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移民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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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学校里经常要我们填写个人资料，其中的籍贯一项，我按照家人的吩咐，每次都写下“山东”。出于好奇，我看了不少同学所写，发现大部分汉族同学在此填写了“山东”，此外较常见的是河北、河南，原籍就在东北当地的反居少数。拿这个问题去求教长辈，才知道多数东北人是鲁、冀、豫几省移民的后代，包括我自己，祖籍本来是山东登州府。
据说我的曾祖父是一位郎中，和另一位秦姓同乡离家闯荡东北。但在辽东落脚不久，秦老就染病去世。曾祖父后来立下遗嘱，要求后人每年扫墓时不可忘记拜祭客死异乡的秦老，把他当做自家先人看待。这个遗嘱一直到文革之前还得到了认真执行。经过浩劫的涤荡，曾祖父与秦老的坟墓都不复存焉。
依照曾祖父的论述推断，他移民关东的时间大约是清末民初，那也是关内移民大批涌入东北的一个高峰期。对祖先来历的追问，使得东北移民的历史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
有关东北此前的人口状况，暂且上溯到明代。明初，洪武帝朱元璋开始在辽东设卫，由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其人口构成为“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服女真人十三”。值得说明的是，彼时的汉人主要为军人及其家属，而到永乐初年，其屯田收获已能自给自足。①迄至明末，辽宁大部已经得到相当的农耕开发，而吉林、黑龙江的居民基本上仍以游牧和渔猎民族为主。葛剑雄教授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估计此际东北人口“不超过200万人”，其中女真人“不超过100万人”。然而，根据明兵部尚书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记载，1622年广宁失陷后，辽东汉人逃入关内者多达280余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辽东汉人总数远远大于女真人应是毫无疑问的。1626年皇太极即位后，数次兴兵入关还掳掠了百余万人口，“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参见朱诚如《皇太极处理满汉民族关系的政策》）。
既然辽东汉人那时便人数甚众，何以今天东北的汉族居民反而少见他们的后裔？追寻明末辽东汉人的命运，大抵有三种可能：一是如王在晋所说逃亡到关内。直到整个关东都被满清控制，从水路、陆路逃往明朝辖区的汉人仍络绎不绝。皇太极为遏制这股汹涌的逃亡潮，乃至下令“已逃被获者处死”；二是死于战火。辽宁是明军与后金（清）拉锯作战多年的主战场，辽东汉人伤亡巨大。特别是努尔哈赤执政时期，动辄以野蛮手段大肆屠杀，连已被编入八旗牛录为奴的贫穷汉人也被杀掉，其残酷并不亚于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之屠”；三是随清军入关而散居关内各地。皇太极即位后，一定程度上调整政策，提出“满汉人民，均属一体”，并在1642年编成汉军八旗。随著满清向关内的进一步扩张，辽东汉人（辽人，主要是汉军旗人）逐步得到了与满人相提并论的地位，甚至也被称为“佛满洲”（老满洲之意）。他们成为了清军入主中原的尖兵和统治关内的助手。
不过，即使考虑到明末清初的东北人口的大幅减少，何炳棣教授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提供的数据仍然令人惊奇。1787年，辽宁、吉林人口总数合计不过96万人，黑龙江更少到难以估算。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辽吉人口合约289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到今天一座沈阳市人口的半数，可见彼时东北地区的地广人稀。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人口数量实现了较大的增长②，东北人口数量的相对停滞成为仅有的特例。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满清对东北的特殊政策，同时也不可能不涉及到满清政权的性质问题。
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便开始对东北封禁，修建边墙，即后来闻名于世的“柳条边”。“柳条边”老边为顺治朝所修，新边则完成于康熙朝。“柳条边”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内地汉人以及朝鲜人、蒙古人去东北采参、狩猎和垦殖，当然主要针对的是关内汉人。满清此举显然不是为了要把东北建成全球最大的自然生态保护区，其用意不外乎有二。其一，满清以人口居绝对少数的条件建立钱穆所说的“部族政权”，不得不考虑为自己留有后路，以便日后无力控制中原时还有可供转移立足的后方基地；其二，东北是满清的“龙兴之地”，并且还有利益不菲的人参等贸易资源，听任外来者垦殖定居既破坏了“宝地”的风水，也影响到满清贵族的收益。足以证明东北被满清视为个别统治民族“私产”的，是封禁命令并不适用于八旗旗人。乾隆年间，八旗人口日繁，生计问题愈发尖锐，乾隆多次准许关内旗人迁居东北，并一度停止将汉人重犯发配黑龙江的惯例，美其名曰“保护当地风俗”。
尽管封禁政策一般并未得到严酷的执行，而且史料也记载在康雍乾几朝都有默认关内灾荒饥民前往东北“就食”的记载，但是，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不足百万的人口数字还是足以说明这一政策的重大效果。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划出特定区域不许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以外的民众自由出入迁移，这个规定与“满汉不可通婚”、“满汉刑罚有别”等政策，都深刻说明了满清部族政权的性质。
然而，满清政权老祖宗们的美梦，在近代的列强叩关之后，先后遭遇俄日两大外来势力的侵扰，终于沦落到无法自保的破灭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初的自私狭隘换来的是日后的民族特徵几近湮没，可谓报应不爽。
首先威胁东北的是俄国，其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野心在清初已见端倪，当满清国势日衰，自然卷土重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此时被动局面的，正是现今常常被吹捧为“大帝”的康熙。在他的统治时代，帝国疆域达到了蒙元以来的极盛，可也正是因他的“缺乏远见”（何炳棣），日后在东北失去的领土也前所未有。面对俄人的步步紧逼，1854年（咸丰四年），黑龙江将军在奏折中终于提出，“挫败俄国领土阴谋的唯一办法”是移民，来“充实满洲北部的巨大真空地带”。1860年（咸丰十年），这是关键的一年。一方面，满清失去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另一方面，清廷解禁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允许汉人移民前往垦殖。仅仅十年，此地居民已发展到10万户。俄军对规模较小的中国人居民点，如江东六十四屯，可以采取驱赶、屠杀等方式霸占其土地财产，但数十万移民的定居聚集地则不那么容易对付。况且，俄国在远东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满清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通过移民增加人口是抵御侵略的有效“实边”手段，即使再不情愿，也只好放手了。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东北的垂涎者又多了一个日本。而对东北“权益”的争夺，在1904年又引发日俄之争。日俄势力的渗透，大规模兴建铁路，使得满清控制力进一步削弱，禁令更失效用。丧权失地的危机迫切需要移民实边，过去阻禁移民的法度又名存实亡，这令东北人口迅速增加。何炳棣引用英国驻牛庄领事谢立山的估计，称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东北人口已达1700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俄战争之后，清廷正式创建东三省，委任汉人徐世昌为总督，之前还取消了一切对汉人移民的禁令。于是，在东北的新霸主日本和苟延残喘的清廷之间，仿佛展开了一场移民的竞赛。
曾在台湾建构殖民统治体制的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被派到南满，后藤担任实质上的殖民统治机构满铁的总裁。他指出：“尤不得不以移民为其中之要务……倘能依靠目前铁道之经营，于十年之内将50万之国民移入满洲，则俄国虽说倔强亦不敢与我乱启战端，和战缓急之主动权必落我手中。”后藤意识到了移民的重要性，他还说道：“战争不可期待常胜，永久之决胜乃在于民口之消长”。（参见伊藤熹家《近代日本与中国》）若仅以沙俄为对手，应该说后藤的移民计划是足够应付的。但或许他自信于海岛的“台湾经验”，低估了东北汉人增长的意义。他以为足以操纵被轻视的“支那”移民，未曾想到十年区区50万人的数量，和络绎而来的华北农民完全不成比例。
1930年，南满铁路公司研究局的估算是黑吉辽三省人口为3430万，这表明，从1904年起的四分之一世纪内，东三省人口翻了一番。对照以下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1945年，日本大东亚省的统计指出，东北人口上升到4300万人，其中日本人为150万人。而按照战后日本厚生省调查，东北的日本人中“开拓移民”共计27万人。根据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普查，满族人口为242万人，大部分应该定居在东北，但仍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民族”。③此外，来自朝鲜半岛、苏俄、蒙古的移民数量，比日本人更少。如美国学者柯博文的《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里提到，三十年代初，东北以接近朝鲜边境的地域为主，朝鲜半岛的移民将近80万人。这也就是说，经过清帝退位后的三十馀年，东北三省不但成为中国的新兴人口稠密地区，更牢固地确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人口构成格局。考虑到出身关内几省的汉族农民拥有明确的国族认同传统，因此，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溥仪式的满清余党，都面临著试图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巨大阻碍。
促进东北“实边”的最大功臣，应该首推枭雄张作霖。张作霖于1916年取得奉天省军政大权，1924年因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更将势力范围扩大至华北，远及华东。直到1928年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奉系不但一度成为了中国最强大的地方实力派系，东北移民也出现了新的高潮。而在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东北人特殊的地域性格和文化也宣告形成。④
崛起于草莽的张作霖，身处的内外环境实际上始终非常恶劣。他最主要的对手是视满洲为“丧失了12万国民、消耗了18亿国财”才夺得的战利品，将之看作“帝国生命线”的日本。尤其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吞并之心愈发咄咄逼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广西籍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之所以远离故土投奔奉张，就是因为“我脑子里的假想敌国是日本，认为去东北就是走向国防第一线”。而张作霖生前因形格式禁，不得不对日本虚与委蛇，却力求不辱民族大义。被视为“亲日派”乃至“汉奸、卖国贼”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张作霖“对付日人内外并进，刚柔并用，关东军无所施其技”，是故日本少壮军人最后不得不以暴力暗杀手段除掉他。
除了包藏祸心的日本之外，关内的直系等竞争者，走上大国沙文主义路途的苏俄，蠢蠢欲动的满清余党，都是不利于张作霖的外部因素，可谓内外强敌环伺。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作霖及继承人张学良，都对东北移民持积极态度。在奉张进据华北之后的1925年，张作霖在天津建移民局，帮助准备移民关东的华北人民。他还在公告中称，为奖励举家迁居者，“对于携有农具之移民，只收车价十分之四，并对12岁以下之儿童及农具等，免收运费，以示优待移民之至意”。（参见王杉《再论20世纪20年代华北人民闯关东狂潮之成因》）何炳棣指出，就是从这一年起，“移民的特点已由季节性的迁移，变为永久性的移殖”。在1923-1929年的七年里，定居东北者累计的250万人，最高峰值出现在张作霖死前的1927年（678641人）。推动移民东北，对张作霖父子是利远远大于蔽的上策。尽管很难找到张作霖本人对此政策的说法，但东北官方史料中有记载称，“因边境空虚，外国侵逼……欲图保存，莫急实边”。另一方面，奉张新占据的华北由于持续战乱，人口激增和灾荒频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而东北既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又有辽阔的待开发疆土（30年代后期，伪满洲国政权统计可耕而未耕的土地尚有4300万英亩），还有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工商业（1925年，东三省商业已占全国30%）。减缓华北人口压力，为亟待开发的东北提供大批精壮低廉的劳动力，实为两全其美。由此可见，张作霖父子推出的准备房屋饮食、减税、介绍工作等一系列优待移民的措施，同时也收到了充实奉系实力的效果。中国近现代史上，这种令民众与上层、地方与国家真正实现双赢的政策，倒也并不多见。
和东北人口增长同时实现的，还有地域性格的塑造完成。中国农民历来安土重迁，乡梓家园观念极强，而因生计所迫、决计远赴东北的这批人士，无疑必须抛却传统观念，秉持落地生根的移民意识。在开发东北处女地的过程中，更需要“冒险犯难之精神”。吴振汉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一书中专门论述东北人的主体意识，大体将之概括为生活经历使然、民族融合使然、历史背景使然三大方面。
生活经历自然就是前述之筚路蓝缕，九死一生的磨炼，“造就东北人民强悍、豪迈”的性格。民族融合则指东北汉、满、蒙几大民族之间通婚极为常见，“满、蒙两族的淳朴、好武、重信义”也感染了汉族人民。⑤吴振汉所列举《宁古塔纪略》和《柳边纪略》等资料表明，满人热情好客，出门者“不赍路费，经过之处，随意止宿，人马俱供给”。这是游牧民族的传统美德。汉人居多之后，虽因人口激增不能再“客去不受一钱”，却“宿仍让炕，炊则犹樵苏，饭则犹助瓜菜，尚非中土所能及也。”这种慷慨好施、济人之厄的优秀品质至今仍有余响，“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云云并非凭空杜撰。
历史背景说的是东北早期汉人多是迁谪流戌而来，社会地位受到压抑，没有参加科举的权利，一部分人经商，一部分索性为匪，都具有“倔强奋斗的个性”。此后身受俄日欺凌，也加重了东北人的危机意识。今人多了解东北人性格有暴烈刚愎一面，亦有其渊源所在。⑥
吴振汉认为，“东北土生土长的张作霖，本身即是东北长期以来本土化的表徵”，此言甚是。数十年来，张作霖的传奇色彩经久不减，而他的多面性格，某种程度上确实颇具东北人的代表性。他看上去是粗野武夫，却乐于表现出尊重文化和知识份子；他行事豪迈粗犷，却也屡显心思的慎密狡狯；他有开怀大度的时候，也有冷酷寡恩的一面；他固执强硬，独断专行，也能身段柔软，从善如流……张作霖身上的种种优点、缺点，于如今的东北人当中依旧可堪寻觅。我童蒙时听长辈提及张作霖，绝大多数对他怀有尊崇，除了对他优待移民，发展东北的感恩之心以外，对他人格上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当是要因。
在张作霖坐镇东北的十二年内，东北人，不论是老移民，亦或新移民，都形成了本土化的地域性格和对东北的家乡认知。因此，“九一八”东北沦陷之后，被迫逃难入关的东北流亡者们并未回到他们真正的原籍鲁、冀等省，而是唱道：“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东北成了他们眷恋不舍的故土。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此次事件后（按：九一八事件），在东三省人士间，‘东三省是东三省人的东三省’的观念更加浓厚，我方要抓住这个机遇，以贯彻满蒙圣略。”这段描述有正确的一面，即东北人确实把东三省当作了自己的家园，但更有其浅陋的一面，即东北人的地域观念绝不意味着对中国的背弃。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作为吸收外来移民的东北，出现了几次人口向外流动的“反向移民潮”，是又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第一波的东北人入关南下是政治主导下的命令性迁移。东北是较早为中共控制的区域，以东北官兵为主的四野更是兵锋直抵海南岛的共军主力。因此，1948年10月，中共为有效管理华中、华南等新占领的地区，从华北、东北等地抽调大批干部南下，东北就调动了15000人，仅次于华北老根据地的17000人。随着华北出身的“抗日战争干部”年纪增大，东北出身的“解放战争干部”奉命南下移居的越来越多。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在《新解放区县级政权的形成》一文中，以江西十个县为例，统计1949年至80年代县级领导人物的出身籍贯，发现自50年代后半起，东北出身干部开始成为比重最大的群体，在70年代前半的县级领导中竟然达到89.2%的惊人程度！除此之外，在那几十年间，为了开发落后边远地区和“建设大三线”等战略构想，一些东北人，尤其是从事军工、重工业的劳动者、技术人员被调派到西北、西南等地。他们以白手起家的精神参与创建了攀钢、酒钢等一系列新兴工业基地，也在异乡定居下来。
和前述官方指令性的移民迥异的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东北人掀起了一阵自发的外向移民浪潮。这一波移民潮的起因是多年来压榨性、差别性的国家政策令东北奉献出大量自然资源，却未能得到应有补偿，而国有工矿企业为主的传统体制又难以适应所谓的“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东北经济陷入萧条，失业待业人口居高不下。很多东北人对此愤愤不平，认为东北为其他地域长期输血，最后却落得自身油尽灯枯的悲剧结果。⑦中央政府尽管也曾喊出“振兴东北”的口号，但并无多大实质性的进展。
面临生活困境的东北人，血管内敢于冒险开拓的基因再次活跃起来。做为移民的后人，他们从不怯于踏上新的移民之路。在流动人口较多、经济较为活跃的华东、华南沿海地区，东北新移民人数甚众，在各行各业中占据了一片天地。他们的足迹也远及海外。法国的华文报纸《欧洲新报》在钱亦楠、司徒北辰撰写的《东北非法移民在巴黎》文中指出，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潮始于1998年，其背景是之前的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在这些东北非法移民中，“此前从事的工作有服装厂工人、钢铁厂工人、电工、推销员等，绝大多数为离异的、四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们飘洋过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是“为了供孩子上学或给孩子娶亲”。随着出国条件的放宽，到异国闯荡的东北人愈来愈多。以日本为例，在日的新华侨华人社群里，上海人、福建人曾经长期是最大的群体，但自2000年起，东三省出身者迅速超过沪闽两地出身者，跃居第一。在北美的中国大陆移民中，东北人近年来也异军突起，成为仅次于粤、闽、浙江温州等传统海外移民之后的第四大群体。
从百馀年前的出关到二十一世纪的入关，东北移民的故事里，浓缩有无数人生悲欣交集的印记，更有一个民族坎坷跌宕的历程。
附注：
①辽东在此时具有强烈的军事化社会色彩，其手工业发展亦以军工为主，不但生产大量的盔甲弓箭等步兵武器，还能制造火器和战船。有趣的是，现代东北从奉张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也向来都是全国罕有其匹的军工重镇之一。
②根据何炳棣的推算，中国人口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约为2.75亿，而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上升为4.3亿。在大约七十年间，净增加1.55亿人，在经济上、生态上都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③据1990年统计数据，仅辽宁一地，满族人口为495.4万人，占全国满族人口50.4%，也令辽宁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比重第五大的省份。然而，此数字背后或有相当的因少数民族优惠政策造成的谎报现象。在满族语言习俗泰半湮没的状况下，汉族和满族之间的界定也几乎任由个人说了算。
④另一个值得提及的是，早期的东北移民因为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死于饥寒者“盖不知凡几也”。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移民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残酷的淘汰，身体素质较差的人可能难以定居繁衍，这个自然选择的结果是造就了东北人强健的体魄。即使在今天，东北人的先天身体素质可能仍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普遍高大健壮，女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在竞技体育领域，东北运动员的实力在中国国内相当突出。
⑤东北的另一个重要少数民族朝鲜族在此的角色比较暧昧。至今，他们依旧更加重视本民族内部的通婚；同时，在国族认同问题上，一些人也存在含糊混乱甚至更加接近异国的趋向。就历史根源来讲，从日本统治朝鲜半岛到战败的几十年内，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是日本对东北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中国和日本对他们的确切身份从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田中义一在《朝鲜移民奖励及保护政策》中称：“朝鲜民移住东三省之众，可为母国民开拓满蒙处女地，以便母国民进取……彼东三省政府如敢以朝鲜民而制我，我则用兵之机会可以急速也……至今日在东三省之朝鲜民，几至百万有余。如此之现象，为帝国对满蒙的特权，不求而可自得，其可为国家造成莫大幸福。”在此过程中，朝鲜移民每每和中国农民发生冲突，代表性的1931年夏的万宝山事件大大激化了中日两国的对立情绪。而“二鬼子”的称呼，充分表达了中国农民对朝鲜移民的敌意。甚至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东北的朝鲜族仍旧是一个存在潜在分离倾向的特殊族群。
⑥吴振汉于书中列举国府迁台后多位东北籍政治人物的表现，如立法委员齐世英的组党意愿、监察委员曹德宣的“两个中国论”、立法委员费希平的参与创建民进党、立法院院长梁肃戎与人争执等，皆体现出不畏政治禁忌，“正直刚烈的本土性格”。吴并强调那一代东北人士的流亡意识，而联系到西安事变等事件，这些流亡人士的心态，实际上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政局的变化。
⑦东北出身的国民党元老朱霁青到台湾后，曾抱怨说：“且我每次东北政局之演变，咸为革命同志发动于前，而我军政妥协之后，因此东北革命之结局，恒被全国整个利益所牺牲。”这倒不算过分的怨天尤人，因为在中共治下的东北，也确实长期扮演了一个牺牲者的角色。比如陈锡联主政辽宁期间，限制民众粮油供应转献北京，留下一个“陈三两”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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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学校里经常要我们填写个人资料，其中的籍贯一项，我按照家人的吩咐，每次都写下“山东”。出于好奇，我看了不少同学所写，发现大部分汉族同学在此填写了“山东”，此外较常见的是河北、河南，原籍就在东北当地的反居少数。拿这个问题去求教长辈，才知道多数东北人是鲁、冀、豫几省移民的后代，包括我自己，祖籍本来是山东登州府。
据说我的曾祖父是一位郎中，和另一位秦姓同乡离家闯荡东北。但在辽东落脚不久，秦老就染病去世。曾祖父后来立下遗嘱，要求后人每年扫墓时不可忘记拜祭客死异乡的秦老，把他当做自家先人看待。这个遗嘱一直到文革之前还得到了认真执行。经过浩劫的涤荡，曾祖父与秦老的坟墓都不复存焉。
依照曾祖父的论述推断，他移民关东的时间大约是清末民初，那也是关内移民大批涌入东北的一个高峰期。对祖先来历的追问，使得东北移民的历史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
有关东北此前的人口状况，暂且上溯到明代。明初，洪武帝朱元璋开始在辽东设卫，由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其人口构成为“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服女真人十三”。值得说明的是，彼时的汉人主要为军人及其家属，而到永乐初年，其屯田收获已能自给自足。①迄至明末，辽宁大部已经得到相当的农耕开发，而吉林、黑龙江的居民基本上仍以游牧和渔猎民族为主。葛剑雄教授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估计此际东北人口“不超过200万人”，其中女真人“不超过100万人”。然而，根据明兵部尚书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记载，1622年广宁失陷后，辽东汉人逃入关内者多达280余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辽东汉人总数远远大于女真人应是毫无疑问的。1626年皇太极即位后，数次兴兵入关还掳掠了百余万人口，“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参见朱诚如《皇太极处理满汉民族关系的政策》）。
既然辽东汉人那时便人数甚众，何以今天东北的汉族居民反而少见他们的后裔？追寻明末辽东汉人的命运，大抵有三种可能：一是如王在晋所说逃亡到关内。直到整个关东都被满清控制，从水路、陆路逃往明朝辖区的汉人仍络绎不绝。皇太极为遏制这股汹涌的逃亡潮，乃至下令“已逃被获者处死”；二是死于战火。辽宁是明军与后金（清）拉锯作战多年的主战场，辽东汉人伤亡巨大。特别是努尔哈赤执政时期，动辄以野蛮手段大肆屠杀，连已被编入八旗牛录为奴的贫穷汉人也被杀掉，其残酷并不亚于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之屠”；三是随清军入关而散居关内各地。皇太极即位后，一定程度上调整政策，提出“满汉人民，均属一体”，并在1642年编成汉军八旗。随著满清向关内的进一步扩张，辽东汉人（辽人，主要是汉军旗人）逐步得到了与满人相提并论的地位，甚至也被称为“佛满洲”（老满洲之意）。他们成为了清军入主中原的尖兵和统治关内的助手。
不过，即使考虑到明末清初的东北人口的大幅减少，何炳棣教授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提供的数据仍然令人惊奇。1787年，辽宁、吉林人口总数合计不过96万人，黑龙江更少到难以估算。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辽吉人口合约289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到今天一座沈阳市人口的半数，可见彼时东北地区的地广人稀。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人口数量实现了较大的增长②，东北人口数量的相对停滞成为仅有的特例。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满清对东北的特殊政策，同时也不可能不涉及到满清政权的性质问题。
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便开始对东北封禁，修建边墙，即后来闻名于世的“柳条边”。“柳条边”老边为顺治朝所修，新边则完成于康熙朝。“柳条边”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内地汉人以及朝鲜人、蒙古人去东北采参、狩猎和垦殖，当然主要针对的是关内汉人。满清此举显然不是为了要把东北建成全球最大的自然生态保护区，其用意不外乎有二。其一，满清以人口居绝对少数的条件建立钱穆所说的“部族政权”，不得不考虑为自己留有后路，以便日后无力控制中原时还有可供转移立足的后方基地；其二，东北是满清的“龙兴之地”，并且还有利益不菲的人参等贸易资源，听任外来者垦殖定居既破坏了“宝地”的风水，也影响到满清贵族的收益。足以证明东北被满清视为个别统治民族“私产”的，是封禁命令并不适用于八旗旗人。乾隆年间，八旗人口日繁，生计问题愈发尖锐，乾隆多次准许关内旗人迁居东北，并一度停止将汉人重犯发配黑龙江的惯例，美其名曰“保护当地风俗”。
尽管封禁政策一般并未得到严酷的执行，而且史料也记载在康雍乾几朝都有默认关内灾荒饥民前往东北“就食”的记载，但是，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不足百万的人口数字还是足以说明这一政策的重大效果。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划出特定区域不许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以外的民众自由出入迁移，这个规定与“满汉不可通婚”、“满汉刑罚有别”等政策，都深刻说明了满清部族政权的性质。
然而，满清政权老祖宗们的美梦，在近代的列强叩关之后，先后遭遇俄日两大外来势力的侵扰，终于沦落到无法自保的破灭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初的自私狭隘换来的是日后的民族特徵几近湮没，可谓报应不爽。
首先威胁东北的是俄国，其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野心在清初已见端倪，当满清国势日衰，自然卷土重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此时被动局面的，正是现今常常被吹捧为“大帝”的康熙。在他的统治时代，帝国疆域达到了蒙元以来的极盛，可也正是因他的“缺乏远见”（何炳棣），日后在东北失去的领土也前所未有。面对俄人的步步紧逼，1854年（咸丰四年），黑龙江将军在奏折中终于提出，“挫败俄国领土阴谋的唯一办法”是移民，来“充实满洲北部的巨大真空地带”。1860年（咸丰十年），这是关键的一年。一方面，满清失去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另一方面，清廷解禁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允许汉人移民前往垦殖。仅仅十年，此地居民已发展到10万户。俄军对规模较小的中国人居民点，如江东六十四屯，可以采取驱赶、屠杀等方式霸占其土地财产，但数十万移民的定居聚集地则不那么容易对付。况且，俄国在远东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满清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通过移民增加人口是抵御侵略的有效“实边”手段，即使再不情愿，也只好放手了。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东北的垂涎者又多了一个日本。而对东北“权益”的争夺，在1904年又引发日俄之争。日俄势力的渗透，大规模兴建铁路，使得满清控制力进一步削弱，禁令更失效用。丧权失地的危机迫切需要移民实边，过去阻禁移民的法度又名存实亡，这令东北人口迅速增加。何炳棣引用英国驻牛庄领事谢立山的估计，称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东北人口已达1700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俄战争之后，清廷正式创建东三省，委任汉人徐世昌为总督，之前还取消了一切对汉人移民的禁令。于是，在东北的新霸主日本和苟延残喘的清廷之间，仿佛展开了一场移民的竞赛。
曾在台湾建构殖民统治体制的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被派到南满，后藤担任实质上的殖民统治机构满铁的总裁。他指出：“尤不得不以移民为其中之要务……倘能依靠目前铁道之经营，于十年之内将50万之国民移入满洲，则俄国虽说倔强亦不敢与我乱启战端，和战缓急之主动权必落我手中。”后藤意识到了移民的重要性，他还说道：“战争不可期待常胜，永久之决胜乃在于民口之消长”。（参见伊藤熹家《近代日本与中国》）若仅以沙俄为对手，应该说后藤的移民计划是足够应付的。但或许他自信于海岛的“台湾经验”，低估了东北汉人增长的意义。他以为足以操纵被轻视的“支那”移民，未曾想到十年区区50万人的数量，和络绎而来的华北农民完全不成比例。
1930年，南满铁路公司研究局的估算是黑吉辽三省人口为3430万，这表明，从1904年起的四分之一世纪内，东三省人口翻了一番。对照以下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1945年，日本大东亚省的统计指出，东北人口上升到4300万人，其中日本人为150万人。而按照战后日本厚生省调查，东北的日本人中“开拓移民”共计27万人。根据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普查，满族人口为242万人，大部分应该定居在东北，但仍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民族”。③此外，来自朝鲜半岛、苏俄、蒙古的移民数量，比日本人更少。如美国学者柯博文的《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里提到，三十年代初，东北以接近朝鲜边境的地域为主，朝鲜半岛的移民将近80万人。这也就是说，经过清帝退位后的三十馀年，东北三省不但成为中国的新兴人口稠密地区，更牢固地确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人口构成格局。考虑到出身关内几省的汉族农民拥有明确的国族认同传统，因此，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溥仪式的满清余党，都面临著试图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巨大阻碍。
促进东北“实边”的最大功臣，应该首推枭雄张作霖。张作霖于1916年取得奉天省军政大权，1924年因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更将势力范围扩大至华北，远及华东。直到1928年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奉系不但一度成为了中国最强大的地方实力派系，东北移民也出现了新的高潮。而在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东北人特殊的地域性格和文化也宣告形成。④
崛起于草莽的张作霖，身处的内外环境实际上始终非常恶劣。他最主要的对手是视满洲为“丧失了12万国民、消耗了18亿国财”才夺得的战利品，将之看作“帝国生命线”的日本。尤其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吞并之心愈发咄咄逼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广西籍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之所以远离故土投奔奉张，就是因为“我脑子里的假想敌国是日本，认为去东北就是走向国防第一线”。而张作霖生前因形格式禁，不得不对日本虚与委蛇，却力求不辱民族大义。被视为“亲日派”乃至“汉奸、卖国贼”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张作霖“对付日人内外并进，刚柔并用，关东军无所施其技”，是故日本少壮军人最后不得不以暴力暗杀手段除掉他。
除了包藏祸心的日本之外，关内的直系等竞争者，走上大国沙文主义路途的苏俄，蠢蠢欲动的满清余党，都是不利于张作霖的外部因素，可谓内外强敌环伺。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作霖及继承人张学良，都对东北移民持积极态度。在奉张进据华北之后的1925年，张作霖在天津建移民局，帮助准备移民关东的华北人民。他还在公告中称，为奖励举家迁居者，“对于携有农具之移民，只收车价十分之四，并对12岁以下之儿童及农具等，免收运费，以示优待移民之至意”。（参见王杉《再论20世纪20年代华北人民闯关东狂潮之成因》）何炳棣指出，就是从这一年起，“移民的特点已由季节性的迁移，变为永久性的移殖”。在1923-1929年的七年里，定居东北者累计的250万人，最高峰值出现在张作霖死前的1927年（678641人）。推动移民东北，对张作霖父子是利远远大于蔽的上策。尽管很难找到张作霖本人对此政策的说法，但东北官方史料中有记载称，“因边境空虚，外国侵逼……欲图保存，莫急实边”。另一方面，奉张新占据的华北由于持续战乱，人口激增和灾荒频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而东北既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又有辽阔的待开发疆土（30年代后期，伪满洲国政权统计可耕而未耕的土地尚有4300万英亩），还有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工商业（1925年，东三省商业已占全国30%）。减缓华北人口压力，为亟待开发的东北提供大批精壮低廉的劳动力，实为两全其美。由此可见，张作霖父子推出的准备房屋饮食、减税、介绍工作等一系列优待移民的措施，同时也收到了充实奉系实力的效果。中国近现代史上，这种令民众与上层、地方与国家真正实现双赢的政策，倒也并不多见。
和东北人口增长同时实现的，还有地域性格的塑造完成。中国农民历来安土重迁，乡梓家园观念极强，而因生计所迫、决计远赴东北的这批人士，无疑必须抛却传统观念，秉持落地生根的移民意识。在开发东北处女地的过程中，更需要“冒险犯难之精神”。吴振汉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一书中专门论述东北人的主体意识，大体将之概括为生活经历使然、民族融合使然、历史背景使然三大方面。
生活经历自然就是前述之筚路蓝缕，九死一生的磨炼，“造就东北人民强悍、豪迈”的性格。民族融合则指东北汉、满、蒙几大民族之间通婚极为常见，“满、蒙两族的淳朴、好武、重信义”也感染了汉族人民。⑤吴振汉所列举《宁古塔纪略》和《柳边纪略》等资料表明，满人热情好客，出门者“不赍路费，经过之处，随意止宿，人马俱供给”。这是游牧民族的传统美德。汉人居多之后，虽因人口激增不能再“客去不受一钱”，却“宿仍让炕，炊则犹樵苏，饭则犹助瓜菜，尚非中土所能及也。”这种慷慨好施、济人之厄的优秀品质至今仍有余响，“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云云并非凭空杜撰。
历史背景说的是东北早期汉人多是迁谪流戌而来，社会地位受到压抑，没有参加科举的权利，一部分人经商，一部分索性为匪，都具有“倔强奋斗的个性”。此后身受俄日欺凌，也加重了东北人的危机意识。今人多了解东北人性格有暴烈刚愎一面，亦有其渊源所在。⑥
吴振汉认为，“东北土生土长的张作霖，本身即是东北长期以来本土化的表徵”，此言甚是。数十年来，张作霖的传奇色彩经久不减，而他的多面性格，某种程度上确实颇具东北人的代表性。他看上去是粗野武夫，却乐于表现出尊重文化和知识份子；他行事豪迈粗犷，却也屡显心思的慎密狡狯；他有开怀大度的时候，也有冷酷寡恩的一面；他固执强硬，独断专行，也能身段柔软，从善如流……张作霖身上的种种优点、缺点，于如今的东北人当中依旧可堪寻觅。我童蒙时听长辈提及张作霖，绝大多数对他怀有尊崇，除了对他优待移民，发展东北的感恩之心以外，对他人格上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当是要因。
在张作霖坐镇东北的十二年内，东北人，不论是老移民，亦或新移民，都形成了本土化的地域性格和对东北的家乡认知。因此，“九一八”东北沦陷之后，被迫逃难入关的东北流亡者们并未回到他们真正的原籍鲁、冀等省，而是唱道：“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东北成了他们眷恋不舍的故土。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此次事件后（按：九一八事件），在东三省人士间，‘东三省是东三省人的东三省’的观念更加浓厚，我方要抓住这个机遇，以贯彻满蒙圣略。”这段描述有正确的一面，即东北人确实把东三省当作了自己的家园，但更有其浅陋的一面，即东北人的地域观念绝不意味着对中国的背弃。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作为吸收外来移民的东北，出现了几次人口向外流动的“反向移民潮”，是又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第一波的东北人入关南下是政治主导下的命令性迁移。东北是较早为中共控制的区域，以东北官兵为主的四野更是兵锋直抵海南岛的共军主力。因此，1948年10月，中共为有效管理华中、华南等新占领的地区，从华北、东北等地抽调大批干部南下，东北就调动了15000人，仅次于华北老根据地的17000人。随着华北出身的“抗日战争干部”年纪增大，东北出身的“解放战争干部”奉命南下移居的越来越多。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在《新解放区县级政权的形成》一文中，以江西十个县为例，统计1949年至80年代县级领导人物的出身籍贯，发现自50年代后半起，东北出身干部开始成为比重最大的群体，在70年代前半的县级领导中竟然达到89.2%的惊人程度！除此之外，在那几十年间，为了开发落后边远地区和“建设大三线”等战略构想，一些东北人，尤其是从事军工、重工业的劳动者、技术人员被调派到西北、西南等地。他们以白手起家的精神参与创建了攀钢、酒钢等一系列新兴工业基地，也在异乡定居下来。
和前述官方指令性的移民迥异的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东北人掀起了一阵自发的外向移民浪潮。这一波移民潮的起因是多年来压榨性、差别性的国家政策令东北奉献出大量自然资源，却未能得到应有补偿，而国有工矿企业为主的传统体制又难以适应所谓的“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东北经济陷入萧条，失业待业人口居高不下。很多东北人对此愤愤不平，认为东北为其他地域长期输血，最后却落得自身油尽灯枯的悲剧结果。⑦中央政府尽管也曾喊出“振兴东北”的口号，但并无多大实质性的进展。
面临生活困境的东北人，血管内敢于冒险开拓的基因再次活跃起来。做为移民的后人，他们从不怯于踏上新的移民之路。在流动人口较多、经济较为活跃的华东、华南沿海地区，东北新移民人数甚众，在各行各业中占据了一片天地。他们的足迹也远及海外。法国的华文报纸《欧洲新报》在钱亦楠、司徒北辰撰写的《东北非法移民在巴黎》文中指出，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潮始于1998年，其背景是之前的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在这些东北非法移民中，“此前从事的工作有服装厂工人、钢铁厂工人、电工、推销员等，绝大多数为离异的、四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们飘洋过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是“为了供孩子上学或给孩子娶亲”。随着出国条件的放宽，到异国闯荡的东北人愈来愈多。以日本为例，在日的新华侨华人社群里，上海人、福建人曾经长期是最大的群体，但自2000年起，东三省出身者迅速超过沪闽两地出身者，跃居第一。在北美的中国大陆移民中，东北人近年来也异军突起，成为仅次于粤、闽、浙江温州等传统海外移民之后的第四大群体。
从百馀年前的出关到二十一世纪的入关，东北移民的故事里，浓缩有无数人生悲欣交集的印记，更有一个民族坎坷跌宕的历程。
附注：
①辽东在此时具有强烈的军事化社会色彩，其手工业发展亦以军工为主，不但生产大量的盔甲弓箭等步兵武器，还能制造火器和战船。有趣的是，现代东北从奉张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也向来都是全国罕有其匹的军工重镇之一。
②根据何炳棣的推算，中国人口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约为2.75亿，而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上升为4.3亿。在大约七十年间，净增加1.55亿人，在经济上、生态上都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③据1990年统计数据，仅辽宁一地，满族人口为495.4万人，占全国满族人口50.4%，也令辽宁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比重第五大的省份。然而，此数字背后或有相当的因少数民族优惠政策造成的谎报现象。在满族语言习俗泰半湮没的状况下，汉族和满族之间的界定也几乎任由个人说了算。
④另一个值得提及的是，早期的东北移民因为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死于饥寒者“盖不知凡几也”。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移民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残酷的淘汰，身体素质较差的人可能难以定居繁衍，这个自然选择的结果是造就了东北人强健的体魄。即使在今天，东北人的先天身体素质可能仍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普遍高大健壮，女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在竞技体育领域，东北运动员的实力在中国国内相当突出。
⑤东北的另一个重要少数民族朝鲜族在此的角色比较暧昧。至今，他们依旧更加重视本民族内部的通婚；同时，在国族认同问题上，一些人也存在含糊混乱甚至更加接近异国的趋向。就历史根源来讲，从日本统治朝鲜半岛到战败的几十年内，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是日本对东北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中国和日本对他们的确切身份从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田中义一在《朝鲜移民奖励及保护政策》中称：“朝鲜民移住东三省之众，可为母国民开拓满蒙处女地，以便母国民进取……彼东三省政府如敢以朝鲜民而制我，我则用兵之机会可以急速也……至今日在东三省之朝鲜民，几至百万有余。如此之现象，为帝国对满蒙的特权，不求而可自得，其可为国家造成莫大幸福。”在此过程中，朝鲜移民每每和中国农民发生冲突，代表性的1931年夏的万宝山事件大大激化了中日两国的对立情绪。而“二鬼子”的称呼，充分表达了中国农民对朝鲜移民的敌意。甚至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东北的朝鲜族仍旧是一个存在潜在分离倾向的特殊族群。
⑥吴振汉于书中列举国府迁台后多位东北籍政治人物的表现，如立法委员齐世英的组党意愿、监察委员曹德宣的“两个中国论”、立法委员费希平的参与创建民进党、立法院院长梁肃戎与人争执等，皆体现出不畏政治禁忌，“正直刚烈的本土性格”。吴并强调那一代东北人士的流亡意识，而联系到西安事变等事件，这些流亡人士的心态，实际上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政局的变化。
⑦东北出身的国民党元老朱霁青到台湾后，曾抱怨说：“且我每次东北政局之演变，咸为革命同志发动于前，而我军政妥协之后，因此东北革命之结局，恒被全国整个利益所牺牲。”这倒不算过分的怨天尤人，因为在中共治下的东北，也确实长期扮演了一个牺牲者的角色。比如陈锡联主政辽宁期间，限制民众粮油供应转献北京，留下一个“陈三两”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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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我的曾祖父是一位郎中，和另一位秦姓同乡离家闯荡东北。但在辽东落脚不久，秦老就染病去世。曾祖父后来立下遗嘱，要求后人每年扫墓时不可忘记拜祭客死异乡的秦老，把他当做自家先人看待。这个遗嘱一直到文革之前还得到了认真执行。经过浩劫的涤荡，曾祖父与秦老的坟墓都不复存焉。
依照曾祖父的论述推断，他移民关东的时间大约是清末民初，那也是关内移民大批涌入东北的一个高峰期。对祖先来历的追问，使得东北移民的历史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
有关东北此前的人口状况，暂且上溯到明代。明初，洪武帝朱元璋开始在辽东设卫，由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其人口构成为“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服女真人十三”。值得说明的是，彼时的汉人主要为军人及其家属，而到永乐初年，其屯田收获已能自给自足。①迄至明末，辽宁大部已经得到相当的农耕开发，而吉林、黑龙江的居民基本上仍以游牧和渔猎民族为主。葛剑雄教授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估计此际东北人口“不超过200万人”，其中女真人“不超过100万人”。然而，根据明兵部尚书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记载，1622年广宁失陷后，辽东汉人逃入关内者多达280余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辽东汉人总数远远大于女真人应是毫无疑问的。1626年皇太极即位后，数次兴兵入关还掳掠了百余万人口，“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参见朱诚如《皇太极处理满汉民族关系的政策》）。
既然辽东汉人那时便人数甚众，何以今天东北的汉族居民反而少见他们的后裔？追寻明末辽东汉人的命运，大抵有三种可能：一是如王在晋所说逃亡到关内。直到整个关东都被满清控制，从水路、陆路逃往明朝辖区的汉人仍络绎不绝。皇太极为遏制这股汹涌的逃亡潮，乃至下令“已逃被获者处死”；二是死于战火。辽宁是明军与后金（清）拉锯作战多年的主战场，辽东汉人伤亡巨大。特别是努尔哈赤执政时期，动辄以野蛮手段大肆屠杀，连已被编入八旗牛录为奴的贫穷汉人也被杀掉，其残酷并不亚于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之屠”；三是随清军入关而散居关内各地。皇太极即位后，一定程度上调整政策，提出“满汉人民，均属一体”，并在1642年编成汉军八旗。随著满清向关内的进一步扩张，辽东汉人（辽人，主要是汉军旗人）逐步得到了与满人相提并论的地位，甚至也被称为“佛满洲”（老满洲之意）。他们成为了清军入主中原的尖兵和统治关内的助手。
不过，即使考虑到明末清初的东北人口的大幅减少，何炳棣教授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提供的数据仍然令人惊奇。1787年，辽宁、吉林人口总数合计不过96万人，黑龙江更少到难以估算。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辽吉人口合约289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到今天一座沈阳市人口的半数，可见彼时东北地区的地广人稀。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人口数量实现了较大的增长②，东北人口数量的相对停滞成为仅有的特例。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满清对东北的特殊政策，同时也不可能不涉及到满清政权的性质问题。
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便开始对东北封禁，修建边墙，即后来闻名于世的“柳条边”。“柳条边”老边为顺治朝所修，新边则完成于康熙朝。“柳条边”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内地汉人以及朝鲜人、蒙古人去东北采参、狩猎和垦殖，当然主要针对的是关内汉人。满清此举显然不是为了要把东北建成全球最大的自然生态保护区，其用意不外乎有二。其一，满清以人口居绝对少数的条件建立钱穆所说的“部族政权”，不得不考虑为自己留有后路，以便日后无力控制中原时还有可供转移立足的后方基地；其二，东北是满清的“龙兴之地”，并且还有利益不菲的人参等贸易资源，听任外来者垦殖定居既破坏了“宝地”的风水，也影响到满清贵族的收益。足以证明东北被满清视为个别统治民族“私产”的，是封禁命令并不适用于八旗旗人。乾隆年间，八旗人口日繁，生计问题愈发尖锐，乾隆多次准许关内旗人迁居东北，并一度停止将汉人重犯发配黑龙江的惯例，美其名曰“保护当地风俗”。
尽管封禁政策一般并未得到严酷的执行，而且史料也记载在康雍乾几朝都有默认关内灾荒饥民前往东北“就食”的记载，但是，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不足百万的人口数字还是足以说明这一政策的重大效果。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划出特定区域不许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以外的民众自由出入迁移，这个规定与“满汉不可通婚”、“满汉刑罚有别”等政策，都深刻说明了满清部族政权的性质。
然而，满清政权老祖宗们的美梦，在近代的列强叩关之后，先后遭遇俄日两大外来势力的侵扰，终于沦落到无法自保的破灭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初的自私狭隘换来的是日后的民族特徵几近湮没，可谓报应不爽。
首先威胁东北的是俄国，其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野心在清初已见端倪，当满清国势日衰，自然卷土重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此时被动局面的，正是现今常常被吹捧为“大帝”的康熙。在他的统治时代，帝国疆域达到了蒙元以来的极盛，可也正是因他的“缺乏远见”（何炳棣），日后在东北失去的领土也前所未有。面对俄人的步步紧逼，1854年（咸丰四年），黑龙江将军在奏折中终于提出，“挫败俄国领土阴谋的唯一办法”是移民，来“充实满洲北部的巨大真空地带”。1860年（咸丰十年），这是关键的一年。一方面，满清失去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另一方面，清廷解禁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允许汉人移民前往垦殖。仅仅十年，此地居民已发展到10万户。俄军对规模较小的中国人居民点，如江东六十四屯，可以采取驱赶、屠杀等方式霸占其土地财产，但数十万移民的定居聚集地则不那么容易对付。况且，俄国在远东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满清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通过移民增加人口是抵御侵略的有效“实边”手段，即使再不情愿，也只好放手了。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东北的垂涎者又多了一个日本。而对东北“权益”的争夺，在1904年又引发日俄之争。日俄势力的渗透，大规模兴建铁路，使得满清控制力进一步削弱，禁令更失效用。丧权失地的危机迫切需要移民实边，过去阻禁移民的法度又名存实亡，这令东北人口迅速增加。何炳棣引用英国驻牛庄领事谢立山的估计，称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东北人口已达1700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俄战争之后，清廷正式创建东三省，委任汉人徐世昌为总督，之前还取消了一切对汉人移民的禁令。于是，在东北的新霸主日本和苟延残喘的清廷之间，仿佛展开了一场移民的竞赛。
曾在台湾建构殖民统治体制的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被派到南满，后藤担任实质上的殖民统治机构满铁的总裁。他指出：“尤不得不以移民为其中之要务……倘能依靠目前铁道之经营，于十年之内将50万之国民移入满洲，则俄国虽说倔强亦不敢与我乱启战端，和战缓急之主动权必落我手中。”后藤意识到了移民的重要性，他还说道：“战争不可期待常胜，永久之决胜乃在于民口之消长”。（参见伊藤熹家《近代日本与中国》）若仅以沙俄为对手，应该说后藤的移民计划是足够应付的。但或许他自信于海岛的“台湾经验”，低估了东北汉人增长的意义。他以为足以操纵被轻视的“支那”移民，未曾想到十年区区50万人的数量，和络绎而来的华北农民完全不成比例。
1930年，南满铁路公司研究局的估算是黑吉辽三省人口为3430万，这表明，从1904年起的四分之一世纪内，东三省人口翻了一番。对照以下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1945年，日本大东亚省的统计指出，东北人口上升到4300万人，其中日本人为150万人。而按照战后日本厚生省调查，东北的日本人中“开拓移民”共计27万人。根据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普查，满族人口为242万人，大部分应该定居在东北，但仍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民族”。③此外，来自朝鲜半岛、苏俄、蒙古的移民数量，比日本人更少。如美国学者柯博文的《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里提到，三十年代初，东北以接近朝鲜边境的地域为主，朝鲜半岛的移民将近80万人。这也就是说，经过清帝退位后的三十馀年，东北三省不但成为中国的新兴人口稠密地区，更牢固地确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人口构成格局。考虑到出身关内几省的汉族农民拥有明确的国族认同传统，因此，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溥仪式的满清余党，都面临著试图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巨大阻碍。
促进东北“实边”的最大功臣，应该首推枭雄张作霖。张作霖于1916年取得奉天省军政大权，1924年因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更将势力范围扩大至华北，远及华东。直到1928年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奉系不但一度成为了中国最强大的地方实力派系，东北移民也出现了新的高潮。而在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东北人特殊的地域性格和文化也宣告形成。④
崛起于草莽的张作霖，身处的内外环境实际上始终非常恶劣。他最主要的对手是视满洲为“丧失了12万国民、消耗了18亿国财”才夺得的战利品，将之看作“帝国生命线”的日本。尤其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吞并之心愈发咄咄逼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广西籍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之所以远离故土投奔奉张，就是因为“我脑子里的假想敌国是日本，认为去东北就是走向国防第一线”。而张作霖生前因形格式禁，不得不对日本虚与委蛇，却力求不辱民族大义。被视为“亲日派”乃至“汉奸、卖国贼”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张作霖“对付日人内外并进，刚柔并用，关东军无所施其技”，是故日本少壮军人最后不得不以暴力暗杀手段除掉他。
除了包藏祸心的日本之外，关内的直系等竞争者，走上大国沙文主义路途的苏俄，蠢蠢欲动的满清余党，都是不利于张作霖的外部因素，可谓内外强敌环伺。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作霖及继承人张学良，都对东北移民持积极态度。在奉张进据华北之后的1925年，张作霖在天津建移民局，帮助准备移民关东的华北人民。他还在公告中称，为奖励举家迁居者，“对于携有农具之移民，只收车价十分之四，并对12岁以下之儿童及农具等，免收运费，以示优待移民之至意”。（参见王杉《再论20世纪20年代华北人民闯关东狂潮之成因》）何炳棣指出，就是从这一年起，“移民的特点已由季节性的迁移，变为永久性的移殖”。在1923-1929年的七年里，定居东北者累计的250万人，最高峰值出现在张作霖死前的1927年（678641人）。推动移民东北，对张作霖父子是利远远大于蔽的上策。尽管很难找到张作霖本人对此政策的说法，但东北官方史料中有记载称，“因边境空虚，外国侵逼……欲图保存，莫急实边”。另一方面，奉张新占据的华北由于持续战乱，人口激增和灾荒频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而东北既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又有辽阔的待开发疆土（30年代后期，伪满洲国政权统计可耕而未耕的土地尚有4300万英亩），还有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工商业（1925年，东三省商业已占全国30%）。减缓华北人口压力，为亟待开发的东北提供大批精壮低廉的劳动力，实为两全其美。由此可见，张作霖父子推出的准备房屋饮食、减税、介绍工作等一系列优待移民的措施，同时也收到了充实奉系实力的效果。中国近现代史上，这种令民众与上层、地方与国家真正实现双赢的政策，倒也并不多见。
和东北人口增长同时实现的，还有地域性格的塑造完成。中国农民历来安土重迁，乡梓家园观念极强，而因生计所迫、决计远赴东北的这批人士，无疑必须抛却传统观念，秉持落地生根的移民意识。在开发东北处女地的过程中，更需要“冒险犯难之精神”。吴振汉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一书中专门论述东北人的主体意识，大体将之概括为生活经历使然、民族融合使然、历史背景使然三大方面。
生活经历自然就是前述之筚路蓝缕，九死一生的磨炼，“造就东北人民强悍、豪迈”的性格。民族融合则指东北汉、满、蒙几大民族之间通婚极为常见，“满、蒙两族的淳朴、好武、重信义”也感染了汉族人民。⑤吴振汉所列举《宁古塔纪略》和《柳边纪略》等资料表明，满人热情好客，出门者“不赍路费，经过之处，随意止宿，人马俱供给”。这是游牧民族的传统美德。汉人居多之后，虽因人口激增不能再“客去不受一钱”，却“宿仍让炕，炊则犹樵苏，饭则犹助瓜菜，尚非中土所能及也。”这种慷慨好施、济人之厄的优秀品质至今仍有余响，“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云云并非凭空杜撰。
历史背景说的是东北早期汉人多是迁谪流戌而来，社会地位受到压抑，没有参加科举的权利，一部分人经商，一部分索性为匪，都具有“倔强奋斗的个性”。此后身受俄日欺凌，也加重了东北人的危机意识。今人多了解东北人性格有暴烈刚愎一面，亦有其渊源所在。⑥
吴振汉认为，“东北土生土长的张作霖，本身即是东北长期以来本土化的表徵”，此言甚是。数十年来，张作霖的传奇色彩经久不减，而他的多面性格，某种程度上确实颇具东北人的代表性。他看上去是粗野武夫，却乐于表现出尊重文化和知识份子；他行事豪迈粗犷，却也屡显心思的慎密狡狯；他有开怀大度的时候，也有冷酷寡恩的一面；他固执强硬，独断专行，也能身段柔软，从善如流……张作霖身上的种种优点、缺点，于如今的东北人当中依旧可堪寻觅。我童蒙时听长辈提及张作霖，绝大多数对他怀有尊崇，除了对他优待移民，发展东北的感恩之心以外，对他人格上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当是要因。
在张作霖坐镇东北的十二年内，东北人，不论是老移民，亦或新移民，都形成了本土化的地域性格和对东北的家乡认知。因此，“九一八”东北沦陷之后，被迫逃难入关的东北流亡者们并未回到他们真正的原籍鲁、冀等省，而是唱道：“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东北成了他们眷恋不舍的故土。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此次事件后（按：九一八事件），在东三省人士间，‘东三省是东三省人的东三省’的观念更加浓厚，我方要抓住这个机遇，以贯彻满蒙圣略。”这段描述有正确的一面，即东北人确实把东三省当作了自己的家园，但更有其浅陋的一面，即东北人的地域观念绝不意味着对中国的背弃。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作为吸收外来移民的东北，出现了几次人口向外流动的“反向移民潮”，是又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第一波的东北人入关南下是政治主导下的命令性迁移。东北是较早为中共控制的区域，以东北官兵为主的四野更是兵锋直抵海南岛的共军主力。因此，1948年10月，中共为有效管理华中、华南等新占领的地区，从华北、东北等地抽调大批干部南下，东北就调动了15000人，仅次于华北老根据地的17000人。随着华北出身的“抗日战争干部”年纪增大，东北出身的“解放战争干部”奉命南下移居的越来越多。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在《新解放区县级政权的形成》一文中，以江西十个县为例，统计1949年至80年代县级领导人物的出身籍贯，发现自50年代后半起，东北出身干部开始成为比重最大的群体，在70年代前半的县级领导中竟然达到89.2%的惊人程度！除此之外，在那几十年间，为了开发落后边远地区和“建设大三线”等战略构想，一些东北人，尤其是从事军工、重工业的劳动者、技术人员被调派到西北、西南等地。他们以白手起家的精神参与创建了攀钢、酒钢等一系列新兴工业基地，也在异乡定居下来。
和前述官方指令性的移民迥异的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东北人掀起了一阵自发的外向移民浪潮。这一波移民潮的起因是多年来压榨性、差别性的国家政策令东北奉献出大量自然资源，却未能得到应有补偿，而国有工矿企业为主的传统体制又难以适应所谓的“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东北经济陷入萧条，失业待业人口居高不下。很多东北人对此愤愤不平，认为东北为其他地域长期输血，最后却落得自身油尽灯枯的悲剧结果。⑦中央政府尽管也曾喊出“振兴东北”的口号，但并无多大实质性的进展。
面临生活困境的东北人，血管内敢于冒险开拓的基因再次活跃起来。做为移民的后人，他们从不怯于踏上新的移民之路。在流动人口较多、经济较为活跃的华东、华南沿海地区，东北新移民人数甚众，在各行各业中占据了一片天地。他们的足迹也远及海外。法国的华文报纸《欧洲新报》在钱亦楠、司徒北辰撰写的《东北非法移民在巴黎》文中指出，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潮始于1998年，其背景是之前的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在这些东北非法移民中，“此前从事的工作有服装厂工人、钢铁厂工人、电工、推销员等，绝大多数为离异的、四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们飘洋过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是“为了供孩子上学或给孩子娶亲”。随着出国条件的放宽，到异国闯荡的东北人愈来愈多。以日本为例，在日的新华侨华人社群里，上海人、福建人曾经长期是最大的群体，但自2000年起，东三省出身者迅速超过沪闽两地出身者，跃居第一。在北美的中国大陆移民中，东北人近年来也异军突起，成为仅次于粤、闽、浙江温州等传统海外移民之后的第四大群体。
从百馀年前的出关到二十一世纪的入关，东北移民的故事里，浓缩有无数人生悲欣交集的印记，更有一个民族坎坷跌宕的历程。
附注：
①辽东在此时具有强烈的军事化社会色彩，其手工业发展亦以军工为主，不但生产大量的盔甲弓箭等步兵武器，还能制造火器和战船。有趣的是，现代东北从奉张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也向来都是全国罕有其匹的军工重镇之一。
②根据何炳棣的推算，中国人口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约为2.75亿，而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上升为4.3亿。在大约七十年间，净增加1.55亿人，在经济上、生态上都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③据1990年统计数据，仅辽宁一地，满族人口为495.4万人，占全国满族人口50.4%，也令辽宁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比重第五大的省份。然而，此数字背后或有相当的因少数民族优惠政策造成的谎报现象。在满族语言习俗泰半湮没的状况下，汉族和满族之间的界定也几乎任由个人说了算。
④另一个值得提及的是，早期的东北移民因为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死于饥寒者“盖不知凡几也”。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移民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残酷的淘汰，身体素质较差的人可能难以定居繁衍，这个自然选择的结果是造就了东北人强健的体魄。即使在今天，东北人的先天身体素质可能仍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普遍高大健壮，女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在竞技体育领域，东北运动员的实力在中国国内相当突出。
⑤东北的另一个重要少数民族朝鲜族在此的角色比较暧昧。至今，他们依旧更加重视本民族内部的通婚；同时，在国族认同问题上，一些人也存在含糊混乱甚至更加接近异国的趋向。就历史根源来讲，从日本统治朝鲜半岛到战败的几十年内，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是日本对东北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中国和日本对他们的确切身份从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田中义一在《朝鲜移民奖励及保护政策》中称：“朝鲜民移住东三省之众，可为母国民开拓满蒙处女地，以便母国民进取……彼东三省政府如敢以朝鲜民而制我，我则用兵之机会可以急速也……至今日在东三省之朝鲜民，几至百万有余。如此之现象，为帝国对满蒙的特权，不求而可自得，其可为国家造成莫大幸福。”在此过程中，朝鲜移民每每和中国农民发生冲突，代表性的1931年夏的万宝山事件大大激化了中日两国的对立情绪。而“二鬼子”的称呼，充分表达了中国农民对朝鲜移民的敌意。甚至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东北的朝鲜族仍旧是一个存在潜在分离倾向的特殊族群。
⑥吴振汉于书中列举国府迁台后多位东北籍政治人物的表现，如立法委员齐世英的组党意愿、监察委员曹德宣的“两个中国论”、立法委员费希平的参与创建民进党、立法院院长梁肃戎与人争执等，皆体现出不畏政治禁忌，“正直刚烈的本土性格”。吴并强调那一代东北人士的流亡意识，而联系到西安事变等事件，这些流亡人士的心态，实际上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政局的变化。
⑦东北出身的国民党元老朱霁青到台湾后，曾抱怨说：“且我每次东北政局之演变，咸为革命同志发动于前，而我军政妥协之后，因此东北革命之结局，恒被全国整个利益所牺牲。”这倒不算过分的怨天尤人，因为在中共治下的东北，也确实长期扮演了一个牺牲者的角色。比如陈锡联主政辽宁期间，限制民众粮油供应转献北京，留下一个“陈三两”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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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学校里经常要我们填写个人资料，其中的籍贯一项，我按照家人的吩咐，每次都写下“山东”。出于好奇，我看了不少同学所写，发现大部分汉族同学在此填写了“山东”，此外较常见的是河北、河南，原籍就在东北当地的反居少数。拿这个问题去求教长辈，才知道多数东北人是鲁、冀、豫几省移民的后代，包括我自己，祖籍本来是山东登州府。
据说我的曾祖父是一位郎中，和另一位秦姓同乡离家闯荡东北。但在辽东落脚不久，秦老就染病去世。曾祖父后来立下遗嘱，要求后人每年扫墓时不可忘记拜祭客死异乡的秦老，把他当做自家先人看待。这个遗嘱一直到文革之前还得到了认真执行。经过浩劫的涤荡，曾祖父与秦老的坟墓都不复存焉。
依照曾祖父的论述推断，他移民关东的时间大约是清末民初，那也是关内移民大批涌入东北的一个高峰期。对祖先来历的追问，使得东北移民的历史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
有关东北此前的人口状况，暂且上溯到明代。明初，洪武帝朱元璋开始在辽东设卫，由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其人口构成为“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服女真人十三”。值得说明的是，彼时的汉人主要为军人及其家属，而到永乐初年，其屯田收获已能自给自足。①迄至明末，辽宁大部已经得到相当的农耕开发，而吉林、黑龙江的居民基本上仍以游牧和渔猎民族为主。葛剑雄教授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估计此际东北人口“不超过200万人”，其中女真人“不超过100万人”。然而，根据明兵部尚书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记载，1622年广宁失陷后，辽东汉人逃入关内者多达280余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辽东汉人总数远远大于女真人应是毫无疑问的。1626年皇太极即位后，数次兴兵入关还掳掠了百余万人口，“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参见朱诚如《皇太极处理满汉民族关系的政策》）。
既然辽东汉人那时便人数甚众，何以今天东北的汉族居民反而少见他们的后裔？追寻明末辽东汉人的命运，大抵有三种可能：一是如王在晋所说逃亡到关内。直到整个关东都被满清控制，从水路、陆路逃往明朝辖区的汉人仍络绎不绝。皇太极为遏制这股汹涌的逃亡潮，乃至下令“已逃被获者处死”；二是死于战火。辽宁是明军与后金（清）拉锯作战多年的主战场，辽东汉人伤亡巨大。特别是努尔哈赤执政时期，动辄以野蛮手段大肆屠杀，连已被编入八旗牛录为奴的贫穷汉人也被杀掉，其残酷并不亚于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之屠”；三是随清军入关而散居关内各地。皇太极即位后，一定程度上调整政策，提出“满汉人民，均属一体”，并在1642年编成汉军八旗。随著满清向关内的进一步扩张，辽东汉人（辽人，主要是汉军旗人）逐步得到了与满人相提并论的地位，甚至也被称为“佛满洲”（老满洲之意）。他们成为了清军入主中原的尖兵和统治关内的助手。
不过，即使考虑到明末清初的东北人口的大幅减少，何炳棣教授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提供的数据仍然令人惊奇。1787年，辽宁、吉林人口总数合计不过96万人，黑龙江更少到难以估算。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辽吉人口合约289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到今天一座沈阳市人口的半数，可见彼时东北地区的地广人稀。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人口数量实现了较大的增长②，东北人口数量的相对停滞成为仅有的特例。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满清对东北的特殊政策，同时也不可能不涉及到满清政权的性质问题。
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便开始对东北封禁，修建边墙，即后来闻名于世的“柳条边”。“柳条边”老边为顺治朝所修，新边则完成于康熙朝。“柳条边”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内地汉人以及朝鲜人、蒙古人去东北采参、狩猎和垦殖，当然主要针对的是关内汉人。满清此举显然不是为了要把东北建成全球最大的自然生态保护区，其用意不外乎有二。其一，满清以人口居绝对少数的条件建立钱穆所说的“部族政权”，不得不考虑为自己留有后路，以便日后无力控制中原时还有可供转移立足的后方基地；其二，东北是满清的“龙兴之地”，并且还有利益不菲的人参等贸易资源，听任外来者垦殖定居既破坏了“宝地”的风水，也影响到满清贵族的收益。足以证明东北被满清视为个别统治民族“私产”的，是封禁命令并不适用于八旗旗人。乾隆年间，八旗人口日繁，生计问题愈发尖锐，乾隆多次准许关内旗人迁居东北，并一度停止将汉人重犯发配黑龙江的惯例，美其名曰“保护当地风俗”。
尽管封禁政策一般并未得到严酷的执行，而且史料也记载在康雍乾几朝都有默认关内灾荒饥民前往东北“就食”的记载，但是，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不足百万的人口数字还是足以说明这一政策的重大效果。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划出特定区域不许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以外的民众自由出入迁移，这个规定与“满汉不可通婚”、“满汉刑罚有别”等政策，都深刻说明了满清部族政权的性质。
然而，满清政权老祖宗们的美梦，在近代的列强叩关之后，先后遭遇俄日两大外来势力的侵扰，终于沦落到无法自保的破灭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初的自私狭隘换来的是日后的民族特徵几近湮没，可谓报应不爽。
首先威胁东北的是俄国，其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野心在清初已见端倪，当满清国势日衰，自然卷土重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此时被动局面的，正是现今常常被吹捧为“大帝”的康熙。在他的统治时代，帝国疆域达到了蒙元以来的极盛，可也正是因他的“缺乏远见”（何炳棣），日后在东北失去的领土也前所未有。面对俄人的步步紧逼，1854年（咸丰四年），黑龙江将军在奏折中终于提出，“挫败俄国领土阴谋的唯一办法”是移民，来“充实满洲北部的巨大真空地带”。1860年（咸丰十年），这是关键的一年。一方面，满清失去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另一方面，清廷解禁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允许汉人移民前往垦殖。仅仅十年，此地居民已发展到10万户。俄军对规模较小的中国人居民点，如江东六十四屯，可以采取驱赶、屠杀等方式霸占其土地财产，但数十万移民的定居聚集地则不那么容易对付。况且，俄国在远东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满清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通过移民增加人口是抵御侵略的有效“实边”手段，即使再不情愿，也只好放手了。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东北的垂涎者又多了一个日本。而对东北“权益”的争夺，在1904年又引发日俄之争。日俄势力的渗透，大规模兴建铁路，使得满清控制力进一步削弱，禁令更失效用。丧权失地的危机迫切需要移民实边，过去阻禁移民的法度又名存实亡，这令东北人口迅速增加。何炳棣引用英国驻牛庄领事谢立山的估计，称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东北人口已达1700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俄战争之后，清廷正式创建东三省，委任汉人徐世昌为总督，之前还取消了一切对汉人移民的禁令。于是，在东北的新霸主日本和苟延残喘的清廷之间，仿佛展开了一场移民的竞赛。
曾在台湾建构殖民统治体制的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被派到南满，后藤担任实质上的殖民统治机构满铁的总裁。他指出：“尤不得不以移民为其中之要务……倘能依靠目前铁道之经营，于十年之内将50万之国民移入满洲，则俄国虽说倔强亦不敢与我乱启战端，和战缓急之主动权必落我手中。”后藤意识到了移民的重要性，他还说道：“战争不可期待常胜，永久之决胜乃在于民口之消长”。（参见伊藤熹家《近代日本与中国》）若仅以沙俄为对手，应该说后藤的移民计划是足够应付的。但或许他自信于海岛的“台湾经验”，低估了东北汉人增长的意义。他以为足以操纵被轻视的“支那”移民，未曾想到十年区区50万人的数量，和络绎而来的华北农民完全不成比例。
1930年，南满铁路公司研究局的估算是黑吉辽三省人口为3430万，这表明，从1904年起的四分之一世纪内，东三省人口翻了一番。对照以下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1945年，日本大东亚省的统计指出，东北人口上升到4300万人，其中日本人为150万人。而按照战后日本厚生省调查，东北的日本人中“开拓移民”共计27万人。根据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普查，满族人口为242万人，大部分应该定居在东北，但仍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民族”。③此外，来自朝鲜半岛、苏俄、蒙古的移民数量，比日本人更少。如美国学者柯博文的《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里提到，三十年代初，东北以接近朝鲜边境的地域为主，朝鲜半岛的移民将近80万人。这也就是说，经过清帝退位后的三十馀年，东北三省不但成为中国的新兴人口稠密地区，更牢固地确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人口构成格局。考虑到出身关内几省的汉族农民拥有明确的国族认同传统，因此，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溥仪式的满清余党，都面临著试图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巨大阻碍。
促进东北“实边”的最大功臣，应该首推枭雄张作霖。张作霖于1916年取得奉天省军政大权，1924年因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更将势力范围扩大至华北，远及华东。直到1928年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奉系不但一度成为了中国最强大的地方实力派系，东北移民也出现了新的高潮。而在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东北人特殊的地域性格和文化也宣告形成。④
崛起于草莽的张作霖，身处的内外环境实际上始终非常恶劣。他最主要的对手是视满洲为“丧失了12万国民、消耗了18亿国财”才夺得的战利品，将之看作“帝国生命线”的日本。尤其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吞并之心愈发咄咄逼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广西籍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之所以远离故土投奔奉张，就是因为“我脑子里的假想敌国是日本，认为去东北就是走向国防第一线”。而张作霖生前因形格式禁，不得不对日本虚与委蛇，却力求不辱民族大义。被视为“亲日派”乃至“汉奸、卖国贼”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张作霖“对付日人内外并进，刚柔并用，关东军无所施其技”，是故日本少壮军人最后不得不以暴力暗杀手段除掉他。
除了包藏祸心的日本之外，关内的直系等竞争者，走上大国沙文主义路途的苏俄，蠢蠢欲动的满清余党，都是不利于张作霖的外部因素，可谓内外强敌环伺。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作霖及继承人张学良，都对东北移民持积极态度。在奉张进据华北之后的1925年，张作霖在天津建移民局，帮助准备移民关东的华北人民。他还在公告中称，为奖励举家迁居者，“对于携有农具之移民，只收车价十分之四，并对12岁以下之儿童及农具等，免收运费，以示优待移民之至意”。（参见王杉《再论20世纪20年代华北人民闯关东狂潮之成因》）何炳棣指出，就是从这一年起，“移民的特点已由季节性的迁移，变为永久性的移殖”。在1923-1929年的七年里，定居东北者累计的250万人，最高峰值出现在张作霖死前的1927年（678641人）。推动移民东北，对张作霖父子是利远远大于蔽的上策。尽管很难找到张作霖本人对此政策的说法，但东北官方史料中有记载称，“因边境空虚，外国侵逼……欲图保存，莫急实边”。另一方面，奉张新占据的华北由于持续战乱，人口激增和灾荒频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而东北既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又有辽阔的待开发疆土（30年代后期，伪满洲国政权统计可耕而未耕的土地尚有4300万英亩），还有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工商业（1925年，东三省商业已占全国30%）。减缓华北人口压力，为亟待开发的东北提供大批精壮低廉的劳动力，实为两全其美。由此可见，张作霖父子推出的准备房屋饮食、减税、介绍工作等一系列优待移民的措施，同时也收到了充实奉系实力的效果。中国近现代史上，这种令民众与上层、地方与国家真正实现双赢的政策，倒也并不多见。
和东北人口增长同时实现的，还有地域性格的塑造完成。中国农民历来安土重迁，乡梓家园观念极强，而因生计所迫、决计远赴东北的这批人士，无疑必须抛却传统观念，秉持落地生根的移民意识。在开发东北处女地的过程中，更需要“冒险犯难之精神”。吴振汉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一书中专门论述东北人的主体意识，大体将之概括为生活经历使然、民族融合使然、历史背景使然三大方面。
生活经历自然就是前述之筚路蓝缕，九死一生的磨炼，“造就东北人民强悍、豪迈”的性格。民族融合则指东北汉、满、蒙几大民族之间通婚极为常见，“满、蒙两族的淳朴、好武、重信义”也感染了汉族人民。⑤吴振汉所列举《宁古塔纪略》和《柳边纪略》等资料表明，满人热情好客，出门者“不赍路费，经过之处，随意止宿，人马俱供给”。这是游牧民族的传统美德。汉人居多之后，虽因人口激增不能再“客去不受一钱”，却“宿仍让炕，炊则犹樵苏，饭则犹助瓜菜，尚非中土所能及也。”这种慷慨好施、济人之厄的优秀品质至今仍有余响，“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云云并非凭空杜撰。
历史背景说的是东北早期汉人多是迁谪流戌而来，社会地位受到压抑，没有参加科举的权利，一部分人经商，一部分索性为匪，都具有“倔强奋斗的个性”。此后身受俄日欺凌，也加重了东北人的危机意识。今人多了解东北人性格有暴烈刚愎一面，亦有其渊源所在。⑥
吴振汉认为，“东北土生土长的张作霖，本身即是东北长期以来本土化的表徵”，此言甚是。数十年来，张作霖的传奇色彩经久不减，而他的多面性格，某种程度上确实颇具东北人的代表性。他看上去是粗野武夫，却乐于表现出尊重文化和知识份子；他行事豪迈粗犷，却也屡显心思的慎密狡狯；他有开怀大度的时候，也有冷酷寡恩的一面；他固执强硬，独断专行，也能身段柔软，从善如流……张作霖身上的种种优点、缺点，于如今的东北人当中依旧可堪寻觅。我童蒙时听长辈提及张作霖，绝大多数对他怀有尊崇，除了对他优待移民，发展东北的感恩之心以外，对他人格上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当是要因。
在张作霖坐镇东北的十二年内，东北人，不论是老移民，亦或新移民，都形成了本土化的地域性格和对东北的家乡认知。因此，“九一八”东北沦陷之后，被迫逃难入关的东北流亡者们并未回到他们真正的原籍鲁、冀等省，而是唱道：“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东北成了他们眷恋不舍的故土。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此次事件后（按：九一八事件），在东三省人士间，‘东三省是东三省人的东三省’的观念更加浓厚，我方要抓住这个机遇，以贯彻满蒙圣略。”这段描述有正确的一面，即东北人确实把东三省当作了自己的家园，但更有其浅陋的一面，即东北人的地域观念绝不意味着对中国的背弃。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作为吸收外来移民的东北，出现了几次人口向外流动的“反向移民潮”，是又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第一波的东北人入关南下是政治主导下的命令性迁移。东北是较早为中共控制的区域，以东北官兵为主的四野更是兵锋直抵海南岛的共军主力。因此，1948年10月，中共为有效管理华中、华南等新占领的地区，从华北、东北等地抽调大批干部南下，东北就调动了15000人，仅次于华北老根据地的17000人。随着华北出身的“抗日战争干部”年纪增大，东北出身的“解放战争干部”奉命南下移居的越来越多。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在《新解放区县级政权的形成》一文中，以江西十个县为例，统计1949年至80年代县级领导人物的出身籍贯，发现自50年代后半起，东北出身干部开始成为比重最大的群体，在70年代前半的县级领导中竟然达到89.2%的惊人程度！除此之外，在那几十年间，为了开发落后边远地区和“建设大三线”等战略构想，一些东北人，尤其是从事军工、重工业的劳动者、技术人员被调派到西北、西南等地。他们以白手起家的精神参与创建了攀钢、酒钢等一系列新兴工业基地，也在异乡定居下来。
和前述官方指令性的移民迥异的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东北人掀起了一阵自发的外向移民浪潮。这一波移民潮的起因是多年来压榨性、差别性的国家政策令东北奉献出大量自然资源，却未能得到应有补偿，而国有工矿企业为主的传统体制又难以适应所谓的“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东北经济陷入萧条，失业待业人口居高不下。很多东北人对此愤愤不平，认为东北为其他地域长期输血，最后却落得自身油尽灯枯的悲剧结果。⑦中央政府尽管也曾喊出“振兴东北”的口号，但并无多大实质性的进展。
面临生活困境的东北人，血管内敢于冒险开拓的基因再次活跃起来。做为移民的后人，他们从不怯于踏上新的移民之路。在流动人口较多、经济较为活跃的华东、华南沿海地区，东北新移民人数甚众，在各行各业中占据了一片天地。他们的足迹也远及海外。法国的华文报纸《欧洲新报》在钱亦楠、司徒北辰撰写的《东北非法移民在巴黎》文中指出，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潮始于1998年，其背景是之前的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在这些东北非法移民中，“此前从事的工作有服装厂工人、钢铁厂工人、电工、推销员等，绝大多数为离异的、四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们飘洋过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是“为了供孩子上学或给孩子娶亲”。随着出国条件的放宽，到异国闯荡的东北人愈来愈多。以日本为例，在日的新华侨华人社群里，上海人、福建人曾经长期是最大的群体，但自2000年起，东三省出身者迅速超过沪闽两地出身者，跃居第一。在北美的中国大陆移民中，东北人近年来也异军突起，成为仅次于粤、闽、浙江温州等传统海外移民之后的第四大群体。
从百馀年前的出关到二十一世纪的入关，东北移民的故事里，浓缩有无数人生悲欣交集的印记，更有一个民族坎坷跌宕的历程。
附注：
①辽东在此时具有强烈的军事化社会色彩，其手工业发展亦以军工为主，不但生产大量的盔甲弓箭等步兵武器，还能制造火器和战船。有趣的是，现代东北从奉张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也向来都是全国罕有其匹的军工重镇之一。
②根据何炳棣的推算，中国人口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约为2.75亿，而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上升为4.3亿。在大约七十年间，净增加1.55亿人，在经济上、生态上都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③据1990年统计数据，仅辽宁一地，满族人口为495.4万人，占全国满族人口50.4%，也令辽宁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比重第五大的省份。然而，此数字背后或有相当的因少数民族优惠政策造成的谎报现象。在满族语言习俗泰半湮没的状况下，汉族和满族之间的界定也几乎任由个人说了算。
④另一个值得提及的是，早期的东北移民因为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死于饥寒者“盖不知凡几也”。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移民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残酷的淘汰，身体素质较差的人可能难以定居繁衍，这个自然选择的结果是造就了东北人强健的体魄。即使在今天，东北人的先天身体素质可能仍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普遍高大健壮，女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在竞技体育领域，东北运动员的实力在中国国内相当突出。
⑤东北的另一个重要少数民族朝鲜族在此的角色比较暧昧。至今，他们依旧更加重视本民族内部的通婚；同时，在国族认同问题上，一些人也存在含糊混乱甚至更加接近异国的趋向。就历史根源来讲，从日本统治朝鲜半岛到战败的几十年内，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是日本对东北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中国和日本对他们的确切身份从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田中义一在《朝鲜移民奖励及保护政策》中称：“朝鲜民移住东三省之众，可为母国民开拓满蒙处女地，以便母国民进取……彼东三省政府如敢以朝鲜民而制我，我则用兵之机会可以急速也……至今日在东三省之朝鲜民，几至百万有余。如此之现象，为帝国对满蒙的特权，不求而可自得，其可为国家造成莫大幸福。”在此过程中，朝鲜移民每每和中国农民发生冲突，代表性的1931年夏的万宝山事件大大激化了中日两国的对立情绪。而“二鬼子”的称呼，充分表达了中国农民对朝鲜移民的敌意。甚至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东北的朝鲜族仍旧是一个存在潜在分离倾向的特殊族群。
⑥吴振汉于书中列举国府迁台后多位东北籍政治人物的表现，如立法委员齐世英的组党意愿、监察委员曹德宣的“两个中国论”、立法委员费希平的参与创建民进党、立法院院长梁肃戎与人争执等，皆体现出不畏政治禁忌，“正直刚烈的本土性格”。吴并强调那一代东北人士的流亡意识，而联系到西安事变等事件，这些流亡人士的心态，实际上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政局的变化。
⑦东北出身的国民党元老朱霁青到台湾后，曾抱怨说：“且我每次东北政局之演变，咸为革命同志发动于前，而我军政妥协之后，因此东北革命之结局，恒被全国整个利益所牺牲。”这倒不算过分的怨天尤人，因为在中共治下的东北，也确实长期扮演了一个牺牲者的角色。比如陈锡联主政辽宁期间，限制民众粮油供应转献北京，留下一个“陈三两”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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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条边 又来了 这个淡怎么就那么多人爱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