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民国时期的制抵日货！今天的这只是毛毛雨啊！

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日货抵制运动。

　　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其时，各城市的中华国货维持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指挥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

　　据史料记载，1915年3月16日，上海商会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18日，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要求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到22日，上海抵制日货声浪日益高涨，福州路、南京路等处日人所设商店均一律闭门，暂停营业。捕房以“恐人众滋事”为由，加派探捕分头梭巡，“以资弹压”。与此同时，城厢内外街巷各处墙上以及电杆木桩上均贴有抵制日货传单。

　　上海商民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到月底，全国各地商人拒卖日货，人人用国货。不少学校规定，文具一律用国货。一些大城市的报纸，天天刊登“国货调查录”，鼓动人民选用国货。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出现了以反日爱国为题材的戏剧和歌曲。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进行鼓动。

　　对于这次运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认为，1915年的抵制日货，本身已经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如没有欧陆战争的及时“相救”，日本的经济将受到重创。美国人认为日本推出的“二十一条”是个亏本买卖，其从中国抵制日货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或许并不亚于从“二十一条”所得到的好处，更为严重的是，从1915年开始，抵制日货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日本在中国将自己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在里面挨饿。爱国者发出誓言：“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此举获得海外侨胞热烈响应，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400名华人，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燃货物。

　　“九·一八”之后的一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而且，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在天津，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当地的《庸报》报道说，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钮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钮扣的女大衣，宋则久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在坚决的抵制浪潮下，在华日资工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最大的对华实业投资在棉纺织产业，当时有43个日本工厂，其总投资额为1.49亿美元，而重要的华资工厂有81个，总投资额为1.3亿美元，日企占纺纱生产总额的38%、占织布生产总额的56%。“九·一八”之后，这些工厂相继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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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看了回帖，
是有好多人不理解抵制日货，有好多人反对日货、
更有人，你一提抵制日货，他就说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转移话题。

为什么要抵制日货，抵制是一种不选择，是一种放弃。
真正的自由是有权利、有资格去放弃！
任何人都不是任何物品的奴隶，
你有权根据你的情感去不选择任何东西。
而这，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精神的最大表现！这才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
任何一个中国人，在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都有权无条件地去不选择日货。因为你是个有情感的中国人。

对于有在用日货的人，
请注意，用了日货，就算了，千万不能成为其奴隶，
不要在不自不觉中，毫不理性地去维护它，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你去说他好，特别是日本的东西！
如果那样，会不自觉地、莫名其妙地、免费地成了汉奸预备队员。（这本身也是日本的阴谋！）
其实，你可以一边享受日本产品带来的效用，一边痛骂日货连同生产日货的日本人！
你不用做任何东西的奴隶！


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上海商民发起行动
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日货抵制运动。

　　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其时，各城市的中华国货维持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指挥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

　　据史料记载，1915年3月16日，上海商会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18日，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要求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到22日，上海抵制日货声浪日益高涨，福州路、南京路等处日人所设商店均一律闭门，暂停营业。捕房以“恐人众滋事”为由，加派探捕分头梭巡，“以资弹压”。与此同时，城厢内外街巷各处墙上以及电杆木桩上均贴有抵制日货传单。

　　上海商民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到月底，全国各地商人拒卖日货，人人用国货。不少学校规定，文具一律用国货。一些大城市的报纸，天天刊登“国货调查录”，鼓动人民选用国货。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出现了以反日爱国为题材的戏剧和歌曲。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进行鼓动。

　　对于这次运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认为，1915年的抵制日货，本身已经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如没有欧陆战争的及时“相救”，日本的经济将受到重创。美国人认为日本推出的“二十一条”是个亏本买卖，其从中国抵制日货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或许并不亚于从“二十一条”所得到的好处，更为严重的是，从1915年开始，抵制日货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日本在中国将自己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

民国抵制日货史 日企雇员不辞职遭殴打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在里面挨饿。爱国者发出誓言：“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此举获得海外侨胞热烈响应，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400名华人，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燃货物。

　　“九·一八”之后的一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而且，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在天津，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当地的《庸报》报道说，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钮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钮扣的女大衣，宋则久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在坚决的抵制浪潮下，在华日资工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最大的对华实业投资在棉纺织产业，当时有43个日本工厂，其总投资额为1.49亿美元，而重要的华资工厂有81个，总投资额为1.3亿美元，日企占纺纱生产总额的38%、占织布生产总额的56%。“九·一八”之后，这些工厂相继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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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看了回帖，
是有好多人不理解抵制日货，有好多人反对日货、
更有人，你一提抵制日货，他就说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转移话题。

为什么要抵制日货，抵制是一种不选择，是一种放弃。
真正的自由是有权利、有资格去放弃！
任何人都不是任何物品的奴隶，
你有权根据你的情感去不选择任何东西。
而这，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精神的最大表现！这才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
任何一个中国人，在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都有权无条件地去不选择日货。因为你是个有情感的中国人。

对于有在用日货的人，
请注意，用了日货，就算了，千万不能成为其奴隶，
不要在不自不觉中，毫不理性地去维护它，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你去说他好，特别是日本的东西！
如果那样，会不自觉地、莫名其妙地、免费地成了汉奸预备队员。（这本身也是日本的阴谋！）
其实，你可以一边享受日本产品带来的效用，一边痛骂日货连同生产日货的日本人！
你不用做任何东西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