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中越的领土争议说开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1:47:08
从中越的领土争议说开去 （1）
现在中越的领土争议双方大概都抱着逐片解决的方针。陆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两山原来好象是界山，不知是以分水岭为界还是以北边的山脚为界，所以一九七九年撤回来后在两山没有驻兵。两山往北就是平原，越南占了整座山后我们在地势上很不利，本来也无所谓，但越军以两山为基地整天朝境内打枪打炮我们就受不了，干脆就拿下来了。这次边境协定就把两山正式划过来了。
领土本来就是靠实力说话的，我们不愿意还给越南，怕它再用来打冷枪，当然也有感情上的因素，越南又不想打仗，在领土谈判上就只好让步。中越之前在周恩来时代其实就已经有过一个边境协定，当时越南还吹嘘在一次领土交换中拿到了一个铁矿，占了便宜。最近的这次边境协定是因为战争而对边境作的调整。
北部湾的问题在于白龙尾岛，当年是为了给河内增加防空袭的空间，我们不便出面直接与美军对抗，就由周总理出面，把这个岛送给胡志明，在上面驻扎防空部队。中越交恶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海权意识的普及和加强，中国对于赠送行为有意反悔，于是成了又一个领土争端。前年中越关于北部湾的划分谈判结束，我没有看到条约文本，不过地图上将白龙尾岛周围专门划出一块，所以我估计北部湾被分成了三块，一块是中国专属经济区，一块是越南专属经济区，一块是白龙尾岛周围，大概算是共同开发区。我国对南海问题的公开主张是，主权搁置，共同开发，所以我对于条约在白龙尾岛上的处理是这么猜的。北部湾主要是渔获，矿产似乎没听说，大概也是能达成协议的一个原因。
西沙和南沙的主权，越方的主张在历史上的根据不如中方有力，但是基于实力原则，解放军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前又不想在南海打一仗，双方都只能采用拖字诀。南沙的问题其实有些像福克兰，虽然就在南海沿岸各国家门口，但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归属过这些国家。
江主席执政十三年，在边境问题上还是很有建树的，虽然江东六十四屯没有拿回来，但是黑瞎子岛还是要回来了。前阵子在中亚的边境协议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别人在建国前实际占领的，但没有签定边境协议正式割让的土地，能够在不打仗的情况下要回来一部分，是很不容易的。
从中越的领土争议说开去 （2）
中越的交恶，起因于越方主动与中方反目。那几位越南同志要评论中越交恶，请了解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再评论。有一本书《愤怒的胶林》，讲的是边境农场在战前深受越军之苦，以及农场民兵在支援作战中的一些情况。虽然是农垦系统汇编的战争宣传资料，不过里面的资料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建议越南同志读一下。我看越南同志对中国的抱怨大多都是指责解放军入侵越南，而中国对越南的抱怨则集中在战前的情况。
印支三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血统的渊源，一如中朝越蒙之间的关系。当年洪森叛逃越南，并且引狼入室，在我们今天知道了波尔布特当局的详细情况之后，是可以理解的。就洪森而言，可以理解，就越南而言，也可以理解其建立霸权的立场，洪森与越南当局是各取所需。但是不能谅解的是：一、当时的红色高棉是受中国支持的，所以侵柬是反华的一部分；二、越南主动投靠苏联，跟随苏联反华。中苏矛盾，主要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越南的选择，却不是出于是意识形态，纯粹是出于利益，并且越南的反华行为是付诸军事行动的。如果中苏交好，并且柬国是个香焦共和国，那么中国对越军侵柬的态度会完全不同吧。
至于波尔布特……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大概只能说他天真吧。取消货币，用肉体消灭阶级以直接达成单一无产阶级的社会，这听上去就象是没接触过社会的书生的主意。至于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杀人百万，以至于被称作恶魔……，经历过革命战争的人，以及有大历史观的人，都不会把人命放在眼里吧？中国在三千年实史中几次人口大起大落，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比人口更能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是事实。现在看来，波尔布特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中国对波的支持就变得非常尴尬。好在洪森是个务实的人，而中国与西哈努克的关系也一直很不错。
曾经有人指责中越战争没有被中宣部编入大事记的一九七九年。其实中越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或者说，它是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中越交恶之前，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以意识形态、民族血缘、文化传统、领导人的同志与朋友关系，等等，为基础的。这实际上就是以“义理”作为外交的基础，是中国几千年以“礼”为核心的天朝体制的沿顺。中苏交恶，也是如此，道不同不相为谋。由于越南的背叛，我们完全改变了外交政策的基础，转向了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交往方式。中越交恶与中苏交恶不同，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完全是因为越南当局出于利益上的选择，一面倒。中越交恶，证明了以“义理”为基础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外交政策的失败，而不得不接受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交往原则。
朝鲜在明亡后，仍然奉明正朔三百年，这是以“义理”为基础，以“礼”为核心的外交政策的成功的极致。建国后第一代领导人拒绝了西方帝国主义“利益至上”的思维方式，而是继承了“义理”的思维方式，处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这个社会而不能象日本那样彻底地脱亚入欧，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中越交恶的结果，则是我们自一八四○年以来，在外交上第一次完全地摆脱了义理的思维方式。
在新的原则指导下，我们外交的重点，不是看你主观上是否会反华，而是看你客观上有否能力反华。中国与南韩建交，并在南北朝鲜之前保持一种奇怪的平衡，就是新原则的体现。朝鲜拿不到太多的中国外援，其实是很有理由怨恨越南的。
在新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对邻国的影响力，不再是通过对政府官员的私交实现准代理人的控制，而是通过对邻国的经济文化渗透。这种影响力要比官员之前的私交稳固得多。使邻国与中国形成类似于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或者说，现代版的古中国与古朝鲜的关系。
这种影响力的形成，并不仅仅局限于越南这种经济较落后的国家，韩国这种经济更发达的国家也是。最近两个月不少人大呼韩流太甚，甚至于首都机场都有纯韩语的广告。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韩国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跌了一半而中国的销售则增加了四倍，也意味着它对中国的依赖，这就强迫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进行更多的交流。中国太大，而且文化底蕴太厚，使得经济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输出除了美国外都会形成双向的影响力而非中国与弱国在经济交往中形成的单向的影响力。我想，中央从来就没有担心过韩流，认为那不过是文化暴发户一时的嚣张而己。
新原则的第三个结果，就是中国进入全民言利的时代。自朱程以来一千年的义理时代至此划上了句号，中国人被禁锢一千年的欲望得到释放。而市场经济意味着一个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体系，自始皇帝以来两千三百年的集权体制也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不知道是越南的背叛促使邓小平开始考虑架构一个利益高于义理的社会，还是邓小平原本就有这种设想，越南的背叛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管怎么说，越南的背叛推动了，或者标志了中国开始千年未有的转变。
所以，我们要感谢越南，不然，我们今天还要勒紧裤腰带去支持朝鲜的饥民。从中越的领土争议说开去 （1）
现在中越的领土争议双方大概都抱着逐片解决的方针。陆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两山原来好象是界山，不知是以分水岭为界还是以北边的山脚为界，所以一九七九年撤回来后在两山没有驻兵。两山往北就是平原，越南占了整座山后我们在地势上很不利，本来也无所谓，但越军以两山为基地整天朝境内打枪打炮我们就受不了，干脆就拿下来了。这次边境协定就把两山正式划过来了。
领土本来就是靠实力说话的，我们不愿意还给越南，怕它再用来打冷枪，当然也有感情上的因素，越南又不想打仗，在领土谈判上就只好让步。中越之前在周恩来时代其实就已经有过一个边境协定，当时越南还吹嘘在一次领土交换中拿到了一个铁矿，占了便宜。最近的这次边境协定是因为战争而对边境作的调整。
北部湾的问题在于白龙尾岛，当年是为了给河内增加防空袭的空间，我们不便出面直接与美军对抗，就由周总理出面，把这个岛送给胡志明，在上面驻扎防空部队。中越交恶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海权意识的普及和加强，中国对于赠送行为有意反悔，于是成了又一个领土争端。前年中越关于北部湾的划分谈判结束，我没有看到条约文本，不过地图上将白龙尾岛周围专门划出一块，所以我估计北部湾被分成了三块，一块是中国专属经济区，一块是越南专属经济区，一块是白龙尾岛周围，大概算是共同开发区。我国对南海问题的公开主张是，主权搁置，共同开发，所以我对于条约在白龙尾岛上的处理是这么猜的。北部湾主要是渔获，矿产似乎没听说，大概也是能达成协议的一个原因。
西沙和南沙的主权，越方的主张在历史上的根据不如中方有力，但是基于实力原则，解放军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前又不想在南海打一仗，双方都只能采用拖字诀。南沙的问题其实有些像福克兰，虽然就在南海沿岸各国家门口，但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归属过这些国家。
江主席执政十三年，在边境问题上还是很有建树的，虽然江东六十四屯没有拿回来，但是黑瞎子岛还是要回来了。前阵子在中亚的边境协议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别人在建国前实际占领的，但没有签定边境协议正式割让的土地，能够在不打仗的情况下要回来一部分，是很不容易的。
从中越的领土争议说开去 （2）
中越的交恶，起因于越方主动与中方反目。那几位越南同志要评论中越交恶，请了解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再评论。有一本书《愤怒的胶林》，讲的是边境农场在战前深受越军之苦，以及农场民兵在支援作战中的一些情况。虽然是农垦系统汇编的战争宣传资料，不过里面的资料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建议越南同志读一下。我看越南同志对中国的抱怨大多都是指责解放军入侵越南，而中国对越南的抱怨则集中在战前的情况。
印支三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血统的渊源，一如中朝越蒙之间的关系。当年洪森叛逃越南，并且引狼入室，在我们今天知道了波尔布特当局的详细情况之后，是可以理解的。就洪森而言，可以理解，就越南而言，也可以理解其建立霸权的立场，洪森与越南当局是各取所需。但是不能谅解的是：一、当时的红色高棉是受中国支持的，所以侵柬是反华的一部分；二、越南主动投靠苏联，跟随苏联反华。中苏矛盾，主要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越南的选择，却不是出于是意识形态，纯粹是出于利益，并且越南的反华行为是付诸军事行动的。如果中苏交好，并且柬国是个香焦共和国，那么中国对越军侵柬的态度会完全不同吧。
至于波尔布特……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大概只能说他天真吧。取消货币，用肉体消灭阶级以直接达成单一无产阶级的社会，这听上去就象是没接触过社会的书生的主意。至于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杀人百万，以至于被称作恶魔……，经历过革命战争的人，以及有大历史观的人，都不会把人命放在眼里吧？中国在三千年实史中几次人口大起大落，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比人口更能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是事实。现在看来，波尔布特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中国对波的支持就变得非常尴尬。好在洪森是个务实的人，而中国与西哈努克的关系也一直很不错。
曾经有人指责中越战争没有被中宣部编入大事记的一九七九年。其实中越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或者说，它是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中越交恶之前，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以意识形态、民族血缘、文化传统、领导人的同志与朋友关系，等等，为基础的。这实际上就是以“义理”作为外交的基础，是中国几千年以“礼”为核心的天朝体制的沿顺。中苏交恶，也是如此，道不同不相为谋。由于越南的背叛，我们完全改变了外交政策的基础，转向了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交往方式。中越交恶与中苏交恶不同，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完全是因为越南当局出于利益上的选择，一面倒。中越交恶，证明了以“义理”为基础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外交政策的失败，而不得不接受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交往原则。
朝鲜在明亡后，仍然奉明正朔三百年，这是以“义理”为基础，以“礼”为核心的外交政策的成功的极致。建国后第一代领导人拒绝了西方帝国主义“利益至上”的思维方式，而是继承了“义理”的思维方式，处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这个社会而不能象日本那样彻底地脱亚入欧，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中越交恶的结果，则是我们自一八四○年以来，在外交上第一次完全地摆脱了义理的思维方式。
在新的原则指导下，我们外交的重点，不是看你主观上是否会反华，而是看你客观上有否能力反华。中国与南韩建交，并在南北朝鲜之前保持一种奇怪的平衡，就是新原则的体现。朝鲜拿不到太多的中国外援，其实是很有理由怨恨越南的。
在新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对邻国的影响力，不再是通过对政府官员的私交实现准代理人的控制，而是通过对邻国的经济文化渗透。这种影响力要比官员之前的私交稳固得多。使邻国与中国形成类似于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或者说，现代版的古中国与古朝鲜的关系。
这种影响力的形成，并不仅仅局限于越南这种经济较落后的国家，韩国这种经济更发达的国家也是。最近两个月不少人大呼韩流太甚，甚至于首都机场都有纯韩语的广告。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韩国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跌了一半而中国的销售则增加了四倍，也意味着它对中国的依赖，这就强迫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进行更多的交流。中国太大，而且文化底蕴太厚，使得经济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输出除了美国外都会形成双向的影响力而非中国与弱国在经济交往中形成的单向的影响力。我想，中央从来就没有担心过韩流，认为那不过是文化暴发户一时的嚣张而己。
新原则的第三个结果，就是中国进入全民言利的时代。自朱程以来一千年的义理时代至此划上了句号，中国人被禁锢一千年的欲望得到释放。而市场经济意味着一个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体系，自始皇帝以来两千三百年的集权体制也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不知道是越南的背叛促使邓小平开始考虑架构一个利益高于义理的社会，还是邓小平原本就有这种设想，越南的背叛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管怎么说，越南的背叛推动了，或者标志了中国开始千年未有的转变。
所以，我们要感谢越南，不然，我们今天还要勒紧裤腰带去支持朝鲜的饥民。
现在中越的领土争议双方大概都抱着逐片解决的方针。陆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两山原来好象是界山，不知是以分水岭为界还是以北边的山脚为界，所以一九七九年撤回来后在两山没有驻兵。两山往北就是平原，越南占了整座山后我们在地势上很不利，本来也无所谓，但越军以两山为基地整天朝境内打枪打炮我们就受不了，干脆就拿下来了。这次边境协定就把两山正式划过来了。
领土本来就是靠实力说话的，我们不愿意还给越南，怕它再用来打冷枪，当然也有感情上的因素，越南又不想打仗，在领土谈判上就只好让步。中越之前在周恩来时代其实就已经有过一个边境协定，当时越南还吹嘘在一次领土交换中拿到了一个铁矿，占了便宜。最近的这次边境协定是因为战争而对边境作的调整。
北部湾的问题在于白龙尾岛，当年是为了给河内增加防空袭的空间，我们不便出面直接与美军对抗，就由周总理出面，把这个岛送给胡志明，在上面驻扎防空部队。中越交恶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海权意识的普及和加强，中国对于赠送行为有意反悔，于是成了又一个领土争端。前年中越关于北部湾的划分谈判结束，我没有看到条约文本，不过地图上将白龙尾岛周围专门划出一块，所以我估计北部湾被分成了三块，一块是中国专属经济区，一块是越南专属经济区，一块是白龙尾岛周围，大概算是共同开发区。我国对南海问题的公开主张是，主权搁置，共同开发，所以我对于条约在白龙尾岛上的处理是这么猜的。北部湾主要是渔获，矿产似乎没听说，大概也是能达成协议的一个原因。
西沙和南沙的主权，越方的主张在历史上的根据不如中方有力，但是基于实力原则，解放军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前又不想在南海打一仗，双方都只能采用拖字诀。南沙的问题其实有些像福克兰，虽然就在南海沿岸各国家门口，但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归属过这些国家。
江主席执政十三年，在边境问题上还是很有建树的，虽然江东六十四屯没有拿回来，但是黑瞎子岛还是要回来了。前阵子在中亚的边境协议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别人在建国前实际占领的，但没有签定边境协议正式割让的土地，能够在不打仗的情况下要回来一部分，是很不容易的。
从中越的领土争议说开去 （2）
中越的交恶，起因于越方主动与中方反目。那几位越南同志要评论中越交恶，请了解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再评论。有一本书《愤怒的胶林》，讲的是边境农场在战前深受越军之苦，以及农场民兵在支援作战中的一些情况。虽然是农垦系统汇编的战争宣传资料，不过里面的资料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建议越南同志读一下。我看越南同志对中国的抱怨大多都是指责解放军入侵越南，而中国对越南的抱怨则集中在战前的情况。
印支三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血统的渊源，一如中朝越蒙之间的关系。当年洪森叛逃越南，并且引狼入室，在我们今天知道了波尔布特当局的详细情况之后，是可以理解的。就洪森而言，可以理解，就越南而言，也可以理解其建立霸权的立场，洪森与越南当局是各取所需。但是不能谅解的是：一、当时的红色高棉是受中国支持的，所以侵柬是反华的一部分；二、越南主动投靠苏联，跟随苏联反华。中苏矛盾，主要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越南的选择，却不是出于是意识形态，纯粹是出于利益，并且越南的反华行为是付诸军事行动的。如果中苏交好，并且柬国是个香焦共和国，那么中国对越军侵柬的态度会完全不同吧。
至于波尔布特……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大概只能说他天真吧。取消货币，用肉体消灭阶级以直接达成单一无产阶级的社会，这听上去就象是没接触过社会的书生的主意。至于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杀人百万，以至于被称作恶魔……，经历过革命战争的人，以及有大历史观的人，都不会把人命放在眼里吧？中国在三千年实史中几次人口大起大落，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比人口更能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是事实。现在看来，波尔布特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中国对波的支持就变得非常尴尬。好在洪森是个务实的人，而中国与西哈努克的关系也一直很不错。
曾经有人指责中越战争没有被中宣部编入大事记的一九七九年。其实中越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或者说，它是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中越交恶之前，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以意识形态、民族血缘、文化传统、领导人的同志与朋友关系，等等，为基础的。这实际上就是以“义理”作为外交的基础，是中国几千年以“礼”为核心的天朝体制的沿顺。中苏交恶，也是如此，道不同不相为谋。由于越南的背叛，我们完全改变了外交政策的基础，转向了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交往方式。中越交恶与中苏交恶不同，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完全是因为越南当局出于利益上的选择，一面倒。中越交恶，证明了以“义理”为基础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外交政策的失败，而不得不接受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交往原则。
朝鲜在明亡后，仍然奉明正朔三百年，这是以“义理”为基础，以“礼”为核心的外交政策的成功的极致。建国后第一代领导人拒绝了西方帝国主义“利益至上”的思维方式，而是继承了“义理”的思维方式，处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这个社会而不能象日本那样彻底地脱亚入欧，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中越交恶的结果，则是我们自一八四○年以来，在外交上第一次完全地摆脱了义理的思维方式。
在新的原则指导下，我们外交的重点，不是看你主观上是否会反华，而是看你客观上有否能力反华。中国与南韩建交，并在南北朝鲜之前保持一种奇怪的平衡，就是新原则的体现。朝鲜拿不到太多的中国外援，其实是很有理由怨恨越南的。
在新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对邻国的影响力，不再是通过对政府官员的私交实现准代理人的控制，而是通过对邻国的经济文化渗透。这种影响力要比官员之前的私交稳固得多。使邻国与中国形成类似于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或者说，现代版的古中国与古朝鲜的关系。
这种影响力的形成，并不仅仅局限于越南这种经济较落后的国家，韩国这种经济更发达的国家也是。最近两个月不少人大呼韩流太甚，甚至于首都机场都有纯韩语的广告。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韩国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跌了一半而中国的销售则增加了四倍，也意味着它对中国的依赖，这就强迫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进行更多的交流。中国太大，而且文化底蕴太厚，使得经济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输出除了美国外都会形成双向的影响力而非中国与弱国在经济交往中形成的单向的影响力。我想，中央从来就没有担心过韩流，认为那不过是文化暴发户一时的嚣张而己。
新原则的第三个结果，就是中国进入全民言利的时代。自朱程以来一千年的义理时代至此划上了句号，中国人被禁锢一千年的欲望得到释放。而市场经济意味着一个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体系，自始皇帝以来两千三百年的集权体制也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不知道是越南的背叛促使邓小平开始考虑架构一个利益高于义理的社会，还是邓小平原本就有这种设想，越南的背叛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管怎么说，越南的背叛推动了，或者标志了中国开始千年未有的转变。
所以，我们要感谢越南，不然，我们今天还要勒紧裤腰带去支持朝鲜的饥民。从中越的领土争议说开去 （1）
现在中越的领土争议双方大概都抱着逐片解决的方针。陆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两山原来好象是界山，不知是以分水岭为界还是以北边的山脚为界，所以一九七九年撤回来后在两山没有驻兵。两山往北就是平原，越南占了整座山后我们在地势上很不利，本来也无所谓，但越军以两山为基地整天朝境内打枪打炮我们就受不了，干脆就拿下来了。这次边境协定就把两山正式划过来了。
领土本来就是靠实力说话的，我们不愿意还给越南，怕它再用来打冷枪，当然也有感情上的因素，越南又不想打仗，在领土谈判上就只好让步。中越之前在周恩来时代其实就已经有过一个边境协定，当时越南还吹嘘在一次领土交换中拿到了一个铁矿，占了便宜。最近的这次边境协定是因为战争而对边境作的调整。
北部湾的问题在于白龙尾岛，当年是为了给河内增加防空袭的空间，我们不便出面直接与美军对抗，就由周总理出面，把这个岛送给胡志明，在上面驻扎防空部队。中越交恶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海权意识的普及和加强，中国对于赠送行为有意反悔，于是成了又一个领土争端。前年中越关于北部湾的划分谈判结束，我没有看到条约文本，不过地图上将白龙尾岛周围专门划出一块，所以我估计北部湾被分成了三块，一块是中国专属经济区，一块是越南专属经济区，一块是白龙尾岛周围，大概算是共同开发区。我国对南海问题的公开主张是，主权搁置，共同开发，所以我对于条约在白龙尾岛上的处理是这么猜的。北部湾主要是渔获，矿产似乎没听说，大概也是能达成协议的一个原因。
西沙和南沙的主权，越方的主张在历史上的根据不如中方有力，但是基于实力原则，解放军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前又不想在南海打一仗，双方都只能采用拖字诀。南沙的问题其实有些像福克兰，虽然就在南海沿岸各国家门口，但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归属过这些国家。
江主席执政十三年，在边境问题上还是很有建树的，虽然江东六十四屯没有拿回来，但是黑瞎子岛还是要回来了。前阵子在中亚的边境协议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别人在建国前实际占领的，但没有签定边境协议正式割让的土地，能够在不打仗的情况下要回来一部分，是很不容易的。
从中越的领土争议说开去 （2）
中越的交恶，起因于越方主动与中方反目。那几位越南同志要评论中越交恶，请了解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再评论。有一本书《愤怒的胶林》，讲的是边境农场在战前深受越军之苦，以及农场民兵在支援作战中的一些情况。虽然是农垦系统汇编的战争宣传资料，不过里面的资料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建议越南同志读一下。我看越南同志对中国的抱怨大多都是指责解放军入侵越南，而中国对越南的抱怨则集中在战前的情况。
印支三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血统的渊源，一如中朝越蒙之间的关系。当年洪森叛逃越南，并且引狼入室，在我们今天知道了波尔布特当局的详细情况之后，是可以理解的。就洪森而言，可以理解，就越南而言，也可以理解其建立霸权的立场，洪森与越南当局是各取所需。但是不能谅解的是：一、当时的红色高棉是受中国支持的，所以侵柬是反华的一部分；二、越南主动投靠苏联，跟随苏联反华。中苏矛盾，主要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越南的选择，却不是出于是意识形态，纯粹是出于利益，并且越南的反华行为是付诸军事行动的。如果中苏交好，并且柬国是个香焦共和国，那么中国对越军侵柬的态度会完全不同吧。
至于波尔布特……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大概只能说他天真吧。取消货币，用肉体消灭阶级以直接达成单一无产阶级的社会，这听上去就象是没接触过社会的书生的主意。至于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杀人百万，以至于被称作恶魔……，经历过革命战争的人，以及有大历史观的人，都不会把人命放在眼里吧？中国在三千年实史中几次人口大起大落，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比人口更能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是事实。现在看来，波尔布特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中国对波的支持就变得非常尴尬。好在洪森是个务实的人，而中国与西哈努克的关系也一直很不错。
曾经有人指责中越战争没有被中宣部编入大事记的一九七九年。其实中越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或者说，它是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中越交恶之前，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以意识形态、民族血缘、文化传统、领导人的同志与朋友关系，等等，为基础的。这实际上就是以“义理”作为外交的基础，是中国几千年以“礼”为核心的天朝体制的沿顺。中苏交恶，也是如此，道不同不相为谋。由于越南的背叛，我们完全改变了外交政策的基础，转向了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交往方式。中越交恶与中苏交恶不同，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完全是因为越南当局出于利益上的选择，一面倒。中越交恶，证明了以“义理”为基础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外交政策的失败，而不得不接受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交往原则。
朝鲜在明亡后，仍然奉明正朔三百年，这是以“义理”为基础，以“礼”为核心的外交政策的成功的极致。建国后第一代领导人拒绝了西方帝国主义“利益至上”的思维方式，而是继承了“义理”的思维方式，处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这个社会而不能象日本那样彻底地脱亚入欧，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中越交恶的结果，则是我们自一八四○年以来，在外交上第一次完全地摆脱了义理的思维方式。
在新的原则指导下，我们外交的重点，不是看你主观上是否会反华，而是看你客观上有否能力反华。中国与南韩建交，并在南北朝鲜之前保持一种奇怪的平衡，就是新原则的体现。朝鲜拿不到太多的中国外援，其实是很有理由怨恨越南的。
在新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对邻国的影响力，不再是通过对政府官员的私交实现准代理人的控制，而是通过对邻国的经济文化渗透。这种影响力要比官员之前的私交稳固得多。使邻国与中国形成类似于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或者说，现代版的古中国与古朝鲜的关系。
这种影响力的形成，并不仅仅局限于越南这种经济较落后的国家，韩国这种经济更发达的国家也是。最近两个月不少人大呼韩流太甚，甚至于首都机场都有纯韩语的广告。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韩国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跌了一半而中国的销售则增加了四倍，也意味着它对中国的依赖，这就强迫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进行更多的交流。中国太大，而且文化底蕴太厚，使得经济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输出除了美国外都会形成双向的影响力而非中国与弱国在经济交往中形成的单向的影响力。我想，中央从来就没有担心过韩流，认为那不过是文化暴发户一时的嚣张而己。
新原则的第三个结果，就是中国进入全民言利的时代。自朱程以来一千年的义理时代至此划上了句号，中国人被禁锢一千年的欲望得到释放。而市场经济意味着一个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体系，自始皇帝以来两千三百年的集权体制也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不知道是越南的背叛促使邓小平开始考虑架构一个利益高于义理的社会，还是邓小平原本就有这种设想，越南的背叛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管怎么说，越南的背叛推动了，或者标志了中国开始千年未有的转变。
所以，我们要感谢越南，不然，我们今天还要勒紧裤腰带去支持朝鲜的饥民。
从中越的领土争议说开去 （3）
中俄东线边境争议主要有四部分，这四部分依满清与沙俄的条约应该属中国，但是被沙俄及苏联强行占有。一是满洲里，大约一千多平方公里；二是江东六十四屯，大约三千六百平方公里，三是黑瞎子岛，大约一百多平方公里；四是图门江出海权，满清的条约中明载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共管区割让给沙俄后中国仍享有图门江出海权。面积数我是凭记忆的，也许有错。
一九九九年江主席与叶利钦签定“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算是为自苏联解体以来两国开始的边界谈判划上了句号。这个条约是密约，找不到一点公开的内容。“法轮功”分子对这个条约造谣说江主席早己丢掉了满清割让的土地，只能显示出“法轮功”分子的愚蠢。但是因为公众看不到内容，所以到底中国拿回来多少权益谁也不知道。
我是依据一些消息猜的：“法轮功”分子说条约仅限中国渔船使用图门江出海权，那就是说这个权益应该是部分地拿了回来。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时的《参考消息》报导说远东滨海省的地方领导人和驻军将领对于俄国政府在谈判中出让了几个岛给中国表示不满，并且提到了黑瞎子岛的位置紧邻伯力。我以此为据猜测这个岛被拿回来了。满洲里和六十四屯没有消息，所以我估计是放弃了。公开报导说这个条约已经完全解决了中俄边境争议，所以应该不存在“搁置”。
之所以是密约，我想是因为这个条约正式割让了满洲里以西部分和江东六十四屯，也算得上是一个“辱国条约”了。照这种因为对方长期占领，而且又不想打一仗拿回来的逻辑，西藏山南就会铁定被让出去了。
从中越的领土争议说开去 （4）
友谊关说“白龙尾岛及其周边水域历史上都是越南的传统水域”。白龙尾在历史上的归属，我没有看到过有关的文章。中法新约中的规定，对于白龙尾岛如何适用，我也不清楚。付波说的“一八八七年条约的勘定范围仅限于陆地边界及附近海岛，对于白龙尾岛的归属根本未曾约定”我也不能确定。如果谁手头有原始资料的，请贴上来。不过白龙尾岛倒是真的是“送”出去的，没有要任何回报，和那两亿美元的援助一样，换回来一个中山狼。
友谊关说“若是该岛属于中国，那你们的海岸线就划到了我国的南宁和太平两省的门口了，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这句话本身就不合理，他说了这句话，我反倒怀疑“都是越南的传统水域”的说法了。因为历史上中国的文字记载早于邻国许多年，造成中国人在南海各岛的活动的记载远远早于邻国。因此从“先占”出发，白龙尾岛只可能是中国的。至于中法新约中如何界定，那是后来的割让行为。中法之战虽胜犹败，也早已是近代史上的屈辱了，不是我们想否认就能否认的。最近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没有内容方面的报导，不过外交部的公开刊物里应该有，这个不是密约。
西沙和南沙，就在越、马、菲各国的家门口。以越马菲的主张，离我近的就是我的。而中国的主张则是先占，因为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在西沙和南沙的活动早有记载。当然越马菲也有提出先占的，但是说服力不强。其实现代国际准则就是，谁有能力占住不放就是谁的，现代国际秩序是没有正义可言的，所谓春秋无义战，唯力而已。对于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的主张就是离我近，而英国的主张则是先占，结果还是要打一仗。
友谊关说“但波尔布特当政后，以为有了强大北方国家的撑腰，立刻背信弃义，在党内清洗越南培养的干部，疯狂屠杀国内民众，并且大规模驱逐越南侨民，殴打在柬埔寨的越南机构人员……”
波尔布特的大屠杀是为了直接消灭有产阶级，在柬华人因为大多身处流通领域，所以人口大幅减少，只活下来五分之一。从百分比上来说，在柬华侨比在柬越侨死得更多。中国居然支持这种政府，是因为当时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民族利益为基础的，工人阶级无祖国。
柬埔寨对国内越南势力的清洗，主要是因为越南对柬有野心，柬心存疑虑。朝鲜对延安派的清洗也有些类似，不过当时中国对朝鲜没有野心，所以现在看来有些亏了。另外，把主语换成越南，宾语换成中国，更合适一些。越军“进入”柬埔寨时受到欢迎，这也很正常。德军“进入”苏联时，日军“进入”中国时，都有人去欢迎。如果明天日军或者美军“进入”中国，相信去欢迎的人一定不会少（此处“进入”特指日本首相的定义。）。
与支持波尔布特相类似的，是江主席对于印尼前总统的支持。我们知道，这位总统在六十年代受美国指使军事政变时，手上沾了三十万华人的血。在九十年代末他通过操纵选举继续留在总统位置上时，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中只有江主席给他发了贺电，连他原来的后台美国都不再支持他了。而在这次选举之前一年正好有一次全印尼反华高潮，数万华人被打砸抢杀奸。外电评论这份贺电说，两国命临类似的形势，江主席担心出现印尼那种以学生运动开始的社会大动荡，所以心有戚戚焉。
友谊关说“华侨在越南一直受到政策保护”，否认美军撤军后到中越战争前对在越华人的迫害，这是赤裸裸的谎言，完全无视历史事实。对此，我无话可说。“在东南亚国家，现在对华侨的政策，也没有几个国家能比得上越南”，这应该算是实话。不过我前面已经贴过了，越南的背叛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想要纠正越南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很难的。
中俄东线边境争议主要有四部分，这四部分依满清与沙俄的条约应该属中国，但是被沙俄及苏联强行占有。一是满洲里，大约一千多平方公里；二是江东六十四屯，大约三千六百平方公里，三是黑瞎子岛，大约一百多平方公里；四是图门江出海权，满清的条约中明载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共管区割让给沙俄后中国仍享有图门江出海权。面积数我是凭记忆的，也许有错。
一九九九年江主席与叶利钦签定“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算是为自苏联解体以来两国开始的边界谈判划上了句号。这个条约是密约，找不到一点公开的内容。“法轮功”分子对这个条约造谣说江主席早己丢掉了满清割让的土地，只能显示出“法轮功”分子的愚蠢。但是因为公众看不到内容，所以到底中国拿回来多少权益谁也不知道。
我是依据一些消息猜的：“法轮功”分子说条约仅限中国渔船使用图门江出海权，那就是说这个权益应该是部分地拿了回来。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时的《参考消息》报导说远东滨海省的地方领导人和驻军将领对于俄国政府在谈判中出让了几个岛给中国表示不满，并且提到了黑瞎子岛的位置紧邻伯力。我以此为据猜测这个岛被拿回来了。满洲里和六十四屯没有消息，所以我估计是放弃了。公开报导说这个条约已经完全解决了中俄边境争议，所以应该不存在“搁置”。
之所以是密约，我想是因为这个条约正式割让了满洲里以西部分和江东六十四屯，也算得上是一个“辱国条约”了。照这种因为对方长期占领，而且又不想打一仗拿回来的逻辑，西藏山南就会铁定被让出去了。
从中越的领土争议说开去 （4）
友谊关说“白龙尾岛及其周边水域历史上都是越南的传统水域”。白龙尾在历史上的归属，我没有看到过有关的文章。中法新约中的规定，对于白龙尾岛如何适用，我也不清楚。付波说的“一八八七年条约的勘定范围仅限于陆地边界及附近海岛，对于白龙尾岛的归属根本未曾约定”我也不能确定。如果谁手头有原始资料的，请贴上来。不过白龙尾岛倒是真的是“送”出去的，没有要任何回报，和那两亿美元的援助一样，换回来一个中山狼。
友谊关说“若是该岛属于中国，那你们的海岸线就划到了我国的南宁和太平两省的门口了，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这句话本身就不合理，他说了这句话，我反倒怀疑“都是越南的传统水域”的说法了。因为历史上中国的文字记载早于邻国许多年，造成中国人在南海各岛的活动的记载远远早于邻国。因此从“先占”出发，白龙尾岛只可能是中国的。至于中法新约中如何界定，那是后来的割让行为。中法之战虽胜犹败，也早已是近代史上的屈辱了，不是我们想否认就能否认的。最近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没有内容方面的报导，不过外交部的公开刊物里应该有，这个不是密约。
西沙和南沙，就在越、马、菲各国的家门口。以越马菲的主张，离我近的就是我的。而中国的主张则是先占，因为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在西沙和南沙的活动早有记载。当然越马菲也有提出先占的，但是说服力不强。其实现代国际准则就是，谁有能力占住不放就是谁的，现代国际秩序是没有正义可言的，所谓春秋无义战，唯力而已。对于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的主张就是离我近，而英国的主张则是先占，结果还是要打一仗。
友谊关说“但波尔布特当政后，以为有了强大北方国家的撑腰，立刻背信弃义，在党内清洗越南培养的干部，疯狂屠杀国内民众，并且大规模驱逐越南侨民，殴打在柬埔寨的越南机构人员……”
波尔布特的大屠杀是为了直接消灭有产阶级，在柬华人因为大多身处流通领域，所以人口大幅减少，只活下来五分之一。从百分比上来说，在柬华侨比在柬越侨死得更多。中国居然支持这种政府，是因为当时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民族利益为基础的，工人阶级无祖国。
柬埔寨对国内越南势力的清洗，主要是因为越南对柬有野心，柬心存疑虑。朝鲜对延安派的清洗也有些类似，不过当时中国对朝鲜没有野心，所以现在看来有些亏了。另外，把主语换成越南，宾语换成中国，更合适一些。越军“进入”柬埔寨时受到欢迎，这也很正常。德军“进入”苏联时，日军“进入”中国时，都有人去欢迎。如果明天日军或者美军“进入”中国，相信去欢迎的人一定不会少（此处“进入”特指日本首相的定义。）。
与支持波尔布特相类似的，是江主席对于印尼前总统的支持。我们知道，这位总统在六十年代受美国指使军事政变时，手上沾了三十万华人的血。在九十年代末他通过操纵选举继续留在总统位置上时，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中只有江主席给他发了贺电，连他原来的后台美国都不再支持他了。而在这次选举之前一年正好有一次全印尼反华高潮，数万华人被打砸抢杀奸。外电评论这份贺电说，两国命临类似的形势，江主席担心出现印尼那种以学生运动开始的社会大动荡，所以心有戚戚焉。
友谊关说“华侨在越南一直受到政策保护”，否认美军撤军后到中越战争前对在越华人的迫害，这是赤裸裸的谎言，完全无视历史事实。对此，我无话可说。“在东南亚国家，现在对华侨的政策，也没有几个国家能比得上越南”，这应该算是实话。不过我前面已经贴过了，越南的背叛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想要纠正越南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很难的。
<P>看语气楼主对那个什么布特，满理解的吗！！！</P><P>那楼主一定也很同情纳粹了？！</P>
很高兴中国的领导人开始把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而不像以前那样天真烂漫![em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