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坝工程决策及其实施的曲折历程

http://met.fzu.edu.cn/cai/ggzc/case/one%20gezhouba.htm

1970 年 12月30日，中国第一大江上的第一大坝——葛洲坝工程，举世罕见的仅仅依据一个规划性的文件，采取“边施工、边勘测、边设计”的“三边”方针，就轰轰烈烈、匆匆忙忙上马了。

时隔20多年后，原水畔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这段历史仍心有余悸：“1970年10月我到阿尔巴尼亚出访两个月。走前葛洲坝工程不要说完整的设计，连正式报告还没写呢，回来却已一炮开工了。记得我刚回到部里，连水电部军管会主任张文碧都对我说：‘钱正英，你什么事都别管了，赶快到葛洲坝去！简直是胡闹，他们已放炮动工了！’”

当时惟一敢于挺身而出，后冬又力挽狂澜、鼎力挽救了工程的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主任林一山对记者说：“我不是那种说中央错了，以证明自已正确的人。但葛洲坝工程一上马，我就知道它注定要失败！”

修建葛洲坝工程的构想，最初是作为三峡水利枢纽的配套工程提出的。195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科研人员完成了选择葛洲坝上游40公里处的三斗坪作为坝址，修建三峡水利枢纽的全部设计。考虑到三斗坪建坝后，三峡电站在枯水调峰运行时泄量的时多时少，会使下游河段内的水位忽高忽低、给航运带来不利，所以要修建葛洲坝反调节航运梯级，同时接住长江这40公里的水头发电。总工程师、中国水利大将林一山认为，先建三峡工程，或者至多两者同时建，三峡水库拦蓄了长江洪水和全部泥沙，葛洲坝工程不仅成本小，技术问题也简单多了。不上三峡工程而先建葛洲坝就违反了长江水利基建的程序。先于三峡建设的葛洲坝工程，将要独立地承担长江上游的全部洪水和泥沙，不仅不必要地增加资金成本，而且造成技术困难，这是万万行不通的。

    大坝施工近乎是闹剧式地进行的。中央文件原想由武汉军区、湖北革委会主持，并由国务院各个部委组成坚强的施工指挥部。但真正执行起来与中央指示不符合，工程指挥部全由武汉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等没有搞过水利的外行人员担任指挥部的各个主要领导职务。指挥部一律按团队建制，且团、连长都由军队干部担任（当时认为穿便衣的不能领导穿军装的）。施工队以新兵为主，原来的8000名技术老工人被解散，有的被分配去喂猪。施工不按基建规程办事。当时，“长办”的大多数高级工程师还被关押在“牛棚”，即使在施工现场，也大都有职无权。指挥部命令破除大体积混凝土搅拌夹冰（水泥的生化热需要发散）的制度，即“不准吃冰棒”，质量控制又不严（为了“一打三反”的方便，领导变来变去，且干部官僚主义严重，极少去现场），造成已浇铸的数万立方米的坝体到处是裂缝、蜂窝、狗洞；工地还发起“千人设计，万人审查”的运动，设计人员“奉命设计”，只绘图，不签名（有的说签了字是名利思想，有的因图纸是按领导干部意图画的，不愿签名），还要到一个个席棚去征求民工的意见，结果施工近一年，设计还没有定案。

葛洲坝工程除了施工混乱外，更主要的是几个关键性的重大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第一，长江从南津关出峡后，突然90度向南急转，原河宽由300米骤然展至2100米，河床由海平面以下40米陡然上升为海拔30米，呈现出泡水、漩涡、剪刀水等各种及其复杂的流态，同时长江每年要下泄５亿多吨泥沙，工程如何顺应河势，开出两条人工航道保证通航，又不被泥沙淤积？种种模型试验都失败了。第二，葛洲坝基础是建在粘土岩和砂岩夹层上的，含有粘土岩软弱夹层５４层，其中部分已经泥化，建坝后泥化夹层会不会恶化，造成坝体滑移？没有可靠的依据。第三，由于没有先建三峡工程拦截洪水，使原来设计只要抗１万到２万水头的葛洲坝，一下升至要独立抗１１万立方米砂的水头，大坝建筑物如何合理安置，以对洪水消能防冲，也没有成形的设计。

大坝工程采取“三边”方针带来了三大恶果：质量差（两年共浇铸混疑土１０．５２万立方米，不合格的炸掉了１．６２万立方米），进度慢，浪费大（设计还没搞出来，已花费人民币２亿６千万元）。葛洲坝工地的种种问题，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国务院。１９７２年４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送走锡兰总理班夫人，对钱正英说：“葛洲坝是我的一块心病。”同年１０月，又发生了长江干道碍航，交通部向中央写了报告。11月，国务院决定紧急召开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一连开了三次，都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关键时刻，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时觉察，抓住工程建设的要害问题重新决策，并成立了以林一山为首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姜员会，该委员会经过五天讨论，写出《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决定停工两年，重新    设计。

１９７３一１９８２年，几乎双目失明的林一山主持了１０次技术委员会会议，协调了一个像小“联合国”的９人８方的关系，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才使工程一步步走出低谷。在此期间，林一山和“长办”的得力千将和助手魏廷铮、张魁元、文伏波等完成了近乎天才的设计。挖掉葛洲坝以理顺河势；选定“两翼一体”的枢纽建筑物布置；筑两道超长防淤堤实现“静水通航，动水冲沙”；利用尾岩抗力固定坝体；采用大单宽流量泄水闸消能防冲；特别是据理力争取消了原设计大坝的５孔泄水闸，添置４台１２．５万千瓦发电机组，使葛洲坝装机容量由２２１．５万千瓦一跃为２７１．５万千瓦，增加发电能力５０万千瓦。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葛洲坝工地复工（此时已花费４亿元）。至１９８１年１月大江胜利截流，同年７月第一号机组终于并网发电。此后，到１９８８年底安装完全部机组，工程一直顺利进行。１９８９年岁尾国家作最后竣工验收，核定工程总投资为48.48亿元。总之，在走过一段曲折、艰难的历程之后，葛洲坝工程终于有了一个较圆满的结局。http://met.fzu.edu.cn/cai/ggzc/case/one%20gezhouba.htm

1970 年 12月30日，中国第一大江上的第一大坝——葛洲坝工程，举世罕见的仅仅依据一个规划性的文件，采取“边施工、边勘测、边设计”的“三边”方针，就轰轰烈烈、匆匆忙忙上马了。

时隔20多年后，原水畔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这段历史仍心有余悸：“1970年10月我到阿尔巴尼亚出访两个月。走前葛洲坝工程不要说完整的设计，连正式报告还没写呢，回来却已一炮开工了。记得我刚回到部里，连水电部军管会主任张文碧都对我说：‘钱正英，你什么事都别管了，赶快到葛洲坝去！简直是胡闹，他们已放炮动工了！’”

当时惟一敢于挺身而出，后冬又力挽狂澜、鼎力挽救了工程的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主任林一山对记者说：“我不是那种说中央错了，以证明自已正确的人。但葛洲坝工程一上马，我就知道它注定要失败！”

修建葛洲坝工程的构想，最初是作为三峡水利枢纽的配套工程提出的。195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科研人员完成了选择葛洲坝上游40公里处的三斗坪作为坝址，修建三峡水利枢纽的全部设计。考虑到三斗坪建坝后，三峡电站在枯水调峰运行时泄量的时多时少，会使下游河段内的水位忽高忽低、给航运带来不利，所以要修建葛洲坝反调节航运梯级，同时接住长江这40公里的水头发电。总工程师、中国水利大将林一山认为，先建三峡工程，或者至多两者同时建，三峡水库拦蓄了长江洪水和全部泥沙，葛洲坝工程不仅成本小，技术问题也简单多了。不上三峡工程而先建葛洲坝就违反了长江水利基建的程序。先于三峡建设的葛洲坝工程，将要独立地承担长江上游的全部洪水和泥沙，不仅不必要地增加资金成本，而且造成技术困难，这是万万行不通的。

    大坝施工近乎是闹剧式地进行的。中央文件原想由武汉军区、湖北革委会主持，并由国务院各个部委组成坚强的施工指挥部。但真正执行起来与中央指示不符合，工程指挥部全由武汉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等没有搞过水利的外行人员担任指挥部的各个主要领导职务。指挥部一律按团队建制，且团、连长都由军队干部担任（当时认为穿便衣的不能领导穿军装的）。施工队以新兵为主，原来的8000名技术老工人被解散，有的被分配去喂猪。施工不按基建规程办事。当时，“长办”的大多数高级工程师还被关押在“牛棚”，即使在施工现场，也大都有职无权。指挥部命令破除大体积混凝土搅拌夹冰（水泥的生化热需要发散）的制度，即“不准吃冰棒”，质量控制又不严（为了“一打三反”的方便，领导变来变去，且干部官僚主义严重，极少去现场），造成已浇铸的数万立方米的坝体到处是裂缝、蜂窝、狗洞；工地还发起“千人设计，万人审查”的运动，设计人员“奉命设计”，只绘图，不签名（有的说签了字是名利思想，有的因图纸是按领导干部意图画的，不愿签名），还要到一个个席棚去征求民工的意见，结果施工近一年，设计还没有定案。

葛洲坝工程除了施工混乱外，更主要的是几个关键性的重大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第一，长江从南津关出峡后，突然90度向南急转，原河宽由300米骤然展至2100米，河床由海平面以下40米陡然上升为海拔30米，呈现出泡水、漩涡、剪刀水等各种及其复杂的流态，同时长江每年要下泄５亿多吨泥沙，工程如何顺应河势，开出两条人工航道保证通航，又不被泥沙淤积？种种模型试验都失败了。第二，葛洲坝基础是建在粘土岩和砂岩夹层上的，含有粘土岩软弱夹层５４层，其中部分已经泥化，建坝后泥化夹层会不会恶化，造成坝体滑移？没有可靠的依据。第三，由于没有先建三峡工程拦截洪水，使原来设计只要抗１万到２万水头的葛洲坝，一下升至要独立抗１１万立方米砂的水头，大坝建筑物如何合理安置，以对洪水消能防冲，也没有成形的设计。

大坝工程采取“三边”方针带来了三大恶果：质量差（两年共浇铸混疑土１０．５２万立方米，不合格的炸掉了１．６２万立方米），进度慢，浪费大（设计还没搞出来，已花费人民币２亿６千万元）。葛洲坝工地的种种问题，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国务院。１９７２年４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送走锡兰总理班夫人，对钱正英说：“葛洲坝是我的一块心病。”同年１０月，又发生了长江干道碍航，交通部向中央写了报告。11月，国务院决定紧急召开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一连开了三次，都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关键时刻，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时觉察，抓住工程建设的要害问题重新决策，并成立了以林一山为首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姜员会，该委员会经过五天讨论，写出《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决定停工两年，重新    设计。

１９７３一１９８２年，几乎双目失明的林一山主持了１０次技术委员会会议，协调了一个像小“联合国”的９人８方的关系，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才使工程一步步走出低谷。在此期间，林一山和“长办”的得力千将和助手魏廷铮、张魁元、文伏波等完成了近乎天才的设计。挖掉葛洲坝以理顺河势；选定“两翼一体”的枢纽建筑物布置；筑两道超长防淤堤实现“静水通航，动水冲沙”；利用尾岩抗力固定坝体；采用大单宽流量泄水闸消能防冲；特别是据理力争取消了原设计大坝的５孔泄水闸，添置４台１２．５万千瓦发电机组，使葛洲坝装机容量由２２１．５万千瓦一跃为２７１．５万千瓦，增加发电能力５０万千瓦。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葛洲坝工地复工（此时已花费４亿元）。至１９８１年１月大江胜利截流，同年７月第一号机组终于并网发电。此后，到１９８８年底安装完全部机组，工程一直顺利进行。１９８９年岁尾国家作最后竣工验收，核定工程总投资为48.48亿元。总之，在走过一段曲折、艰难的历程之后，葛洲坝工程终于有了一个较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