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鹫得意的笑 得意的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53:49
不管你们谁打得赢
有仗 老大就赢了


中日关系与东亚共同体起伏

2012年09月11日06:01

石田護日本伊藤忠商事理事

  现在东亚正处于历史上的主权扩张期,各国都不适应"一国独大的经济格局"。毫无疑问,没有近邻各国的理解和同意,东亚共同体将得不到实现。

  2006年11月在天津的一次论坛上,我就“为什么日中需要货币合作”为题发了言。当时这篇论文能被刊登到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1-2月号上,是因为在研究所的核心领导层中有和我共鸣的经济学家们。到如今已过6年,由中日两国货币当局的共同努力,可以看到东盟“10+3”的东亚金融合作有着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其结果让我们可以看清通向以前被认为难以实现的东亚共同体的道路。在目前中日关系又逢低谷的背景下,考察这一历程的起伏是十分有意义的。

  中日金融合作协议的意义

  2005年12月,东盟“10+3”的首脑们表明了“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共同意愿”。但是东亚现状局势复杂,特别是从中日的相互不信任以及国民感情上来看,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近年来,东盟“10+3”正在推动从金融合作到东亚共同体的道路。2011年12月中日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金融合作协议,更加推动了其进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发展金融市场,改变主要由美元结算的中日贸易现状,促进人民币与日元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这将会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扩大日元在国际贸易中的所占比例。

  第二,加速东盟“10+3”正在推进的金融合作。实际上中日两国面对欧洲债务危机,为了确保东亚经济的安定,正在努力提高金融合作的力度。

  这次协议是由日本提案,中国接受,进而被实现的。协议达成前已事前告知了欧美货币当局。

  危机推动东亚金融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明指出,东亚金融合作具有“危机推动特性”。当重大危机迫使中日搁置政治与历史问题时,金融合作将会得到推动。东盟“10+3”首脑会议创起于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时。之后,“10+3”创设了紧急时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CMI(清迈协议),10年来不断扩大其资金规模、改善运营方法。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对东盟“10+3”的金融合作也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还构筑了合作体制,即将财长会议和财长代理会议以及小组会议制度化,并且设立了AMRO(“10+3”宏观经济研究所)。AMRO虽然也主持经济调查、讨论援助案件,但其基本上是以中日为中心的地区性政策对话的场所。

  上述金融合作的成绩,是两国货币当局在中日关系迂回曲折的时期也没有间断在实务领域合作的成果。参与此过程的日本财务省国际局地区合作科科长栗原义,在2011年曾指出“在东亚,不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发展阶段都存在巨大差距,东亚共同体的实现要花时间”,但是他感到达成一致的协议是可能的。过去的10年是CMI创建和组织化的时期,未来的10年将会是其被深化和走向成熟的时期。

  现在“10+3”又一次处于应该发挥“危机推动特性”的局面。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中尾武彦2012年3月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指出“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市场上出现了美元资金急速不足的现象。我们必须避免遭受只因美元不足而妨碍亚洲金融和贸易进而波及实体经济的现象。有必要谋求日元、人民币、韩元等亚洲货币的有效利用”。AMRO初代局长魏本华指出,“为实现欧洲的状况不会波及东南亚,应该始终彻底关注危机。”正在着手实现中日金融合作的两国货币当局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强化“亚洲金融安全网”。中日为了确保东亚经济安定,金融合作正朝向更高水平在不断发展。

  东亚经济需要稳定环境

  中国在2008年后面对出口下降采取紧急措施,财政拨出4万亿元来缓解危机。为缓解危机,转变发展结构是必不可少的,这需要将经济资源由出口制造业转移到内需产业的产业构造改革,为扩大消费而实行分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是中长期课题。值得庆幸的是,亚洲正处由中等收入阶层扩大推动内需扩大的时期。中国现在应该“谋求与其他亚洲各国一同发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012年4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语)。日本也在谋求从亚洲的成长中寻求本国成长之路。

  东亚结成一体实现发展,需要安定的金融环境。“10+3”构筑了为预防危机的信用提供框架,剩下的课题就是构筑实现汇率稳定的框架了。

  2005年,“10+3”峰会再次确认了“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共同意愿”,并达成了协议加速研究“更紧密的、有协调性的地区性汇率机制”,但是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行动。各国担心由于协调汇率政策而失去本国经济政策的自由。可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提出的“亚洲货币稳定和东亚经济共同体”,正说明了东亚货币合作和东亚共同体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日本见证了由于汇率不稳定而造成的国家产业空洞化。“10+3”迟早将不得不面对为实现东亚区域内汇率稳定而进行货币合作。

  从欧元危机中,我们意识到在亚洲实行单一货币未必是贤明的选择,但那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货币合作。中日两国应关注欧洲货币制度中的德国马克相对美元保持稳定走低的先例。

  主权扩张的威胁

  在东亚存在着多个经济合作框架。“10+3”峰会始于亚洲货币危机。“10+6”是日本主导的10+3+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的框架。2011年东盟邀请美俄,“10+8”诞生了。此外,美国出于经济和地缘的动机在推动TPP。各个框架的诞生背景决定了其特点。从东亚共同体需要为实现汇率稳定的货币合作的角度来看,东亚共同体应该是有着10年金融合作的实际功绩和合作体制的“10+3”,不是其他的合作框架。事实上,日本期待CMI能够成为以AMRO为常设机构的亚洲货币基金,“10+3”将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雏形。

  在欧洲,避免战争、建立和平的理念促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设立,由欧洲共同体发展到了欧洲联盟。在东亚,企业活动促进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货币当局也在努力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但不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理念还是安保政策等现状来看,还不具备将东亚共同体制度化的条件。

  问题在于东亚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吉林大学李晓教授指出,现在东亚正处于历史上的主权扩张期,各国都不适应“一国独大的经济格局”(李晓:《东亚货币合作为何遭遇挫折?》2010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主题演讲)。毫无疑问,没有近邻各国的理解和同意,东亚共同体将得不到实现。(王于苗译)
不管你们谁打得赢
有仗 老大就赢了


中日关系与东亚共同体起伏

2012年09月11日06:01

石田護日本伊藤忠商事理事

  现在东亚正处于历史上的主权扩张期,各国都不适应"一国独大的经济格局"。毫无疑问,没有近邻各国的理解和同意,东亚共同体将得不到实现。

  2006年11月在天津的一次论坛上,我就“为什么日中需要货币合作”为题发了言。当时这篇论文能被刊登到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1-2月号上,是因为在研究所的核心领导层中有和我共鸣的经济学家们。到如今已过6年,由中日两国货币当局的共同努力,可以看到东盟“10+3”的东亚金融合作有着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其结果让我们可以看清通向以前被认为难以实现的东亚共同体的道路。在目前中日关系又逢低谷的背景下,考察这一历程的起伏是十分有意义的。

  中日金融合作协议的意义

  2005年12月,东盟“10+3”的首脑们表明了“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共同意愿”。但是东亚现状局势复杂,特别是从中日的相互不信任以及国民感情上来看,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近年来,东盟“10+3”正在推动从金融合作到东亚共同体的道路。2011年12月中日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金融合作协议,更加推动了其进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发展金融市场,改变主要由美元结算的中日贸易现状,促进人民币与日元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这将会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扩大日元在国际贸易中的所占比例。

  第二,加速东盟“10+3”正在推进的金融合作。实际上中日两国面对欧洲债务危机,为了确保东亚经济的安定,正在努力提高金融合作的力度。

  这次协议是由日本提案,中国接受,进而被实现的。协议达成前已事前告知了欧美货币当局。

  危机推动东亚金融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明指出,东亚金融合作具有“危机推动特性”。当重大危机迫使中日搁置政治与历史问题时,金融合作将会得到推动。东盟“10+3”首脑会议创起于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时。之后,“10+3”创设了紧急时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CMI(清迈协议),10年来不断扩大其资金规模、改善运营方法。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对东盟“10+3”的金融合作也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还构筑了合作体制,即将财长会议和财长代理会议以及小组会议制度化,并且设立了AMRO(“10+3”宏观经济研究所)。AMRO虽然也主持经济调查、讨论援助案件,但其基本上是以中日为中心的地区性政策对话的场所。

  上述金融合作的成绩,是两国货币当局在中日关系迂回曲折的时期也没有间断在实务领域合作的成果。参与此过程的日本财务省国际局地区合作科科长栗原义,在2011年曾指出“在东亚,不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发展阶段都存在巨大差距,东亚共同体的实现要花时间”,但是他感到达成一致的协议是可能的。过去的10年是CMI创建和组织化的时期,未来的10年将会是其被深化和走向成熟的时期。

  现在“10+3”又一次处于应该发挥“危机推动特性”的局面。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中尾武彦2012年3月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指出“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市场上出现了美元资金急速不足的现象。我们必须避免遭受只因美元不足而妨碍亚洲金融和贸易进而波及实体经济的现象。有必要谋求日元、人民币、韩元等亚洲货币的有效利用”。AMRO初代局长魏本华指出,“为实现欧洲的状况不会波及东南亚,应该始终彻底关注危机。”正在着手实现中日金融合作的两国货币当局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强化“亚洲金融安全网”。中日为了确保东亚经济安定,金融合作正朝向更高水平在不断发展。

  东亚经济需要稳定环境

  中国在2008年后面对出口下降采取紧急措施,财政拨出4万亿元来缓解危机。为缓解危机,转变发展结构是必不可少的,这需要将经济资源由出口制造业转移到内需产业的产业构造改革,为扩大消费而实行分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是中长期课题。值得庆幸的是,亚洲正处由中等收入阶层扩大推动内需扩大的时期。中国现在应该“谋求与其他亚洲各国一同发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012年4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语)。日本也在谋求从亚洲的成长中寻求本国成长之路。

  东亚结成一体实现发展,需要安定的金融环境。“10+3”构筑了为预防危机的信用提供框架,剩下的课题就是构筑实现汇率稳定的框架了。

  2005年,“10+3”峰会再次确认了“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共同意愿”,并达成了协议加速研究“更紧密的、有协调性的地区性汇率机制”,但是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行动。各国担心由于协调汇率政策而失去本国经济政策的自由。可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提出的“亚洲货币稳定和东亚经济共同体”,正说明了东亚货币合作和东亚共同体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日本见证了由于汇率不稳定而造成的国家产业空洞化。“10+3”迟早将不得不面对为实现东亚区域内汇率稳定而进行货币合作。

  从欧元危机中,我们意识到在亚洲实行单一货币未必是贤明的选择,但那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货币合作。中日两国应关注欧洲货币制度中的德国马克相对美元保持稳定走低的先例。

  主权扩张的威胁

  在东亚存在着多个经济合作框架。“10+3”峰会始于亚洲货币危机。“10+6”是日本主导的10+3+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的框架。2011年东盟邀请美俄,“10+8”诞生了。此外,美国出于经济和地缘的动机在推动TPP。各个框架的诞生背景决定了其特点。从东亚共同体需要为实现汇率稳定的货币合作的角度来看,东亚共同体应该是有着10年金融合作的实际功绩和合作体制的“10+3”,不是其他的合作框架。事实上,日本期待CMI能够成为以AMRO为常设机构的亚洲货币基金,“10+3”将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雏形。

  在欧洲,避免战争、建立和平的理念促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设立,由欧洲共同体发展到了欧洲联盟。在东亚,企业活动促进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货币当局也在努力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但不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理念还是安保政策等现状来看,还不具备将东亚共同体制度化的条件。

  问题在于东亚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吉林大学李晓教授指出,现在东亚正处于历史上的主权扩张期,各国都不适应“一国独大的经济格局”(李晓:《东亚货币合作为何遭遇挫折?》2010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主题演讲)。毫无疑问,没有近邻各国的理解和同意,东亚共同体将得不到实现。(王于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