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整现行军事关系的设想

  按照我国现行宪法，军事权与行政权是分离的，即单独设立了中央军委领导军队。这么做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按常理，军事权就是行政权的一部分，因为政和军确实很难截然分开，政府的很多行动是要动用军队的。按照现行体制，政府管不了军队，因而政府要动用军队就有诸多不便。当然，现在实际的做法是党中央做决定，然后政府、军队分头行动。这么做实际上是可以的，但如果仅此而已，则在国家法律制度层面上就是有缺陷的。要弥补这一缺陷，最直接了当的办法就是军队归政府领导。但这么一来立马就会被扣上搞“军队国家化”的帽子，肯定行不通。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换个思路，就是在不变动现有体制的情况下保证政府能用军队。为此，可做如下调整：
  首先，要明确国务院的法律地位高于中央军委。二者可以互不隶属，但法律地位是应该分个高低的。国务院是中央政府，而中央军委不过是个职能单一的专门机构，说白了就是个军事指挥机关。让后者与前者平起平坐怎么都说不过去。既然军事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去了，那就要保证行政权高于军事权。其实，现行法律中就已经包含这个意思了，譬如提案权和立法权，国务院的是规定在宪法中的，而中央军委的是规定在国防法中的。宪法当然高于国防法，因而国务院的权力肯定就高于中央军委。另外，在排序时是国务院在前、中央军委在后；两者共同发布命令，也是总理署名在前、军委主席在后。现在要做的是在法律中进一步将其加以明确，譬如，可将立法法中第九十三条“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修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军事法规。”以此表示行政权高于军事权。这么做也有历史依据，元朝时朝廷有两大机构，一为中书省，一为枢密院。前者管行政，类似于国务院；后者管军队，类似于中央军委。两者互不隶属，但前者的地位高于后者。
  其次，就是要用法律的形式把政府需要动用军队的情况一一明列，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属于国务院职权范围内的，由国务院作出决定；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的，由国务院提请人大作出决定。一旦决定作出，中央军委就要受国务院的节制，按国务院的要求调动军队配合，即政府就充当任务赋予的角色。这种模式已经在《军队参与抢险救灾条例》和《戒严法》中体现了，要进一步加以推广、完善，在今后的紧急状态法、战争状态法等法律中均照此办理。最后，还要加上一条，就是如果由于军方的原因导致行动失败或出现什么问题，应该由国务院提请人大追究军方的责任。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国防动员法》。该法中规定国防动员工作由人大做决定，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领导实施，也就是二者是共同执行人大的决定。但依据宪法的规定，国务院才是人大的执行机关，中央军委没有执行的职能。因此，国防动员法如此规定有违宪的嫌疑。正确的作法应该是就由国务院领导，中央军委参与、配合国务院的行动，以此体现出国务院才是执行的主体。再有，《立法法》和《国防法》中出现的“军事法规”，在宪法中根本没有提及，这算不算缺乏宪法依据？作为弥补，应该在《立法法》中明确规定军事法规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再深入一步，《国防法》中规定的中央军委的提案权、立法权，在宪法中也没有依据，这又该作何解释？
  上述调整思路既不触及现有体制框架，也不妨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只是对现有机构关系的调整，是基于现行体制最自然、最合理的演进方向，具备现实的可行性。  按照我国现行宪法，军事权与行政权是分离的，即单独设立了中央军委领导军队。这么做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按常理，军事权就是行政权的一部分，因为政和军确实很难截然分开，政府的很多行动是要动用军队的。按照现行体制，政府管不了军队，因而政府要动用军队就有诸多不便。当然，现在实际的做法是党中央做决定，然后政府、军队分头行动。这么做实际上是可以的，但如果仅此而已，则在国家法律制度层面上就是有缺陷的。要弥补这一缺陷，最直接了当的办法就是军队归政府领导。但这么一来立马就会被扣上搞“军队国家化”的帽子，肯定行不通。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换个思路，就是在不变动现有体制的情况下保证政府能用军队。为此，可做如下调整：
  首先，要明确国务院的法律地位高于中央军委。二者可以互不隶属，但法律地位是应该分个高低的。国务院是中央政府，而中央军委不过是个职能单一的专门机构，说白了就是个军事指挥机关。让后者与前者平起平坐怎么都说不过去。既然军事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去了，那就要保证行政权高于军事权。其实，现行法律中就已经包含这个意思了，譬如提案权和立法权，国务院的是规定在宪法中的，而中央军委的是规定在国防法中的。宪法当然高于国防法，因而国务院的权力肯定就高于中央军委。另外，在排序时是国务院在前、中央军委在后；两者共同发布命令，也是总理署名在前、军委主席在后。现在要做的是在法律中进一步将其加以明确，譬如，可将立法法中第九十三条“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修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军事法规。”以此表示行政权高于军事权。这么做也有历史依据，元朝时朝廷有两大机构，一为中书省，一为枢密院。前者管行政，类似于国务院；后者管军队，类似于中央军委。两者互不隶属，但前者的地位高于后者。
  其次，就是要用法律的形式把政府需要动用军队的情况一一明列，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属于国务院职权范围内的，由国务院作出决定；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的，由国务院提请人大作出决定。一旦决定作出，中央军委就要受国务院的节制，按国务院的要求调动军队配合，即政府就充当任务赋予的角色。这种模式已经在《军队参与抢险救灾条例》和《戒严法》中体现了，要进一步加以推广、完善，在今后的紧急状态法、战争状态法等法律中均照此办理。最后，还要加上一条，就是如果由于军方的原因导致行动失败或出现什么问题，应该由国务院提请人大追究军方的责任。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国防动员法》。该法中规定国防动员工作由人大做决定，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领导实施，也就是二者是共同执行人大的决定。但依据宪法的规定，国务院才是人大的执行机关，中央军委没有执行的职能。因此，国防动员法如此规定有违宪的嫌疑。正确的作法应该是就由国务院领导，中央军委参与、配合国务院的行动，以此体现出国务院才是执行的主体。再有，《立法法》和《国防法》中出现的“军事法规”，在宪法中根本没有提及，这算不算缺乏宪法依据？作为弥补，应该在《立法法》中明确规定军事法规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再深入一步，《国防法》中规定的中央军委的提案权、立法权，在宪法中也没有依据，这又该作何解释？
  上述调整思路既不触及现有体制框架，也不妨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只是对现有机构关系的调整，是基于现行体制最自然、最合理的演进方向，具备现实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