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进北京后，随后赶来的澳大利亚。（转载）

10月10日，新南威尔士部队开赴北京，接替即将返回香港的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兵。 他们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帆船，载着行李，以及为北京的联军部队携带的3万件军毯，沿北河的纤道由一大群中国苦力们拉纤前进。上尉斯班（Spain）带了相机、海军候补少尉摩宁（Midshipman Murnin）则为此次行动记录了详细日记，令后人得以回顾京津之行动。 两天后，他们到达杨村，遇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哨所。这是澳大利亚军队第一次在战地遇到美国兵，澳大利亚人从美国兵手里买到不少好东西，很多价格甚至比悉尼市场还便宜，这令大家喜出望外，也对美军的丰富供应感慨万千。 途中，他们还遇到一个掉队的意大利士兵，他刚被中国人抢走了步枪。随同新南威尔士部队一起赴北京的四个孟加拉枪兵，立即追入高高的青纱帐，几经搜索，抓住了抢枪的中国人。澳军军官对中国人的处罚，是命令他们帮助扛着马克沁机枪的沉重架子，几小时后就释放了他们。 摩宁在日记中说，星期天宿营后，百感无聊，就闯到村庄里去收寻古董，可除了供奉着神像的庙宇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后从一些人家的墙上摘了些书画当作战利品。 经过十天行军，新南威尔士部队到达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英国使馆。部队被分为三部分：一名军官及五十名士兵驻守使馆负责警卫，三名军官和六十名士兵被派到喇嘛庙警卫，其他的人则在庄王府建立司令部。 离开澳大利亚以来，他们第一次可以在屋子内住宿了。 喇嘛庙的澳军指挥所，与一间丝绸库房很近，一天，指挥所与库房之间的一所民宅被人纵火焚烧。澳军抓住了纵火的中国人，却正是被烧房子的主人，翻译官证实说那是个著名的义和团成员。这位勇敢的义和团员，事先将家小送走，然后焚烧自己的房子，希望能火攻澳军。次日早晨，五名澳大利亚士兵组成了行刑队，对这名义和团执行了枪决。这是新南威尔士部队在中国的第一次处决。 新南威尔士部队在北京参加了多次对义和团成员的枪决行刑，瓦德西到任后，为了威吓中国人，命令对捕获的义和团一律采用斩首方式处决。澳大利亚军队觉得这太不人道，从此就不再出任行刑任务。
　　洗劫的狂欢
　　《悉尼先驱晨报》曾刊登了新南威尔士部队的一名士兵发自北京的来信，描写了中国首都的悲惨生活直如人间地狱，大街上成千的野狗像狼一样地在啃咬着中国人的发臭的尸体，而夜晚则枪声不断。 在北京的各国军队，普遍纪律很坏，抢劫几乎受到了所有国家的军官们的默许，正如西方史学家所说，当时列强军人在北京， “强奸成了一种消遣，屠杀则成了一种娱乐”。 澳大利亚军队曾经奉命袭击了一所据说是义和团首领所拥有的大宅，宅内的家具被搬到英军司令部使用，剩下的东西被洗劫一空，珍贵的皮毛、丝绸和瓷器等不久被拍卖，所得约三百五十墨西哥元，被众人瓜分。但在瓜分后，上级却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物归原主，原来，他们因情报错误，误攻了目标住宅的邻居。 澳大利亚军队也参与了对中国人的掠夺行动。 一次，驻守喇嘛庙的澳军得到中国线人报告说，说在北京北面二十英里的长辛庄，义和团埋藏了大量财宝，估计值二十万两白银。英军负责战利品管理的图鲁奇（Tulloch）上校，十分兴奋，立即带了二十五名俾路支士兵（西南亚人）及转达情报的澳大利亚军官布莱克（Bertie Black）前往征讨清剿。 到达目的后，他们开始挖地三尺，那位中国线人则表示自己可以到下个镇子高丽营去确认是否还有更多的财宝，结果，这个华人在高丽营被愤怒的同胞所杀。 在长辛庄一无所获的图鲁奇上校，立即带他的人马杀奔高丽营，遭到了冷枪的射击。他们遂将当地的头人和最富裕的典当行老板抓来，以英军遭到攻击为理由，要求交出三万五千两白银的“罚款”，否则夷平整个镇子，并将此两人抓为人质。 当高丽营开始筹款时，图鲁奇上校听说有大群义和团赶来集结，就调集了更多的士兵对高丽营进行了攻击，杀死了四十多人，半个镇子被摧毁。 消息传回北京，英军司令加斯利将军大为震惊，命令图鲁奇上校立即返京。英军撤退得十分匆忙，连大多数赎金都来不及带走。加斯利下令严禁此类行动，除非有确切证据表明那些地方有敌对行为。 但1901年元旦后，加斯利将军却亲自下令对高丽营进行了又一次讨伐，以收缴上次索要的赎金。 这支“讨债军”在大雪中艰难跋涉到目的地后，却发现镇子里的居民早就跑光了。联军只好捣毁了镇上的佛庙泄愤。澳大利亚随军记者韦尼写道，这种肮脏的“军事行动”，其唯一目的就是摧毁和劫掠，镇压义和团无非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这令“渴望一个值得的、对等的战斗”的澳大利亚军队日渐不满，他们开始想家。 1900-1901年的华北，就这样被打着各种借口的人所劫掠着，先是义和团，而后是官军，再就是各国联军。《悉尼先驱晨报》曾直接引用美国报刊的话：“进军北京就是一次洗劫的狂欢。”显然，迟到的澳大利亚军队不仅错过了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也错过了洗劫的最佳时机。
　　建设新北京
　　新南威尔士部队在北京还承担了大量警察功能。他们曾试图禁止中国人聚赌，并且多次冲击赌场，抓了一些赌徒，但最后不得不承受收效甚微。在卫生防疫方面，他们组织中国人清扫大街，对乱扔垃圾者处以鞭打五十的重罚。 被枯燥的警察工作困扰着的澳大利亚兵，因没有足够的啤酒，便开始学着喝中国的烧酒。几杯烧酒一下肚，澳大利亚兵“就疯狂”了，事故不断，最后，英军明令禁止饮用烧酒，并警告中国人胆敢再卖烧酒给澳大利亚士兵就将被鞭打。 担负治安责任的澳大利亚军队，还任命了几名军官出任法官，专门处理中国人之间的纠纷。有一次，一位中国基督徒前来状告另一位中国人利用权势欺诈他，后者曾是李鸿章的仆人。但李鸿章仆人却反控这位基督徒利用外国势力敲诈他。澳大利亚军官认为两边都很明显地在撒谎，最后下令各打五十鞭。 在随军记者韦尼发回给《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解释道，鞭打李鸿章的仆人，是要让他知道，他的主人现在保护不了他；而鞭打基督徒，则是要告诫他不可滥用信仰牟取私利。 李鸿章的仆人被打后，居然给澳大利亚军官磕了三个响头，他原以为落到洋人手里，可能会被处决了。
　　进攻保定府
　　留在天津的维多利亚部队，参加了1900年10月对保定府的战斗。这次行动从10月12日开始，共用了二十五天。据澳大利亚军队的战时记录，因乡村基本被破坏，行军异常艰难，给养供应不上。当地一头奶牛误闯澳军行军行列，给维多利亚部队送来久违了的牛肉大餐。 军粮供给相当困难，澳大利亚军队每人每天只能配给两只玉米面饼，这一困境到10月20日才得到缓解。当天他们到达十八洲，从一所民宅中找到大量的小鸡和鸡蛋。这房屋的主人早将家小送到安全地带躲藏，自己则为澳大利亚军队忙前忙后生火张罗，搬运柴禾。伯徒托还注意到，房屋主人将孩子们的衣服悄悄藏起来，担心澳军可能会对孩子们不利。 10月21日，联军到达保定，但中国守军已经投降。维多利亚部队负责看管那些据说是对虐杀传教士和西方商人需承担责任的“罪犯”，这些人被移交给德军处决。德军命令囚犯们自己挖好坟墓，然后排成一行枪决，尸体就滚入自己挖的坟墓，然后掩埋，其杀人工作的严谨和细致令澳军惊叹。 征伐保定府，其实在军事上毫无必要，而是针对中国平民的残酷报复。德国人因其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官兵杀戮，而推动发起了这一报复行动。 从出发之日到11月7日回到天津，维多利亚部队 “一路上根本没有见到敌人，更不要说与敌人作战，所见无非都是洗劫、纵火和处决”。 跟随澳军行动的奇亚夫上尉，事后不仅指责德国人没有根据计划准备好交通工具，也指责法国人故意给澳大利亚人分配了最漫长艰难的一条线路（行动由法国将军统一指挥），以助法国军队夺得头筹，这与北塘战役中俄国人故意不提供火车以便自己抢功是一致的。当《悉尼先驱晨报》的记者问奇亚夫，为什么联军之间的合作会这么差，他认为惟有“我们不列颠人(the British)”遵守规则的，其它国家却都各行其是。
　　英俄险爆战争
　　征伐保定府之后，维多利亚部队的住宿大为改善，终于可以从帐篷搬到屋子里住，以度过难耐的冬天。 伯徒托在11月14日执行了一次护送中国基督徒的艰巨任务。他和另一位澳大利亚士兵每人携带三百发子弹，在一个向导和一个翻译的陪同下出发。途中又有两名日本士兵参加进来。这六名不同肤色的人，晚上就挤在一个房间里休息，这令伯徒托感慨很多。次日傍晚他们找到了那些即将被义和团围困的中国基督徒，将五十五名妇女儿童、四名商人、两名中国官员送到天津。那些脱离了危险的中国人对他们千恩万谢。 维多利亚部队参与的最重要的行动，是对抗俄国军队。1901年，在联军占领的天津，英军根据工程师金达的建议，准备在京津唐铁路边建了一条岔路，受到俄国人的阻挠。俄国人说岔路所经过的土地是给他们的新租界，英国人则坚决不认可。双方越闹越僵，剑拔弩张。维多利亚部队受命前往增援，新南威尔士部队也从北京紧急抽调了六十人赶往天津。与俄军布下的六千人马相比，英军只有一千九百人，明显处于弱势。英国从香港紧急调派大量援军，精锐的皇家威尔士燧枪兵再度被征召到华北。经过多方外交斡旋，英俄之间总算避免了一场武装冲突。 作为联军占领地区的警察，维多利亚部队必须经常面对纪律败坏的各国军队。曾经有一次与法国军队发生摩擦，法军居然上起刺刀进行攻击，导致澳大利亚士兵多人受伤。
　　南澳军舰
　　与新南威尔士部队、维多利亚部队不同，南澳殖民地所派遣的护卫者号军舰，到达香港后正式编入英国皇家海军，并将南澳殖民地海军的蓝色军旗换成了皇家海军的白色军旗，由英国海军派人出任舰长，原先的舰长则成了幕僚长。护卫者号军舰先后被赋予了攻击山海关和秦皇岛的任务，但都因故被取消，他们更多地承担了人员和给养的运送和护航任务，平静地度过了中国岁月。 11月2日英国海军命令护卫者号返回澳大利亚，其在由华北往香港的途中却遭遇了大台风。11月24日，该舰队在香港从皇家海军中正式退役，回归澳大利亚海军建制，返航南澳。12月18日他们到达悉尼，并在此一直呆到新年之后，参加了1901年1月1日举行的联邦成立庆典。 在海外五个月，护卫者号没有参加一次战斗，官兵们对此耿耿于怀，澳大利亚舰长克莱尔（Clare）在接受《阿德雷得观察家报》采访时，认为自己的部队是在华英舰中最优秀的之一，病患率为零，而其它军舰基本都有15-20%的病号，舰只保养也很好，没有进行任何修理，却一直没有让他们参战，成为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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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新南威尔士部队开赴北京，接替即将返回香港的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兵。 他们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帆船，载着行李，以及为北京的联军部队携带的3万件军毯，沿北河的纤道由一大群中国苦力们拉纤前进。上尉斯班（Spain）带了相机、海军候补少尉摩宁（Midshipman Murnin）则为此次行动记录了详细日记，令后人得以回顾京津之行动。 两天后，他们到达杨村，遇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哨所。这是澳大利亚军队第一次在战地遇到美国兵，澳大利亚人从美国兵手里买到不少好东西，很多价格甚至比悉尼市场还便宜，这令大家喜出望外，也对美军的丰富供应感慨万千。 途中，他们还遇到一个掉队的意大利士兵，他刚被中国人抢走了步枪。随同新南威尔士部队一起赴北京的四个孟加拉枪兵，立即追入高高的青纱帐，几经搜索，抓住了抢枪的中国人。澳军军官对中国人的处罚，是命令他们帮助扛着马克沁机枪的沉重架子，几小时后就释放了他们。 摩宁在日记中说，星期天宿营后，百感无聊，就闯到村庄里去收寻古董，可除了供奉着神像的庙宇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后从一些人家的墙上摘了些书画当作战利品。 经过十天行军，新南威尔士部队到达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英国使馆。部队被分为三部分：一名军官及五十名士兵驻守使馆负责警卫，三名军官和六十名士兵被派到喇嘛庙警卫，其他的人则在庄王府建立司令部。 离开澳大利亚以来，他们第一次可以在屋子内住宿了。 喇嘛庙的澳军指挥所，与一间丝绸库房很近，一天，指挥所与库房之间的一所民宅被人纵火焚烧。澳军抓住了纵火的中国人，却正是被烧房子的主人，翻译官证实说那是个著名的义和团成员。这位勇敢的义和团员，事先将家小送走，然后焚烧自己的房子，希望能火攻澳军。次日早晨，五名澳大利亚士兵组成了行刑队，对这名义和团执行了枪决。这是新南威尔士部队在中国的第一次处决。 新南威尔士部队在北京参加了多次对义和团成员的枪决行刑，瓦德西到任后，为了威吓中国人，命令对捕获的义和团一律采用斩首方式处决。澳大利亚军队觉得这太不人道，从此就不再出任行刑任务。
　　洗劫的狂欢
　　《悉尼先驱晨报》曾刊登了新南威尔士部队的一名士兵发自北京的来信，描写了中国首都的悲惨生活直如人间地狱，大街上成千的野狗像狼一样地在啃咬着中国人的发臭的尸体，而夜晚则枪声不断。 在北京的各国军队，普遍纪律很坏，抢劫几乎受到了所有国家的军官们的默许，正如西方史学家所说，当时列强军人在北京， “强奸成了一种消遣，屠杀则成了一种娱乐”。 澳大利亚军队曾经奉命袭击了一所据说是义和团首领所拥有的大宅，宅内的家具被搬到英军司令部使用，剩下的东西被洗劫一空，珍贵的皮毛、丝绸和瓷器等不久被拍卖，所得约三百五十墨西哥元，被众人瓜分。但在瓜分后，上级却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物归原主，原来，他们因情报错误，误攻了目标住宅的邻居。 澳大利亚军队也参与了对中国人的掠夺行动。 一次，驻守喇嘛庙的澳军得到中国线人报告说，说在北京北面二十英里的长辛庄，义和团埋藏了大量财宝，估计值二十万两白银。英军负责战利品管理的图鲁奇（Tulloch）上校，十分兴奋，立即带了二十五名俾路支士兵（西南亚人）及转达情报的澳大利亚军官布莱克（Bertie Black）前往征讨清剿。 到达目的后，他们开始挖地三尺，那位中国线人则表示自己可以到下个镇子高丽营去确认是否还有更多的财宝，结果，这个华人在高丽营被愤怒的同胞所杀。 在长辛庄一无所获的图鲁奇上校，立即带他的人马杀奔高丽营，遭到了冷枪的射击。他们遂将当地的头人和最富裕的典当行老板抓来，以英军遭到攻击为理由，要求交出三万五千两白银的“罚款”，否则夷平整个镇子，并将此两人抓为人质。 当高丽营开始筹款时，图鲁奇上校听说有大群义和团赶来集结，就调集了更多的士兵对高丽营进行了攻击，杀死了四十多人，半个镇子被摧毁。 消息传回北京，英军司令加斯利将军大为震惊，命令图鲁奇上校立即返京。英军撤退得十分匆忙，连大多数赎金都来不及带走。加斯利下令严禁此类行动，除非有确切证据表明那些地方有敌对行为。 但1901年元旦后，加斯利将军却亲自下令对高丽营进行了又一次讨伐，以收缴上次索要的赎金。 这支“讨债军”在大雪中艰难跋涉到目的地后，却发现镇子里的居民早就跑光了。联军只好捣毁了镇上的佛庙泄愤。澳大利亚随军记者韦尼写道，这种肮脏的“军事行动”，其唯一目的就是摧毁和劫掠，镇压义和团无非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这令“渴望一个值得的、对等的战斗”的澳大利亚军队日渐不满，他们开始想家。 1900-1901年的华北，就这样被打着各种借口的人所劫掠着，先是义和团，而后是官军，再就是各国联军。《悉尼先驱晨报》曾直接引用美国报刊的话：“进军北京就是一次洗劫的狂欢。”显然，迟到的澳大利亚军队不仅错过了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也错过了洗劫的最佳时机。
　　建设新北京
　　新南威尔士部队在北京还承担了大量警察功能。他们曾试图禁止中国人聚赌，并且多次冲击赌场，抓了一些赌徒，但最后不得不承受收效甚微。在卫生防疫方面，他们组织中国人清扫大街，对乱扔垃圾者处以鞭打五十的重罚。 被枯燥的警察工作困扰着的澳大利亚兵，因没有足够的啤酒，便开始学着喝中国的烧酒。几杯烧酒一下肚，澳大利亚兵“就疯狂”了，事故不断，最后，英军明令禁止饮用烧酒，并警告中国人胆敢再卖烧酒给澳大利亚士兵就将被鞭打。 担负治安责任的澳大利亚军队，还任命了几名军官出任法官，专门处理中国人之间的纠纷。有一次，一位中国基督徒前来状告另一位中国人利用权势欺诈他，后者曾是李鸿章的仆人。但李鸿章仆人却反控这位基督徒利用外国势力敲诈他。澳大利亚军官认为两边都很明显地在撒谎，最后下令各打五十鞭。 在随军记者韦尼发回给《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解释道，鞭打李鸿章的仆人，是要让他知道，他的主人现在保护不了他；而鞭打基督徒，则是要告诫他不可滥用信仰牟取私利。 李鸿章的仆人被打后，居然给澳大利亚军官磕了三个响头，他原以为落到洋人手里，可能会被处决了。
　　进攻保定府
　　留在天津的维多利亚部队，参加了1900年10月对保定府的战斗。这次行动从10月12日开始，共用了二十五天。据澳大利亚军队的战时记录，因乡村基本被破坏，行军异常艰难，给养供应不上。当地一头奶牛误闯澳军行军行列，给维多利亚部队送来久违了的牛肉大餐。 军粮供给相当困难，澳大利亚军队每人每天只能配给两只玉米面饼，这一困境到10月20日才得到缓解。当天他们到达十八洲，从一所民宅中找到大量的小鸡和鸡蛋。这房屋的主人早将家小送到安全地带躲藏，自己则为澳大利亚军队忙前忙后生火张罗，搬运柴禾。伯徒托还注意到，房屋主人将孩子们的衣服悄悄藏起来，担心澳军可能会对孩子们不利。 10月21日，联军到达保定，但中国守军已经投降。维多利亚部队负责看管那些据说是对虐杀传教士和西方商人需承担责任的“罪犯”，这些人被移交给德军处决。德军命令囚犯们自己挖好坟墓，然后排成一行枪决，尸体就滚入自己挖的坟墓，然后掩埋，其杀人工作的严谨和细致令澳军惊叹。 征伐保定府，其实在军事上毫无必要，而是针对中国平民的残酷报复。德国人因其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官兵杀戮，而推动发起了这一报复行动。 从出发之日到11月7日回到天津，维多利亚部队 “一路上根本没有见到敌人，更不要说与敌人作战，所见无非都是洗劫、纵火和处决”。 跟随澳军行动的奇亚夫上尉，事后不仅指责德国人没有根据计划准备好交通工具，也指责法国人故意给澳大利亚人分配了最漫长艰难的一条线路（行动由法国将军统一指挥），以助法国军队夺得头筹，这与北塘战役中俄国人故意不提供火车以便自己抢功是一致的。当《悉尼先驱晨报》的记者问奇亚夫，为什么联军之间的合作会这么差，他认为惟有“我们不列颠人(the British)”遵守规则的，其它国家却都各行其是。
　　英俄险爆战争
　　征伐保定府之后，维多利亚部队的住宿大为改善，终于可以从帐篷搬到屋子里住，以度过难耐的冬天。 伯徒托在11月14日执行了一次护送中国基督徒的艰巨任务。他和另一位澳大利亚士兵每人携带三百发子弹，在一个向导和一个翻译的陪同下出发。途中又有两名日本士兵参加进来。这六名不同肤色的人，晚上就挤在一个房间里休息，这令伯徒托感慨很多。次日傍晚他们找到了那些即将被义和团围困的中国基督徒，将五十五名妇女儿童、四名商人、两名中国官员送到天津。那些脱离了危险的中国人对他们千恩万谢。 维多利亚部队参与的最重要的行动，是对抗俄国军队。1901年，在联军占领的天津，英军根据工程师金达的建议，准备在京津唐铁路边建了一条岔路，受到俄国人的阻挠。俄国人说岔路所经过的土地是给他们的新租界，英国人则坚决不认可。双方越闹越僵，剑拔弩张。维多利亚部队受命前往增援，新南威尔士部队也从北京紧急抽调了六十人赶往天津。与俄军布下的六千人马相比，英军只有一千九百人，明显处于弱势。英国从香港紧急调派大量援军，精锐的皇家威尔士燧枪兵再度被征召到华北。经过多方外交斡旋，英俄之间总算避免了一场武装冲突。 作为联军占领地区的警察，维多利亚部队必须经常面对纪律败坏的各国军队。曾经有一次与法国军队发生摩擦，法军居然上起刺刀进行攻击，导致澳大利亚士兵多人受伤。
　　南澳军舰
　　与新南威尔士部队、维多利亚部队不同，南澳殖民地所派遣的护卫者号军舰，到达香港后正式编入英国皇家海军，并将南澳殖民地海军的蓝色军旗换成了皇家海军的白色军旗，由英国海军派人出任舰长，原先的舰长则成了幕僚长。护卫者号军舰先后被赋予了攻击山海关和秦皇岛的任务，但都因故被取消，他们更多地承担了人员和给养的运送和护航任务，平静地度过了中国岁月。 11月2日英国海军命令护卫者号返回澳大利亚，其在由华北往香港的途中却遭遇了大台风。11月24日，该舰队在香港从皇家海军中正式退役，回归澳大利亚海军建制，返航南澳。12月18日他们到达悉尼，并在此一直呆到新年之后，参加了1901年1月1日举行的联邦成立庆典。 在海外五个月，护卫者号没有参加一次战斗，官兵们对此耿耿于怀，澳大利亚舰长克莱尔（Clare）在接受《阿德雷得观察家报》采访时，认为自己的部队是在华英舰中最优秀的之一，病患率为零，而其它军舰基本都有15-20%的病号，舰只保养也很好，没有进行任何修理，却一直没有让他们参战，成为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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