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暴民生成的心理机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读书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0:49:09
为何聚集的群众易于失去理性从而使用暴力？为何德国民众能被荒谬的观点煽动成为疯狂的战争机器？为何中国人民群情亢奋丧失人性地投入“文化大革命”？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普通民众直通暴民的心理机制是什么？领袖又是如何利用这种心理机制对民众进行洗脑和控制？勒庞的《乌合之众》对此给出了他独特同时影响深远的回答。
建立在现代心理学——即，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之相比，有意识的因素只起着非常微小的作用[1](P48)——的基础上，勒庞认为，当孤独的个人——不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相同还是不同——聚集成群时（勒庞称之为“组织化群体”或“心理群体”），他们会表现出孤独的个人所不具有的特点和心理，其首要特征是，作为孤独的个人的自觉的个性和思考能力消失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转向了一个模糊的共同方向[2](P46)，群体目标代替了个人目标，个人因能在群体行动中实现自我而亢奋莫名。同时，心理群体还表现出其他一些特征，包括冲动、多变、狂躁、盲从、偏执、专横等等。
勒庞认为，心理群体之所以形成这些孤独的个人往往不具有的特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人多势众给予群体成员的力量感[3](P49)。孤独的个人在聚集成群时会感觉到其孤独存在时无法体验的势不可挡的力量感，他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群体的组成部分，此时，任何阻挡群体的障碍都会被立即摧毁。同时，群体是个无名氏，个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因群体的人多势众而被分解，总是约束个人的责任意识消失，这使群体成员敢于发泄出一直以来遭受约束的原始本能。力量感的生成和责任感的消失使群体成员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由此群体变得残忍、狂暴和专横，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不同观点和反对意见，并且倾向于使用暴力粉碎一切阻挡者。就如勒庞所言，“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4](P56)
第二个原因是群体聚集形成的传染现象[5](P50)。传染现象既是心理群体的重要特征，也是形成其他特征的重要原因。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为都具有传染性，像兴奋、悲痛、亢奋的传染都为我们的生活所验证。这种传染现象为下面提到的“暗示”发挥巨大威力提供了帮助。
第三个原因是易于接受暗示[6](P50)，或称之为催眠，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洗脑。在心理学上，通过某种方式，个人可以被带到完全失去自主意识的状态，此种状态下，他对于催眠者惟命是从，因而能够做出某些极端的行为。群体尤其容易接受暗示并被有效催眠，在此过程中，群体成员的理性思考能力被屏蔽，判断力被窒息，而感性冲动却被大大强化。加之上面提到的传染特性，这种暗示会在群体中迅速传播并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群体的冲动由此难以抑制。此时的群体分不清幻想和现实，为了集体目标的实现，群体成员可以做出与道德准则和个人利益完全相悖之事。“文革”时人们的互虐与自虐正是被成功催眠的例证。
在分析完原因后，勒庞又对群体的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勒庞指出，源于自身的冲动、偏执和专横，群体无法进行复杂的逻辑思考，也没有理性的推理能力和批判精神，因而他们只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和栩栩如生的形象。群体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这些观念便具有了宗教信仰的形式。群体信念所具有的盲目服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宣传正是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7](P86)，而大规模的群体运动，实际上往往就是一场大型的宗教仪式。勒庞的观点在中国不幸得到了验证，毛泽东正是采用简单明了的观念和栩栩如生的形象进行宣传的高手，其中尤以1942年延安整风后的文艺宣传为代表，而1966-1976年间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崇拜，实际上就是以毛泽东为神的宗教崇拜，表忠心、跳忠字舞都是这一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
而后，勒庞又对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加以分析，他认为，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分为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间接因素是包括种族（实际上是民族特有的文化）和传统在内的群体深层的文化和心理结构，他们是一个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是对群体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基础。直接因素则是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是群体行动的促成因素，他们包括栩栩如生的形象、能够激活形象的词语、由形象搭建的幻觉和能阻止幻觉生成的经验[8](P93-123)，这些间接因素，正是领袖在操纵群体时赖于借助的资源。
既然有人被暗示和催眠，则必然有人在实施暗示和催眠。正是在领袖的控制下，群体行动才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领袖借助于自身的名望，利用不断重复的简洁有力的断言激活栩栩如生的形象，再由形象构建起幻觉并将这种幻觉传染至每一个群体成员，通过这一系列行动，领袖成功操纵了群体，群体则将自身交付给领袖，为了实现领袖指明的集体的共同目标而不惜毁灭任何反对者，由此，暴民群体正式诞生。
勒庞此书写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及之后法国一次次革命中群众的残暴行为构成了勒庞写作此书的重要原因。正如译者冯克利所指出的，这一系列革命所产生的独裁制度连同20世纪诞生的数量众多能量巨大的独裁政权与此前的专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合法性全部都援之以一定的群众基础，被统治者的同意成为它们得以建立的原因。正因如此，一方面，必须慎言革命，这不仅由于革命最易激起暴民群体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更是由于革命的计划无论从理论上说的多么出色，都不会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9](P223)，信念与制度的真正变革依赖于基本观念和思想的逐步变化；另一方面，即使是大众民主，也必须通过制度加以控制，任何权力，一旦不受制约，必然走向暴虐与专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42358281.html
为何聚集的群众易于失去理性从而使用暴力？为何德国民众能被荒谬的观点煽动成为疯狂的战争机器？为何中国人民群情亢奋丧失人性地投入“文化大革命”？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普通民众直通暴民的心理机制是什么？领袖又是如何利用这种心理机制对民众进行洗脑和控制？勒庞的《乌合之众》对此给出了他独特同时影响深远的回答。
建立在现代心理学——即，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之相比，有意识的因素只起着非常微小的作用[1](P48)——的基础上，勒庞认为，当孤独的个人——不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相同还是不同——聚集成群时（勒庞称之为“组织化群体”或“心理群体”），他们会表现出孤独的个人所不具有的特点和心理，其首要特征是，作为孤独的个人的自觉的个性和思考能力消失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转向了一个模糊的共同方向[2](P46)，群体目标代替了个人目标，个人因能在群体行动中实现自我而亢奋莫名。同时，心理群体还表现出其他一些特征，包括冲动、多变、狂躁、盲从、偏执、专横等等。
勒庞认为，心理群体之所以形成这些孤独的个人往往不具有的特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人多势众给予群体成员的力量感[3](P49)。孤独的个人在聚集成群时会感觉到其孤独存在时无法体验的势不可挡的力量感，他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群体的组成部分，此时，任何阻挡群体的障碍都会被立即摧毁。同时，群体是个无名氏，个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因群体的人多势众而被分解，总是约束个人的责任意识消失，这使群体成员敢于发泄出一直以来遭受约束的原始本能。力量感的生成和责任感的消失使群体成员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由此群体变得残忍、狂暴和专横，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不同观点和反对意见，并且倾向于使用暴力粉碎一切阻挡者。就如勒庞所言，“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4](P56)
第二个原因是群体聚集形成的传染现象[5](P50)。传染现象既是心理群体的重要特征，也是形成其他特征的重要原因。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为都具有传染性，像兴奋、悲痛、亢奋的传染都为我们的生活所验证。这种传染现象为下面提到的“暗示”发挥巨大威力提供了帮助。
第三个原因是易于接受暗示[6](P50)，或称之为催眠，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洗脑。在心理学上，通过某种方式，个人可以被带到完全失去自主意识的状态，此种状态下，他对于催眠者惟命是从，因而能够做出某些极端的行为。群体尤其容易接受暗示并被有效催眠，在此过程中，群体成员的理性思考能力被屏蔽，判断力被窒息，而感性冲动却被大大强化。加之上面提到的传染特性，这种暗示会在群体中迅速传播并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群体的冲动由此难以抑制。此时的群体分不清幻想和现实，为了集体目标的实现，群体成员可以做出与道德准则和个人利益完全相悖之事。“文革”时人们的互虐与自虐正是被成功催眠的例证。
在分析完原因后，勒庞又对群体的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勒庞指出，源于自身的冲动、偏执和专横，群体无法进行复杂的逻辑思考，也没有理性的推理能力和批判精神，因而他们只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和栩栩如生的形象。群体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这些观念便具有了宗教信仰的形式。群体信念所具有的盲目服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宣传正是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7](P86)，而大规模的群体运动，实际上往往就是一场大型的宗教仪式。勒庞的观点在中国不幸得到了验证，毛泽东正是采用简单明了的观念和栩栩如生的形象进行宣传的高手，其中尤以1942年延安整风后的文艺宣传为代表，而1966-1976年间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崇拜，实际上就是以毛泽东为神的宗教崇拜，表忠心、跳忠字舞都是这一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
而后，勒庞又对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加以分析，他认为，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分为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间接因素是包括种族（实际上是民族特有的文化）和传统在内的群体深层的文化和心理结构，他们是一个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是对群体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基础。直接因素则是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是群体行动的促成因素，他们包括栩栩如生的形象、能够激活形象的词语、由形象搭建的幻觉和能阻止幻觉生成的经验[8](P93-123)，这些间接因素，正是领袖在操纵群体时赖于借助的资源。
既然有人被暗示和催眠，则必然有人在实施暗示和催眠。正是在领袖的控制下，群体行动才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领袖借助于自身的名望，利用不断重复的简洁有力的断言激活栩栩如生的形象，再由形象构建起幻觉并将这种幻觉传染至每一个群体成员，通过这一系列行动，领袖成功操纵了群体，群体则将自身交付给领袖，为了实现领袖指明的集体的共同目标而不惜毁灭任何反对者，由此，暴民群体正式诞生。
勒庞此书写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及之后法国一次次革命中群众的残暴行为构成了勒庞写作此书的重要原因。正如译者冯克利所指出的，这一系列革命所产生的独裁制度连同20世纪诞生的数量众多能量巨大的独裁政权与此前的专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合法性全部都援之以一定的群众基础，被统治者的同意成为它们得以建立的原因。正因如此，一方面，必须慎言革命，这不仅由于革命最易激起暴民群体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更是由于革命的计划无论从理论上说的多么出色，都不会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9](P223)，信念与制度的真正变革依赖于基本观念和思想的逐步变化；另一方面，即使是大众民主，也必须通过制度加以控制，任何权力，一旦不受制约，必然走向暴虐与专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42358281.html
建立在现代心理学——即，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之相比，有意识的因素只起着非常微小的作用[1](P48)——的基础上，勒庞认为，当孤独的个人——不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相同还是不同——聚集成群时（勒庞称之为“组织化群体”或“心理群体”），他们会表现出孤独的个人所不具有的特点和心理，其首要特征是，作为孤独的个人的自觉的个性和思考能力消失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转向了一个模糊的共同方向[2](P46)，群体目标代替了个人目标，个人因能在群体行动中实现自我而亢奋莫名。同时，心理群体还表现出其他一些特征，包括冲动、多变、狂躁、盲从、偏执、专横等等。
勒庞认为，心理群体之所以形成这些孤独的个人往往不具有的特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人多势众给予群体成员的力量感[3](P49)。孤独的个人在聚集成群时会感觉到其孤独存在时无法体验的势不可挡的力量感，他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群体的组成部分，此时，任何阻挡群体的障碍都会被立即摧毁。同时，群体是个无名氏，个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因群体的人多势众而被分解，总是约束个人的责任意识消失，这使群体成员敢于发泄出一直以来遭受约束的原始本能。力量感的生成和责任感的消失使群体成员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由此群体变得残忍、狂暴和专横，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不同观点和反对意见，并且倾向于使用暴力粉碎一切阻挡者。就如勒庞所言，“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4](P56)
第二个原因是群体聚集形成的传染现象[5](P50)。传染现象既是心理群体的重要特征，也是形成其他特征的重要原因。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为都具有传染性，像兴奋、悲痛、亢奋的传染都为我们的生活所验证。这种传染现象为下面提到的“暗示”发挥巨大威力提供了帮助。
第三个原因是易于接受暗示[6](P50)，或称之为催眠，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洗脑。在心理学上，通过某种方式，个人可以被带到完全失去自主意识的状态，此种状态下，他对于催眠者惟命是从，因而能够做出某些极端的行为。群体尤其容易接受暗示并被有效催眠，在此过程中，群体成员的理性思考能力被屏蔽，判断力被窒息，而感性冲动却被大大强化。加之上面提到的传染特性，这种暗示会在群体中迅速传播并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群体的冲动由此难以抑制。此时的群体分不清幻想和现实，为了集体目标的实现，群体成员可以做出与道德准则和个人利益完全相悖之事。“文革”时人们的互虐与自虐正是被成功催眠的例证。
在分析完原因后，勒庞又对群体的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勒庞指出，源于自身的冲动、偏执和专横，群体无法进行复杂的逻辑思考，也没有理性的推理能力和批判精神，因而他们只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和栩栩如生的形象。群体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这些观念便具有了宗教信仰的形式。群体信念所具有的盲目服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宣传正是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7](P86)，而大规模的群体运动，实际上往往就是一场大型的宗教仪式。勒庞的观点在中国不幸得到了验证，毛泽东正是采用简单明了的观念和栩栩如生的形象进行宣传的高手，其中尤以1942年延安整风后的文艺宣传为代表，而1966-1976年间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崇拜，实际上就是以毛泽东为神的宗教崇拜，表忠心、跳忠字舞都是这一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
而后，勒庞又对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加以分析，他认为，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分为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间接因素是包括种族（实际上是民族特有的文化）和传统在内的群体深层的文化和心理结构，他们是一个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是对群体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基础。直接因素则是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是群体行动的促成因素，他们包括栩栩如生的形象、能够激活形象的词语、由形象搭建的幻觉和能阻止幻觉生成的经验[8](P93-123)，这些间接因素，正是领袖在操纵群体时赖于借助的资源。
既然有人被暗示和催眠，则必然有人在实施暗示和催眠。正是在领袖的控制下，群体行动才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领袖借助于自身的名望，利用不断重复的简洁有力的断言激活栩栩如生的形象，再由形象构建起幻觉并将这种幻觉传染至每一个群体成员，通过这一系列行动，领袖成功操纵了群体，群体则将自身交付给领袖，为了实现领袖指明的集体的共同目标而不惜毁灭任何反对者，由此，暴民群体正式诞生。
勒庞此书写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及之后法国一次次革命中群众的残暴行为构成了勒庞写作此书的重要原因。正如译者冯克利所指出的，这一系列革命所产生的独裁制度连同20世纪诞生的数量众多能量巨大的独裁政权与此前的专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合法性全部都援之以一定的群众基础，被统治者的同意成为它们得以建立的原因。正因如此，一方面，必须慎言革命，这不仅由于革命最易激起暴民群体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更是由于革命的计划无论从理论上说的多么出色，都不会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9](P223)，信念与制度的真正变革依赖于基本观念和思想的逐步变化；另一方面，即使是大众民主，也必须通过制度加以控制，任何权力，一旦不受制约，必然走向暴虐与专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42358281.html
为何聚集的群众易于失去理性从而使用暴力？为何德国民众能被荒谬的观点煽动成为疯狂的战争机器？为何中国人民群情亢奋丧失人性地投入“文化大革命”？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普通民众直通暴民的心理机制是什么？领袖又是如何利用这种心理机制对民众进行洗脑和控制？勒庞的《乌合之众》对此给出了他独特同时影响深远的回答。
建立在现代心理学——即，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之相比，有意识的因素只起着非常微小的作用[1](P48)——的基础上，勒庞认为，当孤独的个人——不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相同还是不同——聚集成群时（勒庞称之为“组织化群体”或“心理群体”），他们会表现出孤独的个人所不具有的特点和心理，其首要特征是，作为孤独的个人的自觉的个性和思考能力消失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转向了一个模糊的共同方向[2](P46)，群体目标代替了个人目标，个人因能在群体行动中实现自我而亢奋莫名。同时，心理群体还表现出其他一些特征，包括冲动、多变、狂躁、盲从、偏执、专横等等。
勒庞认为，心理群体之所以形成这些孤独的个人往往不具有的特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人多势众给予群体成员的力量感[3](P49)。孤独的个人在聚集成群时会感觉到其孤独存在时无法体验的势不可挡的力量感，他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群体的组成部分，此时，任何阻挡群体的障碍都会被立即摧毁。同时，群体是个无名氏，个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因群体的人多势众而被分解，总是约束个人的责任意识消失，这使群体成员敢于发泄出一直以来遭受约束的原始本能。力量感的生成和责任感的消失使群体成员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由此群体变得残忍、狂暴和专横，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不同观点和反对意见，并且倾向于使用暴力粉碎一切阻挡者。就如勒庞所言，“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4](P56)
第二个原因是群体聚集形成的传染现象[5](P50)。传染现象既是心理群体的重要特征，也是形成其他特征的重要原因。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为都具有传染性，像兴奋、悲痛、亢奋的传染都为我们的生活所验证。这种传染现象为下面提到的“暗示”发挥巨大威力提供了帮助。
第三个原因是易于接受暗示[6](P50)，或称之为催眠，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洗脑。在心理学上，通过某种方式，个人可以被带到完全失去自主意识的状态，此种状态下，他对于催眠者惟命是从，因而能够做出某些极端的行为。群体尤其容易接受暗示并被有效催眠，在此过程中，群体成员的理性思考能力被屏蔽，判断力被窒息，而感性冲动却被大大强化。加之上面提到的传染特性，这种暗示会在群体中迅速传播并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群体的冲动由此难以抑制。此时的群体分不清幻想和现实，为了集体目标的实现，群体成员可以做出与道德准则和个人利益完全相悖之事。“文革”时人们的互虐与自虐正是被成功催眠的例证。
在分析完原因后，勒庞又对群体的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勒庞指出，源于自身的冲动、偏执和专横，群体无法进行复杂的逻辑思考，也没有理性的推理能力和批判精神，因而他们只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和栩栩如生的形象。群体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这些观念便具有了宗教信仰的形式。群体信念所具有的盲目服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宣传正是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7](P86)，而大规模的群体运动，实际上往往就是一场大型的宗教仪式。勒庞的观点在中国不幸得到了验证，毛泽东正是采用简单明了的观念和栩栩如生的形象进行宣传的高手，其中尤以1942年延安整风后的文艺宣传为代表，而1966-1976年间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崇拜，实际上就是以毛泽东为神的宗教崇拜，表忠心、跳忠字舞都是这一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
而后，勒庞又对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加以分析，他认为，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分为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间接因素是包括种族（实际上是民族特有的文化）和传统在内的群体深层的文化和心理结构，他们是一个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是对群体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基础。直接因素则是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是群体行动的促成因素，他们包括栩栩如生的形象、能够激活形象的词语、由形象搭建的幻觉和能阻止幻觉生成的经验[8](P93-123)，这些间接因素，正是领袖在操纵群体时赖于借助的资源。
既然有人被暗示和催眠，则必然有人在实施暗示和催眠。正是在领袖的控制下，群体行动才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领袖借助于自身的名望，利用不断重复的简洁有力的断言激活栩栩如生的形象，再由形象构建起幻觉并将这种幻觉传染至每一个群体成员，通过这一系列行动，领袖成功操纵了群体，群体则将自身交付给领袖，为了实现领袖指明的集体的共同目标而不惜毁灭任何反对者，由此，暴民群体正式诞生。
勒庞此书写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及之后法国一次次革命中群众的残暴行为构成了勒庞写作此书的重要原因。正如译者冯克利所指出的，这一系列革命所产生的独裁制度连同20世纪诞生的数量众多能量巨大的独裁政权与此前的专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合法性全部都援之以一定的群众基础，被统治者的同意成为它们得以建立的原因。正因如此，一方面，必须慎言革命，这不仅由于革命最易激起暴民群体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更是由于革命的计划无论从理论上说的多么出色，都不会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9](P223)，信念与制度的真正变革依赖于基本观念和思想的逐步变化；另一方面，即使是大众民主，也必须通过制度加以控制，任何权力，一旦不受制约，必然走向暴虐与专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42358281.html
这书放在车上的，正在看
其实这本书适合跟《我的奋斗》（不是某教师写的那本）放在一起对照着看
嗯，很好的解释了网络容易产生“暴民”的原因。
德国电影《浪潮》，剧情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个实验，最后几乎失控了。5天就可以让一个群体进入法西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