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诸葛亮还聪明 导致天下三分的罪魁是谁？

导致天下三分的罪魁祸首--贾诩

　　东汉末年，宦官当政，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大将军何进谋诛阉宦不成反为所害，而何进所召的并州牧董卓(还兼有前将军、斄乡侯的官职和封号)已经在进军洛阳的途中，同时董卓受何进密令又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乘宠，浊乱海内。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臣辄鸣钟鼓如洛阳，即讨让等。”欲以胁迫太后诛宦官，但董卓未至而何进已死。当时洛阳大乱，袁术、袁绍兄弟于是率军攻击皇宫，中常侍段硅等劫帝走小平津，董卓遂率其部众于北芒迎汉帝还宫。

　　之后董卓当权暴虐不仁，又为吕布、王允等人设计诛杀。可惜王允为人过于刚直，当时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就是没有马上赦免董卓那一大批手握兵权的部下，董卓部下校尉李催、郭汜、张济等拥兵屯于陕，在一段时间后还没有听到赦免的消息，又接着有谣传说洛阳中人要诛灭所有凉州的董卓所部官吏，因此大家都一片惶恐不安，众人纷纷准备解甲逃亡，在这个时候，贾诩粉墨登场了。

　　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时并不出名，唯有汉阳阎忠异之，谓贾诩有张良、陈平之奇。阎忠此人也是一代名士，而且可以说颇有政治远见。他是少数几个明白东汉皇朝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人之一，曾经劝说名将车骑将军皇甫嵩起兵推翻东汉皇朝，皇甫嵩不从，忠乃亡去。后《英雄记》有曰：“凉州贼王国等起兵，共劫忠为主，统三十六部，号车骑将军，忠感慨发病而死。”

贾诩初时察孝廉为郎，因疾病辞官，西还至汧，道上遇见氐人(游牧民族)，和同行的数十人皆为他们所抓，贾诩便骗他们说：“我段公外甥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当时的太尉段，因为久为镇边大将，所以威震西土，因此他便假称是段的外甥吓唬氐人，氐人果然不敢害他，还与他盟誓后送他回去，其余的人却都遇害了。史称贾诩此举是“权以济事，咸此类也”，这个“权”字，用得颇为妥帖，因为贾诩的确是这样一个人。

　　就在董卓所部的李催、郭汜、张济等人打算散伙的时候，贾诩阻止了他们。他的理由是：“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他这么做，是因为他也是董卓所部的官吏，记载说“董卓之入洛阳，诩以太尉掾为平津都尉，迁讨虏校尉。卓婿中郎将牛辅屯陕，诩在辅军，卓败，辅又死”，所以他此举也是为自己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打算，因为李、郭等人本就是马贼及军人出身，未必是一个亭长可以捉拿的。

　　他此举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李、郭等人“遂将其众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围长安城。十日城陷，与布战城中，布败走。催等放兵劫掠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藉。诛杀卓者，尸王允于市……催、汜入长安城，屯南宫掖门，杀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吏民死者不可胜数”，汉献帝被李、郭等所挟，而关东豪杰乘动乱之机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城掠地行为，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此以前，各地诸侯还不敢太明目张胆地进行此类举动。正是贾诩的这个建议，使东汉天下陷入了空前的混乱状态。

　　此后，关中又因为李、郭等人的争权夺利，伤亡巨大，极大地破坏了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三国志》云：

　　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指李、郭入洛阳前)，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又有云：“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李、郭等四人对关中荼毒之烈，追本溯源实出自于贾诩这一言之谋，故而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的时候评曰：

　　臣松之以为传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则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  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

　　看当时的情况，王允为人正直有干才，朝中尚有皇甫嵩、朱俊等名将，关中精兵数万，而宦官已除，即使不能复振汉朝，一时安定还是可以的，所以裴松之有“元恶既枭，天地始开”一说。因此就这样的情形而言，说贾诩这一言导致“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不为过，而“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这个评价也是很中肯的。

　　正是因为这次动乱，汉中央政府的政令开始不行天下，天子和朝廷威信全无，再无崛起之可能：

　　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诸将专权，或擅笞杀尚书。司隶校尉出入，民兵抵掷之。诸将或遣婢诣省，或自赍酒啖，过天子饮，侍中不通，喧呼骂詈，遂不能止。又竟表拜诸营壁民为部曲，求其礼遗。医师、走卒，皆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示有文字，或不时得也。诸将不能相率，上下乱。

　　--《三国志·董卓传》

　　至此，可以说汉中央政府的地位和威望彻底瓦解，甚至献帝在回洛阳的时候，“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各地诸侯已经根本不再把皇帝和中央政府当回事了。

　　这样的情况，一直到雄才大略的曹操采纳曹魏重臣荀彧的建议，抢先下手，把献帝迎回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才得以有所改变。二十余年后，曹操之子曹丕终于以魏代汉，结束了东汉皇朝，开始了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

　　自贾诩设计让李、郭进军洛阳开始算起，一直到三国归晋，期间的战乱长达九十余年之久。在这九十多年的战争里，两汉皇朝所积累的资本，包括宝贵的人才资源，全部消耗殆尽，包括在东汉末年分裂之初成长起来深知民间疾苦以及当时政治经济矛盾，又具有极高才干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们基本荡然无存，而政权最后落在了一些全靠祖上余荫掌权的纨绔子弟和只知道清谈的文人手里，他们在门第优越感的支持下，只知道埋头享乐或陶醉于清谈之中，同时由孙权肇基的门阀现象又极度发展，最后终于导致全国的阶级、种族、经济等各方面矛盾不断激化，因此三国统一后还不到二十年，中原地区再次陷于血泊之中，由“八王之乱”而晋室东迁，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入侵，其结果就是产生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血腥的一页--“五胡乱华”。

　　而这“五胡乱华”三百年的动乱和血腥，可以说导火线仅仅就是因为贾诩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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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天下三分的罪魁祸首--贾诩

　　东汉末年，宦官当政，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大将军何进谋诛阉宦不成反为所害，而何进所召的并州牧董卓(还兼有前将军、斄乡侯的官职和封号)已经在进军洛阳的途中，同时董卓受何进密令又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乘宠，浊乱海内。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臣辄鸣钟鼓如洛阳，即讨让等。”欲以胁迫太后诛宦官，但董卓未至而何进已死。当时洛阳大乱，袁术、袁绍兄弟于是率军攻击皇宫，中常侍段硅等劫帝走小平津，董卓遂率其部众于北芒迎汉帝还宫。

　　之后董卓当权暴虐不仁，又为吕布、王允等人设计诛杀。可惜王允为人过于刚直，当时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就是没有马上赦免董卓那一大批手握兵权的部下，董卓部下校尉李催、郭汜、张济等拥兵屯于陕，在一段时间后还没有听到赦免的消息，又接着有谣传说洛阳中人要诛灭所有凉州的董卓所部官吏，因此大家都一片惶恐不安，众人纷纷准备解甲逃亡，在这个时候，贾诩粉墨登场了。

　　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时并不出名，唯有汉阳阎忠异之，谓贾诩有张良、陈平之奇。阎忠此人也是一代名士，而且可以说颇有政治远见。他是少数几个明白东汉皇朝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人之一，曾经劝说名将车骑将军皇甫嵩起兵推翻东汉皇朝，皇甫嵩不从，忠乃亡去。后《英雄记》有曰：“凉州贼王国等起兵，共劫忠为主，统三十六部，号车骑将军，忠感慨发病而死。”

贾诩初时察孝廉为郎，因疾病辞官，西还至汧，道上遇见氐人(游牧民族)，和同行的数十人皆为他们所抓，贾诩便骗他们说：“我段公外甥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当时的太尉段，因为久为镇边大将，所以威震西土，因此他便假称是段的外甥吓唬氐人，氐人果然不敢害他，还与他盟誓后送他回去，其余的人却都遇害了。史称贾诩此举是“权以济事，咸此类也”，这个“权”字，用得颇为妥帖，因为贾诩的确是这样一个人。

　　就在董卓所部的李催、郭汜、张济等人打算散伙的时候，贾诩阻止了他们。他的理由是：“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他这么做，是因为他也是董卓所部的官吏，记载说“董卓之入洛阳，诩以太尉掾为平津都尉，迁讨虏校尉。卓婿中郎将牛辅屯陕，诩在辅军，卓败，辅又死”，所以他此举也是为自己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打算，因为李、郭等人本就是马贼及军人出身，未必是一个亭长可以捉拿的。

　　他此举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李、郭等人“遂将其众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围长安城。十日城陷，与布战城中，布败走。催等放兵劫掠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藉。诛杀卓者，尸王允于市……催、汜入长安城，屯南宫掖门，杀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吏民死者不可胜数”，汉献帝被李、郭等所挟，而关东豪杰乘动乱之机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城掠地行为，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此以前，各地诸侯还不敢太明目张胆地进行此类举动。正是贾诩的这个建议，使东汉天下陷入了空前的混乱状态。

　　此后，关中又因为李、郭等人的争权夺利，伤亡巨大，极大地破坏了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三国志》云：

　　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指李、郭入洛阳前)，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又有云：“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李、郭等四人对关中荼毒之烈，追本溯源实出自于贾诩这一言之谋，故而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的时候评曰：

　　臣松之以为传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则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  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

　　看当时的情况，王允为人正直有干才，朝中尚有皇甫嵩、朱俊等名将，关中精兵数万，而宦官已除，即使不能复振汉朝，一时安定还是可以的，所以裴松之有“元恶既枭，天地始开”一说。因此就这样的情形而言，说贾诩这一言导致“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不为过，而“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这个评价也是很中肯的。

　　正是因为这次动乱，汉中央政府的政令开始不行天下，天子和朝廷威信全无，再无崛起之可能：

　　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诸将专权，或擅笞杀尚书。司隶校尉出入，民兵抵掷之。诸将或遣婢诣省，或自赍酒啖，过天子饮，侍中不通，喧呼骂詈，遂不能止。又竟表拜诸营壁民为部曲，求其礼遗。医师、走卒，皆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示有文字，或不时得也。诸将不能相率，上下乱。

　　--《三国志·董卓传》

　　至此，可以说汉中央政府的地位和威望彻底瓦解，甚至献帝在回洛阳的时候，“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各地诸侯已经根本不再把皇帝和中央政府当回事了。

　　这样的情况，一直到雄才大略的曹操采纳曹魏重臣荀彧的建议，抢先下手，把献帝迎回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才得以有所改变。二十余年后，曹操之子曹丕终于以魏代汉，结束了东汉皇朝，开始了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

　　自贾诩设计让李、郭进军洛阳开始算起，一直到三国归晋，期间的战乱长达九十余年之久。在这九十多年的战争里，两汉皇朝所积累的资本，包括宝贵的人才资源，全部消耗殆尽，包括在东汉末年分裂之初成长起来深知民间疾苦以及当时政治经济矛盾，又具有极高才干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们基本荡然无存，而政权最后落在了一些全靠祖上余荫掌权的纨绔子弟和只知道清谈的文人手里，他们在门第优越感的支持下，只知道埋头享乐或陶醉于清谈之中，同时由孙权肇基的门阀现象又极度发展，最后终于导致全国的阶级、种族、经济等各方面矛盾不断激化，因此三国统一后还不到二十年，中原地区再次陷于血泊之中，由“八王之乱”而晋室东迁，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入侵，其结果就是产生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血腥的一页--“五胡乱华”。

　　而这“五胡乱华”三百年的动乱和血腥，可以说导火线仅仅就是因为贾诩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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