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国际组织中国雇员：以个人身份为本国争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14:29:14
揭密国际组织中国雇员：以个人身份为本国争利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4月22日 南方都市报
杜强
解密国际组织的中国雇员国际公务员职场生存法则
“以个人身份任职，为本国利益争取”
1971年10月，联合国(微博)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新政权开始派出自己的国际公务员。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一些中国人按照“惯例”担任联合国系统的重要职务(例如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联合国“五常”往往会派员担任这一职务)之外，中国籍雇员大部分从事的是翻译打字等工作，因为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近年来，联合国系统的高级官员中，中国人的身影日渐增多，现任的就有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副总裁朱民等。
向国际组织“塞人”的门道
1993年，中国卫生部派出一位副部长前往日内瓦，拜会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并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后者刚刚获得连任，作为支持他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希望安排更多人员在世卫组织任职，名单上就是推荐的人选。
中岛出乎意料地点名时任卫生部外事司司长宋允孚(微博)，虽然他并未列入名单。
到了日内瓦，宋允孚才发现，以往中国向联合国系统推荐人选的方式是错误的。
以世卫组织为例，其人员分为四类：一般人员(G，general category)、业务人员(P，professional category)、司级人员(D，directorcategory)、高级官员(ungradedcategory)。后三类是各国推荐人选的目标职位，但推荐并非像中国以往所做的那样塞给总干事一份名单，而是应该提前收集各类信息，在某一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有针对地提出要求。
为了增加本国人员在联合国系统的数量，各国绞尽脑汁。在国内官至司长，宋允孚自称在世卫组织只是一介小兵，开始时从事着普通的会务工作。但在这一岗位上，他观察到了各国往世卫组织“塞人”的门道。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再加上非洲的独立浪潮，一下子冒出许多新兴国家。联合国系统的任务量剧增，但各国在增加会费问题上长期达不成一致。同时，联合国系统大多实行“一国一票”，多交会费并不意味着更大的话语权，于是欧美等国家开始捐赠“预算外资金”，这一做法成了向联合国要求职位的法宝。
宋允孚举例说，意大利代表团一次在商讨完捐款问题后，便要求召开秘密会议，谈人事问题。原来，意大利代表团每次到日内瓦，都会邀请所有意大利籍人员聚餐，在会上了解职位空缺信息，然后在秘密会议上提出要求。
这一做法不仅能把更多人安置在国际组织，还能以预算外资金推动本国所希望的事业，因为捐赠国有权指定资金的用途，甚至是用于某人的薪酬。意大利的捐款大多指定用于紧急救援，该领域的重要职位也长期被意大利人占据。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国家的有力支持，仅凭个人自主申请，获得重要职位难于上青天。
以个人身份任职仍为本国利益争取
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公务员虽来自不同国家，但不代表本国，一切行为都必须为所在国际组织的利益着想。如果严格按宪章执行，多派少派国际公务员似乎并无区别。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上世纪80年代，世卫组织每届大会选出32个国家，由其指定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人士担任执行委员，执委以个人身份参与世卫组织决策。由此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执委发言提到本国时，只能说“T hecountrythat I know best(我最了解的国家)”，但事实上他们的发言总是代表本国利益，因此到布伦特兰担任总干事时，干脆扯掉了这一层遮羞布。
这其实是国际公务员平衡本国利益和组织利益的缩影。在世卫组织负责会务工作近20年的舒国清坦陈：“我们进去以后都得宣誓，但实际上我是中国派出的，肯定为中国着想。尤其我们这些比较老的，受党和国家教育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考虑这些的。”
毫无疑问，为本国利益着想也必须受组织规则约束，但即使如此也大有可为。比如，世卫组织的会议多如牛毛，会务准备也极繁琐，但就是这样细碎的环节，国家利益也可以找到安放的缝隙。舒国清说，“有人和没人差远了。有一个人在会议组织者里面，那是什么样的？会议之前很多事情都知道了，预案都知道了。”
另外，世卫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医药卫生领域的各项标准，一旦通过将被世界各国应用，但最开始的草稿其实是出自普通工作人员之手。宋允孚曾见到中国同事修改一份疫苗标准，便好奇地问道，老外都写好了怎么还改动这么多？回答说，这个不行，欧洲的标准写进去了，中国的没有。宋允孚恍然大悟：在大会讨论标准草稿时，要添加某一标准难上加难，会遭遇各种反对声音，但如果事先写入草稿，要想删掉，同样不容易。
关键岗位的细微作为，也可以影响深远。对此宋允孚笑称，出去以后觉得好像在“敌后”，完全凭个人的觉悟。其实，各个国家均深谙此中奥妙，当被问到如何增强本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几乎一致的回答是：赶快多派人！
中国籍雇员严重缺额
让宋允孚遗憾的是，中国对派遣国际公务员不够重视。2010年，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共有4万余人，其中按照会费占比和地域原则分配的为2886人，中国有约60人，占2%，是仅有的10个缺额国家之一。而整个联合国系统将近10万人，中国籍雇员仅有1000余人。
虽然总数很少，但中国政府近年来扶植重要岗位的力度也在加大，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支持陈冯富珍参选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国政府不仅在中非首脑会议期间给非洲国家做工作，还曾安排政府驻日内瓦的机构替陈冯富珍登门拜票。
通过捐献“预算外资金”安插人员的做法，也在2004年被中国政府首次应用，当年中国的捐赠额从17万涨到200万。不仅成功派出10名中国籍雇员，这笔钱还被用于发展传统医学。作为传统医学大国，中国成功推动了中草药标准的制定，使之成为世卫组织的正式文件。这项工作此前因为一些国家的反对长期搁置。
在联合国系统的中国籍雇员人数，多年来并没有明显增长。已经退休回国的舒国清感慨，“在日内瓦现在没几个人了，我们在的时候算比较多的。”
我国现在负责管理国际公务员的机构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外交部(微博)和财政部也负责部分事务。据了解。迄今中国已经组织了7次联合国后备人员考试，主要考核语言能力，合格的进入人才库，当有空缺位置时进行派遣。但对后备人员的培训、在社会上宣传国际公务员，用力较少。
联合国中国籍雇员薪酬风波
“你跟我签合同，为什么找中国政府？”1990年，一群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中国籍雇员上告“大老板”德奎利亚尔，气冲冲地质问他。
雇用前必须征求中国政府意见，联合国对中国籍雇员的特殊管理办法让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他国雇员均能以个人身份自由签约。
对此，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心里一定很惊讶，因为之前多数人对中国籍雇员留有这样的印象———不事张扬，服从国家安排。
向秘书长争权益的中国雇员大多从事翻译打字工作，他们每月从联合国拿到6000美元的薪酬，但除去房租和100多美元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都上交给中国财政部。每月6000美元，诱惑是巨大的，当时驻外大使的工资才800多美元。如果能自主签约，他们1个月就能获得此前半年的收入。
薪酬风波最终传回国内，经邓小平亲自批示，联合国系统的翻译打字人员不再上交所得。他们由此成为受惠最早的一批中国籍雇员，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不仅其组织关系从国务院部委转到了人才交流中心，国内分到的房子也被收回。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退休回到国内，也不能享受公务员退休金。
国际组织工作印象
领导说一不二又“低三下四”
宋允孚向南都记者描述了一个怪现象：国际组织的各级一把手在工作中说一不二，但又得时常巴结下属。
1993年，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岛宏谋求连任，选前半年发现阿尔及利亚政府声明支持该国的一位副总干事参选。盛怒之下，中岛将该副总干事就地免职，提前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其权威可以达到如此程度。
在联合国系统，副总干事(副秘书长)及以下职位皆由总干事(秘书长)任命。按照规定，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业务职员24小时之内要服从总干事在全球范围内的调配。这似乎离国人的想象有较大出入，宋允孚刚开始也并不适应。
在意大利人提出讨论人事问题的秘密会议之后，外事司长要求将密会内容写进报告，宋允孚则认为会引起其他工作人员反弹，再三建议，最终还是被以权威压服。报告刚一发布，口头和书面抗议不断，该司长随即指示称“下不为例”，试图推卸责任。经此一事，宋允孚不再迷信国际组织的体制和外国雇员的水准。
在他看来，中国官场的权威反而比国际组织要分散一些。例如，虽然内部的权力划分有差别，但部委的副部长一般并不认为自己比部长弱多少，对外也有一定话语权。在国际组织，情况就完全不同。世卫组织上到总干事下到处长，一把手都对下属拥有绝对的权威。除获总干事授权外，任何人均不得对外发布任何消息和评论。
不过，绝对权威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日常工作中，一把手对下属尤其是秘书十分尊敬，逢节日还要给下属送礼，操办庆祝生日。这与国外的职场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秘书等职务多为业务型人员，比主管更加熟悉工作，有的甚至是终身合同。
“三公”消费是雷区重复报销机票成笑谈
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上任以来，因出差时轻装简从，频频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宋允孚告诉记者，严格“三公”消费在国际组织同样丝毫不希奇，有些曾在国内当官的中国籍雇员，还因此栽了跟头。
舒国清称对此感触颇深：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地区主任出差，除非连续飞行6个小时以上，否则绝对不允许坐公务舱。
对出差报销的规定，在宋允孚看来几近苛刻。一次出差回国，他在准备入住北京饭店时遇到了麻烦。在世卫组织制定的出差城市报销标准中，北京的住宿费约为每天100美元，虽不菲，但还是不够入住北京饭店。不过，在国内就有国内的应对方法。他联系到卫生部礼宾部门，帮忙办理了一间打折的房间。为了省钱，第二天一大早，他还跑到王府井(30.28,-0.08,-0.26%)花5块钱吃了早饭。“这样我的钱就够了，超额回去人家不给你报销。”
吃饭当然也有讲究。联合国系统不仅规定了每天约30美元的用餐上限，报销申请表上还要求写明出差期间有无接待宴请，如有，则按次数扣除每天的补助。要想宴请别人，同样颇费周章。在世卫组织，除总干事或者驻国大使有交际费外，其他人员宴请一概费用自理。交际费使用也有严格规定。世卫组织驻斐济大使陈恳告诉南都记者，宴请后必须提交报告说明邀请人员、商谈话题、费用，即使如此每年也不能超过两万美元。此外，宴请时世卫组织的人不能多于客人人数。
繁琐的规定到处都是，对于一些习惯了国内“三公”消费的中国雇员，往往不能适应。
记者了解到，曾有某医学院的副院长，受中国政府委派到世卫组织担任助理总干事，入职面试时试图给面试官送礼，被中国同事及时劝阻。在试用期间，他还不顾应当尊重秘书的“潜规则”，要求其开车送自己去机场，结果被严词拒绝。最尴尬的是他拿着一张中国政府支付过的机票要求报销，被发现后恼羞成怒，成为笑谈。结果一年试用期未满，该人即被换岗。其后果是，中国在助理总干事这一关键职位上缺席达4年时间。
采写：南都记者杜强 实习生叶雨阳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422/040311887412.shtml揭密国际组织中国雇员：以个人身份为本国争利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4月22日 南方都市报
杜强
解密国际组织的中国雇员国际公务员职场生存法则
“以个人身份任职，为本国利益争取”
1971年10月，联合国(微博)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新政权开始派出自己的国际公务员。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一些中国人按照“惯例”担任联合国系统的重要职务(例如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联合国“五常”往往会派员担任这一职务)之外，中国籍雇员大部分从事的是翻译打字等工作，因为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近年来，联合国系统的高级官员中，中国人的身影日渐增多，现任的就有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副总裁朱民等。
向国际组织“塞人”的门道
1993年，中国卫生部派出一位副部长前往日内瓦，拜会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并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后者刚刚获得连任，作为支持他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希望安排更多人员在世卫组织任职，名单上就是推荐的人选。
中岛出乎意料地点名时任卫生部外事司司长宋允孚(微博)，虽然他并未列入名单。
到了日内瓦，宋允孚才发现，以往中国向联合国系统推荐人选的方式是错误的。
以世卫组织为例，其人员分为四类：一般人员(G，general category)、业务人员(P，professional category)、司级人员(D，directorcategory)、高级官员(ungradedcategory)。后三类是各国推荐人选的目标职位，但推荐并非像中国以往所做的那样塞给总干事一份名单，而是应该提前收集各类信息，在某一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有针对地提出要求。
为了增加本国人员在联合国系统的数量，各国绞尽脑汁。在国内官至司长，宋允孚自称在世卫组织只是一介小兵，开始时从事着普通的会务工作。但在这一岗位上，他观察到了各国往世卫组织“塞人”的门道。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再加上非洲的独立浪潮，一下子冒出许多新兴国家。联合国系统的任务量剧增，但各国在增加会费问题上长期达不成一致。同时，联合国系统大多实行“一国一票”，多交会费并不意味着更大的话语权，于是欧美等国家开始捐赠“预算外资金”，这一做法成了向联合国要求职位的法宝。
宋允孚举例说，意大利代表团一次在商讨完捐款问题后，便要求召开秘密会议，谈人事问题。原来，意大利代表团每次到日内瓦，都会邀请所有意大利籍人员聚餐，在会上了解职位空缺信息，然后在秘密会议上提出要求。
这一做法不仅能把更多人安置在国际组织，还能以预算外资金推动本国所希望的事业，因为捐赠国有权指定资金的用途，甚至是用于某人的薪酬。意大利的捐款大多指定用于紧急救援，该领域的重要职位也长期被意大利人占据。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国家的有力支持，仅凭个人自主申请，获得重要职位难于上青天。
以个人身份任职仍为本国利益争取
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公务员虽来自不同国家，但不代表本国，一切行为都必须为所在国际组织的利益着想。如果严格按宪章执行，多派少派国际公务员似乎并无区别。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上世纪80年代，世卫组织每届大会选出32个国家，由其指定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人士担任执行委员，执委以个人身份参与世卫组织决策。由此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执委发言提到本国时，只能说“T hecountrythat I know best(我最了解的国家)”，但事实上他们的发言总是代表本国利益，因此到布伦特兰担任总干事时，干脆扯掉了这一层遮羞布。
这其实是国际公务员平衡本国利益和组织利益的缩影。在世卫组织负责会务工作近20年的舒国清坦陈：“我们进去以后都得宣誓，但实际上我是中国派出的，肯定为中国着想。尤其我们这些比较老的，受党和国家教育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考虑这些的。”
毫无疑问，为本国利益着想也必须受组织规则约束，但即使如此也大有可为。比如，世卫组织的会议多如牛毛，会务准备也极繁琐，但就是这样细碎的环节，国家利益也可以找到安放的缝隙。舒国清说，“有人和没人差远了。有一个人在会议组织者里面，那是什么样的？会议之前很多事情都知道了，预案都知道了。”
另外，世卫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医药卫生领域的各项标准，一旦通过将被世界各国应用，但最开始的草稿其实是出自普通工作人员之手。宋允孚曾见到中国同事修改一份疫苗标准，便好奇地问道，老外都写好了怎么还改动这么多？回答说，这个不行，欧洲的标准写进去了，中国的没有。宋允孚恍然大悟：在大会讨论标准草稿时，要添加某一标准难上加难，会遭遇各种反对声音，但如果事先写入草稿，要想删掉，同样不容易。
关键岗位的细微作为，也可以影响深远。对此宋允孚笑称，出去以后觉得好像在“敌后”，完全凭个人的觉悟。其实，各个国家均深谙此中奥妙，当被问到如何增强本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几乎一致的回答是：赶快多派人！
中国籍雇员严重缺额
让宋允孚遗憾的是，中国对派遣国际公务员不够重视。2010年，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共有4万余人，其中按照会费占比和地域原则分配的为2886人，中国有约60人，占2%，是仅有的10个缺额国家之一。而整个联合国系统将近10万人，中国籍雇员仅有1000余人。
虽然总数很少，但中国政府近年来扶植重要岗位的力度也在加大，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支持陈冯富珍参选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国政府不仅在中非首脑会议期间给非洲国家做工作，还曾安排政府驻日内瓦的机构替陈冯富珍登门拜票。
通过捐献“预算外资金”安插人员的做法，也在2004年被中国政府首次应用，当年中国的捐赠额从17万涨到200万。不仅成功派出10名中国籍雇员，这笔钱还被用于发展传统医学。作为传统医学大国，中国成功推动了中草药标准的制定，使之成为世卫组织的正式文件。这项工作此前因为一些国家的反对长期搁置。
在联合国系统的中国籍雇员人数，多年来并没有明显增长。已经退休回国的舒国清感慨，“在日内瓦现在没几个人了，我们在的时候算比较多的。”
我国现在负责管理国际公务员的机构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外交部(微博)和财政部也负责部分事务。据了解。迄今中国已经组织了7次联合国后备人员考试，主要考核语言能力，合格的进入人才库，当有空缺位置时进行派遣。但对后备人员的培训、在社会上宣传国际公务员，用力较少。
联合国中国籍雇员薪酬风波
“你跟我签合同，为什么找中国政府？”1990年，一群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中国籍雇员上告“大老板”德奎利亚尔，气冲冲地质问他。
雇用前必须征求中国政府意见，联合国对中国籍雇员的特殊管理办法让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他国雇员均能以个人身份自由签约。
对此，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心里一定很惊讶，因为之前多数人对中国籍雇员留有这样的印象———不事张扬，服从国家安排。
向秘书长争权益的中国雇员大多从事翻译打字工作，他们每月从联合国拿到6000美元的薪酬，但除去房租和100多美元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都上交给中国财政部。每月6000美元，诱惑是巨大的，当时驻外大使的工资才800多美元。如果能自主签约，他们1个月就能获得此前半年的收入。
薪酬风波最终传回国内，经邓小平亲自批示，联合国系统的翻译打字人员不再上交所得。他们由此成为受惠最早的一批中国籍雇员，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不仅其组织关系从国务院部委转到了人才交流中心，国内分到的房子也被收回。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退休回到国内，也不能享受公务员退休金。
国际组织工作印象
领导说一不二又“低三下四”
宋允孚向南都记者描述了一个怪现象：国际组织的各级一把手在工作中说一不二，但又得时常巴结下属。
1993年，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岛宏谋求连任，选前半年发现阿尔及利亚政府声明支持该国的一位副总干事参选。盛怒之下，中岛将该副总干事就地免职，提前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其权威可以达到如此程度。
在联合国系统，副总干事(副秘书长)及以下职位皆由总干事(秘书长)任命。按照规定，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业务职员24小时之内要服从总干事在全球范围内的调配。这似乎离国人的想象有较大出入，宋允孚刚开始也并不适应。
在意大利人提出讨论人事问题的秘密会议之后，外事司长要求将密会内容写进报告，宋允孚则认为会引起其他工作人员反弹，再三建议，最终还是被以权威压服。报告刚一发布，口头和书面抗议不断，该司长随即指示称“下不为例”，试图推卸责任。经此一事，宋允孚不再迷信国际组织的体制和外国雇员的水准。
在他看来，中国官场的权威反而比国际组织要分散一些。例如，虽然内部的权力划分有差别，但部委的副部长一般并不认为自己比部长弱多少，对外也有一定话语权。在国际组织，情况就完全不同。世卫组织上到总干事下到处长，一把手都对下属拥有绝对的权威。除获总干事授权外，任何人均不得对外发布任何消息和评论。
不过，绝对权威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日常工作中，一把手对下属尤其是秘书十分尊敬，逢节日还要给下属送礼，操办庆祝生日。这与国外的职场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秘书等职务多为业务型人员，比主管更加熟悉工作，有的甚至是终身合同。
“三公”消费是雷区重复报销机票成笑谈
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上任以来，因出差时轻装简从，频频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宋允孚告诉记者，严格“三公”消费在国际组织同样丝毫不希奇，有些曾在国内当官的中国籍雇员，还因此栽了跟头。
舒国清称对此感触颇深：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地区主任出差，除非连续飞行6个小时以上，否则绝对不允许坐公务舱。
对出差报销的规定，在宋允孚看来几近苛刻。一次出差回国，他在准备入住北京饭店时遇到了麻烦。在世卫组织制定的出差城市报销标准中，北京的住宿费约为每天100美元，虽不菲，但还是不够入住北京饭店。不过，在国内就有国内的应对方法。他联系到卫生部礼宾部门，帮忙办理了一间打折的房间。为了省钱，第二天一大早，他还跑到王府井(30.28,-0.08,-0.26%)花5块钱吃了早饭。“这样我的钱就够了，超额回去人家不给你报销。”
吃饭当然也有讲究。联合国系统不仅规定了每天约30美元的用餐上限，报销申请表上还要求写明出差期间有无接待宴请，如有，则按次数扣除每天的补助。要想宴请别人，同样颇费周章。在世卫组织，除总干事或者驻国大使有交际费外，其他人员宴请一概费用自理。交际费使用也有严格规定。世卫组织驻斐济大使陈恳告诉南都记者，宴请后必须提交报告说明邀请人员、商谈话题、费用，即使如此每年也不能超过两万美元。此外，宴请时世卫组织的人不能多于客人人数。
繁琐的规定到处都是，对于一些习惯了国内“三公”消费的中国雇员，往往不能适应。
记者了解到，曾有某医学院的副院长，受中国政府委派到世卫组织担任助理总干事，入职面试时试图给面试官送礼，被中国同事及时劝阻。在试用期间，他还不顾应当尊重秘书的“潜规则”，要求其开车送自己去机场，结果被严词拒绝。最尴尬的是他拿着一张中国政府支付过的机票要求报销，被发现后恼羞成怒，成为笑谈。结果一年试用期未满，该人即被换岗。其后果是，中国在助理总干事这一关键职位上缺席达4年时间。
采写：南都记者杜强 实习生叶雨阳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422/04031188741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4月22日 南方都市报
杜强
解密国际组织的中国雇员国际公务员职场生存法则
“以个人身份任职，为本国利益争取”
1971年10月，联合国(微博)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新政权开始派出自己的国际公务员。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一些中国人按照“惯例”担任联合国系统的重要职务(例如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联合国“五常”往往会派员担任这一职务)之外，中国籍雇员大部分从事的是翻译打字等工作，因为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近年来，联合国系统的高级官员中，中国人的身影日渐增多，现任的就有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副总裁朱民等。
向国际组织“塞人”的门道
1993年，中国卫生部派出一位副部长前往日内瓦，拜会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并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后者刚刚获得连任，作为支持他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希望安排更多人员在世卫组织任职，名单上就是推荐的人选。
中岛出乎意料地点名时任卫生部外事司司长宋允孚(微博)，虽然他并未列入名单。
到了日内瓦，宋允孚才发现，以往中国向联合国系统推荐人选的方式是错误的。
以世卫组织为例，其人员分为四类：一般人员(G，general category)、业务人员(P，professional category)、司级人员(D，directorcategory)、高级官员(ungradedcategory)。后三类是各国推荐人选的目标职位，但推荐并非像中国以往所做的那样塞给总干事一份名单，而是应该提前收集各类信息，在某一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有针对地提出要求。
为了增加本国人员在联合国系统的数量，各国绞尽脑汁。在国内官至司长，宋允孚自称在世卫组织只是一介小兵，开始时从事着普通的会务工作。但在这一岗位上，他观察到了各国往世卫组织“塞人”的门道。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再加上非洲的独立浪潮，一下子冒出许多新兴国家。联合国系统的任务量剧增，但各国在增加会费问题上长期达不成一致。同时，联合国系统大多实行“一国一票”，多交会费并不意味着更大的话语权，于是欧美等国家开始捐赠“预算外资金”，这一做法成了向联合国要求职位的法宝。
宋允孚举例说，意大利代表团一次在商讨完捐款问题后，便要求召开秘密会议，谈人事问题。原来，意大利代表团每次到日内瓦，都会邀请所有意大利籍人员聚餐，在会上了解职位空缺信息，然后在秘密会议上提出要求。
这一做法不仅能把更多人安置在国际组织，还能以预算外资金推动本国所希望的事业，因为捐赠国有权指定资金的用途，甚至是用于某人的薪酬。意大利的捐款大多指定用于紧急救援，该领域的重要职位也长期被意大利人占据。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国家的有力支持，仅凭个人自主申请，获得重要职位难于上青天。
以个人身份任职仍为本国利益争取
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公务员虽来自不同国家，但不代表本国，一切行为都必须为所在国际组织的利益着想。如果严格按宪章执行，多派少派国际公务员似乎并无区别。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上世纪80年代，世卫组织每届大会选出32个国家，由其指定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人士担任执行委员，执委以个人身份参与世卫组织决策。由此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执委发言提到本国时，只能说“T hecountrythat I know best(我最了解的国家)”，但事实上他们的发言总是代表本国利益，因此到布伦特兰担任总干事时，干脆扯掉了这一层遮羞布。
这其实是国际公务员平衡本国利益和组织利益的缩影。在世卫组织负责会务工作近20年的舒国清坦陈：“我们进去以后都得宣誓，但实际上我是中国派出的，肯定为中国着想。尤其我们这些比较老的，受党和国家教育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考虑这些的。”
毫无疑问，为本国利益着想也必须受组织规则约束，但即使如此也大有可为。比如，世卫组织的会议多如牛毛，会务准备也极繁琐，但就是这样细碎的环节，国家利益也可以找到安放的缝隙。舒国清说，“有人和没人差远了。有一个人在会议组织者里面，那是什么样的？会议之前很多事情都知道了，预案都知道了。”
另外，世卫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医药卫生领域的各项标准，一旦通过将被世界各国应用，但最开始的草稿其实是出自普通工作人员之手。宋允孚曾见到中国同事修改一份疫苗标准，便好奇地问道，老外都写好了怎么还改动这么多？回答说，这个不行，欧洲的标准写进去了，中国的没有。宋允孚恍然大悟：在大会讨论标准草稿时，要添加某一标准难上加难，会遭遇各种反对声音，但如果事先写入草稿，要想删掉，同样不容易。
关键岗位的细微作为，也可以影响深远。对此宋允孚笑称，出去以后觉得好像在“敌后”，完全凭个人的觉悟。其实，各个国家均深谙此中奥妙，当被问到如何增强本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几乎一致的回答是：赶快多派人！
中国籍雇员严重缺额
让宋允孚遗憾的是，中国对派遣国际公务员不够重视。2010年，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共有4万余人，其中按照会费占比和地域原则分配的为2886人，中国有约60人，占2%，是仅有的10个缺额国家之一。而整个联合国系统将近10万人，中国籍雇员仅有1000余人。
虽然总数很少，但中国政府近年来扶植重要岗位的力度也在加大，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支持陈冯富珍参选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国政府不仅在中非首脑会议期间给非洲国家做工作，还曾安排政府驻日内瓦的机构替陈冯富珍登门拜票。
通过捐献“预算外资金”安插人员的做法，也在2004年被中国政府首次应用，当年中国的捐赠额从17万涨到200万。不仅成功派出10名中国籍雇员，这笔钱还被用于发展传统医学。作为传统医学大国，中国成功推动了中草药标准的制定，使之成为世卫组织的正式文件。这项工作此前因为一些国家的反对长期搁置。
在联合国系统的中国籍雇员人数，多年来并没有明显增长。已经退休回国的舒国清感慨，“在日内瓦现在没几个人了，我们在的时候算比较多的。”
我国现在负责管理国际公务员的机构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外交部(微博)和财政部也负责部分事务。据了解。迄今中国已经组织了7次联合国后备人员考试，主要考核语言能力，合格的进入人才库，当有空缺位置时进行派遣。但对后备人员的培训、在社会上宣传国际公务员，用力较少。
联合国中国籍雇员薪酬风波
“你跟我签合同，为什么找中国政府？”1990年，一群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中国籍雇员上告“大老板”德奎利亚尔，气冲冲地质问他。
雇用前必须征求中国政府意见，联合国对中国籍雇员的特殊管理办法让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他国雇员均能以个人身份自由签约。
对此，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心里一定很惊讶，因为之前多数人对中国籍雇员留有这样的印象———不事张扬，服从国家安排。
向秘书长争权益的中国雇员大多从事翻译打字工作，他们每月从联合国拿到6000美元的薪酬，但除去房租和100多美元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都上交给中国财政部。每月6000美元，诱惑是巨大的，当时驻外大使的工资才800多美元。如果能自主签约，他们1个月就能获得此前半年的收入。
薪酬风波最终传回国内，经邓小平亲自批示，联合国系统的翻译打字人员不再上交所得。他们由此成为受惠最早的一批中国籍雇员，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不仅其组织关系从国务院部委转到了人才交流中心，国内分到的房子也被收回。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退休回到国内，也不能享受公务员退休金。
国际组织工作印象
领导说一不二又“低三下四”
宋允孚向南都记者描述了一个怪现象：国际组织的各级一把手在工作中说一不二，但又得时常巴结下属。
1993年，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岛宏谋求连任，选前半年发现阿尔及利亚政府声明支持该国的一位副总干事参选。盛怒之下，中岛将该副总干事就地免职，提前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其权威可以达到如此程度。
在联合国系统，副总干事(副秘书长)及以下职位皆由总干事(秘书长)任命。按照规定，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业务职员24小时之内要服从总干事在全球范围内的调配。这似乎离国人的想象有较大出入，宋允孚刚开始也并不适应。
在意大利人提出讨论人事问题的秘密会议之后，外事司长要求将密会内容写进报告，宋允孚则认为会引起其他工作人员反弹，再三建议，最终还是被以权威压服。报告刚一发布，口头和书面抗议不断，该司长随即指示称“下不为例”，试图推卸责任。经此一事，宋允孚不再迷信国际组织的体制和外国雇员的水准。
在他看来，中国官场的权威反而比国际组织要分散一些。例如，虽然内部的权力划分有差别，但部委的副部长一般并不认为自己比部长弱多少，对外也有一定话语权。在国际组织，情况就完全不同。世卫组织上到总干事下到处长，一把手都对下属拥有绝对的权威。除获总干事授权外，任何人均不得对外发布任何消息和评论。
不过，绝对权威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日常工作中，一把手对下属尤其是秘书十分尊敬，逢节日还要给下属送礼，操办庆祝生日。这与国外的职场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秘书等职务多为业务型人员，比主管更加熟悉工作，有的甚至是终身合同。
“三公”消费是雷区重复报销机票成笑谈
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上任以来，因出差时轻装简从，频频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宋允孚告诉记者，严格“三公”消费在国际组织同样丝毫不希奇，有些曾在国内当官的中国籍雇员，还因此栽了跟头。
舒国清称对此感触颇深：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地区主任出差，除非连续飞行6个小时以上，否则绝对不允许坐公务舱。
对出差报销的规定，在宋允孚看来几近苛刻。一次出差回国，他在准备入住北京饭店时遇到了麻烦。在世卫组织制定的出差城市报销标准中，北京的住宿费约为每天100美元，虽不菲，但还是不够入住北京饭店。不过，在国内就有国内的应对方法。他联系到卫生部礼宾部门，帮忙办理了一间打折的房间。为了省钱，第二天一大早，他还跑到王府井(30.28,-0.08,-0.26%)花5块钱吃了早饭。“这样我的钱就够了，超额回去人家不给你报销。”
吃饭当然也有讲究。联合国系统不仅规定了每天约30美元的用餐上限，报销申请表上还要求写明出差期间有无接待宴请，如有，则按次数扣除每天的补助。要想宴请别人，同样颇费周章。在世卫组织，除总干事或者驻国大使有交际费外，其他人员宴请一概费用自理。交际费使用也有严格规定。世卫组织驻斐济大使陈恳告诉南都记者，宴请后必须提交报告说明邀请人员、商谈话题、费用，即使如此每年也不能超过两万美元。此外，宴请时世卫组织的人不能多于客人人数。
繁琐的规定到处都是，对于一些习惯了国内“三公”消费的中国雇员，往往不能适应。
记者了解到，曾有某医学院的副院长，受中国政府委派到世卫组织担任助理总干事，入职面试时试图给面试官送礼，被中国同事及时劝阻。在试用期间，他还不顾应当尊重秘书的“潜规则”，要求其开车送自己去机场，结果被严词拒绝。最尴尬的是他拿着一张中国政府支付过的机票要求报销，被发现后恼羞成怒，成为笑谈。结果一年试用期未满，该人即被换岗。其后果是，中国在助理总干事这一关键职位上缺席达4年时间。
采写：南都记者杜强 实习生叶雨阳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422/040311887412.shtml揭密国际组织中国雇员：以个人身份为本国争利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4月22日 南方都市报
杜强
解密国际组织的中国雇员国际公务员职场生存法则
“以个人身份任职，为本国利益争取”
1971年10月，联合国(微博)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新政权开始派出自己的国际公务员。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一些中国人按照“惯例”担任联合国系统的重要职务(例如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联合国“五常”往往会派员担任这一职务)之外，中国籍雇员大部分从事的是翻译打字等工作，因为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近年来，联合国系统的高级官员中，中国人的身影日渐增多，现任的就有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副总裁朱民等。
向国际组织“塞人”的门道
1993年，中国卫生部派出一位副部长前往日内瓦，拜会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并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后者刚刚获得连任，作为支持他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希望安排更多人员在世卫组织任职，名单上就是推荐的人选。
中岛出乎意料地点名时任卫生部外事司司长宋允孚(微博)，虽然他并未列入名单。
到了日内瓦，宋允孚才发现，以往中国向联合国系统推荐人选的方式是错误的。
以世卫组织为例，其人员分为四类：一般人员(G，general category)、业务人员(P，professional category)、司级人员(D，directorcategory)、高级官员(ungradedcategory)。后三类是各国推荐人选的目标职位，但推荐并非像中国以往所做的那样塞给总干事一份名单，而是应该提前收集各类信息，在某一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有针对地提出要求。
为了增加本国人员在联合国系统的数量，各国绞尽脑汁。在国内官至司长，宋允孚自称在世卫组织只是一介小兵，开始时从事着普通的会务工作。但在这一岗位上，他观察到了各国往世卫组织“塞人”的门道。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再加上非洲的独立浪潮，一下子冒出许多新兴国家。联合国系统的任务量剧增，但各国在增加会费问题上长期达不成一致。同时，联合国系统大多实行“一国一票”，多交会费并不意味着更大的话语权，于是欧美等国家开始捐赠“预算外资金”，这一做法成了向联合国要求职位的法宝。
宋允孚举例说，意大利代表团一次在商讨完捐款问题后，便要求召开秘密会议，谈人事问题。原来，意大利代表团每次到日内瓦，都会邀请所有意大利籍人员聚餐，在会上了解职位空缺信息，然后在秘密会议上提出要求。
这一做法不仅能把更多人安置在国际组织，还能以预算外资金推动本国所希望的事业，因为捐赠国有权指定资金的用途，甚至是用于某人的薪酬。意大利的捐款大多指定用于紧急救援，该领域的重要职位也长期被意大利人占据。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国家的有力支持，仅凭个人自主申请，获得重要职位难于上青天。
以个人身份任职仍为本国利益争取
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公务员虽来自不同国家，但不代表本国，一切行为都必须为所在国际组织的利益着想。如果严格按宪章执行，多派少派国际公务员似乎并无区别。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上世纪80年代，世卫组织每届大会选出32个国家，由其指定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人士担任执行委员，执委以个人身份参与世卫组织决策。由此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执委发言提到本国时，只能说“T hecountrythat I know best(我最了解的国家)”，但事实上他们的发言总是代表本国利益，因此到布伦特兰担任总干事时，干脆扯掉了这一层遮羞布。
这其实是国际公务员平衡本国利益和组织利益的缩影。在世卫组织负责会务工作近20年的舒国清坦陈：“我们进去以后都得宣誓，但实际上我是中国派出的，肯定为中国着想。尤其我们这些比较老的，受党和国家教育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考虑这些的。”
毫无疑问，为本国利益着想也必须受组织规则约束，但即使如此也大有可为。比如，世卫组织的会议多如牛毛，会务准备也极繁琐，但就是这样细碎的环节，国家利益也可以找到安放的缝隙。舒国清说，“有人和没人差远了。有一个人在会议组织者里面，那是什么样的？会议之前很多事情都知道了，预案都知道了。”
另外，世卫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医药卫生领域的各项标准，一旦通过将被世界各国应用，但最开始的草稿其实是出自普通工作人员之手。宋允孚曾见到中国同事修改一份疫苗标准，便好奇地问道，老外都写好了怎么还改动这么多？回答说，这个不行，欧洲的标准写进去了，中国的没有。宋允孚恍然大悟：在大会讨论标准草稿时，要添加某一标准难上加难，会遭遇各种反对声音，但如果事先写入草稿，要想删掉，同样不容易。
关键岗位的细微作为，也可以影响深远。对此宋允孚笑称，出去以后觉得好像在“敌后”，完全凭个人的觉悟。其实，各个国家均深谙此中奥妙，当被问到如何增强本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几乎一致的回答是：赶快多派人！
中国籍雇员严重缺额
让宋允孚遗憾的是，中国对派遣国际公务员不够重视。2010年，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共有4万余人，其中按照会费占比和地域原则分配的为2886人，中国有约60人，占2%，是仅有的10个缺额国家之一。而整个联合国系统将近10万人，中国籍雇员仅有1000余人。
虽然总数很少，但中国政府近年来扶植重要岗位的力度也在加大，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支持陈冯富珍参选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国政府不仅在中非首脑会议期间给非洲国家做工作，还曾安排政府驻日内瓦的机构替陈冯富珍登门拜票。
通过捐献“预算外资金”安插人员的做法，也在2004年被中国政府首次应用，当年中国的捐赠额从17万涨到200万。不仅成功派出10名中国籍雇员，这笔钱还被用于发展传统医学。作为传统医学大国，中国成功推动了中草药标准的制定，使之成为世卫组织的正式文件。这项工作此前因为一些国家的反对长期搁置。
在联合国系统的中国籍雇员人数，多年来并没有明显增长。已经退休回国的舒国清感慨，“在日内瓦现在没几个人了，我们在的时候算比较多的。”
我国现在负责管理国际公务员的机构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外交部(微博)和财政部也负责部分事务。据了解。迄今中国已经组织了7次联合国后备人员考试，主要考核语言能力，合格的进入人才库，当有空缺位置时进行派遣。但对后备人员的培训、在社会上宣传国际公务员，用力较少。
联合国中国籍雇员薪酬风波
“你跟我签合同，为什么找中国政府？”1990年，一群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中国籍雇员上告“大老板”德奎利亚尔，气冲冲地质问他。
雇用前必须征求中国政府意见，联合国对中国籍雇员的特殊管理办法让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他国雇员均能以个人身份自由签约。
对此，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心里一定很惊讶，因为之前多数人对中国籍雇员留有这样的印象———不事张扬，服从国家安排。
向秘书长争权益的中国雇员大多从事翻译打字工作，他们每月从联合国拿到6000美元的薪酬，但除去房租和100多美元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都上交给中国财政部。每月6000美元，诱惑是巨大的，当时驻外大使的工资才800多美元。如果能自主签约，他们1个月就能获得此前半年的收入。
薪酬风波最终传回国内，经邓小平亲自批示，联合国系统的翻译打字人员不再上交所得。他们由此成为受惠最早的一批中国籍雇员，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不仅其组织关系从国务院部委转到了人才交流中心，国内分到的房子也被收回。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退休回到国内，也不能享受公务员退休金。
国际组织工作印象
领导说一不二又“低三下四”
宋允孚向南都记者描述了一个怪现象：国际组织的各级一把手在工作中说一不二，但又得时常巴结下属。
1993年，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岛宏谋求连任，选前半年发现阿尔及利亚政府声明支持该国的一位副总干事参选。盛怒之下，中岛将该副总干事就地免职，提前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其权威可以达到如此程度。
在联合国系统，副总干事(副秘书长)及以下职位皆由总干事(秘书长)任命。按照规定，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业务职员24小时之内要服从总干事在全球范围内的调配。这似乎离国人的想象有较大出入，宋允孚刚开始也并不适应。
在意大利人提出讨论人事问题的秘密会议之后，外事司长要求将密会内容写进报告，宋允孚则认为会引起其他工作人员反弹，再三建议，最终还是被以权威压服。报告刚一发布，口头和书面抗议不断，该司长随即指示称“下不为例”，试图推卸责任。经此一事，宋允孚不再迷信国际组织的体制和外国雇员的水准。
在他看来，中国官场的权威反而比国际组织要分散一些。例如，虽然内部的权力划分有差别，但部委的副部长一般并不认为自己比部长弱多少，对外也有一定话语权。在国际组织，情况就完全不同。世卫组织上到总干事下到处长，一把手都对下属拥有绝对的权威。除获总干事授权外，任何人均不得对外发布任何消息和评论。
不过，绝对权威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日常工作中，一把手对下属尤其是秘书十分尊敬，逢节日还要给下属送礼，操办庆祝生日。这与国外的职场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秘书等职务多为业务型人员，比主管更加熟悉工作，有的甚至是终身合同。
“三公”消费是雷区重复报销机票成笑谈
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上任以来，因出差时轻装简从，频频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宋允孚告诉记者，严格“三公”消费在国际组织同样丝毫不希奇，有些曾在国内当官的中国籍雇员，还因此栽了跟头。
舒国清称对此感触颇深：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地区主任出差，除非连续飞行6个小时以上，否则绝对不允许坐公务舱。
对出差报销的规定，在宋允孚看来几近苛刻。一次出差回国，他在准备入住北京饭店时遇到了麻烦。在世卫组织制定的出差城市报销标准中，北京的住宿费约为每天100美元，虽不菲，但还是不够入住北京饭店。不过，在国内就有国内的应对方法。他联系到卫生部礼宾部门，帮忙办理了一间打折的房间。为了省钱，第二天一大早，他还跑到王府井(30.28,-0.08,-0.26%)花5块钱吃了早饭。“这样我的钱就够了，超额回去人家不给你报销。”
吃饭当然也有讲究。联合国系统不仅规定了每天约30美元的用餐上限，报销申请表上还要求写明出差期间有无接待宴请，如有，则按次数扣除每天的补助。要想宴请别人，同样颇费周章。在世卫组织，除总干事或者驻国大使有交际费外，其他人员宴请一概费用自理。交际费使用也有严格规定。世卫组织驻斐济大使陈恳告诉南都记者，宴请后必须提交报告说明邀请人员、商谈话题、费用，即使如此每年也不能超过两万美元。此外，宴请时世卫组织的人不能多于客人人数。
繁琐的规定到处都是，对于一些习惯了国内“三公”消费的中国雇员，往往不能适应。
记者了解到，曾有某医学院的副院长，受中国政府委派到世卫组织担任助理总干事，入职面试时试图给面试官送礼，被中国同事及时劝阻。在试用期间，他还不顾应当尊重秘书的“潜规则”，要求其开车送自己去机场，结果被严词拒绝。最尴尬的是他拿着一张中国政府支付过的机票要求报销，被发现后恼羞成怒，成为笑谈。结果一年试用期未满，该人即被换岗。其后果是，中国在助理总干事这一关键职位上缺席达4年时间。
采写：南都记者杜强 实习生叶雨阳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422/040311887412.shtml
慢慢改，有决心，有目标，肯定能改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