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晚年之痛

1967年5月，文革的全面夺权正在展开，全国掀起了一片“抓叛徒”的浪潮。南开大学的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者，周恩来也。当年周在南开中学组织觉悟社时，领导人员以笔名撰写文章，大家以数字号抽签，周抽到5号，化名“伍豪”，而邓颖超当时抽到一号，化名为“逸毫”。

造反派在得知伍豪即周恩来后，感到事关众大，立即上报中央文革。江青闻讯后，如获至宝，马上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要求进行调查，并让周作出交待。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感到来头不善。当时所谓的“二月逆流”正遭到严厉批判，周恩来一直被江青等中央文革一班人视为老干部们的总后台，正找碴子而不得，现在倒有一枚重磅炸弹送上门来。
单纯论及“伍豪启事”事件，实际并不复杂。周恩来一生用过很多化名，如少山、壮飞、复生等。伍豪是他在上海领导中央特科时常用的名字。当时的特科红队经常进行营救同志铲除叛徒等行动，代号即为“伍豪之剑”。1931年4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周恩来采取断然措施实行地下机关的转移，并派红队将顾的一家八口全部处死，切断了敌人的追查。事后国民党对周恨之入骨，由中统特务张冲、黄凯等人牵头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及污蔑周恩来。此事发生在1932年2月，而2个月前周恩来已前往了江西苏区。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即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污蔑，当时的负责人康生和陈云对此事都是清楚的。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表政府公告，公开斥责了国民党的造谣行径。

在中共的组织原则中，叛变行径是罪大恶极，不可原谅的。尽管当年的几个主要当事人都在，周恩来仍然不敢等闲视之。他立即在江青的信上批复，断然否认叛变之事，并举出康生、陈云等证人。周恩来这天放下了手上所有的工作，亲自查阅了从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有的有关章节编成《大事记》。周恩来还怕原始资料被人销毁，即命人拍照下来，并复印多份。随后周恩来将有关材料呈送毛泽东，并写信做了辩白。

应该说，毛泽东对这件事也是清楚的。按照常规，不外乎有三种态度。一是当众声明此事与周恩来无关，中止追查；二是在小范围声明外，再发一份中央文件，彻底还周恩来一个清白；三是按照文革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逻辑，同意江青进行追查，就像对刘少奇所做的那样。然而，毛泽东的做法是耐人寻味的。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如果说毛泽东不信任周恩来，那大可让江青继续追查，即使没什么，也是借机敲打周。如果毛泽东信任周恩来，那么就应该为周恩来做一澄清。关键在于对此事毛是完全清楚的。可毛既不表态追查，又不说不追查，而是将此事存档，还是交中央文革封存，这就令人深思了。应该说从毛的批示上看是倾向于不追查，但封存于中央文革却等于将一把尚方宝剑给了江青，可以随时用来威胁周恩来。毛泽东如此政治大家，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就这样做了。

1967年初的文革形势正是如火如荼，天下大乱之时。毛泽东对运动的判断是经常随形势发展而变化的。年初发生“大闹怀仁堂”事件，被江青等说成是“二月逆流”，毛泽东对此事是发了大火的。本来刘少奇在去年一打即倒，没怎么抵抗，毛是很高兴的。如果运动发展顺利，毛可能也就放刘一马了。不想党的各级干部对文革都有抵触情绪，既不理解，执行得也不痛快。就连多年跟随毛的一班元帅将相也大闹了一场，令毛对形势的估计异常严重起来。毛最恼怒的是陈毅竟然联系到了延安整风上，这明显是在怀疑毛作为最高领袖的权力基础。由此毛泽东认为党内一大批干部都是运动的阻碍，必须要烧一烧。而且这帮人都受到了刘少奇的影响，现在可能被一时整服，如果刘东山再起那就难保又要跟风。打蛇要打头，毛判断要继续推进文革必须在理论上要讲得通，费了那么大劲把刘少奇整下来为什么？仅仅几十天镇压学生的罪名是不够的。因此毛调整部署，开始从抓叛徒上下手，先抓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再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从外围到中央，要从根上掘掉刘少奇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周恩来遭到了无枉株连。

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多年就有看法的，尽管周恩来对毛跟得很紧，但却不是毛圈子里的人。因此，毛泽东对周是用而不信。毛认为周多年就是经验主义者，哪个人做了中央领导他都紧跟。这几年搞经济也是和刘少奇混在一起的，文革搞起来了他也是和稀泥。毛搞文革主要以军队为支柱，让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冲锋陷阵，这些人造反有余，建设是不行的。而在国计民生上毛不愿去管，却也得有人管，这便得倚重周恩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既要借重周恩来，又要他能俯首听命，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既如此，“伍豪启事”不啻于送上门来，正好是挟制周恩来的利器。

事实上，江青从此后更是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曾洋洋得意地向杨成武、吴法宪炫耀：“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总理的材料。”而周恩来呢，对毛泽东的批示大失所望，以后行事更加小心翼翼，对江青的胡作非为多忍气吞声，迁就退让，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1967年12月，北京大学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又反映“伍豪事件”。这回毛泽东不得不作出表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遥污蔑。”然而这一批示只是小范围内知道，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党员干部。对于周恩来来说，这仍然是一块心病。而康生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则充分体现其人性格。他在文革之前就曾在涉及这件事的材料上批示：“这完全是造谣污蔑”。而江青在文革中提出此事时，康生开始装聋作哑，好像此事与他无关。而当毛泽东正式批示时，他马上又紧跟作出了声明。

1972年6月，在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插曲，这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按照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此会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然而，会后这件事却又奇怪地搁置了下来。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弄得灰头土脸，声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时极需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他此时才把事隔多年的〈伍豪启事〉端出来，在毫不相干的批林整风会上弄出这么一场戏，却从侧面露出了毛的心机所在，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周一生对自己的名誉看得极重，毛这次还他一个清白实在令他心情大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何文件下发又搁置未办，还是留了个尾巴。周恩来当时已是中共的二把手，而且将此事向全党说明又是他梦寐以求的，当然不会是他阻止的。那么是谁呢？只有毛泽东。

最后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是，周恩来在病重后又遭到了“批经验主义”的打击。在1975年9月20日，癌症扩散的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特地调来了“伍豪启事”事件的全部材料及1972年批陈整风会上关于“伍豪事件”的报告记录稿，详细阅读之后，将其封存，并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周恩来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手术台的最后一刻，处理的是“伍豪启事”之事，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这种无法言尽是多么的痛苦。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突然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67年5月，文革的全面夺权正在展开，全国掀起了一片“抓叛徒”的浪潮。南开大学的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者，周恩来也。当年周在南开中学组织觉悟社时，领导人员以笔名撰写文章，大家以数字号抽签，周抽到5号，化名“伍豪”，而邓颖超当时抽到一号，化名为“逸毫”。

造反派在得知伍豪即周恩来后，感到事关众大，立即上报中央文革。江青闻讯后，如获至宝，马上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要求进行调查，并让周作出交待。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感到来头不善。当时所谓的“二月逆流”正遭到严厉批判，周恩来一直被江青等中央文革一班人视为老干部们的总后台，正找碴子而不得，现在倒有一枚重磅炸弹送上门来。
单纯论及“伍豪启事”事件，实际并不复杂。周恩来一生用过很多化名，如少山、壮飞、复生等。伍豪是他在上海领导中央特科时常用的名字。当时的特科红队经常进行营救同志铲除叛徒等行动，代号即为“伍豪之剑”。1931年4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周恩来采取断然措施实行地下机关的转移，并派红队将顾的一家八口全部处死，切断了敌人的追查。事后国民党对周恨之入骨，由中统特务张冲、黄凯等人牵头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及污蔑周恩来。此事发生在1932年2月，而2个月前周恩来已前往了江西苏区。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即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污蔑，当时的负责人康生和陈云对此事都是清楚的。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表政府公告，公开斥责了国民党的造谣行径。

在中共的组织原则中，叛变行径是罪大恶极，不可原谅的。尽管当年的几个主要当事人都在，周恩来仍然不敢等闲视之。他立即在江青的信上批复，断然否认叛变之事，并举出康生、陈云等证人。周恩来这天放下了手上所有的工作，亲自查阅了从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有的有关章节编成《大事记》。周恩来还怕原始资料被人销毁，即命人拍照下来，并复印多份。随后周恩来将有关材料呈送毛泽东，并写信做了辩白。

应该说，毛泽东对这件事也是清楚的。按照常规，不外乎有三种态度。一是当众声明此事与周恩来无关，中止追查；二是在小范围声明外，再发一份中央文件，彻底还周恩来一个清白；三是按照文革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逻辑，同意江青进行追查，就像对刘少奇所做的那样。然而，毛泽东的做法是耐人寻味的。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如果说毛泽东不信任周恩来，那大可让江青继续追查，即使没什么，也是借机敲打周。如果毛泽东信任周恩来，那么就应该为周恩来做一澄清。关键在于对此事毛是完全清楚的。可毛既不表态追查，又不说不追查，而是将此事存档，还是交中央文革封存，这就令人深思了。应该说从毛的批示上看是倾向于不追查，但封存于中央文革却等于将一把尚方宝剑给了江青，可以随时用来威胁周恩来。毛泽东如此政治大家，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就这样做了。

1967年初的文革形势正是如火如荼，天下大乱之时。毛泽东对运动的判断是经常随形势发展而变化的。年初发生“大闹怀仁堂”事件，被江青等说成是“二月逆流”，毛泽东对此事是发了大火的。本来刘少奇在去年一打即倒，没怎么抵抗，毛是很高兴的。如果运动发展顺利，毛可能也就放刘一马了。不想党的各级干部对文革都有抵触情绪，既不理解，执行得也不痛快。就连多年跟随毛的一班元帅将相也大闹了一场，令毛对形势的估计异常严重起来。毛最恼怒的是陈毅竟然联系到了延安整风上，这明显是在怀疑毛作为最高领袖的权力基础。由此毛泽东认为党内一大批干部都是运动的阻碍，必须要烧一烧。而且这帮人都受到了刘少奇的影响，现在可能被一时整服，如果刘东山再起那就难保又要跟风。打蛇要打头，毛判断要继续推进文革必须在理论上要讲得通，费了那么大劲把刘少奇整下来为什么？仅仅几十天镇压学生的罪名是不够的。因此毛调整部署，开始从抓叛徒上下手，先抓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再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从外围到中央，要从根上掘掉刘少奇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周恩来遭到了无枉株连。

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多年就有看法的，尽管周恩来对毛跟得很紧，但却不是毛圈子里的人。因此，毛泽东对周是用而不信。毛认为周多年就是经验主义者，哪个人做了中央领导他都紧跟。这几年搞经济也是和刘少奇混在一起的，文革搞起来了他也是和稀泥。毛搞文革主要以军队为支柱，让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冲锋陷阵，这些人造反有余，建设是不行的。而在国计民生上毛不愿去管，却也得有人管，这便得倚重周恩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既要借重周恩来，又要他能俯首听命，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既如此，“伍豪启事”不啻于送上门来，正好是挟制周恩来的利器。

事实上，江青从此后更是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曾洋洋得意地向杨成武、吴法宪炫耀：“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总理的材料。”而周恩来呢，对毛泽东的批示大失所望，以后行事更加小心翼翼，对江青的胡作非为多忍气吞声，迁就退让，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1967年12月，北京大学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又反映“伍豪事件”。这回毛泽东不得不作出表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遥污蔑。”然而这一批示只是小范围内知道，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党员干部。对于周恩来来说，这仍然是一块心病。而康生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则充分体现其人性格。他在文革之前就曾在涉及这件事的材料上批示：“这完全是造谣污蔑”。而江青在文革中提出此事时，康生开始装聋作哑，好像此事与他无关。而当毛泽东正式批示时，他马上又紧跟作出了声明。

1972年6月，在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插曲，这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按照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此会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然而，会后这件事却又奇怪地搁置了下来。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弄得灰头土脸，声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时极需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他此时才把事隔多年的〈伍豪启事〉端出来，在毫不相干的批林整风会上弄出这么一场戏，却从侧面露出了毛的心机所在，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周一生对自己的名誉看得极重，毛这次还他一个清白实在令他心情大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何文件下发又搁置未办，还是留了个尾巴。周恩来当时已是中共的二把手，而且将此事向全党说明又是他梦寐以求的，当然不会是他阻止的。那么是谁呢？只有毛泽东。

最后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是，周恩来在病重后又遭到了“批经验主义”的打击。在1975年9月20日，癌症扩散的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特地调来了“伍豪启事”事件的全部材料及1972年批陈整风会上关于“伍豪事件”的报告记录稿，详细阅读之后，将其封存，并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周恩来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手术台的最后一刻，处理的是“伍豪启事”之事，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这种无法言尽是多么的痛苦。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突然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