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始末

2010年陈寅恪先生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出版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一书，其中记载了1943年他们一家在广西大学的经历。书中提到他们住在半山小筑时有位英国人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 1883-1956），牛津大学的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应邀到家中做客，当时修中诚乃是专程来和陈寅恪讨论其去牛津的工作构想，双方谈得很投机（171页）。他们一家8月底离开桂林前往重庆。12月下旬才抵达成都。后来又写了陈寅恪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即1944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一事。当时陈寅恪由以下三人推荐：Eric Robertson Dodds（1893-1979）、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S. A. Cook（Stanley Arthur Cook，1873-1949）,主要依据寅恪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成就，列举的代表作为《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支愍度学说考》、《东晋南朝之吴语》三篇文章；同时她们还提到这一年还有一位牛津大学高级讲师Reader来访。这位牛津高级讲师就是汉学家修中诚了，汉学教授一职则虚位以待陈寅恪。

提名陈寅恪的人，我认为最主要便是Dodds。Dodds当时是牛津大学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1942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推荐陈寅恪时他才五十一岁；汤因比（Toynbee）当时任职于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1937年入选学术院院士，推荐陈寅恪时他五十五岁；而库克1933年入选学术院院士，1938年从剑桥大学退休，推荐陈寅恪时他七十一岁。不过，他退休之前是剑桥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Hebrew）。因这一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由英国国王任命，是谓钦定，只设立在牛津、剑桥、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阿伯丁、爱丁堡、都柏林等大学，地位非常崇高。Dodds和汤因比当时正当盛年，库克则是老前辈。牛、剑两校的两位钦定讲座教授加上著名的汤因比一起为陈寅恪背书，确实非常惊人。其中Dodds和汤因比都去过中国。下面我要利用Dodds的自传、《英国学术院院刊》以及其他材料，重点讲讲Dodds如何因为种种因缘推举陈寅恪入选通讯院士，以及Dodds与汤因比和库克等人以何因缘一起参与这一提名。

应该指出的是，陈寅恪是比较早入选英国学术院外籍通讯院士的中国学者，这里列出一些中国学者可能较熟悉的汉学、东方学、历史学入选者及其入选年份，可帮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际学术界有所了解：斯坦因（1921）、兰曼（1930）、伯希和（1931）、克罗齐（1935）、高楠顺次郎（1936）、米诺尔斯基（1943）、潘诺夫斯基（1955）、图齐（1959）、布罗代尔（1962）、列维-斯特劳斯（1966）、高本汉（1968）、戴密微（1969）、王浩（1970）、辻直四郎（1971）、赵元任（1973）、夏鼐（1974）、郑德坤（1985）。这些人有些是陈寅恪的老师、前辈，也有些是同事和学生，其中两位是考古学家，即夏鼐和郑德坤。其他一些是对学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高楠、克罗齐、潘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等。目前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中国学者是李学勤和宿白。

当前的坊间出版物对陈寅恪被提名和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一事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我曾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留学的张小贵博士和英国学术院联络，所获答案并不比陈氏三姐妹书中提供的信息更多。最近我读一些有关陈寅恪与海外学术界相关的西文材料，注意到Dodds经历之复杂（其讣告见Donald Russell，“Eric Robertson Dodds, 1893-1979”，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67, 1981, pp. 357-370），非同小可，发现还颇有些新信息可以发掘出来，丰富我们对当时学术史背景的认识。近代我国学人的域外活动和荣誉常常在当代通过口耳相传以讹传讹，老一代留洋回国常常比较谦虚，新一代留洋回国则多有夸大之辞，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的缘故，常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有必要通过域外胡语文献与我国学林掌故相互参证，以这种二重证据法清理其细节，达到所谓well-documented的程度，方可使我们对近代史认识更加清晰、精确、明朗。

这位提名陈寅恪的Dodds先生不是旁人，正是在1943年与李约瑟一起访华的牛津大学讲座教授陶育礼。这里根据洛伊德-琼斯（Hugh Lloyd-Jones）给他写的讣告（载Gnomon, 52: 1, 1980, pp. 78-83）略说一点他的事迹。他在英国时和艾略特相熟。他本是北爱尔兰人，拥有爱尔兰和英国双重国籍。他在都柏林的圣安德鲁斯和牛津大学受教育，专业为古典学。他在牛津时曾受教于古希腊研究大师穆雷（Gilbert Murray, 1866-1957），并颇受赏识。他同班同学里有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艾略特。陶育礼1914年曾去德国游学，一战时在西伯利亚的一间医院服务。他从牛津毕业后返回北爱尔兰教书，在都柏林认识了诗人叶芝等人，直至1919年获聘为利丁大学古典学讲师。1924年被聘为伯明翰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在那里他和诗人奥登等人交游。1936年被聘为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但他在牛津的圈子里并不受欢迎。1949年他应邀赴加大伯克利演讲。1960年自牛津退休。除了获得中研院通讯研究员荣誉之外，陶育礼所获外国学界荣誉还包括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通讯院士、法兰西学会（L'Institut de France）通讯会士。

实际上，我们只要稍微翻阅王国忠先生的《李约瑟与中国》，可知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派遣剑桥大学的高级讲师（Reader）李约瑟和牛津大学讲座教授陶育礼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陈氏三姐妹书中提到的这位Eric Robertson Dodds，中文名正是陶育礼。他与李约瑟被派到中国考察科学和学术现状。1943年3月21日陶育礼从昆明到达成都，后来陆续见了当时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如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1893-1963）、总干事叶企孙（1898-1977），清华校长梅贻琦（1889-1962），北大校长蒋廷黻（1886-1964）等人。陶育礼转达了英国学术院对中研院的慰问。朱家骅聘请李约瑟和陶育礼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因为当时中研院尚没有选举院士，这个通讯研究员其实相当于通讯院士了。朱家骅后来代表中研院委托陶育礼在1943年6月以及1944年1月两次致信英国学术院表示感谢。

按，李约瑟和陶育礼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之后，1944年陶育礼也联合汤因比和库克提名了陈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这可能可以看作是对他和李约瑟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的回礼。根据《英国学术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30, 1944）第7（vii）页的记录，这一年7月12日，学术院在伦敦伯林顿花园六号（No. 6 Burlington Gardens）召开大会，院长克拉普汉姆爵士（Sir John Harold Clapham, C. B. E.， 1973-1946）致辞，大会选出新院士和通讯院士。陈寅恪（Professor Tschen Yinkoh, China）列名通讯院士。同一年和陈寅恪一起当选的人还包括法国中世纪教会史学者雷克勒克（Henri Leclercq，1869-1945）和苏俄历史学家塔尔勒（Yevgeny Viktorovich Tarle, 1874-1955）。这几位的大名也见于1945年《英国学术院院刊》卷31第3页。此后，陈寅恪的大名出现在每一年的《英国学术院院刊》通讯院士名单之中，一直到1975年出版的60卷（1974年）第12页，1975年开始的61卷上不再登出全部在世与去世院士、退休院士、通讯院士名单。显然一直到1975年英国学术院仍将陈寅恪当成在世院士，不知他已于1969年10月过世。换言之，《英国学术院院刊》将陈寅恪作为通讯院士的资料保存了三十年，从1944年至1974年。

不过，此事不止于此，陶育礼虽然曾短期访问昆明和成都，却并未在这里见到陈寅恪本人，陈当时在桂林。这位陶育礼是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精通希腊文，并不通晓中文，但是他和其他两位院士联名推举陈寅恪时列出的陈氏代表作却是三篇陈寅恪早年发表的中文论文，而未包括陈寅恪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上的两篇英文文章《韩愈与唐代小说》和《〈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也未包括陈寅恪关于唐史和唐诗的论著。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果结合域外之学术记录与国朝之学林掌故，以二重证据法，整合不同语言文献所传达的多重信息，可帮助我们揭开一些疑团。

陶育礼本人的著作值得注意，其中透露的信息似可告诉我们他曾到桂林访问陈寅恪。他在1977年出版的自传（Missing Persons: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p. 145-159；此书文笔甚佳，出版后获得Duff Cooper文学奖）第十五章中叙述了他的中国之旅始末。这个叙述对我们理解他推举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上下文非常有帮助。他的回忆录说自己去中国、在中国和从中国回来一共十一个月，这段岁月在他一生中最为特别。他去之前并无太多关于中国的背景知识。回来之后这次旅行的记忆也逐渐逝去，而他的回忆主要根据他写给夫人的一些信件。他说这次旅行得以成行，虽说最终来自森塞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1883-1965）找到的资源，但始作俑者是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修中诚。修中诚曾作为传教士在中国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返中国，恐惧地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一些知名大学大多迁移到西南角落中勉强求生。所以修中诚考虑邀请一对英国学者作为代表，即一位科学家和一位人文学者，访问中国一些大学，以列出他们最需要的援助，同时做一些讲座，并和中国当局讨论战后或者中缅公路重新开通之后的学术合作。修中诚将这一想法反映给当时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爵士（Sir Horace Seymour，1885-1978）。西摩十分支持这一计划，于是联络了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外交部，最终说服他们对这一计划进行手续和资金支持。

修中诚于是开始列出代表名单，首先便列出了科学家代表李约瑟，当时他是剑桥的生物化学家，同时此人对中国科学史非常感兴趣。不过修中诚在考虑人文学者时遇到了困难。当时人文学者中了解中国者寥寥无几，而会讲中文的人因为战争的需要大多在政府部门工作。修中诚找上了陶育礼。陶氏当时是修中诚在牛津的同事和好友，而且修中诚认为陶育礼在其专业以外有着广泛的兴趣，正好参加这次赴华之旅。当时陶育礼完全不会中文，他尝试听了一些中文录音以熟悉中文，但并不成功。中文的四声让他备受困扰。不过，他对中国文化尚有一些基本认知，这主要来自他曾列席修中诚的课堂，了解了一点中国历史和哲学。他也读过魏礼（Arthur Waley，1889-1966）的一些译著。同时，他个人对中国文明的好奇心也促使他接受了修中诚的邀请。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希腊化和基督教之前高度发达的文化，且它是一直以来唯一尚存的古代文化，这一文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甚至很少被外界影响从而保留了其本土传统。毫无疑问，这些看法深受修中诚影响。他还认为西方文明在希腊化和基督教衰退之后失去了智识和道德上的引导，而中国文化更因此看来十分重要。但他仍对战时的长途旅行心存疑虑。

http://news.qq.com/a/20120226/000938_1.htm2010年陈寅恪先生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出版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一书，其中记载了1943年他们一家在广西大学的经历。书中提到他们住在半山小筑时有位英国人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 1883-1956），牛津大学的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应邀到家中做客，当时修中诚乃是专程来和陈寅恪讨论其去牛津的工作构想，双方谈得很投机（171页）。他们一家8月底离开桂林前往重庆。12月下旬才抵达成都。后来又写了陈寅恪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即1944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一事。当时陈寅恪由以下三人推荐：Eric Robertson Dodds（1893-1979）、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S. A. Cook（Stanley Arthur Cook，1873-1949）,主要依据寅恪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成就，列举的代表作为《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支愍度学说考》、《东晋南朝之吴语》三篇文章；同时她们还提到这一年还有一位牛津大学高级讲师Reader来访。这位牛津高级讲师就是汉学家修中诚了，汉学教授一职则虚位以待陈寅恪。

提名陈寅恪的人，我认为最主要便是Dodds。Dodds当时是牛津大学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1942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推荐陈寅恪时他才五十一岁；汤因比（Toynbee）当时任职于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1937年入选学术院院士，推荐陈寅恪时他五十五岁；而库克1933年入选学术院院士，1938年从剑桥大学退休，推荐陈寅恪时他七十一岁。不过，他退休之前是剑桥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Hebrew）。因这一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由英国国王任命，是谓钦定，只设立在牛津、剑桥、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阿伯丁、爱丁堡、都柏林等大学，地位非常崇高。Dodds和汤因比当时正当盛年，库克则是老前辈。牛、剑两校的两位钦定讲座教授加上著名的汤因比一起为陈寅恪背书，确实非常惊人。其中Dodds和汤因比都去过中国。下面我要利用Dodds的自传、《英国学术院院刊》以及其他材料，重点讲讲Dodds如何因为种种因缘推举陈寅恪入选通讯院士，以及Dodds与汤因比和库克等人以何因缘一起参与这一提名。

应该指出的是，陈寅恪是比较早入选英国学术院外籍通讯院士的中国学者，这里列出一些中国学者可能较熟悉的汉学、东方学、历史学入选者及其入选年份，可帮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际学术界有所了解：斯坦因（1921）、兰曼（1930）、伯希和（1931）、克罗齐（1935）、高楠顺次郎（1936）、米诺尔斯基（1943）、潘诺夫斯基（1955）、图齐（1959）、布罗代尔（1962）、列维-斯特劳斯（1966）、高本汉（1968）、戴密微（1969）、王浩（1970）、辻直四郎（1971）、赵元任（1973）、夏鼐（1974）、郑德坤（1985）。这些人有些是陈寅恪的老师、前辈，也有些是同事和学生，其中两位是考古学家，即夏鼐和郑德坤。其他一些是对学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高楠、克罗齐、潘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等。目前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中国学者是李学勤和宿白。

当前的坊间出版物对陈寅恪被提名和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一事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我曾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留学的张小贵博士和英国学术院联络，所获答案并不比陈氏三姐妹书中提供的信息更多。最近我读一些有关陈寅恪与海外学术界相关的西文材料，注意到Dodds经历之复杂（其讣告见Donald Russell，“Eric Robertson Dodds, 1893-1979”，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67, 1981, pp. 357-370），非同小可，发现还颇有些新信息可以发掘出来，丰富我们对当时学术史背景的认识。近代我国学人的域外活动和荣誉常常在当代通过口耳相传以讹传讹，老一代留洋回国常常比较谦虚，新一代留洋回国则多有夸大之辞，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的缘故，常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有必要通过域外胡语文献与我国学林掌故相互参证，以这种二重证据法清理其细节，达到所谓well-documented的程度，方可使我们对近代史认识更加清晰、精确、明朗。

这位提名陈寅恪的Dodds先生不是旁人，正是在1943年与李约瑟一起访华的牛津大学讲座教授陶育礼。这里根据洛伊德-琼斯（Hugh Lloyd-Jones）给他写的讣告（载Gnomon, 52: 1, 1980, pp. 78-83）略说一点他的事迹。他在英国时和艾略特相熟。他本是北爱尔兰人，拥有爱尔兰和英国双重国籍。他在都柏林的圣安德鲁斯和牛津大学受教育，专业为古典学。他在牛津时曾受教于古希腊研究大师穆雷（Gilbert Murray, 1866-1957），并颇受赏识。他同班同学里有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艾略特。陶育礼1914年曾去德国游学，一战时在西伯利亚的一间医院服务。他从牛津毕业后返回北爱尔兰教书，在都柏林认识了诗人叶芝等人，直至1919年获聘为利丁大学古典学讲师。1924年被聘为伯明翰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在那里他和诗人奥登等人交游。1936年被聘为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但他在牛津的圈子里并不受欢迎。1949年他应邀赴加大伯克利演讲。1960年自牛津退休。除了获得中研院通讯研究员荣誉之外，陶育礼所获外国学界荣誉还包括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通讯院士、法兰西学会（L'Institut de France）通讯会士。

实际上，我们只要稍微翻阅王国忠先生的《李约瑟与中国》，可知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派遣剑桥大学的高级讲师（Reader）李约瑟和牛津大学讲座教授陶育礼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陈氏三姐妹书中提到的这位Eric Robertson Dodds，中文名正是陶育礼。他与李约瑟被派到中国考察科学和学术现状。1943年3月21日陶育礼从昆明到达成都，后来陆续见了当时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如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1893-1963）、总干事叶企孙（1898-1977），清华校长梅贻琦（1889-1962），北大校长蒋廷黻（1886-1964）等人。陶育礼转达了英国学术院对中研院的慰问。朱家骅聘请李约瑟和陶育礼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因为当时中研院尚没有选举院士，这个通讯研究员其实相当于通讯院士了。朱家骅后来代表中研院委托陶育礼在1943年6月以及1944年1月两次致信英国学术院表示感谢。

按，李约瑟和陶育礼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之后，1944年陶育礼也联合汤因比和库克提名了陈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这可能可以看作是对他和李约瑟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的回礼。根据《英国学术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30, 1944）第7（vii）页的记录，这一年7月12日，学术院在伦敦伯林顿花园六号（No. 6 Burlington Gardens）召开大会，院长克拉普汉姆爵士（Sir John Harold Clapham, C. B. E.， 1973-1946）致辞，大会选出新院士和通讯院士。陈寅恪（Professor Tschen Yinkoh, China）列名通讯院士。同一年和陈寅恪一起当选的人还包括法国中世纪教会史学者雷克勒克（Henri Leclercq，1869-1945）和苏俄历史学家塔尔勒（Yevgeny Viktorovich Tarle, 1874-1955）。这几位的大名也见于1945年《英国学术院院刊》卷31第3页。此后，陈寅恪的大名出现在每一年的《英国学术院院刊》通讯院士名单之中，一直到1975年出版的60卷（1974年）第12页，1975年开始的61卷上不再登出全部在世与去世院士、退休院士、通讯院士名单。显然一直到1975年英国学术院仍将陈寅恪当成在世院士，不知他已于1969年10月过世。换言之，《英国学术院院刊》将陈寅恪作为通讯院士的资料保存了三十年，从1944年至1974年。

不过，此事不止于此，陶育礼虽然曾短期访问昆明和成都，却并未在这里见到陈寅恪本人，陈当时在桂林。这位陶育礼是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精通希腊文，并不通晓中文，但是他和其他两位院士联名推举陈寅恪时列出的陈氏代表作却是三篇陈寅恪早年发表的中文论文，而未包括陈寅恪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上的两篇英文文章《韩愈与唐代小说》和《〈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也未包括陈寅恪关于唐史和唐诗的论著。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果结合域外之学术记录与国朝之学林掌故，以二重证据法，整合不同语言文献所传达的多重信息，可帮助我们揭开一些疑团。

陶育礼本人的著作值得注意，其中透露的信息似可告诉我们他曾到桂林访问陈寅恪。他在1977年出版的自传（Missing Persons: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p. 145-159；此书文笔甚佳，出版后获得Duff Cooper文学奖）第十五章中叙述了他的中国之旅始末。这个叙述对我们理解他推举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上下文非常有帮助。他的回忆录说自己去中国、在中国和从中国回来一共十一个月，这段岁月在他一生中最为特别。他去之前并无太多关于中国的背景知识。回来之后这次旅行的记忆也逐渐逝去，而他的回忆主要根据他写给夫人的一些信件。他说这次旅行得以成行，虽说最终来自森塞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1883-1965）找到的资源，但始作俑者是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修中诚。修中诚曾作为传教士在中国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返中国，恐惧地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一些知名大学大多迁移到西南角落中勉强求生。所以修中诚考虑邀请一对英国学者作为代表，即一位科学家和一位人文学者，访问中国一些大学，以列出他们最需要的援助，同时做一些讲座，并和中国当局讨论战后或者中缅公路重新开通之后的学术合作。修中诚将这一想法反映给当时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爵士（Sir Horace Seymour，1885-1978）。西摩十分支持这一计划，于是联络了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外交部，最终说服他们对这一计划进行手续和资金支持。

修中诚于是开始列出代表名单，首先便列出了科学家代表李约瑟，当时他是剑桥的生物化学家，同时此人对中国科学史非常感兴趣。不过修中诚在考虑人文学者时遇到了困难。当时人文学者中了解中国者寥寥无几，而会讲中文的人因为战争的需要大多在政府部门工作。修中诚找上了陶育礼。陶氏当时是修中诚在牛津的同事和好友，而且修中诚认为陶育礼在其专业以外有着广泛的兴趣，正好参加这次赴华之旅。当时陶育礼完全不会中文，他尝试听了一些中文录音以熟悉中文，但并不成功。中文的四声让他备受困扰。不过，他对中国文化尚有一些基本认知，这主要来自他曾列席修中诚的课堂，了解了一点中国历史和哲学。他也读过魏礼（Arthur Waley，1889-1966）的一些译著。同时，他个人对中国文明的好奇心也促使他接受了修中诚的邀请。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希腊化和基督教之前高度发达的文化，且它是一直以来唯一尚存的古代文化，这一文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甚至很少被外界影响从而保留了其本土传统。毫无疑问，这些看法深受修中诚影响。他还认为西方文明在希腊化和基督教衰退之后失去了智识和道德上的引导，而中国文化更因此看来十分重要。但他仍对战时的长途旅行心存疑虑。

http://news.qq.com/a/20120226/000938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