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失地 or 侵略邻国----浅析大唐攻灭高句丽的正义性

一、源头

    在《史记-宋微子世家》和《尚书-大伽洪范》中曾记载，纣王的叔父箕子在亡国后逃至朝鲜半岛，建立了箕氏侯国，而半岛人一然在所撰的《三国遗事》中也曾提到过此事（他的信息也有可能是来源于《史记》和《尚书》）。一些人据此认为，朝鲜半岛上住民的祖先源自中国。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地。首先，这个“箕氏侯国”的疆域并不清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曾经占据过半岛全境。事实上，据《三国遗事》记载，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曾带著人民南迁，以免与其冲突，可见当时半岛上的势力绝非一家。箕子败逃至边地，追随者绝不会太多，所以建立的国家多半不大，或许只是占据了半岛上小小的一隅建国而已，对整个半岛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次，在箕子率部进入半岛之前，那块土地上就早已有了原住民，繁衍生息了无数代，箕子等人只是一群外来者，凭借着较为先进的文化、技术、武器装备，得以高居于统治阶层，但这人数不多的中原人对箕氏侯国中的血统和人种并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更不可能将半岛上的居民同化为中原百姓，最终反倒被融合成了半岛人中的一员。
    综上所述，箕子一行未能对半岛人的本源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因为一则关于他的小小记载，就认为半岛人的祖先是中原人，这种看法显然是非常牵强地，是中原人自高自大的一种吹嘘。



　


二、背景

    在之后的千百年中，箕子一行被半岛上的原住民慢慢同化，中原王朝也未再与半岛人产生有记载的交集。直到战国末期，燕将秦开率军杀入辽东，赶走当地的原住民东胡，将该地变为燕国的一个后方练兵之所，两地才再次发生碰撞。燕国灭亡之后，秦、汉、魏、西晋四朝先后对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进行了或长或短的控制，其控制范围和控制力度也随国策和国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一些人据此认为高句丽的起源就是这个县，是在武帝时期成型，后又背叛汉朝并坐大建国的一支势力，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诞地。高句丽县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而高句丽这个民族却比这个汉廷的封县要早得太多了。即使是作为地理名词，“高句丽”也早在公元前113年就出现在《汉书》中。而作为一个国家，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记载，早在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便在卒本扶余将其建立了，而在《三国志》、《汉书》中，也时常能够看到中原与高句丽交战的记载。在汉、魏朝时期，双方一直在争抢地盘，244年魏国还将其打压得大幅退却。但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式微，从西晋末期开始就对半岛失去了控制，两个半岛上的住民便纷纷聚集并独立，摆脱了中原来人的控制。而高句丽也逐渐开始扩张，不断融合两个半岛上的住民，最终占据了辽东半岛大部和朝鲜半岛北部，成为北亚除突厥汗国之外最强大的国家。
    在隋朝建国后，意欲重新占据辽东，隋文帝于598年遣高颎率三十万大军入侵高句丽，但因军粮不济，败于坚城之下，三十万将士埋骨荒野，归来者尚不到三千。后来隋炀帝又对高句丽先后发动了三次大征伐，第一次大败亏输，后两次都无功而返，徒耗国力，最终导致了大隋崩塌。唐朝建国后，李世民为建开疆扩土之功，于646年对高句丽发动了规模宏大的远征，结果铩羽而归，怏怏而终。李治即位后又继续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其间还数次派兵袭扰破坏），唐对高句丽的攻击持续了二十三年，最终趁其内乱，于668年将其灭国。
    在这二十三年中，大唐为了抽走高句丽这个民族的脊梁，从而将这块土地彻底控于掌中，非但不肯从中原移民进入高句丽，把辽东之地当成真正的本土好好经营，反倒刻意在半岛上施行半荒置政策，多次大规模强行内迁当地百姓，先是“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之后又从辽东城掳掠“高丽民一万四千口”入中原，然后还强迁高句丽“二十余万口回唐”，有意将辽东大地搞得一片荒芜。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在被唐军攻占后，曾经比较繁荣的安东十四州竟然凋敝到了“并无城池”的可怜地步。而等到大祚荣建立震国时，虽然“地方五千里”（这相当于整个高句丽故地的面积），却也不过仅有“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仅达高句丽全盛时的六分之一。
    更狠毒的是，大唐在攻陷平壤之后，又将剩余百姓中的富户和官绅强行内迁，只留下一群愚昧贫穷的老弱以供安东都护府统治驱策（“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 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 留其贫弱者, 使守安东。”）大唐此举十分高明，可谓彻底摧垮了高句丽这个古国的文化和法统，剩下的愚昧之徒们失去了文化和精神，虽然在初期也曾大规模起义，打得大唐焦头烂额，但最终还是被镇压下去。在失去民族的脊梁之后，复国的热情很快便会随时间而消散，因此尽管唐帝国因惨败于新罗之手，最终被迫放弃了将两个半岛化作本土的野望，在其上的统治名存实亡，但高句丽人失去了领导层、精英层、文化层，只剩下一群苦力蚁民，几代人后，复国之心渐淡，辽东之地为新崛起的渤海国所占据，并传国229年，立国七百年的高句丽古国烟消云散，唐帝国狠毒有效的手段，最终却替渤海国做了嫁衣。
    下面要讨论的，就是唐帝国攻伐高句丽行为的正义性。


   


三、民意
   
    目前流行着一种奇怪的逻辑，即某国如果曾经对某块土地施行过统治，之后又失去了控制，那不管过了多久，不过情势发生了何等变化，只要某一天出兵将其重新占据，就一定是收复失地的壮举，具有正义性，在道德上应该得到认可。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实在是太扯了，完全就是一群秉心不公的阿Q们，在为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美化粉饰，营造借口。如果只要曾经占据过，那任何时候再去强行占领，都能被认为是收复故土，那日本再取我国东北，苏联再下波兰，英国复夺香港、蒙古接管半个世界，岂不是都能被视作天经地义了么？
    如果透彻地看，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是统治这个世界最质朴有效的铁律，强国夺占小国土地再正常不过。而所谓的领土纷争，无非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争抢地盘罢了，和黑社会抢堂口霸街区属于同样的性质，根本谈不上什么正义与对错，拳头狠才是唯一的硬道理。当然，如果硬要说个是非，论个对错，也不是不可以，但首先要抽离立场，公平分析，可一旦说出“收复”二字，那首先就已经有了立场，就已经不可能做到客观持正了。
    笔者认为，衡量一场以夺占领土为目标的战争是否正义，应当取决于这块被“收复”的土地上的民意归属。如果51%以上的百姓主张迎降，那进攻的一方就是替天行道，拯万民于水火；而如果这块被收复土地上的大多数人都反对这场“收复”，之后的统治要靠屠刀才能维系，那进攻的一方无疑就是侵略者，是邪恶且应该反对地。民意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其间承载了大量的内涵：双方在这块土地上的统治历史是否悠久、百姓对谁更加认同、哪一方更能善待子民……堪称是最合理的衡量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去分析，那一切战争的性质便都豁然开朗。1945年国军取回东三省，黑土地上的三千万百姓大多喜不自胜，因此这就是货真价实的“收复故疆”。而日军如果哪天再下东北，而其上百姓皆不愿受其统治，那就是侵略，而不能因为日本曾在1945年前统治过辽东，就将之视作是正义的收复失地。
    同样的道理，唐帝国悍然兴兵，将高句丽这样一个立国长达七百年的国家彻底灭掉，尽得其地，可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们却对大唐根本不买账，非但不欢迎，反倒极其仇视。在唐帝国进攻高句丽的几十年中，唐军遭遇了高句丽军民的殊死抵抗，广大人民即使在亡国之后，仍然不屈不挠地起义抗争，显见大唐在高句丽故地上的统治完全不得人心，这和国军收复东三省时百姓闻风而景从的情况是有本质区别地，因此大唐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属于不折不扣的侵略行为。
    虽然当代历史学家们找了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借口，想要证明唐朝对辽东半岛的进攻具有正义性，但唐太宗说的那句“不贻后世之患”，其实已经从本质上说明了他不惜劳民伤财也要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原因----即要将强大的潜在竞争对手打压甚至消灭于羽翼未丰之前，防患于未然，好为本民族谋求利益。






四、溯源

    在如今盛行的说法中，往往把唐对高句丽的入侵美化为收复故土，却无视了其上绝大对数百姓的抵触和如火如荼的反抗。这些人所依据的法理，就是先前的几个中原王朝，曾先后在半岛上建立过统治，因此高句丽于300至390年间逐步扩张，最终尽据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就是一种对西晋这个中原王朝领土的可耻侵略，所以唐朝出兵攻打高句丽，是收复失地，是正义之师……可谓将强盗逻辑发扬到了极致。
    首先，西晋对辽东半岛的统治，是自行崩解地，而不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连西晋自己都完蛋了，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土丢失”。高句丽在辽东的扩张，主要还是在辽东变为“三不管”之地后完成地。
    其次，一些人喜欢把五个中原王朝的统治时间累加起来，然后宣称中原对辽东统治多少年，并据此论证在唐以前，辽东之地就是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看法是不客观地。因为这所谓的时间是不连续地，如果这样也可以叠加，那半岛历史上非中原王朝的各段历史自然也就可以累加，如果再算上燕国侵略东胡之前的千百年时间，那中原王朝是决计比不过半岛住民地。
    再而，燕、秦、汉、魏、西晋这五个中原王朝对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控制是割裂地，时有时无，把这些不连续的时段都累加起来，本身就是不合理地。而像首度入侵辽东的燕国更只是当时所谓的“中原王朝”的不到七分之一，也完全没有资格去代表“中原王朝”。况且五个王朝间并没有丝毫法统上的传承性，后者通常还是前者的掘墓人，因此将其视作“中原王朝”这样一个整体概念是非常牵强地，什么中原王朝对辽东统治多少年之类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而用什么汉朝时期的统治来为几百年后的唐军入侵半岛营造借口，就更是荒诞不经。
    虽然中原王朝先后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殖民统治，但并没有大规模对外移民，所以半岛上始终是以原住民为主体地，中原各朝始终未能将其真正化做自己的本土。每当中原王朝衰弱时，其在半岛上的统治就逐渐崩解失效，当地的住民便能够独立自主。而等到新王朝建立，站稳脚跟后，如果有扩疆之心，便会再次兵发半岛，重新施行统治，再次将半岛住民握于掌中。
       分析问题时，不能总站在自家的立场，想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就要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分析判断，否则结论就会因受到立场的影响而变得偏颇，失去说服力。公允地看，汉朝对辽东的统治，和魏国对辽东的统治，并不具备法统上的传承性，而让唐帝国继承几百年前西晋的衣钵，则更加荒谬绝伦。如果我们可以把唐朝对高句丽的侵略美化为收复之前汉、晋的故疆，那之后高句丽百姓起义反唐的行为，是否也能被视为自强复国，试图击退来自中原的侵略者，对高句丽故疆的收复呢？如果真要彻底追根溯源，那中原王朝起初占据辽东，把原住民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还不是靠武装入侵才得以实现的么？如果没有一场侵略战争，别人的土地咋就能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在彻底的上溯之下，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道理显然并不在中原王朝一边，没有任何理由把率先侵略半岛的中原人当成正义使者，反倒把争取独立的半岛住民诬指为侵略者。







五、荒诞的“溯源”行为

    其实追根溯源本身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就是某些有心人在有意地把水搅浑，试图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从而为唐帝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寻求借口，制造理由。
    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一场战争的正义性是由被争夺土地上的民意来衡量地，而民意又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不要说西晋时半岛人也并不欢迎自己头上的这些来自中原的统治者，就算当时西晋的统治深得人心，可如果经过高句丽几百年的融合与统治，只要在大唐对高句丽发动战争时，辽东百姓已经对高句丽归心，对唐军多抱抵触态度，那这场战争就是非正义的侵略。
    简而言之，根本就没必要去追根溯源，只需要就事论事，分析战争发起前的民意即可。燕、汉时对半岛的统治，到了几百年后的唐朝，又还有几个半岛人会在意？此时的半岛住民早已归心于高句丽国，唐帝国对其发动的战争违背民心，无疑是不正义地。
    如果因为先前另一个中原王朝曾经占据过辽东地区，唐帝国这个与之毫无关联的新帝国在数百年之后，再将传国已经数百年，其上人心早附的高句丽灭掉，并强占其地的行为能够视作合理合法，甚至美化为收复失地的爱国正义战争，那日本也曾占过朝鲜五十年，它如今是否也可以随时去抢回自己的这块故地呢？中国如今再跑去攻取了北朝鲜这块“汉晋故地”，性质与唐朝当年也是完全一样地，岂不是也能被粉饰成正义之举了么？这些结论显然都是荒谬地，能意识到后者的非正义，就该能意识到前者的非正义，所以那些叫嚣什么“中原政权在唐初对半岛北部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的人可以闭嘴了，中国对辽东半岛的真正掌控是从清代满汉融合后才真正开始地，之前的历史不能作为今日发动战争的借口，也不能成为裁判战争性质的标准，北朝百姓当前的观点和归属感才是衡量的唯一依据，不管他们的看法已经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仍然是最合理的判断依据。






六、统治的实效性

    高句丽百姓之所以怨恨大唐，其实半点儿也不奇怪。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辽东地区始终都是可有可无的飞地，因此在其上的投入一直不够认真，统治也一直缺乏实效，始终处于半羁縻半郡县的松散管理状态，很多时段很多地区甚至仅仅只能被称作是军事控制范围，对其上百姓的态度，也与对中原内地的百姓迥然不同，始终不肯将其真正视作自己的子民。换言之，无论套“羁縻”的说法，还是搬出“郡县”二字，都不能否定在统治实效上，与中原本土有着巨大分别这一事实，也从来都无法达到高句丽、渤海国那种当成自己核心领土经营的控制程度。兼且几个中原王朝先后更迭，统治频频出现断层，其间还经历了南北朝大乱局，并非一个王朝整体的统治过程，所以始终无法在半岛人心中建立连续的统治威信。
    以一个中立者的角度，法布尔教授在所著的《韩国史》中提到：“中国的历史记录中记载高句丽服从于作为汉郡的玄郡支配，但这只是虚构，中国不可能对居住在险峻的山岳地带的高句丽人进行控制。”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汉朝对高句丽县所谓的郡县统治，其实不过是名义化的自吹而已，其实统治十分虚浮不实。由此也可推断，唐之前的各个中原政权对辽东之地的所谓“郡县”统治，其时效性又是怎样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汉书》、《三国志》之类的中国史料，以及一些半岛人的史料中都能看到汉、魏、西晋几朝在辽东作战的记载，这足以说明中原人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的统治是动态且极不稳固地，虽然号称设立郡县，实则战火不休，疆界反复变换，在两个半岛上都充斥着大量独立的反对势力，绝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成功推行全面统治，只是有少数被统治的百姓反抗而已。
    因为以上的种种原因，在唐朝之前的中原各王朝始终无法得到其地百姓的认可与效忠。在半岛住民眼中，中原来的统治者走马灯般换了一个又一个，却都是外来的侵略者。而高句丽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由于那块土地就是他们唯一的领土，所以在建国后，高句丽统治层始终真心实意地对待其上百姓，在几百年的统治之后，人心已固，皆以高句丽人而自居，所以当地百姓才会如此强烈地抵拒唐朝兵马。瓜、沙等州刚被吐蕃人夺占时，当地百姓对于重归大唐怀抱是何等的企盼，唐军夺回这种地方才算得上是收复失地，顺天应命。可当唐军面对的是高句丽百姓憎恶怨恨的目光，以及无数住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破家舍命而做出的拼死抗击时，大唐所充任的角色，也无非就是一个凶狠残暴的侵略者罢了。
   






七、攀亲

    综上可知，虽然在唐之前，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始终与中原地区有着持续的相互作用，但因此就将其视为中原王朝天经地义的领土，仍然是非常牵强的，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能将这块土地从先秦时期就划归“中原王朝”这个抽象概念的名下，并藉此来染指高句丽与渤海国的历史，从而为唐帝国对高句丽的入侵营造借口。虽然东北之地如今早已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一千多年之前，在唐帝国对高句丽发动战争的时候，辽东之地却并非中原王朝的私产，而是属于高句丽的广大人民。
    经延世大学的金佑俊教授考证，发现在《中国古代地图集》之清朝地图之《东南洋各国沿革图》中，将朝鲜半岛所在的区域标记为高句丽、百济和新罗这些古王朝的名称，而并非汉、晋之郡县；而收录于《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中的宋朝地图也将高句丽、百济、新罗所在的区域标记为“东夷”，而历朝的《东夷传》都明确表示，“东夷”是邻国。这两则证据表明，在宋、清两朝的官方撰史者眼中（应该也是民间普遍的看法，否则向来偏袒自家的史官们不会主动把自家的土地往外推），并未将高句丽、百济、新罗所在的地域视作中原王朝丢失的故土，而是看成了邻国。金佑俊认为，中国政府从2002年初推行的东北工程中的一项，即把高句丽在历史上归入中国领土是错误地，与宋、清时中原政权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
    不得不说，金佑俊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一语道出了历史的真相。连宋、清两个中原王朝自己都不认为高句丽故地是中原王朝的故土，其它站在公允立场上分析问题的人们会如何看待此事，已经是不言自明了。不过，这块土地不属于中原王朝，却不表示就一定属于大韩民族。如今一些韩国史家公然宣称高句丽是大韩民族的先民，高句丽是属于朝鲜半岛的国家，试图将高句丽的荣耀和辉煌纳入大韩民族的历史，这种说法同样是非常牵强地。渤海国还可以勉强视作高句丽的复兴，但把王建高丽看做是渤海国的复兴，却明显有着“攀亲”之嫌。
    王建自起兵伊始就打着复兴高句丽的旗号，建国后又定国号为与高句丽极为相近的高丽，鲜明地表征出高丽国是继承了高句丽的文化和信仰而来；而其定都平壤、收留渤海国遗民等行为，更证实了高丽与高句丽、渤海国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联系；况且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的风俗语言十分接近，颇具半岛内部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说高丽和高句丽确实是有一定的传承性存在地。
    然而高丽虽然吸纳了部分渤海国遗民，在领土和属民上与高句丽也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关系，但两国无论是领土区域、所属百姓，还是国家法统，总体看来都大有不同。虽然由于地域的临近和人口的流动，两国在文化和习俗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这些末节终究不能视作是国家和民族的传承，所以把高丽视为高句丽的继承者是不客观地，视为新罗的延续反倒更为贴切一些。
    综上所述，虽然东北之地如今早已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渤海国还未被辽国所灭之前，辽东半岛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却既不该视为中原王朝的传统领土，也不能归入新罗的历史，当然就更不会隶属于新罗人的后裔南韩，而是应该归于那些在那块黑土地上先后出现的国家，其中最持久强盛的就是高句丽和渤海国。至于大韩民族的传统领域，则始终就不过只有汉江以南那小得可怜的弹丸之地罢了。




一、源头

    在《史记-宋微子世家》和《尚书-大伽洪范》中曾记载，纣王的叔父箕子在亡国后逃至朝鲜半岛，建立了箕氏侯国，而半岛人一然在所撰的《三国遗事》中也曾提到过此事（他的信息也有可能是来源于《史记》和《尚书》）。一些人据此认为，朝鲜半岛上住民的祖先源自中国。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地。首先，这个“箕氏侯国”的疆域并不清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曾经占据过半岛全境。事实上，据《三国遗事》记载，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曾带著人民南迁，以免与其冲突，可见当时半岛上的势力绝非一家。箕子败逃至边地，追随者绝不会太多，所以建立的国家多半不大，或许只是占据了半岛上小小的一隅建国而已，对整个半岛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次，在箕子率部进入半岛之前，那块土地上就早已有了原住民，繁衍生息了无数代，箕子等人只是一群外来者，凭借着较为先进的文化、技术、武器装备，得以高居于统治阶层，但这人数不多的中原人对箕氏侯国中的血统和人种并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更不可能将半岛上的居民同化为中原百姓，最终反倒被融合成了半岛人中的一员。
    综上所述，箕子一行未能对半岛人的本源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因为一则关于他的小小记载，就认为半岛人的祖先是中原人，这种看法显然是非常牵强地，是中原人自高自大的一种吹嘘。



　


二、背景

    在之后的千百年中，箕子一行被半岛上的原住民慢慢同化，中原王朝也未再与半岛人产生有记载的交集。直到战国末期，燕将秦开率军杀入辽东，赶走当地的原住民东胡，将该地变为燕国的一个后方练兵之所，两地才再次发生碰撞。燕国灭亡之后，秦、汉、魏、西晋四朝先后对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进行了或长或短的控制，其控制范围和控制力度也随国策和国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一些人据此认为高句丽的起源就是这个县，是在武帝时期成型，后又背叛汉朝并坐大建国的一支势力，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诞地。高句丽县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而高句丽这个民族却比这个汉廷的封县要早得太多了。即使是作为地理名词，“高句丽”也早在公元前113年就出现在《汉书》中。而作为一个国家，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记载，早在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便在卒本扶余将其建立了，而在《三国志》、《汉书》中，也时常能够看到中原与高句丽交战的记载。在汉、魏朝时期，双方一直在争抢地盘，244年魏国还将其打压得大幅退却。但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式微，从西晋末期开始就对半岛失去了控制，两个半岛上的住民便纷纷聚集并独立，摆脱了中原来人的控制。而高句丽也逐渐开始扩张，不断融合两个半岛上的住民，最终占据了辽东半岛大部和朝鲜半岛北部，成为北亚除突厥汗国之外最强大的国家。
    在隋朝建国后，意欲重新占据辽东，隋文帝于598年遣高颎率三十万大军入侵高句丽，但因军粮不济，败于坚城之下，三十万将士埋骨荒野，归来者尚不到三千。后来隋炀帝又对高句丽先后发动了三次大征伐，第一次大败亏输，后两次都无功而返，徒耗国力，最终导致了大隋崩塌。唐朝建国后，李世民为建开疆扩土之功，于646年对高句丽发动了规模宏大的远征，结果铩羽而归，怏怏而终。李治即位后又继续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其间还数次派兵袭扰破坏），唐对高句丽的攻击持续了二十三年，最终趁其内乱，于668年将其灭国。
    在这二十三年中，大唐为了抽走高句丽这个民族的脊梁，从而将这块土地彻底控于掌中，非但不肯从中原移民进入高句丽，把辽东之地当成真正的本土好好经营，反倒刻意在半岛上施行半荒置政策，多次大规模强行内迁当地百姓，先是“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之后又从辽东城掳掠“高丽民一万四千口”入中原，然后还强迁高句丽“二十余万口回唐”，有意将辽东大地搞得一片荒芜。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在被唐军攻占后，曾经比较繁荣的安东十四州竟然凋敝到了“并无城池”的可怜地步。而等到大祚荣建立震国时，虽然“地方五千里”（这相当于整个高句丽故地的面积），却也不过仅有“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仅达高句丽全盛时的六分之一。
    更狠毒的是，大唐在攻陷平壤之后，又将剩余百姓中的富户和官绅强行内迁，只留下一群愚昧贫穷的老弱以供安东都护府统治驱策（“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 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 留其贫弱者, 使守安东。”）大唐此举十分高明，可谓彻底摧垮了高句丽这个古国的文化和法统，剩下的愚昧之徒们失去了文化和精神，虽然在初期也曾大规模起义，打得大唐焦头烂额，但最终还是被镇压下去。在失去民族的脊梁之后，复国的热情很快便会随时间而消散，因此尽管唐帝国因惨败于新罗之手，最终被迫放弃了将两个半岛化作本土的野望，在其上的统治名存实亡，但高句丽人失去了领导层、精英层、文化层，只剩下一群苦力蚁民，几代人后，复国之心渐淡，辽东之地为新崛起的渤海国所占据，并传国229年，立国七百年的高句丽古国烟消云散，唐帝国狠毒有效的手段，最终却替渤海国做了嫁衣。
    下面要讨论的，就是唐帝国攻伐高句丽行为的正义性。


   


三、民意
   
    目前流行着一种奇怪的逻辑，即某国如果曾经对某块土地施行过统治，之后又失去了控制，那不管过了多久，不过情势发生了何等变化，只要某一天出兵将其重新占据，就一定是收复失地的壮举，具有正义性，在道德上应该得到认可。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实在是太扯了，完全就是一群秉心不公的阿Q们，在为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美化粉饰，营造借口。如果只要曾经占据过，那任何时候再去强行占领，都能被认为是收复故土，那日本再取我国东北，苏联再下波兰，英国复夺香港、蒙古接管半个世界，岂不是都能被视作天经地义了么？
    如果透彻地看，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是统治这个世界最质朴有效的铁律，强国夺占小国土地再正常不过。而所谓的领土纷争，无非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争抢地盘罢了，和黑社会抢堂口霸街区属于同样的性质，根本谈不上什么正义与对错，拳头狠才是唯一的硬道理。当然，如果硬要说个是非，论个对错，也不是不可以，但首先要抽离立场，公平分析，可一旦说出“收复”二字，那首先就已经有了立场，就已经不可能做到客观持正了。
    笔者认为，衡量一场以夺占领土为目标的战争是否正义，应当取决于这块被“收复”的土地上的民意归属。如果51%以上的百姓主张迎降，那进攻的一方就是替天行道，拯万民于水火；而如果这块被收复土地上的大多数人都反对这场“收复”，之后的统治要靠屠刀才能维系，那进攻的一方无疑就是侵略者，是邪恶且应该反对地。民意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其间承载了大量的内涵：双方在这块土地上的统治历史是否悠久、百姓对谁更加认同、哪一方更能善待子民……堪称是最合理的衡量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去分析，那一切战争的性质便都豁然开朗。1945年国军取回东三省，黑土地上的三千万百姓大多喜不自胜，因此这就是货真价实的“收复故疆”。而日军如果哪天再下东北，而其上百姓皆不愿受其统治，那就是侵略，而不能因为日本曾在1945年前统治过辽东，就将之视作是正义的收复失地。
    同样的道理，唐帝国悍然兴兵，将高句丽这样一个立国长达七百年的国家彻底灭掉，尽得其地，可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们却对大唐根本不买账，非但不欢迎，反倒极其仇视。在唐帝国进攻高句丽的几十年中，唐军遭遇了高句丽军民的殊死抵抗，广大人民即使在亡国之后，仍然不屈不挠地起义抗争，显见大唐在高句丽故地上的统治完全不得人心，这和国军收复东三省时百姓闻风而景从的情况是有本质区别地，因此大唐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属于不折不扣的侵略行为。
    虽然当代历史学家们找了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借口，想要证明唐朝对辽东半岛的进攻具有正义性，但唐太宗说的那句“不贻后世之患”，其实已经从本质上说明了他不惜劳民伤财也要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原因----即要将强大的潜在竞争对手打压甚至消灭于羽翼未丰之前，防患于未然，好为本民族谋求利益。






四、溯源

    在如今盛行的说法中，往往把唐对高句丽的入侵美化为收复故土，却无视了其上绝大对数百姓的抵触和如火如荼的反抗。这些人所依据的法理，就是先前的几个中原王朝，曾先后在半岛上建立过统治，因此高句丽于300至390年间逐步扩张，最终尽据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就是一种对西晋这个中原王朝领土的可耻侵略，所以唐朝出兵攻打高句丽，是收复失地，是正义之师……可谓将强盗逻辑发扬到了极致。
    首先，西晋对辽东半岛的统治，是自行崩解地，而不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连西晋自己都完蛋了，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土丢失”。高句丽在辽东的扩张，主要还是在辽东变为“三不管”之地后完成地。
    其次，一些人喜欢把五个中原王朝的统治时间累加起来，然后宣称中原对辽东统治多少年，并据此论证在唐以前，辽东之地就是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看法是不客观地。因为这所谓的时间是不连续地，如果这样也可以叠加，那半岛历史上非中原王朝的各段历史自然也就可以累加，如果再算上燕国侵略东胡之前的千百年时间，那中原王朝是决计比不过半岛住民地。
    再而，燕、秦、汉、魏、西晋这五个中原王朝对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控制是割裂地，时有时无，把这些不连续的时段都累加起来，本身就是不合理地。而像首度入侵辽东的燕国更只是当时所谓的“中原王朝”的不到七分之一，也完全没有资格去代表“中原王朝”。况且五个王朝间并没有丝毫法统上的传承性，后者通常还是前者的掘墓人，因此将其视作“中原王朝”这样一个整体概念是非常牵强地，什么中原王朝对辽东统治多少年之类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而用什么汉朝时期的统治来为几百年后的唐军入侵半岛营造借口，就更是荒诞不经。
    虽然中原王朝先后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殖民统治，但并没有大规模对外移民，所以半岛上始终是以原住民为主体地，中原各朝始终未能将其真正化做自己的本土。每当中原王朝衰弱时，其在半岛上的统治就逐渐崩解失效，当地的住民便能够独立自主。而等到新王朝建立，站稳脚跟后，如果有扩疆之心，便会再次兵发半岛，重新施行统治，再次将半岛住民握于掌中。
       分析问题时，不能总站在自家的立场，想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就要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分析判断，否则结论就会因受到立场的影响而变得偏颇，失去说服力。公允地看，汉朝对辽东的统治，和魏国对辽东的统治，并不具备法统上的传承性，而让唐帝国继承几百年前西晋的衣钵，则更加荒谬绝伦。如果我们可以把唐朝对高句丽的侵略美化为收复之前汉、晋的故疆，那之后高句丽百姓起义反唐的行为，是否也能被视为自强复国，试图击退来自中原的侵略者，对高句丽故疆的收复呢？如果真要彻底追根溯源，那中原王朝起初占据辽东，把原住民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还不是靠武装入侵才得以实现的么？如果没有一场侵略战争，别人的土地咋就能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在彻底的上溯之下，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道理显然并不在中原王朝一边，没有任何理由把率先侵略半岛的中原人当成正义使者，反倒把争取独立的半岛住民诬指为侵略者。







五、荒诞的“溯源”行为

    其实追根溯源本身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就是某些有心人在有意地把水搅浑，试图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从而为唐帝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寻求借口，制造理由。
    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一场战争的正义性是由被争夺土地上的民意来衡量地，而民意又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不要说西晋时半岛人也并不欢迎自己头上的这些来自中原的统治者，就算当时西晋的统治深得人心，可如果经过高句丽几百年的融合与统治，只要在大唐对高句丽发动战争时，辽东百姓已经对高句丽归心，对唐军多抱抵触态度，那这场战争就是非正义的侵略。
    简而言之，根本就没必要去追根溯源，只需要就事论事，分析战争发起前的民意即可。燕、汉时对半岛的统治，到了几百年后的唐朝，又还有几个半岛人会在意？此时的半岛住民早已归心于高句丽国，唐帝国对其发动的战争违背民心，无疑是不正义地。
    如果因为先前另一个中原王朝曾经占据过辽东地区，唐帝国这个与之毫无关联的新帝国在数百年之后，再将传国已经数百年，其上人心早附的高句丽灭掉，并强占其地的行为能够视作合理合法，甚至美化为收复失地的爱国正义战争，那日本也曾占过朝鲜五十年，它如今是否也可以随时去抢回自己的这块故地呢？中国如今再跑去攻取了北朝鲜这块“汉晋故地”，性质与唐朝当年也是完全一样地，岂不是也能被粉饰成正义之举了么？这些结论显然都是荒谬地，能意识到后者的非正义，就该能意识到前者的非正义，所以那些叫嚣什么“中原政权在唐初对半岛北部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的人可以闭嘴了，中国对辽东半岛的真正掌控是从清代满汉融合后才真正开始地，之前的历史不能作为今日发动战争的借口，也不能成为裁判战争性质的标准，北朝百姓当前的观点和归属感才是衡量的唯一依据，不管他们的看法已经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仍然是最合理的判断依据。






六、统治的实效性

    高句丽百姓之所以怨恨大唐，其实半点儿也不奇怪。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辽东地区始终都是可有可无的飞地，因此在其上的投入一直不够认真，统治也一直缺乏实效，始终处于半羁縻半郡县的松散管理状态，很多时段很多地区甚至仅仅只能被称作是军事控制范围，对其上百姓的态度，也与对中原内地的百姓迥然不同，始终不肯将其真正视作自己的子民。换言之，无论套“羁縻”的说法，还是搬出“郡县”二字，都不能否定在统治实效上，与中原本土有着巨大分别这一事实，也从来都无法达到高句丽、渤海国那种当成自己核心领土经营的控制程度。兼且几个中原王朝先后更迭，统治频频出现断层，其间还经历了南北朝大乱局，并非一个王朝整体的统治过程，所以始终无法在半岛人心中建立连续的统治威信。
    以一个中立者的角度，法布尔教授在所著的《韩国史》中提到：“中国的历史记录中记载高句丽服从于作为汉郡的玄郡支配，但这只是虚构，中国不可能对居住在险峻的山岳地带的高句丽人进行控制。”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汉朝对高句丽县所谓的郡县统治，其实不过是名义化的自吹而已，其实统治十分虚浮不实。由此也可推断，唐之前的各个中原政权对辽东之地的所谓“郡县”统治，其时效性又是怎样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汉书》、《三国志》之类的中国史料，以及一些半岛人的史料中都能看到汉、魏、西晋几朝在辽东作战的记载，这足以说明中原人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的统治是动态且极不稳固地，虽然号称设立郡县，实则战火不休，疆界反复变换，在两个半岛上都充斥着大量独立的反对势力，绝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成功推行全面统治，只是有少数被统治的百姓反抗而已。
    因为以上的种种原因，在唐朝之前的中原各王朝始终无法得到其地百姓的认可与效忠。在半岛住民眼中，中原来的统治者走马灯般换了一个又一个，却都是外来的侵略者。而高句丽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由于那块土地就是他们唯一的领土，所以在建国后，高句丽统治层始终真心实意地对待其上百姓，在几百年的统治之后，人心已固，皆以高句丽人而自居，所以当地百姓才会如此强烈地抵拒唐朝兵马。瓜、沙等州刚被吐蕃人夺占时，当地百姓对于重归大唐怀抱是何等的企盼，唐军夺回这种地方才算得上是收复失地，顺天应命。可当唐军面对的是高句丽百姓憎恶怨恨的目光，以及无数住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破家舍命而做出的拼死抗击时，大唐所充任的角色，也无非就是一个凶狠残暴的侵略者罢了。
   






七、攀亲

    综上可知，虽然在唐之前，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始终与中原地区有着持续的相互作用，但因此就将其视为中原王朝天经地义的领土，仍然是非常牵强的，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能将这块土地从先秦时期就划归“中原王朝”这个抽象概念的名下，并藉此来染指高句丽与渤海国的历史，从而为唐帝国对高句丽的入侵营造借口。虽然东北之地如今早已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一千多年之前，在唐帝国对高句丽发动战争的时候，辽东之地却并非中原王朝的私产，而是属于高句丽的广大人民。
    经延世大学的金佑俊教授考证，发现在《中国古代地图集》之清朝地图之《东南洋各国沿革图》中，将朝鲜半岛所在的区域标记为高句丽、百济和新罗这些古王朝的名称，而并非汉、晋之郡县；而收录于《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中的宋朝地图也将高句丽、百济、新罗所在的区域标记为“东夷”，而历朝的《东夷传》都明确表示，“东夷”是邻国。这两则证据表明，在宋、清两朝的官方撰史者眼中（应该也是民间普遍的看法，否则向来偏袒自家的史官们不会主动把自家的土地往外推），并未将高句丽、百济、新罗所在的地域视作中原王朝丢失的故土，而是看成了邻国。金佑俊认为，中国政府从2002年初推行的东北工程中的一项，即把高句丽在历史上归入中国领土是错误地，与宋、清时中原政权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
    不得不说，金佑俊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一语道出了历史的真相。连宋、清两个中原王朝自己都不认为高句丽故地是中原王朝的故土，其它站在公允立场上分析问题的人们会如何看待此事，已经是不言自明了。不过，这块土地不属于中原王朝，却不表示就一定属于大韩民族。如今一些韩国史家公然宣称高句丽是大韩民族的先民，高句丽是属于朝鲜半岛的国家，试图将高句丽的荣耀和辉煌纳入大韩民族的历史，这种说法同样是非常牵强地。渤海国还可以勉强视作高句丽的复兴，但把王建高丽看做是渤海国的复兴，却明显有着“攀亲”之嫌。
    王建自起兵伊始就打着复兴高句丽的旗号，建国后又定国号为与高句丽极为相近的高丽，鲜明地表征出高丽国是继承了高句丽的文化和信仰而来；而其定都平壤、收留渤海国遗民等行为，更证实了高丽与高句丽、渤海国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联系；况且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的风俗语言十分接近，颇具半岛内部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说高丽和高句丽确实是有一定的传承性存在地。
    然而高丽虽然吸纳了部分渤海国遗民，在领土和属民上与高句丽也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关系，但两国无论是领土区域、所属百姓，还是国家法统，总体看来都大有不同。虽然由于地域的临近和人口的流动，两国在文化和习俗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这些末节终究不能视作是国家和民族的传承，所以把高丽视为高句丽的继承者是不客观地，视为新罗的延续反倒更为贴切一些。
    综上所述，虽然东北之地如今早已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渤海国还未被辽国所灭之前，辽东半岛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却既不该视为中原王朝的传统领土，也不能归入新罗的历史，当然就更不会隶属于新罗人的后裔南韩，而是应该归于那些在那块黑土地上先后出现的国家，其中最持久强盛的就是高句丽和渤海国。至于大韩民族的传统领域，则始终就不过只有汉江以南那小得可怜的弹丸之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