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主张兼容并蓄的蔡元培是1927年屠杀中共主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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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兼容并蓄的蔡元培是1927年屠杀中共主谋之一
2012年03月25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奎松
核心提示：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合共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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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清党”运动的结果，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
南京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发起过一个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此一运动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大部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的次数和经过时间，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如黄金麟即根据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印行）之观点，认为“清党”运动发生过三次，第一次为1924年6月，即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力主弹劾共产党，引发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相关训令了事。第二次为“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11月所发动，结果与广州中央形成分裂与对抗。第三次则为南京国民党人发起的全国性的运动。见《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十一卷第一期，2000年3月。但此说略嫌牵强。对此，笔者同意李云汉的说法，即张继等弹劾共党案、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以及西山会议的召开，包括中山舰事件，都可看作1927年“清党”运动之酝酿与发源。见李云汉《清党运动的再评价》，《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702页。南京政府取得较晚的其他省区，开始也晚，结束亦迟，是为余波或尾声。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开始时，两湖、江西及长江以北大部分省份尚不在其控制之中，一些省份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国民党的党组织。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
“清党”运动的结果，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没有“清党”的举措，南京的国民党人就难以独树异帜，自诩正统，更难以名正言顺地夺取各地的党政权力。也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权力，并且从此主导了国民党乃至于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
“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其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办法取消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的种种资本，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和上海的资源，另起炉灶，与武汉分庭抗礼。关于蒋介石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走向分裂之经过，可参见拙作《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12期。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会议。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的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这次南昌会议召开后，即相继发生了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被人捣毁的系列事件。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亦于3月6日被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所枪杀。这股夺权的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其夺权的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只是愈演愈烈而已。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2_03/25/13429093_0.shtml
主张兼容并蓄的蔡元培是1927年屠杀中共主谋之一
2012年03月25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奎松
核心提示：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合共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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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清党”运动的结果，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
南京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发起过一个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此一运动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大部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的次数和经过时间，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如黄金麟即根据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印行）之观点，认为“清党”运动发生过三次，第一次为1924年6月，即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力主弹劾共产党，引发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相关训令了事。第二次为“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11月所发动，结果与广州中央形成分裂与对抗。第三次则为南京国民党人发起的全国性的运动。见《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十一卷第一期，2000年3月。但此说略嫌牵强。对此，笔者同意李云汉的说法，即张继等弹劾共党案、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以及西山会议的召开，包括中山舰事件，都可看作1927年“清党”运动之酝酿与发源。见李云汉《清党运动的再评价》，《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702页。南京政府取得较晚的其他省区，开始也晚，结束亦迟，是为余波或尾声。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开始时，两湖、江西及长江以北大部分省份尚不在其控制之中，一些省份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国民党的党组织。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
“清党”运动的结果，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没有“清党”的举措，南京的国民党人就难以独树异帜，自诩正统，更难以名正言顺地夺取各地的党政权力。也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权力，并且从此主导了国民党乃至于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
“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其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办法取消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的种种资本，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和上海的资源，另起炉灶，与武汉分庭抗礼。关于蒋介石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走向分裂之经过，可参见拙作《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12期。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会议。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的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这次南昌会议召开后，即相继发生了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被人捣毁的系列事件。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亦于3月6日被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所枪杀。这股夺权的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其夺权的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只是愈演愈烈而已。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2_03/25/13429093_0.shtml
2012年03月25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奎松
核心提示：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合共7人。
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清党”运动的结果，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
南京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发起过一个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此一运动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大部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的次数和经过时间，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如黄金麟即根据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印行）之观点，认为“清党”运动发生过三次，第一次为1924年6月，即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力主弹劾共产党，引发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相关训令了事。第二次为“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11月所发动，结果与广州中央形成分裂与对抗。第三次则为南京国民党人发起的全国性的运动。见《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十一卷第一期，2000年3月。但此说略嫌牵强。对此，笔者同意李云汉的说法，即张继等弹劾共党案、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以及西山会议的召开，包括中山舰事件，都可看作1927年“清党”运动之酝酿与发源。见李云汉《清党运动的再评价》，《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702页。南京政府取得较晚的其他省区，开始也晚，结束亦迟，是为余波或尾声。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开始时，两湖、江西及长江以北大部分省份尚不在其控制之中，一些省份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国民党的党组织。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
“清党”运动的结果，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没有“清党”的举措，南京的国民党人就难以独树异帜，自诩正统，更难以名正言顺地夺取各地的党政权力。也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权力，并且从此主导了国民党乃至于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
“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其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办法取消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的种种资本，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和上海的资源，另起炉灶，与武汉分庭抗礼。关于蒋介石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走向分裂之经过，可参见拙作《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12期。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会议。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的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这次南昌会议召开后，即相继发生了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被人捣毁的系列事件。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亦于3月6日被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所枪杀。这股夺权的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其夺权的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只是愈演愈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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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兼容并蓄的蔡元培是1927年屠杀中共主谋之一
2012年03月25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奎松
核心提示：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合共7人。
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清党”运动的结果，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
南京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发起过一个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此一运动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大部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的次数和经过时间，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如黄金麟即根据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印行）之观点，认为“清党”运动发生过三次，第一次为1924年6月，即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力主弹劾共产党，引发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相关训令了事。第二次为“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11月所发动，结果与广州中央形成分裂与对抗。第三次则为南京国民党人发起的全国性的运动。见《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十一卷第一期，2000年3月。但此说略嫌牵强。对此，笔者同意李云汉的说法，即张继等弹劾共党案、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以及西山会议的召开，包括中山舰事件，都可看作1927年“清党”运动之酝酿与发源。见李云汉《清党运动的再评价》，《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702页。南京政府取得较晚的其他省区，开始也晚，结束亦迟，是为余波或尾声。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开始时，两湖、江西及长江以北大部分省份尚不在其控制之中，一些省份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国民党的党组织。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
“清党”运动的结果，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没有“清党”的举措，南京的国民党人就难以独树异帜，自诩正统，更难以名正言顺地夺取各地的党政权力。也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权力，并且从此主导了国民党乃至于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
“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其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办法取消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的种种资本，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和上海的资源，另起炉灶，与武汉分庭抗礼。关于蒋介石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走向分裂之经过，可参见拙作《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12期。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会议。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的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这次南昌会议召开后，即相继发生了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被人捣毁的系列事件。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亦于3月6日被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所枪杀。这股夺权的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其夺权的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只是愈演愈烈而已。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2_03/25/13429093_0.shtml
白崇禧（健生），即从蒋之亲信，到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一直到蒋手下的高级将领，这时都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摩拳擦掌，只等蒋一声令下了。
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联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被授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愤愤不平。”转见《清党运动之概论》，上海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30页。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第一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关于监察委员会之决议案》，1924年1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第65页。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合共7人。8名候补监察委员当中，已知可以站在反对武汉一方的，也有黄绍竑、李宗仁、李福林3人。国民党二大选举的中央监察委员名单可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377页。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一切，都要看蒋介石的最后决心了。
站长统计站长统计
蒋介石15日离开南昌，16日江西省党部捣毁了左派掌握的南昌市党部，并随即封闭和解散了共产党及左派领导下的各种报刊和民众团体。蒋16日到九江，次日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等即被捣毁。蒋20日到安徽安庆，23日安徽省市党部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团体亦遭捣毁。不难看出，在武汉方面坚持于3月10~17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会议通过了包括《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15个文件，决定实施集体领导，限定总司令只是军委委员之一，包括军官任免、出征、动员等都须经军委会集体决议，再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才能交由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等职务亦被取消。之后，蒋毫不犹豫地纵容其手下贯彻其2月21日南昌会议夺取各地党政权力的既定方针。其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仅有的少数骨干分子，利用地方帮会势力，通过“打”、“砸”、“冲”，或干脆挑起左右派的“械斗”，来区分“敌”“我”，进而组织自己的力量，夺取权力。关于因搞不清谁是自己人，以至于四处发动械斗来分清敌我和利用帮会势力来夺权的情况，可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96～100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路暗中支持下属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甚至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官，却从未有过与武汉翻脸的任何公开的言论。因此，其手下也始终要借助于地方帮会势力来协助自己的夺权行动，不能合法地动用军警政等力量。且蒋在公开场合也还要表示中立，对所发生的一切佯装不知。不仅如此，自出发之日起，他一直在就武汉方面的各种批评和指责做出回应和进行辩解，却也都是在尊奉武汉方面为“中央”的口气下出之。包括3月26日到上海之后，其在公开场合服从武汉中央及国民政府的态度亦未稍有改变。很显然，正如何应钦等人所言，蒋介石对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以至于与武汉公开分裂，另立中央，尚在犹豫动摇之中。说蒋这时已决心“清党”，恐非准确的说明。前人习惯据当事人之一白崇禧的口述为证。《白崇禧访问录》（上）有云：蒋总司令自九江乘舰抵达上海召见我，面示清党之决心。给人印象，蒋到上海时已决心清党。然此说并无相关文献可予证实。鉴于上文下接“并召集薛岳之第一师，及刘峙之第二师各级干部训话”之语，查蒋之训话为4月4日，已去蒋到上海之日一周以上，可知白此说时间跨度甚大，不可简单做蒋到上海之3月26日或3月底理解。《白崇禧访问录》（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37～38页。
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联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被授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愤愤不平。”转见《清党运动之概论》，上海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30页。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第一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关于监察委员会之决议案》，1924年1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第65页。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合共7人。8名候补监察委员当中，已知可以站在反对武汉一方的，也有黄绍竑、李宗仁、李福林3人。国民党二大选举的中央监察委员名单可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377页。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一切，都要看蒋介石的最后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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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15日离开南昌，16日江西省党部捣毁了左派掌握的南昌市党部，并随即封闭和解散了共产党及左派领导下的各种报刊和民众团体。蒋16日到九江，次日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等即被捣毁。蒋20日到安徽安庆，23日安徽省市党部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团体亦遭捣毁。不难看出，在武汉方面坚持于3月10~17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会议通过了包括《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15个文件，决定实施集体领导，限定总司令只是军委委员之一，包括军官任免、出征、动员等都须经军委会集体决议，再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才能交由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等职务亦被取消。之后，蒋毫不犹豫地纵容其手下贯彻其2月21日南昌会议夺取各地党政权力的既定方针。其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仅有的少数骨干分子，利用地方帮会势力，通过“打”、“砸”、“冲”，或干脆挑起左右派的“械斗”，来区分“敌”“我”，进而组织自己的力量，夺取权力。关于因搞不清谁是自己人，以至于四处发动械斗来分清敌我和利用帮会势力来夺权的情况，可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96～100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路暗中支持下属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甚至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官，却从未有过与武汉翻脸的任何公开的言论。因此，其手下也始终要借助于地方帮会势力来协助自己的夺权行动，不能合法地动用军警政等力量。且蒋在公开场合也还要表示中立，对所发生的一切佯装不知。不仅如此，自出发之日起，他一直在就武汉方面的各种批评和指责做出回应和进行辩解，却也都是在尊奉武汉方面为“中央”的口气下出之。包括3月26日到上海之后，其在公开场合服从武汉中央及国民政府的态度亦未稍有改变。很显然，正如何应钦等人所言，蒋介石对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以至于与武汉公开分裂，另立中央，尚在犹豫动摇之中。说蒋这时已决心“清党”，恐非准确的说明。前人习惯据当事人之一白崇禧的口述为证。《白崇禧访问录》（上）有云：蒋总司令自九江乘舰抵达上海召见我，面示清党之决心。给人印象，蒋到上海时已决心清党。然此说并无相关文献可予证实。鉴于上文下接“并召集薛岳之第一师，及刘峙之第二师各级干部训话”之语，查蒋之训话为4月4日，已去蒋到上海之日一周以上，可知白此说时间跨度甚大，不可简单做蒋到上海之3月26日或3月底理解。《白崇禧访问录》（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37～38页。
白崇禧、潘宜之等驻沪高级将领，“共商应付党务事宜”。吴稚晖明确认为“非分裂不可”，李石曾态度“亦激昂”。因得知蒋26日晚到上海，27日众人便一并迁入蒋介石总部行营内，与蒋“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讨论中，吴稚晖力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邵元冲日记》，第313～314页。
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来否定武汉中央的权威，因为涉及到与苏联，特别是与这时在军事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关系问题，故蒋介石一时还有所犹豫。由邵元冲日记可知，27日的会商并未决定出任何具体办法，故28日不得不“继续讨论”。到28日，又因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均未到，且还必须要等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和总参谋长李济深到后，才能决定实施分裂的可能程度，会议仍未形成最后意见，“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邵元冲日记》，第314页。故说本日晚监察委员数人曾单独召开清党之预备会议，令人置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有该次会议之会议录（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8～129页），但其一，据会议录记：当晚“到会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古应芬、李煜瀛”共5名监委，对照邵元冲日记，可知此记录不实。因古应芬当日似未到会，邵元冲当晚日记有“介石谓湘芹处已去电促其即来”，次晚日记有“程颂云、古应芬、何敬之等皆来共商”。其二，据雷德华（朱华）早有之考证：1927年4月29日《民国日报》有报道称：“江苏特别委员吴稚辉（晖），昨日（二十八日）因事乘车（上午十时零七分—引者注）赴杭，闻不日即行返沪。”可知当晚吴亦不可能返回上海参加会议。（见雷德华《国民党中监委会全体紧急会议记录是赝品》，《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其三，该日之会议录存有两种不同版本，一为罗家伦公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一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档案号2～6.1/6）。不仅名称各异，而且内容文字也各异。可见，此一会议录恐系事后补造之物。因邵元冲日记有多处填错日期之处，可知邵之日记有事后补记的情况。但比较吴稚晖28日上午已赴杭，事后却在当日日记中记为：“入住道署，开监察会”，以及其会议录之作伪，笔者宁可信邵所记更为真实一些。（原藏台北党史馆的《吴稚晖日记》的相关片断，为杨天石教授所提供。）
29日，何应钦、程潜和古应芬等到会，但程潜的态度显然十分摇摆，会议还是没有得出结论。次日因李宗仁等仍未到而休会。4月1日李济深等到会，对分裂主张表示赞同。“惟同时得朱益之（培德）致介石函，劝介石一切慎重以退为进等语，介石又为踌躇。”邵元冲记曰：“连日工人纠察队等以武力猛扑租界等消息日剧，而当局者总迟日无所表示，疑事无成”，倍感焦急。《邵元冲日记》，第314～315页。可知连日讨论中，蒋始终不置可否，没有明确地表示过意见。
如此反反复复，延至4月2日，又意外得知汪精卫经由苏联远东已回到上海。因国民党内无论武汉派及非武汉派，一向公开都表示拥护汪精卫在党内的魁首地位，故汪回对两方面影响均甚为重大。考虑到汪的态度可能影响双方党众，蒋介石自然倾向于做争取汪的工作。结果，邵元冲当日记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邵元冲日记》，第315页。
众人4月2日花了将近一天时间与汪精卫座谈，纷纷告以武汉近来之作为，特别以共产党控制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可能学武汉以武力收回英租界，引起列强干涉为虑。但十分明显，由于并未形成确定的意见，故无论是蒋，还是吴稚晖等，当日都未将正在讨论中的“清党”意向告知汪精卫。故汪对众人所言并不以为意，他只是主张约请武汉诸人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说本日监察委员们正式开会并通过了弹劾共产党人案，正式议决清党，亦大可怀疑。一般史书所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会议纪录”，亦存在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相似的问题。因此一时期监察委员会议录均为议事录，向无速记录，却惟独此一记录有吴稚晖个人发言的完整速记，显不合逻辑。且党史馆所藏“原档”（档案号2～6.1/6）与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9～134页收录之“原件”，还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除开始程序及吴稚晖主发言内容大体一致外，其他内容之文字，包括会议的后半议程，都不相同，几乎看不出是同一次会议。此亦足以见其为补造之物。关于4月2日可能并未召开过正式监察委员会会议并通过了清党决议的理由，还可参见当事人之一黄绍竑的说法（《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443～450页），以及雷德华（朱华）的相关考证（雷德华：《国民党中监委会全体紧急会议记录是赝品》，《档案与历史》；朱华《再谈四一二政变前国民党中临会会议记录的真伪》，《档案与史学》1991年第4期）。
如能将武汉国民党人约来南京，事情自然也就有了转机。3日当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济深和蔡元培等商谈，就连态度激烈的吴稚晖也转趋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希望汪出面能请动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前来南京共商妥协之策。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即有记述称：今天“稚老甚愤激，谈言甚多，然其结果，乃欲与共党暂时妥协，惟请在武汉中央委员回南京来耳”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3日条。。可以想见，蒋内心虽并不十分看好这一设想，但总算是一种解决办法。故蒋亦匆匆发表通电，声明：“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蒋介石：《与汪精卫会晤后通电》（1927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第209页。
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来否定武汉中央的权威，因为涉及到与苏联，特别是与这时在军事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关系问题，故蒋介石一时还有所犹豫。由邵元冲日记可知，27日的会商并未决定出任何具体办法，故28日不得不“继续讨论”。到28日，又因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均未到，且还必须要等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和总参谋长李济深到后，才能决定实施分裂的可能程度，会议仍未形成最后意见，“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邵元冲日记》，第314页。故说本日晚监察委员数人曾单独召开清党之预备会议，令人置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有该次会议之会议录（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8～129页），但其一，据会议录记：当晚“到会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古应芬、李煜瀛”共5名监委，对照邵元冲日记，可知此记录不实。因古应芬当日似未到会，邵元冲当晚日记有“介石谓湘芹处已去电促其即来”，次晚日记有“程颂云、古应芬、何敬之等皆来共商”。其二，据雷德华（朱华）早有之考证：1927年4月29日《民国日报》有报道称：“江苏特别委员吴稚辉（晖），昨日（二十八日）因事乘车（上午十时零七分—引者注）赴杭，闻不日即行返沪。”可知当晚吴亦不可能返回上海参加会议。（见雷德华《国民党中监委会全体紧急会议记录是赝品》，《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其三，该日之会议录存有两种不同版本，一为罗家伦公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一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档案号2～6.1/6）。不仅名称各异，而且内容文字也各异。可见，此一会议录恐系事后补造之物。因邵元冲日记有多处填错日期之处，可知邵之日记有事后补记的情况。但比较吴稚晖28日上午已赴杭，事后却在当日日记中记为：“入住道署，开监察会”，以及其会议录之作伪，笔者宁可信邵所记更为真实一些。（原藏台北党史馆的《吴稚晖日记》的相关片断，为杨天石教授所提供。）
29日，何应钦、程潜和古应芬等到会，但程潜的态度显然十分摇摆，会议还是没有得出结论。次日因李宗仁等仍未到而休会。4月1日李济深等到会，对分裂主张表示赞同。“惟同时得朱益之（培德）致介石函，劝介石一切慎重以退为进等语，介石又为踌躇。”邵元冲记曰：“连日工人纠察队等以武力猛扑租界等消息日剧，而当局者总迟日无所表示，疑事无成”，倍感焦急。《邵元冲日记》，第314～315页。可知连日讨论中，蒋始终不置可否，没有明确地表示过意见。
如此反反复复，延至4月2日，又意外得知汪精卫经由苏联远东已回到上海。因国民党内无论武汉派及非武汉派，一向公开都表示拥护汪精卫在党内的魁首地位，故汪回对两方面影响均甚为重大。考虑到汪的态度可能影响双方党众，蒋介石自然倾向于做争取汪的工作。结果，邵元冲当日记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邵元冲日记》，第315页。
众人4月2日花了将近一天时间与汪精卫座谈，纷纷告以武汉近来之作为，特别以共产党控制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可能学武汉以武力收回英租界，引起列强干涉为虑。但十分明显，由于并未形成确定的意见，故无论是蒋，还是吴稚晖等，当日都未将正在讨论中的“清党”意向告知汪精卫。故汪对众人所言并不以为意，他只是主张约请武汉诸人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说本日监察委员们正式开会并通过了弹劾共产党人案，正式议决清党，亦大可怀疑。一般史书所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会议纪录”，亦存在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相似的问题。因此一时期监察委员会议录均为议事录，向无速记录，却惟独此一记录有吴稚晖个人发言的完整速记，显不合逻辑。且党史馆所藏“原档”（档案号2～6.1/6）与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9～134页收录之“原件”，还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除开始程序及吴稚晖主发言内容大体一致外，其他内容之文字，包括会议的后半议程，都不相同，几乎看不出是同一次会议。此亦足以见其为补造之物。关于4月2日可能并未召开过正式监察委员会会议并通过了清党决议的理由，还可参见当事人之一黄绍竑的说法（《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443～450页），以及雷德华（朱华）的相关考证（雷德华：《国民党中监委会全体紧急会议记录是赝品》，《档案与历史》；朱华《再谈四一二政变前国民党中临会会议记录的真伪》，《档案与史学》1991年第4期）。
如能将武汉国民党人约来南京，事情自然也就有了转机。3日当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济深和蔡元培等商谈，就连态度激烈的吴稚晖也转趋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希望汪出面能请动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前来南京共商妥协之策。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即有记述称：今天“稚老甚愤激，谈言甚多，然其结果，乃欲与共党暂时妥协，惟请在武汉中央委员回南京来耳”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3日条。。可以想见，蒋内心虽并不十分看好这一设想，但总算是一种解决办法。故蒋亦匆匆发表通电，声明：“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蒋介石：《与汪精卫会晤后通电》（1927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第209页。
李宗仁等急忙在一旁转圜，并提出：“如精卫有良策，不妨共商。”汪精卫明白提出三点：“（一）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秀使其制止；（二）武汉此时如有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三）各地共产党及工人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上海众人这时用以指责武汉方面及共产党人，且倍感焦虑和担心者，实不过此三方面问题而已。汪精卫的办法在不公开破裂与武汉及共产党关系的同时，给予了蒋等极大的临机处置之权，众人一时自无话可说，最后“众乃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邵元冲日记》，第315～316页。不过，从蒋介石当天对上海驻军黄埔生训话的情形可以了解，其心态当天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蒋介石一反以往讲演中极力强调武汉方面的指责纯属诬陷的方法，第一次开始公开扬言：“一切自有监察委员审察处理”，只要监察委员认定武汉中央的决定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其无效。参见蒋介石《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1927年3月7日；《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同志书》（1927年3月12日）；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以上分别见《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第160～165，170～174，211～212页。
在蒋介石等人于午后一时离开后，汪精卫马上就找到陈独秀，向其说明蒋介石等人的严重担心。中共这时因早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陈独秀自然表示绝无其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即决定向上海的中共中央去电，要求中共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且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1日又做出进一步决定，即使蒋介石发动政变，工人也不得公开与之作战，而应将武器藏起来。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柏林自由大学、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167～169页。结果，汪、陈联名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陈独秀代表共产党宣布：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赞同以阶级合作政策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卫则代表国民党宣告：所谓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593～594页。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当天送报，次日一早即刊出。蒋介石、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等见报后大哗，又一并对汪提出指责。吴稚晖尤为激烈，他斥责汪在宣言中使用“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字眼儿，声言：“‘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依照总理遗训，“止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如果共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自不得不予以“相当之制止”。《昨日国民党员会议席上之重要谈话》（1927年4月6日），1927年4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三版。
据蒋介石日记和汪精卫自己回忆，此次会面中，吴稚晖激愤之中，时有辱骂之辞，令汪相当气闷。见前引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5日条。十分明显，汪在上海本来就倍感压迫，又受到此番刺激，也难怪会于次日不告而别，就转去武汉。
鉴于汪精卫行前有信给张静江，仍强调惟有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实无出路，故他决心赴汉争取武汉多数同志之同意云云，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19页。邵元冲等均以为此前的计划已经搁浅。因为相信蒋介石“关于党务事犹有所犹豫”，故汪离沪次日，邵元冲即亦心灰意懒地“与孑民、湘芹、稚晖、石曾、梦麟、夷初等共同迁出外间”，离开了蒋介石在丰林桥的总部行营所在。《邵元冲日记》，第316页。他们不了解的是，汪精卫跑去武汉，蒋介石其实备受刺激。因蒋声明拥汪，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汪精卫必须留在宁沪，在众人的包围之下。以他的经验，汪只要去了武汉，一定会站到武汉方面的立场上去。蒋也曾明确地向汪精卫表示过自己的这种担心。不料，汪最后还是一走了之。故蒋会有“连日欢谈始知其为伪”的强烈感慨。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6日条。而随着汪精卫悄然离开，蒋介石深恐汪以其政治的号召力影响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党员，故不能不先发制人，破釜沉舟，公开将汪提出的三条改为四条，公诸于报端。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发表与汪兆铭重要谈话之点，使彼不得藉以造谣”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7日条。
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的报道。宣称：“连日国民党要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总理遗宅及总司令，因党事纠纷开重要谈话会。与会者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8日第一张第三版。
有了这一名义，蒋介石也就自然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蒋下一步行动想如何做？四条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第一，共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第二，不受迁鄂后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各项命令；第三，各党政军负责人有权取缔和制裁捣乱分子；第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除归总司令部指挥者外，一律取缔。
国民党之所谓“清党”，即由此而逐渐展开。(文章系作者原稿，与2010年8月重印的公开出版物上的文字略有不同。)
在蒋介石等人于午后一时离开后，汪精卫马上就找到陈独秀，向其说明蒋介石等人的严重担心。中共这时因早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陈独秀自然表示绝无其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即决定向上海的中共中央去电，要求中共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且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1日又做出进一步决定，即使蒋介石发动政变，工人也不得公开与之作战，而应将武器藏起来。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柏林自由大学、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167～169页。结果，汪、陈联名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陈独秀代表共产党宣布：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赞同以阶级合作政策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卫则代表国民党宣告：所谓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593～594页。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当天送报，次日一早即刊出。蒋介石、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等见报后大哗，又一并对汪提出指责。吴稚晖尤为激烈，他斥责汪在宣言中使用“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字眼儿，声言：“‘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依照总理遗训，“止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如果共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自不得不予以“相当之制止”。《昨日国民党员会议席上之重要谈话》（1927年4月6日），1927年4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一张第三版。
据蒋介石日记和汪精卫自己回忆，此次会面中，吴稚晖激愤之中，时有辱骂之辞，令汪相当气闷。见前引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5日条。十分明显，汪在上海本来就倍感压迫，又受到此番刺激，也难怪会于次日不告而别，就转去武汉。
鉴于汪精卫行前有信给张静江，仍强调惟有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实无出路，故他决心赴汉争取武汉多数同志之同意云云，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19页。邵元冲等均以为此前的计划已经搁浅。因为相信蒋介石“关于党务事犹有所犹豫”，故汪离沪次日，邵元冲即亦心灰意懒地“与孑民、湘芹、稚晖、石曾、梦麟、夷初等共同迁出外间”，离开了蒋介石在丰林桥的总部行营所在。《邵元冲日记》，第316页。他们不了解的是，汪精卫跑去武汉，蒋介石其实备受刺激。因蒋声明拥汪，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汪精卫必须留在宁沪，在众人的包围之下。以他的经验，汪只要去了武汉，一定会站到武汉方面的立场上去。蒋也曾明确地向汪精卫表示过自己的这种担心。不料，汪最后还是一走了之。故蒋会有“连日欢谈始知其为伪”的强烈感慨。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6日条。而随着汪精卫悄然离开，蒋介石深恐汪以其政治的号召力影响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党员，故不能不先发制人，破釜沉舟，公开将汪提出的三条改为四条，公诸于报端。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发表与汪兆铭重要谈话之点，使彼不得藉以造谣”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7日条。
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的报道。宣称：“连日国民党要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总理遗宅及总司令，因党事纠纷开重要谈话会。与会者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8日第一张第三版。
有了这一名义，蒋介石也就自然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蒋下一步行动想如何做？四条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第一，共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第二，不受迁鄂后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各项命令；第三，各党政军负责人有权取缔和制裁捣乱分子；第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除归总司令部指挥者外，一律取缔。
国民党之所谓“清党”，即由此而逐渐展开。(文章系作者原稿，与2010年8月重印的公开出版物上的文字略有不同。)
戴季陶第一部党章的起草者，当他觉悟之后，成为反共的积极分子。
貌似张作霖下手更快，4月上旬，他的部下就在北京冲进苏联兵营，带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30名中国人和3名苏联人。其实张大帅的地牌跟中共没有交集，只是和苏联存在中东路铁路经营权归属问题，列宁时代为缓和远东的局势，曾提出归还外蒙和中东路铁路经营权，可惜不等实施列宁就去世了，后继者斯大林不承认这一说法，让张大帅很是不快，于是他不但拖欠运费，不是骚扰苏联过路火车，甚至还曾把苏方经理扣押，这些都惹恼了苏联，在离开北京时，他在中南海召集各国公使放狠话说要与苏联不共戴天，所以后来发生的皇姑屯事件有人认为是苏联人所为，而且，张学良子承父业后第一个对付的也是苏联，如果他认为他父亲之死是日本人所为，这样做岂不是要腹背受敌。而张的义举最终导致TG公然跳出来武装保卫苏联！
清党名义上说是不能“党中有党”，但矛头应该是指向苏联的
清党名义上说是不能“党中有党”，但矛头应该是指向苏联的
黑白相间的勇士 发表于 2012-6-13 13:52 ![]()
貌似张作霖下手更快，4月上旬，他的部下就在北京冲进苏联兵营，带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30名中国人和3名苏联 ...
孙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苏提供金钱建议黄埔军校，提供武器装备以武装孙的军队，提供教官以训练孙的军队，当蒋决定投靠代表英美利益的大资本家时，怎么可能不在内部消除苏联的影响以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具体措施就是清党了。
貌似张作霖下手更快，4月上旬，他的部下就在北京冲进苏联兵营，带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30名中国人和3名苏联 ...
孙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苏提供金钱建议黄埔军校，提供武器装备以武装孙的军队，提供教官以训练孙的军队，当蒋决定投靠代表英美利益的大资本家时，怎么可能不在内部消除苏联的影响以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具体措施就是清党了。
猫小孩 发表于 2012-6-11 2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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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举一个例子吧：孙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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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举一个例子吧：孙夫人
清党的后果有2
1，对国民党：杀光了几乎所有的左派和有识之士，国民党的精华在这一次行动中惨遭毁灭，国民党除了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外，还毁掉了自己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全部基础，以致其基础不得不依靠旧官僚和当地豪绅。这些人的主要目的与国民党的宗旨其实完全不符，他们甚至是被革命的对象。导致了其与民众的进一步隔离，为其20年后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2，对共产党：除了将共产党逼入武装革命这华山一条道外，等于帮共产党清理了一次组织。的确，共产党的精华损失也很严重。但活下来的组织和各人更加是精华。而且经过严酷的斗争后，留下来的都是异常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其对于信仰的坚定性完全是国民党的官僚所无法比拟的。
两者之间的彼此消长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1，对国民党：杀光了几乎所有的左派和有识之士，国民党的精华在这一次行动中惨遭毁灭，国民党除了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外，还毁掉了自己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全部基础，以致其基础不得不依靠旧官僚和当地豪绅。这些人的主要目的与国民党的宗旨其实完全不符，他们甚至是被革命的对象。导致了其与民众的进一步隔离，为其20年后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2，对共产党：除了将共产党逼入武装革命这华山一条道外，等于帮共产党清理了一次组织。的确，共产党的精华损失也很严重。但活下来的组织和各人更加是精华。而且经过严酷的斗争后，留下来的都是异常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其对于信仰的坚定性完全是国民党的官僚所无法比拟的。
两者之间的彼此消长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大股东看着小股东精明能干发展迅速，于是干脆下手杀人吞钱。
蔡元培到1930年代倒是和宋庆龄鲁迅合作救了不少TG的人。
蔡元培到1930年代倒是和宋庆龄鲁迅合作救了不少TG的人。
功劳和缺点要分开看嘛，谁还能不犯点小错呢
桂系的白李也是最积极的。
这个和刘裕杀晋室一样，开创了不好的先河。
猫小孩 发表于 2012-6-11 2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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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觉悟的，还有陈公博和周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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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觉悟的，还有陈公博和周佛海……黑白相间的勇士 发表于 2012-6-13 13:52 ![]()
貌似张作霖下手更快，4月上旬，他的部下就在北京冲进苏联兵营，带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30名中国人和3名苏联 ...
说道“武装保卫苏联”，从时候诸葛的角度来看，李立三等人的路线确实荒谬，当时李立三等人曾在上海拜访过鲁迅，鲁迅就当面质问李立三“你高呼什么要保卫苏联，请问你们能保护自己吗？不要再把年轻人往警察局送啦！”
貌似张作霖下手更快，4月上旬，他的部下就在北京冲进苏联兵营，带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30名中国人和3名苏联 ...
说道“武装保卫苏联”，从时候诸葛的角度来看，李立三等人的路线确实荒谬，当时李立三等人曾在上海拜访过鲁迅，鲁迅就当面质问李立三“你高呼什么要保卫苏联，请问你们能保护自己吗？不要再把年轻人往警察局送啦！”
youngyang_xzz 发表于 2012-6-23 16:15
说道“武装保卫苏联”，从时候诸葛的角度来看，李立三等人的路线确实荒谬，当时李立三等人曾在上海拜访过 ...
武装保卫苏联使得TG成了各路军阀共铲的对象,这也招致了后来五次围剿的厄运,可TG编纂的历史却将其归为国共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其实是代表的国家不同.不过这也不是李立三一个人的错,他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棋子,对于上面的要求不敢不听,但后果却是他一个人兜着了
youngyang_xzz 发表于 2012-6-23 16:15
说道“武装保卫苏联”，从时候诸葛的角度来看，李立三等人的路线确实荒谬，当时李立三等人曾在上海拜访过 ...
武装保卫苏联使得TG成了各路军阀共铲的对象,这也招致了后来五次围剿的厄运,可TG编纂的历史却将其归为国共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其实是代表的国家不同.不过这也不是李立三一个人的错,他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棋子,对于上面的要求不敢不听,但后果却是他一个人兜着了
黑白相间的勇士 发表于 2012-6-25 15:19 ![]()
武装保卫苏联使得TG成了各路军阀共铲的对象,这也招致了后来五次围剿的厄运,可TG编纂的历史却将其归为国 ...
附议！人们最后总会找个人出来承担责任，那次不幸是他
武装保卫苏联使得TG成了各路军阀共铲的对象,这也招致了后来五次围剿的厄运,可TG编纂的历史却将其归为国 ...
附议！人们最后总会找个人出来承担责任，那次不幸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