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谁能分析分析关于列宁“民族自决权”的批判？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1917年11月，十月革命爆发，俄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中，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第一次在世界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随即，俄共（布）解散了立宪会议，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走上了“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对于如此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作为国际共运史上少有的、极具艺术个性和人文关怀的德共著名领导人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这位始终认为“自由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的革命家，是如何看待这场革命，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的呢？
早在1918年，罗莎·卢森堡就俄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并形成了一部手稿，但未等这部手稿编辑出版，卢森堡就在1919年1月，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惨遭杀害。1922年，德共前领导人保尔·列维对手稿进行了整理，第一次出版了这部手稿，即《论俄国革命》。这是一部至今为止仍有争议的著作，它不仅是卢森堡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富于理论价值的著作之一。罗莎·卢森堡在这篇文章中，系统阐述了她对俄国革命和“列宁模式”的观点，其中的政治睿见和革命原则，至今仍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热情地赞扬了这次伟大的革命，认为“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早在1917年4月，她就在给玛尔塔·罗森鲍姆的信中，指出俄国的二月革命“必须，也必将成为解放全世界的楷模，它必须成为照亮整个欧洲的一座灯塔”。卢森堡驳斥了考茨基的所谓俄国革命是“德国人手中的德国刺刀的功劳”的谬论，认为俄国的革命是俄国社会和经济关系成熟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同时也驳斥了考茨基的所谓“俄国这个经济落后、农业为主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不成熟”的谬论，指出俄国革命是国际发展和土地问题的结果。着眼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卢森堡认为正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远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魄力，才能领导这样的革命；而考茨基的“不成熟”论，使得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否认这一革命的国际关联，因此欧洲的革命始终只能停留在开始阶段。卢森堡指出，“战争和俄国革命的过程不是证明俄国不成熟，而是证明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卢森堡还从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革命的角度，对这场革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而且这一试验是在可以想象出来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正是在这样的立场，卢森堡认为必须使各国社会主义者作为国际无产阶级为俄国革命的命运承担起特殊责任，因为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团结一致的国际行动，“个别国家和无产阶级哪怕具有伟大的才能和作出最崇高的牺牲，也不可避免要陷入一片混乱的矛盾和失误。”
但是，当时的欧洲，特别是在工人运动走在最前面的德国党，在考茨基的“不成熟论”和“超帝国主义论”的影响下，没有能够承担起这一重任。因此，卢森堡把批判分析俄国革命的进程和“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作为教育德国无产阶级投入到革命斗争中的必要手段。她指出，“把俄国革命放在它的全部历史关系中进行批判的探讨，就是最好地训练德国的国际的工人去完成目前形势向他们提出的任务。”
俄国的二月革命爆发后，共产党人与自由资产阶级组成了一个反对专制主义的严密阵营，但围绕着实现和平和土地问题，这个阵营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卢森堡认为，布尔什维克最大的功绩，就是在这样的尖锐斗争中，冲破了以考茨基、孟什维克为代表的“不成熟论”的束缚，并在自己处于少数的不利形势下，提出全部权力归工农苏维埃的口号，从而把革命推向前进。卢森堡指出，“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只有那个有勇气提出向前推进的口号并把它贯彻到底的党才能掌握领导并且夺得政权”，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十月革命“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卢森堡以不争的事实告诫受考茨基蒙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通过多数实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策略达到多数”，给了那些迷信资本主义普选制、议会合法斗争的所谓“理论权威”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对于“列宁模式”，卢森堡着重批判了其中的三个政策，首先是土地政策。为了使农民依附于革命政府，布尔什维克放弃了革命前提出的“土地国有”的政策，而采取由农民立即直接夺取和分配土地的措施。卢森堡认为这一措施有利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府，但在经济上几乎同社会主义经营毫无共同之处。卢森堡认为，“大地产和中等地产的国有化，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这是任何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观点，没有它们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是，布尔什维克却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即分散化和私有制。在卢森堡看来，“它不仅不是社会主义措施，而且切断了通向这种措施的道路，它为按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土地关系创造了一大堆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一政策加剧了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从而激化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对已经属于农民私产的土地实行国有化，势必造成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总之，列宁着重先私有、后国有的土地政策，“给农村的社会主义制造了一个新的强大的敌对的人民阶层，他们的抵抗比贵族大地主的抵抗危险得多，顽强得多”。
卢森堡批判的第二个政策，是“民族自决权”。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对于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基本自由的全部设施……明显地采取十分冷漠的蔑视态度，却把民族自决权当成民主主义政策的珍宝”感到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她认为，“民族自决权”是“空洞的小资产阶级废话和胡说”，其背后隐藏着俄国的国家分裂。
类似于革命初期对农民采取直接夺取土地的政策，从而使其支持革命运动。列宁实行“民族自决权”的初衷，是希望长期受俄罗斯民族统治和压迫的其他民族，支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事业。但卢森堡认为，列宁的这个打算同土地政策一样都落了空。列宁的这一政策“给一切边疆国家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最漂亮的借口，简直就是为他们的反革命意图提供了旗帜”，是“把刀子送到自己的敌人手里，好让他们用它来扎进俄国革命的心脏”。在阶级社会的残酷现实中，尤其是矛盾尖锐化的时期，“民族自决权”成了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一个手段。于是，现实的发展向着列宁想象的反方向发展。芬兰、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等边疆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一个接一个地利用刚刚被赠予的“自决权”，与俄国革命的死敌——德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因为自己的民族政策，在与随后的反革命叛乱斗争中吃了大亏。
卢森堡批判的第三个政策，也是最主要的政策，就是“取消一切民主制”和“列宁模式”下的选举权。卢森堡认为，解散立宪会议事件是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转折点。在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看来，任何由普遍的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在一切革命期间都是无效的。为了消除旧民主机构的局限性和缺陷，列宁采取了“取消一切民主制”的极端政策。卢森堡认为，这一政策比旧民主制度本身还要坏，“因为它堵塞了惟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卢森堡指出，“列宁模式”尽管与考茨基的理论截然不同，但他们的错误恰恰都在于把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只不过一个要专政，一个要民主，二者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
苏维埃政府在“取消一切民主制”的基础上所规定的选举权，在卢森堡看来同样是不可接受的。苏维埃政府首先规定只有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才能享有选举权。卢森堡认为，在俄国的现时经济条件下，这一过左的规定排除的不仅是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更多的则是客观上没有任何可能在经济结构中以任何方式使用自己劳动力的广大阶层，当然包括工人阶级本身。因此卢森堡对这种把劳动义务当作经济前提的政治选举权感到完全无法理解，认为这是“一种缺乏生命力的临时凑合的做法”。卢森堡指出，由于取消了出版自由、结社和集合的权利，“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
卢森堡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列宁将资产阶级专政颠倒过来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某种有限的程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
卢森堡认为，“列宁模式”的民主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纯粹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卢森堡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小集团统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
在这位国际共运史上最具民主思想和深厚人道主义情怀的革命家看来，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腐化就不可避免。卢森堡告诫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且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应当指出，罗莎·卢森堡对于俄国革命和“列宁模式”的批判，其立场与观点与卡尔·考茨基有着本质的区别。卢森堡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是善意的，是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毫无保留地指出这一伟大的尝试中出现的失误，以使其纠正自己的航向，并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创造光辉的楷模。
出于这样的立场，卢森堡尽管对“列宁模式”的某些政策提出了质疑，但仍旧充分肯定和赞扬了这一伟大的革命，认为“他们通过自己坚决的革命态度，模范的行动毅力，不可动摇的忠诚，确实为国际社会主义充分作了他们在如此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其历史的功绩在于“他们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夺取了政权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实践问题。他们在全世界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大大向前推进了”。卢森堡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尝试中的问题，“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得到解决”。正因如此，罗莎·卢森堡饱含信心地指出，“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1917年11月，十月革命爆发，俄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中，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第一次在世界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随即，俄共（布）解散了立宪会议，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走上了“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对于如此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作为国际共运史上少有的、极具艺术个性和人文关怀的德共著名领导人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这位始终认为“自由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的革命家，是如何看待这场革命，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的呢？
早在1918年，罗莎·卢森堡就俄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并形成了一部手稿，但未等这部手稿编辑出版，卢森堡就在1919年1月，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惨遭杀害。1922年，德共前领导人保尔·列维对手稿进行了整理，第一次出版了这部手稿，即《论俄国革命》。这是一部至今为止仍有争议的著作，它不仅是卢森堡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富于理论价值的著作之一。罗莎·卢森堡在这篇文章中，系统阐述了她对俄国革命和“列宁模式”的观点，其中的政治睿见和革命原则，至今仍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热情地赞扬了这次伟大的革命，认为“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早在1917年4月，她就在给玛尔塔·罗森鲍姆的信中，指出俄国的二月革命“必须，也必将成为解放全世界的楷模，它必须成为照亮整个欧洲的一座灯塔”。卢森堡驳斥了考茨基的所谓俄国革命是“德国人手中的德国刺刀的功劳”的谬论，认为俄国的革命是俄国社会和经济关系成熟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同时也驳斥了考茨基的所谓“俄国这个经济落后、农业为主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不成熟”的谬论，指出俄国革命是国际发展和土地问题的结果。着眼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卢森堡认为正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远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魄力，才能领导这样的革命；而考茨基的“不成熟”论，使得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否认这一革命的国际关联，因此欧洲的革命始终只能停留在开始阶段。卢森堡指出，“战争和俄国革命的过程不是证明俄国不成熟，而是证明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卢森堡还从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革命的角度，对这场革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而且这一试验是在可以想象出来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正是在这样的立场，卢森堡认为必须使各国社会主义者作为国际无产阶级为俄国革命的命运承担起特殊责任，因为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团结一致的国际行动，“个别国家和无产阶级哪怕具有伟大的才能和作出最崇高的牺牲，也不可避免要陷入一片混乱的矛盾和失误。”
但是，当时的欧洲，特别是在工人运动走在最前面的德国党，在考茨基的“不成熟论”和“超帝国主义论”的影响下，没有能够承担起这一重任。因此，卢森堡把批判分析俄国革命的进程和“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作为教育德国无产阶级投入到革命斗争中的必要手段。她指出，“把俄国革命放在它的全部历史关系中进行批判的探讨，就是最好地训练德国的国际的工人去完成目前形势向他们提出的任务。”
俄国的二月革命爆发后，共产党人与自由资产阶级组成了一个反对专制主义的严密阵营，但围绕着实现和平和土地问题，这个阵营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卢森堡认为，布尔什维克最大的功绩，就是在这样的尖锐斗争中，冲破了以考茨基、孟什维克为代表的“不成熟论”的束缚，并在自己处于少数的不利形势下，提出全部权力归工农苏维埃的口号，从而把革命推向前进。卢森堡指出，“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只有那个有勇气提出向前推进的口号并把它贯彻到底的党才能掌握领导并且夺得政权”，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十月革命“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卢森堡以不争的事实告诫受考茨基蒙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通过多数实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策略达到多数”，给了那些迷信资本主义普选制、议会合法斗争的所谓“理论权威”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对于“列宁模式”，卢森堡着重批判了其中的三个政策，首先是土地政策。为了使农民依附于革命政府，布尔什维克放弃了革命前提出的“土地国有”的政策，而采取由农民立即直接夺取和分配土地的措施。卢森堡认为这一措施有利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府，但在经济上几乎同社会主义经营毫无共同之处。卢森堡认为，“大地产和中等地产的国有化，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这是任何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观点，没有它们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是，布尔什维克却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即分散化和私有制。在卢森堡看来，“它不仅不是社会主义措施，而且切断了通向这种措施的道路，它为按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土地关系创造了一大堆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一政策加剧了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从而激化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对已经属于农民私产的土地实行国有化，势必造成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总之，列宁着重先私有、后国有的土地政策，“给农村的社会主义制造了一个新的强大的敌对的人民阶层，他们的抵抗比贵族大地主的抵抗危险得多，顽强得多”。
卢森堡批判的第二个政策，是“民族自决权”。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对于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基本自由的全部设施……明显地采取十分冷漠的蔑视态度，却把民族自决权当成民主主义政策的珍宝”感到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她认为，“民族自决权”是“空洞的小资产阶级废话和胡说”，其背后隐藏着俄国的国家分裂。
类似于革命初期对农民采取直接夺取土地的政策，从而使其支持革命运动。列宁实行“民族自决权”的初衷，是希望长期受俄罗斯民族统治和压迫的其他民族，支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事业。但卢森堡认为，列宁的这个打算同土地政策一样都落了空。列宁的这一政策“给一切边疆国家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最漂亮的借口，简直就是为他们的反革命意图提供了旗帜”，是“把刀子送到自己的敌人手里，好让他们用它来扎进俄国革命的心脏”。在阶级社会的残酷现实中，尤其是矛盾尖锐化的时期，“民族自决权”成了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一个手段。于是，现实的发展向着列宁想象的反方向发展。芬兰、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等边疆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一个接一个地利用刚刚被赠予的“自决权”，与俄国革命的死敌——德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因为自己的民族政策，在与随后的反革命叛乱斗争中吃了大亏。
卢森堡批判的第三个政策，也是最主要的政策，就是“取消一切民主制”和“列宁模式”下的选举权。卢森堡认为，解散立宪会议事件是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转折点。在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看来，任何由普遍的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在一切革命期间都是无效的。为了消除旧民主机构的局限性和缺陷，列宁采取了“取消一切民主制”的极端政策。卢森堡认为，这一政策比旧民主制度本身还要坏，“因为它堵塞了惟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卢森堡指出，“列宁模式”尽管与考茨基的理论截然不同，但他们的错误恰恰都在于把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只不过一个要专政，一个要民主，二者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
苏维埃政府在“取消一切民主制”的基础上所规定的选举权，在卢森堡看来同样是不可接受的。苏维埃政府首先规定只有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才能享有选举权。卢森堡认为，在俄国的现时经济条件下，这一过左的规定排除的不仅是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更多的则是客观上没有任何可能在经济结构中以任何方式使用自己劳动力的广大阶层，当然包括工人阶级本身。因此卢森堡对这种把劳动义务当作经济前提的政治选举权感到完全无法理解，认为这是“一种缺乏生命力的临时凑合的做法”。卢森堡指出，由于取消了出版自由、结社和集合的权利，“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
卢森堡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列宁将资产阶级专政颠倒过来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某种有限的程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
卢森堡认为，“列宁模式”的民主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纯粹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卢森堡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小集团统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
在这位国际共运史上最具民主思想和深厚人道主义情怀的革命家看来，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腐化就不可避免。卢森堡告诫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且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应当指出，罗莎·卢森堡对于俄国革命和“列宁模式”的批判，其立场与观点与卡尔·考茨基有着本质的区别。卢森堡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是善意的，是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毫无保留地指出这一伟大的尝试中出现的失误，以使其纠正自己的航向，并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创造光辉的楷模。
出于这样的立场，卢森堡尽管对“列宁模式”的某些政策提出了质疑，但仍旧充分肯定和赞扬了这一伟大的革命，认为“他们通过自己坚决的革命态度，模范的行动毅力，不可动摇的忠诚，确实为国际社会主义充分作了他们在如此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其历史的功绩在于“他们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夺取了政权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实践问题。他们在全世界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大大向前推进了”。卢森堡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尝试中的问题，“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得到解决”。正因如此，罗莎·卢森堡饱含信心地指出，“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