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求科普：古代的军医机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3: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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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军医制度
一、军医的设立
《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可见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魏书·过宗纪》）。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二、士卒的体检 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候萧宝卷在位之时以（499－501年）。《南史·齐本纪下》叙述其役政的腐败情形：“自永元（499年）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杨、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所在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从上可知，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乓役，不仅是医生，且有巫师在内。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三、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
疾病对于人类生命的威胁，往往超过战争的杀伤力。战争中远行征伐，风餐露宿，容易发生各种疾病，是古代军事家早已重视的事情。三国时赤壁之战，战争还未开始，孙权主将周瑜就已断言：曹操“驱中国（指中原地区）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果然，曹军到江汉水网地区后，尚未接战，“军众已有疾病”（《三国志、周瑜传》）。
《魏书，武帝纪》中也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用引军还”。这里更把“大疫”作为曹军败还的第一位原因，赤壁大战之后半年，曹操在第一项军令中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同上）。
在这一时期内，历史上所载战时多发病及流行病，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疫及大疫
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元年（396年）亲率“六军四十余万”，南下讨慕容宝，节节胜利，但至“皇始二年（397年）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疾于诸军。对曰：在者才十四五。”（《魏书·太祖纪》）。泰常八年（423年），刘义符遣道济等救青州，“刁雍求将义兵五千要峻破之。（叔孙）建不听”说：“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魏书刁雍传》）。
（二）疟疾、瘴气
梁武帝时（502～549年），殷钧任明威将军，临川内史，“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郡境无复疟疾”（《梁书·殷钩传》）。
和平元年（460年）八月，魏文成帝拓拔睿行幸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魏书·高宗纪》）。
（三）虏疮（天花）
葛洪《肘后方》所载之“虏疮”，说明天花在我国之流行乃由部队传播。
四、创伤的诊断和治疗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医学的发展，使金创折疡的临证经验得到积累和发展。
《肘后方》介绍了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可导致大出血致死的部位。《外台秘要》卷20“金疮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疮出血，其人若渴，当忍之。常用乾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荤，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阴阳，行动作劳。勿多食酸咸，饮食酒、热羹臛辈，皆使疮肿痛发，甚者即死。现代对创伤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处理，仍然采取这些措施。葛洪认为：“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藏之腑输（位于胸背，去脊柱三横指）皆是死处，不可疗也”颅脑损伤、肱或股大动脉出血不止，或内脏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气血胸等证候，对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严重的战伤。
刘宋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在军中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痈疽方有34首。他还提出：如被有射网的毒箭所伤，可用兰子散解毒。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蔹下筛，以酒服。并说：“浅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终不住肉中”。
军医制度始于有脱离人民而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当古代奴隶制度国家形成和随之出现常备军的时候，军队医疗保健和救护伤病员的组织措施就开始产生，并且在军队卫勤保障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
我国历史上对军事医学的情况记载较少，据现存所知的文献，类似军医院组织的机构，大概有以下几种：
后方临时伤兵医院
春秋占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并开始形成的时期。由于各诸候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大国诸候争霸的局面，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经过数百年剧烈的兼并战争。在战争中，军官和士卒免不了要发生战伤和疾病。为了提高部队官兵健康水平，保证战争获得胜利，因此，军医的派遣和军医院的组织便提到统治者的军事首领面前。
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中已有巫医和方技，当与敌人作战时，便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凡重伤士兵都安顿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由士大夫家派人照料，每日以酒肉补养伤员，并经常派遣官吏巡视。痊愈后即造册上报，以便重行归队。如自行残伤以逃避兵役，罪及家属。
吕望《六韬》中曾提到军中有“方士三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在周初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墨子》书中说：“举巫医人有所长，具药官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1）证明当时军中有巫医和方技。又说：“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辄造事上。诈为自残伤以辟（同避）事者，族之。”（2）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边防军医院
汉代边防军的任务为实边、屯田、穿渠及作城之类，间亦被调作战。文帝时（公元前179～159）晁错曾建议招募人民移置边塞，并设置医药以救疾病。（见《西汉会要》及《汉书》）。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居延附近烽燧中，发现大批汉简与遗物。其中有关军医的很多，计有军用药函和“药盛橐”和残件。药函上有“显明墜药函”字样，为长方覆斗形，有系绳纹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当即行军必备药品。此外，在木简中还有军队患病名册（记录军士姓名、疾病治疗经过及结果）、疾病统计簿、医护人员记勤薄、军队负伤记录簿（当时称为折伤簿），已载有用药物、针、炙及膏药治伤，并记有“天凤元年”（公元前80）的字样，军中还有兽医。证明在西汉时，这些屯驻边防的部队中已有军医院的设立，并建立了“病书”、“折伤簿”等一系列制度。但其具体组织如何。在禁卫军和内地军中是否也同样实行，史书上没有记载。
后方传染病隔离医院
后方传染病隔离医院是为防治军队中严重的传染病而设。军队减员，除了作战受伤而损害战斗力外，自然以传染病的流行为最严重。我国历史上如东汉建武二十年（44）马援征交趾，军吏瘅疫死者十之四、五（3）；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赤壁之战失败，也是由于军队发生大疫（4）。这些都是有名的例子。
汉桓帝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征陇右时，因为军队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后汉书》对此事曾有记载：“延熹四年冬（161），三公举为中郎将。……明年（162），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军士，三军感悦。”（5）设备虽简陋，但它却是史书中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救 护 所
在唐代，辽阔的疆域和漫长的边防线之所以能够巩固，唐朝地主阶级一百多年相对安定的统治秩序之所以能够确定，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府兵制造成了强大的唐帝国军队。
在《通典》中曾引用李靖兵法：在军队中每营设有“检校病儿官”，每日巡查伤病员情况和饮食起居，以便安排医疗和后送，如发现新的病员或病情危重的士兵，必须报告总管，令医生巡营，给以适当的治疗（6）。
营主和检校病儿官，应按照伤病员伤势的轻重，安排运输工具和护理人员。能行走的病员给傔人（看护）一名；病重不能行走的加给驴一头，连牲口也不能乘骑的重伤病员，则给驴二头，看护二人缚辇（担架）运送。如病儿检校官和傔人不好好照顾伤病员，各杖一百；若将未死的伤病员加以掩埋时，处以斩罪。
部队中军校，每三天必须巡行本部军士的营幕，检阅他们饮食的精粗，以及劳逸是否适当 ，并抚恤战士疾苦，视察医药护理情况。战士如有死亡应立即上报，以礼祭葬，并抚恤其家属。如果死于阵战间，同火（唐府兵制的基层单位，每十人为火）应掩埋其尸体，如因作战负伤死亡，本部将校应将经过情况详细呈报，以礼祭赠。如仅负伤，应随伤势的轻重予以优赏。
由以上记载来看，唐代在军队中似已有类似现代救护所的设立，并有了较详细的医疗后送制度。
地方军医院
地方军医院的组织始于宋代。景祜3年（1036）已载有在广南地区为兵民设置医药的事。
《宋史》载：“景祜三年二月甲子，以广南兵民苦瘅毒，为置医药。”（7）
《宋会要·职官22》中也载有“熙宁十年（1077）五月，诏安南军回士卒病者，委所在宫舍存泊，差军员提举续给口券，官备粥药。州军委都监，县镇委主簿或监镇官检视。
比较具体而确属地方设立的军医院，为河北磁州知州赵将之设立的“医药院”。
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残破，军民遭受严重的伤害。在磁州（河北磁县）由赵将之首先创立医药院收容溃散的伤病员。据《宋会要辑稿》载：“钦宗靖康元年六月十四日，知磁州赵将之言：种师中兵溃，有被伤之人，疲曳道路甚多。臣已随宜措置，出榜招收。权置一医药院，收管医治，如臣一州所医已二百余人。切虑别路州郡，尚多有之。乞下诸州将重伤者每人支绢一匹，钱一贯；轻伤者半支。并以系省钱物充，仍委守臣当官给付。依已降指挥，将诏到溃散人并发上边应援太原外，有被伤未堪驱使人，并令逐州医治。俟平愈日，逐旋结队发遣，从之。”（8）
赵将之向当局提出各州郡应设立地方军医院，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北宋已濒于覆亡的前夕。虽然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但不久汴京沦陷，徽钦被虏。除在磁州设立外，这一建议并未在其他路州郡付诸实行。但赵将之所设医药院，可以说是由地方设立军医院之始。
兵站医院
类似兵站医院的组织，在我国历史上似乎直到13世纪才出现。在13世纪以前，对于退伍还乡途中的病兵还没有接待和疗养的机构。
隋代公孙景茂为息州刺史时：“时属平陈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减俸禄为檀粥医药，分赈济之，赖全活者以千数。”（9）但这样贤良的刺史是很少见的。一般战士还乡时，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得以生还的实属万幸。唐诗人卢同所作《逢病军人诗》中有：“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至乡，蓬鬓哀呤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之句，从此可以想见一般。
我国自从9世纪发明了火药，其后火药武器逐步改进，在战争中逐步取代了冷兵器，在宋元交战时已经采用炮攻，使得战争规模扩大，战士伤亡率增高。因此，对部队医疗设施的需要更为迫切。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规定：“军前若有病患军人，随令高手医工对证用药看治，各奕选差好人服侍，仍仰本奕额设贡领官，不妨本职，专一司病。看治病军，将养复元，方许轮番当差使，逐旋具数，开呈本奕。若考校时，验病死军人多寡，定夺司病官责罚施行”。（10）
《元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诏：湖南行省于戌军还途，每四、五十里立安乐堂。疾者医之，饥者廪之，死者藁葬之，官给其需”。（11）
《元典章》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二月，“御史台咨监察御史呈会验……照得扬州省札付各翼并都镇抚司：起盖安乐堂。将获病军人，每五名将军一名煎煮扶持。仍委年高谨厚头目一员充司病官，将引医工诊候，官给药饵调治，须要痊可等事。近巡视扬州四城，蒙古、汉军、新附军三十余翼，虽汉军一十二翼起盖安乐堂，兼蒙古、新附军二十余处，自来俱不曾置立安乐堂，就取论各翼并都镇抚司、首领官、司病官，各各违错招伏。今来卑职参详：省都镇抚司并各翼管军官、司病官，不以病军为念，不行置立安乐堂；及虽有房舍，又多疏漏，什物不完，药饵阙少，提调怠慢，以致军人死损，有失朝延伏卹军人之意，呈乞依理惩戒，仍遍下各道按察司一体施行。”（12）
但由于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官吏的贪渎，安乐堂的情况不并不安乐。据至大元年（1308）录事李贞上书：“切详各处安乐堂，盖为过往病军所置，国家恩惠不浅。病者命医调药，从宜动念死者，席卷椽箅，良可伤心。比照养济院贫子……除柴米衣装依时支给。遇有死者，例给棺板，明破官钱。而况远近屯戌军人，弃父母，抛妻子，征进效劳，若不能悉举，反不若孤贫坐请无用之徒。”（13）
至元七年（1341）尚书行省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上书说：“无气力有病患的军人，这遇州城村寨头目，如无上司文字，不与饮食，根底也不照觑，更不医治，以致军人忍饥病死底多有。”（14）
安乐堂的设立，其目的在照顾过往患病的军人。每隔四、五十里设一堂，堂内有司病官及高手医工，每五名病军有一名护理人员，为之煮药扶持，并以病死军士人数来施行奖惩，有类于现代的兵站医院。其初衷原不可谓不善，但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办理不善，有名无实。甚至伤病员死后，还不如一般“孤贫无用之徒”的乞丐。因此，安乐堂最后也随着元王朝的灭亡而消失。
残废军人院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佃农，自幼受尽地主欺凌压迫，参加起义军后，终日征战，因此对农民和土卒的困苦有所了解。为了巩固他的政权，采取与民生息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对战士也比较体恤。洪武（1368～1397）初，明太祖奠都南京。在新造宫殿墙外周围隙地建造营房以居住残废伤兵。他们日中必须工作，夜晚担任巡逻，由国家给粮赡养，使不致流离失所（15），这一设置有类于现在的荣军院。
二十三年（1390）二月，又命兵士年老及残废者，回到各卫设营居住（16）。
宣德七年（1432）九月，命全国卫所军士中年老退役而无依靠的人，收养于各府、州、县的养济院中（17）。
养济院原系明初设立于全国各州县的慈善机关，收养鳏寡孤独无依的人，并有医生担任治疗。但到仁宗即位（1424），各郡邑的养济院已经居室敝坏，肉帛布絮不按时给予了。所以老年及残废军人的生活与医疗还是没有保障。
野战医院与后方医院
太平天国（1851～1864）农民起义军，关心军士的健康，平时注重军队卫生，战时对伤病员爱护备至。凡战士打仗受伤时，有拯危急一员，先用草药敷治，然后送入能人馆疗养。设有理能人一员，专司病人茶饭汤药，一切药料由功臣衙供给，设功臣一员总管。如果能人馆住满了，便叫病军自赁民房，待痊愈后再销假。这些措施充分表现出太平军对伤病员的关心和爱护。就是对太平天国横加诬蔑的《赋情汇纂》一书，也不得不称赞太平军说：“将士病者，医治甚勤，药饵无缺，左右常有服侍之人。”（18）对比当时曾国藩率领的清军营中“瘟疫繁兴，死亡相继……尸骨狼籍，无人收埋，病者无人传药，甚至一栅之内，无人炊”的惨状，真有天壤之别。（19）
在天王颁布的体惜号令中，更谆谆告诫将宫们：“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士兵。譬如行营，沿途遇有被伤以及老幼人等，遇有越岭过河不能行走者，必须谕定各官，无论何人所有马匹，俱率与能人（指伤病员）骑坐。如马匹不敷，总要令兵士抬负而行，庶无遗弃。至于扎定营盘之时，必须谕令拯危官员将所有能人，每逢礼拜之期，务要查实伤愈者几名，一一报明，令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又令掌医（外科医生）、内医（内科医生）格外小心医治。拣选新鲜药饵，不可因其脓血之腥臭而生厌心。其为佐将者，当公事稍暇，亦必须亲到功臣衙看视。其有亲属者，看其远近，酌量令其前来照料；无亲属者，本营兄弟总要小心提理，念同魂父所生，视为骨肉一样”。农民起义军领袖对士兵无微不至的关怀，比照清穆宗同治元年的上谕认为“瘟疫流行，将士摧折，此乃无可如何之事，……只有祈祷上苍，以翼天心转移”（20）的敷衍了事，草菅人命，更不可同日可语！
根据以上资料分析，能人馆类似现代野战医院，而功臣衙相当于后方医院或疗养院。
随军医院、红十字会医院与前敌行营医院
清代在鸦片战争以前，军队中无固定的军医名额及军医院的组织。鸦片战争后，成立新军，才有正式的现代军医编制与军医院的设置。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为医治伤病员的场所。八月，开办随营军医学堂，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充任随营军医学堂总教习及随营病院诊察长。另雇助手一人，药剂师一人作为副手。当春夏疫病盛行，染病官兵得以在院医治，救痊甚众“（21）。这是我国第一次开办的现代化随军医院。
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上海成立万国红十字会。三十一年（1905）清延遣使赴瑞士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三十三年（1907）于上海成立红十字会医院，并附设医学校以培养人材（22）。
宣统二年（1910）武昌起义，清政府曾谕令袁世凯筹办前敌行营医院。上海红十字会也曾组织三个医疗队驰往前线救护（23）。但次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即宣告灭亡。
结 语
1.我国古代除元朝于各翼设立安乐堂以治疗过往患病军人外，历代都是在作战时征用民房临时安置伤病员，如春秋战国时的临时伤兵医院，汉代的后方传染病隔离医院，北宋的地方军医院等。明初虽设残废军人院，但不久即移至养济院，并无专设的军医院组织。
2.太平天国为伤病员疫立能人馆与功臣衙，对伤病士卒爱护备至，与封建统治阶级对士卒伤病的漠不关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鸦片战后，清政府成立新军，才有现代化军医院组织出现，如随军医院、红十字会医院与前敌随营医院等。
中国古代的军医制度
一、军医的设立
《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可见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魏书·过宗纪》）。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二、士卒的体检 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候萧宝卷在位之时以（499－501年）。《南史·齐本纪下》叙述其役政的腐败情形：“自永元（499年）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杨、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所在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从上可知，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乓役，不仅是医生，且有巫师在内。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三、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
疾病对于人类生命的威胁，往往超过战争的杀伤力。战争中远行征伐，风餐露宿，容易发生各种疾病，是古代军事家早已重视的事情。三国时赤壁之战，战争还未开始，孙权主将周瑜就已断言：曹操“驱中国（指中原地区）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果然，曹军到江汉水网地区后，尚未接战，“军众已有疾病”（《三国志、周瑜传》）。
《魏书，武帝纪》中也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用引军还”。这里更把“大疫”作为曹军败还的第一位原因，赤壁大战之后半年，曹操在第一项军令中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同上）。
在这一时期内，历史上所载战时多发病及流行病，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疫及大疫
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元年（396年）亲率“六军四十余万”，南下讨慕容宝，节节胜利，但至“皇始二年（397年）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疾于诸军。对曰：在者才十四五。”（《魏书·太祖纪》）。泰常八年（423年），刘义符遣道济等救青州，“刁雍求将义兵五千要峻破之。（叔孙）建不听”说：“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魏书刁雍传》）。
（二）疟疾、瘴气
梁武帝时（502～549年），殷钧任明威将军，临川内史，“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郡境无复疟疾”（《梁书·殷钩传》）。
和平元年（460年）八月，魏文成帝拓拔睿行幸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魏书·高宗纪》）。
（三）虏疮（天花）
葛洪《肘后方》所载之“虏疮”，说明天花在我国之流行乃由部队传播。
四、创伤的诊断和治疗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医学的发展，使金创折疡的临证经验得到积累和发展。
《肘后方》介绍了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可导致大出血致死的部位。《外台秘要》卷20“金疮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疮出血，其人若渴，当忍之。常用乾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荤，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阴阳，行动作劳。勿多食酸咸，饮食酒、热羹臛辈，皆使疮肿痛发，甚者即死。现代对创伤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处理，仍然采取这些措施。葛洪认为：“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藏之腑输（位于胸背，去脊柱三横指）皆是死处，不可疗也”颅脑损伤、肱或股大动脉出血不止，或内脏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气血胸等证候，对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严重的战伤。
刘宋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在军中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痈疽方有34首。他还提出：如被有射网的毒箭所伤，可用兰子散解毒。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蔹下筛，以酒服。并说：“浅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终不住肉中”。
军医制度始于有脱离人民而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当古代奴隶制度国家形成和随之出现常备军的时候，军队医疗保健和救护伤病员的组织措施就开始产生，并且在军队卫勤保障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
我国历史上对军事医学的情况记载较少，据现存所知的文献，类似军医院组织的机构，大概有以下几种：
后方临时伤兵医院
春秋占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并开始形成的时期。由于各诸候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大国诸候争霸的局面，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经过数百年剧烈的兼并战争。在战争中，军官和士卒免不了要发生战伤和疾病。为了提高部队官兵健康水平，保证战争获得胜利，因此，军医的派遣和军医院的组织便提到统治者的军事首领面前。
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中已有巫医和方技，当与敌人作战时，便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凡重伤士兵都安顿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由士大夫家派人照料，每日以酒肉补养伤员，并经常派遣官吏巡视。痊愈后即造册上报，以便重行归队。如自行残伤以逃避兵役，罪及家属。
吕望《六韬》中曾提到军中有“方士三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在周初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墨子》书中说：“举巫医人有所长，具药官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1）证明当时军中有巫医和方技。又说：“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辄造事上。诈为自残伤以辟（同避）事者，族之。”（2）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边防军医院
汉代边防军的任务为实边、屯田、穿渠及作城之类，间亦被调作战。文帝时（公元前179～159）晁错曾建议招募人民移置边塞，并设置医药以救疾病。（见《西汉会要》及《汉书》）。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居延附近烽燧中，发现大批汉简与遗物。其中有关军医的很多，计有军用药函和“药盛橐”和残件。药函上有“显明墜药函”字样，为长方覆斗形，有系绳纹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当即行军必备药品。此外，在木简中还有军队患病名册（记录军士姓名、疾病治疗经过及结果）、疾病统计簿、医护人员记勤薄、军队负伤记录簿（当时称为折伤簿），已载有用药物、针、炙及膏药治伤，并记有“天凤元年”（公元前80）的字样，军中还有兽医。证明在西汉时，这些屯驻边防的部队中已有军医院的设立，并建立了“病书”、“折伤簿”等一系列制度。但其具体组织如何。在禁卫军和内地军中是否也同样实行，史书上没有记载。
后方传染病隔离医院
后方传染病隔离医院是为防治军队中严重的传染病而设。军队减员，除了作战受伤而损害战斗力外，自然以传染病的流行为最严重。我国历史上如东汉建武二十年（44）马援征交趾，军吏瘅疫死者十之四、五（3）；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赤壁之战失败，也是由于军队发生大疫（4）。这些都是有名的例子。
汉桓帝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征陇右时，因为军队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后汉书》对此事曾有记载：“延熹四年冬（161），三公举为中郎将。……明年（162），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军士，三军感悦。”（5）设备虽简陋，但它却是史书中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救 护 所
在唐代，辽阔的疆域和漫长的边防线之所以能够巩固，唐朝地主阶级一百多年相对安定的统治秩序之所以能够确定，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府兵制造成了强大的唐帝国军队。
在《通典》中曾引用李靖兵法：在军队中每营设有“检校病儿官”，每日巡查伤病员情况和饮食起居，以便安排医疗和后送，如发现新的病员或病情危重的士兵，必须报告总管，令医生巡营，给以适当的治疗（6）。
营主和检校病儿官，应按照伤病员伤势的轻重，安排运输工具和护理人员。能行走的病员给傔人（看护）一名；病重不能行走的加给驴一头，连牲口也不能乘骑的重伤病员，则给驴二头，看护二人缚辇（担架）运送。如病儿检校官和傔人不好好照顾伤病员，各杖一百；若将未死的伤病员加以掩埋时，处以斩罪。
部队中军校，每三天必须巡行本部军士的营幕，检阅他们饮食的精粗，以及劳逸是否适当 ，并抚恤战士疾苦，视察医药护理情况。战士如有死亡应立即上报，以礼祭葬，并抚恤其家属。如果死于阵战间，同火（唐府兵制的基层单位，每十人为火）应掩埋其尸体，如因作战负伤死亡，本部将校应将经过情况详细呈报，以礼祭赠。如仅负伤，应随伤势的轻重予以优赏。
由以上记载来看，唐代在军队中似已有类似现代救护所的设立，并有了较详细的医疗后送制度。
地方军医院
地方军医院的组织始于宋代。景祜3年（1036）已载有在广南地区为兵民设置医药的事。
《宋史》载：“景祜三年二月甲子，以广南兵民苦瘅毒，为置医药。”（7）
《宋会要·职官22》中也载有“熙宁十年（1077）五月，诏安南军回士卒病者，委所在宫舍存泊，差军员提举续给口券，官备粥药。州军委都监，县镇委主簿或监镇官检视。
比较具体而确属地方设立的军医院，为河北磁州知州赵将之设立的“医药院”。
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残破，军民遭受严重的伤害。在磁州（河北磁县）由赵将之首先创立医药院收容溃散的伤病员。据《宋会要辑稿》载：“钦宗靖康元年六月十四日，知磁州赵将之言：种师中兵溃，有被伤之人，疲曳道路甚多。臣已随宜措置，出榜招收。权置一医药院，收管医治，如臣一州所医已二百余人。切虑别路州郡，尚多有之。乞下诸州将重伤者每人支绢一匹，钱一贯；轻伤者半支。并以系省钱物充，仍委守臣当官给付。依已降指挥，将诏到溃散人并发上边应援太原外，有被伤未堪驱使人，并令逐州医治。俟平愈日，逐旋结队发遣，从之。”（8）
赵将之向当局提出各州郡应设立地方军医院，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北宋已濒于覆亡的前夕。虽然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但不久汴京沦陷，徽钦被虏。除在磁州设立外，这一建议并未在其他路州郡付诸实行。但赵将之所设医药院，可以说是由地方设立军医院之始。
兵站医院
类似兵站医院的组织，在我国历史上似乎直到13世纪才出现。在13世纪以前，对于退伍还乡途中的病兵还没有接待和疗养的机构。
隋代公孙景茂为息州刺史时：“时属平陈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减俸禄为檀粥医药，分赈济之，赖全活者以千数。”（9）但这样贤良的刺史是很少见的。一般战士还乡时，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得以生还的实属万幸。唐诗人卢同所作《逢病军人诗》中有：“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至乡，蓬鬓哀呤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之句，从此可以想见一般。
我国自从9世纪发明了火药，其后火药武器逐步改进，在战争中逐步取代了冷兵器，在宋元交战时已经采用炮攻，使得战争规模扩大，战士伤亡率增高。因此，对部队医疗设施的需要更为迫切。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规定：“军前若有病患军人，随令高手医工对证用药看治，各奕选差好人服侍，仍仰本奕额设贡领官，不妨本职，专一司病。看治病军，将养复元，方许轮番当差使，逐旋具数，开呈本奕。若考校时，验病死军人多寡，定夺司病官责罚施行”。（10）
《元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诏：湖南行省于戌军还途，每四、五十里立安乐堂。疾者医之，饥者廪之，死者藁葬之，官给其需”。（11）
《元典章》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二月，“御史台咨监察御史呈会验……照得扬州省札付各翼并都镇抚司：起盖安乐堂。将获病军人，每五名将军一名煎煮扶持。仍委年高谨厚头目一员充司病官，将引医工诊候，官给药饵调治，须要痊可等事。近巡视扬州四城，蒙古、汉军、新附军三十余翼，虽汉军一十二翼起盖安乐堂，兼蒙古、新附军二十余处，自来俱不曾置立安乐堂，就取论各翼并都镇抚司、首领官、司病官，各各违错招伏。今来卑职参详：省都镇抚司并各翼管军官、司病官，不以病军为念，不行置立安乐堂；及虽有房舍，又多疏漏，什物不完，药饵阙少，提调怠慢，以致军人死损，有失朝延伏卹军人之意，呈乞依理惩戒，仍遍下各道按察司一体施行。”（12）
但由于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官吏的贪渎，安乐堂的情况不并不安乐。据至大元年（1308）录事李贞上书：“切详各处安乐堂，盖为过往病军所置，国家恩惠不浅。病者命医调药，从宜动念死者，席卷椽箅，良可伤心。比照养济院贫子……除柴米衣装依时支给。遇有死者，例给棺板，明破官钱。而况远近屯戌军人，弃父母，抛妻子，征进效劳，若不能悉举，反不若孤贫坐请无用之徒。”（13）
至元七年（1341）尚书行省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上书说：“无气力有病患的军人，这遇州城村寨头目，如无上司文字，不与饮食，根底也不照觑，更不医治，以致军人忍饥病死底多有。”（14）
安乐堂的设立，其目的在照顾过往患病的军人。每隔四、五十里设一堂，堂内有司病官及高手医工，每五名病军有一名护理人员，为之煮药扶持，并以病死军士人数来施行奖惩，有类于现代的兵站医院。其初衷原不可谓不善，但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办理不善，有名无实。甚至伤病员死后，还不如一般“孤贫无用之徒”的乞丐。因此，安乐堂最后也随着元王朝的灭亡而消失。
残废军人院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佃农，自幼受尽地主欺凌压迫，参加起义军后，终日征战，因此对农民和土卒的困苦有所了解。为了巩固他的政权，采取与民生息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对战士也比较体恤。洪武（1368～1397）初，明太祖奠都南京。在新造宫殿墙外周围隙地建造营房以居住残废伤兵。他们日中必须工作，夜晚担任巡逻，由国家给粮赡养，使不致流离失所（15），这一设置有类于现在的荣军院。
二十三年（1390）二月，又命兵士年老及残废者，回到各卫设营居住（16）。
宣德七年（1432）九月，命全国卫所军士中年老退役而无依靠的人，收养于各府、州、县的养济院中（17）。
养济院原系明初设立于全国各州县的慈善机关，收养鳏寡孤独无依的人，并有医生担任治疗。但到仁宗即位（1424），各郡邑的养济院已经居室敝坏，肉帛布絮不按时给予了。所以老年及残废军人的生活与医疗还是没有保障。
野战医院与后方医院
太平天国（1851～1864）农民起义军，关心军士的健康，平时注重军队卫生，战时对伤病员爱护备至。凡战士打仗受伤时，有拯危急一员，先用草药敷治，然后送入能人馆疗养。设有理能人一员，专司病人茶饭汤药，一切药料由功臣衙供给，设功臣一员总管。如果能人馆住满了，便叫病军自赁民房，待痊愈后再销假。这些措施充分表现出太平军对伤病员的关心和爱护。就是对太平天国横加诬蔑的《赋情汇纂》一书，也不得不称赞太平军说：“将士病者，医治甚勤，药饵无缺，左右常有服侍之人。”（18）对比当时曾国藩率领的清军营中“瘟疫繁兴，死亡相继……尸骨狼籍，无人收埋，病者无人传药，甚至一栅之内，无人炊”的惨状，真有天壤之别。（19）
在天王颁布的体惜号令中，更谆谆告诫将宫们：“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士兵。譬如行营，沿途遇有被伤以及老幼人等，遇有越岭过河不能行走者，必须谕定各官，无论何人所有马匹，俱率与能人（指伤病员）骑坐。如马匹不敷，总要令兵士抬负而行，庶无遗弃。至于扎定营盘之时，必须谕令拯危官员将所有能人，每逢礼拜之期，务要查实伤愈者几名，一一报明，令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又令掌医（外科医生）、内医（内科医生）格外小心医治。拣选新鲜药饵，不可因其脓血之腥臭而生厌心。其为佐将者，当公事稍暇，亦必须亲到功臣衙看视。其有亲属者，看其远近，酌量令其前来照料；无亲属者，本营兄弟总要小心提理，念同魂父所生，视为骨肉一样”。农民起义军领袖对士兵无微不至的关怀，比照清穆宗同治元年的上谕认为“瘟疫流行，将士摧折，此乃无可如何之事，……只有祈祷上苍，以翼天心转移”（20）的敷衍了事，草菅人命，更不可同日可语！
根据以上资料分析，能人馆类似现代野战医院，而功臣衙相当于后方医院或疗养院。
随军医院、红十字会医院与前敌行营医院
清代在鸦片战争以前，军队中无固定的军医名额及军医院的组织。鸦片战争后，成立新军，才有正式的现代军医编制与军医院的设置。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为医治伤病员的场所。八月，开办随营军医学堂，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充任随营军医学堂总教习及随营病院诊察长。另雇助手一人，药剂师一人作为副手。当春夏疫病盛行，染病官兵得以在院医治，救痊甚众“（21）。这是我国第一次开办的现代化随军医院。
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上海成立万国红十字会。三十一年（1905）清延遣使赴瑞士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三十三年（1907）于上海成立红十字会医院，并附设医学校以培养人材（22）。
宣统二年（1910）武昌起义，清政府曾谕令袁世凯筹办前敌行营医院。上海红十字会也曾组织三个医疗队驰往前线救护（23）。但次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即宣告灭亡。
结 语
1.我国古代除元朝于各翼设立安乐堂以治疗过往患病军人外，历代都是在作战时征用民房临时安置伤病员，如春秋战国时的临时伤兵医院，汉代的后方传染病隔离医院，北宋的地方军医院等。明初虽设残废军人院，但不久即移至养济院，并无专设的军医院组织。
2.太平天国为伤病员疫立能人馆与功臣衙，对伤病士卒爱护备至，与封建统治阶级对士卒伤病的漠不关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鸦片战后，清政府成立新军，才有现代化军医院组织出现，如随军医院、红十字会医院与前敌随营医院等。
古代一直有
但是没有正规化建设
但是没有正规化建设
不是很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