顿部，混战一场后，穷追不舍，结果跑出了战场范围。
　　鲁珀特的部队向前推进，必然会遭到埋伏在萨尔比树篱内的奥凯部队交叉火力的射击，从而可能稍微加快了向前推进的速度。实际上奥凯的龙骑兵并没有击中对方多少骑兵。由于某种原因，在这一翼，双方骑兵在距离对方不远的地方都收住了脚步。相视一两分钟后，鲁珀特首先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双方激战了半个小时。刚开始艾尔顿略占上风，他右翼的两个骑兵中队突破了正面的王党军骑兵部队，可是中路的骑兵中队未能发起冲锋。最左翼的“圆颅党”骑兵则被对方打得落荒而逃。
　　这时，鲁珀特带着他能聚集起来的全部骑兵飞奔着离开了战场，去追赶艾尔顿的部队，一直追到距内兹比1英里以外的地方才收住缰绳。在那里他们与“圆颅党”辎重部队遭遇，受到了该部护卫队的猛烈攻击，他的部队被打散了。待鲁珀特把打散的骑兵收拢来，拨转马头返回战场时，他的马队已无力投入战斗，而且无论如何现在也为时太晚了。留在战场上的王党军步兵遭到了克伦威尔骑兵和艾尔顿余部的左右夹攻，同时奥凯的龙骑兵现在也重新跃上战马。王党军步兵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在庞大的俘虏队伍中数他们的人最多。
　　鲁珀特亲王回到国王和预备队那里(预备队多数没有投入战斗，如果鲁珀特在场全面指挥的话，他们是应当投入战斗的)。鲁珀特与国王作了部署，准备应付正在重新组织以便发起最后冲击夺取胜利的敌人。但是议会军并没有发起最后冲击，因为只需奥凯的龙骑兵一阵排枪就足以解决问题了。虽然王党军的军官仍竭尽全力企图稳住阵脚，但士兵们再也招架不住，纷纷逃离战场。追击大体上是有节制的，但仍追出了12英里。追击中杀死了不少人。在这次战役中，议会军方面损失不大，约有180人阵亡。王党军方面在战斗中损失了大约450人，后来遭议会军追击时又有350人丧生。另外，所有的给养都落到了胜利者之手。议会军还缴获了装有国王私人书信的文件箱，其中有国王与王后之间的使他们身败名裂的一些信件。
　　第一次国内战争在内兹比战役之后又拖了一年。然而内兹比战役已敲响了国王军事机器的丧钟。因为王党军虽然被打死的不多，但是有5000名官兵被俘，其中有许多是久经沙场的军官。国王再也无力征集一支部队到战场上与新模范军一决雌雄了。被一支人数比自己几乎多一倍的军队打败或许不算丢脸，况且，敌人赢得也并不轻松。但是必然会有许多王党分子在悲怆之中认真地思考那些对他们的失败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

　　 有些仗本来是决不应该打的，内兹比战役就是其中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王党军在长达6个星期的时间里优柔寡断，办事拖沓，盲目调和，这不可能不导致一场灾难。在1645年4月，或许保王派可以迫使议会向查理国王提出能为他所接受的条件——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而且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戈林是取得立即成功的关键，倘若他到牛津与国王会合，他们必定能把新模范军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新模范军有一半正在西部来回运动，而且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如果国王把戈林的部队置于自己指挥之下，以后再将杰勒德的部队也纳入统一指挥，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夺回整个北部地区是不成问题的。那样的话，国王的境遇就会大为改观。可是他们在斯托昂泽沃尔德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后来又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徒劳地迂回运动，最后查理不得不在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与敌人决战。
　　双方一旦交战，兵力较强，指挥得力的一方，可能获胜。费尔法克斯是一名卓越的指挥官，克伦威尔指挥骑兵的艺术非常高超(仅克伦威尔亲临战场这一点所起的作用就等于把他带到战场上的600名骑兵的作用提高一倍)。阿斯特利的步兵虽然英勇善战，但由于没有骑兵支援，无法与斯基庞的人马抗衡。鲁珀特亲王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导致国王失败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鲁珀特的错误在于决定放弃东法思登-大奥克桑登这块易守难攻的防御阵地；此外在战斗紧要关头，他的骑兵离开了战场，这也是他的责任。
　　 6月13日夜，王党军正在马基特哈伯勒。国王对是否应当向北进发又犹豫不决起来(虽然鲁珀特仍主张北上)。当时立即执行的计划是向贝尔沃进军，把兵力从纽瓦克收回来。但在当天夜里他们又得到消息，说费尔法克斯的军队离他们只有6英里。正在附近的卢伯纳姆睡觉的国王被人叫了起来。在随即举行的会议上，迪格比和其他一些人竭力敦促国王命令部队停下来迎战。他们的论点是：敌人已近在咫尺，进一步后撤必然会给人以败退的印象，这样会挫伤士气。鲁珀特则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劣势兵力对付强大的敌人无疑是极不明智的。可是他的意见遭到否决。
　　马基特哈伯勒周围的地势起伏不平，几乎没有树林，但有连绵不断的山脉。山岭之间的地带有些即使在夏季也是沼泽地。在马基特哈伯勒以南大约2英里的地方(正好在东法恩登南边)有一山梁，它向东延伸，恰好穿过小奥克桑登。这是一处很好的天然防御阵地。雅各布·阿斯特利非常欣赏这块地方，选它作为步兵阵地。部队在这里待命等待敌人越过泥泞难行的地段朝这里进攻。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兵力的不足。诚然，侧翼都没有天然屏障保护，可是若想迂回包抄这一阵地，就得沿相当陡峭的山坡朝上冲。
　　前面已经提到，6月14日上午8时左右，鲁珀特亲自策马前去侦察，他看到敌人正朝着他们最后选定的阵地运动。当初他对用劣势兵力去对付强大的敌人颇有顾虑，但这时他似乎象一匹身经百战的老马嗅到了战斗气息后急不可耐地四蹄乱扒一样，一切顾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马上派人回去传令，命令部队开往他新选择的阵地。这阵地恰好与“圆颅党”部队在米尔山地区选择的阵地相一致。
　　鲁珀特在作这个决定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推测而已。他对防御战历来不屑一顾，或许他认为既然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在他认为不适当的时间开战，那么发动进攻的最佳时机应是敌人立足未稳之时(他本人绝不会认为议会军当时是在后撤)。如果是这样，他心里必然清楚，他至少要用2个小时才能使部队进入作战阵地，而费尔法克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就能把一切准备就绪。
　　令人费解的是王党军居然决定孤注一掷，向明显占优势的敌人发动进攻。鲁珀特或许打不赢防御战，但几乎可以肯定，他可以把部队基本完整地带离战场，相机再战。后来的情况更是糟糕。发起进攻后，如果能及时得到骑兵的适当支援，他那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部队还是有可能打赢这一仗的。可是，由于鲁珀特的骑兵轻举妄动，而克伦威尔的骑兵则沉着坚定，这就使王党军步兵在勇气、训练和纪律方面的长处未能发挥作用。
　　王党军在穿越布罗德荒原时是稳步推进的，右翼的骑兵略微在前。但是在整个战线上，战斗几乎是同时打响的。鲁珀特手下有两名主要指挥官，一位是他的兄弟莫里斯亲王，另一位是北安普敦伯爵。他在一线部署了约850名骑兵，在二线(或者说预备队)部署了880名骑兵(分为5队，每队约100至200人)。鲁珀特共拥有骑兵1730人，大大少于亨利·艾尔顿用来对付他的5个团的兵力。
　　有些材料说，骑兵战开始时，鲁珀特的骑兵是一溜小跑向前推进的，由于马到之处所向披靡，他们的推进很快就变成了轻松的追杀。但事实上，战斗只是在开始时停顿了一下(当时艾尔顿的某些骑兵团表现出短暂的迟疑)，然后两军便激烈地厮杀起来。艾尔顿是一名骁勇的军人，但不是杰出的指挥宫。作为骑兵指挥官，他与鲁珀特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不过他本人率领的那个团在抗击两位亲王的猛烈进攻时表现得非常出色。后来他犯了一个错误，掉转马头去支援步兵，使议会军左翼的巴特勒上校完全失去保护。当鲁珀特命令北安普敦勋爵把二线部队调上来后，巴特勒上校的团就招架不住了，结果被打得溃不成军，与艾尔顿部的一些骑兵一起被逐出了战场。鲁珀特差不多出动了手下所有骑兵对其穷追不舍。另外，据从战场发给下院议长的报告称，同艾尔顿的骑兵一起溃逃的还有1000多名步兵。
　　步兵战斗对鲁珀特在右翼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战斗打响前，费尔法克斯把部队(敢死队除外)撤往后山坡阵地。当王党军逼近时，他们刚爬过山顶，时间只允许他们在投掷长矛之前用滑膛枪齐射一次。议会军虽然占有人多地利的优势，可是他们的一些部队，尤其是斯基庞手下的某些团，缺乏良好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圆颅党”军队右翼的费尔法克斯团坚守了阵地(实际上，他们没有进行激战)，但斯基庞的人马很快乱作一团。艾尔顿部剩下的部分骑兵临时来支援他们。但是当战斗正激烈进行，斯基庞试图稳住部队时，他自己被对方击中。他的部下因此失去了斗志。不久王党军把他们赶到了预备队所在处。还有不少胆怯者纷纷逃命。虽然他们的军官身先士卒并竭力维持部队，但也无济于事。形势十分危急，艾尔顿本人也挂了彩，还一度成了对方的俘虏。费尔法克斯的左翼被突破了，中央也陷入混乱。双方人员后来都曾公开说，如果鲁珀特的骑兵当时在场的话，王党军必定会赢得胜利。
　　在“圆颅党”军队的右翼，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对抗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指挥的骑兵的作战中指挥若定。克伦威尔人马所在的山坡遍地都是野兔洞穴，骑兵下山十分不便。首先与敌人交锋的是左边的惠利团。双方在近距离用手枪对射一阵之后，便拔刀拼杀起来。克伦威尔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于是便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攻击兰代尔的左侧。王党军的中路和右侧都遭到强大的压力，左侧则被对方包围，不得不向后撤退，整支部队立即成鸟兽散。克伦威尔牢牢控制着手下人马，他留下4支骑兵去追击敌人，命令其余部队攻向阿斯特利暴露的侧翼。就在此时，奥凯从萨尔比树篱那边出现，他的龙骑兵跨上战马从另一侧向王党军发动了攻击。
　　王党军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机会了，而且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那时国王还掌握着预备队。他依然象往常那样勇武，准备冲在近卫骑兵的前面，率领预备队决一死战。可是苏格兰的卡恩沃思伯爵把他的坐骑朝后一拉，大喊一声：“你想去送死吗？”光荣的机会就此丧失。与此同时，国王的步兵已被对方压垮，大多弃械投降，虽然也有一些部队，如乔治·莱尔爵士的“蓝衣团”，仍在坚持战斗，直至阵亡。
　　在上述情况发生时，鲁珀特部队的具体情况不十分清楚，不过无论情况如何他离开战场所造成的危害都是巨大的。他手下的部分骑兵或许在追击艾尔顿部时追出了内兹比。无疑，他们在路上进行了抢劫，结果耽误了集结。他们还与“圆颅党”的辎重护卫队发生过短暂冲突。然而，关键是当他们最后回到战场时，王党军的败局已定。这时鲁珀特已无能为力，只好去与遭到惨败的国王会合了。
　　把克伦威尔与鲁珀特二人的表现作比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首先，很难再找到象他们那样截然不同的人物。但是作为骑兵指挥官，鲁珀特确实比克伦威尔逊色多了。克伦威尔象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伟大的骑兵统帅古斯塔夫二世一样深深懂得，对于打仗来说，冷静筹划和掌握好战斗进程是最可贵的用兵之道，不能象鲁珀特——或者说后来的卡迪根——那样只知道一味冲杀。一味冲杀虽然使战争惊心动魄，但很少能使战争获得胜利。
　　或许把鲁珀特的用兵方法与克伦威尔的用兵方法相比较同样有点不大公平，因为后者在兵力上占有优势(3600对1700)，在攻击中有兵可分，而鲁珀特在兵力上明显处于劣势。但是，鲁珀特在击溃了议会军左翼后，假若没有失去对部队的控制，本可以留下2个团去追击敌人，用其余人马来对付当时没有骑兵掩护又受到强大压力濒于崩溃的“圆颅党”步兵。如果这样做，他很有可能打赢这一仗。
　　在这次战役中存在着许多决定性因素，如在斯托昂泽沃尔德御前会议上决定分兵，此后戈林不服从命令．鲁珀特放弃有利防线，后来又长时间离开战场等等。如果对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反其道而行之，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内兹比战役不同于博斯沃思战役。博斯沃思战役的胜负在战前难以完全预料，而内兹比战役则不同，在战前就可以完全肯定。实际上，这一仗根本就不该打。但是，两军交战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指挥。王党军中没有一人能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相匹敌，他们的指挥是分散的。鲁珀特亲王实际上从国王手中接管了指挥大权。然而国王是统帅，而且绝不仅仅是挂名统帅。指挥分散常常会酿成灾难。这次战役中，鲁珀特试图指挥一半骑兵和整个战役，这种现象或许就是因为缺乏集中指挥所造成的。他本人不是一位称职的将军，这一点在内兹比或许比在其他战役中暴露得更加充分。

<P>第8章 洛伊滕战役(1757年12月5日)</P>
<P>1740年5月31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继承了普鲁士王位。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提高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地位，使之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德意志诸侯。老国王给儿子留下了一支8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是在他的忠臣和密友，德绍的利奥彼德亲王(陆军元帅)的严格监督下，在波茨坦练兵场上训练出来的。但是，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即历史上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给普鲁士军队注入了充满生机的、不朽的精神。他身处逆境时的勇气、他旺盛的精力和他对战略战术的精通，使他锻造了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欧洲第一流的军队。
　　弗里德里希能在战争中多次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他肯向自己的错误学习，更重要的是，他是历史上进攻心理最强的将领之一。他十分信赖火炮，同时又重视机动性，这使他成为第一位在战场上使用马挽炮的人。他的意图是，通过快速机动的火炮，随时掌握有压制敌人炮兵连的火炮，并以近距离火力支援，为冲锋铺平道路。当然，他不可能总是如愿以偿，但是，在洛伊滕，机动炮兵连在普鲁士步兵向村庄发起进攻时给了他们强有力的支援。
　　然而，弗里德里希之所以在与他同时代乃至历代的将领中出类拔萃，是因为他是一位骑兵指挥官。他对骑兵的装备、战术和骑术进行了广泛而重大的改革。他所继承的骑兵部队由骑重装马匹的重装骑手组成，他们以笨重的小跑接敌，成一线展开发射武器。他很快地改变了这一切。
　　他首次指挥作战是1741年在莫尔维茨。在那次会战中，他的步兵把部队从失败中解救出来。会战后，他清楚地认识到，骑兵与步兵紧密混编是无益的。他禁止将火器安置在马上使用(侧卫和骑哨除外)，主张以骑兵手持马刀有控制地冲锋。他期望他的骑兵能够在崎岖地段冲锋1英里，最后800码疾速飞驰。个人和编队严格的纪律和严酷的训练是弗里德里希成功的奥秘。他拥有一批一流的骑兵指挥官，赛德利茨将军和德里森将军是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在弗里德里希或他的将军指挥的22次主要战役中，可以说其中的15次是骑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许多重要的因素制约着弗里德里希的战略战术。尽管他极大地扩充了其父传给他的军队，但是在战争中他的军队在数量上几乎总是劣于对手。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的士兵有许多是外国人(在1750年，他有13.2万人，其中5万名是外国人)，这就难以避免开小差的现象。然而，他往往能够以高超的战术克服人数的不足。弗里德里希在《军事教令》中有一条著名的格言：“使你自己的翼侧和后方安全，尽力破坏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这是一条永恒的战争准则。”他经常调整战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正是在努力寻找破坏强敌侧翼的新方法的过程中，他发明了著名的“斜击”战术。在洛伊滕战役中，弗里德里希运用“斜击”战术的艺术已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
　　这位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克服的其他制约因素是：财政困难，(这不允许他的军队长时间在战场作战)、情报不足(直到骑兵部队合理改编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后勤问题严重(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高贵的普鲁士军官们习惯于在作战行动中携带大量辎重以及粮秣运输困难。这使普军不能远离基地作战)。因此，普鲁士军队很少远距离追击敌人。弗里德里希的战略通常是短促地突入敌方领土，把敌人打垮和破坏敌交通线。
　　 1740年12月，弗里德里希以某种站不住脚的借口入侵西里西亚。根据5年以后的《德累斯顿条约》，他似乎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但是，他终生卷进了一场与奥地利王室的战斗中，而且得到了一个无耻的阴谋家和残忍的侵略者的恶名。玛利亚·特里莎对丢失西里西亚十分沮丧，整个欧洲以极大的畏惧注视着这个来自柏林的身如闪电的人物。弗里德里希实现自己的野心只是个时机问题。当1756年“七年战争”席卷大半个欧洲时，弗里德里希已经准备就绪。他率领6万军队侵入中立的萨克森(从军事角度看，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很快就打垮了奥古斯特选帝侯的军队。战败的士兵后来穿上普鲁士军服，为弗里德里希打仗。
　　整个1757年，即实施洛伊滕战役的这一年，普鲁士军队连连陷入困境。除了能从指挥汉诺威军队的坎伯兰公爵那里得到一点靠不住的援助外，弗里德里希不得不单独与来自英国、俄国，法国和瑞典的军队战斗。的确，他能够内线作战，但是，由于至多只有大约20万人，而所面临的是由50多万人形成的钢铁般的包围圈，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拿出他所有的军事才华，否则普鲁士将被从地图上抹掉。然而，弗里德里希不能无处不在，他或他的指挥官们很少能集中4万人以上的部队去对抗几乎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军队难免会有挫折。在布拉格血战中，弗里德里希勉强躲过了失败，而科林一仗，普鲁士人却没有逃脱灾难，贝沃恩公爵没能解救施韦德尼茨之围，结果，那里拥有6000人和180门炮的驻军被迫投降。接着，贝沃恩公爵又在布雷斯劳打了败仗。但在罗斯巴赫，弗里德里希于11月5日赢得了对苏比斯亲王指挥的法国军队的决定性胜利。他在罗斯巴赫稍事休整后便又继续前进。他率领1.4万人从莱比锡开到帕尔西维茨，其间170英里，用了15天时间。
　　 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到达帕尔西维茨。得知贝沃恩公爵的军队在布雷斯劳战败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令这支部队的余部到帕尔西维茨与自己会合，并把它交由齐滕将军指挥。但即使在两军会合后，弗里德里希也只能集中2.4万名步兵(48个营)，1.2万名骑兵(128个中队)和167门炮(其中重炮71门)。弗里德里希知道奥军兵力很可能两倍于已，但在洛伊滕战役中他几乎没使用任何外国雇佣兵。在普鲁士士兵中间，他有一群坚定、果敢的人作后盾，他们绝不亚于其他的欧洲人。尽管弗里德里希在罗斯巴赫取得了胜利，但形势对普鲁士人仍很不利。然而，弗里德里希从不绝望，他召集其部将，用激动人心的演说激励士气。12月4日，普军继续向诺伊马克特开进。
　　在这个小镇，弗里德里希发现了1000名克罗地亚士兵，他们挡住了他的前卫部队，后又企图沿这个小镇靠近布雷斯劳的一侧逃跑。普鲁士骑兵冲入他们当中，杀死了300人，俘获600人。更为重要的是，一座完整的战地面包房落入普鲁士人之手，这是奥地利人难以承受的损失。普军从那里得到了许多必需的食品。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从俘虏口中获得了有关敌军位置的重要情报。
　　奥地利军队有84个步兵营，144个骑兵中队和210门炮；奥军的准确人数我们不得而知，但不会比8万人的数字相差很远。洛林的查尔斯亲王，即玛利亚·特里莎的小叔子，任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他在战场上的纪录不佳，因而不可能建立起自信。1742年在乔图西茨、1745年在霍恩弗里德贝格和索尔、1757中在布拉格，他都战败了。他只在布雷斯劳对付一个弱小的对手时才部分地洗刷了自己的耻辱。查尔斯身边有科林战役的胜利者道恩元帅，但是他宁愿听鲁齐兹将军的奉承，也不听从这位元帅的忠告。他率领奥军从一个安全的基地出发，去占领一个新的阵地。虽然这个新的阵地很坚固，但奥军的行动却使弗里德里希的进攻行动变得容易多了。过了不久，当弗里德里希眺望奥军阵地时，他对布伦兹维克的弗朗西斯说：“狐狸爬出了洞穴，看我怎么教训它。”尽管普军数量上居于劣势，他的将军们也还有疑虑，但他仍决定出击。
　　奥地利人由从布雷斯劳西面渡过的罗赫河的后面出发，越过施韦德尼茨河，前去占领可控制这一地区的主要道路(该道路从诺伊马克特通往布雷斯劳)的阵地。他们的右翼是位于道路以北大约2英里的尼培恩村。在那里，鲁齐兹伯爵统领8个营在无法通行的泥炭沼泽地后面扎营坚守。他们的左翼原来只延伸到尼培恩以南约4英里处的洛伊滕，但是在战斗开始前，查尔斯亲王命令纳达斯提将军把他的部队南移至撒格舒兹村。这一侧尽管不如鲁齐兹的那一侧安全，但也被沼泽地保护起来。奥军阵地前方的地形微起伏，有一两个小高地和一个较大的高地，这个较大的高地位于波尔诺村，奥军的诺斯蒂茨将军指挥的5个团战前曾占领了这一高地。弗里德里希占有一个相当大的优势，那就是他对这一带的地形相当熟悉，因为这里是他在和平时期最喜欢用于进行军事演习的地方。拿下波尔诺村后，他又占有了一个甚至更大的优势，因为拿下这个前沿阵地后，普军的接敌行动受到了地形的掩护。
　　 12月5日凌晨5时，普鲁士军队从诺伊马克特以四路纵队行进。当他们到达波尔诺村时，天依然未放亮，此外，冷雾也遮敝了他们的行动。部署在大道两边的诺斯蒂茨将军的3个萨克森龙骑兵团和2个轻骑兵团遭到普军的突然袭击。在寒冷、暗淡的黎明，普鲁士骑兵冲向奥军正面和翼侧。敌方骑兵旋风般的冲击使萨克森人魂飞魄散，他们跟着自己的指挥官诺斯蒂茨仓皇败退到尼培恩村。诺斯蒂茨受了致命伤，600名奥军士兵落人了普军之手。弗里德里希命令他的骑兵进行了有限的追击。
　　当他的其他部队逼近波尔诺时，弗里德里希策马登上那个主要高地。由于晨雾已经消散，从那里他能够看到奥军的整个部署。奥军现在成两线配置。因为纳达斯提的军队虽在此之前曾形成了第三条防线，但这时他的部队已调整其左翼，使之从洛伊腾延伸到撒格舒兹附近的骑兵驻防地。在这一翼支援骑兵的步兵团是符腾堡、匈牙利、巴伐利亚的军队——他们中没有一个团是可以信赖的。弗里德里希十分清楚，险情难测的沼泽地使得敌人的右翼难以攻破，但其左翼却有被迂回包抄的某种机会，尽管敌左翼防线位于令人讨厌的泥淖地。因此他判定，取得成功的唯一办法是对敌人左翼和左翼中心实施攻击，尤其要猛击左翼末端和撒格舒兹与洛伊滕之间的要点。
　　为了实现这一决心，普军计划从波尔诺以4路纵队前进，随时准备冲击敌人的防线。前卫部队的3个营和拥有10门12磅重炮的1个炮连，由韦德尔将军指挥；右翼部队(稍稍提前行动)的43个骑兵中队和德绍的莫里斯亲王率领的6个营由齐腾指挥；其余的步兵部队为左翼，由雷佐夫将军指挥，其翼侧由德里森将军统辖的40个骑兵中队掩护；后卫部队由符腾堡的欧根亲王指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普军的南下行动未被奥军察觉。道恩显然对形势缺乏了解，他认定弗里德里希的目标是要切断奥军在波希米亚的交通线，所以普军已经溜走了。但是右翼的鲁齐兹没有这种错觉，因为他能够看到弗里德里希的一些骑兵。这些骑兵是弗里德里希为了欺骗对方而留在波尔诺的山丘上的。鲁齐兹不但认为普军肯定会发动进攻，而且认为进攻矛头是对着他的，于是他立即请求增援。起初这一要求被拒绝，但是经再三请求，查尔斯亲王终于同意从战线中部抽调一些预备队，从左翼抽调一些骑兵去增援他。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准备展开一个典型的“斜击”队形攻击查尔斯亲王的左翼时，奥军左翼的一部分和预备队的很大一部分却远在4英里之外。
　　普鲁士军队能够在他们的意图被发现以前充分地接近攻击目标。午后不久，韦德尔的几个营在骑兵和10门12磅重炮支援下，成梯队前进到罗贝亭兹和撒格舒兹之间。这时轮到纳达斯提发出救援的叫喊了，但为时已晚，因为下午1时，韦德尔的部队正在分割其左翼。作为主要突击力量的韦德尔的主力营向纳达斯提的防线右翼迂回。为穿过沼泽和森林，他们不仅绕过他的翼侧，而且绕到防线上被“放弃”的一翼的背后。在那里，他们冲入一个炮兵阵地，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军队赶往洛伊滕，并抓了2000名俘虏。
　　同时，莫里斯亲王迅速占领了撒格费兹那边的坡地，朝普军前卫部队方向驱赶敌人。而齐滕则指挥他的骑兵设法通过沼泽地，进攻纳达斯提。纳达斯提的部队被击溃，纷纷逃往战线后面约2英里的拉特纳尔森林。奥军左翼防线被攻破，但由于炮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得到右翼的增援，奥军又试图在葛特劳后面重整旗鼓，建立新防线。但是形势的发展迫使查尔斯逐步放弃新防线。他很快被敌人包围(在这一局部，奥军在数量上远少于普军)，整个防线再次被迫后移。大炮被安全撤至洛伊滕。少量德意志军队仍然不顾倾泄而来的弹丸和铁片勇敢冲锋，但是他们很快被淹没在战场的硝烟和残杀之中。
　　这一切更多地是偶然结果而非事先计划，因为奥地利军队的左翼和中央现在混乱不堪，使得下达命令和接受指令都极其困难。整个战线横转75度，形成了新的态势。战线的支点在洛伊滕的中央。鲁齐兹朝西南方向转，而纳达斯提被迫北移。由于洛伊滕提供了坚固的天然屏障，奥军炮兵又配置良好，两军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不分胜负。
　　正是在这个时刻，弗里德里希调来了他的左翼部队。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怎么同敌人交火。他们行进到洛伊滕后遭到奥地利炮兵的猛烈射击。尽管洛伊滕拥挤不堪，尸横遍地，但奥军仍顽强地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弗里德里希配置在布特贝格高地的重炮的炮火准确有效，近卫军异常勇敢地向洛伊滕发起猛攻．以操练时一样的准确性打击防守的奥军。普军重炮的配合和近卫军的坚决进击在此时此地起了决定性作用。然而胜利还未到来。
　　这时仍未与敌交火的鲁齐兹的部队，如果包抄普军战线的翼侧，奥军本来是可以围歼普军的。下午4时许，鲁齐兹率部发起进攻，但地形再次欺骗了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从他的左翼抽调4个骑兵中队防备奥军的翼侧包围，并把它交由德里森将军指挥。而拉达克斯多夫和洛伊滕之间较高的地势使奥军没能发现德里森的这支骑兵部队。德里森在来自布特贝格高地的炮火的掩护下发起攻击。拜罗伊特龙骑兵冲击正面和翼侧，普特卡默尔的轻骑兵冲向后方，鲁齐兹的部队大部被歼，他本人也被击毙。接着，德里森迂回攻击敌后方的步兵。
　　当夜幕快要降临时，奥地利军队受到重创，趋于瓦解，但还没有彻底溃败。他们企图在萨拉-里萨轴线上建立第二条防线，顶住普鲁士人的猛烈进攻，进行最后一搏。但是这条战线还没形成就扭曲、崩溃了。在普鲁士骑兵的追击下，整个奥军部队仓皇后退，经施韦德尼茨河上的4座桥溃逃。洛伊滕之战，奥军伤亡约1万人，2.1万人被俘，116门大炮被缴。普军共伤亡6250人，其中阵亡1141人。这是普军的一个巨大胜利。弗里德里希后来曾说，要是白昼再延长两个小时，洛伊滕战役就可能成为那个世纪最具决定性的战役。
　　尽管普军在这场漫长而悲惨的战争中还取得了其他一些胜利，如1760年的利格尼茨和托尔高之战的胜利，但无疑，洛伊滕战役是弗里德里希运用战术和计谋最为成功的一次。拿破仑曾说过：“这次战役是运动、机动的决断的杰作。仅此一战就足以使弗里德里希名垂千古，并使他跻身于世界伟大将领的行列。”他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洛伊滕之战的胜利确保了普鲁士的生存，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在拿破仑入侵的黑暗岁月中，当国土被恐惧和凶兆笼罩的时候，正是这种民族的统一增强了人民的力量。</P>

　　在这场十分重要的战役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是对“斜击”战术的出色运用。由于查尔斯亲王的无能，弗里德里希的成功来得更为容易。查尔斯亲王在这次战役中犯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错误。
　　查尔斯亲王在布雷斯劳打败贝沃恩公爵之前，就知道普鲁士国王将率领大约1.4万人的部队进犯西里西亚。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帕尔西维茨和利格尼茨一线截住弗里德里希，因为他的军队在数量上超过普军(至少占6比1的优势)。而且，他还可以凭借人员和火炮的压倒优势，在他自己选择的战场上作战。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允许弗里德里希与贝沃恩兵合一处。查尔斯亲王为什么要越过施韦德尼茨河？它虽是一条小河，但是有些河段两岸十分陡峭，而且它周围的土地在12月份呈沼泽状态，因此，它是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凭借着数量上的优势，查尔斯亲王本来应当派遣一支部队从上游越过小河，在弗里德里希的军队试图渡河时，对普军的翼侧构成巨大的威胁。
　　假若弗里德里希真的决心冒险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中打一仗的话，查尔斯选择上述两种做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使他自己取胜，然而他忽视了这两个明显的选择。查尔斯为什么不再前进得远一些，去牢牢占领罗贝亭兹、撒格舒兹和波尔诺地区的所有山坡地呢？那样不是可以使弗里德里希丧失在隐蔽条件下实施机动所需的广阔空间吗？在查尔斯忽视了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策略，使弗里德里希能够实施他的翼侧攻击之后，他所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战役开始的时候调动自己的整个右翼去攻击普军的左翼。奥军如果迅速果断地这样做，就有可能严重破坏“斜击”战术的完美实施。
　　普军1742年3月的《军事教令》涉及到了骑兵，从中可以看到“斜击”战术的雏形。但是，人们不知道弗里德里希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把它用于实战，也不知这一思想是否真的出自这位普鲁士君主。有人说它是公元前4世纪埃帕米农达特别喜爱的战术，后被历代伟大将领模仿而流传下来。但是可以肯定，弗里德里希的这种策略使18世纪的线式战术达到了顶锋。他在洛伊滕战役之前至少有3次运用过“斜击”战术(也许1745年在霍思弗里德贝格是第一次)，但是只有洛伊滕战役这一次被认为是最完美的。
　　 “斜击”战术的原则十分简单，但是只有在士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指挥官卓有才干时才能实行。甚至作战计划也必须是灵活的，指挥官要准备在最后一刻随机应变。弗里德里希设计的这种战术有两个目标：首先是集中压倒优势的兵力，打击敌人脆弱的翼侧或后方，这样就使他那支相对弱小的军队在局部取得优势；其次要能够尽最大可能控制整个作战行动。在18世纪的战争中，后者是不易达到的。由于展开成斜形攻击队形，一旦部队投入战斗，统帅就会失去对进攻部队的直接控制。但是“被放弃的”一翼的骑兵(缺乏机动力的步兵是另一回事)却能够在必要时对命令的任何变化作出反应。
　　由于总是比敌人弱小，能展开的正面也较小，普鲁士军队易受翼侧攻击，并难以对敌实施翼侧攻击。“斜击”战术旨在克服这个弱点。为了使这种战法取得成功，必须以夜行军或精心的欺骗，或通过隐蔽的途径，掩盖作战企图，然后依靠气势和速度实现意图，否则，敌人就有时间去增援受威胁的一翼，整个作战行动就可能归于失败。
　　为了对攻击点施加最大的压力，加强进攻一翼(在洛伊滕战役中为右翼)是必要的。然而，另一翼会遇到困难，因为开始时它是“被放弃的”一翼，它希望得到成梯形展开的进攻一翼的支援。这一翼通常展开成一条长而浅的作战线，主要任务是把敌人吸引在固定的阵地上。假如这一翼在战斗中不起作用，敌人就能够把兵力转移到受威胁的一翼。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一翼打得过狠，战役的总目标也无法实现。
　　很明显，进攻角度的正确、作战时机与阶段的恰当，要求有很高的技巧，而且难以把握。进攻中，前线指挥官可以而且确实需要对攻击目标进行细微调整。但是，假如主攻方向的首次攻击失利，那么再组织和发起攻击常常是不可能的。对“斜形攻击队形”可以视情况作一些调整，例如在洛伊滕，对敌攻击线为对角线，而在库纳尔斯道夫(两年以后的一场灾难)攻击线是垂直的；但是把一翼“放弃”给敌人和加强进攻一翼的原则仍然不能违反。
　　 “斜击”战术看上去很简单，但假如忽视其原则，它很容易误入歧途。在洛伊滕战役之前6个月的科林战役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科林战役中，普军的接敌运动完全暴露在敌面前，进攻一翼的指挥官没有得到有力的加强，而“被遗弃的”一翼的指挥官却以过大的力量与敌交战，结果导致进攻的失败。但是在洛伊滕，快速运动、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和坚决打击这些成功的诀窍被严格坚持，整个作战行动得到完美的实施，这使弗里德里希取得了大捷。
　　洛伊滕战役是本书所例举的战争胜负仅仅由是否谙熟军事技巧来决定的唯一战例。弗里德里希完全能够被一个有能力的对手(不必是一个卓越的对手)击败，但是，一旦脱离危险，他的无可置疑的军事才华便使他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P>第9章 萨拉托加战役：弗里曼农场之战和比米斯高地之战(1777年9月19日和10月7日)</P><P>七年战争于1763年结束。这场战争使大英帝国扩大了海外商业市场和领土。但是，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人民不愿仅仅成为一个海外投资场所，他们开始要求实行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对于这种愿望乔治三世及其英国议会既不同情，也不理解。他们认为，帝制就意味着效忠和服从。在以后的12年里，由于几任英国首席财政大臣浑噩昏庸，实行错误的财政立法，某些善意又被殖民地人民误解，加之英国政府极其愚蠢地企图用高压手段扭转历史车轮，继续实行殖民统治，殖民地人民怨声载道。
　　当时已经是马萨诸塞州总督的盖奇将军，曾经警告过国内政府，实行高压政策将会导致战争，但是政府对他的警告置若罔闻。当新英格兰人忍无可忍，准备揭竿而起的时候，盖奇奉命于1775年4月派兵前往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艾兰镇压暴乱。在列克星敦，叛乱者——这是当时英国人对殖民地人民的称呼——重创了他的部队。虽然盖奇将军6月在邦克山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的部队(总共不过6000人)损失了1000多人，而美洲人损失不到500人。1776年3月，英国人感到坚守不住阵地，因而不得不撤出波士顿。殖民地人民对取得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都不再抱希望，于是在这年7月4日宣布独立。
　　早在1775年5月，一些美洲人在富有感召力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和伊桑·艾伦的领导下，就曾袭击过提康德罗加的英国驻军，并且攻占了城堡，缴获了一批重炮。这年冬天，斯凯勒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一道攻打驻加拿大的卡尔顿将军的部队，差点儿占领了魁北克。1776年5月，约翰·伯戈因将军率英国和德国雇佣军的增援部队到达加拿大，他同时带来了沿哈得孙河南下与沿哈得孙河北上的威廉·豪将军(那时他已经接替盖奇的职务)的部队会合的计划。那年秋天，卡尔顿曾试图实施这个计划，但是他只到达尚普兰湖边的克朗波因特。他感到没有足够的力量占领提康德罗加。
　　伯戈因(他于1776年12月返回英国)认为卡尔顿的行为是怯懦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他于次年2月向殖民大臣乔治·杰曼勋爵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从加拿大出兵作战的考虑》的文件。简单地说，这份文件建议在克朗波因特集中8000英军、2000加拿大人和1000多“野蛮人”(即红印第安人)以及一支炮兵辎重部队和水兵部队。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先到提康德罗加，然后沿哈得孙河南下到奥尔巴尼，而豪将军将派一支部队沿哈得孙河北上。与此同时，一支牵制部队从奥斯威戈出发，然后沿莫霍克河而下，到奥尔巴尼与主力部队会合。
　　伯戈因在他的《考虑》中说得十分明白，加拿大军队的唯一目标就是与豪将军的部队会合，这样，在攻下奥尔巴尼并打通通往纽约的交通线后，豪将军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把他的部队全部投向南方作战。鉴于豪将军未予合作，强调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得到国王和杰曼批准的这一计划，从战略上来讲是完全正确的。占领提康德罗加-哈得孙河一线后，英军就可以有效地切断新英格兰各殖民地与其他各殖民地的联系，遏制并进而征服他们，然后再集中力量去对付南方各殖民地——如果那时他们仍然掌握有武装的话。这一计划还充分利用了几乎畅通无阻的水路(只在乔治堡中断一小段距离)，以解决从提康德罗加到奥尔巴尼的运输问题。
　　然而，很快便出现了复杂的情况。豪将军也从美洲向杰曼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计划。杰曼于1776年11月30日收到了他的第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分三路，从加拿大、纽约和罗得艾兰，向前推进，为此豪将军需要1.5万多人的部队。但是3个星期后，当豪将军感到他不可能得到这么多部队时，他便把计划改成了给北路军以尽可能多的援助，但主攻方向指向费城。杰曼1777年2月23日收到这一改变了的计划。后来豪再次改变计划，说“除了向南进攻，和偶尔向哈得孙河方向派点牵制部队以外”，他已经放弃了一切远征的想法，还说他将通过海路运兵，从南面向费城进攻。
　　直到5月8日，伦敦才收到豪将军的最后计划，而此时伯戈因(他已受命指挥北方军队)已经带着他自己的经过批准的计划到达加拿大。豪的最后计划是最糟的选择，因为它意味着豪的部队要从华盛顿和哈得孙河下游之间撤走。尽管如此，国王和殖民大臣杰曼还是批准了这个计划，条件是不管豪如何考虑，“都要及时与奉命从加拿大出发南下的军队合作”。这是豪所接到的关于援助北方军队的最明确的命令。可是直到8月25日他才收到这封信，而此时伯戈因已经驻扎在靠近萨拉托加的哈得孙河一带，等待豪对他的支援。
　　伯戈因是在蒙特利尔集中部队的。他是个文雅、风趣而又雄心勃勃的人，极为勇敢。他在欧洲服役7年，职衔颇高，表现甚佳。他非常注重对官兵的训练，一直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指挥官。在战役之初，他统辖英军7个团和德国雇佣军8个团，后者由巴龙·冯·里德泽尔少将直接指挥。英军总兵力，包括411名炮兵在内，共4488人；德国雇佣军共4699人。在斯基恩斯博罗还有148名加拿大人、500名印第安人和682名托利党人(效忠派分子)加入了这支军队。另外，还有一大批非战斗人员。按照当时的惯例，从以上各团中抽出投弹手和轻步兵连，组成一支精锐部队。从留在加拿大作卫戌部队的3个团中抽出来的轻步兵连也加入了这支精锐部队。印第安人就是爱寻衅滋事，否则他们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总共约有9000名印第安人士兵，其中有些是坚韧顽强、训练有素、遵守纪律的正规兵。另外还有一支由30条火力强大的武装船只组成的舰队和一些陆路运输用的马车。
　　由圣莱杰上校指挥的牵制部队启程前往莫霍克河谷不几天，6月20日，伯戈因的军队及其舰队便向提康德罗加进发。提康德罗加要塞由圣克莱尔将军指挥，守军兵力不足，大约只有2500人。伯戈因预计一定会有一场令人生畏的攻坚战，因此，带去了一个数量可观的炮兵辎重队(提康德罗加之战后，许多大炮都丢下了 [ 注 ] )。但是他遇到的抵抗不大。7月6日，英军就攻克了这一要塞。
　　攻克提康德罗加，意义并不重大，但是提康德罗加在伯戈因的后方，伯戈因不能让对方占据它。伯戈因不失时机地命令追击。不知什么原因，圣克莱尔在撤退时在哈伯德顿留下2个团等待他的后卫部队。这两个团遭到迅速赶来的西蒙·弗雷泽将军的投弹手和轻步兵营以及随后赶到的里德泽尔的德国雇佣军的袭击。经过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伯戈因的部队伤亡174人，美国部队则伤亡166人，被俘228人。美国人被打败了，但是他们的英勇善战，给伯戈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以前，他一直错误地低估了他们。
　　 8月16日在佛蒙特州(该州新设立不久)的一个小地方本宁顿又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很激烈，伯戈因更深切地感到了美国人的英勇善战。哈伯德顿之战结束后，圣克莱尔的部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该部退而加入了驻扎在爱德华堡的斯凯勒将军(他指挥美国军队的北方军)的部队。伯戈因为等给养，不得不在斯基恩斯搏罗耽搁两个星期——他的整个战役就是输在给养问题上——但是，他还是于7月24日出发，在全部被美国人设置了路障的小路上向爱德华堡前进了23英里。他把重炮和物资首先运到提康德罗加，然后再用船将它们沿乔治湖运到他所在的乔治堡 [ 注 ] 。7月30日，他的军队到达爱德华堡，此时，斯凯勒已放弃了这个地方，撤到斯蒂尔沃特的防御阵地。伯戈因虽然在部队数量和士气上仍占有优势，但他的时间紧迫，因为他的给养已非常短缺。正因为如此，伯戈因产生了袭击佛蒙特州的想法。然而，这一想法却招致了灾难。
　　一段时期以来，冯·里德泽尔将军一直在催促伯戈因购买马匹。装备他的龙骑兵。由于穿着马靴行军，他的龙骑兵的战斗力大为削弱。正因为如此，当一惯乐观的菲利普·斯基恩(效忠派头子，伯戈因的政治谋士，家住斯基恩斯博罗)对伯戈因说，在康涅狄格河谷能收罗到效忠分子、马匹和给养，而且可能遇到的抵抗微不足道时，伯戈因便派出了一支由德国人鲍姆中校带领的小部队。不过，进行这样一种冒险活动，这支部队人数太少了。
　　鲍姆很快了解到，本宁顿(据说在那儿可以找到马匹)并不象告诉他的那样由400名民兵把守，而是由一支1500人全副武装的部队把守，其指挥官名叫约翰·斯塔克，是一位极其能干的新英格兰人。鲍姆立即上报了这一情况。伯戈因于8月15日派布雷曼中校率增援部队前去支援。但是增援部队尚未到达，鲍姆的部队已被击败，鲍姆本人也已阵亡。斯塔克接着又打败了布雷曼。布雷曼的部队行动迟缓(当然路也确实难走)，而且撤退时队伍混乱。若不是夜幕降临，他们难逃覆灭的下场。本宁顿一仗使伯戈因损失527名德国雇佣兵(其中有28名军官)和37名巡逻骑兵。美国部队仅仅伤40人，亡30人，而且还缴获了4门大炮。自这场败仗后，伯戈因的军队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元气。
　　至8月底，伯戈因的处境己非常不妙。他获悉豪打算进军费城，但是他自己的部队中能够打仗的人已减少到6974名，其中正规军士兵仅4646人；前进即意味着切断自己的交通线，因此，他必须集中大量的物资储备，而这又需要时间，同时他不知道圣莱杰在干什么 [ 注 ] 。而且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不幸的事件：他所属部队中难以管束的印第安人剥了一位当地神职人员女儿的头皮。由于这一不幸的事件，他和他的部队在整个美国都遭到了强烈的谴责。要撤退，机会仍然是有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撤退，是不会有人责难他的。但是他决定继续前进。他命令英军在萨拉托加以北的哈得孙河上架设浮桥，9月13日英军通过浮桥渡过哈得孙河，第二天德国雇佣军也过了河。伯戈因的部队分三路沿河的西岸向下开进。由于过河前招募了一些新兵，此时这支军队已经增加到了7702人。
　　与此同时，美国北方军更换了指挥官：霍雷肖·盖茨少将接替了斯凯勒。盖茨曾在英军中当过步兵军官，由于无钱购买团长的官阶，他弃官退出英国军队。在与权势集团不和的处境下，他返回了他青年时代服役过的美洲。他是一个谨慎和多少有点缺乏想象力的指挥官，遇事总愿躲在后面。他接任后不久，便把部队从莫霍克河口带到哈得孙河上游的一个名叫比米斯高地的地方。这是一个天然的坚固防御阵地，经过一位名叫柯斯丘什科的波兰工程师的精心设计，该阵地变得更加坚固。盖茨共有28个步兵团、200名轻骑兵和22门火炮。他的大陆军 [ 注 ] 和丹尼尔·摩根上校的500名火枪手都是一流的，但是新近从新英格兰招来的民兵却非常缺乏训练，不过，盖茨的部队比伯戈因的部队人数多，并且占据着有利的地形。时间也对盖茨有利。
　　美军的防御阵地长1.25英里，纵深0.75英里。土木工事和胸墙从鸟瞰哈得孙河的高地一直延伸到左侧的尼尔森(当地的一个农场主)住宅。由于正前方有一条深峡谷，阵地变得更加坚固。这条防线主要由大陆军各旅把守。在防线的右侧，美军的大炮控制着道路和河流。在防线的中央，美军的防御工事沿西北走向，一直通到尼尔森的谷仓。这里也布置了炮群。谷仓的西面是一座小山丘，这里，美军只修建了部分防御工事，但是主阵地沿西南方向一直通到盖茨的总部。
　　伯戈因与敌人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9月17日，地点在索德住宅地区。这里距盖茨的阵地大约5英里。当时伯戈因正在通过一片树木茂密的地区。他缺乏可靠的侦察人员，因为此时最好的印第安人都已离开了他。另一方面，盖茨对伯戈因部队里发生的情况却了如指掌，因为他的副官长詹姆斯·威尔金森中校对伯戈因的军队几乎是跟踪侦察的，而且一些德国雇佣兵开小差投靠到美军。然而，伯戈因知道通往奥尔巴尼的道路已被封锁，而且得知敌人阵地的左侧有一座未被占领的小山丘。因此，他决定不再沿着通往奥尔巴尼的道路开进，与盖茨的部队正面接触，而是绕到敌人阵地的左侧，迂回包抄，把战线从悬崖推向河岸。
　　 9月19日上午8时，伯戈因的军队在浓雾和毛毛雨中从索德住宅出发。他们兵分三路：弗雷泽指挥右路，汉密尔顿将军指挥中路，菲利普斯将军在里德泽尔的支援下率左路沿河边的道路前进。弗雷泽这一路向西横扫，伯戈因率领中路沿一条大车道穿过大谷河，然后继续向西，从弗里曼农场的北面穿过(弗里曼是一个效忠派分子，不久前已放弃了这个农场，将要发生的战斗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三路纵队间隔很远，中路和左路更是如此。大约上午9点，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英军士兵的身上，使他们的红色外衣显得格外鲜艳，刺刀闪闪发光。此时他们正背着沉重的装备，沿着他们很不习惯的灌木和森林地带曲折前进。
　　伯戈因在弗里曼农场停下，以便让弗雷泽那一路到达进攻发起地域，因为他们的接敌行军路线最长。下午1点钟刚过，伯戈因估计弗雷泽已经准备好，便按预先的约定鸣炮发出信号，通知各路英军立即前进接敌。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英军的先头侦察部队遭到了猛烈的炮火袭击。盖茨其实是不主张采取进攻行动的，他原计划留在防御工事里，让英国部队进攻他。但是，在左翼指挥官阿诺德少将的催促下，他作了让步，允许摩根的来福枪手在迪尔伯恩步兵的支援下出击。正是这些人与福布斯指挥的英军中路先头部队接上了火，并且几乎把他们歼灭。
　　这场战斗成了一场残酷的火力比赛，它一直持续到黄昏。摩根的来福枪手得到普尔将军所部2个团的增援，但是，由于遭到弗雷泽先头部队强大的侧射火力的压制，美军包围英军右路的企图未能成功。汉密尔顿指挥的中路英军是主攻部队，在这里作战的4个英军团中，第62团吃的苦头最大。他们打得非常英勇，得到了伯戈因的特别嘉奖。“干得好，我勇敢的弟兄们！”伯戈因喊声盖过了战场上的冲杀声。夜幕降临时，下午投入进攻的250名英军只剩下大约70人。
　　弗雷泽给了汉密尔顿力所能及的援助，但是摩根的步兵一直咬着他的部队不放。在这场近距离的战斗中，英国人的炮火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为他们的炮手伤亡很大。不过，美国人也未能利用他们缴获的火炮，因为那些幸存的炮手总是把火绳杆取下来。对伯戈因极为不利的是，他损失了许多军官。他们穿着鲜艳漂亮的服装，因此很容易被美国狙击手瞄准击中。伯戈因总是亲自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但是他怎么也左右不了战局。不知为什么，他长时间不与他左侧的里德泽尔取得联系，其实最后为英军挽救局面的恰恰是里德泽尔那一路部队。
　　大陆军左翼阿诺德的部队伤亡惨重，但是他们还是全力投入战斗。只要再作最后一次冲击，他们就可能突破英军防线并取得胜利。但是，盖茨担心阿诺德轻举妄动，不愿给他增派部队。此时，里德泽尔的部队正好赶到。菲利普斯将军首先从河边赶来，看到形势非常危急，他立即从里德泽尔那里调来4门大炮，并亲自带队冲锋，为第62团解除了压力。与此同时，里德泽尔本人也终于从伯戈因那里接到了命令(已是下午5点)，带着他自己的团、布龙斯威克·冯·雷茨团的2个连以及2门发射6磅重炮弹的大炮投入了战斗。由于德国雇佣兵猛打猛冲，他们的炮手几乎以平射角度向敌发射霰弹，再加上夜幕迅速降临，伯戈因的中路英军得救了。阿诺德所部撤回到堑壕里。这场战斗使双方部队都遭受了很大损失。伯戈因的部队伤亡600人(包括35名军官)，占实际参战人数的大约三分之一。美国人损失283名各级官兵，另有33人失踪。
　　这是一场不分胜负的战斗。英国人虽然仍掌握着战场主动权，他们的士气仍然是高昂的，但这丝毫不能使伯戈因感到轻松。他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不仅要对这场战役负责(许多人仍对这场战役的胜利抱有希望)，而且要对伤员和不知疲倦地照料他们的妇女们负责。给养和士兵都在减少。退却的道路是暗淡的和难以预测的；前进的道路也是十分危险的。
　　到弗里曼农场之战开始时，约翰·斯塔克和林肯将军已经夺取了爱德华堡；在提康德罗加吃过败仗的约翰·布朗上校此时也已攻占了乔治堡，并在尚普兰湖上缴获了伯戈因的许多给养船只。所以在打过这一仗之后，伯戈因的后路实际上已被切断，尽管一两天后伯戈因才知道这一情况。但是，伯戈因早已定下了决不后退的决心，而且如果不是接到克林顿将军从纽约寄来的信，他会在9月21日再次发起进攻。克林顿答应向奥尔巴尼进军，因此，伯戈因决定等待克林顿开始行动的确切消息。在此同时，他准备加固从哈得孙河一直延伸到弗里曼农场西北高地的防线，修筑一系列的多面堡和据点。
　　 9月底至10月初，通信兵冒着极大的危险，频繁往来于萨拉托加和纽约之间，给伯戈因和克林顿传送信息。克林顿非常不赞成豪进军费城的决定，所以他一得到增援，便立即按照豪的指示尽一切可能去支援伯戈因。10月3日，他派3000人分乘60条船，沿哈得孙河北上执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任务。他们攻占了皮克斯希尔以北扼守着通往哈得孙河上游通道的两座城堡——蒙哥马利和克林顿，使美军遭受重大伤亡；他们到达了距奥尔巴尼不到40英里的地方，由于河流领航员拒绝继续领船前进才停下来。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但是这一尝试已为时太晚，已经援助不了伯戈因。无论如何，克林顿已通过通信兵通知伯戈因，他的兵力不足，他无法突破重重障碍到达伯戈因那里。
　　与此同时，英国人知道另一场战斗不可避免，于是竭力设法修筑一道当时当地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好防线。这道防线的主要支撑点是由长栅栏和土木工事保护的多面碉堡。最坚固的多面碉堡名叫巴尔卡雷斯堡，它是以坚守这块阵地的轻步兵和投弹手部队指挥官的名字命名的。在它后面与之形成梯形配置的是布雷曼堡。布雷曼堡不大，是个建有多个出击口的方形土木工事。第三个据点名叫格里特堡，它鸟瞰哈得孙河和沿河公路。在整个防线上都尽可能利用天然障碍物。至10月4日，英军已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但是地面很不平坦，树木又很稠密，许多地方没有好的射界。而且此刻作为军队眼睛的印第安人已全部开了小差。</P>

　　10月4日和5日，伯戈因召开军事会议。当时他真是忧心如焚：他的给养维持不到月底，兵员不减少就算不错，而盖茨的兵员却几乎每天都在增加。在即将开始的这一仗中，盖茨有6444名大陆军和6621名民兵可以投入战斗，这个数字是伯戈因所能集中起来的人数的两倍多。在军事会议上，里德泽尔和弗雷泽将军赞成撤退，或者退到他们曾经短时期占领过并且由此渡过哈得孙河的菲什基尔一线，在此设防固守；或者渡过哈得孙河去巴腾基尔，设法恢复交通线。
　　伯戈因不同意撤退，主张留下一支800人的小部队看守营地把其余军队都调去攻打美军阵地的左翼和后方。让部队冒冒失失地通过没有进行过侦察的地段，绕到美军左翼去进攻实力不明的防御部队，这一主张实在太冒险，将军们都不同意。他们认为，当部队侧敌行军时，盖茨可以毫不费力地消灭留下的800人，毁掉架在两条岔河上的桥梁，威胁英军的退路。
　　最后达成妥协：派出一支大约1500人的侦察部队，绕到敌军左翼，观察敌军阵地的实力，以便第二天发起大规模进攻。如果发现敌军阵地的力量太强，则军队就撤退到菲什基尔。 [ 注 ] 与伯戈因原来的建议相比，这个计划肯定是较为理智的，但是如果真的仅仅是一次侦察行动，应该由一支人数少得多的部队去执行。一支大部队向敌人的侧翼运动，很容易被误解为一次大的进攻，敌人会以同样规模的部队，或者可能以更多数量的部队来对付它。在以后人们称之为比米斯高地之战的军事行动中，情况正是这样。
　　这支部队在机动性和火力方面都经过精心挑选。他们当中有轻步兵和投弹手连，巡逻骑兵和法国狙击手，以及加拿大人和效忠派分子，并配有2门发射12磅重炮弹的大炮，6门发射6磅重炮弹的大炮和2门8英寸榴弹炮。最后总人数超过了1500人，接近2000人。部队于10月7日中午分三路离开防御阵地。弗雷泽指挥右翼；里德泽尔指挥中路，伯戈因及其参谋人员骑马随中路前进；第20团的约翰·阿克兰少校指挥左翼和英国投弹手连。
　　大约行军45分钟，前卫队抵达巴伯农场的西面，这里地处碉堡防线以外，中谷河以北。队伍在这里的两块林间小空地上停下来休息，同时派出150名非正规作战人员去侦察盖茨左翼阵地的边沿地带。威尔金森看到此时停下的这支队伍，便对盖茨说，他认为敌人马上就要发动进攻。这一次盖茨赞成主动出击——虽然战斗打响后他没有再做什么对战局有影响的事。他命令摩根和迪尔伯恩围攻英军的右翼，普尔进攻左翼，勒尼德准备突破中路。他的作战方案象其他一切好的作战方案一样，非常简单，同时由于有四比一的兵力优势，成功是相当有把握的。
　　普尔部队从美军阵地出发路线最短，英国人在巴伯农场休息。刚结束，其左翼便遭到普尔部队的攻击。阿克兰少校的投弹手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投入了战斗，但由于与对方相比数量悬殊太大，他们只好丢下身受重伤的指挥官作俘虏，被迫撤退。在普尔向阿克兰指挥的英军发起攻击后不久，摩根和迪尔伯恩也向弗雷泽指挥的右翼英军猛烈开火。弗雷泽的部队同样也打得很勇猛。尽管弗雷泽奋不顾身地鼓舞部队的士气，但是他的部队还是被迫撤退了。弗雷泽总是骑在他的白马上，很显眼，所以便成了美国射手的一个明显目标。他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受了致命伤，在当天晚上死去。他的死对伯戈因是个极大的打击，因为弗雷泽不仅是他的好朋友，而且无疑是他的一位最优秀的军官。
　　英军两翼的撤退，使其中路完全处于暴露状态。这里300多名德国雇佣兵抵抗着勒尼德旅和坦恩·布罗克将军的民兵(共约3000名美国人)的进攻。在赫西-哈诺大炮的全力支援下，他们英勇奋战，使美军遭受重大伤亡。但是，到下午后半时，伯戈因(他的外套满是弹洞，这证明了他在火线上的勇敢)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把整个防线撤到防御工事后面。至此，英军已经伤亡大约400人，损失8门火炮。可以理解，军心已经开始动摇，但是伯戈因仍然有希望先守住防御阵地，然后再把军队安全撤出。
　　要不是因为一个人——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伯戈因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阿诺德是一名难以驾驭的战士，但又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在此之前，他与盖茨争吵，被剥夺了指挥权，但是战斗一打响，他在兵营里就坐不住了。谁都来不及阻拦，他便冲出兵营，象着了魔似地在战场上来回奔驰吼叫，组织起那些被打散了的部队，整饬好一个旅又去整饬另一个旅。但是他的行动既充满了激情和勇敢，又是有理智的。他很快意识到巴尔卡雷斯堡(大部分英国人已经撤进此堡)防守严密，无法一举攻占。于是他便绕到它的后面，先肃清几名在孤立小木屋里的加拿大人，然后去解决布雷曼堡。
　　布雷曼是一个很不得人心的军官，他手下的士兵对他忍无可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士兵们对指挥官的畏惧增加了他们惯常的勇气，但是他一死(不知是谁把他打死的)，他们就立刻放弃了阵地。在这次攻击中，阿诺德的马中弹倒下，压住并蹩断了他的腿。不过这时战斗几乎已经结束了。由于现在英军残部的侧面和后方均受到威胁，伯戈因中止了战斗。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英军撤入格里特堡。在实际参战的大约2000人中，有176人身亡，200人受伤，240人被俘。
　　比米斯高地之战10天后，伯戈因将军才投降。盖茨用大炮猛轰格里特堡营地，使得英军无处安身，因此这支疲惫、沮丧、给养又快断绝的军队，只好同妇女们一起——虽然不得不把伤员丢下——向菲什基尔小溪原有阵地转移。盖茨不慌不忙地尾随其后：他无需着急，因为捕鼠的笼子实际上已经关死。出人意料的是，他竟主动对英军阵地发起进攻，他以为要攻打的只是一支英军后卫部队。幸亏他及时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停止了攻击，不然一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此后，他采取饥饿战术并不断地猛轰英军阵地。
　　在忍受4天这样的惩罚之后，伯戈因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乘黑夜偷偷地离开阵地——同时放弃大炮和车辆。但是，在天黑之前侦察兵报告，退路已被完全切断。10月14日，伯戈因在高级军官一致同意下，向盖茨求和。最初伯戈因不同意议和，但是盖茨由于不知道克林顿现在何处，又急于解决伯戈因的问题，因此同意放宽议和条件。10月16日，萨拉托加条约签字；10月17日，伯戈因正式投降。
　　战争又延续了4年，但是萨拉托加战役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提康德罗加、哈得孙河上游的高地——实际上除罗得艾兰之外，从纽约到加拿大边界的一切地方——现在都已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1778年2月，法国与美国签署了一项承认美国独立的条约，成了美国积极的盟友。但是这首先应归功于美国士兵，是他们打败了英国军队并迫使其投降的。通过这场战争，他们增强了对军官的信心，增强了对他们自己和事业的信心。

　　对于萨拉托加战役的组织，伦敦一开始就搞得很糟糕：作战计划相互抵触，交通阻断，乔治·杰曼勋爵没有考虑到在美国没有足够的部队同时远征费城和奥尔巴尼两个地方。然后是豪坚持进军费城，留给克林顿的部队太少，充其量只能占领哈得孙河下游的高地。在这种情况下，伯戈因几乎不可能完成他的使命。
　　仔细研究有关这次战投的许多记述以及伯戈因和一些军官向下院一个委员会所作的详细证词，很难证明——尽管一些历史学家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与此相反的看法——在长途进军中，伯戈因曾采取过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使其免遭失败的军事行动和决定(撤退决定除外)。但是，战斗在萨拉托加附近树木茂密、起伏不平的土地上打响后，导致伯戈因最终失败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在盖茨兵营里有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二是弗里曼农场之战后伯戈因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在美国200年的军事历史中，出现过一些充满活力、勇于冲锋陷阵、敢打敢拼、具有必胜精神的战士——人们自然会想起“杰布”·斯图尔特、卡斯特和巴顿——在这些优秀的勇士中，最早的一位便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不幸的是，阿诺德犯了万难饶恕的叛国罪，毁坏了他富于勇敢精神和指挥才能的传奇式的经历，正因如此，当代和近代人在写他的时候往往贬低他，有的甚至完全歪曲他在独立战争中为他的国家所作的贡献。
　　在萨拉托加战役中，阿诺德对打败伯戈因所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最后的两次战斗中。但是，在使斯坦韦克斯堡解围和迫使圣莱杰离开莫霍克河谷方面，他也起了关键作用。他是一个很有自尊心、很敏感、充满强烈自信的人。没有人能够对他的勇敢精神或指挥才能提出指责。但是，他的急躁性格常常给他带来麻烦。他常因脾气暴躁而信口开河，言辞尖刻。可以说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更象一堆流抄，而不是一块岩石。
　　 9月1日他带着1200人在莫霍克河口加入盖茨的军队，负责指挥左翼。他对盖茨从来不象对斯凯勒那样尊敬。但是，1776年他们是在一起作战的，尽管阿诺德在瓦尔库尔岛违背盖茨的命令，丧失了美国舰队，他们还是非常友好地相处。据阿诺德的传记作者所述，盖茨派他去察看比米斯高地的阵地，并协助波兰工程师柯斯丘什科修建防御工事。同时他还积极率领小股部队骚扰从菲什基尔方向开来的英国部队。
　　阿诺德的左翼由2个旅组成：一个是伊诺克·普尔准将指挥的旅，由新罕布什尔第1团、第2团、第3团和纽约第2团、第4团以及康涅狄格2个民兵团组成，共约2116人；另一个是埃比尼泽·勒尼德准将指挥的旅，由马萨诸塞第2团、第8团、第9团和1个纽约团组成，共1243人。不能肯定丹尼尔·摩根上校的来福枪手和亨利·迪尔伯恩少校的轻步兵(总共674人)是否也归他指挥，不过，他们很可能是由他指挥的。另外，阿诺德还有200名康涅狄格轻骑兵和22门火炮。阿诺德阵地的正面比其他地方开阔，但是左翼没有右翼和中央阵地前那样的峡谷保护。伯戈因的进攻就是对其左翼发起的。
　　盖茨本来决定在防御工事里等待英军进攻，要不是阿诺德激烈反对这种战术，他一定会这样做的。阿诺德正确地指出，英军善于打围攻战，如果让他们进入大炮射程以内，他们的炮火就会给美军以重大杀伤；另一方面，英军既缺乏打丛林战的训练，又缺乏打丛林战的装备。阿诺德强调指出，进攻肯定是对的，因为一旦需要，美军可以再退守防御工事；而一味等待，有可能被从防御工事里赶出来；这样就会造成溃败。盖茨接受了这一保证战斗胜利的意见——仅仅是有限的接受——命令摩根和迪尔伯恩的来福枪手出击。战斗的第一阶段从上午9时许一直持续到中午12时30分。在这一阶段中，美军方面只有摩根和迪尔伯恩的部队参战。12时30分，威尔金森上校向盖茨送去报告，要求增派部队。因此盖茨立即派出普尔旅的2个团，稍后又派去了勒尼德旅的全部人马。这样，至下午4时，阿诺德师的大部都投入了战斗。
　　阿诺德在弗里曼农场之战中的个人表现，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参战人员所作的记述中没有提到他在战场上露面的事，而另一些人则断言他处在战斗的最前线。大部分对战争的个人记述都受到自身参战的局限，因此，某些军官没有注意到一些高级指挥官参战是不足为奇的。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象迪尔伯恩轻骑兵中的韦克菲尔德上尉和勒尼德旅中的马歇尔上校所说的话是凭空捏造的。韦克菲尔德上尉说，他看到阿诺德参加了最初的战斗；马歇尔上校说，“大约4点钟，阿诺德带着大陆军9个团及摩根的部队与整个英国军队的右翼混战在一起。”威尔金森上校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勒尼德奉命出击之前没有一位将官参战，不过他承认他是被盖茨派去叫阿诺德回来的，因为没有接到命令阿诺德就跨上战马朝枪响的方向飞奔而去了。威尔金森是盖茨的副官长，他对战斗情况比大多数参战人员了解得更全面，但是他的回忆有点儿令人怀疑，因为甚至在阿诺德叛国之前，威尔金森就非常憎恶他。
　　任何研究过阿诺德性格特点的人，一定感到难以置信，他指挥的师在战斗，而他自己会心安理得地呆在军营里。虽然韦克菲尔德也许会把时间弄错，但是多种证据有力地证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至少在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参加了战斗。不管他是否亲自参加了战斗，他对战斗的结果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可能恰恰由于他提出了进攻的建议，盖茨才免遭失败，而且如果他得到增援，美军肯定能大获全胜，因为最后战斗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谁能派出增援部队——盖茨能，而伯戈因不能——谁就能获胜。
　　阿诺德在比米斯高地之战中的行动，是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谁都认为他在9月22日与盖茨大吵了一架。吵架的原因是盖茨在一份正式文件中大大贬低了阿诺德师在弗里曼农场之战中无疑非常出色的战绩。阿诺德大发雷霆，言辞失当。任凭他怎么骂，盖茨始终十分镇静，但是他解除了阿诺德的指挥权。阿诺德一再扬言要离开北方军，盖茨也巴不得他离开。但是阿诺德可能根本就没有要走的意思，在战斗开始前的几天里，他只是呆在自己的帐篷里生气。
　　谁都不否认，当战斗进入高潮时，阿诺德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为了追求荣耀，他不顾一切危险，发现哪里的指挥缺乏激情和生气，就接过那里的指挥权。问题是，他个人的表现对把伯戈因赶出碉堡工事，并把他逐出战场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诚然，盖茨有足够的力量把英军赶进哈得孙河，但是如果指挥不力，纵然有数量上的优势也是无济于事的。伯戈因在他向议会所作的证词中这样说：要不是阿诺德介入，他“几小时后就可站稳脚跟使敌人听任我的摆布，他们人数再多也没有用。”这当然是伯戈因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夸张说法。那时，奥尔巴尼已经是一个破灭的梦，军队的前途充其量只是有点渺茫的希望。阿诺德在比米斯高地之战中的作用无疑是决定性的，但是，这种决定性作用只表现在使伯戈因未能挽救军队覆灭的命运。
　　如果伯戈因在弗里曼农场之战后，在看来很有可能突破美军防线的时候，决定立即发起进攻，阿诺德完全有可能应召在比米斯高地作出更大的贡献。9月19日弗里曼农场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可以想像，在战斗结束的时候，双方的军队都已精疲力竭。然而英军的士气是高昂的，因为他们看到美军缩回到堑壕里，英军仍然控制着战场。另一方面，盖茨还有未投入战斗的部队可供使用，而伯戈因的军队已全部投入了战斗。9月19日至20日的这个夜里，双方军队都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迎接对方的进攻。
　　关于20日早晨美军阵地上的情况，最有参考价值的是威尔金森上校的证词。根据他的描写，美军营地上是一片混乱和困窘不堪的景象。那天清晨，英军第62团一名逃兵给美军提供了一个似乎确实可信的情报——英军马上就要发动进攻。威尔金森说，他们已无法抵挡这再一次的进攻，因为部队疲惫不堪，弹药非常短缺，他们“每3支滑膛枪上最多只有一把刺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完全相信了这个逃兵的话，在整个阵地上部署了部队，使每个人都在漫天大雾中度过了“提心吊胆、揣揣不安的一个小时”。
　　众所周知，英军最后一次进攻并没有发生。但是威尔金森断言，这个逃兵的情报并非杜撰，因为在伯戈因的部队投降后，他曾经有机会与菲利普斯少将谈过此事。菲利普斯少将说，伯戈因曾决定在20日早晨在对美军防线的右翼和中央采取牵制性行动的同时，派重兵进攻其左翼。据菲利普斯说，由于弗雷泽的阻止，他才没有这样做。弗雷泽要求他推迟24小时，因为他的投弹手和轻步兵尚未完全从前一天的劳累中恢复过来。这种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首先在前一天战斗中弗雷泽的部队没有象其他部队那样受到很大的压力；同时我们从迪格比中尉的证词中得知，“菲利普斯将军和弗雷泽的意见是，我们应该一鼓作气，在那天早晨攻打他们的营地。”“那天早晨”就是指20日的早晨。看来威尔金森对他与菲利普斯谈话的回忆有一些是不对的，但是要说他已经记不得或者夸大了当时美军营地中的困窘景况，那也是不大可能的。
　　伯戈因在他向议会所作的陈述中，没有提及他发出过立即进攻的命令。事实上他强调说，任何进攻的想法都是非常愚蠢的。他说，“我认为，在军队经过长时间恶战已经精疲力竭并且损失了一大批军官的情况下，任何有职业判断能力的军人都不可能提出在第二天早晨对敌人发起进攻的问题。”巴尔卡雷斯伯爵、哈林顿伯爵、金斯顿上佼、福布斯少校和莫尼上尉等人在作证时，都程度不同地强调了这一点，支持(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司令官的说法。金斯顿上校说，据俘虏和逃兵报告，美军可以利用的兵力相当于英军的4倍，他们的阵地固若金汤。这对伯戈因的观点是个有力的支持。
　　伯戈因和目击者向议会所作的陈述和证词，与当时对该战役和后续事件的记述有许多矛盾之处。这并不奇怪，因为鉴于对某些事件事后再来分析也许会更清楚一些，加上在受审查时往往需要把事情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说，伯戈因和目击者在国会上的证词有可能是经过加工的。尽管伯戈因是那样向议会说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曾经打算在9月20日早晨发起进攻(如果没有考虑，那是不对的，他应当考虑)，只是由于指挥官们的忠告，或者出于他自己的观察思考——这种可能性更大些——他才最后决定让士兵们休息24小时，把进攻时间推迟1天。
　　然而，9月21日那天，伯戈因接到了纽约克林顿将军的一封来信。克林顿在信中说，他打算派2000人(他所能抽出来的全部人马)攻打纽约以北大约40英里高地上的蒙哥马利堡，但是他同时又说，如果侧翼受到攻击，他可能不得不放弃此举。伯戈因立即派人选去回信，表示欢迎这一牵制性行动。伯戈因向议会所作的陈述中，在谈到克林顿打算进攻蒙哥马利堡一事时说：“经过前一次战斗，一段时间里我的军队十分虚弱，正期待着强有力的牵制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冒险对敌人发起进攻，我想那真是发疯了。”他还想等待轻伤员重返战斗岗位，并且仍然有得到圣莱杰增援的可能——起码他是这样想的。因此，他决定用碉堡工事加固他的阵地，然后见机行事。
　　在萨拉托加战役中，伯戈因不得不作出许多困难的决定。要想弄清这些很久以前的行动的来龙去脉，困难之一是要猜测这些行动后面的动机。而事后有些人为了替这些行动辩护，所写的东西很容易把人引入歧途。所以常常是一些事实很清楚，而另一些却无法弄清楚。在斯基恩斯博罗和本宁顿，伯戈因的判断也许是很稳妥的，他拒绝撤退几乎肯定是对的，因为正如福蒂斯丘所说，“其他行动都取决于他的前进”。但是在萨拉托加，伯戈因的问题却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可以说，他无疑失去了完成其使命的最后一次机会——虽然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如果9月20日早晨，伯戈因将他显然曾经考虑过的、菲利普斯将军后来向威尔金森所描述的计划付诸行动，在对美军防线的中央和右翼采取牵制行动的同时，派一支部队全力攻打美军的左翼，他就可以发现美军阵地上是一片混乱。但是，他的军队那天确实没有真正作好再大打一场的准备，因此他把进攻推迟24小时也是不无道理的，尽管这样做使美军得到了更多的喘息时间，使英军成功的机会明显地减少了。
　　然而，到21日还推迟进攻，那就没有道理了。伯戈因完全知道，克林顿打算要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一次牵制性行动，而且他会不会采取这一行动还不一定；另外由于通信很费时间，大约两周后克林顿才有可能发起进攻。盖茨的兵力与日俱增，不久就会是英军的数倍；而且伯戈因的给养很快就要耗尽。消极等待，战战兢兢地生活在无法实现的期望中，肯定是错误的；在退路被彻底封锁之前，冒死对敌人的要害部位发起冲击，或许可为避免彻底失败带来一线希望。这也许是赌徒的孤注一掷，但是象伯戈因这样有献身精神的赌棍，按常理本应去冒险试一试。
　　这两次战斗是整个战役的高潮，此战役在第一次战斗打响之前约3个月就已经开始了。为了分析胜败的原因，必须把这个战役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是一个由于政治上的无能和干预而导致失败的典型战例。虽然本书仅举此一例，但类似战例并非历史上绝无仅有。伯戈因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计划，但是计划的实现必须完全依赖豪的充分合作。殖民大臣乔治·杰曼勋爵企图在3000英里之外，控制在一个他一无所知的国家里的作战行动。他给伯戈因下达了毫无灵活性的命令，同时又批准了豪的计划，从而使下达给伯戈因的命令只能产生灾难性的结局。

<P>第10章 博罗季诺会战(1812年9月7日)</P><P>1807年6月，拿破仑在涅曼河上的一条木筏上会晤了年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双方签署了条约，建立了脆弱而短暂的友好关系。但这个联盟并不稳固，被后来发生的事件轻易地瓦解了。1809年，拿破仑提出娶沙皇的妹妹为妻，亚历山大对此反应冷淡(他无疑会回绝这桩婚事，因为傲慢的罗曼诺夫王朝根本不屑同科西嘉的一个暴发户联姻，不管他如何才华出众)。不过，拿破仑在协商过程中就宣布和一位奥国公主订婚，这至少是不明智的。
　　两国关系由此日渐冷淡。俄国人对拿破仑建立华沙大公国(任何解放波兰的行动都会立即引起俄国人的警觉)和大肆兼并领土(有些兼并行动违背了提尔西特条约)的恐惧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关系的冷淡。不过，两国关系是在俄国采取行动以缓解“大陆封锁”给它带来的严峻形势后才最后破裂的。所谓“大陆封锁”是指1806年拿破仑签署《柏林法令》禁止一切与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后，欧洲大陆对英国的经济封锁。一旦俄国(实际上任何一个缔约国)不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整个封锁便会失败。
　　到1811年，“大陆封锁”已破绽百出，连法国也偶尔与英国有贸易往来。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拿破仑以俄国违约为借口，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彻底征服这个国家。现在看来，还不能肯定攻占莫斯科是拿破仑的最初想法，因为他本来极想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围歼俄军，况且法军的补给虽然经过周密安排，但充其量只能维持一场激烈的速决战。1812年6月23日夜间，侵俄法军的先头部队越过了涅曼河。
　　博罗季诺会战始于1812年9月7日，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法军从莫斯科撤退这一可怕的灾难。尽管从战术上看，法军取得了博罗季诺会战的胜利，俄军退出了战场，但俄军并未被歼灭，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唯一目的因此落空了。在交战中双方伤亡惨重，但俄军仍拥有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预备队，而且后勤补给安然无恙；而拿破仑的运输线太长，难以维持其现有部队的补给。结果，几个星期后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是法军，而不是俄军。
　　包括驻守在奥德河以东的预备队在内，拿破仑共征集了60多万部队和大约1400门火炮。在这支几乎来自欧洲各国的部队中，法国人只有27万，其中包括从法国占领的领土上征召来的人。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奥地利和普鲁士派来了军队，意大利总督欧仁亲王也率领4.5万名士兵加入了这支大军。拿破仑还从被困于伊比利亚半岛的24.3万部队中(其中也有许多不是法国人)抽调了2.7万人。只有拿破仑从前的元帅，瑞典王储贝纳多特拒绝派兵。在下级军官的出色指挥下，这些外国士兵几乎人人勇猛善战。
　　这支对胜利寄予厚望的浩浩荡荡的东进大军分成5支主要力量。中央是由拿破仑亲自指挥的主力突击部队，并辅之以欧仁亲王的意大利军和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国王(他因行动缓慢而受到审查，在博罗季诺会战之前便离去了)的一支部队。中央部队大约有38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两支侧翼部队。麦克唐纳元帅率兵向北守卫波罗的海沿岸，陆军元帅施瓦岑堡的奥地利军队负责掩护拿破仑的南侧，这两支部队各有3.4万人。虽然拿破仑一直在不断征募新兵，但这支“大军”士气高昂，战斗力很强。
　　正如人们所料，拿破仑为入侵俄国制定了宏伟的战略计划。但不幸的是，这项计划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因为拿破仑没有估计到，率领如此庞大的军队深入到一个环境恶劣的国家作战，在补给上将遇到重重困难。一过涅曼河，法军的进展就不再象预想的那么快了，被分割的俄军因此逃脱了法军的攻击。拿破仑和热罗姆分别在科夫诺和格罗德诺以南约60英里外渡过涅曼河，企图以钳形运动将两支分离甚远的俄军各个击破。假如不是由于热罗姆行动迟缓，巴格拉季昂王子指挥的第2西集团军很可能被围歼。面对拿破仑的正面攻击，巴克莱·德·托利率领第1西集团军迅速后撤，退至德里萨河畔的坚固设防营地。根据沙皇的普鲁士顾问恩斯特·冯·富尔上校制定的计划，巴克莱·德·托利应坚守营地，并在巴格拉季昂从侧翼进攻法军时牵制拿破仑。
　　可是富尔的作战计划只能使俄军更加分散。巴克莱很快便意识到这一危险，他立即转向东南，赶到维捷布斯克，并在那里迟滞法军的进攻。但当他得知巴格拉季昂(此人与他的关系异常紧张)无法与他在那里会合时，他又后撤到斯摩棱斯克。8月的第一周，两军终于在斯摩棱斯克会帅，并由巴克莱(他是沙皇军队的总司令)负责全权指挥。
　　俄军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急于和法军交战，唯独谨小慎微的巴克莱例外。当发现自己左翼有危险时，他便命令继续后撤，从而使拿破仑得以袭击他强大的后卫部队。紧接着，两军在斯摩棱斯克郊外及东面的高地上展开了激战，结果双方伤亡惨重。不过这次战斗却使巴克莱彻底摆脱了法军，并沿通往莫斯科的大道退却。巴克莱的逃跑战术激起了强烈不满，沙皇被迫任命库图佐夫亲王接替巴克莱任俄军总司令(不过巴克莱仍保留了第1西集团军司令之职)。
　　 67岁的库图佐夫由于一生酷爱美酒佳肴(这两样东西在他的博罗季诺大本营里应有尽有)，已垂垂老矣，连马都不能骑了。不过年轻时他可是个名副其实的勇士。他曾多次负伤，并有两次头部中弹，但他居然活了下来。他曾和伟大的苏沃洛夫并肩作战，还在沙皇手下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指挥过俄军。他是个受人喜爱的指挥官，但由于年老体弱不再是个优秀的指挥官。他的错误是任命莱温·本尼格森将军为参谋长。本尼格森是高级将领，1807年曾指挥过俄军，但没什么才干。此人狂妄自大，几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且还和第1西集团军司令关系紧张。
　　 8月29日，求战心切的俄军官兵热烈欢迎库图佐夫的到来，他们相信他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斯摩棱斯克的伤亡和疲惫不堪的撤退并未挫败俄军的士气，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俄军有一支英勇善战和训练有素的步兵，但是装备差，仅配备了许多口径不同的滑膛枪，火力上处于劣势。不过他们坚信苏沃洛夫的名言：刺刀比子弹更有用。
　　俄军骑兵包括通常的轻骑兵团、重骑兵团和龙骑兵，其装备比刚到博罗季诺时的法军精良得多。此外，俄军还拥有数千名优秀的哥萨克骑兵，他们虽然不善交战，但善于追击、警戒和伏击。俄军炮兵新近进行了整编，配备了一批新武器。它规模庞大，包括44个重炮连和58个野炮连。俄军还拥有一支精干的先头部队，但其救护手段却(和法军一样)极其原始，很难应付巨大的伤亡。
　　正当巴克莱(当时他尚未被库图佐夫接替)一面向莫斯科撤退，一面寻找立足之地时，拿破仑也在考虑是否在斯摩棱斯克安营扎寨，等到1813年再战。这不仅对部队给养有利(虽然法军严重减员，但给养仍十分紧张)，而且还会给法军带来其他好处。然而，这场会战的目的尚未达到，亚历山大拥有强大的民军，时间对他有利。于是，拿破仑决定冒一次险。8月29日，他率军从斯摩棱斯克出发，沿着通往莫斯科的碎石路前进，一路烧杀掠抢，最后遭到毁灭。
　　据说，博罗季诺是本尼格森在率军加入主力部队的途中选定的阵地，俄军因此放弃了先前由巴克莱的参谋人员选定的地点。情况也许确是如此，因为在米拉拉迪维奇将军率领的1.8万民军到达之前，库图佐夫并不急于交战；况且在俄国人目前选定并迅速加强的阵地以西，肯定还有即便不比博罗季诺更理想，也和它同样不错的阵地。博罗季诺村位于科洛查河北岸，地处新斯摩棱斯克大道旁，科洛查河与另一条小河沃伊纳河汇合于此。这里还有另外两条支流，在大道以南与其平行的是斯托尼茨河，在沃伊纳河上游一点汇入科洛查河的是谢苗诺夫卡河。科洛查河从博罗季诺向北流入汹涌的莫斯科河，这一流域内两岸陡峭险峻。
　　俄军阵地的最右翼部署在科洛查河与莫斯科河之间的一环形地带，左翼驻守在位于老斯摩棱斯克大道上的乌季察村周围的丛林中。斯托尼茨河和谢苗诺夫卡河的夹角地带是一道低矮的山梁，其北端是一座小土丘，极适于作战。俄军在这里修筑了工事，并以守卫这里的军长的名字命名为拉耶夫斯基棱堡 [ 注 ] 。棱堡以南主要是平地和沼泽，有的地方有丛林。这里的一些小村庄易守难攻(至少谢苗诺夫斯卡娅村是这样)，注定会成为法军摧毁的目标。但其附近的三个小工事(称为“巴格拉季昂棱堡”)构成了左翼中央的中心枢纽。位于丛林地带的最左翼阵地是乌季察村附近的另一个高地。主防御阵地中心以西近1英里处，是舍瓦尔季诺棱堡，库图佐夫派1个师在这里防守，并得到骑兵和炮兵的支援。
　　巴克莱的第1西集团军构成俄军右翼。库图佐夫认为法军会沿新斯摩棱斯克大道推进，因而在这一地段部署了重兵，但他忽视了中央和左翼阵地。由于战线过长，守卫在那里的巴格拉季昂的第2西集团军处于易受攻击的境地。库图佐夫未占据乌季察高地，而准备让巴格拉季昂的第3军在最左翼的丛林中打一场极有可能成功的大规模伏击战。不幸的是，本尼格森在视察阵地时却给第3军军长下达了相反的命令，使其部队暴露在旷野中。虽然大体上讲俄军占据着坚固的天然阵地，并抓紧时间尽量对其进行了加固，但俄军左翼仍有可能被包抄。不过，后来的情况表明，库图佐夫还算幸运。
　　当俄军忙于构筑防御阵地时，拿破仑正在慢慢集结军队，准备向俄军左翼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在驱马观察地形时，一眼便看出法军在向俄军主阵地发起进攻之前，必须先摧毁舍瓦尔季诺棱堡。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第1军(由达武元帅指挥)第5师(由孔潘将军指挥)，并派两支骑兵部队给予支援。9月5日傍晚日落前，战斗打响了，双方激战到将近午夜才收兵。俄军损失了大约5000人，法军的伤亡略少一些。
　　尽管俄军在戈尔恰科夫亲王指挥下英勇作战(实际上法军也是如此)，但库图佐夫根本不该同意本尼格森的方案，即防守舍瓦尔季诺棱堡，因为它不仅不在俄军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而且毫无战略价值。俄军却为此损失了许多精兵强将和3门火炮。俄军左翼主要依托巴格拉季昂棱堡，这场战斗并未改变左翼易受攻击的形势。翌日，9月6日，整个战场平静得出奇。双方都在为一场重大战役做最后准备；俄军正全力以赴巩固阵地，拿破仑也渴望更细致地观察地形，准备其作战计划。
　　于是，拿破仑把指挥部移到舍瓦尔季诺棱堡北面的平坦地带，并多次对俄军阵地进行侦察。当时，他正患重感冒和膀胱炎，身体欠佳，法军的临战状态也不能令他满意。除兵力上稍占优势(约13万:12.2万)外，法军在其他方面并不比俄军更占优势。自从越过涅曼河以来，法军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损失了大约25万人。严重的人员伤亡和食品短缺无法提高法军的士气。法军骑兵的处境尤其不利，它丧失了大量马匹，剩下的马匹也羸弱不堪。相反，俄军却兵强马壮。此外，俄军在火炮的数量和质量上也占有优势。
　　 9月6日，拿破仑正在侦察阵地，达武走上前去，要求允许他率领自己的军和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的第5波兰军，从侧翼进攻俄军左翼和后方。达武认为，他只需4万人便可以闪击俄军的这一薄弱防区，并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这种战术本该受到拿破仑的青睐，但他在稍事考虑后拒绝了这一行动计划，而主张采用大规模正面进攻的方案。朗斯特里特在葛底斯堡战役中也打算采用同样的战术，但同样被断然拒绝了，而且理由更少。
　　最后制定的作战方案是：达武率第1军进攻巴格拉季昂棱堡(在拿破仑的印象中，那里只有两个而不是3个筑垒阵地)；在达武左翼，内伊的第3军在朱诺的第8军的紧密配合下，以近卫军为后方部队，从拉耶夫斯基棱堡北面的谢苗诺夫斯卡娅村攻击俄军防线。这样，法军的整个进攻重心是在约1.5英里的战线上打击俄军左翼和中央。欧仁的第4军和第1军第3师在科洛查河北岸作战，其任务是摧毁博罗季诺村，然后利用三座特制的浮桥渡河，向拉耶夫斯基棱堡进军。骑兵由缪拉全权指挥，他在达武的后方集结了3个骑兵军(第1、2、4军)。从右翼迂回攻击俄军的唯一措施是派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第5军沿老斯摩棱斯克大道从侧翼包抄俄军左翼。
　　法军炮兵(共有587门火炮，但配备到各炮兵连的火炮数量仍显不足)的任务是，战斗一打响就对敌实施大规模炮轰。战斗开始的前一夜；法军已将2个炮兵连部署在舍瓦尔季诺东北面的高地上，准备炮轰巴格拉季昂棱堡。这2个连各有24门火炮。第1军炮兵司令佩内蒂将军又从近卫军、德赛师、孔潘师和弗里昂师抽调62门火炮，增援这2个连。这些火炮主要用来压制俄军的炮火，而索尔比耶将军(指挥近卫军的后备炮兵)则利用近卫军的榴弹炮猛轰俄军堑壕。一旦法军右翼和俄军交火，第3军的40门火炮将一齐向拉耶夫斯基棱堡开火。炮兵在作战中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9月7日凌晨6时，佩内蒂所部率先向敌开炮，战斗由此开始。法军的进攻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一些，因为那2个在夜间部署的炮兵连因火炮射程不足，不得不调动位置。俄军炮兵迅速还击。炮战断断续续进行了数小时，整个战场硝烟弥漫，能见度下降，这给双方的近战增加了困难。
　　拿破仑的第1、3军一开炮，法军先头师便开始进攻。欧仁亲王率兵向博罗季诺村的巴克莱部队发动攻击，俄军被击退，未来得及拆毁科洛查河桥；但他们很快夺回了博罗季诺村。接着，俄军接到退回主阵地的命令，这一次他们拆毁了科洛查河桥。欧仁亲王在村中留了一个师的兵力和部分骑兵。大约上午9时30分他率余部渡过浮桥，进攻拉耶夫斯基棱堡。
　　与此同时，孔潘所率的第1军第5师在德赛的第4师的密切配合下，正向巴格拉季昂棱堡挺进。拿破仑希望法军所向披靡，但是俄军炮兵巧妙设防，向法军射出一排排炮弹，使法军纷纷倒下。更为不幸的是，此时俄军步兵也投入了战斗，将无情的子弹射向挺进中的法军。孔潘中弹负伤。达武的坐骑被击中，他本人也被震伤，只得离开战场，将指挥权交给德赛。双方大部分部队都投入到肉搏战中，战斗异常激烈。法军一度攻占了俄军阵地。但巴格拉季昂从图奇科夫将军的第3军调来2个旅组织反攻，终于把法军强行赶出了阵地。这时大约是8时30分。
　　坚守在指挥所的库图佐夫此时意识到，他的兵力部署太偏重右翼，而左翼兵力不足。于是他命令巴戈武特将军率领第2军绕道俄军后方，支援左翼中央。但就在这支部队准备行动之际，法军又向巴格拉季昂棱堡发动了猛攻。战斗相当激烈，法军先后攻占了两座棱堡，但在进攻第三座棱堡时受挫。在关键时刻，英勇善战的缪拉亲自上阵指挥，基本稳住了阵势。</P>

　　棱堡争夺战至少还要持续两个小时，此时它已成了各兵种参加的大混战。双方炮兵继续使成千上万人丧生；双方骑兵相互拼杀，淹没在马蹄飞扬、子弹呼啸的混战中；双方步兵刺刀相向，满脸是汗，浑身是血迹和泥土。俄军高级指挥官伤亡最为惨重。最为不幸的是，英勇善战的第2西集团军司令巴格拉季昂亲王也在战斗中负伤，并于两周后死去。
　　在这个血腥的早晨，两翼战场的情况怎样呢？在法军右翼，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部队行动缓慢，几乎到8时才和俄军投弹兵完全接上火。这支俄军担负着为第3军提供掩护的任务。由于俄军第3军已抽调部分人马去保护棱堡，加之前一天俄军参谋长拒不执行俄军总司令的伏击计划而使俄军暴露在危险的阵地上，法军的任务完成得较为顺利。
　　经过一场激战，俄军停止了抵抗，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部队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乌季察村，而且还可能继续夺取村后那座具有重要战术价值的小山，严重威胁俄军左翼。为此，库图佐夫命令第2军从俄军右翼迂回过来。这支部队的及时到达阻止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后续攻击，保住了高地。但是俄军军长图奇科夫却在战斗中阵亡。该翼的战斗平息下来。
　　如前所述，欧仁亲王夺取博罗季诺之后便率大军南渡科洛查河，准备进攻拉耶夫斯基棱堡。他在博罗季诺地区保留了一些炮兵，其炮火足以覆盖棱堡北侧。他还在科洛查河南岸部署了增援部队，企图在步兵进攻前以猛烈的炮火削弱敌方的防御。坚固的棱堡为俄军炮兵提供了较好的保护(步兵没有藏身之处)，而部署在棱堡后方、奉命坚守到底的第3骑兵军却遭受了巨大损失。
　　上午9时30分，欧仁亲王的步兵发起进攻，战斗同样很激烈。拉耶夫斯基的第7军因不得不派兵增援俄军左翼而兵力不足，无力控制谢苗诺夫斯卡娅的防线。尽管如此，法军的第一次进攻还是被俄军击退了，而且伤亡巨大。但法军以莫朗的第1师(配属于第4军)和博纳米将军的第30步兵旅为先头部队，很快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些部队经过激烈而残酷的战斗终于攻入棱堡，与高大健壮的俄军炮手展开了面对面的殊死搏斗。法军一度占领过阵地，但俄军很快又夺回了阵地，并最终通过白刃战将法军赶出了阵地。
　　棱堡周围的战斗异常激烈，此时格鲁希的第3预备骑兵军也投入了战斗，企图突破俄军仓促形成的方阵，但不仅没有得逞，反而遭到巨大损失。这时俄军又痛失一些高级将领，其中第1西集团军参谋长负伤，杰出的年轻炮兵指挥官阵亡。到11时30分，这些顽强抵抗的俄军士兵仍坚守在拉耶夫斯基棱堡周围。拿破仑下令再次发动进攻，一支俄军突然向法军左翼发动袭击，迟滞了法军的进攻。
　　大约10时30分，库图佐夫得知法军没有在科洛查河的一个渡口设防，便命令乌瓦洛夫将军的第1骑兵军(约2500名骑兵)和普拉托夫将军的顿河哥萨克部队进攻留在北岸的法军。在阳光的映照下，这支阵容严整的俄军刀光闪烁。俄军约8000名骑兵击退了奥尔奈诺伯爵的胸甲骑兵和轻骑兵中队(其任务是保护拿破仑“大军”的左翼)，但未能攻破留守博罗季诺的法军1个师的方阵。当法军骑兵从南岸渡过河时，俄军经过较为激烈的交战后便撤走了。库图佐夫对两位骑兵指挥官行动拖沓，作战不力极为不满。但这支骑兵的出现(其哥萨克人活动在法军侧翼和后方)完全打乱了法军在拉耶夫斯基棱堡前的计划和进展。
　　除上述左右两翼的进攻外，拿破仑在战斗打响后1小时左右发动了第三路进攻。这是在被摧毁的谢苗诺夫斯卡娅村南面某处到拉耶夫斯基棱堡地区之间对俄军左翼中央发动的一次进攻。达武和内伊的部队联合实施了这次行动，并得到了在左翼进攻的拉图尔·摩布尔的骑兵和在右翼作战的南苏蒂的骑兵的大力支援。和在其他地方的战斗中一样，双方的炮兵，步兵和骑兵都投入了此次战斗。战斗开始时，法军照例先对俄军实施炮轰，俄军炮兵迅速还击，不断将实心弹、葡萄弹和榴霰弹射向仓促形成一道红蓝长墙的法军步兵纵队。不过这场战斗首先还是一场骑兵战。身穿艳丽服装的法军骑兵肩并肩排成一列列横队，步伐整齐地向俄军开来，继而便转入和俄军刀光剑影的拼杀中。
　　俄军虽然在作战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果敢，但无论在殊死激烈的马战、步战还是谢苗诺夫卡河两岸的炮战中，它最终还是被法军击退了，这一重要战场开始陷落。俄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其所需要的只是抓紧时机，重新部署兵力，组织部队，恢复元气。由于拿破仑不在场，一直坚守在阵地最前沿的内伊和缪拉向拿破仑皇帝紧急求援，以期在俄军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攻破俄军的防线，这样便很可能赢得这场战役。然而，拿破仑犹豫片刻后拒绝动用他的预备队，从而坐失了良机。
　　于是，这场著名的博罗季诺战役又要打到下午乃至夜晚了。法军仍需攻克拉耶夫斯基棱堡。因为中午时分，俄军收复了拉耶夫斯基棱堡。乌瓦洛夫和普拉托夫的骑兵对法军侧翼的威胁，迟滞了拿破仑命令欧仁亲王发动的下一次进攻。这对第4骑兵军无疑极为不利，因为就在欧仁亲王的部队准备阻止哥萨克人的威胁时，第4骑兵军也已前进至谢苗诺夫斯卡娅前沿。于是它不得不任凭棱堡中的俄军炮火轰击长达2个多小时，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将近下午3时，欧仁亲王已为另一次大规模进攻做好了准备。为配合欧仁亲王的进攻，位于谢苗诺夫斯卡娅和博罗季诺的炮兵连集中优势炮火对拉耶夫斯基棱堡实施了交叉火力封锁。
　　这主要又是一场骑兵的混战以及和往常一样的步兵的阵地争夺战。一个中队接着一个中队的骑兵投入到殊死的恶战中。法军第2骑兵军军长蒙布兰将军不幸阵亡，战场上那刺耳、尖厉的刀枪撞击声一时间大作。拿破仑的一个随从参谋奥古斯特·德·科兰古将军接替了蒙布兰的职务。但他也在率第5胸甲骑兵团攻入棱堡时阵亡了。棱堡内的俄军炮手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西夫里准将率领的第9步兵团赶到后，俄军才被制服。棱堡内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伤势严重的士兵倚靠在扭曲的火炮架上奄奄一息。
　　法军终于拿下拉耶夫斯基棱堡，但战斗又持续了2个多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几千骑兵卷入的大混战。欧仁亲王为达到突破俄军防线的目的，在棱堡后的高地上集结了所有可动用的骑兵。然后这一队队勇猛的法军士兵向集结在阵地上准备应战的俄军骑兵中队和紧随其后的步兵纵队发起了进攻。很快，俄法两军混战在一起。巴克莱·德·托利一直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指挥着他的轻骑兵和长矛骑兵冲杀，他的坐骑被击毙，他也险些丧命。正当骑兵混战时，双方的步兵和炮兵也都参加了战斗。战马在滑膛枪的呼啸中纷纷倒毙，轰鸣的炮声宣告了大批人的末日。这是一天中最后一场恶仗，简直可以和史诗相提并论。
　　到下午5时，双方都已精疲力竭。在法军右翼作战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已向乌季察高地发动过一次猛攻。俄军的巴戈武特将军(早些时候他率第2军从俄军右翼迂回过来)发现在中央和右翼的俄军主力已开始后退，自己已处于不利境地。为了行动上的一致，他也主动后撤，把阵地让给了波兰人。
　　战斗即将结束，和这一天中其他重大、激烈的战斗相比，此时相当平静。俄国人还在垂死挣扎，有人想如果这时拿破仑将他的近卫军投入战斗，俄军必将全军覆没。但这位皇帝又一次没有这么做，而且这次包括贝尔蒂埃(拿破仑的参谋长)和缪拉在内的大多数高级将领都支持拿破仑的主张。库图佐夫在夜间决定第二天清晨把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他仍坚信自己赢得了这场防御战。
　　双方的伤亡异常惨重，特别是高级将领的死伤人数更为惊人。看来很可能有大约30%的参战人员负伤，但谁也不清楚确切的伤亡数字。据西尔·罗伯特·威尔逊将军说，俄军伤亡3.6万人，法军伤亡3.5万人，然而他并没有亲临战场，而是在整个战斗期间都在沙皇的大本营里。他提供的法军伤亡数字有可能是准确的(尽管他宣称法军只有26名将领伤亡，这个数字显然太低了，实际上是38人)，但俄军很可能损失了4万人。在这场会战中，尽管双方的总司令都没有立下卓著战功，但是双方下级指挥官却以他们的勇气，斗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激发了部队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战斗热情。
　　库图佐夫从容不迫地从博罗季诺撤下来，拿破仑并没有追赶他。9月13日，这位俄军司令在莫斯科城郊重新部署部队，打算在此抗击法军，但最终又被众人说服放弃了这个计划。于是他率俄军穿过莫斯科城继续后撤。9月14日下午，缪拉率领的第一支法国军队进入了莫斯科城。不多久，只见城中火光冲天，房屋倒塌，莫斯科城变成了一片火海。但即便如此，9.5万人的“大军”余部仍有充足的房屋宿营。
　　和在战场上一样，拿破仑在莫斯科城中同样表现出厌战的情绪，这是他的军队失败的主要原因。看上去他再也无法打起精神，或对目前的窘境作出切合实际的分析。他向亚历山大发出了一连串和解信号。但亚历山大却坚持只要俄国领土上还有一个法国士兵，他就决不坐到谈判桌前。正当拿破仑举棋不定，行动迟缓时，俄军却做好了反攻的准备。俄军招募了大批新兵，使它由进入塔鲁季诺时的8.5万人增至现在的12万人。直到10月19日，欧仁亲王才率领法军先头部队撤离莫斯科。拿破仑撤离得太晚了。这支“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所经受的艰难、恐惧和打击是举世闻名的。当内伊于12月14日率领七零八落的法军余部跨过俄国边界时，拿破仑发动的这场最艰难、最残酷、伤亡最惨重的战役终于宣告结束。

<P>　　在博罗季诺会战中，能够影响战争结局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三：第一，达武提出的对俄军实施大规模侧翼进攻的方案；第二，俄军骑兵在法军左翼采取的行动；第三，拿破仑拒绝将其近卫军投入战斗的决定。此外还有两个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并且影响着整个会战的进程的因素，即给养问题和离开斯摩棱斯克的决定。
　　首先就这两个更具广泛意义的因素而言，给养问题又是最为关键的。可以说它是整个会战成败的基础。不过这不能归咎于拿破仑没有先见之明，实际上他对此曾有过很多考虑；但由于法军战线过长(300英里)，部队成份复杂，交通困难，地形不利，特别是由于法军未能达到进行这场会战所要求的速战速决的目的，给养问题才显得格外重要。
　　拿破仑对入侵俄国一事已考虑数月之久，因此在进攻俄国的过程中，谈不上临时决断和仓促安排。法军在俄国边境以西建立了9座兵站，每座兵站都粮草充足，足够法军消耗多日。将这些粮草运送到前线的是由5424辆马车和2400辆牛车组成的辎重队(分成26支运输队)。这支运输队伍需要20万头挽畜(此外还有11万匹战马)，每头挽畜每天要消耗近20磅饲料。据计算，近1/3的随军粮草都被挽畜消耗了，这就显然难以长久维持一支远离兵站或给养地的前方部队了。
　　此外，一进入俄国，即使运输这些有限的粮草也变得十分棘手。虽然时值夏季，但除少数轻型车队外，绝大多数车队几乎无法在大路和乡间通行(主要是由于道路泥泞)，而且也没有适合放牧的牧场。于是法军不得不丢弃和就地消耗大批粮草。到达维尔纳之前，法军已损失2万匹战马(无疑这些马匹都被食用了，只是它们那皮包骨的尸体不可能成为营养丰富的食品)，但却得不到很快的补充。以往，法军打一场胜仗后，往往都能就地得到粮草补充。但1812年的情况就不同了。法军经过的一个又一个村庄都早被摧毁和烧毁了。当他们四处掠夺时才发现整个乡村早已坚壁清野，俄国人把所有没烧毁的东西全部带走了。
　　面对如此不屈不挠的俄军和如此顽强的俄国村民，这位法国皇帝为保障他那支“大军”所需的大量供给而精心设计的一切后勤保障计划都落空了。他早该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之后进行重大决断时就把给养问题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拿破仑在他精心安排的、旨在歼灭俄军的两次钳形攻势均告失败后，便决定对斯摩棱斯克发动一次全面的正面进攻。但此时，俄军的第1和第2西集团军已在斯摩棱斯克会合了。这场战斗在8月16日和17日两天进行。由于拉耶夫斯基的第7军在后方的猛烈进攻，也由于朱诺的行动缓慢，巴克莱·德·托利在斯摩棱斯克以东的瓦鲁季诺发动了一次较为顺利的进攻，俄军因而避免了在莫斯科大道与法军交火。拿破仑退回斯摩棱斯克，考虑下一步计划。
　　此时，他一定已经意识到整个会战将导致一场灾难。他已无可挽回地错误估计了亚历山大和俄国人。他虽曾试图以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使沙皇就范，但到目前为止，他没能达到这一目的。即使他胜利了，俄国人也会继续后撤到更远的地方，恢复实力，继续和他抗争。拿破仑此时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收兵回国，但这是拿破仑永远也不会考虑的；第二，在冬季坚守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一线，以便等到来年春天再重整大军进攻俄军；第三，立即前进，以迫使俄军与法军决战。
　　就以上三种可能性而言，在斯摩棱斯克过冬的理由最具说服力。法军经过长途行军已减少到约15.5万人，他们有的病倒了，有的开了小差，有的被派去驻守兵站、补给点和交通线上的桥梁，还有的则在战斗中伤亡了。诚然，拿破仑仍占有数量优势，而且新补充的兵员也正源源不断地到达，但这些人中大部分是需要花时间训练的新兵。由于大量马匹损失，他的骑兵威力大减，驮载炮兵也缺少补充马匹。食品越来越短缺，给养也已经消耗殆尽。另外，拿破仑虽然在两支增援部队的策应下赢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但俄军也许只是在中央退却了，而在法军的侧翼仍十分活跃。此外，拿破仑统率的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对他至多也只是三心二意罢了。
　　法军之所以急于继续前进，是想在冬季来陆前取得迅速的决定性胜利。这简直是一场赌博，因为拿破仑根本不知道俄军会不会停下来与法军决战。俄军很可能继续后撤，从而使拿破仑的后勤给养更加恶化。另外，即使俄军真的停下来与法军决战，法军也会因损失严重，战斗力大减而很难取得决定性胜利(事实上，法军只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才有出路)。另一方面，假如拿破仑停止前进，给亚历山大6个月的喘息机会，沙皇就会利用这个时机抓紧动员和训练新军，并从英国得到物质上的援助。现在人们会聪明而轻松地说拿破仑当时继续前进完全是个错误。不过人们也可能会说，假如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拿破仑能象他先前那样指挥有方，他就很可能取得他所期望的决定性胜利，这样他的决定就是正确的了。
　　拿破仑还是继续前进。也许他也有疑虑，因为8月28日当法军到达维亚兹玛时，正好天降大雨。30日这位皇帝宣布：“如果明天继续下雨，我们就撤回斯摩棱斯克。”到了31日，天气放晴，于是法军又沿着通向毁灭的道路前进了15英里。据说，在博罗季诺的那天清晨，拿破仑面对破雾而出的朝阳，不禁转身对他的参谋惊呼：“这就是奥斯特利茨的太阳。”假如他在8月31日返回斯摩棱斯克，情况或许会更好，他也许会说：“多亏了维亚兹玛的大雨。”无论怎样，在踏上通往莫斯科的吉凶难卜的280英里长的路途前，在那个城市进行一个阶段的整编是十分明智的。
　　自渡过涅曼河到最终从莫斯科撤退，拿破仑身上除了他那些过去的辉煌战绩还耀眼一时外，已明显地表现出异常的倦怠情绪。他那驰骋疆场，胆识超人的岁月正悄然逝去，他那坚定的信心和准确的判断力也丧失殆尽，他的威力已日薄西山。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他未能出色地赢得博罗季诺这场会战。人们通常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拿破仑才拒绝考虑达武提出的将他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部队合并起来以及另派一支4万人的部队从后方卷击俄军左翼的建议。不过，这也许并不全是他的错。
　　达武的建议是在9月6日下午(战斗打响前一天)提出的。他的意图是想利用夜行军实施这一大规模迂回作战。拿破仑接到这个请求后，脑子里立即出现了两个难题：第一，俄军一旦得知这次合围行动之后，肯定会继续后撤，这是拿破仑一直担心的；第二，在丛林密布的乡间夜行军，不仅很难辨别方向，还会给人员和马匹造成不必要的疲劳，这势必会削弱部队进攻时的战斗力。此外还有第三点因素要考虑(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即长距离的侧敌行军将占用时间和抽出大量部队。如果时间上出了差错，俄军趁达武尚在途中就向法军发起进攻，那样就会出现最为严重的局面。
　　达武的想法与拿破仑面临困难时经常采取的做法非常相似，然而拿破仑可能(虽然不一定)不愿意让达武提醒他该做些什么，因为当时他和达武的关系并不很融洽。更大的可能性是，拿破仑当时对时间和运动的看法是正确的，而达武的行动建议太野心勃勃了。不管怎样，从右翼进攻巴格拉季昂的防守薄弱的左翼是有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第5军还没有强大到能发动这样的进攻，他的行动表明了这一点；不过在得到增援后，他有可能采取虽不象达武深入敌后的夜行军那么惊天动地，但却更为保险的行动包抄俄军左翼。
　　库图佐夫个人对这场会战的影响甚微。但如果动用诸兵种，并派更为果断的指挥官指挥作战，那么，他派骑兵对法军左翼实施的进攻就很可能对整个会战产生重大影响。事实证明这是个既有成功又有教训的极好例证。俄军骑兵极大地打乱了法军的作战计划。假如俄军步兵协同作战，战果将会更大。
　　俄军乌瓦洛夫和普拉托夫将军从马洛渡口渡过科洛查河后，很快便和守卫法军左翼的奥尔奈诺伯爵将军的意大利和巴伐利亚轻骑兵展开了战斗。结果，法军被击退，俄军还缴获了3门火炮。随后，普拉托夫率领5000名哥萨克骑兵跨过沃伊纳河，直插法军第4军德尔宗将军的第13师的后方，而乌瓦洛夫则从正面进攻该师。德尔宗一面慌忙命令部队迎战，一面派人紧急求援。于是法军第3骑兵师的第6和第8轻骑兵团迅速过河参战。在法军的进攻下，俄军骑兵丢下刚刚缴获的火炮撤走了。
　　乌瓦洛夫的进攻则拖拖拉拉，三心二意。他虽拥有2个驮载炮兵连，却没有步兵的支援，也没有充分利用这2个炮连的优势。如此少的兵力是不可能实施成功的迂回作战的。库图佐夫的意图也许是仅用佯攻来减轻中央阵地的压力。就此而言，他是完全成功了。法军的进攻不得不推迟大约3个小时，俄军赢得了重新设防的时间，并用炮火沉重打击了在法军第4军渡河后接替其阵地的法军骑兵。
　　即使俄军从右翼调出了一部分部队去支援左翼，它也完全可以动用各兵种对欧仁亲王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它将对法军造成严重后果。
　　无法断言，假如库图佐夫对欧仁亲王的侧翼发动强大的迂回进攻，他就能赢得这场会战。但是在谢苗诺夫斯卡娅村附近的战斗中，假如拿破仑把近卫军投入战斗，突破俄军防线，他就完全有可能取得比实际战果更为卓著的成功。因此，有趣的是，拿破仑当时拒绝动用后备力量的原因之一，无疑是不清楚在科洛查河北岸的欧仁亲王左翼的形势。
　　当中央战场、谢苗诺夫卡河两岸和巴格拉季昂棱堡周围的战斗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内伊也正受到第2西集团军的猛烈反攻，并火速求援。拿破仑犹豫了片刻，便命令指挥帝国近卫军维斯瓦波兰军团的克拉帕雷德将军前去增援。但几乎是在同时，他又改变了主意，改派弗里昂将军的第1军第2师。这是这位皇帝第一次拒绝使用预备队。第二次(也是更重要的一次)是在不久之后。弗里昂的部队以迪富尔旅长的轻骑兵团为先头部队，沉重打击了俄军，并最终在俄军最关键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宽阔的缺口。
　　拿破仑是在舍瓦尔季诺附近的指挥所里(通常坐在椅子上)通过望远镜观察战斗进程的。他的身边几个团的近卫军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很想投入战斗。这时还在考虑下一步作战的缪拉和内伊派传令官来向拿破仑紧急求援，以期在俄军立足未稳时，给它以致命打击。拿破仑命令青年近卫军出击。然而这支部队刚出发，这位皇帝便取消了命令，而且未作解释。就在这时，拿破仑又接到第二次紧急求援，并得知俄军已派兵稳住了防线。于是他转向求援的贝利亚尔将军说：“在我还无法看清整个战场形势之前，我决不使用预备队。”这样，近卫军步兵便一直按兵不动，一个看起来能以迅速果断的全体出击赢得这场会战的天赐良机就这样丧失了。
　　然而，这真的是个天赐良机吗？如果拿破仑尚处在壮年时期，而且又靠近本国作战，他或许真的会利用这个机会。但是现在由于年龄或许还有经验上的缘故，他变得谨慎了，另外远离本国无疑使他产生了不安全感。法军还没有达到这场会战的目的，近卫军又是拿破仑最忠实的家仆，因此是不能有任何不必要的牺牲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战场形势依然不明朗。如前所述，法军左翼的形势很危险，而拿破仑又得不到有关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第5军作战情况的准确消息。最后，他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立于不败之地而又坚强无比的俄军。至于拿破仑当时是否应该派近卫军参战，现在还没有肯定的答案。但在当时条件下，他的谨慎从事却很可能是正确的。可以肯定的是，俄军迅速利用法军延缓进攻的时机，加快了增援的速度。
　　当晚，当这场可怕的会战接近尾声时，这位法国皇帝起身上马，来到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的战场，察看俄军退出后的防线。但俄军仍坚守在从右翼的戈基到位于乌季察以东约1英里的旧斯摩棱斯克大道一线。如果说这场会战有胜利者的话，那就应该是法军，它对俄军的最后一击很可能(尽管任何情况都不能肯定)将一次勉强的成功变成赢得这场会战的彻底胜利。
　　此时似乎还有人(虽然并不清楚是谁，因为那些先前叫嚷着采取行动的人，现在也变得谨小慎微了)希望看到拿破仑将近卫军投入战斗，以取得整个会战的胜利。据说拿破仑对这些人宣称：“我不会让我的近卫军蒙受损失。当你在远离法国800里格 [ 注 ] 之外时，你是不会拿住最后的预备队来冒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些新生力量虽然无疑会给俄军以沉重打击，并将其击退，但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经过激战，近卫军面临的将是许多战斗。此外，法军骑兵也无法对俄军实施重大打击，而没有这样的行动，就无法全歼俄军。这样近卫军就会为很小的目的而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又有谁能在通往贝里斯纳的漫漫长路上保护这位法国皇帝呢？
　　尽管俄法双方都宣称取得了博罗季诺会战的胜利，但是双方又都不敢说这所谓的胜利是出自他们杰出的指挥艺术。在会战中确实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军以下指挥官，而且两军作战勇猛无比。尽管如此，这场会战充其量不过是一次互相猛攻的游戏，无论是库图佐夫还是拿破仑都没有明确的会战目的。 </P><P>　　库图佐夫由于年老体弱已无法有效地指挥战斗；而拿破仑那显赫一时的威力也已经开始衰退，这一点在这场重大会战中第一次暴露无遗。从博罗季诺到他退位之前，他偶尔显示出他那卓著的才干，然而遗憾的是，此时他原先的那些才华却不见了。而且有趣的是，他在博罗季诺会战中的一切表现，又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滑铁卢会战中。在这两次会战中，他都采取了正面进攻而不是侧翼进攻，而且两次会战中内伊在紧急关头提出的增援请求都遭到他的拒绝。他这种反常的优柔寡断和一定程度上的倦怠情绪在滑铁卢会战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上述因素是他在滑铁卢失利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未能取得博罗季诺会战的决定性胜利的症结所在。</P>

<P>第11章 林尼之战(1815年6月16日)</P><P>对于英国人来说，滑铁卢战役很可能要比其他战役更为著名。在滑铁卢，非同凡响的拿破仑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如此惨重，以致于180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常说某人“遇上了他的滑铁卢” [ 注 ] 。确如威灵顿公爵所说，这是“你平生所见到的最接近成功，而又功亏一篑的事件。”的确，如果布吕歇尔所率领的普军受到阻止，不能与英荷联军汇合，拿破仑就很可能踏上通向布鲁塞尔的坦途。
　　林尼之战是拿破仑赢得的最后一次胜利。它是在滑铁卢战役的前两天进行的。这一胜利原本可以使拿破仑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然而，由于6月16日和17日出现的拖延和偏差，拿破仑功败垂成。
　　 1815年2月底，拿破仑决定结束他在厄尔巴岛的流放生活，重返法兰西，历史上所说的“百日王朝”由此开始。这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冒险行动，路易十八对拿破仑的报复性作法迫使拿破仑作出了这样的决策。对于拿破仑来说，当时的时机是非常有利的，同样由于国王的蠢行，整个法兰西相当动荡。3月1日，拿破仑和容许他保留的，由1000名官兵和4门火炮组成的部队，在戛纳附近登陆。当拿破仑前进到格勒诺布尔南面时，一个军团封锁了他的去路。然而，拿破仑以他的沉着冷静和大智大勇赢得了这个军团的拥戴。躲过了进军途中这次唯一的真正的危机之后，这位皇帝于20日抵达巴黎，并胜利地进入杜伊勒里宫。
　　拿破仑对同盟国政府允许他保留帝位几乎不存任何幻想，但是，他还是作出了友好的试探。他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国内和平势力。然而，即使拿破仑的妹夫那不勒斯国王缪拉没有愚蠢而仓促地向奥地利宣战，并在意大利北部败北，拿破仑也丝毫没有成功的希望。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已签订盟约。不久，法国皇帝就会发现，法国已几乎被人数超过66万人的庞大军队所包围。年底以前，这些军队的人数还会大大增加。面对这种威胁，1815年法国军队只有14.92万官兵可以立即投入战争。但是，很多退役老兵很快就志愿重新入伍，1813年度的应征士兵，也被从预备役中召回，虽然装备这些人还需要一定时间。此外，为了保卫漫长的边界，还需要动员200个营(每个营由560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
　　当时，有两种选择摆在拿破仑面前。要么坐等挨打，要么对离他最近的同盟国军队主动出击。如果选择前者的话，尽管同盟国在大约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攻破巴黎的防御，拿破仑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动员和训练新兵，但是法国大部将被同盟国占领。如果选择后者，拿破仑就要对威灵顿公爵的11万人的英荷联军(其中有1.7万人执行卫戍任务)以及冯·布吕歇尔亲王的11.7万普鲁士人发动进攻。当时，作为同盟国宏大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部队正分别由布鲁塞尔和列日开来，准备进攻。5月，拿破仑选择了后者。很显然，只有主动出击，拿破仑才最有获胜的希望。若能迅速取胜，拿破仑就会大有所获。但是，由于当时有2万人被派往旺代去镇压那里发生的叛乱；同时，许多要塞和据点也要派人扼守，因此，北方军团仅有12.27万人和366门火炮。这意昧着，拿破仑必须将对手分割开来，各个歼灭；否则，他将处于劣势。
　　拿破仑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便把法国推向战争，从如此浩繁的工作中一点儿也看不出皇帝有什么病痛，虽然他很快就要受到病痛的折磨。到6月份，已有56万人武装了起来。其中有19.6万人编成了有建制的战斗部队。然而，装备和武装这些新兵比招募这些人困难更大。不过军火库还是相当充实的。概略地说，前线士兵的装备与武器均达到了欧洲的标准水平。此外，虽然北方军团里有许多新兵(由1.85万人组成的精锐的近卫军中有4000名新兵)，但是，退伍老兵占了大部分。因而，总体来说，这支军队的素质比英荷联军和普军都高出一筹。当时，英荷联军和普军中有许多新组建的民兵营，而且还存在着民族矛盾。
　　在拿破仑的队伍中，也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低级军官对拿破仑极为忠实，但是对他们的高级军官却极不信任，心怀猜忌。这些高级军官在拿破仑流放期间，曾拥戴波旁王朝，在波旁王朝的宫廷中耀武扬威。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拿破仑对于将领的挑选，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拿破仑确实在人员的任免上，犯下了某些灾难性的导致战役失败的错误。
　　拿被仑任命苏尔特元帅为参谋长，因为他没能劝说贝尔蒂埃重新回到他的身边。贝尔蒂埃曾经是拿破仑的得力助手(他于6月1日自杀)。苏尔特虽然是一位骁勇的将军，但他从未任过参谋。更令人痛苦的是，他缺乏贝尔蒂埃那种清晰的思维与表达能力。他常在战斗中发出混乱的消息与命令，致使下级指挥官们摸不着头脑，无法作出决定。如果贝尔蒂埃在的话，这些命令和消息会清楚得多，准确得多。实际上，叙歇元帅任参谋长，要比苏尔特更为合适，而苏尔特则是比内伊更好的侧翼指挥官。
　　一开始，法国的骑兵归格鲁希指挥；尔后，克勒曼接替了格鲁希。其实，当时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却非缪拉莫属。然而，由于他惹恼了皇帝，因而受到了冷落。如果缪拉在滑铁卢出战，他决不会让骑兵作出那种自我毁灭的举动。
　　格鲁希被从骑兵调离后，受命指挥右翼法军。由于在法国南部表现出色，他刚刚被提升为元帅。格鲁希的确是一位能干的骑兵指挥官。然而，在指挥大规模各兵种作战方面，他却没有一点经验。起用达武为侧翼指挥官远比任命格鲁希更为妥当。然而达武却被派到巴黎任行政长官，他的才能被白白浪费掉了。格鲁希应该还去指挥阿尔卑斯军团，这个位置本来就是留给他的。
　　内伊是直到最后才被召来指挥法军左翼的。起用内伊虽然在政治上有些益处，可是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素有“最勇敢的勇士”之称的内伊，是一位受士兵尊敬的出色军人，然而，他脾气暴躁，变化无常，缺乏担任重要指挥工作的才智。他可以去指挥预备队或取代生病的莫蒂埃指挥近卫军。这两支部队都是准备用来给敌人以最后重创，并直捣敌人心脏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某些人事安排极其糟糕。有太多的优秀将军遭到冷遇。拿破仑马上就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在这些问题还没有暴露之前，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部队从各要塞和卫戍地——有些距比利时边境1000多英里——向比利时边境的集结进行得格外迅捷。为了保密，部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拿破仑还进行了一些欺骗敌人的部署，佯装有可能取道蒙斯，切断英荷联军的海路。拿破仑十分了解出兵神速，出敌不意的必要性。到6月4日时，所有各部队都已开始行动，整个大军小心翼翼，巧妙高明地向桑布尔河方向推进。6月12日，拿破仑离开巴黎，前往拉昂。此时，法军已接近比利时边境，而同盟国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尚一无所知。
　　 14日晚，拿破仑和他的近卫军已到达博蒙附近，战争的车轮移到了那里。位于博蒙城前不远处的是第6军(洛博指挥)和第3军(旺达姆指挥)。由4个骑兵军组成的格鲁希的骑兵预备队还在博蒙以东10英里处，他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因为苏尔特忘了给他们下达命令。第2军(雷耶指挥)的前锋在蒂安露营过夜。该部队的后面是戴尔隆的第1军，该军位于索拉斯桑布尔附近；而这时热拉尔的第4军则稍稍有些掉队，还在菲利普维尔集结。这样，拿破仑的整个大军都集结到了不到20英里长的战线上，并做好了于15日清晨靠近并渡过桑布尔河的准备。
　　拿破仑的总体计划极为简单。这一计划如果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胜利是十拿九稳的。拿破仑打算在两支同盟国的军队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将他们分割开来，各个歼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部队在渡过桑布尔河之后将被分成两翼和一个预备队。拿破仑将根据实际情况，将预备队投入战斗。以沙勒罗瓦为三角形的顶点，两翼部队将分别沿着该三角形的两边向北推进，与同盟国的两支部队交战。其中的一翼，在预备队的支援下，将彻底消灭兵力较弱的那路敌军(假设为普军)，而另一翼则要牵制人数较少的那部分敌军，或者受命去增援主要战斗。一旦敌人的主要力量被歼灭，法军便将集中兵力，以压倒优势向余下的同盟国军队发动进攻。
　　内伊元帅直到15日傍晚才报到，他受命指挥左翼部队。左翼部队包括第1军、第2军、2个轻骑兵师以及骑兵军中的2个师，总兵力约为4万到4.5万人。指挥法军右翼部队的是格鲁希元帅，该部队包括第3军和第4军，人数与左翼大体相当。近卫军、洛博的第6军以及骑兵军中尚未分派战斗任务的骑兵组成了预备队。当时，法军的每个军都是由3个兵种组成的独立单位，因为拿破仑坚信各炮兵团应成为各个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法军中永久配有炮兵的最小作战单位是师。
　　这时候，同盟国军队的状况又如何呢？威灵顿原本就一直担心自己的右翼，拿破仑的欺骗措施使威灵顿更加确信，敌人将从蒙斯方向实施进攻。6月中旬，第1军(奥伦治亲王指挥)各师分散部署在昂吉安、尼维尔和苏瓦尼，军部设在布赖纳孔特。第2军(黑尔将军指挥)部署在阿特、格拉蒙和奥登纳德，军部设在阿特。预备队(2个英军师和布伦瑞克公爵指挥的军)驻扎在布鲁塞尔附近。骑兵(伯爵阿克斯布里奇将军指挥)主要部署在格拉蒙、尼诺弗和唐德河沿线。布伦瑞克的分遣队则驻扎在布鲁塞尔。此外，在蒙斯前方的附近地域，还驻有3个旅，以支援警戒部队。如果遭到突然进攻，如此分散的英荷联军是不堪一击的。然而，在同盟国军队看来，发生这种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拿破仑迅速集结起部队，跨过桑布尔河，在沙勒罗瓦地区发动了突然进攻。威灵顿是否大吃了一惊？对这一问题，人们多年来进行了许多议论。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威灵顿的确吃惊不小，而且由于部队部署分散，联络不畅，他们很难遵照5月3日与布吕歇尔达成的协议，在遭到法军进攻时向松布雷夫地区的普军靠拢。不过，这里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由于同盟国并未同法国正式开战，因此，派遣侦巡队越过边境是不允许的。然而，极力为威灵顿辩护的代表人物西博尔纳断言，前哨部队传来的消息足以使威灵顿对拿破仑的进攻预有准备，而且从一旦知道了拿破仑的进军路线(无论法军从那个方向进攻)就能做出反应这个方面来看，他的部署和集结方案是很恰当的。
　　就算西博尔纳可能是对的，但不管怎样说，似乎直到6月15日下午3点钟，威灵顿才接到普军在蒂安遭到法军进攻的确切消息。由于没有从布吕歇尔那里得到任何音讯(同盟国之间这种缺乏联络的现象，差点导致灭顶之灾)，威灵顿还在认为敌人有可能从西面进军，切断自己的海路。因而，在前两次下达的命令中他把部队先期集结的重心主要放在了西面而不是内侧。在里奇门德夫人的庆祝舞会上，威灵顿才终于从各种情报中了解到了真情。他马上发布了第三道命令。这次，他命令部队向内侧的四臂村方向集结。要不是康斯坦·勒贝克将军(奥伦治亲王的参谋长)急中生智，没有听从威灵顿的命令，先后派出了2个旅去阻截法军，即使威灵顿下达了上述命令，也为时过晚了。
　　然而，先与法军接仗的还是普鲁士人。3月底，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已下令实行总动员。在陆军元帅冯·布吕歇尔未到之前，他的强干的参谋长伯爵冯·格奈森诺中特承担了全部的组织工作。要组建7个军，困难是相当多的。甚至直到6月份，尽管已经费了九年二虎之力，准备在滑铁卢投入战斗的4个军仍未全部满员。这种情况在炮兵中尤为突出。这支新建的部队包括许多民兵团和一些来自德国西部，曾在拿破仑麾下打过仗的士兵。他们在训练、装备和经验各方面都无法与他们将要对抗的敌人相比。
　　由于当时普鲁士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因而布吕歇尔的11.7万人的部队在扎营、补给方面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然而，战争恰在此时爆发了。6月中旬，普军的部署情况如下：第1军(齐坦指挥)的总部设在沙勒罗瓦，其各旅均部署在边境沿线，以便在敌军发起进攻时，及早发出警报，并为其他3个军的集结提供掩护。第2军(皮尔希一世指挥)部署在那慕尔-惠伊一线。第3军(蒂勒曼指挥)总部设在迪南，有2个旅分别驻在锡奈和惠伊。第4军(比洛指挥)部署在更靠后的列日地区。骑兵预备队驻松布雷夫。炮兵预备队驻藏布卢。军团总部设在那慕尔。普鲁士的每个军下面不设师，而是由4个旅组成，每个旅下辖3个团，每个团则下设3个营。每个军至少配有2个骑兵旅，12个炮兵群，96门火炮。这样，包括轻工兵、工兵和部队的一般保障人员，普军的1个军通常由2.5万到3万名官兵组成。
　　 6月15日凌晨3时，北方军团开始横渡桑布尔河。左路纵队从蒂安向马希埃纳进军；中路直指沙勒罗瓦；右路纵队从热尔皮纳向夏特莱挺进。整个计划本身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两件意外事故。由于命令传递过程中的差错，加之旺达姆的疏忽，第1军和第3军的出发时间晚了。第4军热拉尔部直到早上7点钟才完成集结任务；而后热拉尔部先头师的指挥官布尔蒙带着5个参谋人员，投靠了敌方。在旺代的暴乱发生后，布尔蒙的家属曾遭到报复。尽管有此不幸，正象布吕歇尔十分清楚地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道德败坏，心怀不满的将军的卑鄙的叛国行径。当天晚上，热拉尔军之所以没能全部渡过桑布尔河，其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一叛逃行动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尽管布尔蒙提供给敌人的情报没有多少价值，然而他的背叛使整个部队的士气受到了影响。
　　齐坦的普军第1军的前哨线，从迪南向西一直延伸到班什南面，长约50英里。齐坦果断地与法军展开了阻滞战，这为布吕歇尔完成在弗勒吕地区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但是，在撤退中，他们却没有摧毁位于桑布尔河上的马希埃纳、沙勒罗瓦和夏特莱三处桥梁。拿破仑原本希望在早上9时以前拿下前两座桥，然而由于旺达姆动身太晚，帕若的骑兵(第1骑兵预备军)在沙勒罗瓦城前没能得到任何增援，直到中午法军才攻克该城。由于施泰因梅茨将军率其旅殊死抵抗，马希埃纳方面的法军也出现了延误。在右翼，虽然普军已经被迫后撤，但是热拉尔也只有1个师渡过了桑布尔河。</P>

期待继续[em02][em02]

　　尽管如此，刚过中午，拿破仑的部队便扫清了桑布尔河一线的敌人。至此，拿破仑的进军还是较为顺利的。此时，普鲁士人正在戈塞利和吉里城前严阵以待，在这两个地方将要有两场恶仗。内伊和他的部队一赶到，拿破仑就将左翼的指挥权交给了内伊。拿破仑给内伊下达的任务是，将敌人赶出戈塞利，并沿着通向布鲁塞尔的道路北上，向英荷联军所在的四臂村进军。但是，在这一口头命令中，拿破仑很可能没有提出内伊要在15日拿下四臂村。
　　几乎同时，格鲁希受命指挥右翼。皇帝亲临右翼，与格鲁希一起商讨进攻计划，准备将敌人逐出吉里和弗勒吕。然而，不幸的是，旺达姆作为右翼的一部分，本应听从格鲁希的指挥，但他却认为，格鲁希只不过是一个骑兵指挥官罢了。两个指挥官在如何进攻的问题上，各执己见，争吵了整整2个小时。直到下午5时30分，拿破仑赶上来，进攻才开始。吉里不久就被拿了下来，然而，进攻弗勒吕的时间却被延误了。
　　当天夜里，左翼的法军也是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宿营的。为了保卫戈塞利，施泰因梅茨的部队再度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下午3时，普军已承受了惨重伤亡之后，法军才攻克该城。此时，尽管通向布鲁塞尔的道路已被打开，然而，佩尔蓬谢将军的第2荷兰-比利时师已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该师的2个旅很快就进入了四臂村至弗拉斯内一线的阵地。当天晚上，雷耶军的1个师攻占了弗拉斯内，但是，皮尔将军的轻骑兵在向四臂村推进时，却在博斯伍德地区遇到了萨克森-魏玛亲王伯思哈特率领的拿骚团的顽强抵抗，被迫撤了回来。这时，四臂村的普军又得到了增援。鉴于部队在经过19个小时的行军作战后已精疲力竭，内伊决定在弗拉斯内城及其附近宿营。
　　布吕歇尔一接到法军向桑布尔河进军的消息，便马上命令齐坦边撤边与敌人展开战斗，以便掩护其他各军进行集结。如上所述，齐坦以超人的技巧与勇气完成了这一任务，但是普军也损失了1200人。在此之后，齐坦军撤到了林尼的预定阵地。该军是那天夜里普鲁士的4个军中唯一到达指定地点的军。
　　皮尔希一世率领的军是在距林尼约6英里的马济露营的。蒂勒曼则在15英里以外的那慕尔。最远的要算奉命前往阿尼的比洛了，然而身在列日的比洛却根本不知发生了战事，他不慌不忙地行动，并传信说，他将在16日中午以前到达阿尼。这一消息未能及时传达到布吕歇尔总部，并且布吕歇尔给比洛的进一步的命令又传错了方向。在这份命令中布吕歇尔曾要比洛向松布雷夫进军。这样，第4军于16日在林尼投入战斗的计划，已成泡影。如果第4军能赶到林尼，整个战局或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6月16日清晨，当拿破仑对近来部队的机动及作战情况进行审度的时候，他感到心满意足。部队接敌行动的隐蔽和巧妙再度反映了他昔日的才能。当时所取得的成果，已使拿破仑控制了直指同盟军心脏的两条道路。而且，拿破仑已沿着这两条路向前推进了很远。同盟国军队只得后撤，否则他们将很难汇合。拿破仑觉得是实施此次行动的基本方针(即把部队分成两翼和预备队作战)的时候了，这一点在他给内伊的手谕中有详细的阐述。
　　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不幸事件。拿破仑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思维受到了影响，不再是那么清晰，那么具有连贯性。在博罗季诺之战中，这种迹象就已经隐约出现了。拿破仑已不再象从前一样精力充沛，头脑敏锐。衰老正悄悄地走向拿破仑。此时，老拿破仑本应将其极其分散的后方部队迅速集中起来，而他却沉浸在毫无根据，充满希望的想象当中。皇帝确信，普鲁士人决不会据守林尼。由于拿破仑过份低估了布吕歇尔的人数和意志力，由于他认为威灵顿会撤至布鲁塞尔，因而，16日拿破仑给内伊和格鲁希下达的第一道命令乐观得近乎荒谬。他指示内伊攻下四臂村，向布鲁塞尔挺进。皇帝希望，他本人当天就能到达布鲁塞尔。格鲁希的行动要与此并举，将普鲁士人推至藏布卢以至更远的地域。

　　直到上午11时，拿破仑到达先头部队时才发现，普鲁士人还在坚守林尼。虽然拿破仑仍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要对付的不仅仅是一支顽强的后卫部队，但他还是立即更改了计划。此时，克勒曼的第3骑兵军已归内伊指挥。拿破仑命令内伊攻占四臂村，牵制住威灵顿。向普军实施主要攻击的任务将由右翼集团担任，必要时，内伊也可能受命对右翼法军进行增援。然而不久，拿破仑便意识到，格鲁希率领的右翼4.5万法军几乎是在与所有的普鲁士军队交战。
　　普鲁士军队占据的阵地，是经过事先选择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域，该阵地屏护着通往比利时北部和德国的各条道路。普军阵地沿那慕尔-尼维尔路展开，从布里城北面的罗马古道与那慕尔-尼维尔路的交汇点，向东一直延伸到至冬克林尼小村北面的十字路口。战斗主要是在几个谷地中的小村庄及其周围进行的，这些小村庄均坐落在西起圣阿芒东到巴拉特，以林尼为中心的、周围低丘环抱的一个盆地之中。林尼被一条小溪分成两半，街道狭窄，然而，该地的许多房屋都筑有坚固的墙壁和围墙，可以作为很理想的坚固支撑点。林尼四周是一片湿地，生长着高高的黑麦。
　　齐坦军是唯一能在16日清晨进入阵地的普军部队，该军的各个旅分别占领了布里、圣阿芒、圣阿芒拉耶以及林尼。普军是以各营混合编组的形式驻守在这些村镇的。这给他们控制街道和村落周围的战斗造成了很大困难。皮尔希二世指挥的旅在布里和林尼之间构成了第二道防线。骑兵预备军占据了后方和左侧的阵地。皮尔希一世的第2军于中午时分从马济赶到，并被作为预备队部署在尼维尔-那慕尔路罗马古道至松布雷夫一段。蒂勒曼的第3军直到下午将近3时才从那慕尔赶来。他的4个旅在松布雷夫东面的岔路口至巴拉特的三角地带，扼守战线左翼。布吕歇尔试图用8.4万人的部队和224门火炮占领长达7英里的阵地，这种部队人数与防御正面的比例远远低于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平均水平。这很可能说明，布吕歇尔当时预计他定能得到比洛或威灵顿的增援，或许他还能同时得到两者的支援。
　　 10时30分左右，威灵顿到达了四臂村。在接管了那里的指挥权，并下达了必要的命令之后，威灵顿策马穿过阵地，前去会见布吕歇尔。在布里和林尼之间的比西磨坊，他见到了布吕歇尔。当时，普鲁士的军队已被部署在前斜坡的阵地上，普军预备队也被部署在斜坡上，而且预备队距离前方一线部队太远，根本无法给予及时的支援。对此情形，威灵顿只瞟了一眼，就忍不住对布吕歇尔和格奈森诺说，尽管每个人最了解自己的部队，但是，如果他的军队如此布阵的话，定会遭到敌人的打击。然而，普鲁士人把这一明智的劝告当成了耳旁风。格奈森诺原本就不相信，威灵顿是一位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战斗进行到底的有才干的将军，这下，他更不信任威灵顿了，威灵顿与普军将领一起讨论了作战计划，但在威灵顿如何才能最好地支援普鲁士人的问题上，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公爵甩下这么一句话，“好吧，如果我没遭到进攻的话，我就来，”然后便策马而去。
　　此时，拿破仑正急于趁布吕歇尔还在集结各军的时候，加紧对普军进攻。但是，在此之前，拿破仑必须对以下两点十拿九稳：其一，内伊在四臂村已牵制住了英-荷部队；其二，热拉尔必须赶到，在进攻中充当法军的右翼。他的计划是，以格鲁希的骑兵为主要力量，消灭普军的右翼。与此同时，法军主力将在内伊的支援下向普军的中央和右翼发起进攻。拿破仑要阻止溃败的普军与威灵顿汇合，确保同盟军无法集结。在林尼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将普军赶向东北，成了这场战争的关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加上迟迟才奉命从沙勒罗瓦北上的洛博军，拿破仑共动用了7.12万人(包括1.3万名骑兵)和242门火炮，与共有8.34万人(包括8150名骑兵和224门火炮)的布吕歇尔展开了激战。然而，如果拿破仑能消灭蒂勒曼军，他就能在中路和右翼同时作战。
　　在11时和12时之间的这段时间，法军的轻骑兵已经挺进到弗勒吕，并很快将普鲁士人的前哨部队——第6枪骑队击溃。当时，勃兰登堡龙骑兵(齐坦骑兵预备队的一部分)正在林尼墓地之前据守。这些溃败的部队在撤退中占领了勃兰登堡龙骑兵左侧的阵地。下午1时，热拉尔赶到。至此，拿破仑已完成了他的作战部署。
　　按照拿破仑的计划，旺达姆军将在左侧向圣阿芒的普军阵地率先发起进攻，该军得到了正与内伊并肩作战的雷耶军的吉拉尔将军所率领的1个师的加强。吉拉尔将军的师组成了旺达姆军的左翼；它的左侧是多芒将军的第3骑兵师。热拉尔军一到，便奉命沿弗勒吕路北上，占领从林尼墓地至蓬得里奥山南麓一线朝向左侧的阵地(与旺达姆军的进军路线正好相交成直角)。格鲁希所率骑兵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普军左翼，为使他完成这一任务，拿破仓将帕若的第1骑兵军和埃克塞尔曼斯的第2骑兵军以及热拉尔的两个步兵营交他指挥。近卫军和米约的第4骑兵军被部署在弗勒吕附近。洛博的第6军还在从沙勒曼瓦北上的途中。
　　内伊一上午接到了拿破仑的好几份指令，被弄得有些晕头转向。这也是内伊没能掌握主动权的部分原因。下午2时，苏尔特给内伊发出了另一份指令。然而这份指令直到下午4时才到内伊手中。苏尔特在这份指令中告知内伊元帅，皇帝准备在2时30分同普军开战，内伊的任务是，攻击其正面的敌军，并在将敌人逐退后，即刻回师林尼，包抄布吕歇尔的左翼和后方。1个小时后，苏尔特又发出了进一步的指示，其目的是增加内伊的紧迫感，促使内伊做出更大的努力。这些指示纰漏百出，内伊根本没能搞清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林尼之战终于在下午2时拉开了战幕。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从在当日彻底打败普军，并将普军赶向东北方向的战役目标上看，这场战斗已开始得太晚了。由于法军上午发出的命令和指示中强调迫切性不够，两翼的法军部队均出现了不必要的拖延。纵使这些延误没有完全葬送拿破仑赢得这场战争的机会，这些机会也大大减少了。
　　最先与敌人交手的是旺达姆的先头师。他们向圣阿芒的守军发动了猛烈进攻。整个下午和晚上，圣阿芒和华格里尼附近的战斗格外强烈，村庄几次易手。双方的枪弹象暴风中的雨点洒向对方的冲击步兵。普鲁士人和法国人先后向对方发起攻击，又先后被对方的弹雨击退。拿破仑决意迫使布吕歇尔投入预备队，以便支援受到强大压力的中路与右翼。布吕歇尔的预备队排列在一个前斜坡上，又远在支援距离之外，所以当法军火炮群开火时，这些部队受到了沉重打击。旺达姆命令在左翼的吉拉尔师向北推进，在左侧多芒骑兵的支援下，攻取圣阿芒拉耶。该师执行了这一命令。但齐坦动用预备队猛烈还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小村四次易手。吉拉尔损失了2个旅的兵力，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下午4时30分左右，布吕歇尔离开了他的指挥所，亲自指挥普军向仍在试图攻占并坚守圣阿芒拉耶的左翼法军又发起一次新的粉碎性的攻击。直到下午5时，普鲁士人仍占据着圣阿芒、圣阿芒拉耶以及华格里尼。
　　与此同时，热拉尔军向驻守林尼的普军展开了攻势。这里的战斗恐怕是这场恶战中最艰苦的战斗，民房、教堂、城堡以及小溪两岸均成了厮杀的战场。两军官兵在殊死的搏斗中杀得难解难分，一方刚刚占据优势，另一方又马上将优势夺回。防御工事和据点被炸得粉碎，阵地上到处横躺着死伤的士兵。这些士兵的伤口上爬满了苍蝇。鲜血将小溪染得殷红。
　　在法军的右翼，格鲁希的部队出色地牵制着蒂勒曼的第3军。尽管从热拉尔军调来的2个营对冬尔林赖纳的进攻没有成功，但是，右翼的法军还是将普鲁士人赶出了布瓦涅。冯·德·马威茨上校的骑兵旅奉命前去增援普军右翼后，蒂勒曼所统辖的左翼普军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了。几乎同时，布吕歇尔命令皮尔希将军率领他那实力相对保存完整的部队参加正在林尼与圣阿芒拉耶之间进行的战斗。
　　下午5时30分左右，战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曲折。尽管洛博的第5军尚未到达拿破仑的指挥部，但是洛博已掌握了近卫军的1.8万人以及米约军的8个胸甲骑兵团。当洛博正准备命令这些部队向已大为削弱的普军右翼和中央开进的时候，旺达姆向他发来了紧急通报，这使他不得不推迟行动时间。旺达姆告知，有一支各兵种组成的庞大纵队，正向法军的左后方和弗勒吕方向移动。旺达姆认为情况非常严重，因而已抽调了1个师的兵力保卫弗勒吕。拿破仑被弄糊涂了(布吕歇尔当然也一样)。尽管拿破仑正期望着内伊的增援，但是，内伊的增援部队不应来自这一方向。他担心，这可能是威灵顿在四臂村战胜内伊后派出的部队。最后法国人终于搞清楚，这支部队原来是戴尔隆军，然而这时，大好的进攻时机已被错过。戴尔隆的部队在梅赖北部与敌军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骑兵战，然后便在战场西面消失了，这一情况越发使人摸不着头脑，戴尔隆的确留下了1个师和一些骑兵作为联络部队，但是，由于他没有将这一情况告知苏尔特，因而这些部队基本上没派上任何用场。
　　截至下午7时，双方都已精疲力竭。然而，拿破仑手中还有一支庞大的预备队没有投入战斗。45分钟以后，乌云密布，暴雨将至，在隆隆的雷声与法军炮火的轰鸣声中，近卫军和胸甲骑兵发起进攻了。尽管普鲁士人这时已疲惫不堪，但在那些身材高大，头戴熊皮帽的士兵们的新的、强大攻势面前，他们的意志与勇气却丝毫没有减退。普军仍坚守着林尼以及其他村落。但是，米约伯爵的骑兵从侧面向敌人发起攻击，普军不得不且战且退，布吕歇尔派了一个随从参谋告知威灵顿，他不得不后撤了 [ 注 ] 。然后，他身先士卒，亲率一队骑兵，孤注一掷地向法军发起了最后一次冲击。然而，事与愿违，这位勇武王子的坐骑中弹仆地。幸亏运气好，也幸亏随从参谋诺斯蒂茨伯爵及时发现这一情况，布吕歇尔才没被法军发现并俘获。这位陆军元帅几乎失去了知觉，他被从战场上一直转移到较为安全的让蒂纳接受治疗。
　　当大雨滂沱，昏暗的天空被炮火的曳光映红之时，普鲁士人在蒂勒曼军的攻势掩护下，从容有序地撤出了阵地。在蓬得里奥山周围的凹地上，蒂勒曼军对法军发动了进攻，并把法军牵制在那里。这一进攻给了撤退的普军以极大的帮助。法军对撤退的普军没有进行追击。拿破仑赢得了他最后一次胜利。然而，在这仅约2平方英里的相对封闭的战场上，双方阵亡将士的尸体多达2.7万具。在这场战斗中，普鲁士人阵亡1.6万人，并损失了21门火炮。
　　在林尼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内伊元帅率左翼法军在四臂村与威灵顿的部队也展开了鏖战。这场战斗于晚上9时停息下来，双方除了各自损失约4000人以外，均未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戴尔隆的支援下，倘若内伊命令雷耶军投入战斗，他定已取得胜利。即使到下午2时30分时，面对雷耶的2万人，英荷联军也只有的8000人能投入战斗。但是，由于英荷联军的阵地周围布满了树丛和高高的作物，十分有利于防御，加之法军指挥官过份谨慎小心，因此，佩尔蓬谢将军守住了阵地。下午，英荷联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赶到。对于内伊而言，早上是取胜的黄金时机，下午机会也不错，但是到下午6时30分后，所有机会都已丧失掉了。威灵顿已拥有3.6万人，在人数和火炮数量上都占据了优势。当战斗结束时，英军仍牢牢地控制着原来的阵地。内伊本来应有更出色的表现，但苏尔特元帅发来的相互矛盾的命令却把他弄得烦燥不安，无所适从。因此，左翼法军痛失良机的责任不应全部加在他的身上。
　　 6月16日的战斗结束时，拿破仑还略微占有一些优势。他击败了布吕歇尔，并牵制住了威灵顿。以后的一切将取决于他在17日如何动作了。但在此之前，他需要首先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即在16日至17日的夜晚，搞清楚普鲁士人退向了哪里。但是，拿破仑太自信了，他认为已没有必要再去考虑那些普鲁士人，反法同盟的军队已被彻底分割开来。直到17日早上，拿破仑才下达追击命令。于是帕若的骑兵出发了。早上7时，法军总司令部接到消息(这个消息是3个小时以前发出的)，大批普军正狼狈地沿那慕尔至列日的大路溃退。这使拿破仑确信，他预先估计的布吕歇尔的撤退情况是正确的。然而这些溃逃的部队却是6000名西德意志人。林尼之战，他们认为自己受够了，便开了小差。附带说一句：这些部队的逃离对普鲁士人来说并不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因为没有这些人，普鲁士人的仗反而会打得更好。
　　在布吕歇尔不在的情况下，格奈森诺仓促决定(事后证明这一决定十分关键)，普军途经蒂伊向瓦弗撤退。由于下达命令和集结各军的工作进行得十分仓促，普军未能向威灵顿通报情况。威灵顿次日早晨派出以戈登上校为首的巡逻队后，才得知普军已经撤退。格奈森诺极不相信威灵顿有决心在布鲁塞尔城前与敌决战(但这并不能成为格奈森诺不与威灵顿联络的借口)。他决定向瓦弗转移似乎是为了确保通过卢万的普军后方交通线，因为这时普军已向尼维尔-那慕尔路以北走得太远，不可能再奔向列日。
　　对于同盟国军队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布吕歇尔的确是条硬汉。当天深夜他一重返部队，便在梅尔里的临时总部与他的军需官格勒尔曼一道体出明确决定——部队从瓦弗掉头向西，支援威灵顿。普军的撤退行动在列日持续了一整天(比洛的第4军也经科尔拜和迪戎勒蒙与主力汇合)。傍晚，部队在瓦弗附近集结完毕。
　　再看法军这方面。实际上，整个17日上午，法军几乎没有任何举动。拿破仑还认为普鲁士人已被彻底击败。直到11时，在读过内伊传来的信件后，他才终于意识到，如果将洛博军和近卫军调往马尔拜，那么在内伊对四臂村发动正面进攻的同时，他可以从侧翼进攻威灵顿的部队。然而，掌握着4万人马，并且一上午没有发起任何进攻的内伊，此时似乎仍不想挪动。当拿破仑于下午1时到达马尔拜时，内伊的部属们正准备他们的午餐呢。直到下午2时，法军才开始进攻，然而，法国人已丧失了痛击英荷联军的绝好时机，因为威灵顿终于在上午9时接到了布吕歇尔传来的消息，并在4个小时前就已经开始向圣让山方向撤退了。借助暴雨的帮助，威灵顿逃脱了。
　　拿破仑的右翼情况也不是很妙。格鲁希奉命率领3.3万人的联合部队追击布吕歇尔，他想极早动身，然而拿破仑却使他在林尼战场耽搁了很久。他接到的命令是由拿破仑口授给贝特朗将军发出的(当时，苏尔特还在后方的弗勒吕)，命令的内容并不十分清楚。该命令的主要精神是，格鲁希应向藏布卢推进，因为藏布卢是发现普鲁士人去向的最佳位置。格鲁希一方面要紧紧咬住这些普鲁士人，另一方面还要与主力部队保持联系，为拿破仑提供情报。格鲁希只完成了头一项任务，原因是他到达藏布卢后，既没有得到普鲁士人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与拿破仑取得任何联系，便扎营过夜了。
　　以上就是滑铁卢战役前两天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它们为滑铁卢之战拉开了序幕。在这众多的战斗中有胜仗，有败仗，也有平局。在同盟军方面，他们表现了团结精神和坚强决心；而法军的胜利却孕育着失败。在需要当祝立断和迅速行动的时刻，拿破仑和他的将军们却六神无主，迟缓倦怠。然而，时间却不允许他们优柔寡断，模棱两可。“如果号角不吹，谁能作好战斗准备呢？”

<P>　　6月16日和17日是富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天，在这两天中，发生了许多对战役的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两件也许就是16日戴尔隆造成的混乱以及17日上午的严重的时间浪费。倘若这两件事是另一种结果的话，拿破仑在17日或18日定已坐在布鲁塞尔城中了。
　　伯爵戴尔隆中将指挥着内伊率领的左翼法军的第1军。6月15日的夜晚，第1军是在马希埃纳渡过的。16日早晨，内伊仍旧不慌不忙，似乎根本不了解迅速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因此早上8时，第1军的后卫部队仍滞留在桑布尔河。将近中午时分，位于朱梅的戴尔隆接到内伊要他向弗拉斯内开进，并派出1个师前往马尔拜的命令。但此时，戈塞利地区的雷耶军出现了混乱，当法军开始越过罗马古道的时候，时间已接近下午4时了，几乎就在此时此地，麻烦出现了。
　　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下午4时刚过，正在全军前部遂行侦察任务的戴尔隆见到了一张以拿破仑的名义签发给内伊的书面命令，内容是要戴尔隆军立即前往林尼。书面命令的传送者是拿破仑的副官拉贝多瓦埃将军(而不是象西博尔纳所说是洛朗上校)，这一点也是没有多大疑问的。引起争论的是，这张便条究竟真是拿破仑亲笔所写，还是象贝克所认为的那样，拉贝多瓦埃在驰马传送更早一份命令的过程中，知道拿破仑心中所想，摹仿拿破仑的手笔，命令戴尔隆掉转方向，然后骑马找到戴尔隆，将这张伪造的手令交给了戴尔隆本人。虽然贝克这种富有想象力的说法不无道理(如拿破仑对戴尔隆从错误的方向出现大感惊讶)，然而，这张匆忙写成的便条似乎更有可能是真的。不管怎样)这件事本身是利益攸关的：无论命令是谁发布的，它所带来的后果却是相同的。
　　见到手令后，戴尔隆便急忙返回部队，并率部经维莱尔-佩尔文到了法军战线的最左端。下午2时和3时15分，拿破仑给内伊连下两道命令，指示他包抄普军的右翼，并对普军后方实施攻击。直到发出第二道命令之后，拿破仑才得知，内伊至少面对2万英荷部队。笔者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匆忙签发了那张手令，让戴尔隆的部队前来投入战斗。当时他估计戴尔隆军是唯一尚未投入战斗的队伍(他估计得完全正确)。拿破仑的命令是攻击普鲁士人的后方，从南面偏东方向的弗拉斯内开过来的第1军当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便有了法军在林尼的困惑和战斗的间歇。由于时间的延误，拿破仑未能在那场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戴尔隆后来的举动所带来的后果同样严重，当他匆匆赶往林尼的时候，他派参谋长德尔康尔将军把这一情况通报给内伊。性格乖戾的内伊听到这一情况后火冒三丈，因为他正准备让戴尔隆的部队投入他即将组织的新的进攻。于是内伊命德尔康尔通知戴尔隆返回，不得违抗。下午6时30分刚过，德尔康尔追上了戴尔隆。这时拿破仑给戴尔隆的命令也正在途中。拿破仑的命令是，戴尔隆军向华格里尼方向前进，完成预定的包围敌军的任务。但是，在拿破仑的命令到达之前，戴尔隆已经开始往回撤退。尽管戴尔隆留下了迪吕特师和3个骑兵团，但是由于戴尔隆指示迪吕特要“谨慎”，而迪吕特“谨慎”得近乎胆怯无用，因此，这些部队在战斗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戴尔隆的确接到了一连串相互矛盾的命令和指示，因而有些不知所措。然而，他却没有表现出一个高级指挥官应有的足够的智慧与主动性。即便他不知道当天的主战场就是林尼，但他毕竟已经到了距战场不到两英里的地方，而返回去的路程将是这个距离的两倍，而且当时天色已晚。对于戴尔隆而言，更聪明的做法是攻取左翼阵地，等候皇帝指示(实际上皇帝的指示已经在路上)，而不是返回弗拉斯内，参加那场他根本赶不上的四臂村的战斗。由于戴尔隆举措失当，左翼法军的一半部队没有派上用场。本来，无论参加四臂村的战斗还是林尼的战斗，这些部队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无疑，在6月16日和17日这两天，拿破仑的3个高级助手表现极为不佳。或许拿破仑已对这3个人的任命追悔莫及。苏尔特是个不称职的参谋长，内伊既无想象力，又缺乏智慧，而格鲁希作为一翼的指挥官则显得力不从心。在稍低一层的将领中，还有一个戴尔隆。尽管如此，拿破仑对法军坐失良机也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虽然整个战役的作战方案，体现了拿破仑的一贯智慧，但是在战斗过程中，拿破仑却失去了往日的精力、生气与活力。由于病魔缠身，拿破仑似乎难于集中精神。
　　从16日的情况看，法军的最大过失也许就是对洛博军的疏忽。法军总部未能将其从沙勒罗瓦调来。等到该军投入林尼之战时，时间已太晚了。如果洛博参加了林尼之战，普鲁士人也许会遭到灭顶之灾。然而，由于17日早上拿破仑的延误，加之其左翼指挥官的无所作为，赢得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已成黄梁之梦。那天早上，正常发出的命令不知传向了何处；法军与普鲁士人也失去了任何接融，直到早上7时，帕若才送来一份报告，而这报告还使拿破仑产生了错觉。拿破仑没做任何努力向内伊了解四臂村的战况，同时，拿破仑也没有把林尼之战告捷的消息通知内伊。两个指挥部都对情况掌握得模模糊糊。
　　尽管如此，上午8时，弗拉奥将军到达了位于弗勒吕的法军指挥部，并把威灵顿的军队仍坚守着四臂村的消息告诉了拿破仑。这个消息虽使拿破仑感到意外，但并没有使他坐卧不宁，因为拿破仑仍掌握着部分生力军，如果威灵顿决定据守阵地(而拿破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这部分军队能很快赶到那里，与内伊联合夹击威灵顿。基于这种想法，拿破仑只派了一支骑兵巡逻队到四臂村一带进行侦察，同时口授了一份通报给内伊。这份通报的内容简直模糊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拿破仑在通报的一开始便告知内伊，普鲁士人已被击溃，这表明了拿破仑对普军的情况是多么缺乏了解！在责备了内伊前一天犯下的各种错误之后，该通报告知内伊，皇帝将前往布里磨坊，万一英军在内伊阵前有所行动，皇帝将沿四臂村路向英军直接发起攻击。拿破仑本应在信中强调发动进攻的紧迫性，然而他却没这么做。
　　此时，拿破仑有三种做法可以供自己选择。其一，他可以命内伊将威灵顿牵制在原地，同时，他率领其余的法军与布吕歇尔作战，确保普鲁士人不再对法军构成威胁。其二，拿破仑可以派一支轻骑兵，以及2个步兵师，与普鲁士人保持接融，而他自己则率领其余的右翼部队以及预备队，于17日同内伊一道与英荷联军展开决战。其三，拿破仑可以派右翼对付布吕歇尔，自己率领生力军(洛博的第6军，德鲁奥的近卫军和米约的骑兵)对本已受到内伊正面打击的英荷联军实施进攻(对此行动，拿破仑在给内伊的信中已作过部分暗示)。拿破仑选择了第三种方案，这一方案在当时情况下很可能是最佳选择。其实，如果拿破仑行动迅速，任何一种方案都可以使他获胜。
　　不幸的是，法国人并没有如此行事。更多的宝贵时间被他们浪费掉了。格鲁希急于追歼普鲁士人，而拿破仑却坚持要他陪自己在林尼战场作一次巡视。据说，当时拿破仑身体欠佳，疼痛折磨着他，他不得不服用一剂鸦片酊来止痛。不过，尽管战场上的可怕场景使他的心头掠过一丝痛苦，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部队都对他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大约在上午11时，正当拿破仑与格鲁希以及其他将领漫步闲谈之时，从四臂村传来了英荷联军仍在坚守阵地的消息。直到这时，拿破仑才终于又抖擞起精神，发布了迅速采取行动的命令。
　　按照拿破仑的计划，格鲁希率第3军、第4军、第5军的1个师、4350名骑兵，并携带96门火炮——总计约3.3万人的兵力——奉命追击和消灭普鲁士人。然而，主要由于对普军撤退的确切方向缺乏了解，拿破仑随后签发给格鲁希的书面命令不令人满意，也不够完整。与此同时，拿破仑还给内伊签发了一道简短而紧急的命令，命他与拿破仑派往马尔拜的部队协同动作，立即发起攻击。
　　以上这些都很值得称道，但这一切实在是太晚了。上午10时刚过，威灵顿便已巧妙地开始撤退了。而当拿破仑于下午1时到达马尔拜的时候，内伊仍未发起进攻。即使在那时，在拿破仑的亲自督察下，法军仍有可能赶上并消灭威灵顿的部队。但恰在这时，一场持续不断的大雨把郊外变成了一片水泽，道路被堵塞了。历史竟这样具有讽刺意味，一个曾经说过“我也许会失去一场战斗的胜利，但我绝不失去一分钟”的人，竟会白白失去5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从而失去了一场战争的胜利。
　　拿破仑赢得了林尼之战的胜利，但是，为了赢得整个战役的胜利，拿破仑需要彻底歼灭普鲁士人的军队，而拿破仑没能做到这一点。导致这一重大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拿破仑的参谋长不得力；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不佳；他过分低估了对手的力量与意志力；由于不必要的误解，拿破仑的一个军没有发挥作用。本来，这些不幸与失误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致使法军在这场战斗中失利。然而，尽管同时出现了这些问题，由于法国士兵勇敢、顽强，加上近1.2万名法军士兵献身沙场，法国人还是得以将普鲁士人赶出了战场。 </P>
<P>　　普军的失败具有多种原因：普军没有时间对士兵进行适当的训练与装备；部队成分复杂，很大一部分士兵都不可靠。此外，由于指挥上的混乱，普鲁士人也有一个军没能投入战斗。布吕歇尔的战斗部署也有一定的问题。与一位名垂千古的伟大统帅对阵，仅这些缺陷就足以导致作战的失败了。</P>

<P>第12章 滑铁卢之战(1815年6月18日)</P><P>6月17日下午，浓云密布，遮天蔽日，不久，雷声滚滚，大雨倾盆而下，条条土路都变成了泥沼。无论是撤退的英荷联军，还是穷追不舍的法军，都被困在石子路上，其他地方寸步难行。拿破仑皇帝在追击部队中一马当先，默瑟上尉写道，当拿破仑带着枪骑兵和胸甲骑兵出现在一块高地上时，他第一次“在阴雨茫茫中”看到这位“战争巨人”。不久，默瑟就和他的炮兵一起，在热纳普唯一的一条狭窄街道上与法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时，阿克斯布里奇勋爵正率骑兵掩护部队从四臂村撤退。英王近卫军和第7轻骑兵团正与雅基诺的第3和第4枪骑兵团展开激战。
　　拿破仑企图在当天追上并歼灭威灵顿的部队，但是，当时脚下恶劣的道路条件使拿破仑的种种努力未能奏效。热纳普之战过后，拿破仑的追击速度慢了下来，因此，疲惫不堪的英荷联军向预设的圣让山阵地逃去，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然而，法军并没有被威灵顿远远地甩在身后。近黄昏时分，法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拉贝勒阿利昂农庄近旁的山脊。皇帝急于证实威灵顿要在圣让山据守的企图，使命令米约用马拉炮兵对英荷联军的阵地连续轰击，敌人的反应似乎使拿破仑很放心，尔后他便回到设在凯尤小农庄的指挥部。但是，由于担心敌人会在夜里溜走，18日凌晨，他又策马赶到前沿。黎明时分透过阴霾他终于看到了浸泡在泥水里的英荷联军的宿营地，顿感放心。
　　与此同时，普鲁士人17日正朝瓦弗方向撤退，他们对自己未遇到任何阻碍感到惊奇。黄昏时分，整个部队都集中在瓦弗城周围。如何为前方部队补充弹药，曾使普军颇感棘手。现在这一问题也得到解决。18日凌晨3时，布吕歇尔给在威灵顿总部担任联络官的冯·米夫林将军送了一封信，告知第4军准备在黎明出发，对法军右翼发动进攻；第2军将紧随其后。这样，威灵顿要求增派的2个军的兵力很快就可到达。同时，第1军和第3军也将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这一消息肯定使威灵顿深感欣慰。但是，从后来的情况可以看出，17日夜晚各军的部署以及18日的进军命令，使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化为乌有。
　　 6月18日是星期日，清晨6时，威灵顿离开了在滑铁卢作为总部的客栈，策马2英里到达圣让山。此时，雨终于停了。士兵们渡过了一个潮湿阴冷的凄惨夜晚。当公爵身穿下雨时常穿的那套朴素而整洁的服装——蓝色便服外套，白色鹿皮马裤，膝前带有饰缝的长靴，白色领巾，蓝色斗篷——在队列前骑马而过时，他看上去已经完全放松了。实际上也的确如此。部队中没有欢呼声，因为他们知道，威灵顿不喜欢公开流露感情。的确，士兵们并不爱戴威灵顿，而威灵顿也并不热爱这些士兵；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相互尊重与理解。
　　圣让山村的南面是圣让农庄，离农庄不远有一道低矮的山脊，呈东西走向，与布鲁塞尔至沙勒罗瓦的道路垂直相交。几乎就在山脊的顶部，有条相当宽的道路与一条乡间土路相交，那条小土路西起布鲁塞尔-尼维尔路，向东通往奥安和瓦弗。英荷联军的大部都部署在这条道路沿线，以及紧邻的路北区域，呈新月形。新月形防线的右翼弯向乌古蒙庄园，左翼延伸到拥有低矮建筑物的帕佩洛特和泰尔拉埃农庄周围。在大路正东，乡间小路的两旁有两行冬青树篱。树篱到处都有残缺之处。树篱和相当平缓的北山坡，对山坡背面的部队起到了良好的掩蔽作用，对部队的横向联系也十分有利。
　　南山坡有些地方十分陡峻，特别是向南通往沙勒罗瓦的大路快到圣拉艾农庄时要通过一处陡峭的山壁。圣拉艾农庄位于大路的西侧，离圣让山山脊约有200码的距离，从这里开始，大路将战场一分为二，并沿着一条平缓而低浅的谷地向前延伸，直至与另一条山脊相遇。这条山脊呈东西走向，横卧在大路上。这一高地几乎与圣让山高地平行。山脊上，路的正东面矗立着拉贝勒阿利昂农庄。两座山脊上分别聚集着敌对双方的部队。约1500码宽的起伏的谷地将两座山脊分隔开来。当时，这块地上长满了高杆庄稼，雨水和行军士兵把一部分庄稼压平。
　　圣拉艾以及乌古蒙两座农庄是两个至关重要的设防地区。圣拉艾是任何正面进攻的重点，只要它不被攻克，守卫它的部队便可以向任何发起进攻的纵队实施猛烈的纵深射击，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令人奇怪的是，威灵顿只派遣少量部队守卫圣拉艾。农庄北面不远的大路东侧是一个采沙场。它不太象一个采沙场，而是一个挖空的半圆形坑，靠大路的一侧有一道树篱，北面是一座土丘。
　　当时，乌古蒙农庄是吕内维拉先生消闲的乡间农舍。农庄里有一座乡间别墅，那是一座正方形的砖房，与砖房连在一起的是一座小教堂，别墅西北有一座农舍。农庄西边有一座谷仓，南边是花匠的住房。农庄里有两个院子，对着北大门的是一个场院，当中有口水井。场院向前延伸，便是一个庭院，除了北边院墙牢固的大木门之外，南边还有一个门可以进入高墙建筑。此外，还有一个小门开向院墙西侧的一条小巷。
　　花园的南面和东面有砖围墙，北面是一道树篱。还有两个果园，较大的果园在花园的东面，较小的位于花园的北面。大果园的南边是一道颇宽的树篱。树篱中间有一个缺口。一小片矮树丛在缺口处与树篱相接，并向南延伸约300码。树篱将花园的砖墙完全掩盖。紧接着北面围墙，有一条凹形道，由一条小路以及两边的树篱构成。这条凹形道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有一条谷地始于拉贝勒阿利昂农庄附近，绕乌古蒙农庄西侧而过，伸向梅贝布雷纳。圣让山山脊将该谷地完全隐藏在山脚下。因此，假如英荷联军没有控制乌古蒙，拿破仑便可以此为掩护，沿该谷地接敌，从左翼发起攻击，实施翼侧迂回，包围敌阵地。因此乌古蒙对威灵顿挑选的防御阵地来说非常重要，只要右翼不受威胁，威灵顿的防御阵地是十分坚固的。而威灵顿也一直把右翼看得最为重要。
　　英荷联军的阵地，从左翼到右翼，全长约3.5英里，但只有不到2英里的阵地有防御纵深。在这一区域内，威灵顿公爵投入了4.96万名步兵，1.24万名骑兵，5645名炮兵以及156门火炮。总计6.766万人。根据当时的计算，要坚守阵地，每英里的正面需要部署2万人的部队。因此，从理论上讲，即使留在阿尔的荷兰王子弗里德里希手下的1.7万人以及30门火炮不参战，公爵麾下的部队也足够用了。
　　为了便于指挥，战线被分成三个主要区域。尼维尔路西侧的部队由黑尔勋爵指挥；尼维尔路和沙勒罗瓦路之间的中段归奥伦治亲王指挥；皮克顿将军负责战线的东段。在上述部署中，威灵顿打乱了军的建制，还拆开了一些师一级的单位。这可能是威灵顿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将最精锐的部队分散部署在战线上，以加强整个战线的力量，特别是增强右翼的力量。
　　威灵顿将夏塞中将指挥的荷兰-比利时师部署在战线的最右翼，充当连接主力部队和在阿尔的弗里德里希王子与科维尔将军的部队之间的桥梁，而最右翼后来并没有成为战场。在实际发生战斗的战线右端，即圣让山山脊向下滑向山谷的地段，部署着克林顿将军的第2英国师。一旦翼侧遭到进攻，这支部队便如同放置在那里的路障一样，可以起到进一步的防护作用。如果侧翼攻击没有发生，它还可以做为战术预备队。威灵顿是颇具洞察力的，他马上就看出了乌古蒙的重要性，命令第1和第2近卫旅的轻装连于17日晚上连夜赶到乌古蒙。他们的到达非常及时，当时正有一支法国部队也想占领这一战术要地，于是，他们赶走了法国人。18日早晨，公爵视察农庄之后，又增强了这里的防御力量。乌古蒙庄园的正北面是库克将军的第1近卫师的余部。该师的大部都在黑尔勋爵的指挥之下。皇家近卫军所处地段名义上由奥伦治亲王指挥，但当战斗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威灵顿便亲临该段指挥部队。
　　从皇家近卫军第1师向北到十字路口一线，由英军第3师防守。十字路口以东是皮克顿的英军第5师，该师在四臂村曾遭到重创。该师前方是拜兰将军的荷兰-比利时旅，他们的防御阵地与英军第5师2个旅的防御阵地相重叠。荷兰-比利时旅所处的阵地是一个危险的暴露的前斜坡。维维安将军的第6骑兵旅处在同盟军战线的最左端。在普鲁士人赶来之前，他们担任着左翼巡逻任务。他们的前方是驻守在帕佩洛特和圣拉艾之间的拿骚第2旅。而在乌古蒙却只有不到1个营的兵力。从战线中央向前突出的是圣拉艾农庄和采沙扬构成的防守据点。占据着圣拉艾的是巴林少校的第2轻装营，该营隶属奥普特德上校指挥的英王德国军团(只有约360人)。部署在采沙场的是英军第8旅第95步枪营的2个连。
　　整个骑兵，除了在两翼末端的各团之外，都密集地部署在步兵的后面。按理讲，应有6支马拉炮兵队配属给骑兵旅，但这些部队在天黑之际抵达时十分混乱，便尽可能地将自己隐蔽起来。战斗中，威灵顿将把他们用作机动的预备队。他将野战炮兵的绝大部分部署在步兵的正前方，以便向进犯的步兵和骑兵开火。
　　这一庞大的防御阵地的部署有两个特点：一、它可以对进攻之敌实施强大的火力打击；二、它右翼的兵力极为强大。埋伏在前斜坡上的散兵及步兵几乎完全隐蔽在高高的庄稼之中。敌人首先必须躲过这些士兵的准确射击，接着还必须躲过炮兵的葡萄弹和圆形炮弹的轰击，最后等待敌人的还有布朗贝丝枪连续发出的排射，以及骑兵手中2英尺长的利器。威灵顿格外注意增强其右翼的力量，部分原因在于，他预计敌人会向其右翼发动猛烈的进攻。另一原因在于，威灵顿已于凌晨接到消息：普鲁士人将赶来增援他的左翼。</P>

　　在拉贝勒阿利昂山脊背后的平原上，北方军团正厉兵秣马，准备投入战斗。拿破仑正在用早餐(大约8时左右)。他想让参谋人员感觉马上要进行的战斗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说道：“我们有90%的获胜机会，而失败的可能性还不到10%。”拿破仑本想于上午9时开始战斗，但是近卫炮兵的德鲁奥将军说服了他，理由是地面过于泥泞，火炮无法操作。于是，拿破仑决定把发动主攻的时间延至下午1时，然而，对于普鲁士人(拿破仑仍没有把他们考虑进去)来说，每一个小时都黄金般的宝贵。对威灵顿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拿破仑铸成了一个大错。
　　部队终于部署就绪，当拿破仑骑马从队前经过时，战鼓激越，乐队奏起乐曲，“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久久回荡。进攻队列场面庞大壮观，令人终生难忘。但是，如果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吓住敌人，法国人则未能达到月的。处在第一线的是戴尔隆军和雷耶军。前者位于通往布鲁塞尔道路的右侧，后者在路的左侧；轻骑兵分别位于他们的外侧。第二线在雷耶部队身后约200码处，为克勒曼军(24个骑兵中队)以及居约将军指挥的近卫骑兵预备队；戴尔隆军身后，相隔不到100码处，为米约的24个骑兵中队和勒费比尔-德斯诺蒂的近卫军轻骑兵。在中央，横跨布鲁塞尔路，部署着洛博第6军的1万人，在他们的后面相隔200码处，部署着皇家近卫军各师。马拉炮兵群和他们各自的骑兵编队在一起，野战炮兵排列在各师的前方。这些部队加在一起，拿破仑共有48,950名步兵、15,765名骑兵和7,232名炮兵以及246门火炮——总计71,947人。 [ 注 ]
　　从当时的情况看，对威灵顿的左翼发动进攻似乎更为有利，但是拿破仑采用了博罗季诺式的大规模正面进攻的方式，拒绝了上述方案。于是，密集部署的部队在2英里多宽的狭窄的正面上对敌人发起攻击。
　　上午11时30分，拿破仑命令雷耶对乌古蒙发动声东击西的进攻，他希望威灵顿会因此从中路撤出部分兵力，而他将在大约1小时后对威灵顿的中路发动主攻。雷耶用重炮轰击一阵之后，命令热罗姆亲王率领的师在皮尔将军第2骑兵师的支援下进攻别墅南侧的小树林。控制乌古蒙对整个战役的结局意义重大，下面将对那里的战斗进行详细描述。热罗姆贪图虚荣，竟毫不理会参谋长的劝阻，甚至当情况已经十分不妙的时候，他不但拒不撤退，反而还请求增援，因此，虽然战斗高潮在下午2时就过去了，但战斗却整整持续了一天。尽管此举迫使威灵顿增援了庄园的守卫部队，而且在法军的进攻最为壮烈的时刻，这座别墅几乎被法军攻下(这本来可以对整个战斗产生决定性影响)，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声东击西的战斗代价太大。虽然雷耶的大部分部队都投入了战斗，但是威灵顿的整体防御计划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热罗姆一次又一次对乌古蒙防御工事发起猛攻。在他发出主攻命令前不久，拿破仑接到派往弗里斯舍蒙的巡逻队传回的有关普鲁士军队的确切消息，得知至少有1个军的普鲁士人正在途中准备对自己脆弱的右翼发动进攻。拿破仑获胜的机会顿时减少了。然而，拿破仑仍然坚信他能在普鲁士军队赶到之前打败威灵顿。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快通知了格鲁希这一消息，并催促他火速前来增援。然而，这已为时太晚。格鲁希已是鞭长莫及，无法在战役中发挥有效作用。为了对付这一威胁，拿破仑还派出絮贝维埃和多芒的骑兵师，接着又增派了洛博各师。
　　下午1时后，受命前往增援戴尔隆进攻的78门火炮在距圣拉艾农庄250码的横岭上准备就绪，并投入战斗。45分钟后，内伊带领戴尔隆军向前方的农场和采沙场发起了疾风骤雨式的攻击。从布鲁塞尔路往东至英荷联军的左翼末端，在1300码宽的烟幕笼罩的开阔地上，4个师列成梯队。出于某种原因，只有右翼的1个师以营纵队前进，正面为2个连；其他部队都以一个展开的营正面向前推进，正面前排为200百人，后续各营紧紧跟进。这样，再要组成方阵抵抗骑兵进攻就不可能了。而英荷联军的炮手则可以将一排排的法军士兵送上西天。更为严重的是，法军一反常态。部队只得到了米约胸甲骑兵(杜布瓦和特拉韦)的有限支援。
　　不管这种阵式多么脆弱，勇猛的士兵们已决意为皇帝，为自豪地飘扬着的鹰旗，为各自部队的旗帜而献身。他们组成的密集列阵着实令人望而生畏。但是，由于威灵顿把部队部署在山坡背面，潮湿的地面又影响了法军火炮的轰击效果，严阵以待的英荷联军的士兵躲过了最猛烈的炮击，只有前斜坡上的拜兰旅遭到重创。
　　戴尔隆所率各营表现出色，但是敌人的霰弹在他们的队列中到处开花，因而法军伤亡惨重。然而，几乎没有人留意到所受的挫折。不久，圣拉艾和采沙场就被成群愤怒而坚决的士兵包围了起来。圣拉艾农场里的守军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更糟的是，农庄的一扇大门还被拆下来做柴烧了。尽管英王德国军团的士兵都是出色的斗士，但他们还是被逐出了果园，退入农庄的建筑物中，虽然英王德国军团的1个营增援了采沙场，但对这样一个没有设防的阵地来说，所遇到的进攻太猛烈了，第95步兵营的士兵穿过篱笆，撤回到营部驻地。
　　几乎同时，遭到猛攻的拜兰荷-比联军迅速溃退，但即使该段的形势已十分严峻，他们的溃退在精神和力量上并没有给皮克顿单薄的防线带来多大影响。在当天进行的最激烈的战斗中，皮克顿的2个旅(肯普特旅和帕克旅)面临着占绝对优势的8000名法军的攻击。但是，他们排成两列横队，在不到50码的距离内向冲上来的敌人开火，射出雨点般的铅弹。一颗子弹射穿了皮克顿的头颅，勇敢的皮克顿倒下了。战斗也发展成激烈的刺刀肉搏战。在布鲁塞尔路西侧进行的战斗也毫不逊色。在这里，阿利克斯将军所属师的左翼旅在胸甲骑兵的密切支援下，已经突破了敌军防线。威灵顿命令德国旅在压过来的骑兵面前组成方阵。此时，在整个防线上，威灵顿的步兵只有招架之力了。法军骑兵原本是可以突破防线的，但却没有这么做。不久，威灵顿的援兵就要到达。
　　在这一最紧要的关头，阿克斯布里奇勋爵或是发挥主动性(象他后来自称的那样)，或是奉威灵顿的命令，投入了重骑兵。威廉·庞森比爵士的联合旅(第1和第2皇家龙骑兵团，苏格兰灰色龙骑兵团和伊尼斯基林龙骑兵团——总计900名骑兵)与皇家近卫旅(第1和第2近卫骑兵团，皇家骑兵团和英王第1龙骑兵团——总计1220名骑兵)并肩投入战斗。他们的参战立即对战斗产生了影响，使敌人遭到毁灭性打击，作战场面蔚为壮观。法国胸甲骑兵的战马在泥泞的道路上左冲右突，皇家近卫旅的骑兵中队对他们发动了袭击。胸甲骑兵遭到重骑兵冷不防的袭击后，大惊失色，立刻处于被动地位，不久就被打得四处奔逃，踩踏了自己的步兵。道路这一侧的其他法军正忙于展开，也陷入了极度的混乱。路东侧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联合旅向东泽洛和马尔孔内的密集部队猛扑过去，但法军仍以根本不适用于抗击骑兵进攻的编队作战。当时，伤亡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不久，这2个旅便汇合到一处，狂奔向前，几乎失去了控制。他们穿过硝烟弥漫的山谷，咆哮着冲入法军阵地，捣毁法军的火炮，挥舞着马刀将敌炮手杀得落花流水。但是，复仇女神却来进行干预了，一支3万人的法军生力军参加了战斗。这2个重骑兵旅遭到了枪骑兵和胸甲骑兵的攻击，若不是约翰·范德勒勋爵率轻型龙骑兵及时赶到，他们很可能全军覆没。事实上，这两支出色的骑兵旅差不多损失了一半人。尽管如此，戴尔隆军的进攻被击退了，而且伤亡惨重。在这场骑兵冲锋中，法军有两支部队被缴械，还损失了25门火炮。
　　这时，已是下午3时左右，战役的第二阶段结束了。极其疲惫的威灵顿的步兵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圣让山山脊上已看不见法军(除了阵亡者)的踪影。乌古蒙与圣拉艾仍牢牢掌握在威灵顿手中。帕佩洛特的守军不太多，迪律特将军曾一度从拿骚军团手中夺得了帕佩洛特，但是伯恩哈德王子又把它夺了回来。公爵开始重新组织和加强防线。圣拉艾农庄又得到了增援；采沙场被重新占领了；兰勃特将军的第10旅从预备队中调入防线。由于右翼遭受进攻的威胁已经减小，原来部署在尼维尔路西侧的部队，被抽调到路的另一侧，组成一支近距离的预备队。2个营的兵力(隶属于布伦瑞克和普拉特的英王德国军团)被源往乌古蒙北面，接替宾所指挥的旅。宾旅则被派去加强乌古蒙的守备力量。
　　下午3时30分左右，戴尔隆将七零八落的各营重新组织起来。在罗索姆的拿破仑命令内伊重新向圣拉艾农庆发起进攻。战役的第三阶段拉开了战幕。拿破仑重新部署了炮兵，并令炮兵率先开火。这是当天最猛烈的炮击，如同暴风雨一般，弹片在空中横飞。默瑟上尉形容说，“伸一伸胳膊都非常危险，一伸就会被弹片打飞。”炮击过后，5000名骑兵出现了。他们分作43个骑兵中队，排成井然有序的方阵，从右翼向敌人逼近——速度缓慢，仪态威严，而且完全没有步兵的协同。这使威灵顿和同盟军富有经验的指挥官非常吃惊。原来，内伊把英荷联军步兵为向新阵地转移而做的部分撤退误认为是敌人全面溃退的开始，自己只使用骑兵就可以取得迅速胜利。在其后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当中，内伊都一马当先，但由于情绪激动，他把雷耶的6000人忘到了脑后，致使这些士兵在全天的战斗中几乎一弹未发。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局势已难以挽回了。
　　这群骑兵迈着十分稳健的步伐压过来。原因是他们的编队过于严密使战马几乎膝碰膝，速度根本快不起来。不过，他们也向来都是这样从容不迫地投入战斗的。在前面打头阵的是米约的胸甲骑兵，他们的胸铠甲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其后是近卫骑兵(掷弹骑兵)，他们身着朴素的制服，但是头上都戴着硕大的熊皮帽。红色枪骑兵戴着高高的白色羽毛，猎骑兵身穿绿色制服，一个中队接一个中队的轻骑兵、龙骑兵和枪骑兵跟在他们的身后。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这一场面既庞大又可怕。但是英荷联军的部队并没有张惶失措，威灵顿下令做好对付这些骑兵的准备。各营编成了方阵，方阵与方阵之间交错开来，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单独作战，又留出了机动的余地。炮手奉命坚持开炮，直至最后一刻，然后跑到方阵中去寻求掩护。
　　当法国骑兵距英荷联军不到100码时，炮声大作，炮弹在密集的骑兵群中爆炸，整排骑兵被炸的血肉横飞。但是，他们仍然前进着，英荷联军的炮手刚躲避，内伊的骑兵便开始在方阵的周围打转转，用尽了除自杀性冲杀以外的一切办法，试图冲出一个缺口来。这样，英荷联军的方阵也难免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格鲁诺上尉当时处在一个方阵中，他说，烟尘与弹药的焦味，几乎使人窒息，“每移动一码，都要踩着负伤的同伴或尸体。”然而，前两排中的人一旦倒下，后面两排就立即会有人补上去。前两排的刺刀与后两排的步枪火力使敌人伤亡惨重。英荷联军的骑兵也使法国骑兵在近战中受到了沉重打击。于是，内伊将伤亡惨重的各中队撤到敌人炮火的射程之外，重新组织。没人能数得清内伊向方阵冲锋了多少次，有人说是15次，然而，每一次的队形都是相同的。由于法军从未想到要压制敌军的炮火，因此，英荷联军的炮手在敌人每一次冲锋过后，都发现他们的武器完好无损。
　　拿破仑见内伊如此浪费骑兵，非常气愤，然而他觉得还是有必要派更多的骑兵中队增援内伊。至下午5时，拿破仑的骑兵预备队已全部投入战斗。9000名骑兵仍在英荷联军的方阵中冲杀着。此时，英荷联军的骑兵也几乎损失殆尽，步兵预备队也已全部投入战斗。下午6时过后不久，内伊终于采用了适当的战术：用3个兵种，对圣拉艾发动协同进攻，结果大获全胜。巴林少校的英王德国军团以非凡的勇气，与敌人战至弹药用尽，幸存者才逃了出来。
　　内伊立刻将一个炮兵群部署在距英军已削弱的防线中央不到300码的地方，向敌人实施集中而猛烈的炮击。虽然觉得胜利在握，但他却缺乏足够的兵力抓住胜利。于是，他派人请求紧急援助。皇帝的回答却是：“部队？你让我到哪里给你派部队？难道叫我变出部队来吗？”内伊在博罗季诺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请求，那时和现在一样，他也遭到了拒绝。在博罗季诺拿破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此时拿破仑派出近卫军，他也许会打赢这次战役。然而，在滑铁卢有许许多多的“假如”，而拿破仑没有投入最后的预备队，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下午6时30分左右，法军攻下圣拉艾农庄。然而，2个多小时以前，普军已对瓦弗和拿破仑的右翼发动了进攻。此时及其后普军的参战，成为这次战役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下文将对此加以评述。这里只需说明格鲁希未能将部队插在普军与法军之间，此时，他正在瓦弗与蒂勒曼的第3军交战。为了履行向威灵顿许下的诺言，布吕歇尔命令比洛的第4军，经圣拉勃赫对拿破仑的右翼发动攻击，皮尔希的第2军紧跟其后。如上所述，拿破仑在当天清晨就对这一举动有所察觉，并且派出2个骑兵师和洛博第6军前去拦截普军。同时，拿破仑也在加紧行动，想尽早打败威灵顿。　　从下午4时30分开始，在弗舍尔蒙和帕佩洛特周围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战役的关键时刻就要到来。拿破仑的直觉告诉他，在遭到连续炮击和冲锋之后，威灵顿的英荷联军已危在旦夕。这种感觉没有错。然而，他也清楚，普军就要向他进攻了。现在，有两种选择摆在拿破仑面前：或是在近卫军的掩护下，就此撤退；或是为了夺取胜利，用这部分最精锐的部队向威灵顿越来越薄弱的防线发起最后一次冲击。可以预料，拿破仑选择了后者。
　　圣拉艾失守后，战场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威灵顿抓住时机调整部队，把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遭受沉重打击的防线上。他特意将维维安和范德勒的骑兵旅从左翼调至防线中央，这里正急需这些部队。这样部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齐坦军虽然由于误会略微损失了些时间，但也终于到达并担当起防守左翼的任务。面对拿破仑孤注一掷的进攻，威灵顿也许只有不足3.5万人能投入战斗。但是，由于两翼是安全的(乌古蒙虽然大火熊熊，但仍未失守)，他可以将大部分兵力部署在从大路到乌古蒙这一防线上的最关键地段。此时，威灵顿部署在这里的旅的数量是上午的两倍。
　　晚上7点多，皇家近卫军的6000多名士兵在皇帝面前列队最后一次接受检阅。傍晚的斜阳，忽明忽暗，映照得刺刀闪闪发亮。法国炮兵加快了炮击速度。雷耶正准备对乌古蒙再次发动进攻；戴尔隆的部队虽精疲力竭，但也在战线中央再度集结；迪律特对联军左侧的拿骚军团和普军感到深深的忧虑。
　　关于滑铁卢战役的最后一幕，有许多不同的论述。经过8个小时的激战后，人们的大脑变得迟钝，记忆变得模糊不清，这也不足为怪。因此，后来的回忆都有很大的随意性。虽然当时有许多关于法军和同盟军的论述，但由于上述原因，有关近卫军的战败情况，没有一种叙述是可靠的。然而，下述情况看来是肯定的。这些英勇的官兵身穿兰色长衣，头戴插着高高的红色羽毛的熊皮帽，肩扛步枪，刺刀闪闪发光，成纵队投入战斗。纵队的正面是2个连，因此每个营的正面都有70至75人，纵深至少有9列。威灵顿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壮观的场面，也许他还看到了位于7个营(也有人说是10个营)前列的拿破仑。每个营之间都部署了两门火炮，似乎还有数不清的散兵在前沿展开，形成一个保护面。
　　在圣拉艾农庄南面的路口上，拿被仑将指挥权交给了内伊。不久，内伊便做出了蠢事。布鲁塞尔路的两旁都是斜坡，可以用作掩护。内伊本应沿着这条路的中心继续向北推进部队，但他却掉转纵队的方向，转向地面起伏不平的路左侧，踏着成堆的尸体，向威灵顿防线中力量最强的一段冲击。威灵顿部署在此的炮手们已经为这送上门来的打击目标做好了准备。刚一离开大路，整个纵队便四分五裂了，各营成梯队从右侧向英军冲击。但是，他们在烟幕和混乱中迷失了方向；当他们爬向圣让山山脊时，则变成了2个纵队。虽然英荷联军的许多大炮失灵，而且缺少弹药，但是仍有足够的火炮向敌人的正面进行毁灭性射击。或用炮火轰击纵队暴露的侧翼，向其发射榴散弹，葡萄弹和散弹。
　　英荷联军用这种方法对法军密集队形的射击，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法军象收割者镰刀下的庄稼一样成片倒下。内伊跨下的战马又一次中弹毙命，这已是第5匹了，但他丝毫未被吓倒，仍继续徒步指挥部队。威灵顿早已命令步兵成四列趴在山顶的背后。最后与皇家近卫军交锋的荣誉落在了梅特兰的第1近卫旅头上。当第1排敌人距乡间小路不到50码时，总司令的一声命令划破了山脊背后的寂静。他喊道：“梅特兰，看你的了！”在激动中，威灵顿直接向士兵下达了命令：“近卫军，起立！”于是600支步枪同时向法军开火。法军的掷弹骑兵和猎骑兵毫无准备，大惊失色。
　　在梅特兰左翼的第69和33团(霍尔基特旅)立即迂回过来，支援梅特兰。但是该旅左翼的营却遭到了法军第2支纵队的袭击。布伦瑞克和拿骚部队开始退却。情况一度又变得紧张起来。然而，公爵到处激励和鼓舞着军心有些动摇的连队。不久，梅特兰就在德特默的荷-比旅的协助下，将敌人赶下了山坡。但是，近卫军又迅速集结起来。在胸甲骑兵的支援下，第4猎骑兵也前来救援。联军第23龙骑兵与法军胸甲骑兵展开激战，以掩护联军步兵退到山顶。山脊该段的战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最残酷的阶段。为了将威灵顿赶下山脊，近卫军各营进行了多次冲击，然而，每一次冲击都遭到了坚决的抵抗。英荷联军猛烈的炮火，非凡的勇气和杰出的指挥艺术逐渐发挥了作用。而出色的法国部队的士气和勇猛却开始减退。战斗的结束十分突然而又富有戏剧性。
　　亚当将军的旅部署在梅特兰的右侧，该旅的右翼为科尔伯恩上校的第52步兵团。他们一直埋伏在山坡背后。此时，科尔伯恩估计总司令会下达同样的命令，于是主动采取了行动。他精确地按照操练手册中的规定，让部队从容不迫地向前推进，向进攻中的法近卫军实施侧翼反击。当第52步兵团停止前进时，前两排士兵先向近卫军的侧翼进行猛烈的排射，然后后两排士兵上来接着射击。亚当对科尔伯恩的行动意图心领神会，他命令余下的2个团(第71和95团)也如此效法。虽然近卫军已经集结，并重创科尔伯恩的部队，但是，这支生力军穿过硝烟突然出现在侧翼，引起了法军的慌恐。当科尔伯恩在另外2个团的密切支援下再次发起冲锋时，法军掷弹骑兵和猎骑兵已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战场上响起了“近卫军撤退啦！”的喊叫声。这种声音非常可怕，而且从来没有人听到过。
　　晚上8时多一点，威灵顿认为下令全面出击的时候到了。于是，他扬起帽子，向法军方向挥了三挥，以此做为出击信号。很快，联军中所有还能行动的人都冲下山坡，追击溃退的敌人。这是一个彪炳史册的光荣时刻。威灵顿胜利了。然而，这也是一场残酷的战斗，双方共死伤4万余人，其中威灵顿指挥的联军损失了近1.5万人。

　　在这场大会战中，有一系列重要事件对那一天的事态发展产生了或本应产生直接的影响，拿破仑的进攻路线和开战时间的推迟，格鲁希的拖延，内伊在无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对骑兵的使用，以及拿破仑的拒绝增援就是其中的4个重要事件。但是，这些及其他一些行动往往都有情可原，甚至不采取行动也可以找到借口。诚然，所有这些错误似乎都对法军的失败起了作用，但却不能说其中的某一个导致了战役的失败。另一方面，有两个积极因素无疑在那天拯救了威灵顿：对乌古蒙农庄的坚守和普军的及时到来。
　　威灵顿一下子便看出了乌古蒙的重要性，他派遣索尔顿勋爵带领第1近卫旅(梅特兰)的各轻装连，同麦克唐纳上校率领的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的第2营和第3近卫团的第2营(皆隶属于宾的第2近卫旅)一道前往乌古蒙。索尔顿的任务是防守果园，麦克唐纳要防守别墅和其他建筑物。夜间，他们都尽其所能加固了防御工事。18日上午，威灵顿视察了乌古蒙之后，又增派萨克森-魏玛王子贝尔纳德的拿骚部队的第2旅第1营，以及汉诺威部队1个连的步兵和基尔曼伯爵第1汉诺威旅的100人。这些增援部队都部署在树林之中。
　　雷耶将军把进攻乌古蒙的任务交给了热罗姆亲王，他的第一个攻击目标便是树林。上午11时30分刚过，在炮兵的猛烈火力和皮尔将军枪骑兵的支援下，先头旅便发动了进攻。该旅旅长博杜安将军在第一次攻击中便阵亡。法军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将拿骚和汉诺威的部队赶出树林。当法军向别墅发起进攻时，遭到了猛烈的炮击。原来，威灵顿已命令奥古斯特·弗雷泽爵士加入布尔少校的榴弹炮队，命他们越过联军的头顶向敌人射击，这是一项需要高超技巧的任务。热罗姆还遭到从建筑物和果园中发射的炮火的袭击。亲王的参谋长吉耶米诺将军劝说他撤退，但热罗姆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又将他的第2个旅(苏瓦旅)立即投入了战斗。他还派人请求富瓦将军所属师的紧急支援。接着，他又穿过树林，并从树林侧面向偏西和偏西南方向继续进攻。
　　这时，索尔顿的各轻装连控制着果园，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第2营的一个轻装连控制着花园南面的围墙，他们的右翼部署在主建筑物中。第3近团的轻装连控制着通向围墙西侧的巷道。轻装连与德国人组织的反击仅获得了部分胜利。但是，当法军试图越过树林周围厚厚的树篱，并穿越树林与花园之间50码的开阔地时，遭到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从花园墙上以及建筑物的枪眼中射出的凶猛火力的痛击。他们虽英勇无畏地前进，但由于伤亡惨重，最终还是被迫退回到树林之中。
　　刚过正午，整个局势——特别是防线左翼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守卫巷道的第3近卫团的部队由于巷子南端的干草堆火焰熊熊，苏瓦的部队又从西面逼了上来，被迫向大门后撤。这是仍敞开着的唯一的一扇大门，从侧翼攻上来的法军也发现了这一点。如果他们能占据并控制住大门，乌古蒙农庄就会失守。
　　第3近卫团的人成功地撤入庭院中，并与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的人会合在一起，关上了大门。但是法军近在咫尺，冲在最前面的是第1轻装团的莱热罗少尉，他身材魁伟，有着一个名副其实的绰号“大力士”。他手持一把坑道工兵用的斧头，击碎了一块门板冲了进来，几个人也紧跟着他进入了庭院。这些人立即投入了激烈的肉搏战，并在战斗中全部阵亡，莱热罗倒在教堂的门旁，手里仍握着斧头。麦克唐纳上校(也是一个彪形大汉)见此情形，召集了一小部分人员，其中包括科德斯特里姆部队魁伟强壮的格雷厄姆中士。他们从花园冲到大门口，那里正进行激烈的肉搏战。法军很快就被击退，麦克唐纳与格雷厄姆设法修理了沉重的门闩。
　　滑铁卢之战结束后不久，有人捐赠500英镑，要求威灵顿奖给“滑铁卢战役中最勇敢的英国军人”。威灵顿写道：“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取决于乌古蒙庄园的大门能否关闭。詹姆斯·麦克唐纳爵士在关健时刻以极其勇敢的方式关闭了那扇大门。”于是，威灵顿把奖金颁发给麦克唐纳，而麦克唐纳又将这笔钱转赠给格雷厄姆中士。
　　虽然迫在眉睫的危险消失了，但法军仍然冒着防守者的枪弹，忍受着惨重的伤亡，对大门猛攻。由于双方交战距离太近，布尔的火炮已不能提供火力支援。但是，伍德福德上校带着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剩下的不足2个连的兵力，及时赶到，赶走了大门旁的法军。然后，伍德福德的部队从围墙西侧的小门进入农庄，在关键时刻加强了农庄的防御力量。那时富瓦正准备投入最后1个旅(戈蒂埃旅)。这些部队对果园发起了正面和侧翼攻击。索尔顿的左翼受到法军的威胁，不得不退到凹形路上。但是，第3近卫团的霍姆中校带领2个轻装连对侧翼进攻的法军的侧翼进行了迂回包抄，将法军赶出果园，消除了危险。于是索尔顿的部队又沿南面的树篱重建了自己的阵地。
　　至此，战斗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第1近卫旅的轻装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已经精疲力竭，非常需要休整一下。第3近卫团余下的各连与汉诺威的部队进入凹形路，科德斯特里姆近卫团第2营则负责坚守别墅。下午1时30分，整个第2近卫旅的部队都部署在乌古蒙庄园内外，法军对这一防御要地的压力已有所缓解。虽然拿破仑的精锐部队在2小时的残酷战斗中一直试图夺占乌古蒙，但约2000名近卫队士兵及汉诺威部队却使1万名拿破仑精锐部队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但是，更多的战斗还在后面，那一天，乌古蒙的战斗还将继续进行，联军部队还将与法军多次交锋。此外，这一地域的战斗使法军无法获得成功地进行大规模进攻的空间。
　　 6月17日晚上7时左右，格鲁希和他的2个军不慌不忙地行军至藏布卢。当天清晨，格鲁希曾接到前方埃格泽尔芒的消息，报告说他们正在藏布卢地区严密监视着普军(蒂勒曼)的行动。但当格鲁希到达藏布卢时，普军已乘埃格泽尔芒不备溜走。于是，格鲁希又派出了一支骑兵巡逻队。巡逻队传回消息说，普军似乎正朝瓦弗方向撤退。晚上10时，格鲁希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拿破仑，指出普军已经兵分两路，一路显然正向瓦弗开进，另一路很可能开向列日。18日凌晨2时，这封急信到达凯尤农庄，但拿破仑直到4时才见到急信。直到上午10时，拿破仑仍未采取任何对策。即使这时法军采取对策，也已为时过晚。格鲁希因为不知到底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便开往萨赫阿瓦兰，远远地离开了拿破仑和前进中的普军。 布吕歇尔躲过了格鲁希之后，在17日晚将部队集结在瓦弗周围。在林尼战役中冲锋在前的第1和第2军，中午就已到达。当晚他们分别驻扎在比埃热和埃斯蒙。撤退中殿后的第3军越过迪莱后，在拉巴韦特宿营。未参加林尼战役的第4军，经瓦兰赶到，在瓦弗东南2英里的迪翁勒蒙扎下营地。
　　普军6月18日的行军顾序后来受到了不少批评。格奈森诺发布了命令。他命令原本在最后的1个军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调上来充当先锋，他仍不相信威灵顿在当天进行决战的决心，因此不愿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投入普军。也许，格奈森诺确有此种想法，但认为这就是普军行动迟缓的原因未免有些牵强。普军参谋长虽然是命令的发布者，但是布吕歇尔是整个计划的制定者。他已承诺且愿意给威灵顿以最大支援。毫无疑问，他希望比洛精力充沛的部队在进攻中担任先锋，但是他似乎对地形以及其他危险带来的困难估计不足。
　　比洛的第4军于清晨4时奉命出发，经瓦弗向夏佩尔圣朗贝进军。如果战斗已经打响，他的任务是进攻敌军右翼；如果战斗没有打响，就不采取行动。第2军紧随其后，经弗鲁瓦德蒙和奥安加入威灵顿的左翼，其后再派出第1军。如果在瓦弗没有法军出现，第3军也将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
　　普军的指挥官们清楚地意识到，战役的成败取决于他们能否及时到达。然而，遗憾的是，精力最充沛的部队要走最远的路程。第4军和第2军都要越过迪莱，第4军还不得不越过第2军，再通过瓦弗这一隘道。比洛使他的先头部队较为顺利地通过了瓦弗，于上午10时到达圣朗贝。他们刚过瓦弗，那里就发生了一场火灾，小镇变得更加混乱。道路情况也十分糟糕，影响部队的前进速度。当时，一条大路也没有，小径也很少。暴雨过后，这些道路及周围的田野变成了一片泥沼。因此，比洛的主力部队在中午前没能到达圣朗贝，最后一个旅到达的时间更晚。而且第2军在第4军没有全部超过它之前不能前进，直到中午第2军才出发。
　　下午1时30分，拿破仑从一个普鲁士俘虏那里证实了他所看到的圣朗贝高地的部队是比洛军的一部分。这是战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拿破仑还没有把威胁看得十分严重(他仍指望格鲁希的支援)，但他还是派出了多芒和絮贝维埃的骑兵师以及洛博的2个步兵师前去阻截普军。然而，这些部队并不够用，不久就不得不派近卫军各营给予支援。当天傍晚，普军第1军赶到了威灵顿的左翼。他们的到达太及时了，相比之下，他们在随后的战斗中所作出的贡献反而显得逊色。
　　中午时分，布吕歇尔在圣朗贝加入第4军，和他们一道进行了穿越泥泞的拉斯纳盆地的艰难行军，到达巴黎树林。从树林的边缘可以看到大部分战场。布吕歇尔从来不喜欢将部队分散投入战斗。但是，下午4时许，当情况已十分明朗，拿破仑的强大攻势有可能突破英荷联军的防线时，布吕歇尔命令比洛率第15旅和第16旅发起进攻，不再等侯第13和14旅的到达。洛博没有占据巴黎树林，对普军来讲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否则他们的前进速度将大大减慢。然而，法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比洛一直到另外2个旅赶到后，才迫使法军穿过普朗尚努瓦村后撤。
　　普朗尚努瓦村后来成为一场恶仗的中心点，它距法军的后撤路线太近，使拿破仑感到十分不安。此外，普军占领普朗尚努瓦也会影响法军的士气。下午6时左右，普军第4军的第16旅攻入普朗尚努瓦，但很快又被青年近卫军赶出。这8个营的青年近卫军和24门火炮是拿破仑刚刚派来的。普军第14旅的增援部队火速赶来，又将青年近卫军击退。拿破仑又命令老近卫军的2个营从拉贝勒阿利昂前去增援。经过一番激战，法军又将普军赶回原阵地，普朗尚努瓦村第三次易手。那时已是晚上7时，比洛虽然没能攻占普朗尚努瓦，但却牵制了法军预备队的一半兵力。第2军很快就要到达，第1军也将在北面2英里处加入战斗。

　　齐坦约在上午11时30分接到布吕歇尔的命令，要他加入威灵顿的左翼。由于第2军挡住了前往弗鲁瓦德蒙的道路，直到下午2时他才能够行动。数小时之后，仅仅由于冯·米夫林将军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齐坦又敢于违抗布吕歇尔的命令，一场灾难才得以避免。布吕歇尔当时急于攻占普朗尚努瓦，于是命令齐坦向南推进，支援第4军。齐坦接到命令时大约是下午6时30分，他的第1旅已经通过奥安，主力部队也即将赶到。米夫林带着命令策马赶到威灵顿的左翼，命令范德勒和维维安的部队向中央移动，并命令齐坦参加该地域的作战。
　　米夫林赶到时，齐坦正命令第2旅掉头向南(第1旅已经过了弗里舍蒙的转弯处)。这时，必须做出困难的决定。冯·米夫林将军知道法军刚刚攻下帕佩洛特和圣拉艾，威灵顿左翼的防御已岌岌可危。他确信，没有齐坦的增援，这场战役就会失败。另一方面，布吕歇尔的信使又描述了普军在普朗尚努瓦的危险境况。或许是由于米夫林有力的说服，或许是由于聚拢部队掉头向南过于浪费时间，齐坦认为他有理由不服从布吕歇尔的命令。
　　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决定。如果齐坦掉头向南，便可能重蹈戴尔隆在林尼战役中的覆辙——在2个战场之间无所作为。事实上，普军是在关键时刻赶到战场的。皇家近卫军在圣让山山坡组织进攻的时候，齐坦把法军赶出了帕佩洛特和圣拉艾。然后，他们又转而越过西莫安谷地，在拉贝勒阿利昂和普朗尚努瓦周围猛烈攻击了迪律特和洛博的部队，并与第4军一道在该段战场粉碎了法军的抵抗。
　　许多法军都以为右翼出现的是格鲁希的部队，当发现原来是普军赶来时，法军倍加紧张。实际上，格鲁希的作用从始至终都十分有限，而且总是为时过晚，虽然拿破仑也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格鲁希直到6月18日晚上11时才在瓦弗进行战斗，并且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因为除阻止普军1个军占领瓦弗外，这一战斗对主要事件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这次战斗中引人注目的反倒是格鲁希拙劣的战术和蒂勒曼第3军顶住2倍于己的法军反复进攻的能力。这也是普军坚强意志的体现，他们在3天的战斗中，为同盟军赢得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拿破仑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这无疑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它使拿破仑指挥进攻作战的能力根本无法与威灵顿指挥防御作战的技巧相匹敌。这正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但也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值得人们思索。

　　格鲁希在6月17和18日的表现，几乎可以作为一个实例来说明下级指挥官的过失如何导致战役的失败。17日上午10时，拿破仑传递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口信，至今仍是未解之迷。格鲁希后来否认接到过这个口信，而拿破仑则认为格鲁希无视自己的命令，使自己打了败仗。但是，如果普军被牵制在瓦弗，拿破仑是否会取胜呢？这种情况可以设想，但却不太可能发生。不过，格鲁希的失职和违背命令很可能断送了法军的胜利。

　　要不是那场出人意料之外的暴雨，拿破仑也许会追上从四臂村溃退的威灵顿，而这也许能对第二天的战斗产生重要影响。除此之外，滑铁卢战役中没有什么决定性因素是双方指挥官无法控制的。

请楼主恕罪,我来帮你继续吧

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宗教纠纷，但是所谓“东方问题”(主要指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则由来已久。几代俄国沙皇都奉行扩张主义政策，企图控制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因而不断与土耳其发生磨擦。英国虽然很想保持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但也深感有必要保护日益衰败的土耳其帝国，因为在开凿苏伊士运河之前，一直是土耳其控制着从陆路通向东印度群岛的交通要道。 　　从1812年起，俄国一直对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现属罗马尼亚)这两个土耳其省的天主教正教徒拥有保护权，这使其得以对土耳其内政施加影响。1850年，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要求土耳其也给他保护巴勒斯坦罗马天主教徒的权力，从而使这个宗教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不但就此事向土耳其苏丹提出抗议，而且紧接着又以入侵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相威胁，要求得到对土耳其全境东正教徒的保护权。在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雷德克利夫的斯特拉特福德勋爵的鼓动下，苏丹拒绝了沙皇的要求，于是俄国出兵了。 　　 1853年10月23日，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英、法原以为摆出强硬的姿态就会使沙皇撤军，因此在土耳其宣战前一天，便派出联合舰队驶入黑海。不料事与愿违，联合舰队刚刚驶离君士坦丁堡，俄国海军紧接着就出海了，于11月30日在黑海南岸锡诺普海域全歼了土耳其的一个海军分舰队，并使该城居民饱受劫难。这种所谓的“大屠杀”在战争中虽属合法行为，但英国公众为之哗然，首相阿伯丁勋爵也变得忍无可忍。1854年3月27日，大英帝国向俄国宣战，法国已在前一天采取了同一步骤。 　　 2月底和3月初，约有2.5万名英军驶离本土。第一个停靠的港口是马耳他的瓦莱塔。英军在此地要逗留两三个星期，等到用政治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再继续开赴土耳其。法军早已从法国地中海沿岸各港驶出，于4月初在加利波里登陆。英军到达时，发现瓦莱塔城不仅很脏，而且人满为患，于是便驶往斯库台，此城也不清洁，但不十分拥挤。 　　英军有5个步兵师：轻步兵师，以及第1、2、3、4步兵师，每师下辖2个旅。骑兵师(由卢肯勋爵指挥)下辖重骑兵旅和轻骑兵旅，师属炮兵部队包括9个野战炮兵连和3个马拉炮兵连(共60门火炮)。步兵和炮兵共计2.44万人，骑兵1000人。法军只有4个师，但法军师的规模比英军大，共有近4万人和8个野战炮兵连参战。它没有骑兵。土耳其的部队(由苏里曼帕夏统率)共有7000人。法军士兵几乎全部使用新式“米尼”步枪，但这种先进武器只在部分英军中使用，很多英军士兵还使用可靠的老式步枪。俄军使用的滑膛枪及其刺刀劣于联军。 　　联军一方的行政管理和医疗保障状况不佳。部队在缺乏很多生活日用品的情况下就奔赴战场，这在英军的漫长历史上实属罕见。这主要是由于在40年的和平时期英军只重视海军建设，而对陆军不管不问。拿破仑战争后，英国解散了“皇家辎重车队”和“参谋团”，现在看来，此举副作用甚多。维持一支纯属本土防御性质的陆军这一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战备状态和领导素质。但是，纪律尚未受到冲击，因为虽然野战训练不多，礼仪和阅兵操练却是经常不断的。只不过，军官中只有极少数参加过拿破仑战争，曾在印度服役的人也寥寥无几，其他人均无实战经验。 　　英军司令拉格伦勋爵曾在滑铁卢之战中失去一臂，时任威灵顿公爵的参谋。如今他已66岁，虽然曾在最高统帅部任职，但做的大都是行政管理工作，始终没有亲任过指挥官。他总是风度翩翩、彬彬有札，而且英勇过人。在整个战争中，哪里最艰苦，他就带领参谋人员在哪里出现。在危急时刻，他始终坚定不移，不屈不挠。 　　在阿尔马河之战一线作战的师长中，乔治·布朗爵士和乔治·德莱西·埃文斯爵士两人曾参加过半岛战争。布朗这位轻步兵师师长，或许是和平时期陆军中最不讨人喜欢的军官，因为他对军纪的理解非同一般(从各方面说，军纪本身已经够苛刻的了)，还酷爱体罚。但是，他在战斗中英勇无比，令人可敬(如果说“不可亲”的话)。第1师师长坎布里奇公爵是乔治三世之孙，此前没有实战经验，但具备一个优秀指挥宫的许多素质。法军司令是圣阿尔诺元帅，因辅佐路易·拿破仑登上皇位而青云直上。他健康状况欠佳 [ 注：此战之后几天，圣阿尔诺即去世，由资深的师长康罗贝尔将军继任。 ] ，虽有实战经验，但不适于任高级指挥官。 　　联军在土耳其期间，俄军已经侵占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正向君士坦丁堡推进。因此，联军决定移师瓦尔纳。瓦尔纳是黑海西南岸的港口城市，距当时被俄军围困的锡利斯特拉60英里左右。在5月底6月初采取这一行动时，可怕的霍乱流行起来，受害的英法官兵达几千名。由于土耳其守军在锡利斯特拉的英勇抵抗，再加上奥地利重兵压境的威胁，俄军被迫撤回本土。敌对行动本应到此为止，然而英国公众不肯罢休，一定要夺回塞瓦斯托波尔和消灭俄国舰队。这种侵略主义情绪对野心勃勃的路易·拿破仑来说正中下怀。于是在9月初，英法联军便开赴克里米亚。 　　拉格伦勋爵选择的卸载地点十分理想，它是位于尤帕托利亚以南约20英里、塞瓦斯托波尔以北30英里的卡拉米塔湾内的一处海滩。英、法、土三国军队从9月14日上午开始上陆，历时5天，未遇到任何抵抗。海滩上一片混乱，人马混杂 [ 注：所有的马匹都是从英国用船运来的，旅途的艰辛与缺水使它们吃尽了苦头。 ] ，毫无秩序；第一夜没有帐篷，恰逢大雨倾盆。此外，联军还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不过，在19日晨部队出发之前，总算从当地强征来一些破烂不堪的马车，运载了3天的干粮和备用弹药，但帐篷和重装备只好留下。 　　土军在最右翼沿海岸行进，然后是法军。英军的2个先头师成两路纵队行进，右路为第2师，在法军拿破仑亲王所率师的左侧；左路为轻步兵师。第2师之后是第3师，轻步兵师之后坎布里奇公爵统率的“近卫和高原第1师”。第4师的1个旅(另1个旅留在了卡拉米塔湾)殿后，行进在第1师的左侧。因此，步兵各师(第4师除外)成两路纵队齐头并进，留有适当间隔，可随时转换成线形部署，且正面和两翼均为来福枪手。卡迪根勋爵指挥的轻骑兵旅(重骑兵旅留在了瓦尔纳)的几个团在步兵的前面，打头阵的是第13轻骑兵团和第11轻骑兵团(外加1个马拉炮连)。骑兵旅的另外2个团(第8轻骑兵团和第17枪骑兵团)在行军纵队的左侧。

这是一支雄纠纠的军队，军衣鲜红，刺刀闪亮，军旗高举，战鼓铿锵。然而，将士们的脸色不佳，霍乱还在军中流行。天气变热，部队因疾病和缺水(咸肉口粮更使人口干舌燥)而掉队的甚多。 　　下午2时左右，部队到达巴尔干纳克河。拉格伦勋爵派骑兵去侦察在河对岸来回巡逻的一支哥萨克部队的情况。不久即发现，这支哥萨克部队由骑兵和步兵组成，是一支侦察部队。拉格伦急令那4支侦察队撤回，因为众寡悬殊，出击必遭惨败。实际上两军确曾交火，但英军伤亡不大。尽管卢肯勋爵与其内弟卡迪根勋爵之间意见不和(虽与其身份不符，但时有发生)，骑兵部队还是秩序井然地撤出了战斗。当夜，英军在河南岸严阵以待，但出乎意料，俄军并未出击。 　　 20日晨，联军继续前进，土军和法军走在英军各师的前面。前一天晚上，圣阿尔诺元帅拟定了一个根本不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案：博斯凯将军率领的右翼师和土军卷击俄军的左翼，英军卷击俄军的右翼。此时，联军指挥官对战区地形、俄军部署及其兵力知之甚少，只是看到了敌舰沿海岸航行。拉格伦勋爵并不打算让英军实施圣阿尔诺的作战方案，但出于礼貌而未明确表态。 　　上午11时许，联军的官兵开始看到设在俯视阿尔马河的高地上的俄军阵地，于是便停止了前进。这时，联军的指挥官们可以再向前走一点，仔细观察一番了。河的北岸地势渐低，而且到处是茂密的葡萄园和五彩纷呈的花园。在北岸，有两个小村庄，一个叫阿尔马塔马克，离海1英里远，位于法军前沿的中央；另一个叫乌尔留克，位于河上游约1.5英里处，在英军前沿的右翼。尤帕托利亚-塞瓦斯托波尔公路在乌尔留克村以北通过阿尔马河上的木桥。在此役期间，阿尔马河只是一条河道狭窄、水流缓慢的小溪，有几处成潭，且潭深难涉。河岸陡峭，左岸尤甚，但除河口外各处都能徒涉。 　　河南岸地势陡升。河口处几乎成90度的陡坡，被称作“西崖”崖高350英尺，顶上是一片平地。这一令人望面生畏的陡壁从河口几乎延伸到阿尔马塔马克村。此后，坡度渐缓，并为谷川与沟壑所截断。离“西崖”3英里是“电报高地”(因高地上有座电报塔而得名)，该高地与上述“平地”相连。越往河上游走地势越高，走过1英里后便是本地区制高点库甘内山。这座山从东到西绵延1英里，主峰高450英尺。主峰东面地势平缓，有几处可攀缘而上，但炮兵能通行的路不多。可供法军利用的道路不多，只有一条通往阿尔马塔马克渡口的象样子的大车路。不过，在乌尔图克地区有两条小路可供炮兵通行，穿过“电报高地”和库甘内山之间隘口的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也可利用。 　　俄军由亚历山大·缅希科夫亲王统率，包括42个步兵营、16个轻骑兵中队、11个哥萨克骑兵中队和48门火炮，共有3.8万人和几千名水兵。这些士兵从前大都是憨厚的农民，虽缺乏想象力，但十分勇猛。俄军为维持纪律而采用的措施比英军要严厉得多。缅希科夫决定前出到阿尔马河迎敌，而不愿留在塞瓦斯托波尔被敌围困。他认为很有希望在那里打败联军。但在此之前，他必须牵制联军数天，以等待援兵到达。

缅希科夫率部于9月14日来到阿尔马河南岸各高地，那里的地形条件对防御十分有利。但是，他没有亲自察看地形。他听说“西崖”极难突破，于是只在一个名叫乌鲁库尔阿克里斯的小村庄里配置了1个步兵营和4门火炮，而在阿尔马塔马克以西未放一兵一卒——这是一个重大失误。在战斗打响前的5天内，俄军几乎没有修筑工事，只是在库甘内山的西北坡筑起了一道齐胸高的土墙，作为一个有12门火炮的野战炮兵连的掩体。此外，他们在该山主峰的右方和后部也构筑了一道类似的、但更矮的土墙。英军把这两处火炮工事戏称为“大棱堡”与“小棱堡”。俄军以密集的连纵队投入战斗，这种队形很不灵活，难以调整，不利于部队实施机动和发扬火力。 　　缅希科夫虽然开始犯了西线未设防的错误，但他在阿尔马塔马克以南到库首内山以东却布设了坚固的防线。在靠近“电报高地”的河岸，他部署了8个营；在“电报高地”他部署了4个营。另外2个炮兵连配置在射界开阔、可掩护前沿部队的地形上。在通向高原的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两旁，他配置了拥有16门火炮的2个轻炮兵连和4个步兵营。沿公路再向前行，还有7个营和2个炮连作为战术预备队，但它们离前沿部队太近。共有16个步兵营分散配置在库甘内山周围，包括防守“大棱堡”侧翼的喀山团的4个营。除了部署在大、小“棱堡”的火炮之外，在库甘内山的南坡还有一个顿河-哥萨克炮兵连。俄军骑兵集中部署在右翼。 　　英法联军的两位指挥官虽然对阵地看得一清二楚，却无法制定一个双方都同意的作战方案。中午1时，英军继续向阿尔马河开进。与此同时，俄军的一门火炮开火，阿尔马河之战开始了。虽然这门火炮没有打到英军，拉格伦勋爵却认为，这是展开2个先头师的时候了。调动大量军队本来就决非易事，此时则更为困难，因为2个师在行进中都有些迷失了方向。第2师被法军挤向左方，轻步兵师也未按预定路线行进。结果是这2个师的部队混在了一起。因此，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这2个师未能以旅为单位进行交战。 　　英军继续行进，后卫各师依然成纵队队形行军。但很快，炮弹就象巨大的板球一样掠过坚硬的地面向他们袭来。第1师奉命展开。第3师仍保持纵队队形，并退到缺编的第4师翼侧；第1师的战斗队形延伸到2个先头师的后卫。 　　拉格伦勋爵对法军的意图仍然一无所知，但他估计，已接近河岸的博斯凯部将依照圣阿尔诺的预定方案向俄军左翼发起进攻；其余法军仍将保持纵队队形，大致与英军齐头并进。因此，他决定在法军向俄军左翼发起进攻之后，再渡河进击俄军右翼和中部。英军进入俄军火炮射程之内后，便奉命卧倒了。 　　阿尔马河定战虽然只持续了几小时，但三言两语还讲不清楚。这次战役不是根据任何具体作战方案实施的。实际上，英军渡河之后总指挥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虽然拉格伦勋爵在一处的个人干预起了关键作用)。此次战役还不是因克尔曼战役那样的士兵之战，因为师旅指挥官在某些阶段影响了作战的进程。尽管如此，营自为战占了此役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概括起来讲，此战可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又互相交叉重迭)，即法军攻击俄军左翼，英军攻占“大棱堡”，英军被击退，以及“近卫和高原”部队的总攻。 　　在这次战役中，法军所起的作用不大，可以一笔带过，因为缅希科夫亲王在部署兵力时没有顾及法军的存在。按预定方案，博斯凯将军的第2师进攻敌军左翼。他让布特将军的旅和土耳其军在河口一带绕过河堤强行渡河后，自己便随另一个旅在阿尔马塔马克徒涉场过河了。布特的部队在渡河时用了很长时间，然后又要沿着羊肠小道艰难地攀登陡峭的山崖。他们不得不把火炮送到阿尔马塔马克对面的小路上。待全旅爬上台地时，战斗已接近尾声。 　　然而，奥特马雷将军的旅向上攀登时却相当顺利，同布特的部队一样，也未遇到任何抵抗。他们以争强好胜的轻步兵为先锋，在敌人未赶到之前便占领了台地。俄军指挥官发现之后，命令在乌鲁库尔-阿克里斯的部队前出，他们的四门火炮使法军遭受一些伤亡。后来，俄军第17师师长基里阿科夫将军又将几门火炮带上台地，但此时奥特马雷的火炮已作好准备，压制了俄军炮火。缅希科夫一陈惊慌之后，亲自骑马赶到现场，并命令各预备队营随后跟进。当他们到达时，缅希科夫又认为法军的威胁不及英军，于是令其折回。奥特马雷的旅仍留在台地上。

圣阿尔诺事先命令：一旦布特的旅出现在台地之上，由康罗贝尔率领的第1师和由拿破仑亲王指挥的第3师立即渡河。康罗贝尔在阿尔马塔马克上方1英里处徒涉，然后沿一条便于通行的小路攀上悬崖；拿破仑亲王的部队则在乌尔留克下方不远处渡河。康罗贝尔发现，无法使火炮沿小路上崖，只好将其送回阿尔马塔马克，又因奥待马雷的一门火炮堵塞了道路而耽搁多时。法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没有炮兵的支援，就不发起进攻。于是，康罗贝尔命令部队在河谷两侧停止前进。在那里，配置在“电报高地”的敌军火炮打不着他们，而正是这些火炮在他们渡河时曾对其造成一些伤亡。拿破仑亲王的那个师在这一阶段未能渡河。由于受到猛烈炮击，他的部队纷纷到河北岸的花园和葡萄园中进行隐蔽。 　　当下午3时许英军的2个先头师正在与俄军中部和右翼的部队激战时，法军却按兵不动，只是在台地与敌相互炮击。圣阿尔诺本应命令康罗贝尔无论是否能带上火炮都要爬上台地，但他认为，从第4师抽调1个旅就可以很好地支援博斯凯。实际上，这样做不仅没有起什么作用，反而使渡口与道路更加拥挤。拿破仑亲王的4个营总算过了河，但康罗贝尔的人还在河谷中等待炮兵爬上高地。 　　尤帕托利亚公路两侧台地上的最后战斗使法国人颇为满意，尽管他们自己的描述有些与众不同。在战斗打得最激烈之际，基里阿科夫将军带领8个营将康罗贝尔的部队赶回到阿尔马河北岸。康罗贝尔避而不战，率部沿小路向河岸走去。但就在此时，他的炮兵爬上了崖顶，而敌我双方均未发现。炮兵指挥官看到俄军队形密集，便连发炮弹向敌军射击。俄军8个营由于没有炮火支援，便仓皇后撤，成为俄军总撤退的先导。 　　康罗贝尔师的官兵得知炮兵大显神威后，便一窝蜂似地拥进河谷，一向打先锋的轻步兵很快就在电报塔上洋洋得意地插上了自己的战旗。法军宣称，他们实际上并未被赶出河谷；恰恰相反，他们的8个营始终在与敌进行近战。在这场殊死搏斗中，他们死伤了很多人才消灭了敌军。不过，官方公报的伤亡数字可不是这样。 　　拉格伦勋爵看到法军没有什么进展，便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冒险孤军独进。下午2时30分左右，他命令第2师和轻步兵师向前推进。在前面巡逻的步兵旅已与敌散兵交火。这些散兵占领了乌尔留克村，他们烧毁了该村，但未来得及破坏桥梁就被步兵旅赶过了河。英军中负责操练的军士为数不少，他们很注重队形的整齐，但由于第2师的右翼旅(旅长是亚当斯将军)在烈火熊熊的乌尔留克村面前不得不绕道而过，所以队形有些混乱。2个营来到村西，第3个营(第47营)进至村东，靠近了彭尼法瑟将军的旅，该旅的4个营还集拢在一起。 　　英军的第一个目标是夺占河的左岸，由于对更远的地方的情况不甚了解，英军尚无法制定出更进一步的作战方案。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英军稳步前进，其队形长达2英里。俄军炮兵见状迅速采取行动，英军第2师的左翼旅成了他们极好的攻击目标。隆隆的炮声在山间回荡，炮弹落在花园围墙附近。很快，队形中就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和杂乱的人群。俄军向英军猛烈炮击和英军难以穿过烈火熊熊的乌尔留克村意味着，当时还未与敌激烈交火的轻步兵师将首先过河，并投入战斗。轻步兵师拥有5000人，其指挥官在南岸宽阔的礁石地带整理队伍，有一段时间他们未受到炮火的袭扰，只有纵射的滑膛枪弹断断续续地打来，造成一些伤亡。 　　在轻步兵师的左侧，布勒将军的旅发现了一片更大的开阔地和坡度低缓的丘陵地。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他便自作主张地将部队摆成方阵，保卫轻步兵师暴露的翼侧，抗御敌骑兵的突击。因此，他的2个营就没有随师前进，而他的第3个营在混乱中也失去了联系，如今已加入科德林顿将军的旅。不久，科德林顿也与第7营失去了联系。该营营长是“血雷上校”莱西·约，他率领这支失散的队伍独立作战，打得十分勇敢。在战线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科德林顿的旅又收容了第2师的第95营。

科德林顿是位英勇善战的军人，不管什么人，什么部队，只要跟随他，他都欢迎。他飞身上马跃上河堤，率领全旅官兵冒着枪林弹雨，向“大棱堡”冲去。在“大棱堡”这一要点两侧，各有俄军喀山团的2个营防守，这4个营成纵队队形展开，组成了1个大漏斗，等待进攻者落入圈套。俄军的炮兵有段时间保持沉默，但当科德林顿的人马逼近时，他们便猛烈开火。俄军众炮齐鸣，持续了好几分钟。与此同时，喀山团的滑膛枪手也在不断射击。但是，横队队形比纵队队形更能充分发扬火力。喀山团的左路纵队的翼侧有英军诺克特少校的步枪手，正面有科德林顿的旅，在三面攻击之下只好撤退。与此同时，莱西·约的营与喀山团的右路纵队也在激战。 　　科德林顿的旅伤亡惨重，但仍然不屈不挠地向目标推进。此时目标几乎被硝烟尘埃所掩蔽。烟尘消散之后，英军发现满面汗尘的俄军炮手正在把火炮系在拖车上准备逃离，因为他们知道，沙皇决不允许丢弃任何一门火炮。科德林顿安然无恙(这真是奇迹)，纵马跃上胸墙。第23团的一名旗手冲了上去，将该团的女王战旗插在胸墙上。他不幸中弹身亡，但“大棱堡”拿下来了。 　　俄军受到挫折，但这只是暂时的。他们不久便向英军左翼大举反攻。与此同时，莱西·约上校的营也遭到右路的喀山团纵队的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上的俄军火炮也阻碍着英军第2师登上台地。第1师无法实施近距离支援，这意味着，已经成功地占领了“大棱堡”的轻步兵师的5个营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他们不能抵御敌军大规模反击。 　　轻步兵师未能及时得到支援的原因是缺乏经验和指挥失误。拉格伦勋爵命令2个先头师向阿尔马河前进，命令坎布里奇公爵去支援轻步兵师。这是他在这场战役中下达的最后两道命令。坎布里奇公爵没有实战经验，他的师渡过河去，他觉得有必要先等命令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但此时拉格伦勋爵已远离交战地区，他和参谋人员在英军右翼和法军左翼之间过了河，然后走进河谷，不知不觉地正向俄军防线走去。人们看到，这位总司令站在一块奇形怪状的岩石上，从容不迫地观察战场，并命令副官叫人把火炮推到这个偶然发现的有利地形上来。但是，幸运的是，他的军需官艾雷将军看到情况十分危急，当机立断，以拉格伦勋爵的名义，指示公爵立即前进。 　　然而，此刻已为时过晚，科德林顿的旅和原属布勒旅后加入他们行列的1个营终于被俄军赶出了“大棱堡”。英军占领“大棱堡”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混乱，官兵们穿来穿去寻找自己的部队，挤进棱堡以避炮击。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在小棱堡和库甘内山上的俄军炮兵很快地瞄准了他们，此外还有新到战场的16个营已做好反击准备。当弗拉基米尔各团的先头分队在库甘内山山坡上出现时，英军还以为他们是法军(其实穿戴并不相同)，下令不得开火。当英军意识到自己看错了时，一位号兵又奉命吹起“撤退”号，其他号兵也竞相响应，英军顿时大乱。英军开始还是有秩序地撤退，受到敌滑膛枪火力的猛烈打击后，英军部队便乱了，争先恐后地向山下逃去。科德林顿将军看到情况严重，即派人送信催促第1师加速起来。但赶来的第1批部队，又被撤退的大潮卷了回去。 　　此时(下午3时许)，战局对联军不利。法军在俄军左翼，尚未与敌人交火；英军第2师的部分官兵受到塞瓦斯托波尔公路上的俄军炮兵牵制，失去了机动能力；轻步兵师的进攻被击退，一时又妨碍了“苏格兰卫队”的进攻。此外，还有至少5000名俄军正准备发起进攻。只有皇家卫队的士兵仍在顽强奋战。 　　战斗进入关健时刻，第1师重任在肩，要在稳定战局、为最后胜利铺平道路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第1师向前推进了，本廷克将军指挥的“近卫旅”在右，科林·坎贝尔爵士率领的“高原旅”在左。“苏格兰卫队”在“近卫旅”的中央，该营比其他2个营提前登上了河堤顶部。但是，该营的左翼连同科德斯特里姆部在一起，由于碰到S形河道，不得不三渡阿尔马河。他们响应科德林顿将军的号召，加速前进，但赶到离“大棱堡”不到50码时，受到猛烈火力的阻击，又被上面撤下来的人群所阻。他们有的被卷回来，但不久又回到了部队。 　　与此同时，另两支英军部队也赶来了，格雷纳德部队在右，科德斯特里姆部在左。他们队形整齐、斗志高昂地向敌军逼近。在科德斯特里姆部后不远的左侧是“高原旅”的3个营——第42营居右，第79营居左，第93营居中。同那一天参战的所有士兵一样，这几个营的士兵也表现得英勇顽强。这两支近卫部队之间的缺口很快被其他部队补上了——一部分是迅速集结起来的苏格兰卫队的几个连，另一部分是科德林顿集中起来的轻步兵师的约300人。在第95营的支援下，第7营攻歼喀山团2个营的这场意义重大的战斗以胜利告终。莱西·约很想乘胜追击，但乔治·布朗爵士(他骑着伤马，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命令他带领伤亡惨重的部队退到一边，让近卫部队通过。 　　接下去便是俄军大败。联军之所以取胜，主要是由于横队队形优于纵队队形，因为这场战斗不是肉搏战，而是火力战。俄军比英军第1师多几千人，但该师的2个旅同时投入战斗，火力之猛一开始就把俄军阻于路途上，俄军士兵一群一群地趴在地上，不久就陷入混乱，仓皇后撤。在左翼，俄军与英军第2师的2个旅短暂交火之后也慌忙撤退。康罗贝尔率领的法军也终于占领了各高地。      
但是，战斗并未完全结束。在库甘内山的东端，俄军还有新到达的乌格利茨团的4个营。该团团长在其他部队向后撤退时，却将本团带了上来。在乌格利茨团的两侧，还有3500名骑兵跃跃欲试地等待出战。同俄军的骑兵一样，英军的骑兵旅至今也未与敌交火。现在，卢肯勋爵自作主张，命令该骑兵旅和左翼的1个马拉炮兵连前出。该炮兵连的火炮很快作出了反应，对准聚集在一起的1万名俄军开火。如果俄军指挥官有时间将这些人排成适当的队形投入战斗，那么联军要取得胜利还需要一番苦战，因为整个下午俄军都在英勇顽强地实施抗击。但是，由于两侧的英军炮兵不断地把炮弹射向俄军，使俄军官兵受到极大震撼，他们这才不顾纪律的约束潮水般地向塞瓦斯托波尔溃退。 　　俄军炮手发射最后一发炮弹后，高夫·卡尔索普上校看了看表，此时是下午3时40分。战地记者W·H·罗素则说战斗刚好在下午5时以前结束。对时间的这种不同说法无关紧要，重要的事实是，非常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俄国人讲，他们伤亡5709人；法军死60人，伤500人；英军伤亡2002人，其中死者为362人。伤员的情况十分可怜，外科医生和医疗设备奇缺，多数重伤员只好等死。有些俄国伤员躺在战场一天一夜之后才有人前来护理。 　　此次战役没有追击阶段。英骑兵旅完全可以追击仓皇逃窜的俄军，新到的第3师和第4师也跃跃欲试。但是，拉格伦勋爵不准备用自己的骑兵冒险去对付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俄国部队(卢肯对此十分恼火)，圣阿尔诺元帅也拒绝参加任何大规模的追击行动。法军在过河之前就已经卸下驮包，圣阿尔诺说，部队没有驮包，不能继续前进。拉格伦勋爵力求协同作战，他担心如英军独占鳌头可能产生不良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