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成本和代价[转帖]

民主的成本和代价   

作者：易阳生 　

　　
　　     当一个社会进到民主成为政治天条的语境里的时候，人们是不会去探究这个金科玉律的背面的，不会去怀疑民主制度的缺陷，不会去考虑实施民主的条件，也不会顾及民主的局限性。然而民主毕竟与这世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有它自己的另一面。如果人们只是把民主当一种时髦而随声附和，如果只是把民主作幌子用来宣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性，那么对民主无论进行怎样的炒作、炫耀，都是无所谓的。但如果人们是认真的，如果真的要进行民主的实验，对民主的态度就应当是另一副样子了，就应当也必须对民主进行认真负责的审视，翻过来、掉过去地挑剔一番，仔细查一查过去和现在民主的表现究竟如何；就应当像在市场上买东西一样，货比三家，权衡一下实施民主的利弊得失。

    这样做苛刻吗？不然，因为进行任何的哪怕是些微的政治变革，都是事关大体。十几年前苏联、东欧国民满怀期待和天真地选择民主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民主会毁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生活。拿俄罗斯来说吧，在整个90年代里，俄罗斯除了民主在增加，原有的东西几乎都在减少。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到不足原来的50%，俄罗斯男子的人均寿命减到不足50岁。人们得到了民主，却丢掉了财产、丢掉了健康、丢掉了幸福；人们得到民主的同时，却被强加了分裂、内战、犯罪和腐败。据说，俄罗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民主跃进，而俄罗斯也确确实实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经济衰退。这样的社会选择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这样的交易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如今，许多俄罗斯人问自己，这样的转换究竟值得不值得？如今，俄罗斯人又在进行与十年前相反的选择，放弃一些民主，多少换回一些实惠。如今是市场经济的年代，市场经济带给了每一个人交易的经验，那么就不妨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算一算民主的成本和代价。


    民主催生冲突文化


    激发权利意识，从来都被认为是民主的基本价值，是民主之于社会进步的意义所在。政治民主解除了社会在集权制度下政治权威对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管制，为社会各阶级、阶层、群体表达自身利益，开创了可能；为其谋取自身利益，提供了条件。在集权体制下，国家政权对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进行统一的综合，以一种权威性价值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言而喻，在集权体制下，社会各个阶级、集团的利益是受到政治权力的约束的。具有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要追求其价值目标，就要集中社会资源，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抑制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需求。而在这种体制下，公众和利益集团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只有遵守即定的社会规则，服从权力，才能各得其所。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是遵守规则，进而也会导致社会普遍的服从心态。集权体制被打破意味着社会统一的、具有权威地位的价值目标的被颠覆，以全社会的名义的对各个阶级、阶层、群体的利益约束被削弱了甚至消失了，结果当然是像当年年轻的毛泽东跃跃欲试，准备到“中流击水”时发出的感叹——“万类霜天竞自由”。

    当统一的权威、统一的价值消失之后，社会的图景一定要彻底翻覆。统一的价值系统，会在心理上维系社会的凝聚力，社会的“崇高目标”、完美的“理想境界”召唤人民，为人民提供道德感。即使是受到压抑，即使是清贫，人民会感觉是在为“社会”和“未来”做出奉献和牺牲，人民能够得到道德的满足，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主动自我克制。而民主的世俗化倾向似乎是专门用来解构高尚和完美的，会轻松地颠覆社会的政治道德感。在民主的状态下，人们会突然感觉到原来没有什么是先验的，没有什么是比利益、特别是自己的利益更本质的了，哪里有什么“社会”、什么“共同体”，其实一切都是博弈的结果。不争白不争，不拿白不拿，不要白不要。

    于是，竞争成为了唯一的利益获取机制，并进而上升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价值。而在竞争的社会条件下，是没有任何谦虚、含蓄、礼让可言的。如果不想被淘汰、不想被吃掉，就要张扬自我，就要压制对手，就要利益最大化。

    于是，所有的社会群体乃至个别成员，都必须了解自己的利益，确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利益，博取自己的利益，没有半点客气的余地。民主打开了欲望的闸门，利益的激流席卷社会，把所有哪怕是隐藏最深私欲都公开化，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赤裸化。

    于是，一种冲突文化诞生了。清官难断家务事，面对无穷的琐碎的纷争，即使铁面无私、明察秋毫的清官也难于判断、懒于计较，因为当人们斤斤计较起来的时候是难以分清是非曲直的，而民主却注定了要使千千万万的人锱铢必较。一个人人计较、事事争论的社会要增加了多少社会事务和相应带来了多少管理成本，恐怕没有人能算得清楚。


    民主造成组织成本上升


    社会从克制到张扬的文化转换，到底会给社会增加多少管理成本，难于比较、难以算清。但如果仅就一个社会政权的组织成本进行一些计算，则相对简单一些。所谓政权的组织成本即是为组成一个政权以及政权更替所需要耗费的社会资源。诚然，任何一种性质的政治体制下的政权组成和更替都需要付出必要的组织成本，但民主政体下周期性的选举所耗费巨大的资源是触目惊心的，令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堪重负。

    金钱是政治母乳。这是被奉为当今世界政治民主典范的美国的选举文化中的名言。在世界各个民主国家里各级各类的选举多如牛毛，尤其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议会的选举更是如同政治节日，热闹非凡。然而在所有的选举活动的动能都是金钱提供的。特别是在信息时代，传媒进入了选举的全过程。媒体的包装、宣传、炒作，在选举文化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民主国家的各类选举中，候选人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筹集竞选经费。更多的经费，就意味着更多的媒体曝光；更多的“媒体秀”，就意味着在选民中更多的名声、更好形象。这一切最终意味着更多的选票。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选举中的所有花费都是社会支付的，都是一个国家为选举所付出的代价。

    以当今世界上最受关注的美国大选为例。由于金钱的重要性，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早已演化为筹钱与花钱的竞赛。在2000年举行的美国上一次大选更是创下了大选经费的记录。2000年美国大选共花费了约40亿美元。其中，民主、共和两党直接在媒体广告上的花费就高达8.77亿美元。小布什个人在初选结束前就筹集到了超过1亿美元的竞选经费，创出了一项新的记录。而拥有4亿家产的华尔街银行家乔恩·科尔津更是自掏腰包近6000万美元，成功地坐上了新泽西州参议员的宝座，同时刷新了参议员竞选花费记录。美国选举中的经费主要来自大企业、财团和富翁的捐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向两党捐助了340万美元，其中共和党220万，民主党120万。那次大选中私人捐助超过100万美元的有20人，其中简·方达竟开出了1200万美元的支票。

    美国大选甚至也能上外国人的钱。外国公司及其在美国的利益代表在美国的选举中大派政治献金，据英国的统计到2000年6月底，18家英国公司在美国选举的游说中就已花去了3000多万美元。财大气粗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肯毫不吝啬为选举大把大把地花钱，但到最后却也常常搞得囊中羞涩，一场选举下来，落选者总是闹个权财两空，为此而破产的也大有人在。


    民主导致行政效率下降


    人们总爱议论民主政体是怎样的引发政治参与的热情，有人还推论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使政策制订更加科学，使决策更符合社会利益和人民意愿，而这又意味着政府的行政效率的提高。甚至有人把民主政体简直就当作了效率的代名词。其实，实际的情况与一些人的主观臆断正好相反，在行政效率方面，民主政体的记录是不尽如人意的。

    首先，在逻辑上民主政体或民主政治可以带来高效率就是站不住脚的。认为民主政体或民主政治可以产生行政效率的论点是说，因为民主政体下人民广泛参与政治，政治充分反映民意，所以政治过程产出的产品，即社会政策就会得人心，就能产生好的社会效果。其实不然。民主参与在观念上是人民对政治的参与，而问题出在人民这个概念上，人民仅仅是个抽象的概念，人民从来就不是一种现实，而只观念的存在。具体来说，人民不是一个具有利益一致性的统一的整体，而利益分散，甚至相互对立的一个个的利益集团。它们每一个利益集团对于政府及其行政来说都意味着一个压力集团。利益取向并不一致，甚至相互争斗、倾轧的无数压力集团从各自的立场对政府形成压力诉求，形成了大量的政治与行政的内耗。在民主政体下，政府独断专行是难以做到的，但政府快捷有效的工作也属奢望。

    其次，从经验角度看，许多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特别是实行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大都以行政效率低下而闻名。在这方面全世界最出名可能要算印度了。到过印度的人恐怕没有谁不对印度的混乱、放任、拖沓、低效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印度却可以算得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了。印度低种姓的人可以当上总统，共产党可以在地方邦取得政权，这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印度实行民主制度50多年来没有发生政变，政党轮替、选举频度、政权交接比许多西方国家执行得更加正常。可以说，在印度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选择生活方式，具有信仰自由，但印度作为一个整体要想做点事就困难了。因为，印度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或者说要形成统一的意志成本太高了，社会支付不起。因此，只能是各行其是。于是，就有了横冲直撞的交通，遍地垃圾的城市。

    无独有偶，不仅印度如此，台湾近年来转行民主制的经验也证实了民主实行后的低效。面对经济蒸蒸日上的大陆，一片愁云的台湾变得日益敏感。最近，台湾立法会上有立委质询台湾“交通部长”林陵三，问道为什么上海用22个月就开通了从市区连接浦东机场的世界上第一列投入实用的磁悬浮火车，而台北市的快速城市铁路“捷运”搞了6年却还没有搞成？林陵三先生的回答十分简捷，“台湾不是在搞民主吗？这就是搞民主付出的代价。”


    民主诱发权力腐败


    人们赞同民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民主可以抑制腐败，而腐败是被社会所普遍痛恨的。的确，民主制度可以在一些方面具有抑制腐败的机制和作用。但人们却忘记了或不愿意去考虑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即民主也有催生腐败，诱发腐败的机制和作用。

    民主诱发政治权力发生腐败是一种生与俱来的特性。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在民主与腐败的关系上也是如此。民主的确具有抑制腐败的一面，主要的机制和表现是，民主制度下，多元化的政治力量相互制约，形成一种监督效应，进而可以对腐败产生抑制作用。但另一方面，民主却具有诱发和促进腐败滋生的效应。

    在民主制度下，利益群体、政治集团在法律上、形式上具有平等地位，这是民主制度的前提。在政治过程中具有平等地位的主体之间只能通过交换和博弈达到彼此的目的。特别是在政治的核心过程，取得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利益交换，况且现代民主政治都是在私有产权即市场经济的条件和背景下运行的，人们更不能脱离这个基本的经济背景看待民主问题。在政治交换过程中必然具有大量的资源的投入，以换取政治利益和权力。而这些代价付出后，必然又要在以后的政治过程中取得回馈，以维持政治的运行。这就先天地造成了民主政治的权钱交易，而且这种交易是普遍而几乎是合法的存在。民主化程度越高，民主制度越成熟，这种交易的合法性就越高，也越发隐蔽。

    在西方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所谓“政党分赃制”就是民主政治导致腐败的著名事例。所谓“政党分赃制”是主要流行于19世纪美国的由选举民主所引发的腐败体制。当时官僚政治尚未产生，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便将几乎所有的政府及议会公职据为己有，常常是获胜后连夜将本党选举的资助人及相关利益集团人士委以官职，当年美国有“星夜受命人”之说。这些所谓“星夜受命人”在选举中支持某一党派，该党一旦获胜，这些利益集团人士便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这些选举资助人及利益集团在占据公职后，可以说，干的主要勾当便是“刮地皮”，大行腐败。

    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美国的大英雄林肯总统，当年就深深为此困扰。人们一般想象作为南北战争时的总统和美国军队的统帅，林肯的身边总是将佐如云。其实不然，即使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林肯会客室的外间里坐着的却是一群等着要官的利益集团人士。以至于林肯常常痛心疾首地说，这些人比南方的叛军对共和国的威胁还大。继承林肯的格兰特总统本是北方军队的司令，以胜利者身份作的总统，但在美国历史上口碑极差。原因就是他是个大行“政党分赃”的总统，史有政府税务局是格兰特一党的竞选“加油站”之说。腐败之烈可见一斑。后来西方政治在沿革中虽逐步废除了“政党分赃制”，但政治及选举交易的问题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只是变成了合法的、半合法的，具有一定程序和限制的较为隐蔽的腐败罢了。

    催生冲突文化、造成组织成本上升、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诱发权力腐败，是民主带来社会成本上升的四大基本因素，是一个社会一旦实施民主政治将会付出的主要代价。从这种意义上，可以将它们称之为民主政治的四大弊端。简单化看待和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一种肤浅的态度。而以此态度对待民主，可能会让几个廉价的说法带来可怕的后果。喜欢民主也好，痛恨民主也罢，这本无可厚非，人们有权利有各种偏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偏好。但搞清事实，要比人们表达偏好困难得多，而搞清事实恐怕又要比诉说偏好重要得多。所以，对待民主这类问题，还是小心一点、老实一点、客观一点为好。

    达·芬奇说过：“限制产生力量，自由导致死亡。” 对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情和国际条件限制了这些国家的民主政体的制度选择，适应这种限制而产生的制度，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和效率所在。而如果盲目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不切实际地把民主、自由奉为最高价值，正好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散漫与柔弱。民主的成本和代价   

作者：易阳生 　

　　
　　     当一个社会进到民主成为政治天条的语境里的时候，人们是不会去探究这个金科玉律的背面的，不会去怀疑民主制度的缺陷，不会去考虑实施民主的条件，也不会顾及民主的局限性。然而民主毕竟与这世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有它自己的另一面。如果人们只是把民主当一种时髦而随声附和，如果只是把民主作幌子用来宣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性，那么对民主无论进行怎样的炒作、炫耀，都是无所谓的。但如果人们是认真的，如果真的要进行民主的实验，对民主的态度就应当是另一副样子了，就应当也必须对民主进行认真负责的审视，翻过来、掉过去地挑剔一番，仔细查一查过去和现在民主的表现究竟如何；就应当像在市场上买东西一样，货比三家，权衡一下实施民主的利弊得失。

    这样做苛刻吗？不然，因为进行任何的哪怕是些微的政治变革，都是事关大体。十几年前苏联、东欧国民满怀期待和天真地选择民主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民主会毁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生活。拿俄罗斯来说吧，在整个90年代里，俄罗斯除了民主在增加，原有的东西几乎都在减少。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到不足原来的50%，俄罗斯男子的人均寿命减到不足50岁。人们得到了民主，却丢掉了财产、丢掉了健康、丢掉了幸福；人们得到民主的同时，却被强加了分裂、内战、犯罪和腐败。据说，俄罗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民主跃进，而俄罗斯也确确实实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经济衰退。这样的社会选择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这样的交易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如今，许多俄罗斯人问自己，这样的转换究竟值得不值得？如今，俄罗斯人又在进行与十年前相反的选择，放弃一些民主，多少换回一些实惠。如今是市场经济的年代，市场经济带给了每一个人交易的经验，那么就不妨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算一算民主的成本和代价。


    民主催生冲突文化


    激发权利意识，从来都被认为是民主的基本价值，是民主之于社会进步的意义所在。政治民主解除了社会在集权制度下政治权威对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管制，为社会各阶级、阶层、群体表达自身利益，开创了可能；为其谋取自身利益，提供了条件。在集权体制下，国家政权对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进行统一的综合，以一种权威性价值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言而喻，在集权体制下，社会各个阶级、集团的利益是受到政治权力的约束的。具有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要追求其价值目标，就要集中社会资源，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抑制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需求。而在这种体制下，公众和利益集团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只有遵守即定的社会规则，服从权力，才能各得其所。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是遵守规则，进而也会导致社会普遍的服从心态。集权体制被打破意味着社会统一的、具有权威地位的价值目标的被颠覆，以全社会的名义的对各个阶级、阶层、群体的利益约束被削弱了甚至消失了，结果当然是像当年年轻的毛泽东跃跃欲试，准备到“中流击水”时发出的感叹——“万类霜天竞自由”。

    当统一的权威、统一的价值消失之后，社会的图景一定要彻底翻覆。统一的价值系统，会在心理上维系社会的凝聚力，社会的“崇高目标”、完美的“理想境界”召唤人民，为人民提供道德感。即使是受到压抑，即使是清贫，人民会感觉是在为“社会”和“未来”做出奉献和牺牲，人民能够得到道德的满足，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主动自我克制。而民主的世俗化倾向似乎是专门用来解构高尚和完美的，会轻松地颠覆社会的政治道德感。在民主的状态下，人们会突然感觉到原来没有什么是先验的，没有什么是比利益、特别是自己的利益更本质的了，哪里有什么“社会”、什么“共同体”，其实一切都是博弈的结果。不争白不争，不拿白不拿，不要白不要。

    于是，竞争成为了唯一的利益获取机制，并进而上升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价值。而在竞争的社会条件下，是没有任何谦虚、含蓄、礼让可言的。如果不想被淘汰、不想被吃掉，就要张扬自我，就要压制对手，就要利益最大化。

    于是，所有的社会群体乃至个别成员，都必须了解自己的利益，确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利益，博取自己的利益，没有半点客气的余地。民主打开了欲望的闸门，利益的激流席卷社会，把所有哪怕是隐藏最深私欲都公开化，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赤裸化。

    于是，一种冲突文化诞生了。清官难断家务事，面对无穷的琐碎的纷争，即使铁面无私、明察秋毫的清官也难于判断、懒于计较，因为当人们斤斤计较起来的时候是难以分清是非曲直的，而民主却注定了要使千千万万的人锱铢必较。一个人人计较、事事争论的社会要增加了多少社会事务和相应带来了多少管理成本，恐怕没有人能算得清楚。


    民主造成组织成本上升


    社会从克制到张扬的文化转换，到底会给社会增加多少管理成本，难于比较、难以算清。但如果仅就一个社会政权的组织成本进行一些计算，则相对简单一些。所谓政权的组织成本即是为组成一个政权以及政权更替所需要耗费的社会资源。诚然，任何一种性质的政治体制下的政权组成和更替都需要付出必要的组织成本，但民主政体下周期性的选举所耗费巨大的资源是触目惊心的，令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堪重负。

    金钱是政治母乳。这是被奉为当今世界政治民主典范的美国的选举文化中的名言。在世界各个民主国家里各级各类的选举多如牛毛，尤其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议会的选举更是如同政治节日，热闹非凡。然而在所有的选举活动的动能都是金钱提供的。特别是在信息时代，传媒进入了选举的全过程。媒体的包装、宣传、炒作，在选举文化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民主国家的各类选举中，候选人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筹集竞选经费。更多的经费，就意味着更多的媒体曝光；更多的“媒体秀”，就意味着在选民中更多的名声、更好形象。这一切最终意味着更多的选票。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选举中的所有花费都是社会支付的，都是一个国家为选举所付出的代价。

    以当今世界上最受关注的美国大选为例。由于金钱的重要性，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早已演化为筹钱与花钱的竞赛。在2000年举行的美国上一次大选更是创下了大选经费的记录。2000年美国大选共花费了约40亿美元。其中，民主、共和两党直接在媒体广告上的花费就高达8.77亿美元。小布什个人在初选结束前就筹集到了超过1亿美元的竞选经费，创出了一项新的记录。而拥有4亿家产的华尔街银行家乔恩·科尔津更是自掏腰包近6000万美元，成功地坐上了新泽西州参议员的宝座，同时刷新了参议员竞选花费记录。美国选举中的经费主要来自大企业、财团和富翁的捐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向两党捐助了340万美元，其中共和党220万，民主党120万。那次大选中私人捐助超过100万美元的有20人，其中简·方达竟开出了1200万美元的支票。

    美国大选甚至也能上外国人的钱。外国公司及其在美国的利益代表在美国的选举中大派政治献金，据英国的统计到2000年6月底，18家英国公司在美国选举的游说中就已花去了3000多万美元。财大气粗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肯毫不吝啬为选举大把大把地花钱，但到最后却也常常搞得囊中羞涩，一场选举下来，落选者总是闹个权财两空，为此而破产的也大有人在。


    民主导致行政效率下降


    人们总爱议论民主政体是怎样的引发政治参与的热情，有人还推论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使政策制订更加科学，使决策更符合社会利益和人民意愿，而这又意味着政府的行政效率的提高。甚至有人把民主政体简直就当作了效率的代名词。其实，实际的情况与一些人的主观臆断正好相反，在行政效率方面，民主政体的记录是不尽如人意的。

    首先，在逻辑上民主政体或民主政治可以带来高效率就是站不住脚的。认为民主政体或民主政治可以产生行政效率的论点是说，因为民主政体下人民广泛参与政治，政治充分反映民意，所以政治过程产出的产品，即社会政策就会得人心，就能产生好的社会效果。其实不然。民主参与在观念上是人民对政治的参与，而问题出在人民这个概念上，人民仅仅是个抽象的概念，人民从来就不是一种现实，而只观念的存在。具体来说，人民不是一个具有利益一致性的统一的整体，而利益分散，甚至相互对立的一个个的利益集团。它们每一个利益集团对于政府及其行政来说都意味着一个压力集团。利益取向并不一致，甚至相互争斗、倾轧的无数压力集团从各自的立场对政府形成压力诉求，形成了大量的政治与行政的内耗。在民主政体下，政府独断专行是难以做到的，但政府快捷有效的工作也属奢望。

    其次，从经验角度看，许多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特别是实行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大都以行政效率低下而闻名。在这方面全世界最出名可能要算印度了。到过印度的人恐怕没有谁不对印度的混乱、放任、拖沓、低效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印度却可以算得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了。印度低种姓的人可以当上总统，共产党可以在地方邦取得政权，这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印度实行民主制度50多年来没有发生政变，政党轮替、选举频度、政权交接比许多西方国家执行得更加正常。可以说，在印度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选择生活方式，具有信仰自由，但印度作为一个整体要想做点事就困难了。因为，印度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或者说要形成统一的意志成本太高了，社会支付不起。因此，只能是各行其是。于是，就有了横冲直撞的交通，遍地垃圾的城市。

    无独有偶，不仅印度如此，台湾近年来转行民主制的经验也证实了民主实行后的低效。面对经济蒸蒸日上的大陆，一片愁云的台湾变得日益敏感。最近，台湾立法会上有立委质询台湾“交通部长”林陵三，问道为什么上海用22个月就开通了从市区连接浦东机场的世界上第一列投入实用的磁悬浮火车，而台北市的快速城市铁路“捷运”搞了6年却还没有搞成？林陵三先生的回答十分简捷，“台湾不是在搞民主吗？这就是搞民主付出的代价。”


    民主诱发权力腐败


    人们赞同民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民主可以抑制腐败，而腐败是被社会所普遍痛恨的。的确，民主制度可以在一些方面具有抑制腐败的机制和作用。但人们却忘记了或不愿意去考虑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即民主也有催生腐败，诱发腐败的机制和作用。

    民主诱发政治权力发生腐败是一种生与俱来的特性。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在民主与腐败的关系上也是如此。民主的确具有抑制腐败的一面，主要的机制和表现是，民主制度下，多元化的政治力量相互制约，形成一种监督效应，进而可以对腐败产生抑制作用。但另一方面，民主却具有诱发和促进腐败滋生的效应。

    在民主制度下，利益群体、政治集团在法律上、形式上具有平等地位，这是民主制度的前提。在政治过程中具有平等地位的主体之间只能通过交换和博弈达到彼此的目的。特别是在政治的核心过程，取得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利益交换，况且现代民主政治都是在私有产权即市场经济的条件和背景下运行的，人们更不能脱离这个基本的经济背景看待民主问题。在政治交换过程中必然具有大量的资源的投入，以换取政治利益和权力。而这些代价付出后，必然又要在以后的政治过程中取得回馈，以维持政治的运行。这就先天地造成了民主政治的权钱交易，而且这种交易是普遍而几乎是合法的存在。民主化程度越高，民主制度越成熟，这种交易的合法性就越高，也越发隐蔽。

    在西方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所谓“政党分赃制”就是民主政治导致腐败的著名事例。所谓“政党分赃制”是主要流行于19世纪美国的由选举民主所引发的腐败体制。当时官僚政治尚未产生，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便将几乎所有的政府及议会公职据为己有，常常是获胜后连夜将本党选举的资助人及相关利益集团人士委以官职，当年美国有“星夜受命人”之说。这些所谓“星夜受命人”在选举中支持某一党派，该党一旦获胜，这些利益集团人士便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这些选举资助人及利益集团在占据公职后，可以说，干的主要勾当便是“刮地皮”，大行腐败。

    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美国的大英雄林肯总统，当年就深深为此困扰。人们一般想象作为南北战争时的总统和美国军队的统帅，林肯的身边总是将佐如云。其实不然，即使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林肯会客室的外间里坐着的却是一群等着要官的利益集团人士。以至于林肯常常痛心疾首地说，这些人比南方的叛军对共和国的威胁还大。继承林肯的格兰特总统本是北方军队的司令，以胜利者身份作的总统，但在美国历史上口碑极差。原因就是他是个大行“政党分赃”的总统，史有政府税务局是格兰特一党的竞选“加油站”之说。腐败之烈可见一斑。后来西方政治在沿革中虽逐步废除了“政党分赃制”，但政治及选举交易的问题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只是变成了合法的、半合法的，具有一定程序和限制的较为隐蔽的腐败罢了。

    催生冲突文化、造成组织成本上升、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诱发权力腐败，是民主带来社会成本上升的四大基本因素，是一个社会一旦实施民主政治将会付出的主要代价。从这种意义上，可以将它们称之为民主政治的四大弊端。简单化看待和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一种肤浅的态度。而以此态度对待民主，可能会让几个廉价的说法带来可怕的后果。喜欢民主也好，痛恨民主也罢，这本无可厚非，人们有权利有各种偏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偏好。但搞清事实，要比人们表达偏好困难得多，而搞清事实恐怕又要比诉说偏好重要得多。所以，对待民主这类问题，还是小心一点、老实一点、客观一点为好。

    达·芬奇说过：“限制产生力量，自由导致死亡。” 对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情和国际条件限制了这些国家的民主政体的制度选择，适应这种限制而产生的制度，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和效率所在。而如果盲目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不切实际地把民主、自由奉为最高价值，正好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散漫与柔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