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悲喜人生

我手下的士兵不许挖散兵坑，让敌人去挖散兵坑吧，我的军队只能进攻，进攻，再进攻！
——巴顿的这段话源自法国的“进攻学派”，一战前整个法国疯狂地迷恋步兵进攻，法军禁止士兵挖战壕做防御作战。而德国人的做法截然相反，与敌军接触后，德国士兵立刻挖掘战壕，用机枪阻止敌人的进攻，等到敌人精疲力竭后，再进行追击。历史证明法国人错了，而法国进攻学派的领袖格朗梅松在一次进攻中被防御火力打死。巴顿也参加了一战，他没有丢掉小命的唯一原因是，英国海军大臣邱吉尔用海军的军费研制了一种叫坦克的武器，而巴顿恰巧是美军第一批坦克指挥官。

一些聪明人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当作了无用的牺牲品。他们有这种想法毫不奇怪。
——《澳大利亚官方一战战史》
澳大利亚在一战中出现了一位国家英雄，约翰莫纳什，才华横溢的澳新军团指挥官，战后他重新做回电力建设的老本行，同时投身到退役老兵再就业工作中。他死于1931年，没有看到日本人席卷亚洲的那天。

同样服务于英联邦，同样才华横溢的加拿大军团指挥官阿瑟柯里的遭遇却截然不同。回国后，政客们疏远他，新闻界毁谤他。他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麦克米兰一战辞典》中，这本书以详尽著称，光是高尔克察就占了一章。有记者指控他因为指挥太出色参与作战太多而不必要地浪费士兵生命，官司获胜后，加拿大军人们举着柯里沿街庆祝。


认为勇气能够战胜炮火的人，要么从来没上过战场，要么现在就埋在战场上。
——戴高乐
1916年戴高乐担任法军连长，在一次作战中中弹，尸体被留在战场上，法军追授他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贝当给予的评语是：“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戴高乐被救活后成了德国俘虏，一直关押到战后。

最后的胜利属于还有人活着的一方。
——贝当
在大战开始时，56岁的贝当只是一位上校，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法军总司令，元帅称号。1940年，德国占领军命令贝当组织政府，贝当接受了，他觉得总要有人出面，否则德国直接统治法国将会更糟。战后，他被判处死刑，他的学生戴高乐行使总统特权将之改为无期。他死在监狱里，终年95岁。

我没让你们进攻，我是让你们去死。我们死后，其他部队会继续进攻。
——基马尔
有可能是一战各方中唯一获益于战争的人，他后来以凯墨尔之名领导土耳其脱离了伊斯兰世界，他自称为国父，所有土耳其人都认为这不是自夸。


有些事情，我不做，就没有人会去做，所以我必须做。
——鲁登道夫
鲁登道夫在40岁才与一个有夫之妇相恋结婚，有三个继子，在大儿子想要当飞行员的时候，他帮了忙，结果其他孩子也参加了德国空军。大儿子葬身大海，而小儿子的尸体是他亲手在法军阵地上挖出的。妻子玛格丽特发疯了，而他也变得越来越极端，像希特勒一样谈论“不许撤退”、“反击”、“战斗到最后一人”。战争结束前，鲁登道夫被剥夺德军总司令职务。他一度被流放到瑞典，回国后，参与了几次政变，包括希特勒的那次。他与玛格丽特离婚，再婚的妻子也是个疯子，劝他掌权后消灭所有德国人。他死于1937年，临终前，理智似乎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告诉身边的人，要警惕希特勒和纳粹党。

我喜欢战争，我知道战争毁掉了数以千计的人生，但是我无法阻止自己的感情，我享受战争带给我的每一秒。我愿意承受全世界和平主义者施加在我身上的诅咒。
——丘吉尔在战后仍然继续升迁之路，但是却被自由党和保守党双方排挤，他说自己从1929年后就生活在一种政治荒原的状态——他一直在警告人们认真对待纳粹党，但是没有人相信他。1939年后，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如果不是美苏拒绝在战后继续打下去，他的幸福感还能多持续一段时间。

在战场上，两种人最受尊敬，一种是担架员，他们冒的炮火远远超过一般士兵，而且担架员几乎全是反战分子，他们的声望非常利于他们在士兵中传播反战思想。事实上，在担架员上场救助时，对方会心照不宣地派出志愿者帮助抢救敌人。
另一种受尊敬的人是信使，他们必须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奔跑传信。希特勒在一战中担任信使，因为表现出色而获得两枚十字勋章。

民族性的问题在战场上体现得非常具体。巴伐利亚是一个农业强国，当地人都是些快乐的农夫，与好战的普鲁士人关系很差。在西线战场上，巴伐利亚军队往往能和对面的英法军达成君子协定，搞静坐战争。一次，某个防区的巴伐利亚部队被轮换到后方休整，德国士兵们大声向对面的英国人告别，提醒他们小心调来的德国人，那些人都是普鲁士的杀人狂。



补充内容 (2012-2-23 22:39):

“请告诉我，大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大战还没结束，几百万人死了，这个世界疯了。”
——欧内斯特 沙克尔顿爵士在大战爆发时，正率领他的探险队探索南极，随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在与浮冰搏斗了一年半以后，他

我手下的士兵不许挖散兵坑，让敌人去挖散兵坑吧，我的军队只能进攻，进攻，再进攻！
——巴顿的这段话源自法国的“进攻学派”，一战前整个法国疯狂地迷恋步兵进攻，法军禁止士兵挖战壕做防御作战。而德国人的做法截然相反，与敌军接触后，德国士兵立刻挖掘战壕，用机枪阻止敌人的进攻，等到敌人精疲力竭后，再进行追击。历史证明法国人错了，而法国进攻学派的领袖格朗梅松在一次进攻中被防御火力打死。巴顿也参加了一战，他没有丢掉小命的唯一原因是，英国海军大臣邱吉尔用海军的军费研制了一种叫坦克的武器，而巴顿恰巧是美军第一批坦克指挥官。

一些聪明人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当作了无用的牺牲品。他们有这种想法毫不奇怪。
——《澳大利亚官方一战战史》
澳大利亚在一战中出现了一位国家英雄，约翰莫纳什，才华横溢的澳新军团指挥官，战后他重新做回电力建设的老本行，同时投身到退役老兵再就业工作中。他死于1931年，没有看到日本人席卷亚洲的那天。

同样服务于英联邦，同样才华横溢的加拿大军团指挥官阿瑟柯里的遭遇却截然不同。回国后，政客们疏远他，新闻界毁谤他。他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麦克米兰一战辞典》中，这本书以详尽著称，光是高尔克察就占了一章。有记者指控他因为指挥太出色参与作战太多而不必要地浪费士兵生命，官司获胜后，加拿大军人们举着柯里沿街庆祝。


认为勇气能够战胜炮火的人，要么从来没上过战场，要么现在就埋在战场上。
——戴高乐
1916年戴高乐担任法军连长，在一次作战中中弹，尸体被留在战场上，法军追授他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贝当给予的评语是：“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戴高乐被救活后成了德国俘虏，一直关押到战后。

最后的胜利属于还有人活着的一方。
——贝当
在大战开始时，56岁的贝当只是一位上校，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法军总司令，元帅称号。1940年，德国占领军命令贝当组织政府，贝当接受了，他觉得总要有人出面，否则德国直接统治法国将会更糟。战后，他被判处死刑，他的学生戴高乐行使总统特权将之改为无期。他死在监狱里，终年95岁。

我没让你们进攻，我是让你们去死。我们死后，其他部队会继续进攻。
——基马尔
有可能是一战各方中唯一获益于战争的人，他后来以凯墨尔之名领导土耳其脱离了伊斯兰世界，他自称为国父，所有土耳其人都认为这不是自夸。


有些事情，我不做，就没有人会去做，所以我必须做。
——鲁登道夫
鲁登道夫在40岁才与一个有夫之妇相恋结婚，有三个继子，在大儿子想要当飞行员的时候，他帮了忙，结果其他孩子也参加了德国空军。大儿子葬身大海，而小儿子的尸体是他亲手在法军阵地上挖出的。妻子玛格丽特发疯了，而他也变得越来越极端，像希特勒一样谈论“不许撤退”、“反击”、“战斗到最后一人”。战争结束前，鲁登道夫被剥夺德军总司令职务。他一度被流放到瑞典，回国后，参与了几次政变，包括希特勒的那次。他与玛格丽特离婚，再婚的妻子也是个疯子，劝他掌权后消灭所有德国人。他死于1937年，临终前，理智似乎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告诉身边的人，要警惕希特勒和纳粹党。

我喜欢战争，我知道战争毁掉了数以千计的人生，但是我无法阻止自己的感情，我享受战争带给我的每一秒。我愿意承受全世界和平主义者施加在我身上的诅咒。
——丘吉尔在战后仍然继续升迁之路，但是却被自由党和保守党双方排挤，他说自己从1929年后就生活在一种政治荒原的状态——他一直在警告人们认真对待纳粹党，但是没有人相信他。1939年后，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如果不是美苏拒绝在战后继续打下去，他的幸福感还能多持续一段时间。

在战场上，两种人最受尊敬，一种是担架员，他们冒的炮火远远超过一般士兵，而且担架员几乎全是反战分子，他们的声望非常利于他们在士兵中传播反战思想。事实上，在担架员上场救助时，对方会心照不宣地派出志愿者帮助抢救敌人。
另一种受尊敬的人是信使，他们必须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奔跑传信。希特勒在一战中担任信使，因为表现出色而获得两枚十字勋章。

民族性的问题在战场上体现得非常具体。巴伐利亚是一个农业强国，当地人都是些快乐的农夫，与好战的普鲁士人关系很差。在西线战场上，巴伐利亚军队往往能和对面的英法军达成君子协定，搞静坐战争。一次，某个防区的巴伐利亚部队被轮换到后方休整，德国士兵们大声向对面的英国人告别，提醒他们小心调来的德国人，那些人都是普鲁士的杀人狂。



补充内容 (2012-2-23 22:39):

“请告诉我，大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大战还没结束，几百万人死了，这个世界疯了。”
——欧内斯特 沙克尔顿爵士在大战爆发时，正率领他的探险队探索南极，随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在与浮冰搏斗了一年半以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