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四成日本国民参与“赦免二战战犯”运动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 ... 13/13155979_0.shtml

另一个二战侵略战争的加害者日本，情况却大不相同。由于实施对日占领的美国没有摧毁天皇制政权，而是利用日本旧的政治体制对日实行间接统治，原有的庞大的侵略战争策划和领导集团，除了东京审判受到处罚的25名战犯外，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没有受到处罚，更谈不到思想改过。仅有的“解除公职”处理也半途而废，被解除公职者远谈不到反省战争责任。不仅如此，东京审判余音未了，大批重要的战争罪犯摇身一变，重登政治舞台，不少人成为日本政党领袖和政府首脑。这些人根本没有认识和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把战前日本的残渣余孽带到了战后，直接影响到了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观。由于侵略战争的受害对象都是外国人，战争罪行都是在国外发生的，绝大部分日本人没有目睹日本侵略战争给受害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场景，加上战时的日本统治者竭力封锁日本在外暴行的消息，因而日本国民没有足够的战争罪恶感。相反，美军对日本的轰炸和原子弹的投掷，反而使日本国民更具受害者之感。战后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战争责任的言行，给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与德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反省战争罪行的行动相比，两者大相径庭。

当德国朝野追讨漏网战犯的时候，日本朝野却在为释放战犯奔走呼号。对于东京审判及其他乙级战犯法庭判处的罪恶累累的战犯，日本朝野上下，与其说表现出愤怒，不如说表现得更多的是同情。日本朝野对战犯罪责的认同极为有限，甚至不少人认为他们是“民族英雄”。1951年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了《关于劝告赦免战犯的意见》，进而引发了一场要求为战犯减刑、释放战犯的广泛的国民运动。在当时人口只有1亿的日本，据称签名支持释放战犯的日本国民达到4000万人，可见其具有广泛的国民基础。与此同时，众多个人、团体还积极做国会、政党、政府的工作，要求尽快赦免或释放在押战犯。除共产党和劳农党微弱的反对声音外，日本可谓举国一致，要求赦免战犯。

经过日本朝野的共同“努力”，1953年8月3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由占国会统治地位的自由党、改进党、两社会党和无所属俱乐部共同提出的《关于赦免服刑中的战争犯罪者的决议》。而类似的决议，从1952至1955年的3年间，先后通过了4项。日本对立的主要政党，虽然在其他问题上打得不可开交，但在释放战犯问题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在国会讨论中，几乎没有人谈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更没有人为这些战犯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向受害国及其人民谢罪，而是竭力为战犯鸣冤叫屈，攻击战后的东京甲级战犯审判及各地的乙级战犯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审判”，战犯是“战争牺牲者”。对于政党的这些提案，日本政府一向表态支持。国务大臣木村笃太郎在国会表示，这些战犯为国家“不幸被追究战争犯罪，心中念及，实同情不已”。日本政府的另一国务大臣犬养健也在国会表态说，赦免战犯“凝聚了国民的真切心愿”。日本政府敢于为之奔走，也是因为背后有国民的“鼓励、鞭策”。于是，日本举国一致，朝野呼应，日本政府则利用冷战的有利时机到处活动。说服有关国家政府，终使所有甲级战犯在1956年3月31日前、乙级战犯在1958年5月30日前全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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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二战侵略战争的加害者日本，情况却大不相同。由于实施对日占领的美国没有摧毁天皇制政权，而是利用日本旧的政治体制对日实行间接统治，原有的庞大的侵略战争策划和领导集团，除了东京审判受到处罚的25名战犯外，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没有受到处罚，更谈不到思想改过。仅有的“解除公职”处理也半途而废，被解除公职者远谈不到反省战争责任。不仅如此，东京审判余音未了，大批重要的战争罪犯摇身一变，重登政治舞台，不少人成为日本政党领袖和政府首脑。这些人根本没有认识和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把战前日本的残渣余孽带到了战后，直接影响到了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观。由于侵略战争的受害对象都是外国人，战争罪行都是在国外发生的，绝大部分日本人没有目睹日本侵略战争给受害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场景，加上战时的日本统治者竭力封锁日本在外暴行的消息，因而日本国民没有足够的战争罪恶感。相反，美军对日本的轰炸和原子弹的投掷，反而使日本国民更具受害者之感。战后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战争责任的言行，给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与德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反省战争罪行的行动相比，两者大相径庭。

当德国朝野追讨漏网战犯的时候，日本朝野却在为释放战犯奔走呼号。对于东京审判及其他乙级战犯法庭判处的罪恶累累的战犯，日本朝野上下，与其说表现出愤怒，不如说表现得更多的是同情。日本朝野对战犯罪责的认同极为有限，甚至不少人认为他们是“民族英雄”。1951年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了《关于劝告赦免战犯的意见》，进而引发了一场要求为战犯减刑、释放战犯的广泛的国民运动。在当时人口只有1亿的日本，据称签名支持释放战犯的日本国民达到4000万人，可见其具有广泛的国民基础。与此同时，众多个人、团体还积极做国会、政党、政府的工作，要求尽快赦免或释放在押战犯。除共产党和劳农党微弱的反对声音外，日本可谓举国一致，要求赦免战犯。

经过日本朝野的共同“努力”，1953年8月3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由占国会统治地位的自由党、改进党、两社会党和无所属俱乐部共同提出的《关于赦免服刑中的战争犯罪者的决议》。而类似的决议，从1952至1955年的3年间，先后通过了4项。日本对立的主要政党，虽然在其他问题上打得不可开交，但在释放战犯问题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在国会讨论中，几乎没有人谈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更没有人为这些战犯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向受害国及其人民谢罪，而是竭力为战犯鸣冤叫屈，攻击战后的东京甲级战犯审判及各地的乙级战犯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审判”，战犯是“战争牺牲者”。对于政党的这些提案，日本政府一向表态支持。国务大臣木村笃太郎在国会表示，这些战犯为国家“不幸被追究战争犯罪，心中念及，实同情不已”。日本政府的另一国务大臣犬养健也在国会表态说，赦免战犯“凝聚了国民的真切心愿”。日本政府敢于为之奔走，也是因为背后有国民的“鼓励、鞭策”。于是，日本举国一致，朝野呼应，日本政府则利用冷战的有利时机到处活动。说服有关国家政府，终使所有甲级战犯在1956年3月31日前、乙级战犯在1958年5月30日前全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