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幼儿园如何炼成 （ZT)

2010年广州八所机关幼儿园曾获近7千万拨款，04年就有代表问诘“凭什么要养公务员的儿子、孙子”
早在1年前，广州八所机关幼儿园获财政拨款6863.56万元——当《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中最高者，预算高达2404.03万元；其次是育才幼儿园二院，预算1533.68万元（详见附表）。整体预算较上一年度的5731万元增长了19.8％。

早在2004年，这一做法即在当年的广东省人大会议上掀起轩然大波。面对当时广东省财政为四所省属公办幼儿园列支近2000万元的财政预算，时任人大代表张招兴在向广东省财政厅发起的“询问”中问道：“公共财政用来养公务员是应该的，但为什么还要养公务员的儿子、孙子？”这样的问题几乎年年受到代表和委员的关注。但最终预算也会获得“高票通过”。这其实并非省财政所独有措施，据当地媒体报道，2009年广州市财政局在向社会公开财政预算时，被发现有九所机关幼儿园享受了市财政预算6000多万元。 [详细]
   
机关幼儿园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
      
2006年27家部委对中央级机关幼儿园也有4万到280万不等的补贴，广州也有理由“理直气壮”
广东省其他县市，乃至全国其他省市，亦不同程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省市的类似问题并未曝光，原因仅是当地未向人大或社会公开财政预算。而目在目前40家中央级机关幼儿园也未完全断奶的情况下，广州机关幼儿园有理由“理直气壮”。

虽然在2000年后进行过“定额补贴包干、自负盈亏”承包责任制，但国家机关幼儿园也并未完全“断奶”——其中27家部委机关对幼儿园有一定的补贴（经费来源于各机关一部分事业费或预算外自有资金），年补贴数额从4.5万元到280万元不等，一般是房屋中大型基建维修，大型设备、玩教具购置和按幼儿园正式人员工资的一定比例拨付的少量人员经费及退休养老及医疗费等。[详细]
     
     
      
机关幼儿园补贴中的关键点：幼儿园补贴不是教育开支，分别属于各省级部门预算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机关幼儿园的财政补贴，在预算中，从来都不是教育开支—— 2010年广州省级部门预算《草案》中显示，八所机关幼儿园分别是以广东省委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的身份，获得财政拨款。这些支出分列在各省级部门，如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的单位预算表内，其性质相当于该省财政对这些机关干部福利待遇的投入。

而广东省人大财经委预算监督室主任黄平向媒体的解释也佐证了这一点：“目前，这些幼儿园都是事业单位，按照中国财政体制，都会给予财政预算安排，这和其他事业单位是一样的，所以预算编制本身并无不妥。” [详细]
   
营业额和结余、固定资产投资额、三产创收额都被列入了08年淮安市机关幼儿园考评内容。
      
机关幼儿园是政府机关“后勤服务单位”，不只接受补贴，有的还甚至需上交创收，完成“经济指标”
性质上看，机关幼儿园是“公益性、非义务性的教育事业单位，既不同于行政机关，更不同于企业。（国务院机关事务局）”长期以来机关幼儿园被看作政府机关的后勤服务单位，在人事上，大部分幼儿园归所在机关服务中心管理，少数的在机关人事部门。机关服务中心和机关都按照原机关的人事制度管幼儿园，核定人员编制，确定行政级别和技术职称，按此核准工资分配标准，幼儿园并没有人事管理自主权。

一些机关幼儿园不仅接受财政输血，甚至也会承担部分预算外收入。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2006年的一份改革建议书中提到，“少数机关服务中心还要求幼儿园创收上交，完成一定的经济指标，幼儿园有较大的压力。”在像淮安等城市，一些幼儿园收入经费也被并入了当地机关的“三产创收”中，成为地方机关幼儿园考评内容。 [详细]
   
     
      
1950年代后，不止机关有学校，每个“单位“都有自家幼儿园
1957年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后，中国城市和会开始形成了以“单位”为结构的社会结构，机关、军队大院、厂矿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单位”在解放后逐步发展成为联系国家和城市中社会成员的纽带。而“单位”本身，至文革前，也都形成了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福利单元——从学校、医疗到住房养老不一而足。

军队在解放后因其本身较为独立的身份很快在50年代建立起了各自的医院、学校乃至“大院”结构。而工厂则随着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迁徙，进入新城市后建设起了各自独立的“厂矿王国”，政府机关的后勤服务部门也开始将军队和工厂所采用的福利结构引入，“机关学校”也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建立起来。 [详细]
   
60、70年代后，企业、军队乃至政府机关部门，形成了单位办福利的传统。
      
改革开放后，企业单位率先甩掉幼儿园，机关幼儿园却依然在政府中保留专项经费科目
1980年代后改革风乍起，国有企业率先改制，企业开始打破大锅饭，直面“自负盈亏”的自身财务压力，在“不再企业办社会”的方针指导下，厂矿幼儿园率先被推给了市场。

相比企业与自身社会属性的剥离，机关幼儿园要缓慢许多。在1986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了机关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开始对机关幼儿园实施 “独立核算、定额补贴、自收自支、以收抵支、结余留用”的管理方法，并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在国企改革基本上完全剥离了学校、医院等社会福利属性的2006年，中央级机关幼儿园编制经费不但一直会从行政经费中获得，还可以获得各自部门的预算开支，在国务院后勤经费中，也依然设有设幼儿园专项经费科目。[详细]
   
      
触及利益过多，机关幼儿园反倒成了“老虎屁股”
2010年，一位广东省人大代曾坦言，机关幼儿园改制与否，不由财政厅局领导说了算，也不由主办单位说了算，“地方主要党政领导说了才算，没有指示，谁也不敢动”。广州市财政局长张杰明也曾表示，在其就任时曾想关闭市财政局旗下的机关幼儿园，但很多人说职工子女都在里面上学，不能关。更重要的是，作为机关事业单位，局长无权关闭。

张杰明称，尽管此事社会高度关注，他个人仍只能按现有做法进行。“在没有得到授权之前，我没这个胆子改——我做的一切都是有法有据可依的，不是在偷偷地给幼儿园塞钱，不能一见到媒体报道，就像做了坏事一样，赶快把钱吐回去。”[详细]
   
  
自2004年以来，一方面是面对质疑声的改革论调，一方面是未见减少反倒增多的政府补贴，机关幼儿园这一计划经济下单位制的产物，总来都不是纯粹的幼儿教育机构，而更像是权力垄断下的特供“单位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pecialkindergarten.html

2010年广州八所机关幼儿园曾获近7千万拨款，04年就有代表问诘“凭什么要养公务员的儿子、孙子”
早在1年前，广州八所机关幼儿园获财政拨款6863.56万元——当《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中最高者，预算高达2404.03万元；其次是育才幼儿园二院，预算1533.68万元（详见附表）。整体预算较上一年度的5731万元增长了19.8％。

早在2004年，这一做法即在当年的广东省人大会议上掀起轩然大波。面对当时广东省财政为四所省属公办幼儿园列支近2000万元的财政预算，时任人大代表张招兴在向广东省财政厅发起的“询问”中问道：“公共财政用来养公务员是应该的，但为什么还要养公务员的儿子、孙子？”这样的问题几乎年年受到代表和委员的关注。但最终预算也会获得“高票通过”。这其实并非省财政所独有措施，据当地媒体报道，2009年广州市财政局在向社会公开财政预算时，被发现有九所机关幼儿园享受了市财政预算6000多万元。 [详细]
   
机关幼儿园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
      
2006年27家部委对中央级机关幼儿园也有4万到280万不等的补贴，广州也有理由“理直气壮”
广东省其他县市，乃至全国其他省市，亦不同程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省市的类似问题并未曝光，原因仅是当地未向人大或社会公开财政预算。而目在目前40家中央级机关幼儿园也未完全断奶的情况下，广州机关幼儿园有理由“理直气壮”。

虽然在2000年后进行过“定额补贴包干、自负盈亏”承包责任制，但国家机关幼儿园也并未完全“断奶”——其中27家部委机关对幼儿园有一定的补贴（经费来源于各机关一部分事业费或预算外自有资金），年补贴数额从4.5万元到280万元不等，一般是房屋中大型基建维修，大型设备、玩教具购置和按幼儿园正式人员工资的一定比例拨付的少量人员经费及退休养老及医疗费等。[详细]
     
     
      
机关幼儿园补贴中的关键点：幼儿园补贴不是教育开支，分别属于各省级部门预算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机关幼儿园的财政补贴，在预算中，从来都不是教育开支—— 2010年广州省级部门预算《草案》中显示，八所机关幼儿园分别是以广东省委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的身份，获得财政拨款。这些支出分列在各省级部门，如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的单位预算表内，其性质相当于该省财政对这些机关干部福利待遇的投入。

而广东省人大财经委预算监督室主任黄平向媒体的解释也佐证了这一点：“目前，这些幼儿园都是事业单位，按照中国财政体制，都会给予财政预算安排，这和其他事业单位是一样的，所以预算编制本身并无不妥。” [详细]
   
营业额和结余、固定资产投资额、三产创收额都被列入了08年淮安市机关幼儿园考评内容。
      
机关幼儿园是政府机关“后勤服务单位”，不只接受补贴，有的还甚至需上交创收，完成“经济指标”
性质上看，机关幼儿园是“公益性、非义务性的教育事业单位，既不同于行政机关，更不同于企业。（国务院机关事务局）”长期以来机关幼儿园被看作政府机关的后勤服务单位，在人事上，大部分幼儿园归所在机关服务中心管理，少数的在机关人事部门。机关服务中心和机关都按照原机关的人事制度管幼儿园，核定人员编制，确定行政级别和技术职称，按此核准工资分配标准，幼儿园并没有人事管理自主权。

一些机关幼儿园不仅接受财政输血，甚至也会承担部分预算外收入。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2006年的一份改革建议书中提到，“少数机关服务中心还要求幼儿园创收上交，完成一定的经济指标，幼儿园有较大的压力。”在像淮安等城市，一些幼儿园收入经费也被并入了当地机关的“三产创收”中，成为地方机关幼儿园考评内容。 [详细]
   
     
      
1950年代后，不止机关有学校，每个“单位“都有自家幼儿园
1957年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后，中国城市和会开始形成了以“单位”为结构的社会结构，机关、军队大院、厂矿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单位”在解放后逐步发展成为联系国家和城市中社会成员的纽带。而“单位”本身，至文革前，也都形成了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福利单元——从学校、医疗到住房养老不一而足。

军队在解放后因其本身较为独立的身份很快在50年代建立起了各自的医院、学校乃至“大院”结构。而工厂则随着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迁徙，进入新城市后建设起了各自独立的“厂矿王国”，政府机关的后勤服务部门也开始将军队和工厂所采用的福利结构引入，“机关学校”也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建立起来。 [详细]
   
60、70年代后，企业、军队乃至政府机关部门，形成了单位办福利的传统。
      
改革开放后，企业单位率先甩掉幼儿园，机关幼儿园却依然在政府中保留专项经费科目
1980年代后改革风乍起，国有企业率先改制，企业开始打破大锅饭，直面“自负盈亏”的自身财务压力，在“不再企业办社会”的方针指导下，厂矿幼儿园率先被推给了市场。

相比企业与自身社会属性的剥离，机关幼儿园要缓慢许多。在1986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了机关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开始对机关幼儿园实施 “独立核算、定额补贴、自收自支、以收抵支、结余留用”的管理方法，并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在国企改革基本上完全剥离了学校、医院等社会福利属性的2006年，中央级机关幼儿园编制经费不但一直会从行政经费中获得，还可以获得各自部门的预算开支，在国务院后勤经费中，也依然设有设幼儿园专项经费科目。[详细]
   
      
触及利益过多，机关幼儿园反倒成了“老虎屁股”
2010年，一位广东省人大代曾坦言，机关幼儿园改制与否，不由财政厅局领导说了算，也不由主办单位说了算，“地方主要党政领导说了才算，没有指示，谁也不敢动”。广州市财政局长张杰明也曾表示，在其就任时曾想关闭市财政局旗下的机关幼儿园，但很多人说职工子女都在里面上学，不能关。更重要的是，作为机关事业单位，局长无权关闭。

张杰明称，尽管此事社会高度关注，他个人仍只能按现有做法进行。“在没有得到授权之前，我没这个胆子改——我做的一切都是有法有据可依的，不是在偷偷地给幼儿园塞钱，不能一见到媒体报道，就像做了坏事一样，赶快把钱吐回去。”[详细]
   
  
自2004年以来，一方面是面对质疑声的改革论调，一方面是未见减少反倒增多的政府补贴，机关幼儿园这一计划经济下单位制的产物，总来都不是纯粹的幼儿教育机构，而更像是权力垄断下的特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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