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利令智昏的做官迷 腐朽王朝的殉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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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腐朽王朝的殉葬者2009-02-09 16:55
　　后世大多为孔融喊冤，杀人者曹操自然被绑在耻辱柱上受历史鞭挞。然而，细究这一段历史，就不难发现有更为深刻的背景，被杀者遭此不幸似在情理之中。

　　

　　名门之后与非凡少年

　　

　　孔融(153-208)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七世祖孔霸曾为汉元帝的老师，官至太师；父亲孔宙也曾担任过太山都尉，官职虽不高，但对儿辈也有荫庇。显赫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后代，在历代封建王朝都会受到统治者的特别眷顾，要高出平民几头。而幼时的孔融又特别聪明，《后汉书·孔融传》中详细记载了几件他儿时让同龄人难望项背的奇事。

　　10岁时，孔融随父亲孔宙去京都洛阳。河南尹李膺孤傲自居，不肯轻易接见来访的客人，还特别叮嘱门房：“不是当今的名士或本家交好的亲朋，就不要通报。”而孔融想见识此公，便前去自报家门说：“我是李大人家亲友的子弟，烦劳您通报一下。”李膺听说有本家亲友的孩子来访，就立即接见，并询问道：“你祖父同我有深切的交往吗?”孔融说：“对。我先祖孔子与您先祖李聃同德比义，结成师友。那么，我与您当然是世世代代通家交好的亲友了。”此时太中大夫(掌议论的言官)陈韪刚好走进来，听到孔融强词夺理却又聪颖过人的对答后，戏弄地逗惹道：“小时候聪明过人，长大后则未必。”孔融不假思索地反唇相讥：“听您所言，想必您小时候特别聪明吧?”李膺听了，感慨地说：“这小家伙，将来必然能成为国家的伟器。”

　　孔融13岁时不幸丧父，他哀悲过度，以至于容颜憔悴，形骸难立，被称为该郡的第一孝子。经此之后，孔融更加发奋攻读，广泛涉阅各种书籍，为之后成为著名学者打下了坚实基础。

　　孔融16岁时，中常侍侯览借汉灵帝镇压反叛之机抓捕异己张俭。张俭出逃后去找朋友孔褒(孔融的哥哥)，孔褒不在家，孔融就将其藏匿在家中。此事败露后，张俭走脱，孔褒、孔融被捕下狱。论罪时，孔融说：“包庇藏匿犯人的是我，应由我坐罪。”孔褒知道实情后说道：“张俭来是求我的，同弟弟没有关系，我甘愿顶罪。”孔母则说：“家事由长者做主，应由我承当。”东汉末年，中常侍侯览等声名狼藉，保护张俭就是义举，一家母子三人争相抵罪入狱更是在各郡之间传为美谈。

　　以上三事裁剪巧妙，生动形象地展示出孔融肝胆照人的品格特征。应对李膺、陈韪是其智，居丧哀父以至于不能站立是其孝，藏匿张俭是其义，争相赴狱是其仁。十几岁的小孩子已经具备了封建社会一再提倡的多重美德，自然也成为凤毛麟角、可遇难求的奇才，当然要浓墨重笔地大书特写。查遍二十四史，在未入世之前就有如此记载者，实属罕见，这也是后人惋惜其被曹操杀掉的原因之一。

　　

　　满面蒙羞的两次外任

　　

　　由于孔融出身名门且幼有异才，自小就有了进入上流社会的资本，并成为一时俊秀的首选。他20多岁时步入政坛，曾任过中军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将作大匠、少府等职务。少府已位列九卿，属于国家领导人一级，也算是宦海优游中的佼佼者了。然而，孔融宦海浮沉了多年，却不是一位明白人，他不知人，不知世，更不知自己。“三不知”不仅给他带来了诸多羞辱，而且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孔融任议郎时，适逢黄巾大起义发生，青州北海郡(今山东昌乐西)首当其冲。因他对董卓废立少帝刘辩一事有过微词，董卓遂指示三府共同举荐他出任北海相。“相”的级别相当于郡守，是封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在北海任上，“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后汉书·孔融传》)。《后汉书》虽对孔融提出了批评，但语焉不详，后人难以把握，可司马彪在《九州春秋》中作了详尽记载：孔融在北海期间，其主观唯心主义的“三不知”有了尽兴表演的机会，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果。

　　其一，不识人，更不会用人。

　　孔融原没有独当一面的经历，没有识人用人的经验，但他又自负才高，不肯遵循识人用人的常规而另立标准，从而导致所录用的都是些轻狂浮华、浪得虚名的人物。对名重一时的人选，他虽然加以延揽，表面上恭敬有加、礼仪周到，但是从不让其参与政事。说穿了，就是在居室里放置几只花瓶，用以彰显主人的人文品位。

　　其二，好颁布闭门造车的政令，却并不督促检查。

　　在北海任上，孔融不断发布高调的讲话和文件。这些讲话和文件在职能部门堆积如山，文辞漂亮至极，可拿着欣赏朗诵，但要贯彻执行却就难了，因为同实际情况有太大距离。但是高调子还得唱着，这是讲给世人听的、送给上级看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他自己并不准备付诸行动。理论与行为的极大反差，充分表现了炮制者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一方面高谈阔论，夸夸其谈；另一方面，眼皮底下的混乱却治理不了，“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主政主持到这个份儿上，其才能及责任心都令人怀疑，百姓逃亡，田园荒芜也就不难理解了。伴随着百姓的大批逃亡，赋税当然无法依数征收。可是他从不自责，反因“租赋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督缴税收的特派员)”。一天杀五个督邮表现出孔融的残酷本性，也包含了他诿过于人的成分。滥杀必然导致继任督邮的横征暴敛和弱势民众的不堪忍受，从而使治下在籍顺民也拥入逃亡之列。

　　其三，昏聩荒唐的三军统帅。

　　北海地处黄巾军十分活跃的区域之内，是黄巾军必欲抢夺的军事要塞。董卓之所以让孔融出任北海相，不仅是想拔去身旁的钉子，更要借起义军之手杀掉他。董卓借刀杀人的意图，孔融当然看得最清楚，但是他到北海之后，全不以军事为意，虽曾侥幸取得过一次胜利，但不修武备已种下失败的祸根。当管亥统率起义军再次抢夺北海时，孔融于酩酊大醉中率兵到涞水御敌。管亥令前锋与之接战，另派出部队从两侧偷渡涞水，对孔融实行腹背夹击。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北海理所当然地丢失了。溃退下来的孔融及残部没有了立足之地，不得已向南面转移。士兵们对昏聩荒唐的孔融失去了信心，转移途中发生士兵大逃亡的现象。由于“连年倾覆，事无所济，遂不能保障四境”，孔融只好“弃郡而去”。

　　东汉王朝已彻底腐朽没落，任用官吏完全失去了客观标准，丢失北海的孔融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反而因为刘备的推荐，使得他这个丧地辱师、临阵脱逃的罪臣，一下子荣任为青州刺史，成了掌管一州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在此期间，袁谭率兵攻打青州，然而孔融并不吸取北海大败的教训，依然固我地不作任何防御准备，既不调兵遣将，也不挖沟筑垒，更不肯运动转移，结果是理所当然地被困于孤城。当时是，“城小寇众，流矢雨集”，青州已危如累卵，孔融不仅不思对应之策，而且还“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显然，他在作秀，借以表现自己临危不惧、镇静自若。到了城破军亡时，孔融不敢再作秀了，而是率先逃跑，可家人都被袁谭活捉。

　　治理北海、青州，不仅使孔融满面蒙羞，而且也成为同僚耻笑的话柄。孔融在少府任上时，汉献帝当着郗虑的面询问孔融：“鸿豫(郗虑表字)何所优长?”孔融说：“可与他谈经论道，但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郗虑反唇相讥道：“你当年任北海相时，政教不通，民众逃亡，独当一面的能力到哪里去了?”

　　

　　无理取闹的反对派

　　

　　黄巾起义的爆发和军阀混战的开始，标志着东汉王朝已开始土崩瓦解。当时，有眼光的政治家和读书人都已认清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经历了夏、商、周、秦、西汉、东汉王朝的兴衰更替后，人们也认清了专制王朝的轮回规律。适应客观规律是人的本能，勇敢者会站在历史的潮头推波助澜，普通人也会随波逐流、顺其自然，只有自以为聪明而实则愚蠢的少数人才会与潮流背道而驰。至于前朝利益的既得者，虽同第三种人表现出相同的态度，但其出发点却完全不同，前者是认识落伍，后者是利令智昏。不管怎么讲，后两种人虽数量很少，但能量却很大；虽然理屈，但却能摇唇鼓舌，把歪理谬论讲得气势汹汹；虽然是历史罪人与弃儿，却总以历史的代言人自居；虽然充当了跳梁小丑的角色，却总要打扮成捍卫正统的卫道士。孔融就属于这种人，位列九卿的少府官职，决定了他的反动立场。

　　曹操趁天时、人和的优势，迅速统一了中国北方，权归曹氏已是大势所趋，无可更改，《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曾分析说：“当时之世，舍曹操其谁?”然而孔融置大势人心于不顾，对分裂国家、割据称雄的袁绍和孙权不置一词，却把曹操视为宿敌，并不断地同他发生激烈的摩擦。

　　这样一对特殊的矛盾，力量对比太过悬殊，一介书生面对着拥有数十万大军的曹氏集团。虽是少府，可孔融的职能只是主管宫中的御衣、宝货、珍膳等，并不在政府军队中任事，同曹操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在皇权架空的情势下，手无缚鸡之力的孔融，必然会被位居人臣、手握皇权的曹操阴影笼罩。曹操与东汉王朝比较起来，前者崛起后者消亡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与淘汰。然而，孔融没有审时度势的目光，更没有使没落王朝起死回生的法术，却仍顽固地站在腐朽力量的一边并主动出击，这必然要酿成个人的悲剧。更可悲的是，他在叫板中打出无理取闹的旗帜，不论是在当时抑或后世，都不可能得到支持与同情。他反对得愈是频繁激烈，愈易被人孤立。

　　孔融对曹操有过数次发难。第一次发生于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后，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为妾。古代战争中，城破之后，以妇女赐给将领或士兵是常有的事情。如刘备攻克成都后，就将刘璋的儿媳即刘备的侄媳纳为己妻。再如张飞的妻子也是抢掠来的。三从四德、保护妇女贞烈节操源之于北宋理学，三国时，人们并不受之后兴起的礼教束缚。对这件本不足道的小事，孔融却抓住不放，从许昌写信到邺城，专门挖苦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没有理解孔融的轻薄，后来趁相见之际，请教该故事出自哪个典籍。孔融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见《三国志·崔琰传》)

　　这是极其刻薄的人身攻击。主动发难，与其说是认识上的分歧，莫如说是感情上的对立。孔融已将曹操视为宿敌，而曹操出于爱才，遂以极度的宽容隐忍了。

　　第二次发生于建安十二年，曹操与部下讨论北征乌桓(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平定边境之乱时，孔融公然道：“你出师远征时，有两件事情要同时解决。其一，当年周武王讨伐商纣，肃慎国不肯贡献制造弓箭的木料；其二，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流放北海，北海丁零国有人偷盗苏武的牛羊。北方人的这两件罪行都没有清算，你一并去讨伐吧!”在极为庄重的军事会议中，讨论的又是至为重大的战争问题，神经稍为正常的人，都不会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趁机讥讽其主官。对这一次孔融的无理取闹，曹操依然没有理睬，又大度地宽容了。

　　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三次摩擦。曹操鉴于年饥兵凶、百姓嗷嗷待哺的饥荒状况，上书献帝请求颁布禁酒令。无疑，禁酒是对权势者和富豪们高消费的限制，这同曹操兴起的电田举措，是一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一是节流，一是开源。它有利于缓解当时的饥馑，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然而，孔融站在特权者的立场上，公然写信给曹操，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堆所谓的道理：“用酒涵养道德已经很久远了，古代的明君先哲，上和神灵，下安人心，与万国和衷共济，都凭的是酒，没有酒就没有这种祥和局面。尧不喝千盅，就不能建立太平盛世；孔子不喝一百觚，不可能成为圣人……郦生(食其)是高阳酒徒，所以成为功劳卓著的西汉功臣，屈原因为不哺糟啜醴(不吃酒糟，不吃别人吐出的酒菜)，因此才有在楚的困窘。”曹操回信指出酒色亡国的教训，孔融在第二封信中更强词夺理地说道：“夏商都因为妇人而亡国，但时至今日，没见有人发布命令禁止婚姻。你不是吸取亡国的教训，你只是可惜谷物罢了。”

　　在同曹操的摩擦中，孰是孰非已一目了然。所以，范晔在《后汉书·孔融传》中也不得不说：“发辞偏宕，多致乖仵。”孔融使自己以及拥有的知识都走向了反面，把无理取闹变得极其知识化和理性化，成了货真价实的文化痞子。

　　

　　不甘寂寞的两面人

　　

　　俗话说，事不过三，曹操对孔融的不满可想而知。郗虑既与孔融结怨，又希冀巴结权势，于是他以“微法(小罪)”奏请汉献帝罢免孔融的少府之职。因为孔融声望颇高，又因为郗虑系个人恩怨，再加之爱才，所以孔融被罢官后，曹操仍写信对其加以激励。曹操在信中谈了以下几点：第一，列举众多的历史冤案后，进而启发说：“人的祸福，往往都因了个人的喜怒怨爱，怎么能不谨慎昵?自古成就大德之人，哪能受不拘小节的迁累?”第二，听说你与郗虑之间有点芥蒂，应当摒弃前嫌修复旧好，你们之间仇怨渐积、互相危害，已使我心中不安，常常弄得我半夜三更从床上惊起；第三，我与你是后结识的(是工作关系)，同郗虑也没有私交(依然是工作关系)，但我愿意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不要互相伤害，所以想从中协调；第四，这一点最为重要，在绕了一个弯子后，曹操严厉警告道：“孤……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曹操使出了一打一拉、一拉一打、拉中有打、打中有拉的权谋手腕，虽然奸诈，却也见其惜才爱才、不念旧恶的赤诚。“破浮华交会之徒”一句，不仅点出了孔融为人处事容易发生偏差的症结，而且还亮出了黄牌让他悬崖勒马。

　　如果孔融真的对曹操的篡汉野心深恶痛绝且羞于为伍，那么退居山林应是他唯一正确的选择。然而，孔融却又不甘寂寞，只热衷于仕途，收到曹操书信后，立即回信说：第一，我和郗虑是邻郡，知之最早，并把他推荐给国家，是出于公心的，不希望他为我隐过掩恶，对因他参奏而罢官，我能泰然接受，第二，我不会计较郗虑，更不会伺机报复，要是那样，不就成了昆虫之间的撕咬吗?第三，我不愿因狗恶而使酒发酸(卖不出去)，不愿成为坚而无窍的木材(不能雕刻不能盛物的无用之材，一句话，还想做官)；第四，郗虑是做官多年的官员，而且是我推荐的，我绝不会因一点小事同这样的贤吏存有隔阂，我会同他推心置腹地相处，会和好如初的；第五，你的一片苦心和教诲，我终身不忘。

　　如果说曹操请孔融再去做官的意图还包藏较深，那么孔融还想做官的愿望就有些急不可耐了，并信誓旦旦地作出了保证。在回信时候，他当然掂量出了曹操警告的分量，也应该明白曹即是汉、汉即是曹的局势，到朝廷做官，就是到曹操的手下做官。对这样的官还要自我推销地去做，当然包含了屈从归顺的态度，这和他维护东汉统治、反对曹操擅权的政治主张已大相径庭，他是用乞求和承诺从曹操那里换取新的官职。当孔融复出并担任太中大夫一职时，就已经做了一个表里不一的两面人。

　　自古大夫无私交，后世更把它上升到春秋大义的高度。太中大夫是言官，虽级别很高，但属闲职。因之前孔融曾有过多次的无理取闹，因此理所当然会被曹操打入另册，受到格外的“眷顾”。但孔融已忘乎所以，对失而复得的生活要尽兴享受，与士大夫结交也到了“日盈其门”的地步，而且还常常自夸道：“座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孔融无忧曹操忧，一个反对派身边拥去一大批官僚，而且孔融又是“海内英俊皆信服”的领袖级人物，这自然有了私自结党的嫌疑，自然对曹氏集团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专制制度下的夺权斗争，都是以阴谋和刀光剑影为基础，自然显得极其残酷，自然是先发制人。至于“后发制于人”一说，纯是奸雄的雅言。由于曹操的忧虑，路粹在郗虑的授意下，罗织了孔融六条罪状：任北海相时，见天下混乱，便招兵买马，图谋不轨，与孙权使者谈话时，诽谤朝廷；不遵守朝廷礼仪，宫中行走，竟然连头帻都不戴，曾与祢衡放荡地说“父子是什么关系?不过是性欲的结果。母子之间有什么?不过是在肚子寄存过罢了，出来也就离开了”；与祢衡相互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说祢衡是“颜回复生”；孔融曾说他是圣人孔子的后代，坐天下理所当然，何须卯金刀(到字指代刘氏宗族)。六条罪状有没有依据已无法考证，但至少说很有一些，可当时已经没有了查证的可能，曹操也没有必要仔细核对，孔融死案终于形成，连妻子儿女都惨遭杀害。

　　

　　两面人是一面人

　　

　　在《孔融传》中，有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当议及朝政时候，孔融理智而深刻，这有三件事可以为证。其一，太傅马日出使青州，路过淮南时，有意结交已经割据称雄的军阀袁术，遂进寿春城造访。但袁术并不以马日为意，不仅当面加以侮辱，还夺其节书。马日想走，袁术又不放，逼迫他做自己的军师。马日后悔不已，在幽禁中吐血而死。马日的尸体被运回许昌时，汉室欲加之以礼，孔融力排众议，认为马日“曲媚奸臣”、“附下同上，奸以事君”，朝廷念他是多年旧臣，不追究其罪责已是宽大，根本不应该加以礼遇。其二，东汉末年社会大混乱，出于“治乱世须得重典”的教条，有人建议恢复古代残割肢体的酷刑(如劓、膑等)。孔融又力排众议，他认为社会秩序混乱是因为“上失其道”，从而导致了道德滑坡。以摧残肢体的酷刑治理社会，不符合时代的发展变化。假如恢复了酷刑，全国就有千儿八百个殷纣王。被刑之人会痛不欲生，只求速死，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会继续作恶。明德之君治国时，举措应“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其三，荆州牧刘表割据称雄的迹象逐渐流露，礼仪也有了僭越，汉献帝就此让大臣们讨论对策。孔融认为，东汉弱干强枝的局面一时间无法改变，刘表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罪不容诛，但对他礼仪的僭越应该隐忍。假若每出一(僭越的)外臣，都加以公开声讨(而又无力扑灭)，这不是杜绝邪恶的办法，应“投鼠忌器”，以避免奸臣效法，所以要隐忍不发。

　　孔融这三次廷对同议及禁酒、征乌桓的两次廷对截然不同，不像出自于同一张口。为什么发生如此背悖?这必须从立场上寻找原因。范晔找到了，他认为“融自负其高气，志在靖难”。可遗憾的是，范晔浅尝辄止，没有继续探究下去，只是将孔融看成敢为东汉牺牲的死士。

　　其实则不然。传记中特别提到酒，参驳取证共是三次。第一次，涞水御敌时，孔融酩酊大醉中率军出征，这是典型的饮酒实践；第二次，对颁布禁酒令无理取闹，这是典型的饮酒理论；第三次，复出后志得意满地高叫：“座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这是典型的饮酒宣言。史家的笔触真是辛辣，入木三分地勾画出了没落腐朽的官僚文人的活脱脱形象。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孔融把自己绑在东汉没落王朝的机器上，一再地同曹操叫板，并不是要做没落王朝的忠贞之士，而是既得利益者对靠山将倒发出的哀鸣。没落王朝给孔融带来了荣华富贵，同时也带来了腐朽的生活方式，因之他要极力维护这即将死亡的王朝。孔融反对曹操，并不是反对曹操篡夺了东汉皇权，而是因为曹操要断绝他腐朽的生活方式。孔融本应是位理智的学者、政治家，却陷入到无度地追求私欲的地步而不能自拔，自然要变成无理取闹的反对派。这不是他精神发生了某种障碍或分裂，而是他利令智昏。一己私利像两片树叶遮住了眼睛，妨碍了他对社会变革的认识，妨碍了他对民众疾苦的理解。出于极为狭隘的私利，孔融对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的生活过于留恋，在可能失去的时候，他要极力地去维护，从而造成了同曹操的尖锐对立，在失去之后，他又以屈从的态度乞求恢复，所以对曹操摇尾乞怜；复出后，他又以极其贪婪的态度充分享受。孔融同曹操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就是个人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他的被杀，也就没有了冤屈可言，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具被历史车轮挂倒的行尸走肉。

作者：胡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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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腐朽王朝的殉葬者2009-02-09 16:55
　　后世大多为孔融喊冤，杀人者曹操自然被绑在耻辱柱上受历史鞭挞。然而，细究这一段历史，就不难发现有更为深刻的背景，被杀者遭此不幸似在情理之中。

　　

　　名门之后与非凡少年

　　

　　孔融(153-208)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七世祖孔霸曾为汉元帝的老师，官至太师；父亲孔宙也曾担任过太山都尉，官职虽不高，但对儿辈也有荫庇。显赫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后代，在历代封建王朝都会受到统治者的特别眷顾，要高出平民几头。而幼时的孔融又特别聪明，《后汉书·孔融传》中详细记载了几件他儿时让同龄人难望项背的奇事。

　　10岁时，孔融随父亲孔宙去京都洛阳。河南尹李膺孤傲自居，不肯轻易接见来访的客人，还特别叮嘱门房：“不是当今的名士或本家交好的亲朋，就不要通报。”而孔融想见识此公，便前去自报家门说：“我是李大人家亲友的子弟，烦劳您通报一下。”李膺听说有本家亲友的孩子来访，就立即接见，并询问道：“你祖父同我有深切的交往吗?”孔融说：“对。我先祖孔子与您先祖李聃同德比义，结成师友。那么，我与您当然是世世代代通家交好的亲友了。”此时太中大夫(掌议论的言官)陈韪刚好走进来，听到孔融强词夺理却又聪颖过人的对答后，戏弄地逗惹道：“小时候聪明过人，长大后则未必。”孔融不假思索地反唇相讥：“听您所言，想必您小时候特别聪明吧?”李膺听了，感慨地说：“这小家伙，将来必然能成为国家的伟器。”

　　孔融13岁时不幸丧父，他哀悲过度，以至于容颜憔悴，形骸难立，被称为该郡的第一孝子。经此之后，孔融更加发奋攻读，广泛涉阅各种书籍，为之后成为著名学者打下了坚实基础。

　　孔融16岁时，中常侍侯览借汉灵帝镇压反叛之机抓捕异己张俭。张俭出逃后去找朋友孔褒(孔融的哥哥)，孔褒不在家，孔融就将其藏匿在家中。此事败露后，张俭走脱，孔褒、孔融被捕下狱。论罪时，孔融说：“包庇藏匿犯人的是我，应由我坐罪。”孔褒知道实情后说道：“张俭来是求我的，同弟弟没有关系，我甘愿顶罪。”孔母则说：“家事由长者做主，应由我承当。”东汉末年，中常侍侯览等声名狼藉，保护张俭就是义举，一家母子三人争相抵罪入狱更是在各郡之间传为美谈。

　　以上三事裁剪巧妙，生动形象地展示出孔融肝胆照人的品格特征。应对李膺、陈韪是其智，居丧哀父以至于不能站立是其孝，藏匿张俭是其义，争相赴狱是其仁。十几岁的小孩子已经具备了封建社会一再提倡的多重美德，自然也成为凤毛麟角、可遇难求的奇才，当然要浓墨重笔地大书特写。查遍二十四史，在未入世之前就有如此记载者，实属罕见，这也是后人惋惜其被曹操杀掉的原因之一。

　　

　　满面蒙羞的两次外任

　　

　　由于孔融出身名门且幼有异才，自小就有了进入上流社会的资本，并成为一时俊秀的首选。他20多岁时步入政坛，曾任过中军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将作大匠、少府等职务。少府已位列九卿，属于国家领导人一级，也算是宦海优游中的佼佼者了。然而，孔融宦海浮沉了多年，却不是一位明白人，他不知人，不知世，更不知自己。“三不知”不仅给他带来了诸多羞辱，而且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孔融任议郎时，适逢黄巾大起义发生，青州北海郡(今山东昌乐西)首当其冲。因他对董卓废立少帝刘辩一事有过微词，董卓遂指示三府共同举荐他出任北海相。“相”的级别相当于郡守，是封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在北海任上，“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后汉书·孔融传》)。《后汉书》虽对孔融提出了批评，但语焉不详，后人难以把握，可司马彪在《九州春秋》中作了详尽记载：孔融在北海期间，其主观唯心主义的“三不知”有了尽兴表演的机会，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果。

　　其一，不识人，更不会用人。

　　孔融原没有独当一面的经历，没有识人用人的经验，但他又自负才高，不肯遵循识人用人的常规而另立标准，从而导致所录用的都是些轻狂浮华、浪得虚名的人物。对名重一时的人选，他虽然加以延揽，表面上恭敬有加、礼仪周到，但是从不让其参与政事。说穿了，就是在居室里放置几只花瓶，用以彰显主人的人文品位。

　　其二，好颁布闭门造车的政令，却并不督促检查。

　　在北海任上，孔融不断发布高调的讲话和文件。这些讲话和文件在职能部门堆积如山，文辞漂亮至极，可拿着欣赏朗诵，但要贯彻执行却就难了，因为同实际情况有太大距离。但是高调子还得唱着，这是讲给世人听的、送给上级看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他自己并不准备付诸行动。理论与行为的极大反差，充分表现了炮制者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一方面高谈阔论，夸夸其谈；另一方面，眼皮底下的混乱却治理不了，“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主政主持到这个份儿上，其才能及责任心都令人怀疑，百姓逃亡，田园荒芜也就不难理解了。伴随着百姓的大批逃亡，赋税当然无法依数征收。可是他从不自责，反因“租赋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督缴税收的特派员)”。一天杀五个督邮表现出孔融的残酷本性，也包含了他诿过于人的成分。滥杀必然导致继任督邮的横征暴敛和弱势民众的不堪忍受，从而使治下在籍顺民也拥入逃亡之列。

　　其三，昏聩荒唐的三军统帅。

　　北海地处黄巾军十分活跃的区域之内，是黄巾军必欲抢夺的军事要塞。董卓之所以让孔融出任北海相，不仅是想拔去身旁的钉子，更要借起义军之手杀掉他。董卓借刀杀人的意图，孔融当然看得最清楚，但是他到北海之后，全不以军事为意，虽曾侥幸取得过一次胜利，但不修武备已种下失败的祸根。当管亥统率起义军再次抢夺北海时，孔融于酩酊大醉中率兵到涞水御敌。管亥令前锋与之接战，另派出部队从两侧偷渡涞水，对孔融实行腹背夹击。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北海理所当然地丢失了。溃退下来的孔融及残部没有了立足之地，不得已向南面转移。士兵们对昏聩荒唐的孔融失去了信心，转移途中发生士兵大逃亡的现象。由于“连年倾覆，事无所济，遂不能保障四境”，孔融只好“弃郡而去”。

　　东汉王朝已彻底腐朽没落，任用官吏完全失去了客观标准，丢失北海的孔融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反而因为刘备的推荐，使得他这个丧地辱师、临阵脱逃的罪臣，一下子荣任为青州刺史，成了掌管一州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在此期间，袁谭率兵攻打青州，然而孔融并不吸取北海大败的教训，依然固我地不作任何防御准备，既不调兵遣将，也不挖沟筑垒，更不肯运动转移，结果是理所当然地被困于孤城。当时是，“城小寇众，流矢雨集”，青州已危如累卵，孔融不仅不思对应之策，而且还“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显然，他在作秀，借以表现自己临危不惧、镇静自若。到了城破军亡时，孔融不敢再作秀了，而是率先逃跑，可家人都被袁谭活捉。

　　治理北海、青州，不仅使孔融满面蒙羞，而且也成为同僚耻笑的话柄。孔融在少府任上时，汉献帝当着郗虑的面询问孔融：“鸿豫(郗虑表字)何所优长?”孔融说：“可与他谈经论道，但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郗虑反唇相讥道：“你当年任北海相时，政教不通，民众逃亡，独当一面的能力到哪里去了?”

　　

　　无理取闹的反对派

　　

　　黄巾起义的爆发和军阀混战的开始，标志着东汉王朝已开始土崩瓦解。当时，有眼光的政治家和读书人都已认清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经历了夏、商、周、秦、西汉、东汉王朝的兴衰更替后，人们也认清了专制王朝的轮回规律。适应客观规律是人的本能，勇敢者会站在历史的潮头推波助澜，普通人也会随波逐流、顺其自然，只有自以为聪明而实则愚蠢的少数人才会与潮流背道而驰。至于前朝利益的既得者，虽同第三种人表现出相同的态度，但其出发点却完全不同，前者是认识落伍，后者是利令智昏。不管怎么讲，后两种人虽数量很少，但能量却很大；虽然理屈，但却能摇唇鼓舌，把歪理谬论讲得气势汹汹；虽然是历史罪人与弃儿，却总以历史的代言人自居；虽然充当了跳梁小丑的角色，却总要打扮成捍卫正统的卫道士。孔融就属于这种人，位列九卿的少府官职，决定了他的反动立场。

　　曹操趁天时、人和的优势，迅速统一了中国北方，权归曹氏已是大势所趋，无可更改，《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曾分析说：“当时之世，舍曹操其谁?”然而孔融置大势人心于不顾，对分裂国家、割据称雄的袁绍和孙权不置一词，却把曹操视为宿敌，并不断地同他发生激烈的摩擦。

　　这样一对特殊的矛盾，力量对比太过悬殊，一介书生面对着拥有数十万大军的曹氏集团。虽是少府，可孔融的职能只是主管宫中的御衣、宝货、珍膳等，并不在政府军队中任事，同曹操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在皇权架空的情势下，手无缚鸡之力的孔融，必然会被位居人臣、手握皇权的曹操阴影笼罩。曹操与东汉王朝比较起来，前者崛起后者消亡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与淘汰。然而，孔融没有审时度势的目光，更没有使没落王朝起死回生的法术，却仍顽固地站在腐朽力量的一边并主动出击，这必然要酿成个人的悲剧。更可悲的是，他在叫板中打出无理取闹的旗帜，不论是在当时抑或后世，都不可能得到支持与同情。他反对得愈是频繁激烈，愈易被人孤立。

　　孔融对曹操有过数次发难。第一次发生于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后，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为妾。古代战争中，城破之后，以妇女赐给将领或士兵是常有的事情。如刘备攻克成都后，就将刘璋的儿媳即刘备的侄媳纳为己妻。再如张飞的妻子也是抢掠来的。三从四德、保护妇女贞烈节操源之于北宋理学，三国时，人们并不受之后兴起的礼教束缚。对这件本不足道的小事，孔融却抓住不放，从许昌写信到邺城，专门挖苦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没有理解孔融的轻薄，后来趁相见之际，请教该故事出自哪个典籍。孔融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见《三国志·崔琰传》)

　　这是极其刻薄的人身攻击。主动发难，与其说是认识上的分歧，莫如说是感情上的对立。孔融已将曹操视为宿敌，而曹操出于爱才，遂以极度的宽容隐忍了。

　　第二次发生于建安十二年，曹操与部下讨论北征乌桓(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平定边境之乱时，孔融公然道：“你出师远征时，有两件事情要同时解决。其一，当年周武王讨伐商纣，肃慎国不肯贡献制造弓箭的木料；其二，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流放北海，北海丁零国有人偷盗苏武的牛羊。北方人的这两件罪行都没有清算，你一并去讨伐吧!”在极为庄重的军事会议中，讨论的又是至为重大的战争问题，神经稍为正常的人，都不会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趁机讥讽其主官。对这一次孔融的无理取闹，曹操依然没有理睬，又大度地宽容了。

　　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三次摩擦。曹操鉴于年饥兵凶、百姓嗷嗷待哺的饥荒状况，上书献帝请求颁布禁酒令。无疑，禁酒是对权势者和富豪们高消费的限制，这同曹操兴起的电田举措，是一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一是节流，一是开源。它有利于缓解当时的饥馑，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然而，孔融站在特权者的立场上，公然写信给曹操，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堆所谓的道理：“用酒涵养道德已经很久远了，古代的明君先哲，上和神灵，下安人心，与万国和衷共济，都凭的是酒，没有酒就没有这种祥和局面。尧不喝千盅，就不能建立太平盛世；孔子不喝一百觚，不可能成为圣人……郦生(食其)是高阳酒徒，所以成为功劳卓著的西汉功臣，屈原因为不哺糟啜醴(不吃酒糟，不吃别人吐出的酒菜)，因此才有在楚的困窘。”曹操回信指出酒色亡国的教训，孔融在第二封信中更强词夺理地说道：“夏商都因为妇人而亡国，但时至今日，没见有人发布命令禁止婚姻。你不是吸取亡国的教训，你只是可惜谷物罢了。”

　　在同曹操的摩擦中，孰是孰非已一目了然。所以，范晔在《后汉书·孔融传》中也不得不说：“发辞偏宕，多致乖仵。”孔融使自己以及拥有的知识都走向了反面，把无理取闹变得极其知识化和理性化，成了货真价实的文化痞子。

　　

　　不甘寂寞的两面人

　　

　　俗话说，事不过三，曹操对孔融的不满可想而知。郗虑既与孔融结怨，又希冀巴结权势，于是他以“微法(小罪)”奏请汉献帝罢免孔融的少府之职。因为孔融声望颇高，又因为郗虑系个人恩怨，再加之爱才，所以孔融被罢官后，曹操仍写信对其加以激励。曹操在信中谈了以下几点：第一，列举众多的历史冤案后，进而启发说：“人的祸福，往往都因了个人的喜怒怨爱，怎么能不谨慎昵?自古成就大德之人，哪能受不拘小节的迁累?”第二，听说你与郗虑之间有点芥蒂，应当摒弃前嫌修复旧好，你们之间仇怨渐积、互相危害，已使我心中不安，常常弄得我半夜三更从床上惊起；第三，我与你是后结识的(是工作关系)，同郗虑也没有私交(依然是工作关系)，但我愿意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不要互相伤害，所以想从中协调；第四，这一点最为重要，在绕了一个弯子后，曹操严厉警告道：“孤……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曹操使出了一打一拉、一拉一打、拉中有打、打中有拉的权谋手腕，虽然奸诈，却也见其惜才爱才、不念旧恶的赤诚。“破浮华交会之徒”一句，不仅点出了孔融为人处事容易发生偏差的症结，而且还亮出了黄牌让他悬崖勒马。

　　如果孔融真的对曹操的篡汉野心深恶痛绝且羞于为伍，那么退居山林应是他唯一正确的选择。然而，孔融却又不甘寂寞，只热衷于仕途，收到曹操书信后，立即回信说：第一，我和郗虑是邻郡，知之最早，并把他推荐给国家，是出于公心的，不希望他为我隐过掩恶，对因他参奏而罢官，我能泰然接受，第二，我不会计较郗虑，更不会伺机报复，要是那样，不就成了昆虫之间的撕咬吗?第三，我不愿因狗恶而使酒发酸(卖不出去)，不愿成为坚而无窍的木材(不能雕刻不能盛物的无用之材，一句话，还想做官)；第四，郗虑是做官多年的官员，而且是我推荐的，我绝不会因一点小事同这样的贤吏存有隔阂，我会同他推心置腹地相处，会和好如初的；第五，你的一片苦心和教诲，我终身不忘。

　　如果说曹操请孔融再去做官的意图还包藏较深，那么孔融还想做官的愿望就有些急不可耐了，并信誓旦旦地作出了保证。在回信时候，他当然掂量出了曹操警告的分量，也应该明白曹即是汉、汉即是曹的局势，到朝廷做官，就是到曹操的手下做官。对这样的官还要自我推销地去做，当然包含了屈从归顺的态度，这和他维护东汉统治、反对曹操擅权的政治主张已大相径庭，他是用乞求和承诺从曹操那里换取新的官职。当孔融复出并担任太中大夫一职时，就已经做了一个表里不一的两面人。

　　自古大夫无私交，后世更把它上升到春秋大义的高度。太中大夫是言官，虽级别很高，但属闲职。因之前孔融曾有过多次的无理取闹，因此理所当然会被曹操打入另册，受到格外的“眷顾”。但孔融已忘乎所以，对失而复得的生活要尽兴享受，与士大夫结交也到了“日盈其门”的地步，而且还常常自夸道：“座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孔融无忧曹操忧，一个反对派身边拥去一大批官僚，而且孔融又是“海内英俊皆信服”的领袖级人物，这自然有了私自结党的嫌疑，自然对曹氏集团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专制制度下的夺权斗争，都是以阴谋和刀光剑影为基础，自然显得极其残酷，自然是先发制人。至于“后发制于人”一说，纯是奸雄的雅言。由于曹操的忧虑，路粹在郗虑的授意下，罗织了孔融六条罪状：任北海相时，见天下混乱，便招兵买马，图谋不轨，与孙权使者谈话时，诽谤朝廷；不遵守朝廷礼仪，宫中行走，竟然连头帻都不戴，曾与祢衡放荡地说“父子是什么关系?不过是性欲的结果。母子之间有什么?不过是在肚子寄存过罢了，出来也就离开了”；与祢衡相互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说祢衡是“颜回复生”；孔融曾说他是圣人孔子的后代，坐天下理所当然，何须卯金刀(到字指代刘氏宗族)。六条罪状有没有依据已无法考证，但至少说很有一些，可当时已经没有了查证的可能，曹操也没有必要仔细核对，孔融死案终于形成，连妻子儿女都惨遭杀害。

　　

　　两面人是一面人

　　

　　在《孔融传》中，有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当议及朝政时候，孔融理智而深刻，这有三件事可以为证。其一，太傅马日出使青州，路过淮南时，有意结交已经割据称雄的军阀袁术，遂进寿春城造访。但袁术并不以马日为意，不仅当面加以侮辱，还夺其节书。马日想走，袁术又不放，逼迫他做自己的军师。马日后悔不已，在幽禁中吐血而死。马日的尸体被运回许昌时，汉室欲加之以礼，孔融力排众议，认为马日“曲媚奸臣”、“附下同上，奸以事君”，朝廷念他是多年旧臣，不追究其罪责已是宽大，根本不应该加以礼遇。其二，东汉末年社会大混乱，出于“治乱世须得重典”的教条，有人建议恢复古代残割肢体的酷刑(如劓、膑等)。孔融又力排众议，他认为社会秩序混乱是因为“上失其道”，从而导致了道德滑坡。以摧残肢体的酷刑治理社会，不符合时代的发展变化。假如恢复了酷刑，全国就有千儿八百个殷纣王。被刑之人会痛不欲生，只求速死，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会继续作恶。明德之君治国时，举措应“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其三，荆州牧刘表割据称雄的迹象逐渐流露，礼仪也有了僭越，汉献帝就此让大臣们讨论对策。孔融认为，东汉弱干强枝的局面一时间无法改变，刘表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罪不容诛，但对他礼仪的僭越应该隐忍。假若每出一(僭越的)外臣，都加以公开声讨(而又无力扑灭)，这不是杜绝邪恶的办法，应“投鼠忌器”，以避免奸臣效法，所以要隐忍不发。

　　孔融这三次廷对同议及禁酒、征乌桓的两次廷对截然不同，不像出自于同一张口。为什么发生如此背悖?这必须从立场上寻找原因。范晔找到了，他认为“融自负其高气，志在靖难”。可遗憾的是，范晔浅尝辄止，没有继续探究下去，只是将孔融看成敢为东汉牺牲的死士。

　　其实则不然。传记中特别提到酒，参驳取证共是三次。第一次，涞水御敌时，孔融酩酊大醉中率军出征，这是典型的饮酒实践；第二次，对颁布禁酒令无理取闹，这是典型的饮酒理论；第三次，复出后志得意满地高叫：“座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这是典型的饮酒宣言。史家的笔触真是辛辣，入木三分地勾画出了没落腐朽的官僚文人的活脱脱形象。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孔融把自己绑在东汉没落王朝的机器上，一再地同曹操叫板，并不是要做没落王朝的忠贞之士，而是既得利益者对靠山将倒发出的哀鸣。没落王朝给孔融带来了荣华富贵，同时也带来了腐朽的生活方式，因之他要极力维护这即将死亡的王朝。孔融反对曹操，并不是反对曹操篡夺了东汉皇权，而是因为曹操要断绝他腐朽的生活方式。孔融本应是位理智的学者、政治家，却陷入到无度地追求私欲的地步而不能自拔，自然要变成无理取闹的反对派。这不是他精神发生了某种障碍或分裂，而是他利令智昏。一己私利像两片树叶遮住了眼睛，妨碍了他对社会变革的认识，妨碍了他对民众疾苦的理解。出于极为狭隘的私利，孔融对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的生活过于留恋，在可能失去的时候，他要极力地去维护，从而造成了同曹操的尖锐对立，在失去之后，他又以屈从的态度乞求恢复，所以对曹操摇尾乞怜；复出后，他又以极其贪婪的态度充分享受。孔融同曹操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就是个人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他的被杀，也就没有了冤屈可言，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具被历史车轮挂倒的行尸走肉。

作者：胡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