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故乡的记忆

在这个以泉水闻名的城市住了三十年，多少有些朋友，一起喝酒的时候，就会好奇我的口音，其实也不需要好奇，本身就没什么口音，从进了城，满嘴的家乡话早就被幼儿园老师清理的干干净净，军队里的幼儿园没别的好处，出来的孩子大部分都能说口不甚流利的普通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都说家乡话，那就谁也听不懂谁了。

离开家乡的时候，还是个5岁的孩子，而现在，我的女儿马上就6岁，按说应该把现在的住处当成是故乡了，可惜，试过很多次都做不到。

故乡，确切的说，是姥姥家，从我出生后的几个月，就住在姥姥家，直到进了城，现在却无法把小时的生活做个完整的描述，怪不得别人，5岁的孩子，记忆本身就是残缺不全的，所谓的印象，无论如何精细的整理，始终不会完整，就像是少了许多片的拼图，谁也无法复原它原来的样子。

故乡给我的记忆，是一个还算整齐的半山腰上的村落，北面是两座小小的山包，南边是曾经养育了许多穷苦庄稼人的东平湖，再往前推上几千年，名气比现在大，有个名字叫水泊梁山。

但是我的记忆中，周围的邻居倒并没有梁山好汉的霸气，反倒是浓浓的亲情味道充斥着我的童年，像是清亮的湖水加上湖里的鲜鱼，用小渔船上的炉子慢慢煨出的鱼汤，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那种温暖的化不开的感觉，写到这里就苦恼了，因为，真的没有合适的语言去形容。

小时候的生活，其实大部分都是亲人在我成年后对我的讲述，夹杂着我自己的残缺的记忆，慢慢的，也居然就能连成一幅非常普通的画卷，记录的事情和人，太过普通，普通的可以被其他人在瞬间忘记，却会被我记忆一生。

1976年的唐山地震，山东也有很强烈的震感，我那时刚刚过了百天，母亲因为营养不良，患了严重的脚气病，两腿肿的不能下床，而房子并不结实，姥爷就在院子里支起床板，搭上蚊帐，点燃农村常用的苦艾，驱赶蚊子，惊心动魄的住了接近半个月，才重新搬进屋里。提起那段往事，母亲总会唏嘘不已。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时期，每一个劳动力都要参加劳动，就连小脚的姥姥也不能例外，干不动庄稼地里的活，就在生产队的大灶上做饭，母亲又卧床不起，我那时就被放在一个荆条筐子里，每天像一件重要的行李，被姥姥提来提去。

大约在我2岁的时候，母亲把户口落到了父亲家，从此就要在父亲所在的生产队参加劳动，而我就只好被寄养在姥姥家。记得姥姥说，那时候实在怕我乱跑，没别的办法，只好把我和家养的大黄狗栓在同一棵树上，不同的是狗是被栓着脖子，而我是被栓着腰，几天下来倒是和大黄狗玩的挺开心，家养的狗也聪明的很，知道我是家庭成员，任我怎么欺负也不会动嘴咬，只是偶尔会被我尿上一头，才忙不迭的用爪子抹抹脸，算是抗议。等我长到3岁，就会骑在狗背上转圈了。又过了一年，大黄狗寿终正寝，那时候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几次肉，所以只好把黄狗炖了，而我就哭闹着，到底是没有吃过一块狗肉。

想到家乡，就不能不谈到我的姥爷，最疼我的姥爷。

姥爷一辈子没给人添过麻烦，生日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忌日是清明……

4岁那年（好像是已经包产到户），姥爷带我去看母亲，走路的话，大概得小半天，划船过去时间就短的多，所以，我就抱着一个小包袱坐在船头，姥爷提浆，半路按住一条跳上船的鲤鱼，赶到母亲的住处，这条鱼就成了我和姥爷的午饭，母亲用一个小小的碳炉子慢慢的炖着鱼，姥爷端着小酒盅，就着咸菜疙瘩品着村里自酿的老白干，这一幕场景，就在眼前，伸手可及，却永远也抓不住，抽象的让人心疼。

听母亲说，姥爷小时读过私塾，也算是识文断字的人，解放后就在村里当会计，算盘打的很漂亮，帐也从未短过，只是文革中说错了几句话，被打成反革命关了两年多，从牛棚里出来，老头看村上的账目乱七八糟，不管家人的劝阻，硬是重新干了老本行，直到包产到户，才算作罢。

故乡，究竟什么才是故乡？是乡音？是转弯抹角的亲戚？还是梦中那璀璨的星辰？或者是不断在夜里出现的零碎的回忆片段？

曾经在半醉半醒的时候和朋友诉说自己的童年，半壶酒一包烟，再加上两个面红耳赤的爷们，构成了一幅再普通不过的城市风景，他所感兴趣的是我口中的鲜鱼和大个螃蟹，抑或是小孩胳膊粗的青鳝，还有醇厚的地瓜干烧酒和湖边随风飘荡的芦苇，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说了多少，更不记得都说过什么，只是第二天的头痛告诉我，昨晚喝多了，甚至找不出一个理由来告诉自己为什么只有在半醉的时候才能把记忆的碎片逐渐串联成完整的篇章，是否在脑海里，我在深深的抗拒着故乡的某些人或事？

姥爷的离去，是我永远解不了的痛。

本来，每年的腊月二十三，都会带上大包小包，回去给姥爷祝寿，2004年，孩子出世，忙的不可开交，所以那年就没能成行。转眼到了清明，噩耗传来，老人家突发脑溢血，等送到医院就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毫无痛苦的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得到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和同事随意的聊天，接到父亲的电话，愣在当场，似乎灵魂离开了躯体几分钟，随后到来的，就是从心底慢慢散发到全身的冷和疼。

当天已经没有回去的长途车，所以只好第二天一早出发，当天晚上，一两白酒下肚，眼泪就流出来了，本来以为经过了非常多的事，已经不会再哭，但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疼，还是没能让我保持冰冷，现在想起来，几乎是嚎叫了，哭吧，很多年没好好的哭过，哭完了还是要继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走好自己该走的路。

往后的事，不再赘述，传统葬礼很累人，再加上杂事缠身，只好在三天后回到了济南。

曾经很多次想起那句俗的不能再俗的话——世上没有后悔药。

也曾经说过，人过了18岁，就不应该再后悔，因为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可是，我知道，如果真有后悔药，我可以用我自己10年的生命去换，换回给姥爷的最后一次祝寿。

不想再说废话了，故乡，在我的记忆里，原来就是姥爷的化身，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小的山村，就这样纠结在一起，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成为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记忆，不敢去回忆的记忆，因为，我怕疼。

在这个以泉水闻名的城市住了三十年，多少有些朋友，一起喝酒的时候，就会好奇我的口音，其实也不需要好奇，本身就没什么口音，从进了城，满嘴的家乡话早就被幼儿园老师清理的干干净净，军队里的幼儿园没别的好处，出来的孩子大部分都能说口不甚流利的普通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都说家乡话，那就谁也听不懂谁了。

离开家乡的时候，还是个5岁的孩子，而现在，我的女儿马上就6岁，按说应该把现在的住处当成是故乡了，可惜，试过很多次都做不到。

故乡，确切的说，是姥姥家，从我出生后的几个月，就住在姥姥家，直到进了城，现在却无法把小时的生活做个完整的描述，怪不得别人，5岁的孩子，记忆本身就是残缺不全的，所谓的印象，无论如何精细的整理，始终不会完整，就像是少了许多片的拼图，谁也无法复原它原来的样子。

故乡给我的记忆，是一个还算整齐的半山腰上的村落，北面是两座小小的山包，南边是曾经养育了许多穷苦庄稼人的东平湖，再往前推上几千年，名气比现在大，有个名字叫水泊梁山。

但是我的记忆中，周围的邻居倒并没有梁山好汉的霸气，反倒是浓浓的亲情味道充斥着我的童年，像是清亮的湖水加上湖里的鲜鱼，用小渔船上的炉子慢慢煨出的鱼汤，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那种温暖的化不开的感觉，写到这里就苦恼了，因为，真的没有合适的语言去形容。

小时候的生活，其实大部分都是亲人在我成年后对我的讲述，夹杂着我自己的残缺的记忆，慢慢的，也居然就能连成一幅非常普通的画卷，记录的事情和人，太过普通，普通的可以被其他人在瞬间忘记，却会被我记忆一生。

1976年的唐山地震，山东也有很强烈的震感，我那时刚刚过了百天，母亲因为营养不良，患了严重的脚气病，两腿肿的不能下床，而房子并不结实，姥爷就在院子里支起床板，搭上蚊帐，点燃农村常用的苦艾，驱赶蚊子，惊心动魄的住了接近半个月，才重新搬进屋里。提起那段往事，母亲总会唏嘘不已。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时期，每一个劳动力都要参加劳动，就连小脚的姥姥也不能例外，干不动庄稼地里的活，就在生产队的大灶上做饭，母亲又卧床不起，我那时就被放在一个荆条筐子里，每天像一件重要的行李，被姥姥提来提去。

大约在我2岁的时候，母亲把户口落到了父亲家，从此就要在父亲所在的生产队参加劳动，而我就只好被寄养在姥姥家。记得姥姥说，那时候实在怕我乱跑，没别的办法，只好把我和家养的大黄狗栓在同一棵树上，不同的是狗是被栓着脖子，而我是被栓着腰，几天下来倒是和大黄狗玩的挺开心，家养的狗也聪明的很，知道我是家庭成员，任我怎么欺负也不会动嘴咬，只是偶尔会被我尿上一头，才忙不迭的用爪子抹抹脸，算是抗议。等我长到3岁，就会骑在狗背上转圈了。又过了一年，大黄狗寿终正寝，那时候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几次肉，所以只好把黄狗炖了，而我就哭闹着，到底是没有吃过一块狗肉。

想到家乡，就不能不谈到我的姥爷，最疼我的姥爷。

姥爷一辈子没给人添过麻烦，生日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忌日是清明……

4岁那年（好像是已经包产到户），姥爷带我去看母亲，走路的话，大概得小半天，划船过去时间就短的多，所以，我就抱着一个小包袱坐在船头，姥爷提浆，半路按住一条跳上船的鲤鱼，赶到母亲的住处，这条鱼就成了我和姥爷的午饭，母亲用一个小小的碳炉子慢慢的炖着鱼，姥爷端着小酒盅，就着咸菜疙瘩品着村里自酿的老白干，这一幕场景，就在眼前，伸手可及，却永远也抓不住，抽象的让人心疼。

听母亲说，姥爷小时读过私塾，也算是识文断字的人，解放后就在村里当会计，算盘打的很漂亮，帐也从未短过，只是文革中说错了几句话，被打成反革命关了两年多，从牛棚里出来，老头看村上的账目乱七八糟，不管家人的劝阻，硬是重新干了老本行，直到包产到户，才算作罢。

故乡，究竟什么才是故乡？是乡音？是转弯抹角的亲戚？还是梦中那璀璨的星辰？或者是不断在夜里出现的零碎的回忆片段？

曾经在半醉半醒的时候和朋友诉说自己的童年，半壶酒一包烟，再加上两个面红耳赤的爷们，构成了一幅再普通不过的城市风景，他所感兴趣的是我口中的鲜鱼和大个螃蟹，抑或是小孩胳膊粗的青鳝，还有醇厚的地瓜干烧酒和湖边随风飘荡的芦苇，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说了多少，更不记得都说过什么，只是第二天的头痛告诉我，昨晚喝多了，甚至找不出一个理由来告诉自己为什么只有在半醉的时候才能把记忆的碎片逐渐串联成完整的篇章，是否在脑海里，我在深深的抗拒着故乡的某些人或事？

姥爷的离去，是我永远解不了的痛。

本来，每年的腊月二十三，都会带上大包小包，回去给姥爷祝寿，2004年，孩子出世，忙的不可开交，所以那年就没能成行。转眼到了清明，噩耗传来，老人家突发脑溢血，等送到医院就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毫无痛苦的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得到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和同事随意的聊天，接到父亲的电话，愣在当场，似乎灵魂离开了躯体几分钟，随后到来的，就是从心底慢慢散发到全身的冷和疼。

当天已经没有回去的长途车，所以只好第二天一早出发，当天晚上，一两白酒下肚，眼泪就流出来了，本来以为经过了非常多的事，已经不会再哭，但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疼，还是没能让我保持冰冷，现在想起来，几乎是嚎叫了，哭吧，很多年没好好的哭过，哭完了还是要继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走好自己该走的路。

往后的事，不再赘述，传统葬礼很累人，再加上杂事缠身，只好在三天后回到了济南。

曾经很多次想起那句俗的不能再俗的话——世上没有后悔药。

也曾经说过，人过了18岁，就不应该再后悔，因为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可是，我知道，如果真有后悔药，我可以用我自己10年的生命去换，换回给姥爷的最后一次祝寿。

不想再说废话了，故乡，在我的记忆里，原来就是姥爷的化身，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小的山村，就这样纠结在一起，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成为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记忆，不敢去回忆的记忆，因为，我怕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