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台秘史

第一章　揭开神秘的面纱——解秘摩萨德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南端海滨，有一座很不起眼的陈旧的棕褐色小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总部。
　　摩萨德成立于1951年4　月1　日。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似乎说明了它从一开始就要愚弄整个世界。成立之初，摩萨德有多种名称，“以色列秘密情报局”、“以色列情报和特别任务局”。“中央协调局”、“中央情报与安全局”……这些字眼人们都曾用来称呼过这一特工机构，然而，人们最终还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摩萨德”这一充满神奇色彩且令人自豪的名称。
　　现在，我们就将近距离观察这一令世界为之惊叹的特工组织。
<P>　　一、发展历程
　　“摩萨德”是伴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以色列国的成立而形成的。
　　在以色列独立以前，巴勒斯坦地区有一个犹太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意为“防务”），这个组织是为了专门、有组织地向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秘密购买武装、偷运武器和组织非法移民而成立的，而为这些活动收集情报的则是一个附属“哈加纳”的“沙亚”情报机构。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后，“哈加纳”为“以色列国防军”所代替，6　周后，“沙亚”为“对外情报机构”所代替，这就是摩萨德的前身。
　　1　．成立。
　　摩萨德的成立带有戏剧色彩，它源自于以色列情报局内部的一次严重的叛乱。
　　以色列成立之初，情报界之间的分工非常模糊，职责往往相互重叠。当时共存在有阿穆恩、辛贝特、外交部政治处、阿利亚—B　四个情报机构，他们的分工大致是阿穆恩负责军事领域情报，辛贝特负责国内安全事务情报，外交部政治处负责海外的谍报收集并与外国安全机关建立关系，阿利亚—B　负责有关移民的一切事务。建国初，以色列面临着阿拉伯国家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关系以色列的生存。可以想象，此时的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军事情报是迫切需要的。尤其是1950年朝鲜战争升级、美苏关系滑坡，担心阿拉伯国家借紧张的国际局势向以发动新的进攻的心理在政坛占主导，对军情的需要更是与日俱增。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作为海外谍报刺探机构的外交部政治处对此贡献相当有限，他们的重点放在了诸如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计划、经济建设工程之类的事情上，这些信息对当时的局势来说显然助益有限。不但如此，那些海外间谍在欧洲肆意挥霍，生活十分奢侈，这就更引起了其他情报人士的愤怒。作为阿穆恩的负责人，吉布利首先向政治处发起挑战，接着，辛贝特局长哈霍尔也成了吉师利的盟友，他们在向海外派驻了各自的谍报人员后，很快就在各个方面形成了竞争，并逐渐导致情报的混乱。
　　总理本—吉里安对此十分光火，于是下令对情报机构进行整治。起初，整顿工作在罗文·希洛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来一切还算顺利。但是那些原属政治处的谍报人员却对此大为不满，在一个名叫本—纳坦的高级谍工的领导下，他们拒绝服从这一由最高领导人执行的改组，他们提出了集体辞呈，并焚烧了手中所有的秘密档案。这一反叛行为遭到了总部的鄙视，罗文·希洛在总理的支持下把反叛者抛弃一边，全力改组，结果，“情报暨特别任务局”成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这一天，是1951年4　月1　日。
　　权力得到了重新分配，摩萨德全力收集海外谍报，并直接向总理负责，而情报所引发的特别行动以及周边国家军事情报则由阿穆恩负责。
　　2　．发展。
　　人们一般把以色列的情报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由于摩萨德在以色列情报机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摩萨德的发展史，也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1948～1962年，初出茅庐的情报界与整个以色列社会一样，开拓精神占主导地位，人乃为最最重要的因素。军事情报局的头目艾泽·比里因丑闻被迫下台之后，国内安全机构的领导人艾泽·哈雷尔成了随后10多年里情报界的中心人物。他是唯一的“梅穆内”——辛贝特和摩萨德的“总管”。正是哈雷尔，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确立了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性质。在其上司本—古里安的指导下，这位梅穆内自然希望其谍报人员都成为王子。
　　哈雷尔往往被人们描绘成一位修道士式的人物。他认为，情报局长的工作就是为其下属树立榜样，所有辛贝特和摩萨德的男女应该和他一样爱国和无私，他们对以色列的一切都应抱有与他一样的热情。
　　以色列缺少其它国家建立已久的情报机构的经验和传统，所以，其最初的间谍也许不知道如何做某些事情，但以色列人发现了一个有效方法。他们被告知：“如果你被扔出了门；那就再从窗户钻进去。”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应当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一切都是可能的，间谍王子们也将找到自己的出路。</P>
<P>　　几乎所有的情报人员的背景都是相同的：欧洲出生的犹太人，能讲多种语言，各自都为自己的教育程度和修养感到骄傲。他们形成了一个英国式的“兄弟会”，将国内社会的内聚力令人惊诧地变成了在外行动时意志的统一。他们总是认为，自己领先甚至绝对领先于他们的阿拉伯敌手。然而，有些在外行动的以色列间谍的行为则有失分寸，他们整日在高级旅馆套房和豪华餐厅里做着间谍梦。这些人的表现与哈雷尔的清教主义和生活从简的原则发生了冲突，并最终被哈雷尔毫不留情地踢到了一边。
　　如今，对情报界的部分指责集中在统称为“浪费”的“腐败”或“不必要的花费”上。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这一愿望从哈雷尔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
　　哈雷尔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对在外活动的摩萨德和辛贝特间谍的绝对负责。他极力让他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是以色列人最优秀的代表，整个‘情报界和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如果有人被抓，以色列会采取突然行动把他们从国外营救回来。作为一种选择，被俘的阿拉伯人将被扣留，以便用于交换。以色列还会求得诸如教皇和美国总统等国际名人的帮助。
　　第二阶段：1963～1967年是一个过渡时期。其间，梅厄·阿米特首先作为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的局长，后作为摩萨德的局长，控制着情报界。他推出了更专业的招募和训练方法，稍稍脱离了分析家称之为“人工情报”的方法。阿米特一向强调招集优秀人才的必要性，但他也把计算机及其它技术手段引进了情报界。
　　阿米特说：“谍报是一种智力斗争，技术的运用及其它方面的改进只对人的思维劳动起辅助作用。以色列使用的是人与机器的组合体，而在这种组合体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情报界的情形更是如此。”
　　阿米特希望摆脱对那些在哈加纳及其它建国前的地下组织中与其共同战斗过的“老朋友”的依赖。哈雷尔当年是凭直觉招人，而这位摩萨德的新主人则像美国大型企业那样招人。他采取一些更为系统的方法，大多在精锐的军事部门挑选人员，这些人必须表现出“进取和首创精神、机敏的素质、坚定的意志以及与敌人一比高低的强烈欲望”，为了能够像管理一个大公司那样管理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阿米特将摩萨德从特拉维夫的国防部大院搬进了新的办公楼。对于老一辈来说，这些办公楼实在过于奢侈豪华，所以，最初的关于浪费甚至腐败的指责也就出现了。
　　1967～1977年为第三阶段。“六天战争”和以色列社会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此时的间谍王子们认为，他们所有人都是不可战胜的。阿米特摩萨德局长的职务一直担任到1969年，他承认：“（六天）战争之后，我们染上了自高自大的毛病，认为‘我们知道得更多，我们是最优秀的，远在他人之上’，从而造成了价值标准的丧失和对民主的蔑视。”
　　对西奈半岛、约旦河两岸、戈兰高地及加沙地带的占领增加了情报机构的负担。
　　辛贝特突然发现，其使命已不再是保卫国境之内的民主和安宁，而是确保以色列不受占领区受到敌人的破坏。辛贝特每天都与那些没有民主权利的阿拉伯人打交道，情报界一部分机构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像秘密警察那样行动，当初的王子如今连骑士都算不上。他们更像约旦河两岸和加沙地带的封建地主。
　　在此同时，持续不断地监视阿拉伯邻国军事威胁迹像的工作却被忽视了。曾是阿穆恩电子监视机构负责人的约尔·本—波拉特准将回忆说：“阿拉伯人是劣等民族的视念被普遍接受。一个以色列坦克排可以阻止一个营的迸攻，打败三倍于己方力量的敌人。这自然是一派胡言。有关阿拉伯人的情况，他们的历史、文化、宗教及文学，摩萨德知之甚少。摩萨德人员不能讲阿拉伯语，他们对学习阿拉伯语的必要性不屑一顾。可是，假如你想成为一名情报分析员，你就必须用他们的语言去接触并研究事物。”
　　自负的以色列人在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发动的突然袭击中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未能预测战争威胁的责任属谁？有关这一问题，大家各持己见，从而导致了情报界的四分五裂，并大大削弱了以色列公众对情报界的信心。
　　1977年，梅纳赫姆·贝京当选为以色列第一位非工党总理，这使以色列情报界进入了其第四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冒险主义时代。由于贝京对情报界的秘密行动有着强烈欲望，他鼓励情报机关采取更加激动人心并有助于绘出新的以色列形象的历史性行动，从而恢复情报机关的活力。这种状况到了80年代走向了极端。此时，观念和现实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色列换了新的领导人，他们向情报机关大胆授命，却没有加强对它们的控制，也根本不顾及其后果。情报界内部群雄相争，矛盾尖锐。
　　最后，甚至摩萨德准备的分析材料也根本不能5　！起总理及其他政界人士的注意，特工人员受到赞赏的并不是他们的智慧，而是他们的蛮力。
　　一些自认为能够以勇敢的爱国行动而成为王子的间谍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当今时代，他们必须用钱买得自己的地位。对于个人财富的欲望以投入经商之潮的方式表现出来。一群过去的情报人员改弦易辙，开始自立门户，独自行走江湖，他们当上了安全顾问和军火商，谁出价高，他们就与谁交易。这些活动很快就在全世界败坏了以色列的名声。而对于以色列来说，任何个人的丑恶行为都将被归咎于以色列政府，尤其是摩萨德。
　　对于以色列来说，80年代是充满挑战的10年，而情报机构却辗转难眠。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军方和情报界的领导人也承认，与美好的往日相比，今天的间谍根本算不上王子。前军事情报局局长施洛莫·盖齐特将军说：“如今的情报界，无论是谋划层还是实际行动层，都缺少良好的专业素质，决策程序缺少足够的深思熟虑。
　　毫无疑问，以色列社会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最近，以色列人常常被一幅醒目的广告所吸引：天蓝色背景下，画有以色列国徽的深蓝色大门敞开着，广告词称，以色列情报局（即摩萨德）的大门向你打开：发挥你的潜力，开发你的能力，前面是广阔的未来和崇高的贡献。
　　号称世界四大间谍组织之一的摩萨德竟然也公开刊登招聘广告，这对习惯于对国家安全和机密守口如瓶的老一辈犹太人来说实在难以接受。摩萨德前局长阿米特无奈地承认，时代不同了，如今谍报工作后继乏人。老一辈人可以毫无怨言地为复国理想奋斗，而当今的年轻人则注重个人价值的体现。虽然摩萨德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优秀的特工，但由于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年轻人国家安全观念淡薄，禁不住高科技企业优厚待遇的诱惑，根本不愿到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使摩萨德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摩萨德公开招聘特工的计划得到了以色列总理的支持和批准。总理为此发表声明说，目前，情报部门已难招聘到一流人才，摩萨德必须适应人才市场竞争，效法美、英等国，采取公开的方法征召精英。
　　确实，面向21世纪，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潮流，因纷乱的中东局势而名声大噪的摩萨德如何处理好自己的地位与形象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难预测摩萨德在21世纪会获得多大的成功。每当一位以色列情报官辞职或退休的时候，他总是声称情报界已今非昔比。那些“创业者”认为，过去一切美好、优秀的东西正在逐渐衰变，得以幸存的微乎其微。现在，提高士气和不断吸收优秀人已经成为两个不可回避的难题。</P>

二、内部组织
　　摩萨德内部组织严密，下设8　个处。
　　（1　）计划行动协调处。其任务是负责策划、决定行动方案和有关协调事宜，具体行动任务也多由该处执行。
　　（2　）秘密情报收集处。负责通过多种渠道收集秘密情报。
　　（3　）政治行动与联络处。主要任务是同外国情报机关进行协调工作，建立合作关系。
　　（4　）财政与人力资源处。负责各种经费的管理，负责人员的发展与挖掘。
　　（5　）训练处。负责对特工进行系统专业的训练。
　　（6　）调查处。
　　（7　）专业行动处。
　　（8　）技术事务处。
　　其中第二个（秘密情报收集处）和第三个（政治行动与联络处）处按照地区和职能分为若干办公室，具有十分明确的分工。摩萨德在事实上垄断了海外情报收集工作，只有一部分接近以色列边境的军事目标由阿穆恩负责。
　　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处则负责为其他几个处提供帮助与支援。
　　估计“摩萨德”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约250O至3000人，并依靠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能够比较便利地开展活动。一般情况下，在旅游公司、商业公司、航空公司、使馆等合法机关掩护下进行活动。同西方各国的情报机关，特别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有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在以色列历次特别行动中，“摩萨德”都是核心的组织者，通常由“摩萨德”负责侦察相关情报，制定周密的计划，由下属的战术行动处或其他部门的突击队员付诸行动，几乎每次都是一击而中，全身而退，像追捕纳粹战犯艾希曼、空袭伊拉克核设施、突袭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无一不是秘密行动中的典范！这一组织也因此在中东乃至世界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以人员精悍、行事毒辣、效率惊人，成为世界间谍机关中的佼佼者。
<P>　　三、特工的招募与训练
　　摩萨德有两套独特的招募人员的机制。
　　其一是科班式的挑选与训练。在哈雷尔时代，这主要是通过英式“校友会”里朋友的举荐，因为哈雷尔推崇直觉判断，那时候，一位受过合格教育或在某个特定军事单位中服过役的老熟人就是一名恰当的间谍人选。而阿米特则主张使用更为系统的方法，他想方设法寻找间谍人选，不仅在军队里找，而且在大学及商业界找，甚至在新移民中找。寻找的对象主要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具有欧洲人的气质、衣着风格，以及超出于一般人的突出个性。人才招募在哈雷尔时代完全是封闭式的，到阿米特时期则转为半公开式，而2000年，摩萨德更是广贴海报，实行全球性公开招聘。
　　这种通过正规挑选的人员要接受严格的、科班式的训练。
　　在训练计划上，最初是情报工作的基础训练，这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机关对新特工的训练并无区别。其中包括使用密码，运用各种枪枝和器械，练习柔道、格斗技术等。除此之外，另一些训练则是摩萨德的技术“专利”。如，用在羽毛中装有电子发射装置的信鸽来进行空中侦察，操纵在机身中装有电视摄像机的航空模型飞机，搜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训练营地的情况等。
　　在这些基础训练中，也包括连续不断的记忆训练。比如，首先给受训者看一部电影，突然，放映机停了下来，教官马上要受训者们详细地讲述刚才看见的一切，说：“请立即说出刚才画面中出现的20件东西是什么以及它们的形状和颜色。”这种训练枯燥而且伤脑筋，但是对从事间谍工作的特工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摩萨德通过这种训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提高间谍们对图纸、文件、照片的记忆力。他们还要练习如何进行跟踪而不被发现，或让别人跟踪自己再设法甩掉“尾巴。如果学员轻松地完成了任务，教官就会派出更有经验的对手以增大训练难度。
　　此后，学员将接受更为全面的训练，使他们能更适应派往国家的生活环境。首先，他们必须熟练掌握派往国的语言，并从外表上看与当地人没有明显的区别。摩萨德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是以色列人的多民族性。比如说，从一些酷似纳粹军官类型的人中，找一个会说地道德语的间谍就十分容易。同理，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中，摩萨德可以轻而易举地挑选大批熟悉所在国情况的间谍。
　　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是间谍生活的关键时刻，实际上是训练一些日常生活中涉及到的内容，比如，在进行活动的地区应该怎样穿着？与人们聊些什么？付多少小费？等等。派往阿拉伯国家的间谍甚至还必须集中学习并背诵“古兰经”。而那些分到西德的情报人员，则必须背出每月联邦甲级足球队的比赛成绩，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教官要考问德国国家足球队主力队员的姓名。这是一种文化性训练，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到间谍的身份，而间谍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结束一切课程之前，年轻的情报人员为完成他们的毕业考核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为了避免复杂的家庭背景带来的麻烦，发给他们的伪造护照往往证明他们是孤儿。
　　所有训练结束后，有一个实习期，在这个实习期内，谍报人员将受到最后的考察。根据考察的结果来分配未来的工作。在这个实习期，有的人能够顺利地通过考察并如意地被分配到国外工作，有的人却在这时功亏一篑，比如，曾有一个受过训练的间谍在实习时被发现是一名同性恋者因而被教官劝退。
　　训练结束时，每个学员都得到成绩单。那些成绩一般的人留在总部办公室工作。
　　在情报分析处收集、分析情报，在联络处负责与友好国家的情报部门保持联系，或在秘密的外交部里工作（这个秘密的外交部负责处理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非外交渠道事宜）。
　　只有那些成绩特别优异，大约占总数八分之一的人，有幸被分配到负责向国外派遣行动和暗杀小组的“特别行动处”。
　　这种科班式的训练并非没有淘汰程序。实际上，能够在整个训练与考察中坚持下来并合格的人数往往不到总受训者的　60　％。
　　除了这种正式的招募与训练外，摩萨德还有一种非正式的招募特工的机制，这套机制是为了弥补前一种制度的不足而设立的，这就是适时挑选与策反制。每一个特工或特工小组在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时，为了行动的需要，不可避免要接触到当地的人，这些人形形色色，但是在摩萨德特工看来都具有潜在的价值——只要时机得当。为了进一步获得情报的需要，摩萨德特工根据所接触的人的具体状况，会通过种种手段（往往是金钱与女色）引诱对方为自己效力，甚至通过对方建立起一个更为安全有效的间谍网（当然，这样做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摩萨德在这方面比较慎重）。被选择与被策反方有可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间谍，更有可能是并未受到特殊的正规训练的非间谍人员，但是这并不重要。由于这种机制相当灵活，而且被挑选的人员正是所在国家的公民，通过它，往往能够收集到摩萨德特工在一般情况下收集不到的机密信息。可以说，这种机制是对前述正规机制的重要补充。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摩萨德对性的利用。很少有人能经得起性的诱惑，这是人类的本性，而在敌对国家的交往之中则是非常致命的弱点。摩萨德深知这一点，并在执行任务时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在用女人设置性陷阱时，情报界领导人往往非常谨慎，他们一般倾向于派单身女人完成这种任务，而且，她们一般只执行一次这样的任务。摩萨德并不强迫女间谍采取性勾引的手段，这非常重要。然而，如果性讹诈或性陷阱是一项与任务不可分割的部分，摩萨德就会经常使用妓女。而以色列的一些非法妓女往往表现得非常爱国，尽管摩萨德并不告诉她们行动的细节以及她们奉命与之睡觉的男人的身份。另一方面，与使用女间谍来设置性陷阱的谨慎相比，摩萨德的男特工在步入国外猎艳场时往往是毫不犹豫的。挑选出来的男间谍一般都非常英俊潇洒，甚至有些风流惆悦，他们在国外会与一些国家大使馆的女秘书或空中小姐交上朋友并建立起亲密关系，而她们则提供出许多有价值的有关阿拉伯世界外交官、机场以及城市的情况。</P>
<P>　　四、主要活动
　　总的说来，摩萨德的活动非常广泛，凡是涉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都属于它的活动界限，具体来说，主要包括：1　．情报收集。
　　这是摩萨德特工在国外活动的主要责任之一。打入境外的特工往往有专门的特殊的身份，通过身份的掩护，特工往往取得所在国国民的承认，进而逐步进入核心的、秘密的部门以窃取特定所需要的情报。这类情报主要是军事上的，因为以色列在建国后一直就处在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之下，处于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只有维持强大的武力才能有存在的理由，而军事情报是维持强大的武力的重要内容。除了军事情报以外，也不乏政治情报，包括各国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内部政治情况等，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就往往是根据各国的政治局势来制定的。在这类活动方面，摩萨德特工中出了两位佼佼者，一个是打入叙利亚的伊利·科恩，一个是打入埃及的沃尔夫冈·洛茨，当时叙利亚和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反犹太复国主义最积极的、最活跃的，而科恩和洛茨就分别打入了这两个国家的军政界上层，为以色列收集到了价值难估的军事政治情报，从而使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大占便宜。
　　2　．暗杀与绑架。
　　这两个恐怖活动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威胁以色列国家和国民安全的人。这些人主要是激进的政治对手。他们基本上都信奉通过武力和恐怖活动来解决问题，而作为以色列的对手，他们的行动对象又往往是犹太人。对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恐怖活动，以色列则采取“以牙还牙”的对策与之针锋相对。比如　1972　年反击残酷杀害参加慕尼黑运动会的以色列运动员的“黑九月”，1988长途奔袭突尼斯暗杀巴勒斯坦高级领导人阿布·杰哈德等等。此外，还有的人虽然没有直接威胁到以色列公民的人身安全，但是对国家的机密造成了重要的破坏或泄漏，对这些人，摩萨德同样不会客气相待，比如　1986　年绑架泄露国家核机密的瓦努努等。摩萨德的此类“以恐怖反恐怖”的活动引起国际舆论的激烈争论。
　　美国、俄罗斯、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则对以色列的暗杀行动进行了批评，认为这同那些自杀炸弹事件一样残忍。一位人权组织的成员说，“谋杀不能取代严格的法律程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也表示：“我们不认为这种有目标的谋杀是一种好政策。它是错误的。对任何受其波及的人都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国际人权组织认为，以色列的这种暗杀行为违反了1907年的《海牙公约》。该公约规定，占领军不得剥夺被占领地居民的权利。国际人权组织还批评以色列没有提交任何有关他们暗杀的被怀疑者的可靠证据。
　　但是以色列却有自己的看法。
　　以色列认为：暗杀是为了自卫或称为“预防性打击”。以色列强调说，它目前只是在与恐怖主义作战，它有消灭它的敌人的法律和宗教上的权利，“贯彻‘敌若欲杀你，你应先杀敌’这一原则是完全合法的”。一位犹太人引用12世纪犹太人先知迈蒙尼德的话说。他认为以色列是在为先知的宗教戒律而战，是进行自卫战争。
　　前不久，以总理沙龙对以色列记者说，这种秘密暗杀行动将持续下去。“我们正在采取许多特别行动和突击行动来对付恐怖分子。”他说，“其中许多不为人所知，但其中有许多都是十分成功的。”
　　3　．偷窃。
　　一说起偷窃，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水浒英雄时迁，或者《偷天陷阱》里面的美女大盗，然而要是推选偷盗之王，则非摩萨德特工莫属了。为了获取富有价值的情报与物资，摩萨德特工在不能以公开的方式（比如政治谈判、正常的商业购买）得到的情况下，往往采取偷盗的手段来获得。偷窃的目标，除了软性情报以外，也包括各种重要的实物，比如飞机、铀料、导弹快艇等军用物资。偷窃的进行往往是和其他方式相结合的，包括身份的伪造、策反敌方人员等等，不一而足。摩萨德偷窃的成功行动以60年代从法国盗取导弹快艇、从伊拉克策反米格21飞机飞行员、从瑞士偷到幻影战机图纸等为范例。
　　4　．对外联络。
　　摩萨德还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行动是负责外交关系的秘密联络。秘密联络是在阿米特时期充分发展起来的，但是它来源于首任局长罗文·希洛的“外围战略”思想，希洛认为，以色列可以在阿拉伯以外的国家找到朋友。在阿米特担任局长以后，积极推进以色列同别的国家的交往，以至于使得摩萨德的政治与外交联络部发展成为“第二外交部”，而它所负责的外交活动则被人们称为“准外交”。摩萨德所负责的外交活动往往是那些有必要进行但是却不可以公开的。通过摩萨德与以色列交往的国家有土耳其、摩洛哥、肯尼亚、印度尼西亚、伊朗、尼日利亚、罗马尼亚等等，他们要么出于意识形态，要么出于政治考虑，都不可能公开宣布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他们对以色列都有或这种或那种的需求，于是就通过秘密的途径来进行相互交往，而这对于谍报机关摩萨德来说正是拿手戏。</P>

五、摩萨德的辅助机关
　　1　．辛贝特。
　　除了摩萨德以外，以色列情报部门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各司一定的职能。在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辛贝特。辛贝特是希伯来文“希鲁特·比塔洪·凯拉里”（意为“安全总局”）的缩写，这是一个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关，主要保护政府首脑和国家重要设施的安全，同时担负以色列国内反间谍反颠覆使命，有点类似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下设阿拉伯处、东欧处和反恐怖处三个部门。辛贝特的首任局长就是日后的摩萨德局长哈雷尔。辛贝特与摩萨德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分工相当明确。后来哈雷尔统辖了这两个机构，成为以色列情报历史上唯一的“梅穆内”，在他的领导下，两个情报机关十分有效地运转起来，并且能够实现良好的协作。但是双方也存在有竞争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也不排除特工之间的协作产生的摩擦。在哈雷尔时期，由于他一手揽权，此种情况尚不明显，但在他去职以后，两个机构分别由独立的人员负责，竞争也愈演愈烈。
　　2　．阿穆恩。
　　另一个情报机关是军事情报局，以“阿穆恩”——希伯来文“阿贾夫·穆迪恩”（意为“情报之翼”）的缩写——人所共知，其职责非常广泛：收集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情报；对以色列报纸等媒体实行新闻检查，以保证军事情报不被泄露；从事小规模的反间谍活动。因此它与摩萨德在军事情报领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同时相互的竞争也体现出来了，这种竞争表现在境外的谍报活动。根据分工，阿穆恩负责邻近国家的军事情报，而摩萨德则负责所有的海外情报，这就给双方在派遣特工方面带来冲突，并一度引起内if，而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的灾难。阿米特在出任摩萨德的局长之前正是阿穆恩的局长，出任摩萨德的局长之后，他还兼任了一段时间的阿穆恩局长一职，这样，身兼两个职位的他就有可能对摩萨德进行变革。他利用这一个权力短暂集中的过渡时期对摩萨德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把阿穆恩的精锐力量“131　部队”同摩萨德当时两个原来既需要在全球组织行动又要收集情报的较小的机构合并。这样，就使得两个情报机构的职能得到更好的规范与实行，并在工作的效率和相互协调上得到充分的保证。
　　尽管相互之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和谐甚至摩擦存在，但是它们都是在为以色列服务，都是在保卫他们共同的家园，它们之间更多的是相互体谅、理解与合作，他们明白，只有携手团结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以色列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以色列，而只有相互精诚团结才能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在“以色列”的名义下，一切都有回旋余地。
　　一般地，这三个机构之间通过召开会议保持日常的相互联系与合作，该会议名为“瓦拉希”，会议成员由国家总理、摩萨德局长、辛贝特局长、阿穆恩局长、外交部长、警察局长六人组成。会议一般由摩萨德局长主持，各位情报界巨头要相互通报最近最新的情况。会议每周举行一次。但是举行的具体地点和具体时间是对外封闭的。
　　3　．精锐突击队。
　　另一个与摩萨德紧密合作的是特种部队。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成立于1953年，当时成员都是从各个部队中精选出来的尖兵，首任指挥官就是现在的总理沙龙。在以色列的特种部队中，有一支是精锐中的精锐，它以“马特卡勒塞雷特”而闻名。
　　“马特卡勒”是希伯莱语“总参谋部”的缩写。这个名字特殊的“塞雷特”直接接受以色列最离军事指挥官国防军参谋长的指挥。
　　但实际上，“马特卡勒塞雷特”不仅根据参谋长的指示，而且根据阿穆恩局长的指示执行危险而复杂的任务。这个最精锐的突击队建立于1960年，目的是使军事情报局具备——尤其是在敌后——也就是在阿拉伯国家境内——实施某些行动计划的能力。
　　“马特卡勒塞雷特”的存在是国家机密。直到今天，以色列军事新闻检查机关仍然禁止对这个突击队的活动作任何报道。60年代，仅有少数几位新闻检查官知道这个特殊军事单位的真实情况。
　　它的创建者是阿弗拉姆·柯南将军。当初，他从以色列国防军亲自挑选了一批最勇敢、最机警的战士。柯南将军的训练使他们完美地掌握了单兵作战的本领——一个在外独立战斗的战士应该具备的能力。“塞雷特”突击队员必须学会怎样在漫长的黑夜中长途跋涉，最终发起漂亮的军事进攻。
　　执行任务时，他们一般分成小组行动，每个小组有三四个人。他们越过边境线，设立观察哨位，窃听阿拉伯国家的电话通讯系统，刺杀或劫持指定目标：一个人或无生物。
　　“马特卡勒塞雷特”是世界上第一个于非战争时期使用直升飞机执行越境行动的突击队。然而，尽管它拥有先进的技术，包括夜视镜和轻型无线电收发机，但是它最重要的财富还是突击队员们的地图和他们的双腿。
　　具有讽刺意殊的是，以色列军队从未在战争期间很好地利用其“塞雷特”突击队。这些突击队在“六天战争”即1973年的战争中打得都不错，但它们辉煌的时刻都是在无战事的时候出现的。有关“塞雷特”的情况一直禁止泄露，但外国记者听说过一次突击队的行动，并在文章中提到过“以色列军队最杰出的部队之一”或“精锐部队”。但有一点一直隐藏得极为严实，这就是“马特卡勒塞雷特”与整个情报界——不仅是军事情报机构阿穆恩——的联系。这支突击队按照参谋长的命令一一也为摩萨德和辛贝特——执行任务。这是军队和情报机构之间很少间断的重要合作的一个例子。
　　“塞雷特”部队的征招对象为新入伍战士中的志愿者。对于以色列男青年——他们几乎都是18岁入伍——来说，“塞雷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当然，“塞雷特”也有大量的干部子弟。
　　如果说辛贝特、阿穆恩与摩萨德还有利益冲突而相互摩擦的话，那么特种兵与摩萨德则没有丝毫冲突的利益。他们合作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一旦合作则往往有惊世之举，比如1976年长途奔袭恩德培解救人质以及1988年远袭突尼斯刺杀阿布·杰哈德就是二者成功合作并引以为豪的范例。形象一点说，在此类行动中，摩萨德是眼，特种部队是手。二者不但没有利益冲突，相反，特种部队还常常为摩萨德输送特工。一般地说，“塞雷特”老战士在“塞雷特”勤恳工作3　年之后，将成为辛贝特或摩萨德优先考虑征招的人选。他们具有从事特工工作的最好条件：参加过战斗、受过良好的训练、懂两到三门外语、心理素质出色等等。
<P>　　六、对外联络
　　为了获得更多的、价值更大的情报，为了更好地从事境外的活动，摩萨德从一开始就注意与国外的情报机构建立合作与交流关系。
　　1　．西方情报机构。
　　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提出了“外围战略”，认为以色列可以在阿拉伯以外的国家找到朋友。由于他在二战中的非常经历，使得他在就任摩萨德局长后很快就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起了合作的基础。这对刚刚起步的摩萨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也就是在1951年，摩萨德同中情局签订了相互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情局向摩萨德提供特殊技术设备，包括监听装置。破译密码的电子设备等，并负责接收摩萨德情报人员对其进行训练。另外，摩萨德刚刚建立时的机构也是借鉴中情局来组织的。所以，摩萨德在其起步的时候在软件与硬件上就走在了各国情报界的前列。可以说，摩萨德在随后取得的种种辉煌战绩同美国中情局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从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中情局造就了摩萨德。
　　此外，摩萨德还加入了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千瓦”。
　　由于“千瓦”的成员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安全机构的代表，包括意大利、比利时、西德、英国、卢森堡、荷兰、瑞士、丹麦、法国、加拿大、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爱尔兰和挪威等，摩萨德得以与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建立其恒定的合作关系，并进一步在这些国家设立了情报站。情报站通常以外交机构作为掩护，在以色列大使馆里展开活动，但站长并不向大使通报他的活动，而是直接向特拉维夫报告。每个站都有摩萨德的两个重要部门的代表：情报收集处和联络处。驻外间谍的分工明确，这样，一个部门的人员就不会（也不该）知道其他部门的工作情况。他们的工作包括与东道国秘密机关之间的正式联络，但同时也管理着自己的情报网，而并不向东道国安全机关通报情况。
　　在摩萨德与西方情报机关的交往中，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1956年获取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报告。实际上，这次行动并不是摩萨德进行的，摩萨德也根本就没有参与，根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甚至当时的摩萨德局长哈雷尔也不知道事情的经过。这次行动其实是辛贝特的挂名局长马诺尔在东欧的间谍网手下特工的一名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从事活动的特工从波兰获取到的，这名特工得到这份秘密报告后交给了马诺尔，马诺尔马上派人翻译为希伯来文，然后让专家进行识别，经过确认后，马诺尔把报告提交给了总理本—古里安，在这之后，才通报了哈雷尔。总理本—古里安当时信奉弃苏亲美的政策，于是经过考虑后派人把这份报告送给美国。美国当时并不知道其中的过节，而唯一得到的解释是以色列特工获得的。
　　由于当时哈雷尔在情报界一手遮天，于是人们自然把这件事的功劳记在了摩萨德的头上。甚至几十年来人们关于摩萨德无所不能的印象没有丝毫的消失。而就是在这件事情以后，摩萨德的西方同仁才开始尊重这位在当时还算是小弟弟的情报机构。
　　他们认为，摩萨德的确比他们了解得多，以色列人比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甚至美国人、英国人都要能干。获得西方先进情报机构的尊重，这是摩萨德在其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步。
　　2　．非洲国家。
　　摩萨德的另外两个活动地点是非洲和亚洲。在阿米特时期，摩萨德的政治行动与联络处变成第二个秘密外交部，通过它，摩萨德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情报部门建立起了合作关系。
　　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在50、60年代获得独立，并以以色列为学习榜样。当时，美国和苏联被视为扩张主义超级大国，英国。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仍是不受欢迎的殖民主义者，而以色列则是一个掌握了在当今时代迅速发展之方法的年轻国家。非洲各国领导人认为它们可以从以色列那里借鉴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于是主动和以色列合作，以色列的专家、顾问、大使不断被派往这些国家，其中不乏摩萨德间谍。随后，双方的情报合作关系开始建立，受援国情报机关获得摩萨德特工严格而专业的训练。这些非洲国家包括当时亲西方的苏丹、埃塞俄比亚政权，也有一向对中东阿以冲突持中立态度的国家如南非、加纳、扎伊尔、桑给巴尔，甚至还有一些穆斯林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的谍报人员和安全机关都接受了以色列人的训练和帮助。由于摩萨德的努力，肯尼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成为摩萨德在非洲的三大活动基地，而南非与以色列甚至发展到核技术交流。
　　为了获得潜在的盟友，摩萨德还积极参与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以色列在南也门的间谍帮助保皇派抗击埃及人；在苏丹南部，以色列飞机向基督教叛乱组织投送补给品；1970年10月，摩萨德在非洲纵深国家乌干达帮助伊迪·阿明废黜了密尔顿·奥博特总统。
　　摩萨德在国外为以色列发展关系的能力，在以色列与摩洛哥这个国家的独特交往中得到了非常惊人的体现。摩萨德专家帮助哈桑建立了一个情报机构。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和阿拉伯联盟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摩洛哥对巴勒斯坦的事业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但是，它暗中与以色列建立了互利性的关系。作为回报，摩洛哥将保护居住在摩洛哥的犹太人，并将允许那些希望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出境。
　　3　．亚洲国家。
　　在亚洲，摩萨德也取得了成功。伊朗和土耳其是两个与阿拉伯国家有领土争议，并害怕苏联颠覆的政权，摩萨德乘机而人。它与伊朗和土耳其建立起一个被称作“三叉戟”的正式合作组织，每半年举行一次三方局长联席会议，交换苏联在中东活动的情报，以及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政治军事情报。
　　新加坡是摩萨德在远东活动的跳板。摩萨德首先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情报站和常驻军事代表团，向新加坡提供各种帮助。
　　随后，摩萨德赢得了印度尼西亚人的信任。虽然作为伊斯兰教国家的印度尼西亚不可能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潜在的合作在持续增长。由于国家的反殖民主义政策，印尼人不信任中央情报局或其它西方情报机关。因此，摩萨德成了完美的选择。它获准于雅加达在“商业掩护”之下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情报站。不久，通常扮作欧洲人或美国人的以色列顾问开始训练印尼军队以及苏哈托的情报人员。印尼军事和情报官员被送往以色列接受训练，他们特别注意学习用于打击共产党游击队的反暴动方法。为了保卫他们B　己的边境安全，打击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活动，以色列人已经掌握了有关方法。这样，以色列情报机关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又一个立足点。印度尼西亚证明自己是一个用于观察阿拉伯外交官和巴勒斯坦人活动的难得的基地。
　　印度尼西亚之后是印度，人口更多的印度是梅厄·阿米特的摩萨德的另一个有价值的联络点，尽管印度政府也不愿意把它与犹太国之间的秘密关系告诉其8　亿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建立秘密合作的基础始终是共同利益，合作的结果便是情报交换。对于印度和以色列来说，双方共同的潜在敌人是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在摩萨德的联络下，以色列与印度的关系发展到导弹技术的交流。
　　4　．拉丁美洲。
　　摩萨德的对外交往既然是全球性的，很自然，美洲——主要是拉丁美洲——也是摩萨德的重要发展地点。而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巴拿马是这一区域的重中之重。因为这个社会治安混乱、国家政权迭换不休的地区往往就是以色列的敌人活跃的区域；另一方面，在拉丁美洲，有许多犹太人生活在那里，而保卫同胞的生命与财产是摩萨德义不容辞的职责之一。摩萨德在这些国家同样建立有苦于分站，甚至同一些国家的政权有着十分亲密的交往，因为这些政权既担心邻国的威胁，又害怕国内的叛乱分子。比如，有人就曾经亲眼看到摩萨德的特工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的军队和警察进行训练。而有的政权的最高领导人甚至请摩萨德特工负责自己的保安工作。虽然不断引起舆论的非议，对摩萨德来说，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同这些往往是臭名昭著的政权合作却是完全正常的。</P>

七、摩萨德特色解析
　　摩萨德是其为之服务并从中获取力量和灵感的以色列社会的一面镜子。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反映其自身形象的情报组织结构。与民谣和神话一样，情报工作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特征。
　　英国人认为，谍报与其它一些人类活动一样，是一种竞赛；重要的是竞争，这种竞争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智力斗争，而不是枪炮及力量的比试。英国人喜欢将其情报工作描绘得高雅万分。富于智慧、深奥微妙、充满计策。在英国人看来，情报工作的基础是人的良好素质：判断力和智慧，它是英国人绅士气质的象征，并充满了浪漫和冒险色彩。
　　法国人则玩着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政府追求的目标与其所言大相径庭。
　　他们的情报机关对于命令不屑一顾，甚至设法破坏政界领导人的决策。对法国间谍来说，一切都是未知数：政策不成其为政策，因为官方的观点永远在变化之中。
　　美国人已将情报工作变成一个庞大的行业，他们注重的是数量。美国谍报业是一个大型联合体，其基础并不是个人的精湛技巧，而主要是整个系统的行动方法和效率，所强调的是以最佳设备和最新技术为后盾的集体行动。美国间谍具有这样的名声：时有残暴行为；只要认为需要便轰炸平民；颠覆其它国家政权，甚至策划杀害别国领导人。一个美国间谍总是认为，他是在为整个自由世界和民主服务，而不仅仅是为了美国的自身利益。
　　苏联人在实行公开性政策之前认为，情报工作主要是维护他们的政权和确保共产主义制度生存的工具。一名情报系统的成员算不了什么，他只是一个集体的一分子，是一个等级森严、控制严密的官僚集团唯命是从的工具。
　　在以色列情报界，所有这四种模式的影响都可以看到，有意或无意之中，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的经验给1952年以来的摩萨德留下了它们的印记。
　　摩萨德是一个多种系统的组合体。这些传统是从其它建国时间更长、情报工作开始得更早的国家学习、借鉴、继承或模仿而来的。而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许多杰出人物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摩萨德创始人是不为很多人所知的罗文·希洛，他是当时负责建立情报组的英国式贵族之一，他酷爱秘密谋划、外交诡计及大型战略概念。他极力使间谍工作浪漫化，但也很重视效率。
　　伊塞·哈雷尔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苏联模式提高了摩萨德的效率。由于哈雷尔在俄国出生的经历，也许是在无意之申，以色列情报业沾染了一些俄国色彩，这包括社会主义、开拓精神、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思想。
　　梅厄·阿米特则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美国式的情报管理方法，极力发挥人和技术手段的综合作用。最新式的计算机及其它技术是阿米特情报系统的基本工具。
　　西蒙·佩雷斯和伊扎克·沙米尔在早期都曾有过法国式情报工作的经历。1956—1967年，佩雷斯曾经为了一些秘密国防工程而频繁前往巴黎活动；沙米尔当时则是驻巴黎的一名摩萨德高级特工。他们都继承了迷宫般的法国情报机构的欺骗手法，并将它们引进到以色列。如今，使眼色的传统习俗已替代了正式允许的官方批准的形式。
　　实际上，在摩萨德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以色列人的民族性格。卫星、电子侦听及其它新时代的发明创造加强了其力量，但“人工情报”始终是以色列依靠的最重要手段，其人工情报的资源始终是其优势的决定因素。
　　今天，如同以色列建国初期一样，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被用于一个“犹太谍报”系统的建设，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人员被投入到了对付阿拉伯恐怖主义的艰难斗争。
　　而在这些活动中摩萨德正遇到很大困难，这一点是他们早先所没有预料到的。
<P>　　八、历任局长简介
　　1　．“情报先生”罗文·希洛。
　　摩萨德于1951年9　月1　日成立时，罗文·希洛被本—古里安总理任命为该机构首任局长。
　　罗文·希洛原名罗文·扎斯兰斯基，190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信仰东正教的犹太居民区，当时的巴勒斯坦还处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在学生时代，他学习认真、智力超群，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他言语不多，但却常常显示出幽默感。由于在戏剧方面很有天资，似乎决定了他日后将从事情报工作。
　　加入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哈加纳后，他化名为罗文·希洛。此名出自于希伯莱语中“夏利亚”一词，意为“间谍”，而他当时曾多次作为本—古里安的高级特使，执行过各种秘密任务。在哈加纳中，希洛的突出表现引起了本—古里安及其他指挥官的注意。他们使他飞黄腾达，他则以赤胆忠心回报提携者。
　　1931年8　月，21岁的罗文·希洛首次接受了国外任务。犹太办事处让他潜人伊拉克执行秘密任务。他以教书及兼职记者身份作掩护，花费三年时间，在伊拉克建立起了一个秘密情报网。
　　在此期间，希洛曾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有过密切交往，从中获得了重要启迪，并且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有忘记过这些山民。以色列建国后，当希洛为情报事业设计未来构想时，他曾反复强调与中东地区所有非阿拉伯少数民族建立秘密联系的必要性。
　　他认为，犹太人可以在阿拉伯世界的外围获得朋友。希洛的“外围哲学”后来成为以色列情报界一项不变的原则。1934年，希洛回到耶路撒冷后，“哈加纳”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协助肖尔·阿维格（迈耶罗夫）组建一个专门情报机构，以保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长期利益。当时，希洛的公开身份是本—古里安的犹太办事处与巴勒斯坦英国总督之间的联络官。在此身份的掩护下，希洛与阿维格密切合作，很快建立起了“沙伊”这一重要情报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文·希洛在敌后为犹太通讯社从事特殊工作。他抓住纳粹德国是英国人和犹太人共同敌人的机会，设法在英国军队中建立了一个犹太旅。以色列建国后，该旅成为以色列武装部队的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沙伊努力营救同胞，虽然成效不大，但是对于希洛及其部队来说，这次战争却是他们学习和实践情报工作的大好时机。在这些实践中，沙伊的特工们学会了渗透、侦察、伪装等重要技巧。
　　二战期间，希洛还广泛结交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朋友。在后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争夺巴勒斯坦控制权的斗争中，这些朋友曾向犹太人提供了帮助。希洛还不失时机地与驻耶路撒冷和开罗的英国军事情报官建立起了牢固的关系。
　　而更为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开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交往的序幕。
　　希洛曾与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们同餐共饮、交流思想。1947年，战略情报局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核心。这种联系在战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最终发展成为美以两国情报界间的密切合作。希洛在二战期间的表现，不仅反映出他的情报智慧，同时也证明，他是一位能够从长远和战略性角度看待现代情报工作的杰出人物。
　　罗文·希洛作为总理的国际和地区战略顾问，实际上一直主管并协调着以色列整个情报系统的工作，并被视为以色列情报界当然的领袖。然而，希洛出任摩萨德局长后不久，他的一些弱点和短处很快就暴露出来。1951年，他派往伊拉克的弗兰克差点送命，紧接着摩萨德在巴格达的间谍网被破获，都说明了他的情报业务经验不足。而作为其中主要的负责人和协调者，希洛是难辞其咎的。摩萨德驻巴格达间谍网是他一手创建的，也是他一手毁掉的。</P>
<P>　　事实证明，希洛属于那种只能充当高级顾问的角色。他的战略眼光独树一帜，在进行宏观战略规划时显得极富机智和极有条理，并在此领域发挥出了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然而，对于具体的情报业务，他却并不十分在行。
　　不久，希洛因在一次车祸中头部受伤，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精力也受到了影响。
　　1952年9　月20日，罗文·希洛辞去了摩萨德局长职务，但仍继续担任总理的国际和地区战略顾问。
　　总的说来，罗文·希洛并没有在摩萨德的简短任期内做出什么惊人之举，但他终究是摩萨德的创始人。作为创始人，希洛为摩萨德制定了指导该机构今后数十年工作的基本原则；确立了摩萨德与外国安全机构、尤其是与中央情报局建立起工作关系的基础；为摩萨德建立起一个经济情报处，专门负责侦查阿拉伯国家为了阻止国外与以色列发展贸易往来所进行的活动。此外，希洛还极力强调，以色列必须与全世界犹太人建立起亲密的和相互信任的关系，从而使以色列海外特工活动得到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广泛支持，并因此取得了令各情报大国自叹弗如的惊人成绩。
　　2　．“摩萨德教父”伊塞·哈雷尔。
　　1952年9　月，以色列国内安全总局局长伊塞·哈雷尔，继希洛之后成为摩萨德第二任局长。伊塞·哈雷尔在以色列情报界有着突出的地位和杰出的贡献，所以被人们称作“摩萨德教父”。关于他，我们会在随后另立一章详加叙述。
　　3　．致力于变革的梅厄·阿米特。
　　军事情报局局长梅厄·阿米特是摩萨德第三任局长。
　　阿米特原名梅厄·斯卢茨基，1926年出生在巴勒斯坦太巴列一个来自俄国的移民家庭。
　　阿米特早年曾在加加利地区的阿洛尼姆集体农庄工作，后加入犹太地下军哈加纳，曾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刺探情报。1944年，阿米特已升为哈加纳的一名连长，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军人生涯。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它与周围阿拉伯各国间的各种战争就从未停息过。在50年代，阿米特曾在步兵和坦克部队中任职。他生性好战，且勇敢过人，他不愿呆在后方，总是要求到前线去带兵打仗。而在前线，在每次战斗中，他又总是身先士卒。
　　只要是进攻战斗，阿米特就会把手一挥，大喊一声“跟我来”，便不顾一切地第一个冲上去。
　　当时的以色列军队士气极高，像阿米特这样的勇敢军官也为数不少。之后，为了激励士气，“跟我来”便被确立为以色列军队的基层分队的战斗信条，阿米特也就成为“跟我来”原则的创始人之一。
　　阿米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很快成了当时的以军参谋长摩西·达扬将军的好友。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开始前，他被达扬选作随从参谋。之后，阿米特出任西奈战场南部军区司令。1958年，在进行跳伞训练时受伤后，他到了美国休养。在美国休养的时间，获得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同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了初步联系。阿米特在美国的经历对他以后的仕途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实际上，他在成为摩萨德的局长以后，就是运用在美国学习到的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来管理摩萨德的。
　　1960年，阿米特被任命为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的军情处长，紧接着，1962年又接替哈伊姆·赫尔佐格将军，成为阿穆恩第六任局长。
　　在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期间，阿米特曾努力设法缓解军事情报局与摩萨德之间的争斗。他上任伊始就公开提出：“在保卫犹太人的工作中，各情报组织不应该互相敌视，而应该密切合作。”然而，他与哈雷尔在对情报工作的看法上观点相异，思维方法也格格不人。两大情报机构间的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更加升级。
　　阿米特刚出任摩萨德局长时，仍兼着军事情报局局长一职，这就为他解决这两个情报机构的合作问题提供了机会。在此期间，阿米特把阿穆恩负责海外行动的“131　部队”并人摩萨德，与摩萨德两个较小的行动机构合并为“行动处”，从而使摩萨德海外行动力量得到了极大加强。阿米特认为，原始材料以及对它的系统性分析，必须代替对人的直觉的依靠，为此他把军事情报局早已采用了的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引人了摩萨德。但他同时强调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他说：谍报工作“是一种智力斗争，技术运用及其他方面的改进，只对人的思维劳动起辅助作用”；以色列使用的是“人与机器的组合体。在这种组合体中，人是决定的因素，情报界更是如此”。
　　阿米特将摩萨德的海外任务扩大到更大的领域。在他任内，摩萨德的“政治行动与联络处”几乎变成了以色列的秘密外交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胜过外交部。当时，与那些尚未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外交联络的不是外交部官员，而是摩萨德驻该国的特工。这一现象被人们称为以色列的“准外交”活动。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当年提出的“外围战略”，在阿米特任期内得到全面实现，非洲的摩洛哥、肯尼亚、扎伊尔、利比里亚和加纳都与摩萨德建立起了良好的情报合作关系。
　　摩萨德的特工还以以色列农业、工业和商业专家、顾问的身份打入到非洲十几个国家，之后抓住各种机会，与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建立起了友好的合作关系。
　　阿米特本想将这一“准外交”活动引向深入，但却未能如愿。
　　1967年5　月下旬，埃、叙大兵压境，阿以战争迫在眉睫。但以色列军队立即进入紧急状态后，阿拉伯联军却按兵不动。作为小国的以色列久耗不起，欲主动发起进攻以早日结束这种尴尬局面，但又担心苏联的干涉，于是阿米特秘密前往美国寻求支持和谅解。华盛顿为战争大开绿灯，作出了无言的承诺。于是，以色列于1967年6　月5　日主动开战，仅用六天时间便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战争开始后，摩萨德还致信约旦侯赛因国王，企图离间约旦与埃及。当然，“六天战争”的胜利不仅有赖于摩萨德成功的“准外交”活动，还有赖于它所提供的有关埃及空军的精确情报。
　　摩萨德向军方建议，对埃及进行空袭的最佳时间是早晨7　时45分。因为此时飞行员正在进行早餐，空防松懈，值班人员正在进行交接班，地勤人员正把飞机拖向跑道。
　　于是，以色列战斗机带着炸弹和情报部门提供的目标清单，于7　时45分准时飞达埃及11个机场及雷达站的上空，在不到6　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奠定了整个战争胜利的基础——埃及空军在地面就被炸毁殆尽。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约旦军队也受到了类似的致命打击。阿米特在局长任期内，还针对这一时期刚刚露头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为摩萨德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后来当阿米特退休时，大多数西方情报机构的首脑都致信给他，高度赞扬了阿米特的情报局长生涯，认为他成功地遏制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并为全世界的人们提供了有效防御的典范。
　　“六天战争”前的“准外交”活动为摩萨德以及阿米特赢得了无比的荣耀，但另一次“准外交”活动的参与，却让阿米特最终丢掉了摩萨德局长的宝座。
　　1968年3　月，摩西·达扬想秘密访问伊朗，与伊朗国王进行一次私下会谈。鉴于摩萨德负责与伊朗方面的关系，于是达扬找阿米特替他作出安排，并要求阿米特对其行踪严格保密。摩萨德局长满足了以色列国防部长的要求，但却将“密”保到了以色列总理的头上。艾希科尔总理发现此事后怒不可遏。尽管他极为欣赏阿米特的情报才能，并认为阿米特丝毫不逊色于其前任伊塞·哈雷尔，但还是没有让他连任摩萨德局长。
</P>

4　．柔中带刚的兹维·扎米尔。
　　1968年夏季，以色列情报界爆出了冷门：成绩斐然的情报专家梅厄·阿米特，未能像其前任哈雷尔那样连任局长，而毫无情报工作经历的兹维·扎米尔将军，却接替他成为摩萨德第四任局长。
　　兹维·扎米尔1925年出生在波兰。出生7　个月后，便随同父母迁居巴勒斯坦。
　　1942年，18岁的扎米尔参加了帕尔马赫冲锋队。1946年，他在奉命为沙伊的一次偷运军火行动放风时，被英国警察逮捕并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继续在军队中工作。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他指挥一个旅团，承担了打开通往耶路撒冷通道的任务。从此，他开始了行伍生涯。
　　1950年，兹维·扎米尔成为高级军官进修班的教员。1953年，他又到英国高级军官学校学习，回国后被任命为步兵学校校长。1956年，在国防部训练司令部担任高级军官，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曾在西奈战场任某旅旅长。1957年，扎米尔离职去希伯莱大学攻读文科学士学位，学业完成后被晋升为准将，并主持训练司令部的工作。1962年，他担任了南方司令部的领导职务，成为以军独当一面的前线指挥官。
　　在此期间，他曾几度身入加沙地带的所谓“恐怖分子老窝”进行侦察。1966年7　月，扎米尔又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扎米尔虽然没有情报工作的经历，但在艾希科尔等人看来，foe　尔的力量却恰恰蕴藏在他的弱点之中。在过去的20年里，摩萨德一直是由自命不凡的间谍大师们当家，无论是伊塞·哈雷尔还是梅厄·阿米特，都是说话要算数的超级强人。这些行家里手在情报工作方面的高效率固然可取，但当这种效率影响到政治家们的决策时，他们宁可挑选一个更为听话的人来担任情报总管。摩萨德首脑毕竟不能当家，他们不过是为政治家们执行任务的工具，而工具就必须用起来得心应手。
　　从外表看，扎米尔秃脑门、招风耳，身材修长，近乎干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可能患有胃溃疡或胃下垂之类的疾病。他不苟言笑、离群索居，据熟悉他的朋友说，他“在家时总是独自呆在地下室里”。总之，扎米尔几乎谈不上魅力，是以军中缺少风采、毫无情趣的人物之一。
　　在就任以色列驻伦敦武官一职期间，扎米尔负责从盎格鲁萨克逊地区购买军火的所有事务。在英国上流社会中的交际活动，使扎米尔受到了绅士风度的熏陶，以致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俨然透着一身英国上议院中勋爵们所特有的那种潇洒风度。他这种衣冠整洁、服饰考究的气质，在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以色列特工群体中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然会显得格外招眼。但扎米尔却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即使率领特工队行进在40度高温的内格夫沙漠中时，这种风度也不减半分。
　　兹维·扎米尔就任摩萨德局长时，恰值法国刚刚宣布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令，因此摆在新局长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能否为“纺织厂”（这是迪莫纳核反应堆的对外名称）搞到铀。这可是关系到以色列核武器研制成败与否的大问题。
　　因此，在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为武官扎米尔的离任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当年轻的肯特公爵问起扎米尔将有何另任时，扎米尔以其特有的幽默回答说：“我将进入纺织工业。”
　　扎米尔上任后，立刻从阿米特手中接过了搞铀工作。早在哈雷尔下台前夕，这一工作已经开始了。为以色列制造原子弹搞铀的工作，在经过了摩萨德前后三任局长之手后，最终在扎米尔手中完成。扎米尔在担任摩萨德首脑时的最大功绩之一，就在于他冲破了法国人的武器禁运，使“舍尔斯贝格”运铀货轮“改变航向”，200吨氧化铀矿石被偷运到以色列。此外，窃取法国“幻影”歼击轰炸机蓝图的任务，也是在他手中最后完成的。
　　另外，扎米尔在摩萨德局长任上还有两项引起世界注目的功绩：一是成功地实施了将5　艘导弹快艇，从法国海港里偷出并运回以色列的“诺亚方舟”行动；另一项则是追寻世界，将“黑九月”恐怖分子斩尽杀绝的报复行动。
　　5　．自豪的将军伊扎克·霍菲。
　　1974年，兹维·扎米尔5　年摩萨德局长任期届满后，便无声无息地退出了以色列最大的情报机构。刚刚出任总理不久的伊扎克·拉宾挑选了自己的一位老熟人——伊扎克（哈卡）·霍菲少将出任摩萨德局长。
　　新总理的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在证明他极力回避“赎罪日战争”的阴影。在一年前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由于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大意而使得以色列在埃及、叙利亚等国的突然进攻面前被打得措手不及，从而丢尽了情报部门的脸面。因此，拉宾总理决心选一位与这次奇耻大辱毫无关系的人，来出任新的摩萨德局长。
　　霍菲是以色列高级将领中惟一的在战争爆发前，极力敦促其上司注意叙利亚部队调动动向的将军。他当时正担任北部军区的司令，在预感到战争即将爆发后，曾请求增援他的坦克和炮兵部队，但是这一请求却未受到理睬。
　　战争爆发后，突遭袭击的以军在初期陷入了被动，但霍菲将军及其手下的部队却打得异常英勇。他们顽强地阻止住了叙利亚军队的凶猛进攻，并很快就收复了谢赫山和戈兰高地，甚至打到了叙利亚境内。因此，在这次让以色列人丢尽了脸面的战争中，霍菲便成为了少数能为其行动感到自豪的人。
　　霍菲出生于1927年，他是第一位任摩萨德局长的“萨布拉”（“萨布拉”在希伯莱语中意为“仙人掌上可食用的红色多刺的果子”，这个词被用来指在以色列出生的以色列人，因为据说他们外表多刺，内心则很甜）。与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霍菲在17岁时就参加了犹太秘密军队“哈加纳”的特工部队“帕尔马赫”，同时，他与伊扎克·拉宾是工党中同一派别成员，这对他与总理后来的关系大有裨益。在英国托管时期，这支部队在巴勒斯坦进行地下活动。后来他参加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以色列建国初期，霍菲指挥的一支专门对付阿拉伯人的特工部队并入了以色列军队，霍菲便在以军中步步高升：开始是个营长，接着担任某军校教官，后又晋升为一个战功卓著的伞兵旅的副旅长，参与了以色列在西奈和加沙地带的几次冒险行动。当时的空降旅旅长是后来当上了以色列国防部长的阿里尔·沙龙将军。1964年，霍菲去美国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参加了一个为期6　个月的培训。
　　1965年，霍菲在西奈半岛当过空降部队副司令，之后，作为一名制定计划的高级军官，参加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六天战争”）的准备工作。1968年，霍菲晋升为准将，随后又晋升为中将。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即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霍菲更有上乘表现。
　　1974年7　月，脸国体胖的霍菲离开了部队，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是到摩萨德当局长去了。由于摩萨德局长的任命及行踪从不见诸报端，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从此便销声匿迹了。直到若干年后，人们才知道这位从前的伞兵在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经历了一段传奇。
　　严格地讲，霍菲并不是搞情报工作的天才，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却对他非常尊敬，这主要是出于对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勤勉和认真态度的敬佩。伊扎克·霍菲在任摩萨德局长期间，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协助政府成功地开展了秘密外交活动。
　　阿米特为摩萨德开创的“第二外交部”的传统，一直很好地保存了下来。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拉宾就赋予了摩萨德一项新的任务：协调他同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秘密会晤及其他官方接触。这些都是以色列外交政策中最敏感、最机密的一面。
　　1975年3　月，摩萨德安排侯赛因国王和拉宾总理，在两国边境线上尘土飞扬的阿拉瓦平原进行了会晤。双方会谈的情景都被摩萨德用隐藏的摄像机和窃听器录了下来。有关这次秘密会晤的录像带、录音带及文字材料，到现在都被紧锁在以色列政府的档案馆内。
　　随后，摩萨德又受领了安排拉宾总理秘密出访摩洛哥的使命。1976年，以色列总理乔装打扮，头戴假发，取道巴黎飞抵拉巴特。拉宾总理请求哈桑二世国王设法说服埃及总统萨达特坐到谈判桌边来。
　　虽然这次出访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但是以色列和摩洛哥之间的秘密合作却得到了发展。摩萨德取得了与中央情报局同等的权力：他们的特工可以在国王的领土上自由行动，其中包括与可能有用的阿拉伯人来往、建立无线电通讯侦收站以对北非各国的行动进行电子侦察。而摩萨德所作的回报是，就摩洛哥国内安全事务，向国王及其高级官员提出建议。
　　霍菲还继续执行着以色列传统的“外围战略”，但有一点已变得更加清楚：以色列需要与阿拉伯国家本身发展关系。不久，摩萨德与约旦秘密警察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双方交换有关共同敌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绝密情报。为此，摩萨德曾多次传递了巴解组织企图刺杀侯赛因及其内阁部长的计划。
　　1977年5　月，梅纳赫姆·贝京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工党中的政客们都把“利库德集团”（当然也包括贝京本人）看作是一个“会把阿拉伯人吞掉”的恶魔，一个会挑起以色列与其邻邦之间可怕冲突的战争贩子。但贝京却想让人们相信，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就在他上台几个星期后，一项试图与以色列最大敌人埃及和解的计划开始实施。贝京一心想实现其前任一年前访问摩洛哥时未能实现的目标。
　　作为该计划的第一个步骤，摩萨德局长霍菲、副局长戴维·金奇被作为和平使者派往摩洛哥。在伊弗兰宫中，霍菲见到了与世隔绝的哈桑二世，并使国王同意作为东道主，促成一次埃及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罕见的会晤。
　　就在当天，埃及副总理哈桑·托哈米和情报局局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将军，应哈桑国王之邀来到了摩洛哥。在伊弗兰王宫，摩萨德首脑与埃及副总统进行了秘密会晤。由于此次行动是极为秘密的，就连身为埃及情报局长的阿里将军也被拒之门外。阿里当时差点给气疯了。回到埃及后，阿里向萨达特大肆抱怨托哈米故弄玄虚，没想到埃及总统却大笑起来。据阿里后来回忆说，他从来没见过总统这样大笑过，而且直到这时候，萨达特才对情报局长讲出了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霍菲的摩洛哥之行，为埃以两国领导人其后的会谈开辟了道路。但摩萨德还将为融化坚冰再添一把火。
　　5　月底的一天，摩萨德的一份秘密报告出现在贝京总理的办公桌上，贝京阅后吓了一跳。报告指出，1977年4　月，卡扎菲同驻在利比亚首都的苏联克格勃特工达成了一项协议：利比亚将向苏联提供舰船靠岸权和飞机着陆权，以便他们能向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运送武器；苏联方面则负责向利比亚派遣一支克格勃特工部队，并负责训练巴勒斯坦、德国和日本的恐怖分子。而这些恐怖分子的刺杀目标，就是被卡扎菲称之为“阿拉伯事业的叛徒”的埃及总统萨达特。
　　以色列方面很快将这一情报通知了埃及情报部门。埃及人起初不大相信，于是向利比亚边境地区派出侦察机，他们在一块绿洲中果然发现了摩萨德所说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1977年7　月25日，埃及特种部队推毁了那个克格勃基地。萨达特随后向耶路撒冷转达了谢意。
　　摩萨德送出的这把火，终于融化掉了以埃两国间的最后一块坚冰。
　　8　月27日，埃及外长赛义德·马雷访问罗马尼亚，而贝京总理在摩萨德的巧妙安排下，“恰巧”也在同一天访问该国。这对中东天敌在布加勒斯特的秘密会晤，将两国的和解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77年9　月，摩萨德又为以色列外交部长摩酉·达扬的最后冲刺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9　月中旬，埃及副总理托哈米乘飞机来到了摩洛哥。此时，达扬也正准备前往美国，进行他出任外长后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9　月16日，达扬乘坐的飞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作短暂停留，与北约总司令、美国的亚历山大将军举行了会谈。下午4　点30分，一支摩托车队护送他来到机场。
　　比利时航空公司的一辆贵宾专用轿车已经恭候多时，准备把达扬及其夫人直接送到即将飞往纽约的D　。S　型客机下。然而，达扬却拒绝享受这一特殊优待，决定步行登机。
　　就在飞机起飞前的最后一刻，一辆黑色雪铁龙DS型轿车突然疾驰而来，又嘎然停在了专机旁。此刻，达扬正站在舷梯旁尚未登机。在机场卫生间化妆后的达扬，此时戴着一副特大的太阳镜和假胡子，帽沿压得极低，几乎遮住了半张脸。两名身着便衣的摩萨德特工将他拥进了轿车，随即驾车拐上了另一条跑道，一同登上了摩洛哥空军的一架飞机。当从飞抵纽约的飞机上只走下达扬夫人一个人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拼命地寻找达扬的踪迹。而此时他早已在摩洛哥，开始同埃及副总理托哈米会谈了。托哈米转达了萨达特总统的问候，并通告了总统同贝京会面的惟一条件是：以色列政府必须声明，同意把已占领的西奈半岛还给埃及。
　　翌日，达扬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巴黎，但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数小时后，他飞往特拉维夫，晋见了贝京总理。9　月18日，达扬乘坐一架飞往纽约的班机，准备去美国同夫人会合。当班机在苏黎世的机场中途着陆时，达扬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会晤了来自开罗的一名代表，向他转达了贝京的承诺：以色列愿意归还西奈半岛。这一信息的传递，为两个月后萨达特总统对耶路撒冷的历史性访问铺平了道路。
　　1977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主动访问了以色列，标志着埃以两国走上了和解的道路。
　　尽管摩萨德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同埃及和解的全过程，但对于这些内幕却一直秘而不宣。1980年，萨达特第M　次访问以色列，副总理托哈米陪同前往。在欢迎宴会开始前，霍菲与托哈米见面时都好像互不认识，只是象征性地握了握手，甚至连头都没点一下。
　　霍菲领导摩萨德进行秘密和平外交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反恐怖主义斗争，而后者则在非洲的纵深地区达到了成功的顶点。
　　1976年6　月27日，两名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成员和两名西德“都市游击队员”劫持了一架法航客机。恐怖分子最后将飞机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飞机上共有250　余名乘客，但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却从中挑出了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作为人质，而将其余的乘客释放了。
　　为营救人质，摩萨德策划了史无前例的“霹雳行动”。1976年7　月3　日夜晚，空军的3　架“大力神”运输机载着几十名“塞雷特”突击队员，在飞行2000公里后毫无声息地降落在该机场。几分钟后，突击队员即冲进了旅客候机室，干掉了全部恐怖分子，救出了人质。
　　这是一次令人惊愕的成功。尽管它与1972年特拉维夫卢德机场的营救行动极为相似，但行动却更大胆，奔袭距离更远，并且是在敌国作战。以色列特工突袭乌干达的成功，恰恰发生在美国国庆节（7　月4　日）的前一天晚上。全世界都在为这次辉煌的成就而轰动，以至于美国建国200　周年的纪念活动也显得黯然失色。
　　在这一时期，摩萨德还密切关注着伊拉克人的核工程计划。
　　1978年，摩萨德利用美人计成功地获取了伊拉克核机密，随后先是派特工去法国炸毁了为伊拉克生产的核反应堆，又为以色列空军提供准确情报，使之一举将伊拉克建设中的大型核反应堆“塔穆兹1　号”夷为平地。这一行动的成功，使以色列继续成为中东惟一的核国家，并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
　　霍菲在摩萨德局长任期内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与黎巴嫩长枪党民兵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黎巴嫩是以色列北面的邻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南部建立起了军事基地，用以色列人的话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中之国”。巴解组织对以军的炮击和对以境的骚扰令以色列极为恼火，于是，以色列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略。
　　黎巴嫩是中东阿拉伯各国中惟一不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国家，因为该国只有51％的人信仰伊斯兰教，而49％的人则信仰基督教。黎巴嫩的穆斯林及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与基督教派之间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于是，为共同对付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阿穆恩）自1974年起，就与黎巴嫩最大的基督教民兵组织——长枪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81年贝京再次当选后，命令霍菲扩大并加强同长枪党的联系，而作为以色列最好战的国防部长沙龙则走得更运，一直策划着与长枪党联手，试图将聚集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一举歼灭。以色列陆军和空军也摩拳擦掌，期待着采取报复行动。
　　摩萨德最初反对采取军事冒险行动，认为这将导致以色列军队直接面对驻扎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但沙龙却坚持认为，这一行动将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直同沙龙唱对台戏的霍菲局长，最后竟然同意了沙龙的观点。
　　1982年6　月3　日，以色列驻伦敦大使在出席一次外交宴会后，遭到巴勒斯坦人的伏击，成了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为沙龙的入侵提供了借口。6　月6　日，以色列军队越过边境，大规模入侵黎巴嫩。这完全是一次战争行动，但以色列军方却为之起了个极为动听的名字——“加加利和平行动”。
　　战争并没有像沙龙事先保证的那样，以闪电战一举解决问题，而是遭到了巴解组织战士和黎巴嫩穆斯林的顽强抵抗，闪电战的梦想化为了长达数月的消耗战。尽管在以色列军队和美国人的扶持下，贝希尔·杰马耶勒登上了黎巴嫩总统的宝座，但三个星期后，新总统就被一枚高爆炸弹炸死了。杰马耶勒之死，宣告了“加加利和平行动”的彻底破产。
　　霍菲在1974年至1982年间连任两届摩萨德局长，成为在这个重要位置上的时间仅次于哈雷尔的人。他本可以凭借着成功的和平外交及“霹雳行动”等骄人成绩而体面退休，但最后却因赞同“加加利和平行动”而破坏了自己的完美形象。

6　．了无个性的尴尬局长内厄姆·艾德莫尼。
　　1982年夏季，内厄姆·艾德莫尼成为摩萨德的第六任局长，他也是从摩萨德内部产生出来的第一位局长。摩萨德内部人员似乎更了解他，认为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一位“普通人”，一个“当官的”。尽管艾德莫尼可能属于那种没有活力的官僚，但其优点是办事谨慎，且有恒心，53岁的艾德莫尼完全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最低层一级级升上来的。
　　1929年，内厄姆·艾德莫尼出生在耶路撒冷。几年前，他的父母刚从波兰来到巴勒斯坦，并将“罗特鲍姆”这个姓改成了“艾德莫尼”。他父亲是耶路撒冷公园的设计师，因此艾德莫尼一家得以住在离豪华的戴维国王旅馆不远的雷哈维亚高级住宅区。
　　实际上，以色列政府中的不少官员，以及一些大学教授和军官，都来自雷哈维亚。少年时代，内厄姆·艾德莫尼就在哈加纳及其情报机构沙伊中工作。1948年的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艾德莫尼就考人美国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国际关系专业。他在那里半工半读，曾在一家犹太主日学校工作过，并为一家犹太教堂当过看管人，还在一家为美国军队生产军装的工厂干过活。
　　在加利福尼亚，艾德莫尼遇见并娶了他现在的妻子，他们在西海岸的5　年生活是他们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这是艾德莫尼的前半生能够摆脱秘密战争压力的惟—一段时光。
　　艾德莫尼之所以选读国际关系专业，是想当一名外交官。但当他回到以色列后，却在位于耶路撒冷的情报专门学校当上了教官。不久，当摩萨德从教官队伍中招收特工时，艾德莫尼被选中了，成为摩萨德政治和联络处的情报官。艾德莫尼在该机构驻世界各地（从华盛顿到埃塞俄比亚）的情报站，一干就是30年，曾参与了与中央情报局进行的多项合作工程，成为以色列从事兼职外交活动的专家。
　　由于艾德莫尼多年来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使得他在具体的秘密行动方面缺乏实际经验。他不是一个冒险家，也不是一个杀手，但他工作踏实，非常勤奋，还是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艾德莫尼尽管性格内向，但并不窝囊，在他任局长期间，摩萨德同样干出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84年初到1985年初，摩萨德成功地策划和实施了“摩西行动”，将埃塞俄比亚的1　万余名犹太人，偷偷空运回以色列。
　　1986年9　月，摩萨德特工将从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叛逃的技术人员莫迪凯·瓦努努，从英国骗到意大利后绑架回以色列。
　　1988年2　月，摩萨德特工在希腊成功地炸毁了巴解组织运送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的“回归”号，挫败了对方“回归航行”的宣传企图。
　　1988年4　月，在摩萨德的精心策划和积极配合下，以色列“马特卡勒塞雷特”突击队前往1500英里之外的突尼斯，成功地暗杀了巴解组织最高军事指挥官阿布·杰哈德。
　　艾德莫尼领导摩萨德也达7　年之久，总的来说，功过参半。1989年9　月，内厄姆·艾德莫尼退休。
<P>　　第二章　摩萨德教父——骑士伊塞·哈雷尔
　　1952年9　月，以色列国内安全总局局长伊塞·哈雷尔，继希洛之后成为摩萨德第二任局长。从此，在哈雷尔的领导下，摩萨德进入了发展历程中第一个辉煌时期。
　　而同时，受益于哈雷尔的还远远不止是摩萨德情报局。哈雷尔对于以色列情报界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以至于被人们公认为“摩萨德教父”。</P>
<P>　　一、少年时代
　　伊塞·哈雷尔，原名伊塞·哈尔彭，1912年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镇的一个正统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富有的小工厂主。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成功，他的父亲财产也荡然无存，于是举家移居到拉脱维亚。在那里，反犹太势力极为嚣张，犹太人被迫组成自己的社团进行抵抗。年仅15岁的小哈雷尔开始接受犹太教育，并且加入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他还为自己在黑市上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尽管哈雷尔从那时起就学会了希伯莱语，但直到后来说话时仍旧保留着浓厚的俄国口音。
　　哈雷尔幻想着有一天能回到祖先的所在地。17岁那年，他生平第一次伪造了一些证件，证明自己已满18岁，具备了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法定年龄。1930年1　月，哈雷尔终于带上他的小手枪和一些子弹，随同父母踏上了移居巴勒斯坦的路程。
　　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巴勒斯坦港口后，一位犹太移民局的官员来到船上提醒大家：“英国托管当局将要检查你们是否带有武器。如果带了，请立刻扔到海里去。
　　否则，一旦查出来，你们所有人都将被禁止下船登岸。”
　　听到这话后，船上带枪的人赶紧把枪支扔掉了。哈雷尔却不甘心，他挖空了一个面包，把自己的手枪和子弹藏在了里面，然后又将面包藏在手提箱的一堆脏衣服下面。海关人员检查到他的时候，一见那酸臭熏人的脏衣服，连碰都没碰就赶紧让他走了。
　　年轻的哈雷尔在特拉维夫郊区的赫兹利亚集体农庄，当上了一名修水渠的工人。
　　白天，他拼命地干农活，晚上，便来到犹太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接受训练。在集体农庄里，哈雷尔结识了一位名叫瑞夫卡的犹太姑娘。哈雷尔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平时只爱干活，不擅交际，而瑞夫卡却既漂亮又风趣，而且爱好跳舞和社交。在乡亲们看来，这对性格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并不般配。然而，他们最终却成为了一对和美的夫妻。
　　1939年，瑞夫卡偶然听到农庄里有两个人在背后谈论，抱怨哈雷尔为了接来夫妇两人的双亲，动用了农庄的专款作路费。这种指责是无中生有的，瑞夫卡心烦意乱，将此事告诉了哈雷尔，哈雷尔立即暴跳如雷，与那两个人吵翻了天。第二天，哈雷尔就赌气离开了农庄，他一无资金，二无产业，但他宁可去干不受任何合同约束的摘柑桔和装运柑桔的活。渐渐地，哈雷尔靠着能干和耍花招，成了一名柑桔承包商，开始发大财了。
　　由于经营柑桔的需要，他要同邻村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因而很快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之后，他经常在夜间，向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介绍一些有关阿拉伯人村庄的情况，例如村长的品行、发生的纠纷以及对犹太人不满的议论等等。哈雷尔的上级注意到了他的才能，并委任他当上了所在情报小组的组长。这位年轻的‘“矮子伊塞”就这样逐渐滑入了犹太地下军的谍报网，并开始接受训练。</P>
<P>　　二、才华初展
　　哈雷尔为沙伊工作后才发现，他几乎天生就是个当间谍的材料。1936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希伯莱名宇“哈雷尔”，并且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负责刺探英国托管当局的情报。
　　1939年，他混进英国人创建的警察预备队，负责刺探英国托管当局的情报。一次，他抓住一个搞黑市交易的英国军官，不由分说地扇了他一个耳光。于是，他不得不潜人地下，继续为“沙伊”从事秘密情报活动。1942年，哈雷尔正式加入沙伊，专门刺探阿拉伯和英国的情报，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特工生涯。哈雷尔首先被选中到“沙伊”犹太处任秘书。该处当时只有三个人，他算一个，外加一个处长，一个女秘书。哈雷尔本人谈不上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他不像“沙伊”组织中大多数同行那样有教养，也从未读过有关地下活动的教材。但在两年后，哈雷尔当上犹太处处长时，他已经积累了许多秘密情报工作的经验和知识。他摸索出来了一条适用于各种秘密行动的原则，这就是“分级单线联系”原则，这一原则使“哈加纳”的头头逃脱了英国军队于1946年6　月29日为从军事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冒险分子而进行的大搜捕和大扫荡。
　　1946年6　月29日，英国托管当局向在特拉维夫的哈加纳领导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搜捕。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安息日”。哈雷尔正是凭着这一原则，使哈加纳领导人得以逃脱被捕的厄运。哈雷尔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本—古里安的青睐，这一天成了伊塞·哈雷尔命运转折的吉日。
　　哈雷尔的新上司戴维·沙尔蒂尔（后来出任以色列驻荷兰大使），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在情报分析方面的非凡才能。他先让哈雷尔负责国内安全方面的工作，后来又让他当上了特拉维夫地区沙伊组织的领导人。正是在这一时期，伊塞·哈雷尔结识了包括伊塞·加加利和本—古里安等人在内的哈加纳重要领导人。前者于1968年出任以色列不管部部长，后者则成为了以色列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1948年5　月初，也就是以色列国即将宣布成立之前，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都在厉兵袜马，准备在以色列建国日向犹太人发起全面的进攻。当时，大多数以色列领导人都认为约旦不会参加这场战争，甚至还会制止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行动。当时，果尔达·梅厄——这位日后的女总理——装扮成阿拉伯人，只身潜入约旦首都安曼，秘密会晤了阿卜杜拉国王。会晤后，她满有把握地认为，约旦将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
　　但哈雷尔却不这么看。对于这件关系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兵力部署，乃至新生以色列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哈雷尔必须作出准确的判断。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派出了一名年轻的特工混在即将逃离以色列的阿拉伯难民中，来到了阿曼。这位特工也是个阿拉伯人，他正热恋着一位犹太姑娘。其表兄正在阿曼的阿卜杜拉国王的政府中担任要职。5　月12日夜，这位特工终于从阿曼穿过胡达尔前线阵地，带回了约旦装甲部队已整装待发即将参战，以及阿拉伯军团就要发动进攻的重要情报。
　　哈雷尔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本—古里安。本—古里安连夜调派几支部队，在约以边界筑起了一道防线。
　　5　月14日，英国托管当局从耶路撒冷的市政府大厦上降下了“米”字国旗，与此同时，本—古里安则在特拉维夫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以色列国成立。次日夜，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的联合军团跨过边界，向新生的以色列国大举进攻。
　　以色列凭借着准确的情报而预有准备，最终打赢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哈雷尔因此得到了本—古里安总理的特别赏识，并被破格晋升为以军中校。这在以色列创建之初的军队中，已属于第二高的军衔了。</P>
<P>　　三、巅峰时刻
　　1948年，沙伊被解散，同时，36岁的哈雷尔被本—古里安总理任命为国内安全总局辛贝特的首任局长。
　　1952年9　月，罗文·希洛因健康原因辞去摩萨德局长职务，并向本—古里安提出了接任人选：莱文斯基、吉布利和哈雷尔。而本—古里安最终选择了哈雷尔。在建国之初的4　年里，以色列情报机构一直在忙于应付杂乱纷繁的国内外活动，尚未腾出精力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明确的指导方针。以色列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必然包括秘密斗争，因此，所有的情报活动都是刻不容缓的。但问题在于，所有这一切都显得毫无章法和缺乏连贯性。
　　几位情报界最早的领导人仍在寻找一种能够将高效率的安全机构与真正的民主合为一体的框架，他们寄希望于他们的政治领袖。但是，已经为无数难题找到答案的本—古里安，此时却也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一特殊挑战了。
　　伊塞·哈雷尔的坚强和正直打动了这位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认为，哈雷尔正是那种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的合适人选。于是，哈雷尔被任命为摩萨德局长，成为继罗文·希洛之后的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最高领导人。
　　1　．对摩萨德的变革。
　　哈雷尔刚接任局长时，摩萨德的规模还很小，其总部连局长秘书在内，也不过12人。此外，办公条件极其简陋，经费也严重不足，就连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无着落。
　　哈雷尔立刻去找本—古里安追加经费。当天下午，摩萨德的经费就增加了10倍。
　　哈雷尔要求摩萨德特工必备的第一素质，就是为以色列国家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而他自己则正是这一精神的化身，他因每天连续工作18个小时而被手下人称为“工作狂”。哈雷尔的这种忘我精神极大地激励了部下，他们在执行一些危险任务时，尽管既无报酬，也无褒奖，但却总是能够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哈雷尔在任摩萨德局长期间，不满足于仅仅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在其任内，摩萨德海外特工行动也极为活跃，其谍报人员分布在国外各个角落，并且经常是单枪匹马地各自为战。尽管他们的薪金远比不上欧美各主要情报机构的间谍，但其忠诚及献身精神，却是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人员无法与之匹敌的。摩萨德驻海外情报站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职业情报人员。以色列其他情报机构在国外执行某项任务时，除了军事情报局派驻各国的武官外，其他人员均由摩萨德统一指挥。
　　哈雷尔善于发现人才，在他领导的部门里，凡是敏锐果断者都会迅速得到提升。
　　1955年，哈雷尔还说服本—古里安，把建国前臭名昭著的地下组织斯特恩集团的最能干的成员招人了摩萨德。而在此之前，本—古里安是极不喜欢他们的。这些人中包括斯特恩集团的头子伊拉克·耶泽尼茨基，他后来改名为伊扎克·沙米尔，并最终当上了以色列总理。
　　哈雷尔也懂得爱护部下。各国特工部门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被捕的间谍就是一个失败的间谍，但是哈雷尔却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如果他手下的人不幸被捕，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无疑使得摩萨德的特工们感到了身后强大组织的有力支持，因此在完成任务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反过来，哈雷尔也要求他手下的特工必须绝对地忠诚，任何背叛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在哈雷尔的领导下，摩萨德飞速地运转起来，很快就干出了几件令国际情报界同行目瞪口呆的绝活。</P>

<P>2　．迷霉行动。
　　1956年下半年，为了保守以色列军队参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机密，摩萨德成功地实施了“迷雾计划”。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它扼守着亚。欧、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运河自1869年开通后，就被英、法垄断资本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所控制。1956年初，埃及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将运河收归国有。而既得利益受到侵害的英、法两国，决定通过武力制止纳赛尔政府的正当要求。
　　英、法两国为使战争开始后美国能够站到自己一边，力争将埃及的宿敌以色列拉人这次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则想从法国获得核反应堆及武器供应，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法国政府自当年4　月起，开始武装以色列。法国的运输船队和大批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开往以色列，并在黑夜抵达海港和机场卸下大量的坦克、大炮、战斗机和弹药。
　　7　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蓄谋已久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时，美国人根据种种迹象和传闻，也已经觉察到了以色列参与这次战争的意图。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命令安格尔顿与哈雷尔联系，以探听虚实。
　　哈雷尔为了严守战争机密，决定对美国也加以蒙蔽，于是便不动声色地将本—古里安总理不久前在陆军高级军官学校发表的讲话稿，转送给了杜勒斯。该讲话稿的中心意图是要教训一下约旦，并不是战争。与此同时，摩萨德还使出了散布假情报的手段。就在进攻西奈半岛的前几天，摩萨德又故意通过其他渠道向外界透露：鉴于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不断向以色列发起进攻，以色列正计划对约旦实施一次小规模的报复行动。
　　埃及被蒙蔽了，美国人的疑虑也消除了。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伞兵和三路地面部队开始越过埃以边界，随后穿过西奈半岛，逼向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了，埃及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直到战争爆发当天的中午，摩萨德才向中央情报局电告实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才恍然大悟，杜勒斯气得大发雷霆，当着助手的面怒骂道：“他们把我们骗了！”
　　3　．扬眉剑出鞘。
　　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和巩固本—古里安的政治地位，哈雷尔在舆论界也展开了战斗。他在进行全面搜索之后断定，很受欢迎的希伯莱文杂志《这个世界》已对总理、工党及整个政治制度构成了明显的现实危险。哈雷尔决定向这家周刊宣战。
　　但是，与媒体作战并非哈雷尔的特长，最终他不得不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这场战斗。
　　《这个世界》之所以受欢迎并不是因为能发布什么具有一流价值的新闻，它纯粹就是一个流言蜚语、黄色丑闻及调查报告的混合体，该杂志提倡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实行和解，并对以色列现实生活提出了怪异的观点。杂志的主编是乌里·阿弗内里，他呼吁本—古里安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允许成立巴勒斯坦国——尽管以色列在独立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50年代初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严重对立的局势下，这是十足的异端邪说。
　　本—古里安及其中央集权的执政方法自然是这家杂志极力攻击的目标，执政党则憎恨阿弗内里。工党机关发起了对《这个世界》的抵制运动，但这份刊物始终有它的忠实读者。1956年，由于该杂志在封面上登载了有关特拉维夫警察局长腐败行为的标题新闻，这位警察局长正好是总理的儿子阿莫斯·本—古里安，所以发行量甚至还大大增加了。作为本—古里安总理的忠实仆役，哈雷尔对此诽谤性的标题新闻无法容忍。
　　此外，阿弗内里还将他的笔墨子弹射向了辛贝特本身。这使哈雷尔更加无法忍受，因为当时还无人写过关于以色列安全机关的文章，《这个世界》并未直呼辛贝特之名，而只是经常提到“黑暗机关”。
　　这家杂志把辛贝特描述为一个残酷践踏人权的魔鬼，似乎以色列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都是辛贝特造成的。
　　阿弗内里的行为不仅惹怒了哈雷尔这位梅穆内，而且还惹怒了辛贝特的挂名局长阿莫斯·马诺尔。马诺尔指责该杂志“编造谎言，惹是生非，并开始对其人员进行监视，希望查出他们的丑行”。《这个世界》则使用登载调查报告的形式予以回击。当然，这种回击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在文章中写出情报界任何职员的姓名都是违法的。
　　艾泽·哈雷尔决定亮出一种特殊武器：一份针锋相对的刊物。为了减少阿弗内里的发行量，辛贝特于1956年8　月1　日开始出版名为《石榴》的周刊。这份杂志与阿弗内里的刊物大同小异。《这个世界》就现实社会发表批评意见，而《石榴》则宣传官方观点，但《石榴》也刊登一些娱乐行业的花边新闻，旨在扩大销路。
　　《石榴》对《这个世界》展开了文字战，然而，这份仿制刊物的内容和文笔始终不如《这个世界》吸引人。由于不能扩大杂志的销路，经过一场拙劣的攻击战之后，情报界终于在发行战中败北。3　年的滞销已使辛贝特无法继续支付《石榴》的经费，《石榴》只好停刊。
　　4　．反间谍战。
　　哈雷尔在出任摩萨德的首脑前是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关辛贝特局长，国内安全之一就是反间谍。出于形势的需要，以色列不断地把特工派到国外，而敌国也不断地把间谍遣人以色列，而由于新生的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建国初期50万犹太人从世界各国的迅速拥人，无疑为一些外国情报机构向以色列派遣自己的间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反间谍就成了辛贝特的重要工作之一，而这也是哈雷尔始终如一的兴趣所在。在人主摩萨德后，哈雷尔同时被总理授予“梅穆内”一职，实际上就是辛贝特和摩萨德两个工作一块抓。所以，哈雷尔的反间谍工作一直在进行着。
　　哈雷尔反间谍的工作重点在苏联（包括东欧各国）和阿拉伯国家上。因为前者是犹太移民最多的国家，后者则是以色列的敌对国。
　　（1　）齐夫·阿弗尼。
　　在外交部，一位来以色列之前就是苏联密探的间谍被抓获了。此人原名沃尔夫·戈尔茨坦，出生在瑞士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曾参加过列宁领导的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崇拜英雄的沃尔夫在少年时代就迷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吸收了他，并让他在莫斯科接受了全面的谍报训练。训练的出发点从一开始便是潜人以色列政府内部。
　　沃尔夫于1948年战争期间来到以色列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外交部吸收了他。他被安排在当时规模很小又急需人员的经济处工作。作为惯例，沃尔夫·戈尔茨坦将其姓名改成了希伯莱名“齐夫·阿弗尼”。
　　阿弗尼最初只是以色列政府的一名普通职员，但他被派往国外后却得到了一些重要职务。50年代初，他在以色列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任经济参赞。当时，以色列正在就向在大屠杀中遭难的以色列犹太人赔偿损失问题，与西德官员进行着秘密谈判。
　　阿弗尼便利用工作之便，定期向克格勃报告谈判的所有细节。
　　之后，阿弗尼被调到贝尔格莱德工作。正是在南斯拉夫期间，他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局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最初，他的工作是处理以色列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商业往来业务，但后来由于人手紧缺，他也被允许进入大使馆绝密的通信密码室。阿弗尼学会了使用收发以色列外交部与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间所有电报的密码机的操作。
　　阿弗尼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不仅经常自愿加班工作，还主动为不在的或生病的同事替班。这位苏联间谍很快获得了以色列外交部的密码，从而使克格勃具备了破译以色列外交官及拥有外交掩护身份的情报人员的所有电报的能力。
　　具有良好反特意识的哈雷尔一直在注意着以色列外交官的名单，并最终找到了怀疑阿弗尼及其工作热情的理由。有迹象表明，一些以色列间谍的身份已被暴露，而阿弗尼在贝尔格莱德的异常表现似乎与此有关。
　　1954年　4月，哈雷尔编造了一个理由，将阿弗尼召回特拉维夫。不知道大难临头的阿弗尼飞往以色列之后，即被辛贝特逮捕。在审讯中，阿弗尼垮了下来，并且交待了一切。辛贝特鉴于他的合作态度极好，因此在其服刑期间，将他安排在关有其他叛徒嫌疑分子的牢房里，当上了辛贝特的密探。
　　就在将沃尔夫（阿弗尼）这位苏联特务从外交部挖出的同时，哈雷尔又抓住了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这名阿拉伯间谍。
　　（2　）玛丽·弗朗西斯·哈根。
　　哈根是一位在纽约联合国工作的美国记者，她与很多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相处得很好。她喜欢这些阿拉伯人，并且成了叙利亚外交官加拉布·艾尔一基利的未婚妻。在爱情的召唤下，哈根同意为基利在以色列搜集情报。1956年，她作为一名记者来到以色列，不久便开始向叙利亚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了。
　　辛贝特发现哈根对以色列边境地区特别感兴趣后，开始对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监视，并很快掌握了她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哈雷尔手下的特工将哈根当场逮捕。
　　她受到了秘密审讯，其在新闻界的同行们未被允许到庭。1956年，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被判以间谍罪，在一所以色列监狱中监禁了8　个月。获释后，天真的哈根急不可待地回到了纽约，但令她吃惊的是，“未婚夫”加拉布·艾尔一基利已不愿再见她了。她被阿拉伯情报机构所利用并且最终成为了牺牲品。
　　（3　）库尔特·西培教授。
　　尽管叙利亚人成功地将美国记者哈根发展成为一名间谍，但总的来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成功的渗透活动并不很多。辛贝特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人员几乎同时发现，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阿拉伯国家的情报机关缺乏长期行动所需要的勤勉和恒心，而这些正是出色的谍报工作所必需的“面包和黄油”。
　　而与阿拉伯人相反，苏联人却具有突出的谍报天赋：静候时机的耐心，将支离破碎的细节合并起来从而解开难题的完美技术，以及将感情与工作彻底分离的能力。
　　伊塞·哈雷尔自小生活在俄国，直到1930年他18岁时，才随父母移居巴勒斯坦。
　　家世背景使哈雷尔对于苏联人的思维方式和办事原则相当熟悉，从而保证他能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与狡猾的对手进行较量。
　　苏联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有大约60名成员，其中一半是“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格鲁乌”的间谍。他们在以色列征召密探，以便组建起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庞大间谍网。从意识形态上讲，当地的共产党人较容易被发展成为苏联间谍，但由于他们已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怀疑对象和重点监视目标，于是苏联人将目光转向了以色列政府机构中的非共产党人员及其亲属。
　　1955年夏天，一名驻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以色列高级外交官的妻子回国探亲，在特拉维夫，她与一位苏联外交官相遇并堕入情网。当时，辛贝特对苏联外交官实行严密监视，因此很快便发现了这一情况。辛贝特把这位夫人请到了总部，让她与其情人断绝一切来往。
　　与此同时，为保护她的丈夫即那位以色列驻东欧的外交官免受讹诈，外交部在不作解释的情况下将他召到奥地利。当这位丈夫来到指定旅馆时吃惊地发现，以色列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正等待在为他预定的房间里。哈雷尔开门见山地向这位戴绿帽子的丈夫说明了一切：他的妻子正在与一位苏联人私通，所以他将调离东欧。外交官当即就被通奸事件和工作调动惊呆了。从那以后，以色列外交官在被派往东欧之前，都会被告诫不要卷入风流韵事，而外交部也不再派单身汉或未婚妇女前往东欧工作。作为防范措施，各大使馆也都驻有辛贝特的特工，其职责之一就是提防和监视那些潜在的敲诈者。而凡是接到这类敲诈信的人所面临的，都是要在个人声誉和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不过，辛贝特也很清楚，人的情欲是很难控制的，一旦它被激发起来，任何防范措施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利用色相勾引目标，再使用隐藏的照相机或摄影机拍摄下追踪目标做爱的镜头，然后进行敲诈是克格勃惯用的手法。针对克格勃屡屡使用色情敲诈手段获取情报的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提醒说“每张床的下面都藏有红色分子”。
　　而哈雷尔则想向他的美国伙伴证明：在以色列人的卧室里，连粉红色也必须清除。
　　1960年1　月16日夜间，两位男子出现在海法郊外霍雷布大街的一栋别墅前，其中一位是辛贝特特工，另一位是警察总部调查局特勤处警官。两名男子敲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籍教授库尔特·西塔的家门，井以间谍罪将他逮捕。
　　西塔于191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的一个非犹太德国人家庭。在布拉格学习期间，西塔被认为是一位数学和物理学天才。由于其妻子是犹太人，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结识了一批捷共著名人士。战后，这些共产党员中的一部分人加入捷克情报机构后，也将他们的朋友西塔吸收为间谍。
　　西塔曾在英国学习核物理，后又在纽约的锡拉丘兹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他是共产党间谍后，对他进行了审讯，并让他充当双重间谍。1953年离开美国前往布鲁塞尔，两年后，他又应邀前往“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大学”——海法技术学院讲学，并接受了该校物理系主任一职。
　　作为一名非犹太人的外国人，西塔在以色列的非凡成就为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55年至1960年，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驻特拉维夫大使馆的“外交官”经常与这位教授见面，并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的材料。
　　西塔教授的被捕不仅震惊了他在技术学院的同事及学生，也震惊了以色列政界领导人，他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法庭审讯所列举出的事实却不容置疑。西塔的主要目标是伯格曼教授所领导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而他则是在以色列纳哈尔·索雷克核试验反应堆投入工作两天之前被捕的。
　　哈雷尔领导的辛贝特花了近5　年时间才侦破了这一间谍案。西塔在5　年中究竟向东欧集团提供了多少以色列的核机密，无人可以说清。于是，辛贝特在庆祝胜利之际，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修复他们业已受到损害的形象。其官员声称，西塔只是在谍海中戏水的一条小鱼，他向共产党国家提供的只是一些与核项目无关的次要情报。
　　而哈雷尔则抱怨美国联邦调查局，指责他们没有将以前了解的西塔的所有情况告诉以色列。
　　伊塞·哈雷尔对于追捕间谍的工作格外着迷，他如同一名痴迷的猎手，每捕获到一只新猎物都会兴奋不已。而现在，他又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本—古里安总理身边的著名人物——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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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理的密友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伊斯雷尔·比尔于1912年出生在维也纳，早年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据他自己讲，1938年纳粹进驻奥地利之前，他曾走上大街与法西斯战斗。比尔说，他曾在奥地利一所军校学习，后来志愿加入了“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
　　1938年，比尔移居巴勒斯坦。凭借他自己介绍的战斗经历，他加入了哈加纳。比尔的社会主义观点、他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教育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帮助他结识了正在打仗的犹太领导人。比尔因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而被授予了中校军衔。
　　以色列建国后，比尔一直是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亚埃尔·亚丁的副手，从而使他能够经常同军事情报部门的行政当局打交道。50年代初期，比尔差点获得了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比尔曾是激进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的党员，并在该党的安全机构担任过重要职务。但在50年代初，他退出了统一工人党，转而加入了更为温和的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从那以后，他便与肖尔·阿维格、西蒙·佩雷斯等国防机构主要领导人，甚至本—古里安总理交上了朋友。
　　1955年，本—古里安将其私人日记交给比尔，让他代表官方编写一部以色列独立战争史。这份特殊的工作是一个绝妙的观察哨位，它使比尔有机会接触到涉及以色列国防的最敏感、最机密的材料。有关方面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特意在国防部大楼里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比尔还经常参加许多重要的秘密军事会议，军队的秘密计划、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方案和文件，无不经过他的手。甚至就在他离开军队后也是如此，那些关系到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机密的情报，也都要交他过目。而对于他所想知道的一切，以色列将军们几乎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从那以后，比尔渐渐地成为了本—古里安的密友，几乎每次举行军事检阅时，他总是站在总理身边，其近臣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60年，比尔放弃了他的军人生涯而转人政界，不过仍被授予了预备役上校的军衔。比尔虽然退出了军界，但却继续以其军事方面的专长，在以色列举办过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问题的演讲会。从那以后，人们便改称他为比尔教授。
　　比尔教授还经常应邀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讲授战争学，而他对于未来战争的军事战略所作的杰出分析，赢得了不少外国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信任与敬佩。在当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比尔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法国国防部的官员们曾赞誉说：“比尔教授在战术分析方面，称得上是眼界开阔、见地甚高。”
　　然而，就在50年代中期，当这位比尔教授所受到的宠信及所掌握的权势如日中天之际，有关方面却已经对其忠诚产生了怀疑。
　　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对于比尔退出军队后仍能随便出人国防部大楼感到惊讶和不满，这位将军干脆以比尔已不在军队服役为理由，要求他不要再穿军官服装，并取消了他出人于国防部的所有证件。
　　1956年，英国、法国、以色列拟向苏伊士运河派驻联合部队。为协调整个行动，三国政府首脑和军队领导人决定在法国塞夫勒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临行前，本—古里安总理和达扬将军召集所有随行官员举行了一次准备会议，使达扬感到吃惊的是，比尔并不一同飞往巴黎，但却出席了临行之前的这次秘密会议。摩西·达扬当时就曾半开玩笑地指着这位军事史学家问道：“这位间谍在这儿干什么？”
　　而作为负责以色列安全的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早在1953年起就对这位来历不明的伊斯雷尔·比尔产生了怀疑。当时，比尔私下与联邦德国情报界总管、联邦情报局局长莱恩哈德·格伦将军建立了联系。他的这一举动触动了哈雷尔那根警觉的神经。
　　格伦及其情报机构在北约联盟的欧洲防务中拥有特殊地位。格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纳粹军事。情报机构工作，负责监管在苏联的间谍，如今他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MI6　合作，以唤醒沉睡在俄国的间谍。苏联人无疑很想知道联邦情报局所构成的威胁，因此派人弄清格伦在干什么便成了当务之急。比尔教授似乎正是苏联人所需的合适人选。
　　首先，比尔有条件掌握某些机密情报，他与北约各国的军界、情报界的许多官员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战后的联邦德国一心想讨好以色列，也曾向比尔提供了令人吃惊的接触德国军队、北约设施、美国及其他国家基地的特权。其次，比尔教授到西欧讲学时经常“顺道”去东德、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哈雷尔的怀疑，并因此对他发出过多次警告。
　　哈雷尔怀疑，比尔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国家安插在以色列的一名间谍，他和达扬都曾多次向本—古里安表示过自己的怀疑。然而，以色列总理却认为证据不足而不肯放弃对比尔的信任。到最后，本—古里安甚至怀疑哈雷尔和达扬是在嫉妒比尔的亲信地位。
　　尽管本—古里安不相信比尔会是间谍，但哈雷尔凭借着他那灵敏的嗅觉，坚信自己的怀疑是不会错的。虽然眼下还缺少过硬的证据，但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哈雷尔还是决定再警告比尔一次。
　　哈雷尔再次把比尔教授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对他的一系列反常现象开门见山地提出质疑，但是比尔是一个老江湖，根本不吃哈雷尔那一套，还反警告哈雷尔不要随便诽谤人。
　　既然软的不行，哈雷尔就觉得应该立刻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他来到本—古里安家中，向总理报告了他所掌握的有关比尔的材料：“比尔搜集了许多一般来说与他毫不相干的情报，他常利用到欧洲旅行的机会去共产党国家，比尔还与苏联驻以色列的外交官们交往频繁……”
　　“比尔在特拉维夫的夜总会里花消甚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正常收入。就在不久前，他在慕尼黑的一家饭馆里吃饭，200　美元的账单都没有使他皱一下眉头。而他在为幽会的女人购买昂贵的时装时，更是花钱如流水……”
　　“他与妻子丽卡克的关系很不好，因此总在耶胡达大街的‘阿托姆’酒吧间里整宿整宿地借酒消愁。……比尔还经常和一些可疑的女人厮混，而且总是狂饮。我认为，此人正被某种强烈的紧张情绪所折磨，而这种紧张情绪多见于那些过着双重生活的间谍。”
　　最后，哈雷尔提醒总理：“比尔对您也并不如您想像的那般忠诚和老实。就在不久前的一场风流丑闻中，他被那个女人的丈夫狠狠地揍了几个耳光，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但他却对您当面撒谎，说是在一次小小的车祸中撞坏的，而您也相信了他……从现在起，您一定要提防着点儿比尔。”
　　但是，哈雷尔最终也没有能说服本—古里安。他对哈雷尔说道：“怀疑每一个人是你的职业，至于我，则对比尔教授完全信任。”
　　就在哈雷尔这次谈话之后，本—古里安又把自己的另外几本私人日记借给了比尔教授。这些日记不仅记录了他本人最隐秘。最能说明个人意向的想法，甚至还包括不少连内阁都不知道的国家机密。
　　事到如今，若是换别人也许早就罢手了，但具有坚强韧性及高度责任感的哈雷尔却不会这样。尽管他与本—古里安私交甚好并且对其绝对忠诚，但当他意识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正在受到威胁时，便不惜冒得罪总理的风险也要一追到底。
　　从那以后，比尔教授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辛贝特特工更加严密的监视。哈雷尔还命令摩萨德调研部，对比尔的个人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是对于那些尽人皆知的“事实”，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放过。
　　事实再次证实了哈雷尔直觉的正确。1961年3　月，摩萨德得出结论：伊斯雷尔·比尔教授不仅是一个冒牌犹太人，而且是一名克格勃安插在以色列多年的老牌间谍。
　　1961年3　月31日，作为梅穆内，哈雷尔下令在其犯罪现场逮捕比尔。
　　那天，辛贝特特工与警察抓住比尔的时候，比尔正将一些文件交给克格勃间谍维克托·索科洛夫（他以苏联外交官的身份潜伏在特拉维夫）。这些文件包括本—古里安总理日记的摘录和一份有关一家以色列国防企业情况的报告。
　　在法庭上，比尔承认自己的经历是编造的。他从未像他夸口的那样获得过历史博士学位，也从未到过西班牙。后来，他在狱中又推翻了他在法庭上的招供，并宣称他原来介绍的经历是真实的。至此，有关其确切身份的问题就更难解答了。
　　尽管不知道比尔的真实姓名和背景，以色列法官还是发现了其不可辩驳的罪证，特拉维夫法院以间谍罪并以足够的理由判处他15年徒刑。在他1966年于狱中去世之前，他始终坚持说自己不是间谍，而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他只想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不结盟的而非亲西方的国家。
　　5　．捉捕纳粹战犯。
　　除了反间谍以外，捉捕纳粹战犯是哈雷尔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二战以后，一部分纳粹战犯于1946年被押上了纽伦堡法庭，但是数以万计的纳粹分子逃脱了制裁，其中一部分被西方情报机关收容并加入了反共的行列。哈雷尔认为，以色列应该将最坏的纳粹分子送上审判台，这其中就有两个人尤其应该受到惩罚，但他们已逃之夭夭。一个人是阿道夫·艾克曼，他是希特勒“最后解决”政策的执行官，曾想方设法以最高效率杀掉600　万犹太人；另一个人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他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惨绝人寰的医学实验而臭名昭著。
　　1957年底，哈雷尔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得知阿道夫·艾克曼躲藏在阿根廷，于是率领摩萨德进行追捕。他们先是大海捞针般地搜寻并确认到阿道夫·艾克曼的踪迹，随后，哈雷尔又亲自率领一支12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秘密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将其秘密绑架到以色列进行公审。此举立刻震惊了全世界。关于这次行动，我们在随后有一章专门讲述。
　　劫持艾克曼事件以及以色列情报界受到的空前热烈的欢呼无疑构成了哈雷尔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直到近30年之后，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被作为“抓获艾克曼的人”而得到人们的尊敬。这是这位梅穆内最大胆的行动，也是“人工情报”的典范。“人工情报”是以色列人极为擅长的技能，在这次行动中，他们没有使用任何辅助性技术装置。
　　196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抓获艾克曼为摩萨德争得了荣誉，但这一行动也激发了阿根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浪潮，从而给那里的50万犹太人带来了危险。据报道，由“芦苇”组织策划的对犹太人的袭击活动日益增多。“芦苇”是阿根廷的一个法西斯组织，警察机构和军界许多高级官员的子女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1962年7　月1　日，一位名叫加亚姬·西罗塔的犹太学生被“芦苇”成员绑架了。
　　他们在她的胸部刺上了纳粹党徽的花纹。这一事件在阿根廷犹太人当中引起了极大的冲击波，以色列报纸则发表社论，敦促政府向在南美的“我们的犹太同胞”伸出援助之手。于是哈雷尔交给摩洛哥行动的老将、纳粹猎手施米尔·托莱达诺另一项任务，让他奉命将阿根廷及附近其它国家的犹太青年活动家带到以色列接受严格的自卫训练。这是摩萨德的一项秘密工程。
　　哈雷尔不想躺在艾克曼事件的荣誉上睡大觉，而是继续抓紧缉拿纳粹战犯。对于他来说，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是欠那600　万被害犹太人的一笔债。这一使命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情报界独具特色。
　　其它国家的安全机关只是在敌人对它们的国家构成明显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设法抓获他们。哈雷尔想让摩萨德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追捕运动，缉拿的对象就是那些在以色列国成立以前就残酷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分子。
　　为此，哈雷尔制定了一项独特政策。他建立了一个特别协调机构，领导这个机构的摩萨德情报官就是50年代中期在组织摩洛哥移民工作中显示出杰出才能的施米尔·托莱达诺。
　　联邦德国官员帮助以色列人列出了最急于抓获的10名纳粹分子名单。除艾克曼之外，托莱达诺的特工们追捕的目标包括门格尔医生、希特勒的副手马丁·博尔曼、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马勒以及曾是纳粹冲锋队军官的比利时人利昂·戴格雷尔。
　　门格尔是一位虐待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疯狂地拿犹太人做试验，性格残暴凶狠。哈雷尔率人到阿根廷捉拿艾克曼，就在抓获艾克曼的那天夜里，他手下的人差一点抓住约瑟夫·门格尔。
　　后来以笔名彼德·曼从事写作的兹维·马尔钦说，他曾逼迫艾克曼提供情况：“告诉我们你的朋友门格尔在哪里。你一定知道他居住在何处。”但艾克曼坚持说他不知道。马尔钦只好告诉哈雷尔：“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我想他不知道门格尔在哪儿，要么就是不愿透露任何情况。”
　　尽管如此，以色列特工人员还是得到了一个地址：门格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长期居住的一套豪华公寓。以色列特工检查了那栋楼，发现门格尔及其家人在艾克曼被劫持两周之前逃走了。这位虐待狂医生显然是被有关一位纳粹搜寻者的一次谈话的报道吓坏了。此人在谈话中声称，在阿根廷首都可能会找到门格尔。据哈雷尔说，这位身为医生的战犯先是移居到巴拉圭，后来又搬到了巴西。
　　但是抓获门格尔的努力并未停止。直到1985年，当巴西有关当局宣布这位纳粹医生早已去世，慎重的摩萨德于是秘密派出一位病理学家去检查他的遗骸。检查的结果使摩萨德确信追捕名单上列在最前面的那个名字可以彻底划掉了。
　　对戴格雷尔的追捕引起了一场异乎寻常的风波。这场风波起源于一名特工对于虚浮的荣耀的期待。1961年初，辛贝特特工兹维·奥尔多比听说摩萨德正在寻找这位比利时纳粹分子。奥尔多比梦想着成为捉捕纳粹分子的英雄，于是他秘密组织了一个绑架小组，小组成员主要是自己的一些老朋友，其中包括戴高乐总统的私人保镖。他们希望最终能够以电影剧本的形式将整个故事出售，而且他们已经从一些重要杂志获得了预付酬金。这个成员混杂的小组发现戴格雷尔在西班牙，于是开始跟踪戴格雷尔，最终来到他在塞维利亚附近的别墅，准备使用绑架艾克曼那样的方式劫持他，然后将他送交已经在其缺席的情况下判处他死刑的比利时当局。他们甚至希望戴格雷尔能帮助他们最终找到博尔曼，因为他们截获了这两个纳粹分子之间的信件。
　　但是这次行动最后失败了。因为奥尔多比嘴不严，他会在电话里谈起行动计划，他所有的女友都知道这件事，而他的女友又实在太多。西班牙警察很快获悉了此次行动，并在1961年7　月14日逮捕了他们。西班牙人将奥尔多比和他的朋友芬斯顿关押起来，拷打他们，最终判处他们7　年徒刑。另一位参加者莫森索恩则幸运多了——被抓数小时后即被释放了。

6　．“猛虎行动”。
　　“猛虎行动”其实是一次寻找一名儿童的行动。为了找到一位年仅10岁、名叫约赛勒的男孩，以色列情报机关搜遍了全世界。
　　约瑟夫·舒马切尔出生于1951年。1959年当他只有8　岁的时候，他就被自己的祖父劫持了。其祖父是一名狂热信仰东正教的犹太人，他担心约赛勒的父母正在对他进行世俗教育。协助劫持的还有“城堡守护神”组织的成员。这是又一个观点与政府相左的组织，他们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在弥赛亚降临之前，犹太人没有建立国家的权利。
　　他们把约赛勒偷偷带到国外，并把他打扮成一个小女孩。起初，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把约赛勒藏在欧洲，从一个安全房转移到另一个安全房。最后把他转移到纽约。以色列各家报纸都刊登了这一事件，但似乎无人知道他的下落。那段时间，以色列全国到处传唱着一首歌词极为简单的歌曲。这首小调问道：“约赛勒在哪里？”社会上则流传着各种笑话，讽刺无力找到这位孩子踪迹的政府。
　　作为一个捉拿纳粹战犯的英雄，眼看报界和反对派政客嘲笑本—古里安及其内阁不能找回那位孩子，哈雷尔极为恼火。捉拿艾克曼的成功使哈雷尔迷上了又一个大海捞针般的挑战。他不顾他在辛贝特和摩萨德里的助手们的反对，授命联合行动小组寻找约赛勒，从而展开了“猛虎行动”。驻国外的高级特工接到指示：停止其它活动，包括对门格尔的追捕，集中力量找回那位男孩。
　　寻找小孩的行动首先在巴黎取得了突破。根据线索，摩萨德特工发现了那些可能帮助隐藏过这位失踪男孩的犹太东正教徒。于是哈雷尔亲自前往巴黎进行审讯。
　　哈雷尔让他们将心比心想想约赛勒的父母承受的痛苦。结果一位名叫鲁思·本—戴维的“城堡守护神”女性成员妥协了。当初，正是这位女人给约赛勒戴上了假发套，给他取名克劳迪娜，最后用船将他带出了以色列。她把纽约的一个可能找到约赛勒的地址交给了哈雷尔。
　　1962年7　月，在布鲁克林的一套由犹太狂热分子占据的公寓里发现了以色列千寻万找的那位男孩。消息被火速传到了联络调查局，约赛勒被凯旋般地送回到他在以色列的父母手中。此事听起来似乎无聊，但安全机关又一次得到了公众的感谢，以色列的秘密保卫者又一次陶醉于颂扬之中。
<P>　　四、英雄迟暮
　　至此，哈雷尔似乎已经走上了事业的顶端。他应该休息了。然而，促使他下台的却纯粹是由于自己过分热爱本职工作。对于犹太人的利益过分专注让他办事有些过了头。
　　60年代初，一批德国导弹科学家进驻埃及。
　　纳赛尔希望德国人帮助他发展能够用于未来埃以战争的地对地导弹。哈雷尔确信，德国又一次加入了旨在灭绝犹太人的重大行动。为此，他展开了“达摩克里斯行动”——悬挂在每一位为埃及人工作的德国科学家头上的一把剑。
　　以色列特工人员向那些德国科学家及他们的家人寄发内设陷阱的邮件。类似的恐吓活动遍及了整个欧洲。这一次，哈雷尔重新使用了曾于1956年成功地使用过的方法。当时，按照阿穆恩局长哈卡比的命令，邮包炸弹被寄到了那些负责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派遣恐怖分子的埃及情报官的手中。在以色列情报机关针对恐怖主义而进行的第一轮暗杀中，两位埃及高级情报官遇害。
　　在那些针对德国科学家的行动中，有几人受伤，更多的人则遭到了恫吓。哈雷尔觉得他的行动能够成功，但他与本—古里安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因为这位总理不断地敦促他不要惹怒联邦德国政府。本—古里安实际上是在说：“别碰那些德国人。”
　　为了迫使那些科学家撤出埃及，哈雷尔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哈雷尔得知马德里的前纳粹军官奥托·斯科曾尼与一些驻开罗的德国科学家是朋友，于是派了一个特工小组冒充北约组织情报机构的代表去同斯科曾尼见面，劝说斯科曾尼为了西方的利益敦促他的朋友撤出埃及。这既令人吃惊，又在摩萨德内部人员中引起了不安。
　　因为斯科曾尼也同阿道夫·艾克曼一样曾经服务于纳粹。哈雷尔宣称斯科曾尼只是一名德国老兵，而不是一名战犯。
　　不但如此，哈雷尔还策反了一位在埃及为纳赛尔工作的导弹科学家，这就是奥托·乔克利克博士。乔克利克博士是奥地利人，他是一名弹道学专家，但他更是一位冒险家。
　　哈雷尔劝乔克利克为他服务，这样他便可以在从埃及挣得的大笔工资的基础上再从以色列人手中挣得一大笔收入。这位奥地利人成了摩萨德的密探。离开开罗以后，他飞抵以色列，对埃及秘密导弹工程的情况作了全面介绍。乔克利克警告说，埃及正朝着这样一个危险的目标疾步迈进：发展专家们所说的“最基本”的打击力量。他们的计划是研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而这些大规模破坏武器可以装在德国设计的导弹上。这位奥地利人的话与哈雷尔的担心完全吻合。
　　在职业情报官当中，哈雷尔独立处理问题的习惯可谓有口皆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其这一习惯，他没有把乔克利克来以色列的情况告诉国防和安全机关领导层中的任何人。但是，国防部副部长西蒙·佩雷斯却有他自己封闭的情报界内线，从那里，他获悉哈雷尔的计划和这位科学家的情况，于是坚持要见乔克利克，以便国防部要员向他询问情况。
　　哈雷尔拒绝了。他坚持以色列情报界的传统：各机构一般不交换秘密情报的提供者。共同分享的是情报，而不是提供情报的人。知道他们的人越少，他们就越安全。
　　佩雷斯在本—古里安面前大发牢骚，并威胁要辞职。“老人家”以总理的身份命令哈雷尔允许国防部接触乔克利克。作为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将审问的任务交给了绝密机构拉卡姆的负责人宾亚明·布卢姆伯格。由于布卢姆伯格的人员中有些就是科学家，所以他们有资格判断哈雷尔的观点——埃及即将拥有威胁以色列生存的基本打击力量正确与否。这一点自然激起了哈雷尔对布卢姆伯格和佩雷斯前所未有的憎恨。
　　布卢姆伯格的分析人员否定了乔克利克提供的有关所谓埃及导弹工程威胁情报的真实性。他们的结论是，这位奥地利人的科学家身份值得怀疑。
　　然而，哈雷尔仍然确信纳赛尔正在策划想要毁灭以色列的行动，他仍然相信乔克利克。哈雷尔派了一位名叫约瑟夫·本—盖尔的以色列人与乔克利克一起前往瑞士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们的任务是恫吓海迪·戈尔卡——一位为埃及导弹工程工作的德国科学家的女儿。他们对海迪·戈尔卡说，如果她父亲不立即离开开罗，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她向瑞士警方报了案。1963年3　月15日，瑞士警察在巴塞尔一家旅馆的外边逮捕了这两位摩萨德间谍，并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这使以色列非常难堪。他们最后被判处短期监禁。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
　　尽管如此，哈雷尔还是认为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德国人和埃及人并未停止合作，在瑞士审判期间也有必要进行一些解释工作，让全世界，起码让以色列人民相信这一点：纳粹后裔还在以埃及作为基地进行导弹研究，并以此威胁他们刚刚建立的国家的命运。
　　于是，哈雷尔开始寻找记者作为摩萨德间谍前往欧洲对那里的媒体进行宣传工作。有3　位以色列高级记者在他的鼓动下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搜集更多的有关那些德国科学家的情况。
　　让以色列记者充当间谍，这样的事情摩萨德干得很少，而这回也许还是第一次。
　　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二个大错误。这些“半摩萨德”记者不停地发表有关导弹威胁的文章，这在以色列公众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本—古里安非常恼火，他指责哈雷尔私自向报界透露消息，损害了以色列与联邦德国之间正在发展的外交关系。那时，由于戴高乐对以色列逐渐冷淡的态度，以色列极度需要把联邦德国视为可以代替法国的新盟友。
　　可是，作为情报机构的首脑，哈雷尔并不关心外交上的考虑或联邦德国对于本—古里安新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而是坚持实施他的行动计划。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三个大错误。
　　裂缝产生了。本—古里安要求哈雷尔停止其私自组织的讨伐行动。哈雷尔则加以拒绝。他想从本—古里安的工党其他成员那里获得支持，并试图把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和财政部长列维·艾希科尔拉到自己一边。
　　除此以外，本—古里安与哈雷尔之间在其他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前面讲到的哈雷尔反间谍的事件就是一例。哈雷尔热衷于提蛀虫，但是捉到总理的头上了。由于比尔是总理的密友，当比尔确实是间谍而被捉捕的时候，这让本—古里安十分的不快，因为这极大地扫了自己作为总理的面子。
　　本—古里安也开始为哈雷尔拥有的过高权威而担心。哈雷尔运用总理给与的权利发展了摩萨德的也是他自己的威望，他已逐步接受了这样一个神话：他创造了自己，并且已经成为国际性棋赛的一位重要选手。他起码坚信这样一点：作为梅穆内，他是不可替代的。这让本—古里安受到了权力上的挑战。
　　就这样，以哈雷尔攻击那些德国科学家为导火线，两位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巨大裂缝，洪水冲入了这一裂缝，摧毁了他们之间曾经非常牢固的相互信任的关系。
　　1963年3　月25日，乔克利克和本—盖尔在瑞士被捕9　天之后，哈雷尔呈交了一封辞职信。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是，哈雷尔对以色列情报界（尤其是对摩萨德）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让人忘却的。哈雷尔以其高效率的谍报工作，为以色列情报史增写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成就不仅仅让世界认识到了摩萨德的神通和能量，而且也为他本人赢得了“情报天才”　的美誉。几乎所有国家情报部门首脑都对哈雷尔及其特工才能表示出了极大的钦佩和敬意，摩萨德也被国际情报界公认为“胆子最大、雄心勃勃和十分内行的情报机构之一”。
　　哈雷尔的成功源于他对情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而他本人也不赞成人们对摩萨德的过分神化。1980年春，哈雷尔曾对采访他的联邦德国记者埃里希·福拉特说：“应该停止对昔日摩萨德的神化了。我认为，我们只是比其他情报组织工作得更艰苦些，所以搜集的情报更多一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亟需一个具有极高效率的情报组织，因为以色列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面临敌对国间谍的恐怖活动。摩萨德存在与否，实际上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伊塞·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位置上长达11年之久，是摩萨德有史以来任职最长的一位局长。
　　哈雷尔以其对摩萨德乃至整个情报界的杰出贡献，最终获得了“摩萨德教父”的美名。</P>

第三章　犹太第一谍——伊利·科恩
　　摩萨德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之一，在其几十年的发展之中培养了许多优秀谍报特工，正是这些出类拔苹的特工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雄心勃勃的胆略令人敬畏。从本章起，我们将向读者介绍其中的两位，一个是伊利·科恩，另一个是沃尔夫冈·洛茨。在当时，以色列周边的敌对国中，以叙利牙和埃及这两个阿拉伯国家为其国防的最大威胁，然而，科恩和洛茨却偏偏就在摩萨德的安排下成功打入敌人高层核心内部，在获取价值难以估量的情报的同时，创造了不仅是以色列谍报史也是世界谍报史上叹为观止的传奇。
　　让我们先来领略伊利·科恩的风采。伊利·科恩是摩萨德优秀谍报人员的杰出代表，被摩萨德称为无可匹敌的情报专家。伊利·科恩是出生在埃及的犹太人。他以归来的阿拉伯大亨的身份只身潜人叙利亚，广泛结识军政要员，出人于政府首脑机关，窃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叙利亚反间谍机关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协助下当场把他抓获。之后，以色列发动了国际政要来营救，但是没有成功，1965年5　月伊利·科恩被当众绞死。由于伊利·科恩的传奇经历和特殊贡献，他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P>　　一、最后的一夜
　　1965年5　月19日凌晨3　时半，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公开绞死了一个名叫伊利·科恩的以色列间谍。大马士革电台在午夜前，才第一次广播了要将这名间谍处以极刑的消息。
　　时近午夜，监狱看守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回响，监禁伊利·科恩的房门被打开，科恩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他惊恐地从行军床上坐了起来，但仍睡意朦胧。在彻夜不熄的微弱灯光下，他看见两个叙利亚士兵的身影，心中揣测道：难道又要去经受一场酷刑……当他完全清醒过来后，他才注意到那个审问过他的特别军事法庭庭长戴利上校和那位大约80岁的犹太法学博士安达博站在两个士兵中间。他们的意外光临使他预感到自己的某种厄运，但他已没什么时间考虑了。
　　上校权重势赫，高傲自大，说起话来尖声尖气。他命令科恩穿衣、立正。
　　这是1965年5　月18日的午夜，科恩在马扎监狱警卫森严的单人牢房里正站着，静听戴利上校宣布决定他命运的判决词：“今晚你将被处以绞刑。”
　　上校讲完，就向后退了一步给博士让路。这位弓着背的白胡须老人怀着悲痛的心情，用颤抖的声音念着希伯来文的祈祷文：“慈悲的真主，请宽恕你的有罪的仆人罢……”科恩跟着博士小声地祈祷着。老人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泪水不断地流过面颊滴在地上。当老人不能自持而把一些祈祷文念错的时候，科恩轻声而有礼貌地给他纠正。
　　科恩在4　名用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叙利亚士兵的监管下与老人坐在一辆大篷车里出了监狱大门。这时已近凌晨两点，夜里的空气清凉、湿润。卡车穿越沉睡的城市，科恩看不见车子开往何处，但他知道自己将要被带到几百年前建成的大马士革绞刑台。
　　这是被判处绞刑的罪犯最后停步的地方。
　　囚车在烈士广场一角的警察局门口停了下来。科恩被带进警察局，在一张粗糙的木桌旁坐下。上校告诉他，如果愿意，他可以留个遗嘱或写封诀别信。科恩转向正在向真主唱着单调重复的赞美诗的老人，平静地说：“我没有罪过，不欠任何人的东西，我不需要留下遗嘱。但是我要对我的家庭尽最后的义务，我要给他们写封信。”
　　他们递给他一支笔和一张纸，他开始不慌不忙、斟字酌句地写了起来：我的娜迪亚和亲爱的家人们：这是我写给你们的最后几句话，我恳求你们要一起生活下去。
　　娜迪亚，请你宽恕我，并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你要设法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你自己要多加保重，要多关心孩子们，让他们不要缺这缺那。同家人要永远和睦相处。
　　同时，我希望你能再嫁，让孩子们也有个爸爸。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千万不要整天为已不复存在的东西哀伤。要永远向前看。
　　让我向你吻别，并代我向索非、艾里斯、绍尔和家里所有的人吻别。不要忘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们，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念他们。
　　你们不要忘了为拯救我父亲的亡灵、解救我的灵魂，而进行祈祷！
　　顺致我最后的吻别。……祝一切安好！
　　他用阿拉伯文写完这封信后，就把纸推开，踌躇了片刻，又把它拿了过来。他要了一张纸用法文把这封信抄了一遍，使他的遗言不只是用阿拉伯文留存下来。上校把两封信揣人口袋，暗示他该走了。
　　警察局离灯光耀眼、戒备森严的广场不远。绞刑架设在广场的中心，用铁丝网围着。
　　这个广场从建立之日起，就记载着叙利亚共和国历史上无数恐怖和光荣的篇章。
　　就在3　年前，科恩曾在这里夹杂在人群中观看叙利亚部队在俯瞰加利利海的努凯卜高地战斗中缴获的以色列半履带式装甲车。而现在却是无数的市民带着惺松的睡眼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紧张而急切地等候着看一看科恩。3　个月前，科恩被捕之后各家报纸都对他大加渲染。对于几百万叙利亚公民来说，这个“以色列间谍大王”　已成了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非凡人物。
　　事实上，从1962年1　月至1965年1　月，科恩在大马士革已成为国家的一位要人了。但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一名以色列的高级间谍。案件发生后，他就被单独囚禁起来，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既没有来访者，也没有与律师和家人通信。对他的审讯，虽然在电视上播出过部分实况，但这纯粹是官方作宣传用的，人们对这位神奇而非凡的人物充满极大的好奇心。广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刻，科恩当然不可能知道叙利亚政府的紧张和不安。最后的裁决仅仅是48小时前确定的，而且只有军队和政府中少数上层官员才知道此事。叙利亚总统阿明·哈菲兹上将命令党政军首领在大马士革待命。秘密报告中建议，对这个超级间谍执行死刑的判决不要履行通常的法律手续，以免激起一场来自以色列的进攻。在莫斯科出访的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门的首脑接到通知，要在24小时内返回大马士革。叙以边境的叙利亚方面，从南部的依尔哈马到北部面向边思村的小山丘，当晚都增加了摩托车、大炮和迫击炮等轻重型武器和增援部队。
　　科恩虽然对这些紧急防备措施一无所知，但他从防备森严的警戒系统中已感到叙利亚人的某种不安。当他走向刑台时，上校想伸手扶他一把，他明确地给予了拒绝。他的脸是苍白的，但显得很平静。
　　在刑台上，上校向科恩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在叙利亚有同谋吗？”这些问题正是他被捕以来，一直使叙利亚领导人深感烦恼而又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科恩仍旧重复着那几句仅有的供词：“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罪过，我仅仅是做了我该做的而已。”
　　随后，他转身离开上校，径直走向绞刑架。他拒绝让刽子手给他蒙上遮眼罩。
　　老人又向他作了最后一次祈祷。
　　4　分钟以后，刽子手向上校报告，伊利·科恩死了。伊利·科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扑朔迷离的一生，他在自己的国家或在敌对的国家里都给人们留下了传奇般的形象。</P>
<P>　　二、归来的大亨
　　伊利·科恩1924年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在那儿一直生活到32岁，然后才移居以色列。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虔诚地信奉犹太教的孩子，曾想在当地犹太居民区当一名传教士。他的父母都是很自尊的东方犹太人，在城里经营一个卖领带的铺子。
　　同当时在埃及的大部分犹太青年一样，科恩很快就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但他比别人走得更远，他加入了由塞缨尔·阿扎尔领导的一个非法的犹太人地下组织。科恩第一次去以色列，是他那个地下组织派他去的，目的是去学无线电通讯技术，以便在即将采取的“苏珊娜行动”中进行联络。“苏珊娜行动”失败后，科恩被埃及保安机关抓去盘问，但由于他能言善辩，最终使埃及人充分相信，尽管他认识阿扎尔，却与“苏珊娜行动”没有任何联系。埃及人不得不把他放了。这么一来，虽然他还在为一个主要由当地人负责的秘密的犹太人移民组织做些工作，但以色列情报机构已不能再让他在埃及从事间谍工作了。这不仅是因为埃及人肯定会怀疑他，而且还因为有一条规定重新严格地付诸实施了。这条规定是：决不能招募当地的犹太人在他的居住国充当间谍。
　　1957年科恩来到以色列。他最初在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文报纸上的材料。但没多久，他就干够了这种翻译工作。不到3　年时间，他就离开国防部，到以色列工人总工会经营的工业公司当了会计。
　　这段时间，摩萨德一直在他身上打主意。他早就受过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基本训练，并且有一些实际活动经验。他过去一直在阿拉伯国家生活，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活动，他的潜力显然很大。尽管派他去埃及已是不可能的事，在那里非常容易暴露身份，但完全可以把他派到叙利亚这个非常难以渗人的阿拉伯国家去。摩萨德知道在他小时候全家曾迁往叙利亚的阿勒颇住过一段时间。科恩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小时候家里人使用的叙利亚方言。
　　对科恩而言，一方面他的爱国心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他又确实感到在一个东方国家比在以色列生活得更自如。他认为，他对阿拉伯文化更感亲切，在以色列生活回年多以后，他开始怀念阿拉伯的生活方式了。
　　就这样，虽然他已经结婚，但摩萨德并没费什么口舌，就说服了他充当以色列的特工人员。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和努力，他已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角色。
　　现在的问题是，科恩要想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一个叙利亚人的身份到那里去。叙利亚同埃及不一样，它是一个一贯对外国人、甚至对非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充满疑虑的国家，并且叙利亚人长期以来总被告诫要同外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要使一个人装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居民，并且使这种伪装能够长期地而不是暂时地瞒过周围的人，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伊利·科恩的祖辈是叙利亚的犹太人，有许多天生的有利因素，但还必须听从别人细致和耐心的教导，既不能暴露他那犹太人的身份，又不能暴露他那段在埃及生活的经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精心准备的一份履历表，会有助于掩盖任何漏洞，但是不管怎么说，还得做到万无一失才行。
　　到1960年年底，科恩已一切准备就绪。负责领导他的摩萨德官员已为他编造了一份与其经历尽可能相近的毫无漏洞的身份证明。他改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是叙利亚人。他的家1933年移居亚历山大，1947年又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长大成人后，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起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并因而富裕起来。这一经历是符合那些因贫困、战乱和本世纪的革命而颠沛流离的成千上万个阿拉伯家庭的情况的。
　　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50多万阿拉伯人，其中叙利亚人占很大一部分，所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些人中间生活。如果说他的叙利亚口音还不很纯正，会引起别人的疑心的话，这也不难做出解释，因为他基本上是在埃及和拉丁美洲长大的。如果他看上去对埃及的了解比对叙利亚还多的话，那是因为他过去曾在埃及呆过的缘故。唯一的问题是他只会讲几句西班牙语，不过耶路撒冷的外语补习学校的速成课很快就帮助他弥补了这个不足。
　　1961年年初，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便在拉丁美洲建立他所需要的关系，同时他还按摩萨德所希望的那样去同那里的叙利亚侨民接触。这样，当他前往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就会获得他所需要的那种能得到别人信任的条件。这些事情，他做得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出色。
　　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很快兴旺起来，这使他出了名，能够十分自如地往来于叙利亚上层侨民之间。
　　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的几个月里，他为最重要的一步——去大马士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科恩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侨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中，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放出风去，说是要了却毕生的一个宿愿，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叙利亚去看看，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回去。1962年1　月1　日，他带着一些私人介绍信，登上了从热那亚开往贝鲁特的阿斯托里亚号客轮。他买的是头等舱，住在甲板上的一间客房里。他很快同船上其他阿拉伯巨商富贾交上了朋友。9　天以后，他靠着在船上认识的一位有影响的叙利亚人沙伊特·阿尔德的帮助，由阿尔德开车把他带过了黎巴嫩——叙利亚边界，到达了目的地大马士革。
　　几天后，他动情地对他新结识的朋友们说，他多年漂泊，现在终于回到了故土，今后就不想再离开了。叙利亚是他的老家，是他准备度过有生之年的地方。通过从拉丁美洲带来的私信结识的朋友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他很快就在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十分雅致的公寓，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他非常清楚周围许多邻居肯定都是叙利亚的军官，同时，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和一些大使馆也设在这里。
　　他住在这里不会引起什么怀疑。
　　一切安排妥贴之后，他就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P>

三、初战告捷
　　科恩通过观察他的近邻——窗户对面的叙利亚总参谋部开始了他的工作。为了能探测出特别不寻常的迹象，他不间断地监视着进出大楼的人们。在最初的几天里，他从早上8　点总参谋部开始一天的活动起，一直监视到晚上6　点多大多数军官和职员离开大楼为止。
　　在连续监视了几个晚上之后，他注意到只有5　间房子的灯是彻夜不熄的。因而他推测那是夜间值班员住的地方，并断定这些房子是属于“军事情报作战处”的。
　　这段时间，大马士革总的看起来是平静的，因为在总参谋部除了那5　间房子之外几乎是一片漆黑，这是风平浪静的标志。
　　科恩经常与年轻的阿尔赫申见面，并经他介绍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他向所有这些人，特别是那些官员们打听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商品会遇到什么困难。他告诉他们自己有相当一笔钱存在瑞士和比利时的银行里，利用这笔资金和他在欧洲的关系，他打算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
　　渐渐地，他的交际越来越广，他到任何地方都由他的阿尔赫申介绍给大家。阿尔赫申在大马士革商人中享有极好的声誉，这样科恩理所当然地受到普遍的爱戴，人们几乎一见到他就相信他。他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的计划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和支持。
　　没几天，在他的门前挂出了一张招牌，写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的字样。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适度的爱国主义表现，使他获得了很多在大马士革与他相遇的人的同情和友谊。
　　他能为以色列情报机关作出重要贡献的时机很快就来到了。
　　然而事情的进展比他预料的要快得多。当他以“88”（即：平安到达，一切顺利）为信号通报他已在大马士革落脚后，按道理讲，他应该连续几星期或几个月中断和特拉维夫的一切无线电联系，以使他得以藏身。“不要仓促行动”的警告三番五次地出现在他脑海里。但不管怎样，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1962年3　月8　日晚7　时，他听到大马士革电台广播：“今天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军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他们在叙利亚军队到达前就撤退了。”
　　在对这条消息的确切性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猜测到这个报道会与事实有很大的出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叙利亚在海面上又向以色列发起挑衅了。
　　以色列在内阁周会上对这一严重事件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电台的这个消息也使科恩提高了警惕。他躲在能看得见总参谋部的窗帘后面，又开始细心地观察起叙利亚总参谋部的情况。
　　他立刻注意到大楼里面和附近有些异常的活动：几乎所有以前漆黑的窗子现在都彻夜通明。
　　第二天，在见到阿尔赫申时，科恩第一次试探着跟他谈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阿尔赫申似乎并不乐意讨论这个问题，科恩很小心地结束了这个话题。晚上他又一次在窗旁进行观察。但这次，周围一片寂静，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灯光只从那5　间通常亮着的窗子里射出来，似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但他注意到，自加利利海面上的事件发生以来，大马士革街头出现的军车、特别是坦克运输车的数目增加了。
　　他无人可问，因为他还没有获得这种消息的可靠来源。他思考着在大马士革出现的军事动向，可能预示着即将发生突然的武装政变；但同时也还有一种可能：首都的这些军事骚乱是由于以色列边境上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
　　接下来的一天，他很惊讶地看到总参谋部所有房间的灯又都亮了。连续几天晚上都是如此。科恩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特拉维夫：“总参谋部很忙，灯连续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队调动，确信叙利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任何要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地方报刊上充满了恶意的反以色列情绪，所有这些都应视为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
　　他的判断没有错。第二天，以色列军队从叙利亚边境前沿阵地得到的消息使他的情报得到了证实。以色列方面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加强在加利利沿海阵地上的力量。
　　3　月16日，战斗爆发，第二天凌晨便结束。以色列军队大获全胜。
　　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夜晚，阿尔赫申没有事先通知科恩一声，就和一个年轻的穿着军装的叙利亚陆军中尉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阿尔赫申头一次不告而访。科恩很吃惊，带着焦急的神情望着来访者，想知道这次拜访的目的是什么。
　　阿尔赫申察觉到他的惊异神情，于是解释道：“我正巧有机会来这儿，看看你是否在家。”他的声音与往常一样友好。科恩把两位客人让到起居室，请他们喝酒。
　　“我可以介绍一下我的这位好友吗？”阿尔赫申问。他似乎为有这样一位朋友而感到很自豪，接着说：“马阿齐·扎赫雷丁，陆军中尉。”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他的叔叔叫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是叙利亚陆军总参谋长。”
　　科恩十分清楚，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这个名字当时在叙利亚和以色列都是很出名的，他的相片经常在以色列的报纸上出现。如果真像阿尔赫申说的那样这是一次善意的访问，那么这位年轻中尉来到他的住处，真可说是上天的赐福。但他仍需弄清楚，是否仅仅是拜访，还有没有其他目的。
　　在厨房给两位客人煮土耳其咖啡时，科恩又把这事细想了一下，他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因为他偶尔听到阿尔赫申和中尉大声地、无所顾忌地讨论着政治和军事问题，当他回到起居室时，他们也没有改变话题。
　　马阿齐·扎赫雷了表现出对广阔的世界——欧洲和南美，有极强烈的好奇心。
　　按照阿尔赫申的说法，科恩是十分了解这些地方的。而此时在他面前的这位未来的叙利亚官员、年轻的中尉除了曾对贝鲁特作过一次暂短的访问外，还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祖国。
　　科恩扮演着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角色，与这个年轻的朋友攀谈。
　　“在阿根廷，虽富有，但也比不上在叙利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生活得幸福和有价值。”他用一种阿尔赫申熟悉的语调强调说。这给年轻的中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这位热情的爱国者又继续说道：“如果我在这里的商业事务不这样紧的话，我想，应报名自愿入伍，在对犹太复国主义作战时，必然是需要男子汉的。”
　　中尉没说什么，但阿尔赫申接着说：“在大马士革，局势也很严重，军队威望越来越高，一些官员可能会利用这种形势，推翻现政府。正当我们奋力从上次的政变中得到恢复时，这会给国家带来新的骚乱。”
　　马阿齐点头表示同意：“尽管我们的士兵十分英勇，但以色列在3　·16战斗中赢得了胜利。我只想知道我们是否能给予有力的回击。他们的空中力量是第一流的，是按以色列的标准进行严格的训练的，而我们的则很弱小，更不必说埃及擅自拿走了那些米格飞机，拒绝归还我们。而苏联已答应给我们的飞机，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
　　科恩一边倒着咖啡，一边细听着每一句话，但并不流露出他的感情。“即使是我们叙利亚的‘雄鹰’，如果没有飞机，也不可能飞行。”他用忧虑的语调平静地说道。他有意用“雄鹰”这个词，因为他了解叙利亚的爱国者们习惯用它来形容他们的空中战士们。
　　这个间谍可以准确地判断出这位年轻中尉像他的叔叔一样，属于叙利亚的“德鲁斯”宗教派，他比其他许多高级官员们更了解军队的情况。无疑，阿尔赫申称科恩为“我的兄弟卡迈勒”，这也使马阿齐倍受鼓舞，乐意与科恩谈话。但科恩仍很小心谨慎，以免引起年轻人的怀疑。他没有提出任何不慎重的问题，只问了一个小问题：“我想，你必定对3　·16战役的战场十分熟悉吧？”
　　这并没有使马阿齐惊讶。“向我了解这个地方吗？战斗打响前两天，我正好在视察叙利亚所有的阵地，它们就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我亲眼看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他得意地说。
　　科恩忍不住地笑着说：“你知道，我在阿根廷总是避着犹太人，尽管那里犹太人很多。但是我很乐意看带武器的犹太人，即使是从远处我也乐意看看。”
　　中尉解释说，老百姓禁止进入边境的军事地带，只有极少数带着特别通行证的人才允许进入，通行证是很难弄到的，必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这个地区到处都是间谍。”他隐晦地补充道。
　　他说话的语调使人感到，他是颇为了解内幕的。
　　科恩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但马阿齐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下星期五，咱们3　人一块去军事地带。你们可以乘我的小汽车，这样在军事检查哨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阿尔赫申并不太乐意去前线旅行。他说他大约在1　年前已去过了，而科恩则取笑他说：“你是怕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子弹吧？”
　　阿尔赫申当然极力否认。于是大家同意等局势稍微平静些时，到前线去旅行一次。
　　与此同时，这个参谋长的侄子又为以色列间谍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消息。年轻人告诉科恩，纳哈拉威旅长正和政府争吵。
　　他说：“纳哈拉威是当前叙利亚的最强硬者，他认为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我叔叔尽力劝他应该再给政府一次机会，但他不听劝告。鉴于3　·16战役后的前线形势，他深信人民只相信部队。我相信这个上校很快就会给政府带来某些变化。”
　　直到半夜，两位客人才起身告别。年轻的中尉在分手时，还邀请科恩过几天同他一块去看场电影。科恩终于可以独自一人呆在房子里了。他看了看对面的大楼，用一段时间扼要、准确地归纳了一下他刚从谈话中得到的消息。如同上次一样，他在译成密码之前先写了一个草稿，就在当天夜里向特拉维夫发了一封情报：
　　“1　．叙利亚空军害怕以色列空军。埃及拒绝把他们拿走的米格飞机还给叙利亚。”
　　“2　．一些叙利亚军官并不掩饰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其中最强硬者是纳哈拉威旅长。……”
　　对科恩来说，那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尽管发完电报后他已疲惫不堪，但他直到破晓才入睡。
<P>　　四、“商务”往来
　　尽管边境上的局势仍然紧张，但科恩还是忙着办理进出口的业务，这样使他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可信。他已和大马士革的一些制造商和经营商接触，目的是使他们对欧洲、特别是对慕尼黑和苏黎世出口手工制品感兴趣。他小心谨慎地告诉他们，他和欧洲的一个实力雄厚的进出口公司有联系。公司的主要分部在慕尼黑和苏黎世。
　　他经营的品种有桌子、古董、珠宝、各种皮革制品和各种地方产的艺术品。按照他的观点，这些物品在欧洲有较好的市场。科恩和他的欧洲贸易伙伴的总代理人，也就是他的朋友“常驻理事”塞林杰之间频繁进行信件交往。正是通过这种通信方式科恩把搜集到的各种情报，甚至缩微胶片转交给以色列情报局。后来，家具的夹层也成了存放密件的地方。
　　接下来的两个月，叙利亚政治局势动荡不已。纳哈拉威旅长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旧政府，不久，一支由“自由军官”率领的军队又把纳哈拉威赶下了台。
　　在这期间，叙以边境显得较为平静。正是通过科恩递送的情报，特拉维夫对叙利亚的政治局势了若指掌。
　　在这前线平静的时期，科恩和他的两位朋友阿尔赫申和马阿齐在叙利亚前沿阵地上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科恩查清了叙利亚的军事布置，如火力点、迫击炮的型号、重火力点的位置、德国式坦克以及前苏联的无后座力炮的数量和位置等，并电告了以色列情报局。
　　1962年夏天，大马士革局势相当平静，叙利亚国内政治形势总的来说已平定下来，和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再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科恩在接到让他回以色列的命令后，他告诉他的朋友阿尔赫申和马阿齐，他打算去欧洲办些商业上的事务。这是一件在他们预料中令他们十分羡慕的事。
　　他从大马士革起飞，途经苏黎世、慕尼黑，6　天后回到以色列。
　　在以色列情报局，科恩草拟出一个又一个的报告，详细地记下了他所了解的有关叙利亚政治、经济局势和军事力量方面的一切情况。他对他们想知道的所有情况，如在大马士革遇到的重要人物、每个官员的特点、有关前线补给的细节、官员们的期望等进行了详尽的回答。
　　他的上司告诉他，为安全起见，他得改用新的密码系统，他们还为他配备了一台最新式的德国发报机。上司还告诉他，除了继续搜集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外，获取叙利亚人有关乔登河的河道改道计划也是一项主要任务。据说叙利亚政府计划使乔登河的水从加利利海改道，转引向南部。这一计划正是使以色列感到烦恼，并必然会对前线阵地发生影响的主要问题，因为以色列为了改造本国沙漠，制定了一项从加利利海引水的庞大计划，到目前为止，该计划已花费了2500亿，并计划在年底还要花费4000亿。如果叙利亚三侨登河上游水的改道计划成功，那么加利利海水位就会下降，计划无法实现，以色列将会遭到沉重的打击。
　　科恩顺利地完成他这次出行的使命后，于7　月底回到了大马士革。</P>

五、家宴密谋
　　为庆祝自己返回大马士革，科恩在他的寓所举行了一次宴会。他所有的叙利亚朋友都参加了宴会，其中有阿尔赫申、马阿齐、阿乐德，还有他在去欧洲之前新结识的许多商人。在这次宴会上他结识了叙利亚宣传和新闻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年仅32岁、担任国家广播出版局局长的乔治·塞夫，他是阿尔赫申的朋友，其年轻的女友也出席了这次宴会。
　　宴会上他送给马阿齐一打丝绸领带，领带上还标着巴黎和罗马最高级商店的商标。送阿尔赫申的是从巴黎赫耳墨商店购来的精美的红色皮革面写字台，还配有一套刻有科恩名字“塔贝斯”的讲究的吸墨用具。塞夫前来是想急于听到巴黎的最新消息，但不是有关外事方面的新闻。塞夫跟马阿齐和阿尔赫申一样，只热衷于巴黎夜总会脱衣女最近的桃色新闻。这些出人过黎巴嫩时髦地区的叙利亚年轻人都被科恩所讲的那些风流韵事弄得神魂颠倒。其实，科恩哪到过巴黎的风月场所，他的故事都是他为了投其所好编造出来的。
　　塞夫颇有兴致地与大家交谈，他也是个性情活泼的小伙子，通晓好几种欧洲语言。显然他很高兴能与科恩相识。他对科恩的华丽寓所、优裕的生活以及他的欧洲之旅都十分羡慕。甚至对科恩亲自招待他们喝咖啡的一套做法也十分倾心。
　　塞夫开始谈论起他的工作。他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新闻界，我得参加一切官方会议。不管政府的哪个部门我都可以随便出人，在各位部长面前都很得宠。”他转过头来对着他的秘书——那位年轻的姑娘，想要她为这番夸夸其谈作证。
　　科恩碰上了好运，通过朋友们的关系，他终于和塞夫交上了朋友。他对塞夫说，他向来很羡慕新闻界人士，他们无处不到。无事不晓、无人不识。他也曾向往能成为一个新闻记者。他用一种懊恼的口气接着说：“可是，恐怕我只能凑合当个商人了。”
　　“你要是对我的工作有兴趣，”塞夫说，“请在上班时间到我那儿看看。这是我的名片。”科恩对他的邀请表示十分感谢，并说有时间一定去拜访他。
　　这次宴会一周之后，科恩前往新闻部拜访塞夫。塞夫热情地欢迎了他，并把他介绍给同事们。他们在部里的餐厅喝咖啡时，科恩很自然地谈起阿根廷和他在阿根廷的叙利亚朋友，提到原驻阿使馆武官、现已返回叙利亚的哈菲兹将军。
　　塞夫告诉科恩，他与将军很熟，是将军的老朋友。科恩说想去拜访一下将军，对他的回国表示祝贺。塞夫说：“这事太容易了。”并答应为他们安排一次会见。
　　塞夫说到做到，那周还没有过完，他就带科恩到将军家去登门拜访了。将军的住宅离科恩在繁华的阿布鲁马纳区的寓所并不远。
　　哈菲兹将军返回大马士革后，积极地参与了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塞夫曾热情地向他推荐过一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归来的叙利亚人”，但见面时将军却没能马上回忆起卡迈勒·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不过当科恩衣冠楚楚地出现在将军的客厅里，当面感谢将军在阿根廷建议他返回叙利亚时，将军立即回忆起与科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愉快的交往，并对他的来访表示欢迎。
　　“为了感谢您的宝贵建议，”科恩说，“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他拿出一大听在德国买的上等烟叶送给将军，他记得将军一向是抽烟斗的。他告诉将军他准备向欧洲出口大量的叙利亚工艺品，还打算动员阿根廷的叙利亚侨民到他们的祖国来进行可以赚钱的投资。
　　将军被这位热情、老练、富有魅力的客人的言谈打动了，他赞扬科恩为叙利亚所做的努力，而且，为了表示亲近，他称科恩为“我的兄弟”。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谈着，其间，哈菲兹谈到他对叙利亚的内政问题十分焦虑，认为只有复兴社会党这一个党能拯救国家。
　　将军把科恩送到门口时说出了阿拉伯人惯用的那句热情好客的话：“记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科恩认为，不管怎么说，他对将军的初访有利于他今后的工作。
　　不久，将军就登上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主席的宝座。从此之后，科恩从访问将军的新闻部中获得了不少情报。
　　科恩与塞夫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由于他经常去塞夫的办公室，部里的门房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不用他出示身份证就放他进去。塞夫与科恩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过了科恩与阿尔赫申和马阿齐的关系。塞夫常在科恩的公寓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谈起政府内部的小道消息，就没个完。科恩把这些情报都电告了特拉维夫。关于一个叙利亚代表团正在苏联，要求苏联政府帮助叙利亚进行河流改道工作的情报，就是科恩从塞夫那里打听到的。他还从塞夫那里得知，“苏联并没有拒绝这个提议，只不过不急于实施这项工程。
　　在这期间，塞夫在新闻部的职权也扩大了。他被授权在政治方面监管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几种语言的对外广播，科恩很快就感到，他朋友的升迁对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塞夫的致命弱点就是沉溺于女色。那年初秋，塞夫建议在科恩的寓所暗地组织一次“绝妙的宴会”，邀请他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及两三个与他们相好的姑娘参加。
　　哈图姆是叙利亚精锐的伞兵部队——突击队的司令。这时塞夫与科恩打得火热，他俩每周都要碰两三次头。科恩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塞夫的建议，举行了宴会。塞夫仍旧带着他的女秘书，她身材丰满，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闪亮的大眼，她对她的上司一往情深。哈图姆的女伴是土耳其驻大马士革使馆的一个低级雇员。
　　开始时，哈图姆相当拘谨，因为他与科恩不熟，存有戒心。
　　他知道他的行径一旦张扬出去，他就会失掉军职和军衔。然而，科恩利用这位魁梧强健的将军自负的心理，拼命地吹捧他。
　　几个小时以后，主人给客人灌了大量的白兰地和威士忌，坚冰被打破了，哈图姆上校感到十分自在。
　　据此，科恩决定今后要在自己的寓所里继续组织这种私人聚会。第二天他买了一部电唱机和一批动听的舞曲唱片。当再次与塞夫会面时，他告诉塞夫他非常喜欢上次那种形式的聚会，他的寓所随时都可以借给塞夫和哈图姆进行幽会。谈话中，他把哈图姆称为“我们英俊的朋友”。
　　整个冬天，这种聚会成了一种惯例。每两周塞夫和哈图姆至少要在科恩的寓所里聚会一次。他们一般邀请两三个女朋友，在科恩的公寓里度过了许许多多十分愉快的夜晚。
　　科恩为他们斟酒，加饮料，换唱片，偶尔也和姑娘们跳几个舞。但他始终遵守着一条严格的规矩，即从来不与她们胡来，只与她们保持朋友关系。作为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间谍人员，他必须保持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全神贯注地竖起双耳去捕捉那位叙利亚上校和那位文职官员所说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们二人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许多机密。
　　哈图姆上校直言不讳地谈了他对叙利亚当权者的看法。“胆小如鼠，优柔寡断”，当他酒意方酣的时候，他就会说，“一提起以色列，他们就吓得浑身发抖。现在是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然后，为了显示叙利亚军队的强大，他说出了叙利亚部队的全部编制情况：“我们有2　个装甲师，5　个步兵师，4　个战斗机飞行中队。可我的突击队比所有这些部队加起来还要强。我手下的人都是些受过良好训练的硬汉子，他们决不会畏惧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对这些谈话，科恩都奉为至宝。
<P>　　六、“革命的狂欢”
　　1962年12月，叙利亚恢复了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他们以在加利利海岸的防区遭到破坏为借口，从那里向海上捕鱼的以色列人开了火。伺时，在特尔卡茨基布茨，以色列农民在一块紧靠着边界争议地区的狭长地带耕种时，也遭到来自叙利亚的袭击；在北部边境靠近达恩河源头的地方，叙利亚还袭击了以色列的一支巡逻队。
　　局势又一次开始动荡起来。双方都准备采取极端的行动。
　　科恩又开始忙乎了，他向特拉维夫一封接一封地发去电报。
　　这一阶段，他所译成密码的电文要比早些时候多出两三倍。他得编写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来自可靠的来源——马阿齐·扎赫雷跟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
　　此外他还要编发那些他亲自搜集来的有关政治动向的情报。他发往特拉维夫的所有情报都被立即转送给以色列军方和总理。
　　此后几天，整个边境地区暴雨倾盆，遍地泥泞，这似乎阻碍了叙利亚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然而，12月20日科恩从大马士革发出的电文则说：“边境驻军司令哈里里上校迫切要求发动全面进攻，大马士革政府踌躇不决，担心遭到我们的反击。”
　　根据这份情报，以色列军队宣布在整个北部地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第二天，有些细微的征兆表明大马士革要停止挑衅，边境地带的拖拉机手抓紧雨后初晴的日子，又开始耕种他们在边界附近的田地。这次，叙利亚方面不再开枪干扰他们的耕作了。大马士革注意到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军队正严阵以待，以防他们再次挑起事端。
　　在圣诞节之夜，科恩和他的朋友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之间的关系更加深了一层。一天在午餐时，塞夫压低嗓音对科恩说：“哈图姆和我十分喜欢在你寓所里举行的聚会。为此，我们都非常感激你。但是，我们看你对这种行乐不很感兴趣，你能不能把你的寓所的钥匙偶尔借给我们用用，时间在中午或下午5　点到7　点之间，结束后我们会给你打扫于净的。你看怎样？”
　　科恩同意了。于是他们定下来，在他们需要借用公寓的时候，科恩就把钥匙留在他的信箱里，信箱是不上锁的。塞夫只要早上打个电话来，说他或哈图姆当大要用公寓就行了。这就是科恩对他的主要情报提供者所能作的微小的报答。
　　1963年春季，是叙利亚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科恩应允塞夫和哈图姆借用他的寓所之举使他赢得了他们的充分信任。2　月份，哈图姆告诉他，前线军队总司令哈里里上校，这位年仅37岁的军官已全部控制了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几个师，他目前正在总参谋部策划一场反对大马士革文官内阁的政变。科恩通过密电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的秘密情报专家们周密地研究了这份情报的价值。
　　虽然他们经常从大马士革这位间谍手中获得十分可靠的重要情报，但这次他们却认为，科恩关于“叙利亚可能会发生政变”的情报只不过是当地无足轻重的传言。
　　然而一个月后，在1963年3　月8　日深夜至第二日凌晨，哈图姆无意中泄露而被科恩准确预言的那场政变终于爆发了。大马士革政府因对哈里里的企图早有察觉，便把他派到安曼去任使馆的武官。但他没去安曼，而是回到他的部队，率领军人发动了政变。政变结束的当天，在特拉维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秘密情报局的发言人向新闻界人士披露了这一消息。
　　政变成功后，现政权采取了与前政权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式，它使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样，这位以色列间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在这次政变中起了主要作用，他指挥部队在凌晨发动了攻击，占领了面对科恩寓所的总参谋部和大马士革广播电台。
　　这件事使科恩得以打入那个发动政变的核心领导集团。更重要的是，他参与了那伙刚刚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们的私生活。哈图姆上校刚刚结束他那麻利的夺权行动，就立即给他的朋友科恩打电话，要求借用他的寓所和一位土耳其女友幽会。“我想开个庆功会。”他说。
　　政变之后，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掌握了政治大权。让科恩意想不到的是，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议他回国、前不久还赞扬他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商品的行动的哈菲兹在这次复兴社会党的夺权中大捞了一把，登上了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宝座，因此也成了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由于这意想不到的事态的发展，科恩越来越接近叙利亚的统治核心集团。4　月底，他送给哈菲兹将军一束附上他的贺信的鲜花。
　　不久之后的一天中午，科恩和他的朋友们在他的寓所安排了一次大型聚会。两年后，这次聚会被称作叙利亚历史上的“革命的狂欢”。乔治·塞夫、哈图姆和其他几人参加了这次聚会。参加聚会的还有一群叙利亚姑娘以及哈图姆带来的“复兴社会党的一颗新星”——萨拉赫·戴利上校。聚会从‘为复兴社会党胜利干杯“开始，以最放荡的纵欲结束。</P>

七、河流改道与米格战斗机
　　1963年夏天，在科恩以到阿根廷办事为借口准备起程返回以色列之前，叙利亚政局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军方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大换班，总参谋长哈里里被秘密撤职。哈菲兹将军飞快地登上复兴社会党的最高领导地位，6　月27日又以“铁腕人物”的面目登上了革命指挥部国务会议主席的宝座。这个相当于国家元首的显赫职位还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他又任命自己为军事总监、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复兴社会党的主席。
　　对于老朋友哈菲兹的跃迁，科恩当然感到很高兴。他给哈菲兹送去一大盒巧克力，同时附上一张写着“祝您如愿以偿”的名片。他的这一招果然收效甚大，他收到了一张正式请柬，请他到莫海亚林宫——哈菲兹主席宣布就职的地方——去参加一次大型招待会。在那里，聚集着衣冠整齐的叙利亚官员和穿着礼服的外国使节们。
　　科恩和他的朋友塞夫也在这些人中举杯祝贺主席就职。
　　在特拉维夫，总部就如何发挥他的作用的问题而犯难。一方面．总部认为他是被派到叙利亚去的间谍中最优秀的一个，他能提供第一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因此，特拉维夫当局很想向他提出更多的要求，交给他更危险的任务。另一方面，对这样有价值的谍报人员却必须尽量少给任务，避免暴露，不然就会使他的谍报生涯过早结束。
　　不管怎样，有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已迫在眉睫：第一，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好像已进入实施阶段，这将会破坏以色列的大部分灌溉计划；第二，有根据认为叙利亚将得到苏联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米格—21战斗机，它比过去威胁着以色列的米格—19战斗机速度更快、战斗力更强；另外还有和埃及一样的配备着科玛导弹的小型舰艇。特拉维夫急需科恩从他那些要员朋友们那里，探听出一切有关这些方面的情报。
　　科恩一回到大马士革，就立即拜访了哈菲兹主席，并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复兴社会党筹措的1　万美元的支票交给了他。
　　这是科恩这次出访南美的任务之一。主席感谢科恩为复兴社会党募捐，表示他将给科恩寄去一封由党的官员签名的感谢信，主席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夫人愉快地接收了这位叙利亚官商送来的貂皮大衣，在阿拉伯国家，赠送这类贵重礼品是最尊敬的象征。
　　科恩找到乔治·塞夫，促使答应了他在广播电台做“海外侨胞们”栏目主持人的要求，并说由于生意太忙，只能不定期地从事这一工作。“海外侨胞们”节目的主要目的是呼吁叙利亚海外侨胞出力，支持革命的复兴社会党。科恩的播音十分清晰，他的家人和特拉维夫的上级从半导体中听到了他的亲切的声音。
　　在这段时间里，科恩并没有忘记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清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上。他的上司不断来电，要求他放下一切其他工作，尽力答复这样一些问题：叙利亚改道约旦河计划的详情是什么？他们准备何时付诸实施？准备怎样实施？
　　1964年在开罗召开了阿拉伯国家最高级首脑会议。根据会议决定，叙利亚应全力以赴完成改道约旦河的计划。科恩认为，完成这项任务的时机已经到来。
　　他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是哈图姆和戴利两位上校。从这两名掌握计划内情的官员那里，他弄清了计划的大致情况。改道计划是沿着叙利亚高地（也叫戈兰高地）挖一条渠道，把巴尼亚斯河水引到约旦境内的雅穆克河里。这样，每年就从约旦河分流出1　亿立方米的水。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这是一项十分邪恶的计划，它的目的是旱死以色列。
　　科恩不满足已掌握的情报，他通过大马士革各阶层的熟人，接近了两名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其中一位是黎巴嫩的工程师，负责渠道的施工。科恩是在一家餐馆和哈图姆上校共进晚餐时与工程师认识的。哈图姆负责渠道的军事防务。工程师对渠道的走向作了详尽的说明：渠道沿着戈兰高地修建，全长为44英里。
　　科恩把哈图姆赞扬改道工程带来益处的话，一字不差地报告了特拉维夫：“计划的好处不仅在于叙利亚和约旦能够利用改道引来的河水，而且还在于给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损失。”
　　另一位对他很有用的人是一位沙特阿拉伯的公共工程承包商，他也是通过哈图姆上校结识的。承包商拥有许多美国推土机，他负责挖掘工程。科恩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从哈图姆和工程师那儿探听不到的细节。还有一份对以色列情报局最有价值的情报，即叙利亚政府委托南斯拉夫一家工程公司来监管这方面的工作。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科恩逐步把零星的情报汇集起来，给他的上级提供了有关改道计划的全部详细情报，其中包括渠道结构和地形的草图；弄清渠道施工期为18个月；在巴尼亚斯河上将建设一个大水电泵站，把河水提升到800　英尺高的渠道上去。
　　这些有用的情报使以色列紧张起来。他们决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阻止计划的实施。
　　在这段时间，科恩曾3　次有幸亲眼目睹叙利亚防御工事的规模和实力。这些工事是叙利亚军队沿着叙以边界，在俯瞰加利利海的戈兰高地上陆续建立起来的。每次，他都与马阿齐·扎赫雷丁同行。马阿齐的叔叔虽然倒台了，但他仍是预备役军官。他们巡视高地一周，观看了将把高地建成另一个马其诺防线的大型防御工程。
　　每一次他都看见有苏联专家在指挥工程。从头一年的4　月份以来，莫斯科派出无数的专家前往叙利亚。他还参观了埃尔贺马南区指挥所的建设工地，在那儿的军官宿舍里住了一夜。有一次，在库奈特拉，他有机会参观前沿地区的总指挥部，搜集到一些军事战略资料，这对以色列总司令部十分有用。
　　以下是这段时期内，这位派往大马士革的间谍发回特拉维夫的几条重要情报的标题：为隐藏15英里射程的苏制大炮而构筑的混凝土暗炮台的详细情报；可供装甲车和坦克行驶的数英尺深的战壕的详细情报（附科恩画的草图）；运输200　辆J　—54型苏制坦克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坦克主要用于对付以色列；在与以色列发生冲突时，叙利亚的军事计划，主要内容是用坦克和装甲车跨过上加利利，向以色列领土纵深挺进，切断这块领土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最后，还有4　架米格—19战斗机和飞行员的详细情报，以及最近才运到叙利亚的米格—21战斗机的一组照片。
　　这位以色列间谍依靠十分信赖他的戴利上校、哈图姆上校和马阿齐中尉获得的情报当然是关键性的。但是，上述情报也有不少材料是从国防部的其他一些军官、文职人员、那些复兴社会党上层的朋友们以及叙利亚军事情报局的局长那儿得来的。
　　情报的大部分用密电告诉以色列情报局，一部分则是借用叙利亚出口的物品偷运到慕尼黑后才转到特拉维夫。
<P>　　八、营救风潮
　　1965年正月21日早上8　点钟，伊利·科恩刚刚给特拉维夫发完一份电报。昨晚他和哈图姆一同进餐时，打听到哈菲兹主席召集叙利亚情报机构的上层官员开会，讨论合并巴勒斯坦组织的计划。据哈图姆讲，哈菲兹倾向于成立一支独立的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叙利亚指挥下在以色列搞破坏活动。主席建议以阿尔及利亚为榜样，改变对以色列的斗争策略，要通过巴勒斯坦人搞人民战争来收复自己失去的领土。
　　这个间谍坐在床上，就像通常发报一样，打开他的收音机，等待接收特拉维夫发来的指示。他的小型发报机还放在床上。收音机中已出现一阵特有的劈啪声，说明特位维夫正在发送信号，准备给他发布指令。
　　突然，公寓大门传来一声巨响。他还没来得及动弹，门已被砸破了。他马上站起来，本能地把小型发报机藏在手里。3　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用左轮手枪逼着他，命令他举起手来。他还不知道，数十名叙利亚保安人员已经包围了这个街区。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军官，科恩认识他，他就是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他冲到科恩面前：“你这该死的间谍，这回可把你当场捉住了！”他并不掩饰他对间谍的义愤和获得胜利的喜悦。
　　“请不要动手！”科恩镇定地说，“出了什么事？我是从阿根廷来的叙利亚商人。”
　　上校厉声说道：“少废话！说出你的真实姓名。”
　　“卡迈勒·阿明·塔贝斯，我是从阿根廷归来的侨民。”科恩坚持说。
　　苏米达尼怒吼道：“好吧！不用担心，到时候你会统统说出来的。跟我们走吧！”
　　就这样，这位享有“犹太第一谍”之称的以色列最优秀的间谍被捕了。就在被捕的当天晚上，在苏米达尼上校逼迫他向他的总部发一封内容由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拟定的电报时，科恩通过一点小小的指法的变化把他落入敌手的事告诉了特拉维夫。他在离开以色列之前与上级商定，如果他落人敌人魔掌，就用这种变换的指法通知上级。
　　3　天后，大马士革电台受哈菲兹主席之命广播了一条官方消息，宣布当局捕获了一名叫卡迈勒·阿明·培贝斯的间谍。第3　天，新闻界正式公布这个消息：“间谍的真实姓名为伊利·科恩，是名以色列军人。”
　　科恩的被捕在叙利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科恩被捕后的几天内，大约有500　多名与科恩或多或少有些联系的叙利亚公民也落入法网，其中有17位是妇女，科恩的朋友沙伊赫·阿尔德、马阿齐·扎赫雷盯乔治·塞夫亦未能幸免。哈图姆和戴利两位上校获得豁免。哈菲兹则赶快向新闻界讲述他那早有的高明的预感如今终于变为事实，并抢先一步公布这个消息，以免自己受到科恩的影响。一时间最荒唐的谣言和报刊电台宣传在大马士革流传开来。科恩陷入一种利害冲突和流言诽语的包围之中，处境极其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立即在特拉维夫召集当地各家报社的社长和编辑开会，向他们转达政府的意图。他说，政府希望能在友好国家和海外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拯救科恩的生命。他要求报纸不要发表进一步的有关新闻，这样政府可以多方设法，采用各种手段营救科恩。新闻界人士向总理询问了有关科恩及其活动的情况之后，同意不发表任何可能妨碍营救工作的消息。
　　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营救科恩的政治战和外交战。驻各国的以色列使馆都紧急动员起来了。外交人员。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等都开始在各国对那些有影响的友人做工作、造舆论，以期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两个月后，对科恩的审讯结束。接着，他们得知，尽管全力营救，科恩还是被判了死刑。他们又以加倍的努力，投入新的营救工作。
　　哈菲兹主席收到卡斯博士的一封信，呼吁“以生命的名义”免予科恩死刑。卡斯博士是一位医生，曾经为哈菲兹动过手术，挽救过哈菲兹的性命。但是，哈菲兹同样置之不理。
　　另外一名与哈菲兹有私交的住在大马士革的法国人也为科恩奔走，但是遭到哈菲兹主席的冷遇。哈菲兹主席拒绝和他见面。
　　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包括罗马天主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宫尔、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国际红十字会及数目惊人的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南美各国的国会议员、参议员、新闻界人士及各界重要人士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对科恩免予死刑”的呼吁，但均遭到大马士革的拒绝。
　　比利时首相胡斯曼、东欧几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亲自到大马士革请求赦免科恩，但他们的请求同样被置之不理。
　　3　月7　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在海法逮捕了为叙利亚搞谍报活动的5　名叙利亚特工人员。以色列立即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并提出用他们5　人再加上前些时候被逮捕并判了刑的一名叙利亚间谍来换取科恩一人。但叙利亚对此建议未做任何回答，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抓住科恩不放。
　　直到科恩在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被处死后，这种营救活动才告结束。</P>
<P>　　九、尾声：空前的功勋
　　那些判处科恩死刑的人结果怎样呢？1966年2　月23日，哈菲兹主席被复兴社会党右派推翻；1966年3　月29日，戴利上校被控有通敌叛国罪而被投入监狱；1968年，苏米尼达上校政变未遂而流亡巴格达；哈图姆上校1966年2　月23日政变推翻哈菲兹主席后，1966年9　月8　日又再次政变，但是没有成功，遂流亡约旦，1967年“六日战争一期间回国，立刻遭到逮捕，6　月25日被判处死刑，次日枪决。
　　科恩的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被判处五年苦役，沙伊赫·阿尔德被判处十年苦役，乔治·塞夫被判处五年监禁。
　　科恩死后，在以色列秘密情报部门科恩的卷宗里已装满了他提供的各种情报，其中的大部分在几小时内就送给了驻守叙以边界的以色列部队。一年后，即1966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进行的那场著名的现代战争——“六日战争”中，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以色列军队所向披靡，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仅在几小时之内就占领了那个被大多数军人视为不可征服的堡垒。这时，在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机关里，人们为伊利·科恩举起酒杯，以示怀念。正是他创建了那别人无法创建的功勋，才使这次进攻取得成功。
　　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P>

第四章 东方“佐尔格”——间谍奇才沃尔夫冈·洛茨
　　沃尔夫冈·洛茨是继伊利·科恩之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又一著名间谍。他们实际上是同时代人，但是沃尔夫冈·洛茨要稍大一些。他们的间谍生涯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都是在异国出生并成长的，都是受到以色列情报组织的招募后开始特工生活的，他们都受到摩萨德的派遣以特殊身份潜入敌国上流刺探情报，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适合从事特务工作的超人素质。他们之间所不同的是，伊利·科恩是单打独斗、孤身虎胆，沃尔夫冈·洛茨则有妻子相协助；伊利·科恩一直都是摩萨德的雇员，沃尔夫冈·洛茨在效力摩萨德之前则是为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穆恩工作；他们的结局也大不相同，伊利·科恩被捉获之后被判处了死刑，沃尔夫冈·洛茨最后则被以色列成功地用战俘交换回国；伊利·科恩被以色列举国奉为民族英雄，沃尔夫冈·洛茨与其妻子在宁静的生活中度过余生。
　　下面我们看一看沃尔夫冈·洛茨的简要经历。
　　沃尔夫冈·洛茨被誉为“东方佐尔格”。他幼年在德国生活，后移居巴勒斯坦。
　　二战爆发后进入军队。1962年被摩萨德派往埃及。在那里，他以“德国游客”和“养马专家”为身分，广交埃及上层名流，并从这些名流那里获得了埃及最新式导弹、火箭、飞机制造等情报。由于这些情报，帮助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占据了主动。1965年3 月，洛茨被捕，被处以终身监禁。1968年以色列用战俘将他换回。
<P>　　一、神秘的德国“养马专家”
　　沃尔夫冈·洛茨于1921年出生在德国的曼海姆。父亲汉斯是一个戏剧导演，母亲海伦尼是犹太人，职业是演员。受父母亲的影响，洛茨从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表演天赋。由于父亲不是犹太人，因此洛茨小时候没有施行割礼，这为他后来被捕后没有暴露犹太人身份帮了大忙。
　　洛茨是在柏林长大的，1931年进入莫姆森人文中学学习。不久，父母亲离婚，母亲为逃避希特勒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带着洛茨移居到巴勒斯坦。洛茨进入了本西蒙的一所农业学校学习，并对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学会了骑马、养马、相马和关于马的一切知识，这些知识在以后都派上了用场。
　　随着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之间的对立愈发尖锐，犹太人建立起自己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进行防卫。1937年，年仅16岁的洛茨加入了该组织，成为哈加纳的一名战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洛茨参加了英国军队。由于他精通德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英语四种语言，因此被派到了埃及帮助审理纳粹战俘，并在埃及和北非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洛茨曾指挥一支由移民组成的缺乏训练的部队参加了拉特伦战斗。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时，已晋升为少校旅长的洛茨率部参战。
　　不久，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将沃尔夫冈·洛茨招募为特工。情报局首先看上了洛茨那段德国经历，以及他那身躯健壮、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的外表，认为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装扮成一个德国人。此外，他又很能喝酒，这也完全符合人们对于一个德国军官的一般想象，但更主要的还是看中了他内在的表演素质。他极善于与人聊天交往，并且很快便可以厮混得烂熟，成为知心朋友。他也适合扮演一个阔气大方又讨人喜欢的男子，虽然很有来头，但又让人容易接近。从此，沃尔夫冈·洛茨开始了他那神秘而又刺激的间谍生涯。
　　接下来便是紧张而又累人的各种训练，首先要弄懂复杂而又矛盾的埃及政局。
　　在接受训练期间，洛茨把埃及局势的许多细节背得滚瓜烂熟，这为他后来能够向以色列提供各种有价值的情报打下了基础。
　　1954年，埃及政府发起了一场排犹运动，纳赛尔甚至请去了前德国的纳粹分子为其排犹运动效力。阿穆恩认为这正是以色列特工打入埃及的极好时机，决定让洛茨以德国人的身份进入埃及。
　　在进入埃及之前，洛茨首先必须学会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并接受了一个半真半假的人生履历：1921年出生于德国曼海姆，1933年进了柏林的莫姆森人文中学。
　　中学毕业后参加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第115 师，在该师服役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战后在澳大利亚居住了11年，作为跑马场老板而发了大财，同时也学会了育马。由于思念故乡，后又回到了德国。
　　根据这份履历，洛茨被派往德国，以便在柏林申报户口，并在那里积累起虚假经历。但是任何伪装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只要认真进行调查，就会露出马脚。为使这种今后可能出现的调查难以进行，洛茨在德国期间频繁地更换住址，他也因此在德国逗留了整整一年。
　　在德国，洛茨充分施展了他的表演天赋。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对现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前纳粹军官，而现在则是一名德国商人。在柏林，他加入了一家骑马爱好者俱乐部。在那里，他遇上了一位名叫伊莱亚斯·戈登的商人。这位商人极为钦佩洛茨关于养马方面的渊博知识，又把他介绍给了另一位酷爱马的商人。他们相约要在尼罗河畔建立一个阿拉伯纯种马饲养基地和一个马术中心。为了最后敲定这项计划的可行性，两位商人决定由他们出钱，让洛茨先去埃及进行一次短期实地考察。
　　1961年1 月初，沃尔夫冈·洛茨以一名德国旅游者和育马人的身份，踏上了埃及的国土，住进了亚历山大港口城市的一家旅馆。翌日，他便以一名骑马爱好者和马迷的身份，来到吉齐赫的骑士俱乐部。该俱乐部是由埃及的骑兵军官主办的，外国人在这里也颇受欢迎。在这里，洛茨首先认识了该俱乐部的名誉主席。亚历山大市警察局长尤素福·阿里·古拉卜将军，并很快成了他家的常客。随后，尤素福将军又把洛茨介绍给俱乐部的其他军官。
　　洛茨装作不懂阿拉伯语，以便能够偷听军官们用阿拉伯语谈论的秘密话题。因此当他听到尤素福将军用阿拉伯语向军官们介绍说，“洛茨先生是德国首屈一指的育马人和驯马专家”时，他差点笑出声来。
　　就这样，洛茨仅用了6 个多月的时间，便结识了当地社会的精英人士。这位腰缠万贯、骑术精湛的德国纳粹军官风度潇洒。出手大方、谈吐幽默，很快就成为深受欢迎的人。他尤其注意与埃及军官建立友谊，陪他们一起喝酒、神侃，并在吃喝玩乐中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半年之后，洛茨认为自己的身份和环境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便返回欧洲，同阿穆恩在巴黎的协调官接上了头。阿穆恩交给他一大笔活动经费和一台微型收发报机，并向他下达了正式任务：确定埃及的防御工事的方位，了解它的军事价值，并对即将抵达埃及的德国和奥地利的飞机导弹设计师进行监视。
　　在法国期间，洛茨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德裔美国女子。这位身材修长、美貌动人的蓝眼金发女郎令洛茨心旌荡漾，想人非非。尽管一开始她对洛茨与她接近反应冷淡，但没过多久，两人就热烈地交谈起来。她名叫瓦尔特劳德，毕业于瑞士旅游专科学校，现正在洛杉矾一家大旅馆的经理室担任秘书工作，此次是回德国探望双亲。两人一见钟情，仅仅两周时间，便双双坠入情网。
　　作为一名间谍，洛茨干了一件最不应该干的事。他执意要与这位德国女子结婚，并且坦率地向瓦尔特劳德披露了他的间谍身份及他所执行的任务。他甚至来了个先斩后奏，在未经阿穆恩批准的情况下便同心爱女郎结了婚，之后又固执地对他的上司说：“不让带妻子，我就不回开罗。”
　　阿穆恩局长梅厄·阿米特认为，尽管这位间谍有些习惯令人感到不快，比如他喝酒太多，向其埃及朋友馈赠礼物过于大手大脚（财务部称之为“香摈间谍”），特别是他与德国女郎的结合更是鲁莽。但阿米特认为，洛茨能在短时间内就巧妙地为自己伪造了一个理想的身份，足见其是一名罕见的特工人才。
　　洛茨不仅有最高上司的赏识，而且还得到了新婚妻子的全力支持。
　　当洛茨带着漂亮的妻子回到埃及后，再次受到了尤素福将军等人的热烈欢迎。
　　此时财大气粗的沃尔夫冈·洛茨，真正开始进入了德国育马人的角色，并被骑士俱乐部的朋友们亲切地称为“大胡子”。
　　骑士俱乐部位于尼罗河岛上的吉齐赫体育俱乐部跑马场附近。洛茨夫妇花大笔钱购进了几匹阿拉伯纯种马，并聘请了赫利奥波利斯马术中心的教练穆里凯为之训练。洛茨与其说是看中了穆里凯教练的骑术，不如说是看中了赫利奥波利斯马术中心的位置。因为除了运河地区的若干武装部队之外，埃及的军队实际上都集中在赫利奥波利斯附近沙漠中的一个庞大的基地上，摩托化部队每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都必须从这里出发，而马术中心则正好就在军事基地附近。
　　每天早晨，洛茨都会带着年轻美貌的妻子来到马场，观看穆里凯驯马。出于对自己的纯种马的关心，洛茨总是站在一个5 米高的塔楼上，手持高倍望远镜观察驯马，并且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洛茨此时真正注意的并不是他的马，他只要把手中的望远镜稍稍向右移动一下，便可将基地内的一切活动尽收眼底。凭着间谍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军旅生涯的经验，洛茨一眼可以辩明车辆的类型，并且判断出这是战术调动还是进行演习，是部队出来训练还是把军队的车辆开出来修理等等。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观察，洛茨甚至判断出了埃及装甲部队向西奈半岛的重要调动。
　　骑士俱乐部的军官们很快发现，富有的洛茨先生对纯种马的兴趣与日俱增。一次，骑兵军官阿勒维·加齐少校向洛茨打听买马的意向。
　　买肯定是要买的，洛茨明确告诉他，不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他打算培育几个良种。最近在哈姆扎帕夏的庄园看到几匹好马，也愿意收购，只可惜至今还没有自己的马厩，不知道买下马以后该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因为俱乐部的马厩已经塞满了。
　　加齐少校告诉他可以把马放到阿巴希军营的马厩里来。
　　阿巴希骑兵部队的指挥官、障碍赛马队队长奥马尔·哈达里上校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他有的是地方，每一匹马都可让一名士兵好好地去照料。
　　“好倒是好，但可惜我恐怕就不能定期地去看我的马了，”洛茨故作惋惜地说，“因为我们是不可能随便出人军营的呀。”
　　军官们都大笑起来：“大胡子，您真是个典型的德国人！您和您的夫人有照片吗？拿来我让他们给你俩办个通行证不就行了。这样您就可以随时进出军营了。”
　　在从俱乐部驱车回家的路上，洛茨异常兴奋，因为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容易了。
　　他对瓦尔特劳德说：“咱们这活儿简直就像是在钓鱼。只要把鱼饵装在钩上抛下水去等着，运气好就能钓到大鱼。腓特烈大帝有一天曾对他的将军们说过：‘运气要比良将更为重要。’看来此话果真不假。”
　　从那以后，阿巴希军营便向沃尔夫冈·洛茨夫妇敞开了大门。军官们不仅每次都热情地接待他们，甚至还带他们参观遍了各个角落，埃及的这一军事基地再也无秘密可言了。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位身着巴伐利亚民族服装、头戴佩有鹅毛礼帽的洛茨先生，竟然会是一名以色列间谍呢？
　　二、特拉维夫的“开罗之眼”
　　在开罗的新家里，当洛茨夫妇终于送走了来向他们祝贺的最后一批客人，已是凌晨2 点了，忙碌了一夜的主人总算可以上床休息了。但躺在丈夫身边的瓦尔特劳德却并不想马上睡觉，她对于丈夫的情报搜集活动既感到好奇，又感到迷惑不解。
　　洛茨为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得力助手，常常向她耐心解释。事后证明，瓦尔特劳德确实是洛茨的得力助手。首先，一对夫妇在开罗生活就比一个单身汉更不容易引起怀疑。其次，瓦尔特劳德也表现出了极高的悟性，与洛茨配合得相得益彰、天衣无缝。
　　洛茨夫妇的朋友极其广泛，除了骑士俱乐部的尤素福将军及年轻军官们之外，还有军事后勤专家阿卜杜勒·萨拉姆·苏来芒将军，军事反间谍局的福阿德·奥斯曼将军和穆赫辛·赛义德上校，乃至埃及共和国的副总统侯赛因·沙菲。他们都把洛茨视作值得信任的前纳粹军官，因此往往在不经意中吐露出许多宝贵的情报来。
　　例如，就在此次的晚宴上，尤素福将军就表示愿意陪同洛茨夫妇一起进行一次旅游，并说：“我想同你们玩一次，让你们看看旅游者从来也看不到的东西。名胜古迹固然有意思，但是我想让你们看看现代的埃及，让你们瞧瞧阿拉伯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看看我们的先进技术和军事力量。”
　　洛茨夫妇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随后洛茨便让夫人继续与尤素福将军聊天，自己则转身来到了福阿德将军身边，因为他听见他们刚才在谈话中提到了“破坏”一词。
　　“你们别这么严肃，”洛茨平静地说，“干吗不跟我们一起聊聊，或许你们是在谈论公务？”
　　“不，不，我在对阿卜杜勒说……哦，也可以告诉你，大胡子，但是你别说出去。一家军工厂里刚发生一起爆炸事故，死了5 个人。”
　　“是不是不慎造成的？”
　　“我们不这么认为，看样子像是以色列人干的。炸药是装在一个备件箱里从外面运进去的。你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我们不能让外界知道这件事。”
　　洛茨装作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畅饮之后，交谈兴致越来越高。客人们渐渐地结成三人一群五人一伙，洛茨恰好坐在阿卜杜勒·萨拉姆将军身边，将军负责陆海空三军的调动和弹药运输，因此，听他的谈话极为重要。
　　“近来忙吗，阿卜杜勒？好久没见你了。”洛茨客气地问候道。
　　“哦，忙得不可开交。我上星期去了几趟苏伊士。”
　　“那儿能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根本没有。你知道这是个无聊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一个步兵旅从此地调到了运河地区。同以往一样，我得替那几个无能的司令部军官当跑腿的。”
　　“阿卜杜勒，有件事我想求你。如果你们要打仗的话，请事先告诉我一声，这样我好买下足够的威士忌存在这儿。”
　　“这倒是个好主意，虽说我们还得等一段时间才会打仗。我们拥有足够的武器和弹药来占领整个中东，但是光靠这个不行，军队的现状眼下十分糟糕。”
　　“什么？这恐怕不会吧。”洛茨故作不解地说道。
　　“事实就是这样。糟糕的是，我们的元帅，还有大多数高级将领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有了苏联飞机和武器，就像一群孩子弄到了一只新的足球那样高兴。但是你如果不会踢，足球再好也没有用处。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精锐部队，但是光靠一只燕子是引不来夏天的。总之，我们的士兵还缺乏训练，士气也不怎么高。
　　行政部门整天忙于琐事，办事效率极低。部队军官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而我们的战术观念又是如此的陈旧。”
　　“阿卜杜勒，你把一切都描绘得这么暗淡，我看你是又劳累过度了。”
　　“我不是劳累过度，而是听一些人吹牛听够了。我已经三次申请退休，我的这条伤腿足以构成退休的理由。但是他们次次都拒绝了我的请求，因为他们还需要我做行政工作。”
　　“对于您的敬业精神我一向十分敬佩。苏伊士运河之战若不是您身先士卒，也不会腿部受伤了。不过据我所知，军队的情况是在逐渐好转嘛。你们请来了外国顾问，而且军队在苏伊士战争中也获得了实战经验。”
　　“是的，我们是有顾问，先是德国人，现在是苏联人。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好的专家来指导工作。但5 分钟后，我们的人就开始指挥起这些专家了，这就是自以为是的埃及人的思维方式。就拿我们的总统弓；以为自豪的飞机制造工业来说，我们花了好几个亿，但是搞出多少名堂呢？”
　　“不多，这我知道。”
　　“谁都知道。而且谁都知道我们从1956年的所谓胜利中获得了什么样的战斗经验。全是些大话。我当时在西奈亲眼见到了实际情况，那是一场混乱。军队之间没有配合，发出的命令相互矛盾，或者是完全失去了指挥。然后掉转头来撒腿就跑，军官们跑在最前面。现在又认为，我们用三两个师和500 架飞机就能取得胜利。我们所追求的是数量而不是军队的质量。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依你看，什么时候会打？”洛茨问道。
　　“下星期或下个月肯定不会打，但肯定是要打的。”阿卜杜勒将军笑着站起身来，“战争肯定是要打的，就像我们现在已经喝得酪酊大醉，必须回去睡觉一样。”
　　洛灰也站起身来，轻拍着他的肩膀说：“别太认真了，老兄。如果你因为常常挑刺而被军队撵出来的话，我就在德国给你找个称心的工作。”
　　阿卜杜勒又变得幽默起来：“能够找到一位偶尔可以向他倾吐心里话的人倒也不坏。”接着又笑着补充道：“上班时我是不能这么说话的，那里的人可不爱听批评。”说完，他便一瘸一拐地告辞而去。
　　当晚，沃尔夫冈·洛茨在卫生间里，从马靴里取出了微型发报机，向特拉维夫总部发回了搜集到的重要情报。他相信上司会对他搞到的军事情报感兴趣的。之后，洛茨又对瓦尔特劳德说：“一个旅调到运河地区恐怕是有用意的。过几天我得亲自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为什么不能？咱们把钓具和游泳衣都带上，这样，在外人看来我们就像是一对想去苦海游泳的普通游客。这是个好主意。至于我们的醉翁之意，那是谁也不会注意的。”
　　就这样，沃尔夫冈·洛茨在推杯把盏之中轻而易举地搜集到各种情报，并将它们源源不断地发回到阿穆恩总部。
　　1963年，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梅厄·阿米特将军调任摩萨德局长后，把洛灰也由阿穆恩转归摩萨德领导，并对他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称其为特拉维夫的“开罗之眼”。</P>

三、将计就计，故弄玄虚
　　约翰·冯·雷斯曾是一位老纳粹党棍，现定居埃及。当沃尔夫冈·洛茨接到他的请帖后，决定前去参加他举办的家庭酒会。
　　在驱车前往赴宴的途中，洛茨向瓦尔特劳德介绍说：“冯·雷斯是一个老牌纳粹，出了名的排犹分子，现在他在埃及打发日子。埃及人已经不怎么器重他了，让他在某个部担任顾问，付给他一笔数目不多的薪俸。他变成了穆斯林，并且给自己起了个阿拉伯名字——奥马尔·阿明。”
　　“那他对你有什么重要的？”
　　“他本人对我并不重要。不管他以前当过什么，现在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影响的老笨蛋。”洛茨向妻子解释说，“我的兴趣不是听他没完没了地回忆他担任第三帝国国防军上校时的那段历史，而是在于在他那可以遇到并结识一些德国专家。
　　要知道，监视在埃及的德国专家的工作，与搜集有关飞机及导弹生产情况的准确情报是同样重要的。我们的情报搜集范围应该是广泛的，无论是军事情报还是关于幕后的政治新闻，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
　　当他们到达时，冯·雷斯夫妇已在门口迎候他们。冯·雷斯是个稍有点驼背的老头，披着稀疏的白发，一双浅蓝色的眼睛混浊而又毫无表情。
　　“请进，我亲爱的洛茨。希特勒万岁！”雷斯一开口，就表明了他那顽固的纳粹立场。
　　此时，宽敞的客厅里已经到了30来位客人，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正三五成群地边喝酒边用英语、德语、阿拉伯语交谈着。
　　这时，一位身材高大、头发灰白、脸上布满皱纹的男子走了进来。
　　“晚上好，尊敬的夫人，教授先生。”这位新来的客人向主人问候道。
　　雷斯夫人向洛茨夫妇介绍说：“这位是埃泽勒大夫，是飞机制造工厂的厂医。
　　他对德国专家的健康十分关心。”
　　原来他就是声名狼藉的埃泽勒！洛茨立刻感到身旁的瓦尔特劳德几乎屏住了呼吸。此人因为参与谋害了大批人命，至少受到了十几个国家的通缉。作为医生，他在集中营里对犯人进行了危及生命的“科学试验”，从而使成千上万的男女惨死在他的手下。他们虽然早已听说这位杀人狂正在埃及政治避难，但今天却是第一次见到他。
　　洛茨上前同埃泽勒握了握手，嘴里还含含糊糊地说了声“认识您不胜荣幸”。
　　因为他清楚这种逢场作戏是打入德国专家群所必须的，但他担心妻子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向她投去一个警告的眼色。
　　瓦尔特劳德也真够乖巧，她从口袋里掏出了手绢，擦了擦自己的眼角，客气地冲埃泽勒点了点头，随后转向雷斯夫人：“真对不起，我眼睛里好像飞进了什么东西。冯·雷斯夫人，您能不能告诉我盥洗室在哪里？”说完便转身离去。
　　“您过来，亲爱的洛茨，我们到阳台上去喝杯葡萄酒，换换空气。我这儿有一瓶正牌的摩泽尔酒。”雷斯向洛茨邀请道。
　　两人在藤椅上坐下后，侍者拿来了一瓶摩泽尔酒和两只杯子，并替他们斟上了酒。
　　“您以前曾经遇见过埃泽勒大夫吗？”冯·雷斯举杯祝酒后问道。
　　“没有见过，他在开罗的社交活动中似乎不常露面。”
　　“我是想，您在战争期间或许曾经在哪见过他。确切地说，您到底在哪个部队服过役？”
　　“我在非洲军团第115 师，正如我曾经对您说起过的一样。”
　　“是的，您是对我说起过。但是您用不着跟我玩这一套把戏。您难道不信任我吗？戈培尔信任过我，元首也曾信任过我，而我并没有使他们失望。”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教授先生。我说的可完全是事实。”洛茨心中不禁打起鼓来，难道这个老党棍真的发现了自己的伪造身份有什么破绽？但他还是坦然地回答说。
　　冯·雷斯像是无所不知似的笑了笑说：“那好吧，如果您不愿意把牌摊到桌面上来，那就算了，我亲爱的冲锋队长。我是绝不会出卖您的。”
　　“冲锋队长？出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是在和我开玩笑吗？”洛茨真有点茫然了。
　　“不是玩笑。我说洛茨，您就别把我当傻瓜啦。我虽说是个上了岁数的老人，也有些人在背后说我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但是我的记忆力还是完好的，我能清晰地回忆起您的脸孔。咱俩就见过一面，是在万湖湖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想不起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议了，不过会议的时间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对您印象很深，您当时穿了一身冲锋队长穿的黑色制服，样子挺威武的。您别再否认了，亲爱的朋友。我很高兴您是我们中的一员，我将为您保守秘密。只有很少几个人会知道此事，这个我可以向您保证。”
　　“少数几个人？教授先生，您弄错了吧？您把我同另一个人搞混了，您可千万别把这个故事再讲给别人听了。您是不是想毁掉我？您难道不清楚，这样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危险？”洛茨故作生气地说道，但在内心深处却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我。我可以理解您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些事实的心情，我也不是那种背后出卖朋友的人。”冯·雷斯向他保证道。
　　当然，沃尔夫冈·洛茨根本就不相信他的保证，雷斯的这一“认出”将很快传遍整个开罗。但这正是洛茨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这等于为自己的假身份作了令人信服的旁证。
　　在当时的埃及，纳粹军官很受埃及一些人的欢迎，因此洛茨越是有意否认党卫军经历，相信的人反而愈多。埃及的文武官员一再提及此事，并且带着笑容谈论起他的光荣历史。于是，洛茨充分利用这个故事，来个欲擒故纵，将计就计，最终要让埃及情报当局也信以为真。洛茨首先设法搞到了证实冯·雷斯的说法的有关材料，并装进了一个又大又厚的信封里面。一天早晨，他与瓦尔特劳德出去骑马时，故意把信封放在了起居室内的一张桌子上。当他们中午回来后，洛茨故意问仆人这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仆人当然一无所知。洛茨便开始教训仆人，斥责他居然把如此重要的东西随随便便放在这儿。然后，又煞有介事地当着仆人的面将信封锁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四天后，当洛茨打开写字台抽屉时，发现撒在信封上的粉末已经不见了，粘在信封和抽屉上的头发也不翼而飞。显然，埃及情报机关曾经取出材料并且拍了照片。
　　两年后，福阿德·奥斯曼将军的一次谈话证实了这点。当时，将军向洛茨提起埃及安全部门要求军官们尽量避免与外国人接触的话题。
　　“是不是说也避免同我们来往呢？我及我的妻子毕竟也是外国人呀。”洛茨故意问道。
　　“谢天谢地，没有这个必要。”福阿德笑着说道，“他们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并且知道我们是朋友之交。你在几年前就已经被‘透视’过了。”随后又向洛茨挤了挤眉说：“他们对你进行了彻底的审查，相信我吧。他们知道你同情我们的政府，并且是一个反犹主义者。”沃尔夫冈·洛茨这次冒名顶替的行动的确是非常成功的，它不仅掩护了他的间谍活动，更重要的还在于被捕之后因此而保住了性命。当然，这已是后话。
　　就在冯·雷斯举办的这次家宴中，洛茨夫妇结识了援助埃及的德国飞机专家布雷纳尔和舒曼。当时，布雷纳尔和舒曼等人正围坐在一架钢琴四周喝得满脸通红，为飞机发动机问题争吵不休。
　　“哈哈，我的先生们，你们在吵什么呀？”洛茨与妻子趁机凑上前去，“我想有八个小时谈公务也就够了。让我来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妻子。”
　　所有的人都向他们转过身来，连坐着的人也赶紧站了起来。
　　从那以后，洛茨夫妇与这些德国飞机和导弹专家就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尼罗河三角洲买下的一处环境优美的牧场，也很快成为了这些德国客人们经常光顾的聚会场所。这座牧场有马厩。围栏、跑马场和一条赛马跑道，有关设施器材一应俱全。
　　德国专家们很愿意在休息日到这里来练练马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然而，洛茨夫妇所看中的可不仅是牧场的新鲜空气，它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才是最让他们感兴趣的。该牧场与一个火箭试验场挨得很近，而这里经常发射火箭。
　　记下火箭发射的准确时间和次数，这本身就是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洛茨夫妇的埃及朋友们也经常光顾这个牧场，并且在畅谈中不断地提供着各种情报。用洛茨的话说，“就好像是埃及的参谋部和技术人员找不到其他地方来讨论他们的问题似的”。
　　起初，瓦尔特劳德对于洛茨这样公开地进行情报搜集表示吃惊，洛茨则向她解释说：“间谍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有些间谍普普通通，所从事的是毫不惹人注目的暗中活动，而有些间谍则像我这样尽可能地抛头露面，以此来打消别人的怀疑。在埃及，只要人们相信了你的公开身份，你就尽可以放手大胆地去干任何事情。”
　　“有趣的是，”洛茨继续说道，“这里的德国人确信，我连飞机发动机和咖啡粉碎机也区别不开。我愈是对这些东西表示不感兴趣，他们就愈是坚持向我介绍或解释这方面的技术知识。你不妨看看最近六个月的成绩：参观了连同试验场地在内的两个导弹发射井；听了有关两个飞机工厂的详细情况；了解到在军备工业部门工作的几乎所有德国专家的详细人事安排，以及有关红海的军舰情况，另外还获悉了关于西奈半岛上全体部队和物资的运输情况，加上其他一些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情报，真可以说是收获不小啊。”
　　“继续干下去吧，我的党卫队长，你会被授予一枚勋章的。”瓦尔特劳德这才消除了疑虑，并同丈夫开起了玩笑。
　　洛茨的情报活动一直很顺利，而且还将这一活动伸到了埃及之外。
　　一天，洛茨夫妇在牧场遇到了德国专家福格尔桑。
　　“你好吗，亲爱的哈利？听我的仆人说你要出越远门，是吗？”洛茨关心地问道。
　　“是的，大胡子，”他答道，“如果你允许他照料一下我的马，我将不胜感谢。”
　　“没问题。你是度假去？”
　　“要那样就好了。我要去慕尼黑参加一个会议。布雷尔和其他几位也一道去。
　　会议很重要。”
　　“那你得预订旅馆。我听说在慕尼黑要开什么会议，旅馆都已经订光了。”
　　“谢天谢地，这事已经办妥了。有家旅馆已经同意了我们的预订。我是今天早上刚得到的消息。”
　　说着，福格尔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洛茨看。洛茨只扫了一眼，便清楚地记下了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
　　“大胡子，我正在想，”福格尔桑接着说，“你知道在哪儿能买到比较好的公文包？我原来的那个都开了线了，再说用它来装我要带走的计划和资料也太小了。”
　　洛茨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吝啬鬼不过是想省下一笔开销。于是趁机建议：“你干嘛要花这笔冤枉钱？我家里有一只公文包，从来没有用过，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这真太好啦，大胡子。我十分感谢你。”福格尔桑果然中计了。
　　当天下午，洛茨就开车到开罗一家最豪华的沃利斯百货商场，买下了一只十分精美而又昂贵的公文包，然后托人把它捎给福格尔桑先生，但却留下了一把备用钥匙。
　　第二天清晨4 点，洛茨来到浴室，从放在那里的磅秤中取出了总部新近配发的电台。原来那部藏在马靴里的微型电台功率太小，已被他扔进了尼罗河中。随着一阵轻微的“滴答”声，洛茨向总部报告了福格尔桑等人抵达慕尼黑的时间、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还提到了他晚上喜欢出去同女人厮混，因此晚上他的房间里经常是空无一人。
　　几天后，公文包的备用钥匙便通过特拉维夫总部，转到了摩萨德驻慕尼黑特工手中。

四、“迷途游客”智闯导弹基地
　　1964年夏季的一天清晨，洛茨在约定的时间与总部通电后，拿出密码本和笔记本开始翻译电文。他一遍遍将电文背熟，然后将纸烧掉，把纸灰倒进抽水马桶用水冲掉。
　　“重要吗，亲爱的？”当洛茨回到卧室，瓦尔特劳德从床上坐起来问道。
　　“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紧迫，可以说是刻不容缓。还是关于楚沙卢发导弹基地的事儿。”
　　最近，他们曾花了不少时间想弄清楚这个秘密基地的地点。总部虽然已经从空中拍摄的照片知道了该基地准确的地点，但仍然怀疑那也许是一些用来蒙蔽以色列人的导弹模型，因此，这次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搞清真相。
　　“该基地位于苏伊士与伊斯梅利亚之间，”洛茨对瓦尔特劳德说，“我得亲自去一趟，去看看这鬼东西，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当然可以，我的伙计。我们带上钓杆，装作是去钓鱼。”
　　10分钟后，洛茨夫妇驾车上路了。洛茨身着运动裤和黄汗衫，头戴一顶浅红色帽子，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十足的游客打扮。
　　从赫利奥波利斯开车到苏伊士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快要抵达该市时，洛茨把车拐向左边，穿过铁路，来到沙漠大公路上，朝伊斯梅利亚方向驶去。这里来往车辆很少，他让瓦尔特劳德驾车，自己则对照地图仔细察看所处的位置。
　　很快，他们来到了他们要找的公路口。那里没有拦路木，岔口处只有一个岗亭。
　　一名带着军警袖章的士兵在岔路口站岗，他显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手枪随便地挂在腰带上。当车从他面前驶过时，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等车开过一个山坡并脱离士兵的视线后，洛茨对瓦尔特劳德说：“把车开回去，再试一次。我们无论如何得拐进去才行。也许我们可以装作车出了毛病，请他帮忙。”
　　当车紧挨着岗亭停下来后，洛茨发现那名士兵把腰带和手枪挂在岗亭墙壁的钉子上，正蹲在二三十米开外的地方解手。
　　“我们来得可真是时候，妙极了！”洛茨高兴地叫道：“快，冲过去！越快越好！”
　　瓦尔特劳德猛踩油门，车子朝左边飞也似地开去。当车子驶过岗亭和一块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着“禁止通行”的牌子时，他们听到背后发出呼喊声。从汽车后视镜可以看见，那名士兵正一手提着裤子，一手不停地挥动，跳着脚地高喊着。
　　“别理他，继续往前开。呆会儿一定会有人拦住我们，不过我先得看看基地再说。”
　　汽车顺着起伏的公路向沙漠深处驶去。想到自己扮作游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进入军事禁地，两人都感到开心极了。不久，迎面开来了一辆满载士兵的吉普车。
　　“继续开，直到他们把我们叫住为止。”洛茨命令道。吉普车从他们车旁驶过时，土兵们好奇地望着这对穿着花里胡哨的外国人。
　　“要镇静，”洛茨对瓦尔特劳德说，“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有利的地点来观察基地。”他望了眼反光镜，又说：“妙极了，他们调转车头跟上来了。”
　　“现在怎么办？”瓦尔特劳德激动地问道，“是不是开快点，把他们甩了？”
　　“不行，这样只能加重对我们的怀疑。让他们超过我们，我们要赶在被他们拦住之前弄清楚这里藏着什么东西。”
　　洛茨估计，吉普车追上后，他们会受到警告，然后再让他们从原路回去。这时，他突然心生一计，向妻子喊道：“听着，把车开到沙漠里去！只要一开进去，就得鼓捣好几个小时才能出来，这样更能使人相信！”
　　瓦尔特劳德加快了速度，汽车从公路的这一边晃到那一边。“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坐稳，这就下去！”大众牌轿车一下子窜进了公路边的沙地里。
　　“别刹车，让轮子继续转，这样车轮会陷得更深。”洛茨吩咐道。
　　“我可怜的汽车！”瓦尔特劳德拨到了一档，然后加大了油门。
　　“别考虑汽车，我们所干的事情比一千辆汽车的价值还高。行了，他们来了，我们下车吧。现在我该好好地把你臭骂一顿。”
　　“骂我？”
　　“当然，让他们看着好笑。一个傻瓜的蠢婆娘低着脑袋挨骂，因为她居然把车开到了沙地里。”
　　随后，洛茨以他那出色的演员天赋，开始表演起一个粗暴的丈夫角色，挥动着手臂痛骂妻子无能。直到士兵们用阿拉伯语问他们“怎么进来，到这里来干什么”时，他才故作不懂阿拉伯语，用英语答非所问地回答道：“你们来帮我们的忙，这太感谢你们了。那就有劳你们大驾，帮我们把汽车推上去吧！”
　　士兵们自然听不懂他的话，于是洛茨打开后备箱，拿出一把小铁锹，然后边比划边用德语问道：“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把车轮从沙子里挖出来？”说着便自己动手挖了起来。
　　一名军士用冲锋枪对准了洛茨的胸脯，指着吉普车朝洛茨吼道：“上吉普车！”
　　洛茨装着终于明白了士兵们的意思，但他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随后坐到了大众牌汽车的司机座位上：“我哪也不去，除非坐我自己的车。”
　　军士命令吉普车司机开车回基地报告情况：“告诉值班军官，我们在禁区发现了两名外国人，他们的车陷在沙地里。告诉军官，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话，请他指示要快！我们在这监视他们。”
　　10分钟后，吉普车回来了，司机旁边坐着一名上尉。
　　上尉用英语对他们进行讯问。洛茨回答说他们是德国游客，是准备去苦海游泳的。由于他在车上打盹，结果妻子将车稀里糊涂地开到了沙地里。上尉检查了他们的护照，又将轿车仔细地搜查了一遍，然后说：“您得跟我走！”
　　“跟您走？上哪去！”
　　“去我们的兵营。离这里不远，上校想见您。”
　　洛茨心中暗自高兴，嘴上还嘟嚷道：“看来我们只有跟您走一趟了，也许只有跟你们上司亲自谈谈才能解决问题。”
　　当吉普车开上一个山坡后，映人他们眼帘的是排列均匀的导弹发射架、弹药仓库和行政大楼。虽然他们都尽力控制自己不去东张西望，但洛茨仍能感觉到瓦尔特劳德的身体，由于兴奋而颤动着。
　　上尉将他们留在司令办公室外间，自己进去报告。突然，洛茨听到了一个怒不可遏的吼叫声：“什么？你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了？你这个笨蛋！你疯了！至少你应该把他们眼睛蒙上！你怎么蠢得连水牛都不如。是不是我们还得请他们参观我们的设施？行了，事已如此，把他们带进来吧。”
　　随后又是长达20分钟的盘问，洛茨回答的也仍然是那一套。而当司令怀疑他们是间谍时，洛茨故意怒气冲冲地发起火来：“这太荒唐了！说真的，上校先生，这玩笑开得太过分了。恕我不客气地对您直言，我在贵国并非一个无名之辈。您为什么不给警察局的尤素福·古拉卜将军打个电话问问？他是我的好朋友，可以为我担保。您认识他吗？”
　　基地司令沉默了片刻，答道：“是的，我知道他是谁。不过他并不拥有直接命令我们的权力。对安全机关来说，他的话也许会有一定分量的。”
　　“什么，安全机关？您还是把我们当作间谍？”说着洛茨拿出了自己的电话本，“那好，这是安全机关福阿德·奥斯曼将军的电话号码，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吗？或是由您来拨这个电话？”
　　基地司令亲自要通了安全机关的电话。他先是介绍了情况，随后便连连点头回答说：“一定照办，我马上就办理此事，一定使您满意。是的，我懂……请原谅……我实在没有料到……行，一定照办。再见，先生，多谢您了。”
　　上校放下听筒，站起身来，脸上强装出一丝笑容：“对不起，洛茨夫妇。将军向我解释了情况。对于这场误会我感到极为遗憾。不过你们得想想，我们也是在照章办事。秘密防御设施必须得到悉心的保护，任何人未经许可都不得人内。不过我现在完全清楚，您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因为夫人不小心，才使您陷入这样的境地。
　　谁都可能碰上这样的事。哨兵应该叫住您，可他显然没有尽职，我们会找他算账的。”
　　“您不必客气，上校先生，”洛茨大方地说，‘您的用意是好的。我同几位跟您地位一样的领导人有着良好的关系。我懂得一切有关国家防御的问题是何等的重要，我也想对此尽一份微薄的力量。您今天做得很对，如果有人问起我，我将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一点。不过我想向您提个建议，如果可能的话，是否可以考虑在公路旁边竖些横木，用来防止今后发生类似事件？“
　　“是的，将军也这么说，我们马上就去办。不过现在已经12点多钟了，在您走之前，我希望能同您共进午餐。”他打开门，让在一边，“希望您能赏光。我们这里的军官俱乐部虽说不大，办得也不好，不过我们会尽力而为的。”
　　当他们走过走廊时，基地司令从侧面望着洛茨说：“奥斯曼将军很敬重您。您能在这里作客我们十分荣幸。洛茨上校。”
　　“您称我上校？我以前只是当过上尉，但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当然，洛茨先生，要是您愿意这么说的话，这是您的事情。不过您所想隐瞒的事情，倒正是人们引以为自豪的。正如人们所说的，党卫军是第三帝国精华中的精华，我们有朝一日也会成为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像这里的导弹基地这样一些设施，可以帮助我们很快地灭掉以色列。现在您该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警惕了吧！以色列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在我们进行最后决定性的打击之前，以色列绝对不能知道一点儿有关我们的导弹设施的情况。请您过来，让我来领您看看我们的设施。”
　　五、五千名俘虏换回的间谍
　　1965年春天，洛茨夫妇和瓦尔特劳德的父母以及德国专家克尼泼费尔夫妇，应邀一道去马特鲁港。在总督府门前，他们受到了西部地区总督尤素福·阿里·阿拉卜将军全家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
　　2 月22日下午，洛茨一家驱车返回开罗。翌日清晨抵达家门口时，洛茨发现马路对面停着四辆汽车，坐在车里的人正准备下车。
　　“这是怎么啦？”当他们从车上下来时，洛茨笑着问道，“是不是我们的邻居今天请客？”但话音未落，洛茨头上便重重地挨了一下，身子晃了两下，扑倒在地上，朦胧中听到瓦尔特劳德尖叫一声。6 名大汉把他围在中央，当他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咔嚓一声，已被带上手铐拖走了。
　　埃及安全机关检察长萨米尔·哈桑亲自审问了洛茨。起初，洛茨故伎重施，又搬出各位将军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很快就发现，他的这些埃及朋友也都因涉嫌间谍活动而处境不妙。
　　他苦苦地回忆着，究竟什么地方出了纰漏。因为他很清楚，尽管埃及的安全机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如果没有确凿证据的话，也不敢把一个阔绰的外国人打个半死，并把他的全家逮捕起来。
　　直到埃及秘密警察当着他的面从浴室中取出微型电台后，洛茨才知道再也无法抵赖了。
　　原来，沃尔夫冈·洛茨也和在叙利亚的间谍伊利·科恩一样，是被测出发报位置而暴露的。埃及安全机关甚至录下了三年来洛茨收发的全部电讯号。
　　不久，埃及专家又成功地破译了所录下的全部电文，洛茨与特拉维夫间的来往电文已不再是秘密。事已至此，洛茨只得承认一切，说自己是德国人，只是图谋金钱才替以色列搜集情报。埃及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早已掌握了洛茨是前纳粹军官的铁证。
　　此外，洛茨还咬定所有活动都是他一人进行的，瓦尔特劳德对此几乎毫无所知。
　　瓦尔特劳德再次表现出了她那间谍天赋。尽管对两人的审讯是分开进行的，但口供却出奇地一致。
　　被捕12天后，埃及安全机关问洛茨夫妇是否同意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并声称这样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公众形象，对最终从轻判决是有好处的。洛茨自然不相信这些鬼话，他们不过是想向世界表现一下自己。
　　但洛茨蓦地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借此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以色列情报机关每天都收看埃及的所有电视节目，自已完全可以通过一两句话来暗示他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答应了埃及人的要求。
　　在采访中，洛茨承认自己当了间谍，是个见财如命的德国人，并且强调自己的妻子丝毫不了解自己的间谍活动情况。当记者问他，对整个事件有什么想法、埃及安全机关对待他们如何时，洛茨回答说：“对于我所做的事情，我当然十分后悔。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由于自己利欲熏心而给埃及造成了严重损失。我需要在此声明的是，在我被捕期间始终受到了良好的对待。”
　　最后，当记者问他是否想对德国的亲朋好友说点什么，洛茨趁机说道：“如果以色列今后还派间谍来的话，它应当去找自己的公民，而不要再收买德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了。同时，我也真诚地劝那些想为以色列干事的外国人赶快放弃这个念头，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
　　埃及当局显然对电视台的这次公开采访感到满意。但他们哪里知道，洛茨已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这次机会，向他的以色列上司发出了重要信息：我的假德国人身份迄今还未暴露，请设法据此采取营救措施。
　　1965年7 月27日到8 月21日，埃及法庭对洛茨夫妇进行了公开审讯，并且宣布了他的十大罪状。
　　审判期间，法庭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匿名信，证明洛茨是一名从德国移居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洛茨及其律师自然要极力否认，但令人奇怪的是，埃及法庭也拒不相信，并最终宣判：“洛茨先生，本庭经过调查，认为你犯有不断为以色列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敌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罪行。根据你所犯的罪行，理应判处你死刑，但考虑到你在辩护时减刑的要求，决定判处你终身苦役，并罚款33万西德马克。此判决将报请共和国总统最后批准。”
　　瓦尔特劳德也被判处3 年苦役，并罚款1 万西德马克。
　　洛茨终于免去一死。如果他是以色列人的话，则必死无疑。但法庭为何不肯对国籍问题继续深入调查，并最终将这个以色列间谍处死呢？洛茨曾对此大惑不解，并且设想了种种可能。
　　但他都没有猜对。实际上埃及政府当时出于外交政策调整的需要正准备赶走德国专家，而作为沃尔夫冈·洛茨间谍案，则正好为此提供了借口，洛茨成为了德国的替罪羊。因此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洛茨是以色列人，埃及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也宁肯愿意让洛茨是个德国人。与此同时，埃及还需要德国的经济援助，为照顾德国人的面子，洛茨也就被免除死刑。
　　三个月后，沃尔夫冈·洛茨被关押进图拉监狱。监狱位于马阿迪市郊和赫勒万武器——飞机制造厂之间。洛茨将作为该狱第338 号囚犯，在这里服刑。
　　“我想不会这么长，”洛茨在与妻子分手时，平静地说道，“两年或者三年吧。
　　家里人会设法救我们出去的。”
　　1967年6 月5 日早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尽管埃及电台在不断地宣布着埃军节节胜利、以军一败涂地的消息，但狱中的洛茨却根本不信，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军队不可能遭受突然袭击。集结在西奈的庞大军队未被以色列发现，这也是不可想象的。他们非常了解埃及部队的准确位置和兵力。我每次的报告都经过总部的详细核实，即使对那些近乎没有意义的细节也很重视，甚至连不着边际的谣言也从不放过。因此，我没有理由去假设他们在这期间会改变以前的谨慎态度。”
　　当天晚上，从监狱中可以听见以色列飞机在附近投下炸弹的爆炸声。洛茨分析以空军的攻击对象很可能是赫勒万军工厂，并为自己曾向总部精确地提供过一些重要军事目标而感到满意。果然，几天后便传来了截然不同的消息：埃及军队一败涂地，以军不仅占领了西奈半岛，并且越过苏伊士运河，向开罗逼近。甚至还有传说纳赛尔总统已避难到南斯拉夫。
　　11月初的一天早晨，洛茨被叫到监狱副官的办公室。曾为他辩护过的德国人克拉尔·乌班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经过多方努力，埃及人原则上已同意释放洛茨夫妇，当然，最终实现还需要一点时间。
　　1968年2 月3 日，洛茨再次被叫到了副官办公室。监狱副官不自然地笑着说道：“你好，先生。首先衷心地祝贺您获得自由并将于今晚乘飞机回德国。”
　　“您自由了。”这是洛茨三年来无论是踱步于牢房、还是在睡梦中，最盼望听到的一句话。
　　他甚至想象过：当自己听到这句话时，或许会高兴得跳了起来，或许会跌坐在椅子上……
　　然而，此时此刻，他竟然无动于衷，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已失去了表现感情的能力。在开罗机场，沃尔夫冈·洛茨与瓦尔特劳德在一名秘密警察的看押下，等候从卡拉奇飞不定期的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这时，新任德国领事巴尔特勒斯博士又来了。他是担心埃及政府在最后一秒钟又改变主意，而这种情况在他短暂任期内已多次发生。
　　突然，领事压低嗓门告诉洛茨，在他们被释放的背后实际上有一笔特殊的交易。
　　原来，“六天战争”之后，以色列政府表示：在埃及人没有释放在押的10名以色列人（其中包括洛茨和瓦尔特劳德）之前，拒绝释放包括9 名埃及将军在内的5000名埃及战俘。洛茨听后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有如此之高的身价，但领事先生却保证这是事实。
　　事实也正是如此。“六天战争”结束后，当以色列开始同埃及进行交换俘虏问题谈判时，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坚持要将洛茨夫妇列人被交换俘虏之列。自从科恩被叙利亚人绞死之后，阿米特就一直为未能营救这位“间谍王子”而感到自责和沮丧。但是，以色列政界领导人却不愿公开承认洛茨是以色列间谍，直到阿米特以辞职相威胁，艾希科尔总理才被迫做出让步，这才使得洛茨夫妇得以逃出囹圄。
　　回到以色列后，洛茨夫妇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乡村里定居下来，洛茨的妻子瓦尔特劳德取得了以色列国籍。他们在那里过着幸福、舒适和安静的生活。但是到了后来，洛茨夫妇为在以色列的生活感到厌倦，因而移居西德，并尝试做一个商人。
　　与其间谍生涯不同，在这个陌生的领域洛茨并没有取得成功。失望之余，他举家迁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从此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回忆在埃及的那些紧张、冒险的岁月自然成为了他们闲暇的消遣。

第五章 失陷巴格达——谍报网被破获
　　摩萨德是在以色列情报界的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当摩萨德在经历了50年的辉煌发展并在全球情报机关中建立起神秘莫测、无所不能的神话，在国内被人们奉为王子与公主之后，很少有人愿意来回顾——更不用说接受——摩萨德这一卑贱的出生以及当初以色列情报界由于种种混乱而引发的丑闻。由于情报界分工不明、效率低下，在经历了一场反叛危机与危机后的改组后，情报界的巨头，摩萨德的首任局长仍把精力主要集中于内部的整顿与改革，以使其更符合当时周边局势的需要。
　　由于这层原因，以色列的对外谍报组织网络被暂时忽略了——至少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于摩萨德驻伊拉克分站的谍报网被破获了，而这个失误从反面证明了进行谍报活动必须全力以赴这一真理。谍报网的被破获是一场非常尴尬的事件，摩萨德从一起步就跌了一跤，这让当时情报界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
<P>　　一、弗兰克的经历：摩萨德组织的首次行动
　　弗兰克在伊拉克不愉快的经历被谍报史家看作是摩萨德组织的首次行动。雅科夫·弗兰克生于1921年，在巴勒斯坦，他加入了当时的犹太军事组织哈加纳，并成为其中最富有热情与活力的一员，同其他犹太人一样，他愿意把青春奉献给先祖生活过的乐园，希望能够为第三圣殿——以色列国——的建立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由于过分活跃，他受到当时驻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的追捕。组织因此派遣他到美国纽约去负责那里的移民事务，实际上就是在阿利亚一B 的统辖下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参加了美国军队，跟随部队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人战斗。1944年10月，弗兰克在菲律宾的一次战役中负了重伤，他伤未好，战争随即结束。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他回到了巴勒斯坦，由于身体还未完全康复，他没有能来得及参加独立战争初期阶段的战斗，但是在战争后期他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独立战争后，他退出了军队，并开始尝试经商，由于精明能干，善于分析与判断，他很快就成为特拉维夫一家生产弹簧的工厂的一名经理。
　　正当弗兰克致力于商业活动准备在买与卖上施展自己的才华的时候，就在1951年，即将成为摩萨德首任局长的罗文·希洛找到了他。当时，弗兰克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办公，两名面带神秘的男子要求与他见面，并告诉他，“罗文·希洛想跟你谈谈。”对弗兰克来说，罗文·希洛是一位自己仰慕已久的传奇间谍。“哈加纳”的谍报组织“沙伊”就是他建立的，因此，弗兰克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这次约见。这是一次秘密的见面，弗兰克坐着两位男子的车来到“柯雅”——位于特拉维夫商业区东端的自成一个小街区的国防部大院，然后跟着他们走进一栋没有任何标记的大楼，最后，顺着楼梯向上走，终于来到了希洛的私人办公室。
　　希洛告诉弗兰克，从现在起，他再次成为一名军人，这次的任务不是进行战斗，而是从事谋报工作。“我想让你去伊拉克，我们那位驻巴格达的特工的任期行将结束，我们想让你去接管那里的情报站。”弗兰克没作犹豫便答应了，但要求说自己要拥有充分的权力，并就一些具体事务作了询问，希洛告诉他，“你将负责那里的犹太移民和情报搜集工作。”当时，犹太移民工作是由阿利亚—B 负责的，情报收集由对外情报机构负责，弗兰克对希洛这种把两个工作混在一起的作法感到不解，但是希洛告诉他不要担心，一切都在协调之中。
　　随后，弗兰克又应邀与当时的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进行了交谈。这位外交部长对弗兰克此行十分关注，他强调巴格达行动的重要性，并向他保证：以色列国是他的坚强后盾。
　　然而，很快就证明一切政治性的承诺都是虚妄不实的。
　　就在与希洛谈话结束的三个星期之后，弗兰克就持着姓名为“伊拉克·斯坦”的以色列护照，由特拉维夫飞往德黑兰，他的巴格达之行开始了。耐人寻味的是，当时摩萨德还有7 个星期才成立，而弗兰克回来后摩萨德又已经成立了，由于他此行是由即将担任摩萨德首任局长的希洛亲点的，而且任务也包括刺探海外情报，因此，人们一致把弗兰克的巴格达之行作为摩萨德组织的首次活动，尽管当时不论是希洛还是弗兰克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兰克此行非常不成功，非常不愉快，以至于时隔40年后他还耿耿于怀。
　　在德黑兰，弗兰克受到了阿利亚—B 德黑兰分站站长蔡恩·科恩的迎接，他希望从蔡恩·科恩那里得知自己的服务对象，但蔡恩告诉他，“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觉得特拉维夫正忙于其它什么事情。”弗兰克的兴奋感受到了初次挫折。
　　根据希洛的允诺，他到达德黑兰后，将会有特工来帮助他进入巴格达，但现在看来，即便是蔡恩也无假顾及自己。弗兰克不得不在德黑兰又呆了两个多月，最后，蔡恩跟他弄了一张新的假护照，准备帮助他抵达目的地。但是，或许是出于粗心，或许是根本就不具有谍报常识，蔡恩为弗兰克办理的这张机关报的假护照与弗兰克本人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以至于根本就不具有掩护身份的作用。比如，弗兰克面部特征像欧洲人而不像阿拉伯人，但新的假护照却写着他是一位典型的阿人；弗兰克的英语非常好，当然也能说阿拉伯语，但带有明显的巴勒斯坦口音，把他装扮成加拿大商人显然更合适，但假护照却说这是一位巴林地毯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弗兰克对自己的工作前景充满了悲观与失望。弗兰克开始考虑是回到以色列还是继续执行任务，就前者说，他没有任何欠疚感，是组织上的混乱与失误使得他处于这样一种进退两难、无处诉苦的境地，就后者说，他将面临极大的危险，但是最后，弗兰克内心的爱国主义思想占了上风，于是决定继续前往巴格达。为此，弗兰克首先烧毁了身上所有能说明他与以色列有关的证件、物品，然后告别蔡恩，只身前往巴格达。
　　要由伊朗进入伊拉克弗兰克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顺利地通过边境线。因为沿边境线有许多警察检查站，而使用新的假护照显然把握不大，一不小心即会漏马脚，十分危险。但弗兰克毕竟做过一段时间的偷运犹太移民的工作，这使得他对付边镜检查站游刃有余。他很快就结识了一位巴格达商人，然后塞给他一大笔美元，作为交换条件，这位往来于两伊的商人负责把弗兰克藏在他的货物中把他运往巴格达。这是大约1951年4 月下旬的事，希洛似乎已经把弗兰克忘掉了。
　　根据希洛对弗兰克的承诺，希洛将给巴格达的分站发一份密电，以通报弗兰克的到来，这样，巴格达站会作好准备，可新任特工弗兰克抵达后，发觉自己完全就是一个局外人。
　　弗兰克按计划来到了一个犹太家庭的门口，在这里，他将与同事取得联络，然而，让他吃惊的是这家人根本就不了解他，把他完全当成一个陌生人——甚至为伊克拉警察工作的特务——来对待。碰巧的是，当时阿利亚—B 驻巴格达负责人本—波拉特也在这家作客，希洛在总部跟弗兰克提起的“任期将满的特工”就是指这个人，也就是说，弗兰克此行任务就是接管本—波拉特领导的这个分站。但本—波拉特显然对此事一无所知，或者说，特拉维夫的总部根本就没有通知他相关事宜，所以，他对弗兰克的出现充满了惊讶与怀疑，而对弗兰克提出的接管要求更是倍感困惑，他明确地告诉弗兰克，自己的秘密工作非常重要，现在一切事情在他领导下都很正常而且顺利，不论是他手下的特工还是了解这些工作的当地犹太社会的领导人都不会同意这一权力交接与变更的。
　　得不到认可与信任的弗兰克至此对整个行程与任务已经丧失了热情并自内心产生出极度的厌烦之情。就他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来说，稍微理智一点考虑，他应该选择时机返回以色列。因为他的这些同事拒绝给他提供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而倘若他去住旅馆或饭店，必须向警方登记自己的护照，这无异于自投罗网，具有极大的风险；住处问题仅仅是一方面，由于得不到任何权力，也收不到任何命令，他在巴格达简直无事可做。但是，爱国主义情感又一次支配了弗兰克。他决定坚持到底，继续留在巴格达，尽力去完成希洛交给他的任务，除非是生命确实面临了危险，他才会考虑撤走。
　　弗兰克就这样心情郁闷地住进了巴格达的塞米斯大饭店。但他很快就发觉自己再也呆不下去了。一天，他在外面行走时总发觉有人在后面跟着，而这跟踪者显然不是考验自己的同胞，他明白自己已经被伊拉克安全人员盯上了。他于是赶紧借助出租车，来回数个回合，终于甩掉了尾巴，然后找到本—波拉特，向他说明一切缘由，并要求他给予帮助以逃离伊拉克。但本—波拉特显然以为这是伊拉克安全部门对自己的一次试探，因此很自然地再次把弗兰克拒之门外。
　　面临生命危险的弗兰克此时反而镇静下来。他那偷运犹太人的经验再次发挥了作用。他赶到巴格达一家旅行社故伎重演，收买了其中一名见钱眼开的年轻雇员，这位雇员很顺利地就按弗兰克的要求给他办理好飞往贝鲁特的机票，同时解决了他的出境签证。弗兰克必须经过周转才能返回以色列，而周转地如果选择欧洲国家，将受到伊拉克秘密警察极为严密的监视，所以他选择了阿拉伯国家——黎巴嫩。到了贝鲁特之后，弗兰克再次换机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比较安全了，因为土耳其是以色列的邦交之国。于是他找到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要求他们为自己提供签证。但领事馆的人员对他的“巴林地毯商”的身份发生了怀疑，而拒绝签发证件。弗兰克实在忍无可忍了。因为这是他目前唯一能证明其身份的书面材料，如果得不到签发，他将不得不再多费难以预料的时间和精力，还将面临诸多潜在的危险才能回到国内。就在弗兰克对这次行程中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反应几近麻木的时候，领事馆终于给这位化名的同胞办理了进入以色列的签证。
　　弗兰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怀着残存的一点希望和热情乘机回到了他阔别近三个月的特拉维夫。
　　但是弗兰克很快发现自己比三个月前离开特拉维夫时更孤独。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被人忘记了。他到达卢德机场时没有一个人来接他，而当他于次日前往希洛的办公室的时候，这位摩萨德局长似乎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存在，因为希洛的秘书告诉弗兰克，“局长不愿见你。”“局长不愿见你。”——这句话深深地伤了弗兰克的心，当初正是希洛把他叫到这里来的，而他在几乎是把弗兰克莫名其妙地玩弄了一通之后竟然不愿再与之相见了，面对这种问题，只能归因于希洛的无能以及不能正视由于自己的无能而引起的错误。因此，在时隔40年后，弗兰克对自己此次倒霉的旅行怨气依然如故，认为这些人纯粹是半瓶醋的业余情报官，其组织工作更是混乱不堪。</P>
<P>　　二、失陷巴格达
　　如果说，弗兰克不快的巴格达之行是由于上级的组织不力与不重视造成的，那么摩萨德的地方谍报网络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实践证明，处于刚刚起步之中的摩萨德的地方谍报网络同样乱成了一团麻。由于管理不善，以色列驻巴格达间谍网遭到了厄运。
　　本—波拉特出生于伊拉克的一个犹太家庭，后来随家迁往巴勒斯坦，并加入了以色列军队，1948年参加了独立战争。战争后，也就是1949年的秋天，鉴于他在伊拉克的经历，以色列情报机构派遣他到伊拉克组织犹太人的非法离境。当然，此时他还只是为阿利亚一B 服务，但摩萨德成立后，他所领导的谍报小组自然就归属到摩萨德管理了。在伊拉克，为了掩藏自己在以色列的经历，本—波拉特经常变换使用两个身份和两个假名，而这都是两位已经离开伊拉克的犹太人的。尽管如此，伊拉克的许多人还是能够认出这位曾经在巴格达生活过十多年的本—波拉特，而这些人要么根本就不是情报人员——比如说是他以前在伊拉克时就结识的一些朋友，波拉特当然不会向他们谈论自己的以色列背景，而他们则显然会按照以往的印象同波拉特打交道；要么是情报人员担情报经验相当业余——也就是说，他们对从事谍报工作与身份之间的关系认识得非常不够。所以，本—波拉特被识破身份是早晚的事。
　　而伊拉克秘密警察并非都是傻子，作为以色列的敌对国，伊拉克对以色列的间谍相当留意。
　　身份问题仅仅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由于情报界各部门之间相互猜忌和内社，各分站对于自己的职责的认识含混不清。从情报工作的常识来看，为了安全着想，各谍报网之间应当实行“分工负责”的原则，或者说“各行其是”。各网络之间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配合工作，但绝不应该一起工作。但不知是本—波拉特根本无视这一分工原则，还是出于纯粹的缺乏情报知识，他在负责偷运犹太移民时，还一手掌管着一个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谍报网。这个谍报网的工作方式正是当时最普通的工作方式：负责收集国外的军事和政治情报，然后汇总到负责人那里，由负责人通过无线电收发报同总部联络。很明显，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还十分危险，因此，后来有许多间谍都是单独活动。既然本—波拉特想要一手盖天，把两个谍报组织都统一到自己旗下，那么，一旦其中一个受到破坏，另一个也自然就危在旦夕了。而随后的事实证明了这确实如此。
　　由于打破了“分工负责”原则，集两个情报网于一身的本—波拉特成了一个大忙人。他经常同手下的特工见面，向他们安排任务，同他们交换信息。除此而外，他还同手下的人一同过犹太人的传统节日。一同购物，最后发展到得意忘形的地步，以至于在公共场合用希伯来语进行交谈，开车的时候又肆无忌惮地引吭高歌他们引为自豪的以色列歌曲。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本质性错误，而这种错误对一个职业间谍来说是不可原谅、不可饶恕的。
　　伊拉克安全部的情报人员很快就把本—波拉特这个说希伯来语的另类给盯住了，他们很在意这个大大咧咧、会说两门语言的“伊拉克人‘，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他们发觉这个人竟然在不同的场合变换着使用两份不同的证件，这让他们大感惊讶。
　　随后他们又根据本—波拉特的行踪推断出他是某些人员的一个中心，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行动。秘密警察在一个夜幕行将低垂的黄昏逮捕了本—波拉特以及与他有着密切往来的一些人员，然后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审讯。这就是以色列驻巴格达间谍网被击破的开始。而此时离弗兰克逃回以色列正好一个月。
　　作为一个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本—波拉特具有坚韧的意志。在受审中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伊拉克人，之所以使用两份不同的证件，完全是出于做买卖的考虑。
　　本—波拉特这一态度让伊拉克警方无计可施，只好放了他，但随后又逮捕了他，这样反复了好几次，纯粹是想借此消磨他的意志。波拉特也明白警方的用意。当他被逮捕又再次被释放后，在移民局一名特工的掩护下狼狈逃回了以色列。但是，受到审讯的另外一个特工却没有那么幸运。在伊拉克警方的审讯下他抵赖不住，因为他对外的身份是波斯商人，但他根本就不会说波斯语，于是，在连续追问之下，他把所有的底细都抖露了出来。警方根据他的招供，顺藤摸瓜，把整个间谍网弄得支离破碎。最后逮捕的间谍大约有100 人，同时还缴获了数量不菲的武器。1951年11月，被逮捕的100 多名犹太人中，有20人被判处徒刑，其中有两人被绞死，有一人被判终身监禁，有四人被指控对美国大使馆新闻中心和一座犹太教堂进行袭击。消息传到以色列国内，情报界上下一片哗然。
　　驻外国分站的间谍网被破获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仅仅是情报来源断绝的问题，它还使得以色列今后在该国派驻间谍的一系列活动更加困难，而且，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因此大受其损。弗兰克倒霉的巴格达之行和以驻巴间谍网混乱不堪的组织管理使得摩萨德开始为自己的大意反省，摩萨德局长罗文·希洛是首先应该为这一系列失败负主要责任的上层人物，由于受到此事的牵连，加上体力精神不济，他很快就把局长的位置让给了哈雷尔。哈雷尔接任之后实行雷厉风行的改革，使摩萨德走上了辉煌的谍报生涯。正是由于哈雷尔的努力，摩萨德迈出了傲视同侪的重要一步。</P>

第六章 “拉冯事件”——最大的败笔
　　1954年7 月，埃及的几个城市相继发生数起爆炸事件。结果查明，这些恐怖活动竟系以色列特工所为。而起因就是情报机关阿穆恩局长吉卜林同摩萨德争风吃醋，结果导致了以色列驻埃及分站的间谍网被破获。非但如此，它还直接造成以色列国际形象大受影响。它成了以色列谍报史上最为丢脸的一个事件。事实上，它导致一场灾难：一届政府垮台；最大的政党以色列工党内部分裂；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国防部长拉冯被迫去职——此次事件也因此被称为“拉冯事件”；老人家戴维·本—古里安也因受不了政客的攻击而退出以色列政界，开始了庶民生活。此后，虽然他再度出山，但最终还是由于此事件引发的余波而永远退出了政治舞台。
<P>　　一、亚历山大的爆炸声
　　故事发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
　　1954年7 月23日，钟声刚刚敲过19时。警官萨基·马纳维上尉正在例行夜间巡逻，突然听得一声尖叫，只见“里约”电影院的进口处冲出一名青年男子，上衣已经着火，此人拼命地扑打着。马纳维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把他按在地上不停地滚动，直到火苗全部熄灭。
　　一场虚惊过去了，烧伤看来不严重。这时，一个眼镜盒从那件烧毁一半的上衣里掉到地上，从里面洒出一些黑色粉末。上尉愣了片刻，然后弯腰嗅了一下——眼镜盒里有一股磷酸盐的气味。
　　马纳维猛然想起，几周来一伙纵火犯在埃及各个城市四处肇事，使用的就是磷酸盐，而这些爆炸事件的共同点，针对的都是英美人的财产。这家“里约”电影院也是美国人开的！马纳维认为有足够理由拘留审查这个年轻人。
　　很快查明，这名纵火犯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他承认自己参加一个破坏小组，奉命去“里约”影院放火，没想到火药提前燃烧了。在严刑拷打之下，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情况——他属于一个以色列特务小组，曾经得到特拉维夫最高总部关于采取恐怖行动的指令。</P>
<P>　　二、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这是一种狂想，但我们一度相信了这种狂想。”这是曾在埃及囚牢里呆了14年之久的前间谍罗伯特·达萨在回忆往事时的一段剖自。
　　罗伯特于1932年来到人世，他是亚历山大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
　　罗伯特在埃及这个阿拉伯国家长大，学的也是阿拉伯语。但是，他从小在亚历山大犹太教长办的一所“犹太复国主义”小学里读书，同他玩耍的也多是犹太儿童。
　　一天，他回到家里，十分激动地说，很快就要成立一个犹太国了。一听这话，父母着实嘲笑了他一番，并且禁止他参加“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的定期聚会。但是，目光忧郁的小伙子“罗比”（同学们对他的称谓），狂热地信奉犹太复国主义，遂于1947年加入一个犹太青年组织。
　　1948年5 月15日，以色列宣布立国。自此风云突变。阿拉伯诸国觉得受到了挑衅，于是群起而攻之。就在这一天，埃及警察部队开进各大城市，逮捕了犹太复国主义积极分子——其中包括罗伯特这样的年轻人。
　　罗伯特·达萨获释后，在犹太人开的一家进出口公司谋到一份差使。他并没有中断同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那些朋友们的关系，不过，他们现在只能秘密接触。
　　1952年，有一位自称“达林”的男子找到罗伯特·达萨。“达林”先是对达萨的犹太复国主义动机审查了数小时，详细询问了他的身世，尔后亮出自己作为以色列特工招募人员的身份。他指示达萨和另外几个青年人成立一个“支部”。这个新成立的地下小组尚无具体的行动计划，也不知道将在何时何地展开活动。支部成员都是达萨这样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除了对以色列怀有满腔热忱外，别无他求。
　　“罗比”正是一位酷爱“间谍游戏”的小伙子。他在城市地图上标记秘密接头地点，组织了第一批秘密联络会。</P>
<P>　　三、“鹰派”人物的秘密行动
　　本杰明·吉卜利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军官，一名鹰派人物。他还不满25岁时，就开始为犹太地下军“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效命，在英国托管地从事间谍活动。
　　早在1949年，这员地下活动的猛将便已成为军情处的二把手。之后，他先后去英美接受全面训练。1954年回国后，担任了军事情报处处长。这位阿拉伯人的死敌，立志有朝一日成为以军总参谋长，对头号敌国埃及实施毁灭性打击。1953年，本·古里安任命伊塞·哈雷尔为全国特工部门的总头目，使吉卜利遭到沉重的打击二要他居人之下，一切活动听摩萨德头子的指挥，这怎么行？
　　吉卜利根本不听这一套。他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重新组建“131 分队”，对埃及展开斗争。他将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阿弗拉姆·达尔派往开罗。达尔是出生在亚丁的一位犹太人的孙子，他的皮肤黑黑的，但是他的英语讲得特别好，也曾经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吉卜林让他化名为“约翰·达林”，而身份则是一家英国电子公司驻埃及代表。达尔在1948年独立战争时期是冲锋队的一名军官，他为人稳重，但是无论在领导才能还是在分析问题的能力上都没有什么名气。这为后来以色列在埃及的一系列丢脸事件埋下了伏笔。达尔以其掩护身份落脚后，便着手在埃及建立了两个间谍网。第一个间谍网的头目，是开罗“以色列医院”的土耳其外科医生莫伊谢·马尔泽克博士。另一个间谍网设在亚历山大，头目是教师萨米·阿扎尔。两个间谍网之间的联络员是一个女人，名字叫马塞勒·尼尼奥，出身于开罗一个显贵家庭，她性格活泼，容貌出众，少有人不会为她倾倒。在以色列的秘密资助下，她在埃及开办了一家旅行社，这家旅行社既是她借以掩护身份的地方，也是间谍们联络碰头的场所。
　　这伙以色列特工人员不为摩萨德工作，独以军情处马首是瞻。他们的任务是刺探埃及军方情报。但是，这些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除了极少的几个以外（比如伊利·科恩），几乎全是平庸之辈，他们对间谍工作的理解和实践完全是业余的。
　　他们常常把文件和照片之类资料遗忘在咖啡馆和公共汽车上，约定的地点也根本不适合秘密会面，而且给军情处送回的资料，全是些毫无价值的废纸片。
　　然而，军情处头子吉卜利并不气馁，他安排其中5 名间谍来以色列进行特种训练。在这里，他们学会了怎样使用炸药和隐写墨水，怎样加密、解密，怎样架设微型发报机，怎样用微型照相机摄影等。然后他们得到了无线电发报机、密码本和爆破器材，重新潜回埃及。
　　吉卜利认为可以发动进攻了，但是以总理夏里特和国防部长拉冯，仍在谋求同阿拉伯人的和解。这时，国际政治局势帮了“鹰派人物”的大忙。
　　而这又要推溯到1952年。当时，埃及军队中有一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军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中东的两位高级情报官克米特·罗斯福、麦尔斯·科普兰建立了秘密联系，并密谋推翻法鲁克国王。这一密谋对美国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如果政变失败，这对美国不会有什么影响，而如果政变成功，则对美国势力在中东的扩展和渗透是有利的。1952年7 月，经过精心准备的政变成功了。发动政变者宣布成立共和国，并邀请中央情报局人员对他们进行训练。1954年，这群政变者的领导人纳赛尔出任埃及总统，而中央情报局则负责他的人身安全的保卫工作。1954年4 月，纳塞尔向华盛顿老友表明，只要埃及国上——苏伊士运河沿岸地区的80000 名英国驻军不撤走，他就不会同伊拉克和土耳其签订防御条约。在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下，丘吉尔政府作了让步，在保留军事机场使用权的前提下，英军同意撤出运河地区。
　　1954年5 月，以色列人搞到有关这项秘密协议的情报，军方陷入重重忧虑之中：美国人为何屈服于埃及民族主义者的压力，难道他们今后想为开罗承担更多的义务而冷淡耶路撒冷吗？英国人撤出后运河地区会出现何种局面，埃及军方是否会把那里当作进攻以色列的前沿阵地？
　　本杰明·吉卜利想出一条诡计，当然，国家最高阶层的“鸽派”是不会对他言听计从的。他的计划是诉诸恐怖手段，破坏英美人在埃及的财产，并嫁祸于埃及残酷的在野派宗教集团。如果英美人因此看到，不可对纳赛尔寄予厚望，他们就会——可能会——中断撤军谈判。
　　军情处长运气不错：伊塞·哈雷尔带着秘密使命前去美国数周。吉卜利便擅自作出单独行动的决定，为在埃及实施恐怖活动大开城门，此次秘密行动代号为“苏珊娜行动”。</P>
<P>　　四、“恐怖分子”在埃及
　　这次行动的挂帅指挥是达尔的接替者、28岁的阿弗拉姆·塞登沃格。
　　阿弗拉姆·塞登沃格是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奥地利一位政治家，在二战中死于纳粹的一个集中营。阿弗拉姆·塞登沃格在战后来到了巴勒斯坦，改名为阿弗里·埃拉德。1948年，他参加了独立战争，成为帕尔马赫冲锋队的一员，并在耶路撒冷战役中表现出色。战争结束后，22岁的埃拉德被提拔为少校。
　　但是，当他在一个被占领的阿拉伯村庄里抢劫一家冷藏库并被军事法庭审判后，他的军人生涯就告结束了。1951年底，埃拉德遇上了阿弗拉姆·达尔，由于他有着一双蓝眼睛和一头枯黄的头发，而且无牵无挂，达尔认为他条件好，适于派驻外国。
　　1953年，他去德国办案，在翻阅西德联邦国防军卷宗时，偶然发现一名已故反间谍军官的档案材料。此人是鲍尔·弗兰克上校，1942年在巴勒斯坦的一次行动中丧生。
　　埃拉德决定顶替死者的角色，登台续演。为此，他甚至还进行了一次矫形手术，以掩盖其割礼痕迹。
　　1953年12月，化了名的阿弗里·埃拉德以富商的身份来到开罗。潜伏下来后，他成为了开罗情报网的协调官。但不幸的是，他并不适合做这一工作，他犯下的最不该犯的错误就是：认识手下所有的间谍，并经常同他们见面。这一错误是以色列驻巴格达间谍网所犯错误的翻版，并很快就将证明犯错误者将为此付出代价。1954年5 月25日，弗兰克——埃拉德收到总部发来的一份秘密急电，电报命他次日赶赴巴黎。在圣日耳曼的一家咖啡馆里，吉卜利的代表向他传达了上校的命令：选择有价值的破坏目标；今后，他将在以色列电台每天的烹调技术专题节目（“对家庭妇女广播”）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密指令。这就是“苏珊娜行动”。“苏珊娜行动”意为破坏行动，但炸毁的目标并不是埃及的军事设施，而是电影院、邮局以及英美的机构，目的是激起华盛顿和伦敦对埃及人的愤怒，表明开罗的新政府既不稳定也不可靠。
　　对上司的这些主意，埃拉德并不十分感兴趣。他一心想猎捕纳粹分子，并不愿意从事恐怖活动。但是，对于谍报部门领导的命令，他最终还是服从了。当然，他不会知道，“苏珊娜行动”既非摩萨德首脑的饬令，亦非国家政治领导层的敕命。
　　6 月30日，埃拉德同开罗和亚历山大的以色列间谍接头，并转达了军情处计划。
　　所有人都产生顾虑，认为这种行动未必有效。但是埃拉德提醒他们必须像以色列军人那样，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他们商定了行动方案，先从公共建筑物下手，然后破坏英美人在埃及的财产。爆破专家罗伯特·达萨，教会大家配制磷酸盐纵火药和装人眼镜盒的办法。埃拉德于7 月1 日向上司报告，他领导的两个间谍网已做好行动准备。就在这天，当特工人员将特拉维夫电台发来的消息解密之后，一道命令赫然出现在眼前：“48小时内开始行动！”
　　1954年7 月2 日上午10点，亚历山大伊斯梅尔广场。罗伯特·达萨同两个朋友一起将装有炸弹的纸袋，分别投入邮政总局前的两个邮筒。12时许，邮筒里冒出浓烟。炸弹没有爆炸，但当天的邮件统统烧成了灰烬。这次爆炸造成的破坏实在太小，而且埃及军队的新闻检查部门禁止对此事件作任何报道，结果，埃及的形象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1954年7 月10日上午9 时，“以色列之声”的家庭妇女节目里正播送一种“英国式蛋糕”的制作方法。这是向特工人员发出的预定信号——现在可以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财产下手了。
　　1954年7 月14日21时，开罗。埃拉德的部下在希克巴卡特大街6 号的“亚美利加图书馆”引爆了一枚炸弹。墙壁倒塌，图书着火，但无人丧生。在亚历山大福阿德大街的“美国人之家”，重演了这样的悲剧。这一回，当地和国际新闻界都报道了这些爆炸事件。在特拉维夫，吉卜利十分得意。但是，他不明白，自己一手策划的这种小儿科般的把戏很快就会受到惩罚。
　　1954年7 月23日19时。罗伯特·达萨和一名同伙，放火烧了开罗的两家英国人开的电影院。但是在亚历山大，19岁的菲利普·纳坦森运气不好，炸弹未出裤兜就起火了，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年轻的菲利普·纳坦森被捕后，在严厉的审讯下很快就屈服了。由于达尔建立起来的间谍网过于业余，各成员之间相互认识，且无法以匿名的形式相互保护，埃及安全人员很快就把这两个间谍网打得支离破碎，这同以色列驻巴格达分站间谍网被破获是有相同之处的。在被捕的间谍中有一位本不应该被捉的，这个间谍的名字叫梅厄·贝内特。贝内特1917年出生于匈牙利，他的父母是信仰东正教、原居于德国的犹太人，1953年，他一家作为非法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后来，达尔把他招人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然后，以福特汽车公司驻埃及的总工程师的身份来到开罗，负责收集埃及的军事情报。贝内特与爆炸事件毫无关系，他之所以被捕纯粹是协调官的愚蠢所导致的。以色列情报界“分工负责”的规定禁止两个不同的组织进行联络——尤其是当他们的任务完全不同的时候。但是协调官埃拉德却忽视了这个规定，而让尼尼奥同贝内特进行直接的经费转接。这一错误要了贝内特的命。尼尼奥被捕后就把贝内特给供了出来。
　　埃及警方在破案过程中效率之高、目标之准，不禁令人生疑：以色列间谍中是否混入双重间谍？唯一没有落人埃及法网的间谍，恰恰是“苏珊娜行动”的头领，化名鲍尔·弗兰克的阿弗里·埃拉德。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埃及警方的办事能力。众所周知，埃及间谍的对外活动能力是不怎么成功的，他们很少能够打入到以色列的高层内部，当然也很少获得有价值的军事政治情报，这是导致历次中东战争埃及连战连败的重要原因。但是，埃及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人力、物力来建设国内的反间谍机构，包括同国外反间谍机关合作、进行普遍揭发制等等，因此，在当时的埃及，暗探之多，是让人吃惊的。这保证了它在间谍战中虽然在进攻方面不能与以色列抗衡，但在防守方面却坚如磐石。</P>

五、蒙在鼓里的内阁政府
　　1954年12月11日，开罗开庭审判这批间谍。次日，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在议会上把这次法律诉讼斥为“一场闹剧，是一种旨在迫害埃及犹太侨民的卑鄙借口”。
　　夏里特这次真的动了肝火——他认为埃及人是在编造指控被告的罪证。
　　“我不知道这件事呀！”哈雷尔答道。
　　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刚从美国回来，便被夏里特总理找去，就埃及的责难当面对质。
　　哈雷尔找到军情处长吉卜利，吉卜利支支吾吾，推说国防部长拉冯知道这一切。
　　1954年12月21日——开罗的审判还在进行，间谍梅厄·贝内特在国室里用刮胡子刀划破了自己的手腕，在自己接受审判的前一天死去了。他知道，作为以色列的高级间谍，他无疑会被判处徒刑。他的性格使得他不愿丢脸、受辱。贝内特的死使以色列政治领导层逐渐醒悟过来：原来埃及人并不是虚张声势，果然发生过恐怖活动，而且这些破坏分子是奉以色列之命干的。那么，究竟是谁向他们发号施令的？为什么这两个间谍网这么快就全军覆没了？耶路撒冷开始寻找这次不幸事件的负责人。
　　吉卜利声称，在6 月16日国防部每周一次的特工会议上，拉冯口头批准了这次行动。国防部长矢口否认，声明自己从未听说过这个“苏珊娜行动”。此外，拉冯的案头日历表可证明，6 月16日根本就没有开过会。
　　1954年12月29日，以色列的一个内部调查委员会开始“寻找线索”。化名鲍尔·弗兰克的“苏珊娜行动”首脑阿弗里·埃拉德，被作为证人召回以色列。埃拉德是在完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逃出埃及的，尔后栖身巴黎。在他来特拉维夫之前，一位军情处特工人员奉吉卜利之命找到他，命他把6 月16日以前在埃及采取的行动统统忘光，连日记本也要相应地作一下修改。此外，还让他在向调查委员会报告时“多加美言”，使这些事件的罪责不致全部落到军情处的头上。
　　埃拉德配合得相当成功。因此，调委会的所谓调查实际上毫无结果，但它仍不想轻易放过拉冯。
　　1955年亚月27日，埃及的一个革命法庭宣布了对10名以色列间谍的判决。两个间谍网的头目莫伊谢·马尔泽克和萨米·阿扎尔被判处死刑，四天后执行；同案犯中的另外两人，包括前面讲到的纳坦森被判处无期徒刑；尼尼奥在法庭上当着新闻记者的面提出抗议，说她在监狱里受到了严刑拷打，结果同罗伯特·达萨一样被判处15年苦役；此外，还有两名因罪证不足而获释，这两个人中其中一名就是后来被以色列情报界称为“王牌间谍”的伊利·科恩。科恩在此次行动中扮演的是一个辅助性的角色，他根据阿扎尔的指示用自己的名字租了一套公寓以供小组成员进行活动联络使用。在法庭上，科恩一口咬定自己完全不知道什么间谍什么爆炸，埃及警方对他毫无办法，只好放了他。后来，科恩在另外一片土地上施展了自己的间谍才华。
　　2 月2 日，与此事毫无干系的拉冯下台，在埃及策动这场特殊战争的吉卜利上校，两星期后被本·古里安辞退。接着，本·古里安在“引退”两年之后回到政界，重握总理大权。
　　以色列政治家们忘记了这次事件，或许，他们不愿对此耿耿于怀。而吉卜利的特务们，多年来一直在开罗中央监狱里过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囚徒生活：备尝酷刑，食不果腹，关在与世隔绝的单人因室。
<P>　　六、真相大白
　　有两个人不想遗忘这次“苏珊娜行动”。一位是急于平反昭雪的平哈斯·拉冯，短短数年，他以“犹太工人总工会”主席的身份重新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另一位是伊塞·哈雷尔，这位摩萨德头子不甘容忍军情处那种目中无他、我行我素的行为。
　　哈雷尔打算再次审问埃拉德，他对埃拉德在调查委员会面前所做的证词颇为怀疑。
　　一次，哈雷尔获悉，埃拉德在联邦德国仍积极从事谍报活动，有人看见他同埃及武官奥斯曼·诺利频繁接触。
　　哈雷尔很快查明：在实施“苏珊娜行动”和弗兰克——埃拉德负责间谍活动期间，奥斯曼·诺利上校正是开罗军事反间谍机构的头子。难道他在埃及已经“策反”了埃拉德？若然，就足以解释埃及警方侦破此案如此出奇的高效率；也才能使人理解埃拉德在同伙被捕后，仍能在埃及滞留两周而未被抓获。
　　1957年10月，埃拉德专程回国为母亲奔丧。葬礼刚毕，摩萨德就逮捕了他。他是双重间谍和出卖以色列同伙的重大嫌疑犯。摩萨德对此案进行了秘密审理，埃拉德承认为吉卜利做过伪证，目的是要借此把这项计划失败的责任推卸到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冯身上，但不能确证他的秘密叛变。埃拉德被判处10年徒刑。获释出狱后，埃拉德迁居加利福尼亚，并撰写了一本书，书中怀着对自己白白失去10年人生自由的不满，指责哈雷尔对他进行了陷害。
　　此时，前国防部长拉冯看到了希望之光。1960年12月，重新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终于定案：平哈斯·拉冯从未发布过“苏珊娜行动”命令，一切不实之词均予推翻。
　　尽管如此，本·古里安仍旧让拉冯坐政治冷板凳——他担心拉冯复位后将成为政治上的对手。他以引退来要挟内阁幕僚。要知道，他的引退可能导致党内分裂！他又在政界呆了两年，直到1963年6 月才彻底退出政界——这是“苏珊娜行动”酿就的后果。
　　1968年2 月，最后四名囚犯已经在开罗狱中度过13个春秋。六日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手中5000名战俘成了有力抵押品。四名囚犯，加上1962年被捕的以色列间谍大王沃尔夫冈·洛兹，换走了5000名战俘。这些参加过“苏珊娜行动”的特工人员，在阔别故土15载后，重新踏上了曾为之冒过生命危险的以色列国土。他们后来的生活是安宁而平静的。显然，自从被逮捕以后，他们的间谍生涯就告彻底结束了。回到以色列后，他们很快就改了行，一位成了一名农艺师，另一位成了一名新闻摄影师，而前面提到的爆破专家罗伯特·达萨则研究起了中东语言学，马奇里·尼尼奥在狱中度过了一个姑娘的青春年华，出狱后她风姿未减，很快便选择了为人妻母，转而操持家务，而她和她的爱人的介绍人正是梅厄总理。</P>
<P>　　第七章 跨国大绑架——杀人魔王艾希曼落网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头子阿道夫·艾希曼根据指示，对犹太人采取“最后解决”的种族灭绝政策。大战结束后，艾希曼成功地逃脱了法庭的审判，躲避到阿根廷。但是，法网灰灰，摩萨德根据情报发现了这个杀人魔王的踪迹。于是，在总理的亲自批示下，摩萨德局长哈雷尔亲自率领特工人员潜人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过艰苦卓绝的反复调查、确证，摩萨德发现躲避在此处的一个化名为里卡多·克莱门特的老头就是当年的纳粹刽子手艾希曼。在哈雷尔的统筹下，摩萨德特工成功地捕获了这个魔头，并借助外交活动顺利地把他引渡回以色列进行公审。
　　由于这一行动发生在摩萨德发展的初始阶段，它因而很自然地振奋了特工人员为国效力的热情，并为摩萨德人工情报活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同时，它当然也振奋了刚建国不久的以色列人的士气，抚慰了在战争中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的亡灵。</P>
<P>　　引子：
　　1960年5 月23日，古城耶路撒冷的天气十分晴朗宜人。街头上，人们都在议论纷纷，说是总理将于当天下午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不寻常的声明。所以，下午3 点50分，当本—古里安总理步人议会大厅时，整个会场已是人头攒动，人们或在大声谈论，或在默默地揣度。
　　本·古里安总理站起来了，顿时会场鸦雀无声。他预先拟好的声明十分简短，言词平淡无味，避免带有感情色彩。
　　“我要向诸位议员先生宣布，”他一字一顿、庄严地说道，“以色列特工部人员不久前已抓获了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他在所谓的‘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上，和其他纳粹领袖负有同样的罪责，这就是说，他要消灭欧洲600万犹太人。阿道夫·艾希曼现在就关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依据1950年惩治纳粹分子及其合作者的法律，不久将送交以色列法庭审判。”
　　话音刚落，会场死一般地沉寂。突然，一个议员抽泣起来。紧接着，热烈的欢呼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震耳欲聋。</P>
<P>　　一、魔鬼艾希曼
　　自古以来，犹太民族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历史上，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大军，屡屡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这片祖居之地燃起战火。公元前586 年，巴比伦人灭亡了犹太国，犹太人的第一圣殿被毁灭，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始了耻辱的“巴比伦之囚”；从公元前63年起，罗马帝国的铁马金戈，连续镇压了这一地区犹太民族的三次大规模起义，残酷杀戮了100 万以色列人，到公元70年，犹太人历尽千辛万苦重新建立起来的第二圣殿终于被踩在了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连年战火，迫使幸存的犹太人背井离乡，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在2000多年的亡国岁月和流浪生涯中，犹太民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太多的人，欠下犹太民族太多的血债。
　　1492年，犹太人被全部逐出西班牙。
　　1648年，30万波兰犹太人惨死在顿河哥萨克屠刀之下。
　　残害犹太人的暴行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德意志，发展到了无以复加和令人发指的地步。“消灭犹太人——从精神到肉体。”纳粹党魁们在他们的政纲中直言不讳地宣称。
　　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被剥夺了一切。工作、财产、信仰、住宅……直到生命。
　　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日夜不停地传出恐怖、凄厉的绝望呼喊。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杀戮，在光天化日之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纳粹党徒驾驶推土机，把那些在毒气室里被活活毒死的犹太人尸体，推入巨大的炼人炉。
　　然而在二战结束后，那些手染犹太鲜血的刽子手却消失得了无踪迹。除了极少数受到公审者外，大多数逍遥法外，仿佛他们是从世界上蒸发了。实际上。他们隐姓埋名躲藏了起来，过着苟且的生活。
　　在所有这些刽子手中，有一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被迫害致死的半数以上的犹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就是艾希曼。
　　阿道夫·艾希曼于1906年在德国出生，8 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奥地利。成年后，艾希曼碌碌无为，曾当过吸尘器的推销员。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并开始发迹，成为党卫军的一员。1934年，他被任命为纳粹达豪集中营的头头。不久，他加入了盖世太保司令部的犹太人事务部，1936年，又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部的头头，自此就成了纳粹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专家。他主张对犹太民族实行所谓“彻底解决”方案。为了掌握对付犹太人的手段和伎俩，艾希曼不遗余力地向众位纳粹头目“学习”，甚至还去巴勒斯坦收集情报。1938年，艾希曼又被派往奥地利，其后又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负责对付犹太人。1938年，他被委派负责驱逐犹太人的工作。不久，他又被调到东欧的纳粹占领区。1942年，他又去了波兰。此时，他已拥有了直接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大权。在匈牙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曾下令驱逐和屠杀65万犹太人。此外，他也是屠杀200 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发明了用煤气毒死犹太人的所谓高效率屠杀的手段。
　　大战结束时，狡猾的艾希曼并没有像其他纳粹高级官员一样被同盟国军队逮捕，也没有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利用德国战败前夕的混乱，他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从此以后15年，人们再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杀人魔王的存在。
　　实际上，艾希曼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4 年，然后出逃至意大利热那亚。1950年6 月，像许多漏网的纳粹分子一样，他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南美是一块神奇的土地，阳光、海滩、棕搁树、热烈的土风舞、荡气回肠的吉它弹唱和奔放无竭的混血女郎，像磁石一样吸5 ！着慕名而来的人们。
　　而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大陆上。</P>

二、发现艾希曼
　　作为大卫的子孙，在二战中备受凌辱的犹太人，当然不会忘记艾希曼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一事实。
　　1957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时间已经不早了，窗外随风摇曳的树枝间闪烁着路灯的余光。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仍未回家，他坐在他那间没有任何摆设的朴实无华的办公室里，他的桌子上就摆放着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消息是老相识伊特带来的，消息说，在德国的弗里茨·鲍威尔博士以犹太人的名义保证艾希曼现在正在阿根廷。哈雷尔转动着凳子开始沉思起来。关于恐怖分子藏匿的消息实在太多了，但这些情报多半是子虚乌有的，他不能肯定这个消息是否同样如此。此外，摩萨德财力和人力都不够充足，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情报十分准确的情况下动手。不过，哈雷尔特工人员的本能预示他这一次是一个例外，这个新情报的背后肯定大有文章，而且，这则消息牵涉到艾希曼，确实值得重视。
　　那么，这则消息是否仍然是子虚乌有呢？
　　1957年秋高气爽的时节。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阿利沃斯区，有一位18岁的姑娘名叫罗泽·赫尔曼。她长得十分漂亮迷人，身材窈窕多姿，有着一头深色的秀发和一对亮亮的黑瞳仁。她是附近所有小伙子爱慕追逐的尤物。在她的众多崇拜者中，有一位名叫尼克的出生在德国的小伙子，他约20岁左右，长得挺帅，姑娘对他颇有好感。
　　显然是为了打动姑娘的芳心，尼克在她面前炫耀道，他的父亲曾经在德国军队里当过大官，在帝国的许多地区任过职。这对小情人逐渐发展到无话不谈。有一次，他俩的话题偶然转到了第三帝国中那些犹太人的命运问题上，尼克信口开河地发表意见说：在他看来，德国人当时如果把犹太人统统除尽而不半途而废就好了。罗泽生性开朗活泼，但是没想到尼克会说出这种话来，因为她自己的血管里就流着犹太人的血。
　　罗泽在家里提起了这位奇怪的男朋友。她对父母说，虽然尼克拼命向自己献殷勤，但他从不邀请自己上他家去玩玩，见见也许是未来的公婆，甚至连家里的地址也不告诉罗泽，而是让罗泽通过他的一位朋友的地址给他写信。每当罗泽谈起这位男朋友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情况时，她的父亲洛塔尔·赫尔曼在一旁凝神细听。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
　　有一天，他让老伴给他读报，赫尔曼自己无法看报——他在集中营的那些日子里双目失明了。他的妻子读到这样一条消息：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据说此人目前蛰居阿根廷。赫尔曼听到此处一下子愣住了，他虽然已经看不见但十分敏感，他立即联想到女儿的那位奇怪的男朋友。于是，他让女儿带着他找到了尼克留下地址的那位朋友，从那里得悉尼克家住在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他们驱车前往，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房子的主人名叫弗朗齐斯库·史密特。赫尔曼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回到家立即让妻子给那位德国检察长写了一封信。
　　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是个德国犹太人，本人受过纳粹的迫害。由于对德国当局的失望，他不愿把这条新线索交给德国当局，而是秘密地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以色列。
　　于是，就出现了前面哈雷尔沉思的一幕。
　　哈雷尔调来艾希曼的案卷，开始潜心研究起来。他审阅了有关这位党卫军冲锋队头子的生平及其暴行的一切细节，详加思考，决定放下手边的其他事情，一定要把艾希曼捉拿归案。
<P>　　三、艰苦卓绝的调查
　　赫尔曼的消息虽然值得重视，但还是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首先必须确证这个人就是艾西曼。对哈雷尔来说，他希望得到真凭实据。
　　这位摩萨德首脑立即派出一个由一名女特工和两名男特工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前往阿根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那位双目失明的报信人赫尔曼所提供的情报进行核实，并进行更为艰难的秘密调查。摩萨德特工人员对阿根廷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陌生，调查工作困难而又复杂。
　　而后，也就是1959年12月，哈雷尔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在欧洲地区对与艾希曼有关系的家庭进行秘密调查，万一这些人与艾希曼或他的德国妻子维拉有通信往来，这就可能成为找到艾希曼目前下落的线索。这项监视性的调查工作量很大，被调查和监视的对象包括艾希曼82岁的老父亲和艾希曼的4 个兄弟。要完成这项任务确实困难重重，因为哈雷尔对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作了严格的规定，不能让艾希曼感到有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他身上打主意。要是摩萨德方面稍不谨慎，立刻便可能使艾希曼在德国的亲属察觉到以色列方面的意图，使他们向被追捕对象通风报信。
　　哈雷尔派出的各路特工人员的秘密调查和监视工作正分头进行着，一份又一份的秘密调查报告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大楼。摩萨德特工人员利用各种巧妙的手法，伪装自己真实身份，在分布各处关系人员的掩护和帮助下，想方设法与在欧洲的艾希曼的亲属、密友和邻居接触。然而，这些人都忌讳提起有关艾希曼和他的妻子、儿子们的情况。所有人几乎都是采取同一顽固态度，对任何与纳粹德国及艾希曼有关的事，都守口如瓶，如同筑起了一道密不透风难以摧毁的高墙，挡住了摩萨德派出人员转弯抹角的提问。尽管如此，机智的“摩铲德”特工人员还是从欧洲的调查中发掘到新的材料和证据：艾希曼确实隐蔽在南美洲某国，他不愿与他家人长期分离，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要设法与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们生活在一起。即使是短暂的日子，他也要满足自己的要求。
　　然而特工小组所得到的消息就局限于此了。一方面，抵达阿根廷的特工大失所望，尽管赫尔曼赌咒发誓地说，房东弗朗齐斯库·史密特“百分之百就是阿道夫·艾希曼”，然而，经调查证实，此人事实上同纳粹毫无相干，他在二次大战之前就居住在这条大街上。整条大街的居民，连“艾希曼”这个名字都从没听说过。被赫尔曼断定“只是打掩护的稻草人”——房客达古特和克莱门特，如今也都已“搬家”，“去向不明”。另外一方面，欧洲的信息由于艾希曼的朋友亲戚的谨慎，当然也是由于紧张引起的谨慎，摩萨德特工人员再也无法获得什么新的消息了。他们更不奢望从德国官方途径得到有关艾希曼一家的线索材料。德国在欧洲各国的领事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愿意透露艾希曼的妻子维拉的护照是用什么名字颁发的。
　　至此，派去的摩萨德特工人员都有些堰旗息鼓了，他们收竿回营了——他们不再相信顺着这条线索能钓到大鱼。但是哈雷尔的猎手本性决不允许“事情半途而废”。
　　他鼓励部下说，把屠杀和残害犹太人的罪犯，送交一个由以色列法官组成的法庭，这在犹太历史上，将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哈雷尔的坚强决心影响了他的部下。聪明貌美的女特工迪娜·罗思想出一条妙计。根据摩萨德特工人员掌握的材料，3 月3 日是阿道夫·艾希曼的一个儿子的生日，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寻找艾希曼的儿子，借口给他赠送礼物，这将不会5 ；起别人注意。一旦艾希曼的儿子找到了，通过他儿子的关系再顺藤摸瓜寻找艾希曼的下落就不难了。于是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高级旅馆租下房间，然后在商店买了一个高档打火机，包装成礼品的样式，在里面附上了一张不署名的生日贺卡：“真诚地祝愿亲爱的朋友生日愉快！”小包外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奥利沃斯区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克莱门特先生收。”之后她物色了一个机灵的小听差，交给他一项棘手的任务。“把这个小礼品盒按照上面的地址送给一位有修养的绅士，但千万别让他知道是谁送的，也决不能让旁人得知此事。”她假装是个十分痴情、又甘愿单相思的女子小声地对小听差说：“这不过是一件意外的生日礼物，我想让他喜出望外。”迪娜·罗思叮嘱这位信使：假如收件人已经搬家，一定要设法打听到他的新住址。
　　这样，即使礼品送不到，也同样付给可观的酬金。
　　聪敏伶俐的小听差对自己的任务十分感兴趣，他耐心而仔细地听完迪娜·罗思教给他的找人的方法，并保证回来后可以点滴不漏地把每一个具体经过复述一遍，他当然不会想到托他去送礼物的是以色列特工人员，他只是认为自己在一个神秘而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里，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小听差毫不费劲地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上的4261号，门上“克莱门特主”的牌子已不翼而飞。他使劲地喊了几声，没有人应声。小听差推开院子的小门，径直走进屋子。房子里的门窗都开启着，他看见油漆工正在里面忙碌着。一打听才知道克莱门特全家都已搬走了。4261号住宅已经换了主人。房子的新主人只是听说原来住在这里的人搬到圣费·离多去了，但不知道他的确切住址。遵照特工人员的原先吩咐，小听差不厌其烦地挨家挨户打听，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克莱门特一家搬到何处去了。最后还是从一个干瘪的德国老太婆嘴里了解到，前不久她还看到搬走那户人家的一个儿子在离查尔布科大街不远处的一个小工厂干活。小听差根锯老太婆提供的新线索，终于找到了那家工厂。
　　所谓的工厂实际上是个大作坊，外观很简陋，推门进去，见有几名技工正忙得不亦乐乎，一个大约20岁的金发小伙子正俯身在走廊里干活，他有着典型的德国人长相。“先生，我有一样东西要交给这个人，他的姓名和住址就写在上面。”小听差边说边将小包递给对方看。“我找到他家，那里人说他家早已搬走了。街上的一位老太婆告诉我搬走人家的一个儿子在这里的工厂干活，先生，你认识此人吗？”
　　金发小伙子端详着小包上写的字，又把小包翻来覆去看着，疑惑地问道，“谁打发你送的！”
　　“我也不太清楚，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的。有一位在他干活的那家旅馆住的客人请他帮忙转交。可是，他恰巧有事，碰到我后，就转托我帮他送了。”小听差按迪娜·罗思教他的话回答道。
　　“我还是想知道这是谁送的礼物！”金发小伙子执拗地重复着说。
　　小听差猜想这个小伙子或许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或许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我的任务只是帮人把东西交到收者手上，送东西的人的名字也许就写在里面呢！”小听差一本正经地说着。
　　金发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小听差，没有吭声。
　　“先生，也许您认识这个人，那么请您告诉我这个人的地址吧！”小听差恳切地探询道。
　　“那么东西就交给我吧。”小伙子话未说完，顺手把小包装进自己的裤袋。
　　“如果你碰到什么麻烦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这儿找到我。”小伙子又补充了一句。
　　“那好！谢谢你了。”小听差有礼貌地向金发小伙子告别，并记下了这里的门牌号码。
　　小听差急匆匆回到旅馆向迪娜·罗思报告他完成这趟差事的经过，他不知道贸然把小包交给那金发小伙子做得对不对，正忐忑不安地担心赏钱别落了空。
　　迪娜·罗思仔细倾听小听差叙述的每一个细节。末了，慷慨地给小听差加倍的报酬。迪娜·罗思断定，接受礼物的人正是失踪的克莱门特宅男主人的儿子。
　　知道了克莱门特儿子的确切工作场所，便可以通过他引向被认定是艾希曼的克莱门特。当天晚上，一份秘密报告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向特拉维夫。哈雷尔见到报告后乐不可支，他中断了其他工作，立即组织增援力量赶赴阿根廷，跟踪寻迹。同时，哈雷尔毫不延缓地加紧行动计划的制定工作，以便在克莱门特是艾希曼的假设一经证实，就能立即付诸实施。
　　皇天不负有心人，摩萨德通过跟踪金发小伙子，终于找到了狡兔之窟——圣费尔南多区一幢孤零零的平房。
　　这个房子简陋而颜色暗淡，没有左邻右舍。摩萨德特工人员开始对它进行监视，他们带上一部配有望远镜头的莱卡照相机和一部公文包式的照相机，租借来一辆汽车，之后驱车驶到离那幢平房50米不到的地方，一名特工下了车，他打开车盖，弯身像是在检查汽车发动机是否发生故障。另一名留在车上的特工用莱卡照相机对房子拍了一张照，把房子的整个布局拍摄了下来。看上去，住在里面的人十分寒酸，并不像骄横跋扈、高傲自大、奢侈腐化的艾希曼的住处。个别负责监视平房的特工人员心里有些疑惑和动摇了。再则，小平房邻近地区十分荒凉，除附近另外有一幢小屋和一个小亭子外，在方圆数百米的范围内看不到别的房屋。这对监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一连数天，房屋的男主人没有露过面。经过侧面了解后得知，他目前正在阿根廷的图库曼省休假，归期不详。
　　这些情况都极其迅速地报告给了哈雷尔。哈雷尔想拍一张照片来证实克莱门特确实是艾希曼，就亲自进入阿根廷，来到现场对监视住宅、守候罪犯的特工作了安排，让他们耐心等待，他对部下断言：克莱门特将于3 月21日回来。因为根据材料，1960年3 月21日是艾希曼夫妇的银婚纪念日，由于艾希曼注重家庭观念，这一天他肯定会回来的。
　　3 月21日中午11时45分，一辆公共汽车在圣费尔南多区加里保迪大街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位衣冠楚楚的男人，缓步朝着克莱门特家的方向走去。只见他穿着一条笔挺的咖啡色裤子，灰色的风衣，里面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此人年约50多岁，已经谢顶，剩下的几缕淡黄色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他戴着一副眼镜，手持一束鲜花。这人一定是阿道夫·艾希曼！隐蔽在暗处的特工人员立即摄下了这位来客。
　　哈雷尔想要索取的证据到手了。摩萨德特工人员从阿根廷带来的材料之间没有不符之处。哈雷尔先派人把从阿根廷拍摄到的照片送交实验室，与艾希曼的旧照片作比较，同时，把照片送给以前见过艾希曼本人的人进行辨认。辨认的过程不太顺利，因为艾希曼的旧照片质量很差，而亲眼目睹过艾希曼的人又不多。但是最终不管是照片比较还是肉眼观察，都确定刚拍摄的照片上的人就是艾希曼！
　　现在已别无选择。哈雷尔再次向本—古里安总理请示机宜，他告诉总理，逮捕艾希曼是摩萨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任务。他本人亲自前往阿根廷指挥这次捕获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本—古里安总理当即表态：“把他弄到以色列来，活的更好，死的也行！”</P>

四、捉获杀人狂魔
　　捉获艾希曼的决定已经下达了，但是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运送艾希曼回以色列收审的事情——这当然是以艾希曼被成功擒获为前提的。从国际上来说，到别的国家去捉拿一个人，然后又运送回国审判，是要冒外交风险的。为此，哈雷尔走访了一位老友——一个法学家。这位法学家听了哈雷尔的说明后，十分激动，他在冷静片刻之后仍然不能自持。良久，他才说，“可以，完全没有问题。”过了一会儿又说，‘等等。“然后他详细地查找了法典，又在绝密的情况下同另外一位法学家深入地谈论了这个问题，最后给了哈雷尔更为明确肯定的答复。
　　其次是如何运送的问题。运送艾希曼的事情，绝对不能让阿根廷官方知晓，必须秘密地进行。这就涉及到运送工具的问题。哈雷尔最初考虑了派专机运送，为此找到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航空公司负责人直率地告诉哈雷尔，以色列航空公司没有开辟直接飞往南美区域的航线，但是可以以开辟航线作首次试航为理由加开一班航机，因为这个想法的确已经构思过。这个问题似乎就这样解决了，但是后来发觉是多么的不具有可行性，因为在那时正是旅游高峰时期，在这个时候进行试航不免让人猜疑。哈雷尔于是考虑海运，但是海运的速度太慢，而且沿途要停靠几个外国港口，同样惹人注意，与空运相比更为危险。
　　就在哈雷尔一筹莫展的时候，报纸上偶然登载的一条新闻启发了他，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头脑中产生了。
　　那天，哈雷尔拿起一份报纸在阅读，突然看到一则消息：阿根廷举国上下正在操办独立150 周年的庆祝活动，阿方已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参加 5月 20 日庆祝活动的邀请。
　　哈雷尔当即从外交部方面获悉，政府方面对这次派人员前往南美参加国际活动十分重视，准备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赴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派人员向外交部建议，应派一架专机送以色列代麦团去南美国家参加庆祝活动，这不但可提高以色列的国际威望，而且可以鼓舞在南美洲的广大犹太人的士气。外交部方面采纳了哈雷尔的这个建议。
　　这样，哈雷尔决定在派飞机送以色列代表团前往阿根廷这一件事上做文章。
　　哈雷尔再次找来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此次要求更为详细一些，董事长料到必定有重要事情发生，他答应了哈雷尔的要求，愿意为哈雷尔和他手下人员提供航空公司可能提供的一切帮助。但是在离开哈雷尔的办公室的时候，扭头笑着问道，“是和艾希曼有关吧？”
　　考虑到阿根廷的庆祝活动定于5 月20日举行，所有来访代表团都将在这之前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期间，阿根廷警方必定会加强各项安全措施，对在此期间进入阿根廷的每一个可疑的人进行严密监视和盘问。另外，考虑到在阿根廷领土上秘密监视犯人会很困谁，捕获艾希曼的时间必须尽可能靠近以色列飞机起飞的时间，因此，逮捕行动时间必须和飞机起飞时间密切配合好。为了防止已经受到监视的对象可能逃脱，最好是尽快将对方捕获在手。但也不能过早，因为对象失踪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亲属好友会千方百计地四处寻找。然而，他的亲属为了防止艾希曼的真实面目暴露，不可能马上向阿根廷警方报告文希曼失踪之事，即使报告了，对这类家庭发生的小悲剧，警方一般也不会介入。但如果艾希曼的亲属为寻找失踪的艾希曼而作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泡影，那么，不能保证他们不求助于阿根廷警方帮助。万一他们向警方说清楚失踪对象的实际身份和真实面目后，事情就复杂化了。
　　阿道夫·艾希曼的名字会出现在阿根廷的报刊上，必将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将文希曼秘密押回以色列的行动势必流产。而以色列代表团乘坐的飞机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阿根廷独立150 周年庆祝活动的日期取决于阿根廷外交部礼宾司的安排，以色列代表团到达的时间必须适合于东道国的安排，如果到达时间过于提前，就会引起人们的猜疑，其中包括以色列代表团中那些不知道这项计划的人的猜疑。利用官方外交活动作掩护，从事特工活动，显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得了的。权衡再三，哈雷尔作出决定，必须在5 月11日前将艾希曼抓到手，并请以色列航空公司作好飞机于5 月11日起飞的准备工作。
<P>　　哈雷尔开始组织一个特遣队执行绑架任务。特遣队由11名摩萨德特工组成，全是哈雷尔从其下属中选拔的精于人员，他们都有在阿拉伯国家，或世界其它地方出生人死的经历。另一个重要的人选条件是作为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都有亲属死于纳粹之手，为了抓住像艾希曼这样的屠夫，必要时，他们甘愿以命抵命。哈雷尔把特遣队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先前往阿根廷，与已在阿根廷的特工人员汇合，继续监视对象的行迹，并判断实施逮捕行动的条件是否成熟。另一部分人则作好待命准备，在接到先行人员发回信号后再出发。
　　为解决这支特遣队的人境签证问题，摩萨德在欧洲某国首都，成立了一家“旅行社”。这样，当他们持着旅游签证，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时，就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他们的真实身份了。
　　在设想如何把文希曼从阿根廷运到以色列的具体办法时，哈雷尔初步设想了把艾希曼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弄上飞机的计划，一旦艾希曼的身份已经确定，便把他化妆成一个突然生病或者在意外事故中负了伤的机组人员，混在其他人中间带上飞机。
　　为此，必须增加装扮成机组人员的摩萨德特工。而在向真正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作介绍时，这些摩萨德特工被称作是参加纪念活动的以色列官方代表的警卫。
　　4 月28日，一切工作安排就绪后，哈雷尔亲自去找以色列警察总监约瑟夫·纳米亚斯，他把摩萨德正在进行的这项特别行动告诉对方。哈雷尔考虑到一旦成功地把文希曼押到以色列的话，需立即把文希曼交给纳米亚斯拘留和审讯。预先把情况通报给这位警察总监，让他心里可有个准备。
　　包括哈雷尔在内的12名特遣行动小组成员，携带各自的伪造得毫无破绽的签证护照，从世界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乘坐不同的班机陆续来到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别住进了各自的旅馆。另外，他们还用高价租用了相当数量的汽车，为了不引起外人注意，特工人员经常变换着乘坐的汽车。他们白天养精蓄锐，夜幕降落后便进行联络和商讨行动对策。为了今后照看控制在手的罪犯，哈雷尔还特地从国内派来了一名医生，并配备了一名女间谍担任家庭主妇的任务。
　　5 月1 日，哈雷尔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行装未卸，阿根廷政府礼宾部门突然通知，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请以色列代表团把抵达时间延至5 月17日之后。据称，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对以色列官员“隆重而体面”的接待。
　　这一招，可把哈雷尔逼人了进退维谷的险境。绑架行动如果延长，夜长梦多，艾希曼说不定会像上次那样乘乱溜走。但是，抓住了艾希曼之后。距以色列班机来到尚有一周时间，怎样才能把艾希曼在阿根廷藏上一周，又不让阿根廷警察发现蛛丝马迹呢？
　　哈雷尔决定在阿根廷另外租到两处公寓，预备用作隐匿艾希曼的场所。其中一间，是所乡村别墅式建筑，距艾希曼住宅约有三小时路程。另外一间在城中，哈雷尔故意让一对摩萨德特工夫妇搬去居住，甚至还特意购买了几件时髦的新式家具。
　　他的指导思想是，狡兔三鼠，万一阿根廷警察发现艾希曼失踪，在全国进行大搜捕，这两处藏身之所就是他们的避风港。
　　为了掌握对艾希曼采取捕获行动现场的第一手资料，5 月3 日上午，一名摩萨德特工驱车陪哈雷尔到准备采取行动的地区进行实地勘察。经过近一个星期的侦察和暗中观察，已经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每当天色完全黑下来时，对象就在离他家不太远的一个公共汽车站下车，接着沿公路左侧行走，然后他离开那条公路向左拐进一条泥路，往前再走约摸10多米，便到达那幢孤零零的房子。这就意昧着可以在公共汽车站和那幢孤零零的小屋子这之间的路上，对他进行逮捕。
　　不管怎么说，被认定是艾希曼的克莱门特此时已完全处在摩萨德特工的掌握之下。
　　对艾希曼采取行动的日子已临近，哈雷尔在代号“宫殿”的据点召集直接参加绑架行动的几名特工人员开会，要求他们务必小心谨慎，使绑架行动出色完成。万一失手，被阿根廷警方逮住，要一口咬定自己是出于对纳粹罪犯的刻骨仇恨，而自行采取行动。从未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指使。若发现艾希曼逃脱，企图寻找阿根廷警方保护，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可当机立断把他击毙。在这次碰头会上，哈雷尔与特工人员经过讨论后，拟定了绑架艾希曼的具体行动计划。
　　他们首先确定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摩萨德开一辆汽车预先等候对象。这辆汽车停在离202 号公路交叉口大约10米的加里保迪大街上，车头朝着对象居住的那幢简陋的孤零零的平房。另外再驾驶一辆汽车停在离加里保迪大街拐角处约30米的202 号公路上。车头对准加里保迪大街的拐角。当第二辆车上特工见到对象出现，并朝他家方向走去时，立刻拧亮车灯，使他和其他路过的驱车者眼花镣乱，看不清东西。第一辆车上的特工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对象绑架。一旦发生意外情况，第二辆车的特工人员跳下车，帮助第一辆车的特工进行捕获行动。任务完成后，第二辆车负责护卫第一辆车，直到后者完全脱离危险。
　　第M 个方案：执行捕获任务的第一辆车的车头朝202 号公路，停在加里保迪大街上，第二辆车停在与它相距较远距离的202 号公路上。当第二辆车上的特工人员一旦发现对象从公共汽车下来后沿202 号公路行走时，第二辆车上的特工人员立刻用车前灯向第一辆车发出信号。于是第一辆车慢慢朝前开动。一俟对象离开公路，正欲转向加里保迪大街时，第一辆车在他身边蓦然而止，摩萨德特工迅速跳下车，制服对象后将他扭获上车。与此同时，担任护卫任务的第二辆车迅速驰上来，并将车前灯拧到最亮度，使公路上的驾车者或行人看不清任何东西。然后，第二辆车负责护送第一辆车转移到绝对安全地区。
　　这两个方案各有利弊，有人对第一个方案提出疑义：一旦对象发现一辆载着人的汽车突然出现在他回家路上，会引起他的警觉和猜疑，他很有可能设法利用夜幕的掩护而逃跑。但是，执行捕获的伊利却主张按第一个方案行动，他摆出了自己的理由。那是从心理角度去考虑的。他力争说，长期以来一直沿着同一条铺砌已就的路走回家的人，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习惯，军人出身的德国人尤其不会这样做。伊利还坚持说，如果艾希曼真的发生了怀疑，他的自尊心也会使他为自己竟然不敢走十几米路回到家里去而感到无地自容。
　　哈雷尔听了部下们的讨论，他认为伊利很有头脑，分析得很在理。由于伊利坚决要求按行动的第一个方案执行，而第一个动手擒拿艾希曼的又正是伊利，所以哈雷尔和所有直接参与捕获行动的特工最后都一致决定采纳伊利的意见。
　　最后，哈雷尔明确指示，如果对象并非偶然改道而确实是因为见到汽车发觉了而逃人旷野的话，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旷野里擒获他。即使这样做会引起旁人的注意也在所不惜。如果上车时遇到阿根廷警方的追击，必须全力甩掉追击者，为此，第二辆车要作好全力的准备与配合，在把追击者引开后，一有机会就弃车逃脱，而第一辆车则按原定计划把对象押向安全住宅。安全住宅定为代号为“宫殿”的房子。
　　5 月9 日一整天，随队医生和伊利等捕获手们都在练习怎样最快、最有效、最省力地制服艾希曼，同时竭力避免任何可能危及他们自己和俘虏安全健康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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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尔要求很严，要想行动马到成功，捕获小组的人员之间必须配合默契，不允许丝毫的疏漏。所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直到哈雷尔对他们的速度和配合感到满意为止。
　　万事俱备，可以下手。5 月11日，执行任务的摩萨德特工们早晨天一亮便起床各自按照分配的任务发动捕获猎物的用车。
　　哈雷尔本人则一清早乘旅馆值夜人员睡眼惺松之时结了帐，他离开旅馆后把行李存放在寄存处。作为总调度员和总协调官，他将在布里诺斯艾利斯的某个咖啡馆等待他的勇士们给他带来的好消息。
　　下午4 点30分，直接参加捕获行动的特工人员在“宫殿”召开了最后一次短会，哈雷尔向全体小组成员下达了一项简单明了的指示：当艾希曼抓到后，在等待时机带回以色列的时候，一旦被阿根廷警方发现，特遣行动小组的指挥官加比·埃尔达德应把自己和艾希曼铐在一起，加比自己掌握钥匙。其他人设法逃跑，离开阿根廷回国。加比则留下等着告诉警方，同他铐在一起的是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然后要求尽快见到附近的阿根廷有关方面的最高官员。
　　同时，哈雷尔还认为没有权利让加比·埃尔达德一人遭受盘问和审讯的折磨，所以他严肃地对加比说：“如果你和艾希曼被抓住，把你带到警方或政府高级官员那里的话，你可以说明情况，说你是一个以色列人，并向他们解释，你是根据另一个以色列人的指示行动的，这个人是特遣行动小组的头头，你就属于这个行动小组。
　　……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个小组得到情报，一个名叫里卡多·克莱门特的阿根廷居民实际上是阿道夫·艾希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特遣行动小组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是为了核实情况的真伪，如果发现该人就是艾希曼，就想逮捕他，并把他交给阿根廷当局，审判他灭绝人性、杀害犹太人的罪行。……你还可以把我全盘托出，告诉他们这个特遣行动小组的头头名叫伊塞·哈雷尔，并告诉他们我呆的旅馆地址和我在旅馆登记时用的名字……你告诉他们我的地址和名字之后，还应说，是伊塞·哈雷尔自己让我告诉阿根廷当局他的名字和地址的。他会亲自向你们解释他领导的这个小组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并且他将按这个国家的法律，以及司法和道德原则为小组的行动承担全部责任。”
　　对一个国家间谍机构的首脑来说，他的名字属于国家一级机密，因而按哈雷尔这种方式暴露其身份是异乎寻常的。一个被捕的特工人员所掌握的最大秘密往往是指挥他的专案官员的身份，然而哈雷尔却下令让下属把他交付给当局。加比当然竭力反对这种做法，但哈雷尔却用一种不容辩驳的口气说：“这一次行动和我们以往干的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这是一项高于一切的人道的和民族的使命，它的重要性超过一切东西，我是在按照良心行事。”
　　开完这个短会以后，所有人都换了衣服，带上达尼伪造的新的身份证和行动所必须的器材。6 点10分，当晚霞消退之后，天地间变成了银灰色。两辆汽车从“宫殿”出发，他们各取两条不同的道路驰向目标地区。当夜色朦胧时，汽车已停在各自的预定地点，等待艾希曼的出现。
　　阿根廷的5 月，春寒料峭。那天晚上风势很大，而已每隔二三分钟就打一次闪电雷，但没有下雨，所以街上几乎不见其他行人。
　　第一辆车停在离202 号公路交叉口大约10米的加里保迪大街上后，特工人员假装汽车出现了故障，打开车盖，站在对象走来时不会注意的地方，摆弄着发动机，好像在排除机器故障。伊利下了车后向后走了40步，测量预计和艾希曼相遇地点的距离。然后，他站在车的左侧，也弯身俯向发动机。两眼却高度警觉地注视着远方。
　　另外两名特工人员则坐在车里，头贴着车窗，窥视外面的动静。
　　第二辆停在202 号公路上的汽车也打开了车盖，一名特工一本正经地装作排除汽车故障，而坐在车上的特工人员睁大眼睛，盯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他们打算一俟艾希曼到来，立刻将汽车前灯调亮到最高亮度，使他眼花潦乱。不走近眼前就看不见第一辆汽车。
　　10分钟过去了，第一辆公共汽车来了，不见艾希曼人影。20分钟过去了，又开来了一辆汽车，仍然不见艾希曼出现。准备第一个下手执行捕获行动的伊利焦急起来，他敲了敲前车门，不安地向车内人员问道，“他回来迟了，我们该怎么办？”
　　“也许是我们晚了，他回来得早了。”一名特工人员急得愁眉锁眼地回答。
　　“不会，他肯定没有回来，看他家里的灯就知道。”伊利边说边摇头。
　　“再等5 分钟吧。”另一名特工插话。
　　根据哈雷尔的预先布置，如果对象在通常应该来的时间而没有来，特工人员们将等到8 点钟，然后把车开走。哈雷尔认为两辆汽车在艾希曼家附近呆得时间过长，势必会引起别人怀疑，将本来可以在第二天行动的机会也丢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已经快到8 点了，仍然没有见到艾希曼的人影。艾希曼现在在于什么？他病倒了吗？还是发生意外了？难道自卫的本能已使他预感到危险了吗？静候着的摩萨德特工人员们揣测着。
　　那天因发烧坐在咖啡馆等待消息的哈雷尔也坐立不安起来，他定下的行动时间为7 点40分，他猜测着自己手下人员的行动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时间已到了8 点，仍不见艾希曼露脸，执行捕获行动的特工人员的目光集中在指挥这次行动的埃勒达德身上，等待他作出最后决定。埃勒达德心里十分清楚，要是违背哈雷尔定下的8 点以前必须撤离的命令，在现场呆久了，确实会给下一次埋伏造成极大的困难，可是，埃勒达德实在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去了。埃勒达德私自决定，“再等一会。”
　　埃勒达德的这一决定自然得到特工人员们的赞同，他们内心多么渴望立刻就把这个杀害无数犹太人的罪魁祸首擒拿到手啊！
　　就在这时，终于又开来了一趟班车，一名乘客在街道售货亭旁边的站台上下了车。“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同事耳语道。只见在朦胧夜色中，艾希曼正向他们走来。
　　“开灯”，随着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
　　这时，第一辆汽车上的特工人员也完全作好了准备。伊利假装散步似地向艾希曼走去。远方的闪电此起彼落，雷声隆隆，但雨仍然没有落下来。
　　艾希曼缩在大衣内。衣领翻起，双手插在口袋里，逆着寒风稳步朝伊利迎面走来。两人之间的距离相距15米，伊利已经听到对方的脚步声。艾希曼双脚落地很用力，而且有规律，显然是受过正统的军事操练。
　　伊利快步朝对方走去，在离对方只有5 米时，他用简单的西班牙语开口道，“不准动！”
　　艾希曼一怔，收住了脚步，他的目光透过黑框眼镜，端详着伊利。他似乎意识到事情不妙，突然惊慌失措双脚向后退了一步。
　　没等艾希曼完全反应过来，伊利已扑向他。原来伊利想从背后扭住对手，然后向后拖。由于刚才发觉艾希曼双手插在口袋里，预防他袋中有手枪，伊利不得不改变战术。伊利猛然向对方扑去，两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滚人人行道边上的浅沟。
　　伊利背朝下躺在几厘米深的泥浆里，一只手用尽全身力量牢牢地抓住对方，另一只手扼着对方的咽喉，使他发出一声惨叫声。见此状，第一辆车上的摩萨德特工人员飞快地从车那边绕了过来。这时，艾希曼已经毫无反抗之力。伊利用力滚动了一下，抱着艾希曼站起身来，然后把扼在他喉咙上的手放松，以防用力过度，使对方窒息。
　　艾希曼又发出一阵凄厉的尖叫，简直就像困兽的嚎叫。伊利不得不把他喉咙扼紧一点，不让他再叫出声来。
　　已赶来的两名特工人员帮助着伊利，一名特工抬起艾希曼的脚，一名抓住他的手，伊利则抓牢艾希曼的头和肩膀，他们合力把文希曼塞进了车的后座。呆在车上的特工人员已发动了汽车引擎。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一分钟。
　　夜色下，第二辆汽车上的特工看见第一辆汽车移动时，立即尾随在后，然后又加快速度，超过第一辆汽车，在前面开道，按预定的路线前进。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他的头部被一名摩萨德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的唯一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20分钟后，第一辆汽车驶人“宫殿”的院子，摩萨德特工人员关好房门，第一次仔细看着从车上拖下的、已经有气无力的囚犯。让摩萨德特工感到意外的是，艾希曼此时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合作态度。在他们面前，这个神经紧张、语言悲怆的老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年身着党卫军军服，令无数犹太人恐怖万分的党卫军军官的威风。他们很难想像，面前这个面貌善良、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到令人肉麻地步的人，竟会是那些险些征服全球的纳粹党党魁之一。
　　艾希曼被拖到房间中央，东倒西歪的，身上还穿着大衣，眼晴已经给护目镜盖着，看不见抓他的人。特工人员脱去他的衣服，给他套上根据他身材买来的睡衣。
　　伊利和另一名特工挟着他放倒在那张铁床上，一条腿用铁镣同床架锁在一起。
　　“你叫什么名字？”一名特工人员用德语厉声问道。
　　“里卡多·克莱门特。”对方这样回答，声音很低，显然现在很虚弱。
　　负责审讯的特工又问了他的衣着的各种尺寸，回答与档案记载一致。
　　“脱掉他的衣服看一下！”那位负责审讯的特工改用英语喝道。
　　伊利等人迅速把囚犯的衣服脱光。举起了他的左臂，在应该有个标示血型的刺花地方，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小小的疤痕，疤痕已经不太清晰，但还是可以辨别出来与档案里记载的完全吻合。
　　“你的党卫军证上的号码是多少！”审讯的特工单刀直入。
　　囚犯此时已经完全明白眼前发生的事了。他已无法再隐瞒事实的真相，毫无迟疑地答道：“45526 和 45326。”
　　“你的社会党党员证的号码是多少？”特工人员继续问道。
　　“889895。”对方的声音像是重病人发出痛苦的呻吟。
　　实际上，单凭这个回答和那些尺寸上的号码就可以证实眼前的囚犯、化名克莱门特的人就是罪恶滔天的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因为没有别人能这么熟悉艾希曼在纳粹党内的编号。尽管如此，摩萨德特工还是想从对方口中证实所掌握的情况。
　　“你什么时候来阿根廷的？”
　　“1950年。”
　　“很好！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的真实名字是什么？”
　　囚犯全身颤抖起来。也许他这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说出的党证号码将自己出卖了。沉默了好一阵子，囚犯才结结巴巴地说，“阿道夫·艾希曼。”说完，全身一阵痉挛。

五、凯旋
　　猎物已经捕捉到手，现在就是如何成功运送回国了。
　　哈雷尔把看守艾希曼的任务交给 2名训l 练有素的特i 人员负责，他带领其他特工人员去对运送一事所涉及的情况进行调查。
　　5 月19日，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人物下了飞机就去参加庆典了。而艾希曼已在“宫殿”里平平安安地关了9 天。
　　哈雷尔并不担心艾希曼的失踪会引起大规模的搜寻，因为他早就分析过了：艾希曼突然失踪后，他的家庭成员起初不会声张，由于他们是以假的姓名身份隐居阿根廷的，必然害怕漏出破绽后招来地方当局的惩罚，他们只会到一些靠得住的老朋友家里去询问寻找。而艾希曼的纳粹朋友呢？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这些人首先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肯定会鞋底抹油溜之大吉。事实证明哈雷尔的推测完全正确。
　　在此期间，哈雷尔做好了解运艾希曼的一切工作。他打算让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们都穿上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制服，同时给艾希曼也套上一件，让他也冒充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雇员。然后全部人马乘坐机组人员的专车直抵机下，一上飞机就万事大吉了。哈雷尔还将伊利等4 名特工继续留在阿根廷，负责把租用的寓所恢复原状，把租来的汽车退还，做好扫尾工作。
　　此外，哈雷尔早就得知以色列代表团人员不打算取原道回国，代表团团长想从阿根廷去美国访问，其他成员则想留在西半球住k 几日。这一切都给押送艾希曼回以色列带来方便条件。哈雷尔一再强调，在对飞机进行全面技术检查和机组人员休整时间，有关机组人员必须毫不松懈地对飞机实行保护性监视，以防有谁可能把艾希曼的失踪和以色列飞机到来联系起来，从而要在飞机返航前对飞机和机组成员进行检查。
　　为了预防艾希曼在通过最后一道检查口时狗急跳墙，向阿根廷执勤人员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哈雷尔经过周密考虑，决定瞒天过海，实施骗着。在医生的参谋下，一名摩萨德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病因是他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车祸”中得了“脑震荡”，这位“病人”住院后，必须表现出他的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地好转。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
　　5 月20日，这一切都如愿以偿了。
　　“病人”刚一出院，所有的文件便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手里，两个小时之后，医院的证明上，换上了艾希曼的照片和姓名，并有一行小字写下了他的面目特征。现在，即使阿根廷人拦住“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专车”挨个检查证件，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也能对“机组成员”艾希曼神志不清的神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出了一次车祸。同时，递上一张真正的医院诊断证明。
　　1960年5 月 20 日 20 时，在秘密别墅中，摩萨德特工做好了把艾希曼带出阿根廷的最后准备工作。艾希曼被套上了“埃勒·粤勒”航空公司的制服，特遣队的医生，将一针特制的麻醉剂注人他的肌肉中。十秒钟以后，艾希曼就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只能在两个人的搀扶下行走，在外人看来，他成了一个典型的脑震荡患者。
　　到达机场后，哈雷尔便让同事把机场候机室餐厅角落的一张饭桌全部占满，以防止最小可能的意外。他周围，是几百名正在进餐的机场工作人员、各国旅客和阿根廷边防警察。通过机场护照检查那一刻了，检查出人意料的正常，检查人员甚至对“脑震荡患者”的病症表示了同情。最后这些使用假护照的犹太人以及“脑震荡患者”全部通过了海关和护照检查。哈雷尔轻轻地长出了一口气。
　　刚一上飞机，两名摩萨德特工便把艾希曼塞进位于飞机前部的头等舱室。在艾希曼的周围，坐满了“机组其它成员”，他们一个个佯装呼呼大睡。应哈雷尔的要求，飞机驾驶员减弱了舱内灯光。在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的面部都变得模糊了，为了对付阿根廷方面对飞机可能的“例行检查”，哈雷尔不愿冒任何风险。此时的哈雷尔失去了以往一贯的沉着与冷静，急切地盼望飞机的起飞。据哈雷尔事后回忆，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捱的时刻。
　　5 月21日零点，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塔台，向以色列601 号“不列颠”式飞机，发出了“起飞”的命令。
　　此时，在飞机上，机长经哈雷尔同意，向机组人员宣布了此次飞行的特殊意义。
　　有一位机械师得知以后，激动得埋头痛哭起来。
　　24小时之后，飞机顺利降落在以色列利达机场。
　　哈雷尔在机场上把一切安排停当，让随机的摩萨德特工人员处置艾希曼，他立即驱车前住总理官邸，本—古里安总理正在办公室等他。
　　“我终于把阿道夫·艾希曼带回来了。他踏上以色列国土已经有两个小时了，要是您批准，我就把他立即移交给以色列警察局。”哈雷尔十分兴奋地向本—古里安总理汇报。
　　本—古里安总理也很激动，但他沉思着，没有马上表态。过了一会，他简单地问了一句，“能完全肯定他的身份吗？”
　　“绝对肯定。”哈雷尔回答得果断、干脆。
　　“那么由法官签发逮捕令，我同意把罪犯移交给稽察总监。”本—古里安总理下了命令。
<P>　　六、尾声
　　5 月23日，本—古里安总理召开以色列内阁部长会议，把摩萨德捕获艾希曼的情况通报给部长们。当天下午4 时，本—古里安将在议会大厅正式宣布这条消息。
　　哈雷尔很少在公开场合露脸，在本—古里安总理向议长提出要在议会上发言的前5 分钟，哈雷尔步入议会大厅，在内阁成员席后面的非内阁成员席上坐了下来。
　　大厅里鸦雀无声。摩萨德最高首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双蓝眼睛直视前方。
　　本—古里安总理用充满激情的声音壮严宣布，“尊敬的议长和议员先生们，我必须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不久前，以色列特工部门在南美洲某个地方找到，并且抓获了罪恶累累的前纳粹罪犯阿道夫·艾希曼。现在，艾希曼已被拘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不久，一个由犹太法官组成的法庭将对艾希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这个从14岁就投身犹太复国运动、被人称为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犹太政治领袖这一次竟克制不住，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了。
　　本—古里安总理的话犹如雷鸣闪电一般很快从以色列议会大厅传遍全国，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整个以色列沸腾了，人们欢呼着英勇、机智的特工人员的功绩。在议会大厅，全体与会者都把目光移向了哈雷尔。此时的哈雷尔与直接参与这次捕获行动的特工人员当然同样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然而，他们内心却涌动着复杂的感情。一千多个难以成眠的日日夜夜，在阿根廷茫茫人海中的无数次搜捕……此刻，在他的内心，正涌动着一种复杂的历史感情。在他看来，可以把犹太人过去几十年在纳粹铁蹄下遭受的迫害和屠杀浓缩成一句话，一个结论，但是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才能真正深切体味“复仇”这两个字的真正含意。
　　但此刻，他一句话也不想说。
　　对艾希曼的审判是旷日持久的。为了防止在场旁听的观众表现过于激动而当场刺杀艾希曼，在审判时，特地设立了一个上面敞开的玻璃罩，而艾希曼就站在玻璃罩里面接受审判。在审判的法庭上，面对丰富的铁证，艾希曼竟然良心发现，说：“我早应该把子弹射进我自己的脑袋。”在数不清次数的审判中，旁听的观众由于忍受不了触目惊心的事实，竟有人不止一次地晕倒在法庭上。
　　直到1962年的5 月29日——事隔两年以后，以色列最高法院才判处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大批犹太人的直接责任者——阿道夫·艾希曼——死刑。
　　艾希曼在临刑前对解押他的一个以色列官员说，“希望你不久就会走上我这条路。”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而听他说话的人叫艾坦——若干年以后，他当上了拉卡姆的局长。
　　1962年6 月1 日晨，太阳还没露出地平线，濒临地中海的以色列海法港外的海面波光粼粼，碧波万顷。一艘以色列海军小艇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大海。当小艇驶出以色列领海时，一名戴白手套的以色列海军军官把一个铁皮罐抛入茫茫大海。旋即，小艇转头返航。被扔人大海的铁罐里装着艾希曼的骨灰，以色列人要把骨灰抛在远离海岸的波涛中，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头号敌人的骨灰沾污犹太人神圣的故乡。
　　一场曾缠绕了千千万万犹太人的恶梦结束了。
　　阿道夫·艾希曼曾经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主要工具，是纳粹德国行将崩溃前执行丧心病狂的“彻底解决方案”的负责人，在被屠灭的600 万犹太人中，大约有200 万犹太人的死跟他有极其紧密的关系。尽管惩凶艰难，但是，艾希曼最终还是受到了正义的审判。艾希曼案件实际上延续了纽伦堡审判创立的规则：一个人因为接受军事命令而犯下罪行，他将承担作为一个人的法律责任，没有豁免权。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类生存的底线伦理与罪恶职责的冲突，来自自然法的正义观念维护人类生存的底线伦理。
　　对情报机关来说，追捕阿道夫·艾希曼实际上是谍报史上典型的秘密情报活动之一：特工在千里迢迢的海外活动，使用伪造证件旅行，凭自己的智谋行事，最终抓获了寻求的目标。任何此类行动通常都会有失算和不走运的情况，而每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使整个行动付诸东流。所以，在制定方案、部署行动以及一系列的步骤和细节中，“追捕艾希曼”这一行动都具有值得研究的、十分迷人的纯间谍技巧性问题。按照斯图尔特·史蒂文的话说，“任何一个间谍情报行动都是不可能完全按照本来的计划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本来神智健全的人会对这门艺术一辈子都显得那么神魂颠倒。但是，如果没有呕心沥血地制定计划，没有坚持不懈地研究每个细节，那么也就根本不会有什么间谍情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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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诺亚的方舟——秘窃导弹快艇
　　以色列国地域狭长，西部濒临地中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因此，在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较量中，海军力量的竞争向来就是一个重点。当埃及于60年代初获得苏联的先进战舰后，以色列也加紧了采购德国导弹快艇的步伐。然而，就在1967年，以色列发动了“六日战争”，法国遂宣布对以色列进行武器禁运，这对于以色列本来就规模不大力量不强的海军来说无疑太让人不快了。为了获得已经订购了的导弹快艇，摩萨德特工施展开手段，瞒天过海，从法国的瑟堡港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走了本来就属于他们自己的战斗舰。
<P>　　一、埃及有了先进战舰
　　1962年春夏之后的一个下午，6 艘导弹快艇驶入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军港。岸上的埃及军官全都欢呼起来。同时，在军港不远处一处小茅屋棚里，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正举着一架望远镜观看了这一情景。原来，这艘导弹快艇是从苏联驶来的，是苏埃秘密交易的一部分。当时，中东局势诡秘难测，而美国人的势力已通过以色列渗透了进去，苏联为了保持势力均衡，便以买卖军用物资的方式打入中东。可以说，这6 艘导弹快艇正是苏联势力扩张的前奏。然而，这些导弹快艇对埃及来说却非同小可，它们分别是“蚊子”和“黄蜂”级导弹快艇（又译作“粤马尔”级和“粤萨”级，前者排水量为200 吨，后者排水量100 吨），是廉价而又有一定攻击能力的轻型舰艇，它们除了装备华约海军外，还外销到埃及、印度、古巴等国，在当时的战舰方面是属于比较先进的，拥有了这些快艇，就使得埃及在海军方面保持着一种压倒性的优势。这位观看快艇进港的男子正是打入埃及的摩萨德特工。第二天，他便把这些导弹快艇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于是在当天午夜，他便通过发报机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摩萨德总部。要知道，当时这些快艇交易统统都是秘密进行的，快艇进港更是对媒体实行封锁。除了政府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窥知这一交易的发生。
　　驻埃特工发回的情报在次日清晨便传到了已行将去职的哈雷尔手中。情报强调说，一旦埃及海军装备了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和海法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都将置于埃及海军的火力射程之内。哈雷尔很快便拿着情报找到了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古里安。来自海上的威胁使得总理本—古里安坐卧不宁，“这么说，埃及人完全可以在我们的领海周围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了？”我们的海岸线同时就是我们的生命线！敌人一旦控制了我们的海岸，我们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本—古里安凝神沉思道，”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先进的作战艇。在此之前，要务必重兵防卫海岸线。“
　　“当然，”一旁的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说，“‘蚊子’和”‘黄蜂’级导弹舰固然比较先进，但是还有比它们更为先进的舰艇，这就是‘美洲虎’导弹舰。在某种意义上说，‘美洲虎’是‘蚊子“和’黄蜂‘的克星，只要我们拥有了’美洲虎‘，我们的海岸防卫就会力量大增，就可以使漫长的海岸线获得安宁。”西蒙·佩雷斯补充说。
　　“你看起来有把握搞到‘美洲虎’！”本—古里安说。
　　“据军方资料，‘美洲虎’目前只有德国可以生产。我们在目前同德国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联邦德国总理已经在公开的场合不止一次地表达过愿意同我国改善关系，他是一位温和分子，他一直为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到惨无人道的灭绝大屠杀而深感内疚，我们完全可以同他商榷，以他为突破口，打开通向西德军界的大门，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出购买‘美洲虎’的要求，相信德国人绝对不会为这种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的事而拒绝的。”
　　“那么好，我全权委托你去促成这件事。希望你马到成功！”本—古里安拍着西蒙·佩雷斯的肩说。</P>
<P>　　二、“美洲虎”导弹快艇：从德国到法国
　　不久，在双方非正式驻外使节的牵头安排下，西蒙·佩雷斯便飞到了波恩。西蒙·佩雷斯此行当然是对外严守秘密的，既没有通报媒体，连双方政界也知者寥寥。
　　抵达波恩后，西蒙·佩雷斯很快便与阿登纳进行了秘密的接触。阿登纳对西蒙·佩雷斯的来访表示十分高兴，当谈到购买“美洲虎”导弹舰时，阿登纳表现得十分大度，答应全力促成此事，末了阿登纳告诉西蒙·佩雷斯，西方国家包括西德在内，对阿拉伯的石油有着无法摆脱的依赖性，尤其是在此阶段经济正处于恢复与发展的关键时刻，所以，对以色列出售军火的事，无论如何不可以让媒体知道，否则德国不仅在政治上受到谴责，在经济上也将面临断奶的境地。这是仅仅靠出售几艘导弹快艇所不能弥补的。德国是绝对不能冒此天下之大不题的，只要双方各自信守承诺，暗箱操作即可。
　　西蒙·佩雷斯当然对此心领神会。很快，德以双方便秘密签订了军火协议，根据协议，德国将向以提供12艘先进的“美洲虎”导弹快艇，六年内全部交付。末了，双方表示今后要加强联系与合作。
　　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也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然而1964年底，就在西德交付了三艘快艇时，《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新闻打乱了德以合作的节奏。事情是由德方引起的，在西德方面负责建造快舰的技术人员中有一位叫安德烈的，此人是一个管不住嘴的家伙，德国交付了三艘快艇后，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这位记者十分精明，一向是为了“第一流”的新闻而不顾一切结交关系的。千方百计结识军方技术人员就是其手段之一，从谍报的眼光来看，他已经具备了准间谍的素质，只不过他的目的纯粹是商业新闻性的。安德烈与这位记者结识后不久，便在一次约会上，在慕尼黑啤酒的滋润下侃侃而谈，全然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上司的训伶。这位记者当时的欣喜与惊讶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很快，德以军火交易的新闻充斥了全球，国际舆论随之大哗，而它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在中东地区更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国家怀着无以伦比的愤怒质问西德究竟意欲何为，一些激进的中东国家甚至质问西德还要不要石油，另外有的国家扬言要采取行动，抵制西德商品，更有的国家向西德政府发出了强烈的外交照会。德国政府不得不为此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言人在闪烁其辞之间信誓旦旦地保证此类交易是不可能发生的，德国政府并没有要和阿拉伯国家过不去的意思，希望阿拉伯兄弟不要误会，联邦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同阿拉伯各国保持良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
　　德国政府的这一番发言让一旁的以色列如坐针毡。对他们来说，仅仅三艘快艇是远不足以装备好本来就不怎么强大的以海军的，只要想想以色列那漫长的海岸线就知道了。
　　以色列再次派出了特使西蒙·佩雷斯同德方进行紧张的磋商。
　　“我们对于媒体的无孔不入十分惊讶，发生这样严重的新闻泄漏事件我们感到很遗憾，但既然事情已经披露，快艇的建造显然是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我们的经济是脆弱的。”
　　“贵国的处境我们明白。但是我们对快艇的需要是日甚一日的。”西蒙·佩雷斯说。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快艇的建造工程在我国肯定要停止，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我们了解到法国是贵国最大的军火供应国，如果我们把工程移到法国，那么，舆论就不会大惊小怪，阿拉伯各国也会自然平息怒气了。当然，这一次同样要严守秘密，绝对不可以再让媒体了解到在法国的这项工程就是原工程的翻版。”
　　“太好了！贵国政府考虑如此周到，让我深表感动。可是，法国方面会否答应承接这一工程呢？”西蒙·佩雷斯压抑住自己兴奋的心情，试探性地询问道。
　　“这就要看贵国的公关外交才能了。不过据我们的推测，既然法国同贵国现在关系良好，他们是不会拒绝这种事情的，况且，这对他们也有好处。”德方代表微笑着说。
　　于是，西蒙·佩雷斯又飞往了巴黎。
　　巴黎爱丽舍宫的官员表达了西德政府同样的担心，但最后为西蒙·佩雷斯坚韧的精神所打动，决定承接“美洲虎”快艇建造工程。不过，高卢人告诉西蒙·佩雷斯，在中东，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首先发动对阿位伯国家的战争，否则，不仅法国人日子不好过，以色列也将因此受到惩罚。世界的体系应该保持均衡——法国人的理论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样，“美洲虎”导弹快艇建造工程在悄然无声之间来到了法国，而法国政府决定把工程设立在瑟堡港的诺曼底造船厂。导弹快艇建造工程开展得十分顺利，一切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到1967年5 月，法方已经生产好了四艘快艇。计划的代表，监督快艇制造的利蒙海军上将（公开身份，其实它是摩萨德的高级特工，以驻外武官都是间谍，这并非什么秘密）深感整个过程之不易，为此专门召开了招待会，以示隆重庆贺。新生产的导弹快艇可迅速补充到以海军国防线。
　　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6 月5 日，以色列突然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仅用了6 天就占领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大片土地。同年12月，以色列悍然出动飞机袭击了黎巴嫩的贝鲁特机场，炸毁了13架阿拉伯飞机，这一行动使本已对以色列不满的法国政府更加恼火，戴高乐总统对这一行动大为不满，他迅速地照会以色列驻法代表，表示小小的以色列竞然违背对盟国的承诺，这在外交上是不能容忍的，以色列代表十分耐心地向戴高乐阐明了中东整个局势，认为以色列纯粹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戴高乐总统十分不快地说，发生了的就是发生了的，没有发生的就是没有发生，那些没有发生的事即使加上数不清的“假如”，“如果‘，”要是“还是不会发生，摩萨德特工的情报往往是捕风捉影，说什么以不发动战争就面临亡国的论调纯粹是杞人忧天。相反，以发动的这场战争打破了中东不战不和的局势，这是对均势地缘政治的一个打击，是对法国的蔑视。
　　既然戴高乐总统如此强硬，以色列只好默然不语。很快，法国政府即通报以色列，法国将对以色列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不仅不会再向以出售军火，连那些已经付款的飞机、弹药，自然也包括还未到手而正在建造之中的五艘“美洲虎”艇，法国也将不再交给以色列。
　　这是高卢人对犹太人的沉重打击。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则是一次严格的考验。
　　“法国人拿了我们的钱，却借口战争而不给我们导弹快艇，真是岂有此理！”在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摩萨德局长。辛贝特局长、阿穆恩局长六大巨头组成的“瓦拉希”会议上，艾科希尔总理踱着方步告诉他的委员。“怎么样，考验诸位的时机来了。”
　　“我们可以把它们‘取’回来，”阿米特局长说：“我有个主意，不过需要更仔细地斟酌，而且，我们需要军方给予全力的配合……”</P>

三、巴拿马公司
　　就在上述‘瓦拉希“会议后不久，利蒙上将以以色列官方代表的身份，正式给法国诺曼底机械制造公司总经理弗利克斯·阿米奥写了一封信，郑重说明由于他的政府对余下的五艘导弹快艇已无意购买，希望造船公司能帮忙尽快脱手，以便他的政府能早日收回购买这批快艇所预付的款项。弗利克斯·阿米奥于1968年3 月中旬收到利蒙将军这封信后，立即转告巴黎请示处理意见。总统办公室对以色列人的识趣非常满意。
　　但是以色列人的这封信却让造船公司有些进退两难。剩下的五艘导弹快艇快接近完工了，但是政府宣布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不说，以色列也不买自己的帐。接着造完工吧，现在谁会来买呢？不造吧，这三分之二的钢铁很有可能就这么浪费了，即使不浪费也会耽误其他建造工程的进行，而且，全公司那么多职员也在靠这五艘导弹快艇吃饭呢。不过，法国造船公司的老板弗利克斯·阿米奥似乎鸿运当头，正像一年前公司正陷入经济危机面临大量裁员之际，从德国转来以色列人的导弹快艇生意一样，正当现在公司面临这么一个两难困境的时候，挪威船舶经纪人、总经理奥莱·马丁·西姆找上门来了。
　　阿米奥同西姆先生是在一次商界大会上认识的。在巴黎商界大会之后的一次酒会上，西姆经人介绍“幸会”了阿米奥先生。此类商业界的大会是很常见的。各大公司企业的老板、经理往往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商业信息上的沟通，同时也是为融洽业界的关系。西姆高大英俊，年龄上看正值当打之年，他那充沛的活力，插科打浑的幽默气息立刻感染了阿米奥，后者对西姆立刻产生了好感。
　　“请问，西姆先生，贵公司在做什么买卖呢？”一阵寒喧之后，阿米奥试探性地问道。西姆答道：“我们从事海上石油钻探开采。海洋资源远比我们所想像的丰富，海里的石油更是远胜于陆地，要知道，整个地球一半以上都属于海洋，我nl准备在海上大展一番身手。我们是一家巴拿马公司，就是说，注册在巴拿马，你当然清楚，巴拿马运河联系着世界的两大海洋，这对于我们公司的业务运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石油钻探开采，听你说起来真是太有趣太精彩了。我对大海一向兴趣浓厚。”
　　“那么贵公司是经营什么的呢？”西姆先生微笑着问道。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和你们公司有共通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完全不同。我们公司是一个机械造船厂，生产船用于航海，所以我们公司要没有海洋也活不下去。不过，我们主要生产战舰，就是打仗的那种。你们服务于和平与金钱，我们致力于战争与政治。就这么简单。”
　　三天后，当阿米奥正在办公室往杯子里冲咖啡的时候，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阿米奥先生，一个叫西姆先生的人，有事想要和你谈一谈。”秘书说。
　　“西姆？肯定是那个西姆，请接进来。”阿米奥对秘书说。
　　“喂，你好，是阿米奥先生吗？我是西姆，不知你可否还记得我？”电话那边传出声音来。
　　“哦，当然，西姆先生。你清脆悦耳的嗓音总是让人那么难以忘怀。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
　　“是这样，我手里有一笔业务，希望能有时间和你亲自面谈。”
　　在瑟堡市诺曼底公司总部，阿米奥热情地接待了看起来风尘仆仆的西姆先生。
　　“啊！”阿米奥一见面使向客人热情地伸出手去，“士别三日，看起来你的精神似乎不如往日那么好。”
　　“谢谢你还记得我。最近在公司业务上是有那么一点紧张，既忙又很繁琐。”
　　“我想你是从巴拿马来的吧？”
　　“唤不，我来自与巴拿马完全不同的地球的另一端。我刚从奥斯陆来。”
　　“奥斯陆？你从挪威来，那可是个寒冷的世界，充满了神奇，挪威的森林、冰川……哦，想必你们公司又在挪威有了好买卖。可是，那里有石油吗！”
　　‘有，当然有。人们的一般看法是挪威除了冰与森林别无他物，实际上，根据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在挪威的海域有着丰富的石油储量，在未来，挪威成为另一个石油大国是毫不惊讶的。我此行北国挪威正是为了商榷那里石油勘探与开采的事宜，整个过程出人意料的顺利，可是我们又遇到了新的难题，这也就是我来找您的原因。
　　“
　　“哦，不要客气。你们需要船只对吗？钻探石油永远也离不开船只。”“是的。
　　我们公司的业务很广，可是我们在扩张业务的同时没有太过注重基础设备的建设。
　　你当然知道在钻探石油中各个石油平台之间的穿梭运输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我们现在就是缺少这种用以穿梭运输的快艇。”
　　“你们需要快艇？需要多少？”阿米奥一听快艇，一下子来了劲。
　　“目前来看，我们需要五艘。而巨，不仅质量要有保证，我们也希望越快越好。”
　　阿米奥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没有问题，西姆先生。我们恰好有五艘正在建造之中的快艇，我相信它们完全可以附合你的条件，完全可以满足你们对质量的要求。老实给你说，这五艘快艇实际上是军用物资，是以色列人订购的，不过你知道目前政府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所以这些快艇就只有闲置在港口。都是非常棒的快艇，只是对我们来说没有丝毫用处，是一个包袱，我们指望早日脱手。”
　　“是吗？可以马上拿到吗？”
　　“马上拿到可能不太现实。不过如果贵公司急需的话，我们可以抓紧工期，在一年半以内完工。”
　　“一年半以内，那么就是说在明年的IO月份了！”
　　“对，到那时，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交付给贵公司。”
　　于是，阿米奥与西姆先生进行了实质性的谈判。西姆先生申明自己所需快艇只用于钻探石油，自己并不打算做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因此不需要快艇上的导弹等武器，同时希望在快艇的价格上有所优惠。阿米奥则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价格一事，需要公司召集董事会来具体探讨，西姆先生则希望此事能越快越好。
　　随后，西姆先生提出要先看一看正在建造之中的快艇。西姆现在对阿米奥来说无疑是一个财神，他的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敢不答应，于是在阿米奥的陪同下，西姆参观了正在建造之中的快艇。随后，又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船厂的其他车间以及港口。
　　“贵公司严谨的工作态度与先进的制造技术结合得如此完美，简直让我吃惊不已。”西姆最后对阿米奥说，“我们希望尽快与贵公司达成交易。”
　　阿米奥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位给他送来大宗买卖，让他解脱当前公司困境的西姆先生实际上正是摩萨德总部派来的特工。在前述的“瓦拉希”会议上，摩萨德局长阿米特就已经构思好了这样一个移花接木的骗着。根据阿米特的指示，摩萨德驻巴拿马站的特工利用早已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注册了一个石油钻探公司，同时，一方面以正式的照会文件通知法方不打算再要那五艘快艇以造成对方的麻烦，另一方面又派出前述的“西姆”先生以石油公司全权代表的身份来订购五艘快艇，以使得快艇不落人他手，一旦快艇建造完工，就将派出军方海员偷取回国。这一切，是法国人所始料不及的。
　　既然法国人依然执着于生意场上的买卖，他们自然不会仔细调查“西姆的公司”之确切与否。在西姆离开之后，阿米奥当即马上把此笔交易上报巴黎，为了使得此笔交易能获批准，阿米奥甚至在报告中极力鼓吹这家所谓的石油公司是如何的优秀与出色，又是如何的在石油钻探业中具有怎样的影响力，同这家公司的合作不仅将带给本企业以行业威望，而且还会使公司获得难以预期的未来效应。
　　法国作战物资出口部国际研究委员会收到报告后，部分是基于对此家造船企业的同情，部分是考虑到这五艘快艇在不装配武器后就实际上属于普通船只，这笔交易也就等于是普通的商业贸易，而已经脱离了战备物资的范畴，于是未经详询，便在一次例行的会议上同意了此宗转手贸易。
　　以色列那边怎样呢？西姆回去之后，当即向总部报告了整个情况，并依据记忆，绘出了整个造船厂以及整个码头的平面详图。阿米特决定，一切静观其变，一旦船只建造完毕，便择定时机实行“诺亚方舟”第二步行动计划。“一定不要打草惊蛇。
　　不要着急，否则欲速不达。”
　　当西姆先生第二次来到瑟堡港时，阿米奥兴高采烈地为客人斟满了香摈以示祝贺。
　　“上面批下来了。批得很爽快，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还是让我们干杯吧。”
　　“太感谢您了！干杯！”西姆极为高兴地一饮而尽。
　　“对你来说，的确是捡到了好货色，要知道，这可是军用快艇，质量您不用怀疑，速度也是世界一流的。而对于我来说——不瞒您说，可真是解了我心头的大疙瘩，我们的资金可以更快地回笼，对股东和船员也有了满意的交待。”
　　“那么，在价格方面贵公司是怎么样一种姿态呢？”西姆问道。
　　“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我们已经就此问题作了专门的研讨，我们认为基于这些舰艇的优越性，每只快艇的价格定在1100万美元。不知贵公司意下如何？”
　　“1100万每只……”西姆思忖着。这家伙，当初政府签订协议时定价为1000万每只呢，现在竟然狮子大开口，每只快艇多了100 万美元。不过，西姆并未把这种愤慨表现出来。只是按例行的生意场卜的规矩犹豫了一番，沉默了一会儿说；“每只快艇1100万美元，那么五艘就是5500万，没有问题，我们将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贵公司，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于是，西姆又在阿米奥的陪同下具体地了解了一下快艇建造的情况，根据目前的进度，五艘快艇于1969年10月份完工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摩萨德这边却另有打算。以色列人不想把事情弄得太过复杂。能够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犹太人绝对不会死缠烂打。西姆回到摩萨德总部后，阿米特将军已然成竹在胸了。
　　法国人十分注重商业诺言，转眼到了1969年10月，五艘快艇已经整齐划一地造好并下水了，就只等着巴拿马石油钻探公司付款了。西姆一接到通知，便马上带了五位助手来到瑟堡。这五位名为助手，而实际上同西姆一样都是摩萨德特工。
　　“很抱歉，阿米奥先生。”西姆一走进阿办公室就道歉说。“本来预计好快艇一经造好我们就付钱提货，可目前的情况恐怕是不允许了。公司在财务的规划上最近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一时不能拿出这么大一笔款子来，经我公司商讨，这笔巨款全部到位要等到12月26日，只有到那时候方可以付给贵公司现款。出现这种情况确实违背本公司的诚信原则，作为公司的全权代表，我本人对此十分抱歉。”
　　阿米奥一阵惊讶。他原本已经作好接收货款准备，没想到西姆给他带来这样一个消息。不过作为生意场上的老手，阿米奥并未表现出自己的不快，咦呀之后表示了对西姆公司失约的理解，认为公司财务资金在一定时期之内流通不畅是双边贸易中正常现象。况已，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已有为防止意外而相互通融的条款。
　　阿米奥有些不放心地问：“贵公司能确保12月26日全部交付货款吗？”
　　“没有问题，我们确保能够在12月26日全部交付货款。为了表示我公司的诚意，我们决定留下我的几位助手在这里，以便保持同贵公司在交款之前的日常性业务联系。”西姆边说边把自己的三位助手介绍给了阿米奥。
　　就这样，三位摩萨德特工留在了瑟堡港，并很快同造船厂的工人们打成了一片，熟悉了瑟堡港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路线走向，而这一切都发生得了无声息。

四、诺亚的方舟
　　转眼到了12月23日。这一天，瑟堡港来了二十多位客人。这些客人下了飞机之后当即下榻在离瑟堡港口不远的一家宾馆，护照显示他们都来自南美的阿根廷，准备在此地度过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是真正意义上冬天的圣诞。
　　12月24日，西姆留下的三位助手接到阿米奥先生的致电，邀请他们与公司员工共度圣诞。一想到再过两天就可以见到西姆并收到既定的货款，阿米奥先生一阵抑止不住的冲动。他认为，这一个圣诞几乎就是最后一次向三位商业伙伴表示内心的热忱了。然而出人意料地三位助手婉拒了阿的邀请，他们首先表示了感谢，继而又带着歉疚的语气告诉阿米奥，他们已经接受了瑟堡港一位朋友的约请，并准备在他那里迎接我主耶稣的诞生。阿米奥只好祝他们在异国圣诞快乐。
　　圣诞节，西方的传统节日，犹如东方中国的春节，再没有比这天更有理由合家欢聚的时候了。夜幕轻轻降临瑟堡港，港口周围陆续出现了灯光，那是周围的居民欢呼圣诞到来、冥想基督降生的前奏，海风轻轻地吹着，带着丝丝寒气拂过海港，海浪啪啦啪啦拍打着岸边，紧靠岸边的船只随着风浪的节奏而摇摆，然而它们注定要孤独地度过这一夜神圣时刻——岸边往日留守港口巡逻的人员基本上都回家团聚去了，只留有几个卫兵在看守。
　　然而，在午夜即将来临之时，二十多条黑影每人手提一个皮箱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港口，借着港口稀疏的灯光，可以看到走在前面的几个人正是西姆先生的三位助手，而后面的那些身材高大的人正是昨日抵及此处宣称将在这里度过圣诞的南美客人。现在当然很清楚了。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客人，而是以海军人员．他们手里拎着的提包所装的正是他们各自的海军服。现在，他们在三位摩萨德特工人员的带领下将走出他们早已谋划好的“诺亚方舟”行动的最后一步棋。
　　三位摩萨德特工显然于此间早已轻车熟路，他们带着这些海军人员挑最为僻静的、最为便捷的路线来到停靠岸边的快艇旁，按事前的计划，以小组的形式一声不响地分别登上了五艘快艇。然后，他们很快打开各自的手提箱，把里面的海军服拿出来迅速换上。而此时，瑟堡港周围的居民，瑟堡那些留下来看守快艇的虔诚漠拜基督的卫兵都在注目苍穹，等待着午夜零点的来临，等待着倾听教堂那庄严浑厚的钟声，丝毫未能觉察出港口发生的这一切，更不会想到当他们在欢呼人生中另一段时间来临时，行使在茫茫海面的快艇上的以色列官兵，以及三位摩萨德特工人员也在默默祈祷我主耶稣给予整个行动最后的保护。事已至此，但是还不能说完全成功，如果现在法国官兵发现五艘导弹快艇突然没了，那他们显然还无法逃脱法国人的手掌心。他们极力保持军人特有的冷静，极力克制心中对成功即将来临的狂喜，是为了使整个行动更加完美、万无一失，是为了最终迎接更大的快乐。
　　无垠的大洋被沉沉海雾和夜色笼罩，从西太平洋吹来的海风呼啸着扑向港湾，在波涛起伏的海面搅起万道沟痕，沿着事先探好的航道，导弹艇编队绕开隐现于海中形状各异的礁石，全速向外海驶去。这五艘快艇很快穿过英吉利海峡，绕过伊比利亚半岛，以全速驶人地中海，经过2500海里的航行，终于驶进了以色列海域，最后，在以海军战舰的护卫下抵达海法港。所有人员受到了以官方英雄凯旋般的欢迎。
　　随后，以色列官方发表申明，自己已经完好无损地获得了已经定购并付了全部款项的导弹快艇。面对外界评论，以色列并不在乎，他们认为这与其说是偷，还不如说是拿。在国家利益面前，以色列可以做任何事情，这就是犹太人的原则。
　　法国的反应是怎样的呢？以色列人偷走导弹快艇的时候，戴高乐将军正在度假。
　　但是官方很快就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严厉地谴责了以色列梁上君子般的行为，并且宣布对以色列实行更为严格的武器禁运。除此以外，还直接对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馆提出了强烈照会。然而，除了这种口头愤怒，法国人实在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对付近乎神话般的摩萨德。就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久，以色列的特工又在瑞士取得了成功，这就是以金钱策反瑞士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从而换取法国“幻影”战斗机图纸的行动。
　　那么，摩萨德煞费苦心，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偷”回来的这五艘“美洲虎”导弹快艇到底怎么样呢？收获最大的要算海军部门。快艇取回来后，欣喜万分的以色列海军立即给它们装上早已研制好的“加布里埃尔”导弹，并迅速编制到海防前沿。随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与陆军节节败退，差点被阿拉伯联军攻破以色列相比，以色列海军在对敌交战中取得了完全的优势，而“美洲虎”更是大显神威，不管是对叙利亚，还是对埃及，都重创对方，取得了辉煌战果，保卫了以色列海岸的宁静。
<P>　　第九章 弱者的交易——幻影战斗机图纸
　　以色列人在法国盗取到五艘导弹快艇回国、创造了“偷天陷阶”的神话后，没过多久，响应空军的需要，没等法国缓过劲来，又从瑞士取回来了法国引以为豪的“幻影”战机图纸。为此作出贡献的又是摩萨德的特工，以及一位瑞士的飞机制造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二者的内外联手创造了谍报史上又一个传奇。</P>
<P>　　一、幻影战斗机
　　以色列空军在60、70年代所装备的主要机种，是法国马赛尔·达索公司研制生产的幻影歼击轰炸机。在震惊世界的“六天战争”中，以色列飞行员正是驾驶着这种飞机，击败了阿拉伯人驾驶的苏制米格—21战斗机。
　　幻影战斗机在空中实战中显示出的良好性能，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一时间，订购单雪片似的飞向了达索公司，就连东欧各国也极为欣赏这种飞机。据说当苏联人准备为它们装备米格—21飞机时，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的飞行员曾毫不客气地抱怨道：“让他们把米格飞机留给阿拉伯人吧，我们宁愿要幻影式飞机。”
　　法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好的战略盟友之一，以色列 75 ％的军火需求都是由法国提供的。但由于在“六天战争”中以色列没有听从法国政府的劝告，而最终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破裂。当以军于1967年6 月5 日向埃及主动发起进攻后，戴高乐将军大发雷霆地吼道：“我对他们说过，不要率先发动进攻，但他们拒绝听我的意见。”其实以色列的确完全是迫于无奈。当时以色列边境战云浓浓，但是阿拉伯国家一方就是不发动战争，以色列作为小国家，国内经济是经不起这种反复无常的局势的折腾和消耗的。以色列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要么长期这样拖下去，一直到被拖垮，要么发动突袭战一举摧毁敌人的精锐，以便为自己赢得宝贵的喘息时机。后一种情况当然可取，但是不得不付出得罪盟国的代价，而这个盟国又恰恰是受到中东石油制约的、同时自尊心特别强烈的法国。戴高乐将军为小小的以色列不尊重自己的尊严和法国的利益感到愤怒也就不足为怪了。
　　被激怒的将军随即宣布对以色列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就连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之前向法国订购的50架幻影V 式战斗机，尽管全部款项早已付清，但此项合同也被取消。戴高乐总统的决定对以色列空军的打击是足以致命的。因为以色列空军几乎完全是按“幻影”飞机的体制编队的，而且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用于这种飞机的地勤设备。当时，以色列空军拥有150 架幻影战斗机。但除在攻占戈兰高地时被叙利亚击毁了10架、击伤了多架外，其余飞机也都因飞行时间过长而零件严重磨损，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以色列空军就将瘫痪，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假如以后再弄不到这种飞机，那么随着战争的深入，战斗机会不断减少，再加上受到损伤的飞机没有零部件配换，以色列空军也就名存实亡，而一旦制空权丧失，战争形势无疑将逆转。当然，还有一个技术性上的原因，那就是以色列空军的飞机在技术和战斗性能上已经属于比较旧式的、落后的了，要保持一个强大的空防体系，依靠这些老式的战机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了确保对阿拉伯国家军事力量的空中优势，必须采购到先进的战斗机。
　　以色列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说服法国，并为此做出了极大努力，就在戴高乐将军刚一宣布禁运令之后，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就有一趟没一趟地往巴黎飞。但是，迫于能源危机压力的法国，宁肯牺牲以色列也不愿得罪盛产石油的中东阿拉伯国家。于是，万般无奈的以色列人只好将目光转向了瑞士。
　　瑞士的防空体系与以色列一样，也是建立在法国幻影战斗机基础之上的，不过与以色列不同的是，由于瑞士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工业，他们获得了在本国装配达索公司飞机的许可证。按照与法国签订的协议，瑞士将装配100 架幻影111 式战斗机。但是当他们装配完53架整机后，认为造价太高，国民预算已无法承受，便停止了继续装配。
　　于是，以色列人打上了瑞士剩下的47架幻影飞机零部件的主意。他们试探着想与瑞士政府做一笔交易——以色列用有关改进幻影战斗机性能的重要技术资料，来换取所急需的幻影飞机零配件。
　　他们暗示对方：幻影战斗机供油系统中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在激烈的空战中很可能因发生故障而坠毁，不过以色列工程师们已经研制出了一个弥补这种缺陷的救急系统。最后还特别强调，所有这些有关幻影飞机的缺陷及改进意见，只有在实战中才有可能获得，因此目前仅有以色列独家掌握。以色列人还保证，一旦达成协议，以方将把这个新系统的全套图纸以及生产新系统必需的设备的图纸，全部提供给瑞士政府。以方甚至还愿意提前预付1 ．5 亿瑞士法郎的购买订金。
　　瑞士方面对以色列人提供的技术情报自然很感兴趣，但由于害怕得罪法国人，瑞士政府最终还是拒绝了这笔交易。万般无奈的以色列人一方面转而购买美国的“无隼”式战斗机，一方面则开始了发展民族航空工业的漫长历程。他们要以幻影战斗机为蓝本，研制以色列人自己的歼击轰炸机。但此时他们与法国的关系已完全搞僵，从正当途径获得幻影飞机的技术资料已完全不可能了，于是，这项任务便被交给了情报部门去设法解决。
　　“现在的局势你已经很清楚了，我们需要‘幻影’战机，可是法国人就是不答应，瑞士政府也畏畏缩缩。”总理见到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说。
　　“我尽力而为。”阿米特回答道。
　　摩萨德特工的目光，于是盯上了瑞士生产幻影战斗机的苏泽尔兄弟公司。</P>

二、弗朗克内希特
　　工程师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是苏泽尔兄弟公司的第一流人物，他肩负着监督幻影战斗机生产的全过程。以色列情报部门对于这样一位有价值的人物早已做过彻底的调查，并掌握他的所有弱点，而这些弱点正是利用这位工程师的最好突破口。
　　弗朗克内希特认为自己在公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公司所给予自己的报酬则与之严重不相符，因此他对公司怀有不满情绪。此外，这位工程师还供养着一位情妇，但由于公司薪水不高，他常为此感到手头拮据。最重要的是弗朗克内希特还曾表现出过对以色列人的同情。
　　弗朗克内希特经常去巴黎同达索公司的负责人洽谈。一天，在巴黎的一次国际性的飞机制造技术研讨会上，一位以色列专家主动、热情地结识了弗朗克内希特，这名以色列人正好与弗朗克内希特是同行，也是飞机工程师。但实际上他是摩萨德的特工。
　　弗朗克内希特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因此在与这个以色列人最初交往时并未显示出什么热情，相反，态度还有些略显生硬。但是这位来自摩萨德的技术专家，很快就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才能，赢得了瑞士工程师的好感，而且很快就成为了他的朋友。
　　这个以色列“工程师”对弗朗克内希特几乎无话不谈。在谈话中，他时不时地谈到以色列空军在空战中所积累的经验。
　　“弗朗克内希特先生，你们苏泽尔公司在制造‘幻影’飞机过程中，有发现这种飞机存在的问题吗？”以色列专家友好地问。
　　弗朗克内希特颇感兴趣，笑着问：“你发现有什么问题呢？”
　　“不过，”以色列专家歉意地笑了笑，“如果我指出来，恐怕是不礼貌的。”
　　弗朗克内希特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呢？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物，法国人也不是惟一懂得设计战斗机的人。老实说，我对法国人的幻影飞机也并非就那么迷信。”
　　“好吧，那我们就不妨研讨一下吧！”
　　“本应如此，我们不就在开着飞机制造技术研讨会吗？哈哈哈……”
　　“你知道吗？以色列飞行员发现‘幻影’战斗机在实战中不够理想，原因就是‘幻影’战斗机上的‘阿塔’发动机推力不够，而且在制造工艺上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弗朗克内希特一听，高兴得连说：“老兄，你这真是真知灼见！真知灼见！”
　　“你也有同感？”
　　“唉！你不知道，我对塞尼卡马公司制造的引擎提出过不知多少次批评了！可他们就是不接受……”
　　以色列“工程师”们所说的一切，对于弗朗克内希特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信息。可是提供这些重要情报的以色列人却丝毫没有要他回报的意思，这倒反而使他感到欠了对方的人情。
　　一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共进晚餐，弗朗克内希特注意到他的一位同行的小臂上刺着一种神秘的花纹。
　　“我能否打听一下这花纹是什么意思吗？”他很有礼貌地问道。
　　“这是我在纳粹集中营留下的纪念。”
　　“哦，很抱歉。”以色列人的回答使弗朗克内希特感到尴尬和不安，但却进一步引起了他对犹太人的同情。当他后来去德国旅行时，还专程去参观了这座集中营纪念馆。
　　“六天战争”后，弗朗克内希特对以色列人更加同情，他认为戴高乐突然宣布的武器禁运令，无异于在以色列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向以色列人背后插了一刀”。
　　因此在巴黎的一次工作午餐上，当达索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将话题转到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问题上时，弗朗克内希特竟毫不客气地顶了他一句：“他们既然已经付了款，你们就应该把这些飞机交给他们。这可是关系到公司信誉的大问题。”
　　这家公司负责人对弗朗克内希特的态度十分惊讶，同时备感尴尬，非常狼狈，只好搪塞道：“这是政客们作出的决定，我们也无能为力。”
　　但这种回答却不能令弗朗克内希特满意。压在瑞士工程师心头的重负使他已不满足于一般道义上的支持，而在考虑为那些陷入绝境的以色列人做点什么。
　　就在弗朗克内希特在心理上准备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萨德特工也悄悄撒开了罗网。
　　秋日黄昏的一天，弗朗克内希特又例行来到了巴黎，这一次他是要同达索公司商量引擎生产的具体技术事宜。下了飞机之后，弗朗克内希特下榻在一家五星级宾馆，晚饭进餐时，他突然看见以前结识的那位犹太朋友正坐在自己前面不远处的一张饭桌前，同这位朋友一块进餐的，还有一位高大英俊、看上去孔武有力的人。弗朗克内希特走上前去和朋友打招呼。这两位朋友为在此地此时遇见弗朗克内希特备感惊讶。
　　“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弗朗克内希特的朋友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朋友指着旁边这位高大英俊、面带微笑的男子说，“这位是我的一位朋友，迈克·格维格。”
　　“十分荣幸。”弗朗克内希特伸出了自己的手，就在那一瞬间，他感觉这位迈克·格维格的手是多么的有力，同时迈克·格维格的眼神里透露出一种不言自威的神情，弗朗克内希特的直觉告诉自己，这绝不是一位普通人物。这的确不是一位普通人物。他实际上是以色列驻巴黎的武官多夫·西恩（而他恰好是摩西·达扬将军的女媳），同时也是摩萨德特工驻巴黎情报站的站长。弗朗克内希特就这样与多夫·西恩结识了。随后一周，弗朗克内希特受到了多夫·西恩超乎常规的热情款待。
　　弗朗克内克特由内心对多夫·西恩产生了好感。
　　“哦，我后天就要回瑞士了，真是舍你们不得。人生难有知己之交，我和你们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们再次见面。”
　　“回家团聚也挺不错的呀，看看妻儿，想象朋友，人生之乐，不过如斯。”多夫·西恩说。
　　“唉。”弗朗克内希特一声叹息。多夫·西恩的话触及到了他的痛楚。由于经常在外面同情妇厮混，弗朗克内希特的家庭出现了危机，妻子经常吵闹着没有钱出国旅游，女儿也对自己失去了信任。显然，摩萨德已经把这一切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您有什么不顺心的吗？”多夫·西思不动声色，反而关切地问。
　　“没有什么，不过是家庭的小问题。当然，说小也不小，反正……纯粹是一个个人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帮上您一把。”多夫·西恩试探性地问道。
　　“不瞒你说，我……你知道……同别的人一样……在外面……”弗朗克内希特支支吾吾地说。
　　“我明白。所以，家里面不那么和谐，对吗？”多夫·西恩已经有一些把握了。
　　“是这么回事。不过，人之常情的……”
　　“作为贵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您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这一切的呀。”多夫·西恩火上浇油。
　　“公司才不这么认为呢。我的薪水完全不够这种花销。”弗朗克内希特愤愤地说。
　　“我的朋友，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可以使您摆脱目前的困境。”多夫·西恩伸出了诱饵。
　　弗朗克内希特睁大了眼睛，随后又摇摇头。“我的朋友，你愿意帮助我我很高兴，但是我不能随便接受朋友的馈赠。这是违反我的原则的。”
　　“不不不，当然不。您误会我的意思了。”多夫·西恩连忙说。“您具有这么高的地位，又这么聪明，您完全可以善加利用来为您创造美好生活。”
　　“您的意思是……”弗朗克内希特不解地询问。
　　“您或许了解中东现在的局势……”
　　“当然，我对中东的局势非常地了解，我对发生在那里的一切感到非常的不安，我对你们国家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待遇甚表同情。”
　　“非常感谢。您知道我们国家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夹缝之中，为此，我们必须保持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在这支国防力量中，空军是占有绝对的重要性的。为了维持空军的强大，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是，就在不久前，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却宣布对我国进行武器禁运……”
　　“这我了解，十分了解。而且由于这一禁运涉及到我们公司，我对此深表遗憾。
　　这无疑是在你们的背后插了一刀。”
　　“现在，虽然‘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先进的战斗机。”
　　“哦……”弗朗克内希特若有所思地沉吟起来。
　　“如果先生您能够帮助我们搞到‘幻影’战机，我们绝对不会亏待您的。”
　　“‘幻影’战机……你们想要获得‘幻影’战机……我明白了。实际上，贵国的飞机制造公司是完全可以制造出这种战斗机来的，可是，这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等待过程……”
　　“对。这种等待过程是我们所经受不起的。我们的国土随时都在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威胁。”
　　“可是要我去替你们搞到这么一架战斗机，简直太困难了。可以说，几乎不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弗朗克内希特稍微考虑了一下，断然说道，“我们公司属于高精尖企业，外部受到严重威胁，内部戒备森严，而我又没有飞行经验。”
　　“可是，先生您忽略了这一点——您是贵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您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可以接触机密文件的特权，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弄出那么大一个大家伙来，我们只需要有设计飞机的各种图纸就可以了。”
　　“图纸，对，图纸，有了图纸你们就可以生产出飞机来。非常正确。”弗朗克内希特低头沉思起来。“我可以帮助你们搞到图纸，但是，图纸的运输将由你们来负责，而且，所有的文件和图纸数量非常庞大，你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接着弗朗克内希特谈起了自己的初步考虑。多夫·西恩满意地点了点头。
　　“鉴于整个行动棘手和繁复，鉴于它潜在的危险性，我希望能够从中获得理所当然的公平的报酬。”弗朗克内希特最后说，“我非常同情贵国政府和贵国人民，但是，这项行动涉及到我个人的生命、荣誉以及家人今后的命运……”
　　“当然，您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倍感高兴。我们当然会给出您满意的报酬。请您开价吧。”
　　“我想我需要200 万美元。”弗朗克内希特沉思片刻后说，“这笔钱，如果成功，算是对我承担的风险的补偿，如果失败，我可以用来维持我的家人今后的生活。”
　　“200 万美元……没有问题。可是，这200 万美元我们实行分期给付的办法给您，您看可以吗？”
　　“当然，我决不无功受禄。”

三、移花接木
　　以上谈话结束两天后，弗朗克内希特回到了瑞士。
　　他首先需要拟定出一个窃取全套图纸的行动方案。他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认真考虑并与摩萨德特工反复研究后，一个最佳行动方案终于产生了。
　　1968年初夏，弗朗克内希特开始执行计划的第一步。
　　一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的食堂，与总经理赫尔·多克托·施密特一起吃早饭。在谈话中，他平静地对总经理说：“赫尔，我想向你提个建议，如果你能采纳，我保证公司每年至少能节省下10万瑞士法郎的开支。”
　　总经理一下惊呆了，睁大了双眼望着弗朗克内希特。对于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来说，能节省一大笔资金就等于创造了同样的财富。
　　“您知道，组装飞机的工程已经下马多年了，但那些体积庞大的图纸却始终存放在上千个保险柜里。这些保险柜实在太占地方了，迫使公司每年都要花费大笔资金另租仓库去存放原材料。我在想，既然飞机制造工程已经下马，这些图纸又不知何时才能派上用场，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为它再占用宝贵的建筑空间。
　　“因此我建议，我们把这些图纸全都制成缩微胶卷保存，而将文件原本在严密的监督下全部予以销毁。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仅腾出来的地方，就可以使公司每年至少省出10万瑞士法郎的存储开支。”
　　苏泽尔兄弟公司的总经理边听边连连点头，他甚至在心中责骂自己是个十足的白痴：为什么我就没早点算清这笔账！他当即表示他会很快与瑞士安全部门联系此事，而且一经批准，他将委托弗朗克内希特主持这项工作。
　　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确实算得上是位搞间谍活动的天才，他在没有经过任何间谍职业的训练，并且在没有任何帮助和辅佐的情况下，却独自书写出了谍报史上毫不逊色于职业间谍的——早。
　　位于温特图尔市的苏泽尔兄弟公司办公处，是座外观坚实的现代化大楼。在一间小会议室里，瑞士安全部门的官员正与公司的经理们举行着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详细讨论了公司所提出的“火化计划”实施中的各项细节。该公司的主要工程师、同时也是此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弗朗克内希特参加了这次会议。
　　苏泽尔兄弟公司所承揽的组装幻影战斗机工程，属于瑞士政府最秘密的工程，因此自工程一开始，该公司就受到了瑞士安全部门最严密的控制。当施密特总经理根据弗朗克内希特所提出的缩微飞机图纸并将数量庞大的图纸销毁的计划上报后，瑞士安全部门考虑到此计划确实关系到公司的巨额经济利益，经再三研究后，还是批准了公司的“火化计划”，但前提是，整个过程都必须在特工部门的严密监视下进行。会上，安全部门的官员规定，拍摄缩微胶卷的过程必须在一名官方指定的军事安全部门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每份文件只能拍摄一张照片，拍摄人员也必须经过军事安全部门的严格审查。他们甚至规定了拍摄工作需购买的缩摄机的型号，并且在公司大楼里为他们找了一间最为安全的大厅，确定作为拍摄工作间。官员还要求，拍摄后的图纸将装人特制的纸箱并贴上封条严密保管，待到每星期四再被装车运到该市的焚化场去销毁，并且严格规定了到达焚化场的时间——凌晨正时整。
　　负责此项工作的弗朗克内希特一向以严谨著称，他在发言中指出，安全部门作出的所规定都是完全必要的，为更加安全起见，他随后又补充了两点意见：一是在装卸文件时必须有两名武装人员在场；二是为保证途中安全，他将亲自押车，并由一个他信得过的司机来开车。他随后建议，由他的侄子来驾驶汽车，这位侄子是市政府的公共汽车司机，完全可以抽出每周的休息日来干这项工作，报酬则由苏泽尔公司支付。
　　瑞士一向以精密机械而著称，它所生产的机械手表之准确更是闻名于世，整个“火化计划”正如同一只调整好的“劳力士”手表一样，丝毫不差地运转起来。购置拍摄缩微胶卷的仪器以及随后的拍摄工作，都在国家安全官员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着。
<P>　　在此之前，为了装载那些被销毁的文件和图纸，弗朗克内希特早已订做好了一批长120 厘米、宽80厘米、高50厘米的专用纸板箱，并且以专车专用为理由购进一部菲亚特小型卡车，用来将每周的纸箱运抵焚化场。
　　这批图纸和文件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仅其中一台机床的图纸就有4 ．5 万份之多，其总量则可想而知了。为此，经过严格审查的拍摄人员日复一日地工作着，他们费力地打开有好几平方米大的图纸，其中最大的长宽都超过了3 米，然后仔细地一块一块地将它们分拍下来，并将它们编好号码保管起来。一天下来，他们已累得够呛，但离开工作室时，还要接受军事安全官员的搜身检查。快下班时，拍摄过的图纸及文件在现场官员的监视下，全部被装进纸板箱里。
　　到每星期四午夜，这些纸箱又被集中放到专门准备的大木箱里，由武装士兵装上菲亚特小型卡车。随后，弗朗克内希特坐进驾驶室其侄子身边，亲自押着汽车走完15分钟的路程。
　　抵达焚化场后，大木箱被抬进了检查大厅。一位检查员清点完纸板箱数目后，然后再亲自看着每一个纸箱被打开，并检查里面装的是否是真的图纸。再往后，经过仔细检查的纸板箱被一一扔进熊熊燃烧的炉膛。直到纸板箱被全部销毁后，检查员才在一式二份的收据上签字。
　　整个过程如此严密，以至连最为谨慎的苏黎世银行家们知道后，也会对这一系列为保守幻影飞机的秘密而建立起的安全措施赞叹不已。施密特总经理对于弗朗克内希特的工作也十分满意，并许诺年底将发给他一笔年终奖金以资鼓励。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看似万无一失的各个环节，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漏洞——即图纸装上汽车后在途中的15分钟。瑞士安全部门之所以忽视这点，主要是出于对该项工作负责人弗朗克内希特的绝对信任。而弗朗克内希特所利用的也正是这点。
　　由于他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因此他实际上订购了双份纸箱。其中一份纸箱运到了公司，而另一份完全相同的纸箱则被送到了他的私人住处。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即将演出的绝妙好戏的道具。
　　在此之前，弗朗克内希特还在小卡车每周四都要经过的公路附近，使用假名租了一间停车房。这间孤零零的车库，正好位于公路旁一条小岔路向里不远处。由于树木的遮蔽，从公路上是根本不可能望到它的。这便是他们实施“掉包计”的地点，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演戏的后台。
　　每逢星期四午夜时刻，载着图纸和文件的小型卡车都将开进这条岔路，并一直开到隐蔽在树丛后的停车房。在紧闭的大门后面，锁着些一模一样的纸板箱，不过里面塞的却是从联邦专利注册局买回的作废的图纸和文件。他们必须在每星期四之前将这些纸箱准备好，当他们把车开进车库后，只需敏捷地跳下车，将这些纸箱掉换一下就算大功告成了。然后他们便可驱车驶上公路，直奔焚化场而去。整个掉包行动连5 分钟都用不了，他们只需在公路上稍微加快点车速，便可以按预计的15分钟走完全部路程。
　　在正式行动之前，曾有一个环节使弗朗克内希特最为担心，那就是秘密文件焚化场官员的检查。为此，他决定最初的两车文件和图纸必须是货真价实的。结果他发现，监督汽车卸货和焚烧的督察员，根本就不去翻看纸箱里的文件，甚至连最上面的一张也没有拿出来读一下。那些督察员们告诉弗朗克内希特，他们必须执行焚化纪律的规定，凡是带有“绝密”字样的文件，他们是无权过目的。最后一个疑虑消除后，整个窃取行动便开始大胆地运转起来。
　　于是，巴黎大使馆的卡因上校，终于接到了瑞士工程师打来的提货的电话。至于交货地点和时间，上校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每个星期六的早晨，瑞士工程师便和他的侄子返回到他们的秘密车库，他们先往空纸箱里塞满从伯尔尼买来的旧图纸和旧文件，甚至还想到往每箱最上面的几份文件上再加盖上一个红色的“绝密”图章。当为下星期的掉包准备好道具后，他们又把上星期四弄到手的幻影式飞机图纸装上小型卡车，疾驶50公里后便来到了莱茵河上的边境城市凯泽高斯特。
　　这是一座历史名城，当年古罗马帝国曾在这里建立过坚固的城堡，用以抵挡来自北部的日耳曼部落的入侵。今天，恺撒帝国古老遗迹犹存，为此一年到头，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总是络绎不绝。这是多夫·西恩上校为瑞士工程师精心挑选的交货地点。这些熙熙攘攘的陌生面孔正好用来隐蔽他们的行动。
　　具体交货地点在城郊一座属于瑞士罗兹英治公司的仓库。而在此之前，西恩上校已托他的一位“朋友”——德国人汉斯·施特雷克尔，将仓库的一把钥匙交到了瑞士工程师的手中。中午12点之前，小型菲亚特卡车开到了仓库跟前，打开仓库大门，把50公斤重的文件和图纸卸下，锁好门后便开车前往希尔申饭馆。
　　此刻正是中午用餐时间，希尔申饭馆里宾客满座。弗朗克内希特装作寻找座位搜索着他要找的接头人。当终于看见了坐在一张桌旁的施特雷克尔投来的目光时，瑞士工程师向他发出了暗号——看一下手表，随后便找了个座位，开始喝起啤酒来。
　　之后的事情就不用瑞士工程师操心了，施特雷克尔将会完成一切。
　　施特雷克尔是罗兹英治运输公司的一名职员，虽然他到这儿工作才不过一年，但却以其勤劳和精明赢得了雇主的赏识和信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公司进出海关办理必要的公文手续。一年来，他通过频繁的边境往返，已经与瑞士和德国的海关官员们混得很熟了。
　　两边的海关官员们都夸赞这位德国人是个热心肠，他总是利用到瑞士或德国办事的机会替他们办些琐碎的杂事。这位豪爽的德国人还是海关官员们的酒友，总是时不时地要请他们在边境附近的酒吧间里喝上几杯啤酒。他常说他最不愿意独自喝酒，与朋友痛饮才感痛快。因此每到付款时，他总是慷慨解囊。
　　对于如此豪爽热情的朋友，凯泽高斯特边境两边的海关官员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就这样，施特雷克尔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为自己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施特雷克尔接到瑞士工程师发出的暗号后，不等喝完杯中的啤酒便起身离去。
　　他将自己的那辆黑色的默赛德斯轿车开到仓库，把货装进后备箱后，便径直驶向边境。海关官员看到他后，一个个都露出了笑容，争着同他打招呼。他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往返一次边境，这些官员们对于他的这辆黑色轿车早已熟悉，闭着眼睛都能背出他的车牌号是SAS ·W702。他们愉快地把手一挥予以放行，只等老朋友施特雷克尔先生回来后请他们喝酒了。
　　一踏上德国的土地，施特雷克尔立刻加快了车速，穿过黑森林（德国南部的一座山）直奔斯图加特。快到斯图加特城时，他驾车离开高速公路，向一个小飞机场开去。
　　几分钟后，这批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和文件，就已经装上了一架在意大利登记的双引擎塞斯纳式运输机。飞机立即起飞，向亚平宁半岛南部的布林迪西飞去。在那里，图纸和文件再被装上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直抵以色列。
　　瑞士工程师偷出的第一批货，是在1968年10月5 日到达这个机场的。从那以后，每当来自亚平宁半岛运送图纸的飞机降落前，总有一辆汽车已等候在机场，而驾驶汽车的摩萨德特工也总是在飞机一出现就提前发动了汽车，为的是尽快将这些珍贵的图纸送到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技术人员的手中。
　　就这样，拍摄过的幻影战斗机的图纸一周一周地被送往焚化场，那些经过签字和再签字的收据受到安全部门的检查再检查，而真正的幻影飞机的图纸和文件，则周复一周地安全运抵以色列。</P>

四、间谍冷暖谁相知
　　从事情开始到大功告成，瑞士工程师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先后偷运到以色列的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和文件几乎可以装满一节车皮。这可真是一场持久战。
　　当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把最后一批绝密的图纸送出以后，他才睡了一个安稳觉。他已经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自己的承诺，为陷于绝境之中的以色列做了点什么。
　　为了庆祝一下，也为了犒劳一下与自己共同冒着生命危险完成这项神圣使命的侄子，瑞士工程师特意请他来到家里，共同品尝一瓶价格昂贵的陈年白兰地。但就在他们饮酒闲聊时，他们却未料到施特雷克尔在凯泽高斯特出事了。
　　原来，罗兹英治运输公司的两位董事卡尔·罗兹英治和汉斯·罗兹英治得到一位朋友的警报。他们的这位朋友有在饭后领着心爱的阿尔萨斯名犬散步的习惯，每天的路线又总是路过这家公司的仓库。久而久之，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常常在罗兹英治仓库门前与同一个外国人相遇，而且又总是在星期六午饭过后的时间。
　　而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每次相遇时，都能见到这家伙从仓库中搬出几个纸板箱，装进自己的汽车后备箱后即开车离去。他开始怀疑这个人有可能是在偷盗他朋友的公司的东西，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的朋友。
　　罗兹英治一家也感到可疑，便决定在这个星期六中午亲自去看看，结果他们发现是施特雷克尔。他们对施特雷克尔本是很信任的，这下也就放心了。
　　但没想到这个德国人明明已经看到他们，却连招呼都不打，匆忙地将手中抱着的纸板箱装上车，开着车就全速离去。罗兹英治兄弟被他的这种无礼态度激怒，这才感到可疑。
　　于是，他们打开仓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在仓库里，他们发现了施特雷克尔最后没来得及装上车的一只纸板箱，箱子里面装的全是图纸和文件，上面还标有“绝密”和“瑞士军事部制”的字样。罗兹英冶兄弟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录用的竟然是个问谍。
　　接到兄弟俩报警后，瑞士全境实行了总戒严，通缉一个叫汉斯·施特雷克尔的人。但是此时他早已越过了瑞士边境。瑞士警察很快就查明，这位化名施特雷克尔的家伙根本就不是什么东柏林的难民，而是一名摩萨德特工。
　　他们眼下最急需弄清楚的就是这些绝密的幻影战斗机的图纸，究竟从何途径飞出了温特图尔市的焚化炉，又是怎么来到了罗兹英治公司仓库里的？瑞士警察与国家安全部门经过72小时调查，线索最后集中到了苏泽尔兄弟公司的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工程师的身上。
　　就在警察紧锣密鼓地进行调查的时候，弗朗克内希特已经听到了风声。而且在此期间，他还接到了施特雷克尔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说他已平安离去，并要工程师设法出境，以色列将会妥善安排他的后半生。
　　但是这位瑞士人却表现得异常镇静。
　　星期一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到公司去上班。
　　第二天，他又应邀前往苏黎世附近的杜邦多夫机场，与瑞士国防部长和其他高级军事官员共同探讨了一些有关飞机方面的技术性问题。弗朗克内希特的意见被认为极有价值，甚至还得到了国防部长的高度重视。
　　但是，瑞士反间谍机构的官员已等在机场会议室外。会议一结束，他们就逮捕了弗朗克内希特。
　　审讯官很快就发现低估了弗朗克内希特。弗朗克内希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还说，以色列人答应付200 万美元买下这些“幻影”飞机的设计图。迄今为止，他已收到20万美元，此外，弗朗克内希特还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整个计划的实施细节。审讯官员们竟听得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结束审讯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切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但我们却没有想到。”
　　在坦白完全部经过后，弗朗克内希特接着道出了自己的动机：“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帮助以色列人。犹太民族是个非常值得同情的民族。犹太人悲惨的历史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奥斯威辛和达豪集中营的情景仍在我脑海中索绕不绝。
　　“幻影战斗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法国人单方面终止合同的做法不仅是背信弃义，而且还将以色列的犹太人又推人了新的绝境。为此我必须帮助以色列。我的良心为我所规定的道德准则也要求我必须这样做。
　　“我从不认为我犯有叛国罪，因为我没有丝毫损害瑞士的国家利益。幻影飞机的图纸是法国的，只有法国人才会认为我犯有背叛罪。”
　　显然，早在被捕前，弗朗克内希特就已经考虑好了一切。他开始向瑞士警察当局摊牌了：“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最为愤怒的应该是法国当局，而不应该是瑞士政府。
　　瑞士依然掌握着缩微胶卷上的飞机图纸，而且这些图纸已经没有价值了，因为瑞士再也不想制造这种飞机了。
　　“我想你们应该很清楚，这件事如果捅出去法国人会做出何种反应。其结果只能是瑞、法两国关系的长期恶化，这对于我国来说是绝对不利的。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够释放我，而我保证将对此事守口如瓶。”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瑞士政府拒绝了这笔交易。1971年4 月23日，一家瑞士法院宣判他犯有工业间谍罪和触犯瑞士军事机密罪，判处劳役4 年零6 个月。相对来说，瑞士法庭还是相当宽容的，弗朗克内希特后来承认，他原以为要被判处20年徒刑呢。但是那些法官们似乎敬佩他的动机——因为他仍然强调，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以色列的感情，而不是因为贪心。最后，这位被判罪的间谍在监狱实际只呆了一年。
　　半年之内，以色列将一种新型军用飞机“鹰”式战斗机送上了蓝天。这种飞机是借鉴“幻影”飞机的技术而研制出来的。1975年4 月29日，以色列骄傲地展示了其最新式的“幼狮”喷气式战斗机。这种飞机与“幻影”飞机的模样极为相似。对此做出了贡献的弗朗克内希特应以色列政府的邀请首次来到这个犹太国家，观看了首次飞行。举目望着天空，弗郎克内克特心中明白：自己与中东天空中划过的那条银带有着紧密的联系。
　　然而，以色列情报界领导人在对他的态度上有着矛盾心理。没人愿意想起那次行动消极的一面。那个被擒并服了刑的人，以色列政府虽然邀请他来以色列，但是并没有向他在公共场合正式表达欢迎。这也许是出于害怕舆论的评说。但总而言之，弗朗克内希特感到自己被那些特工遗忘和抛弃了。

第十章　美人连环计——策反敌国飞行员
<P>　　中东的阿以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器的对抗。谁拥有了新式武器，谁就占有了主动。而“了解到敌人手中的武器，就等于已经战胜了敌人。因此，当苏制米格新型飞机出现并卖给中东国家，摩萨德就开始了侦察行动。”在这场侦察行动中，美人计屡试不爽，先后策反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两位王牌飞行员。这两次行动使得以色列掌握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米格—21、米格—23飞机。</P>
<P>　　一、米格—21
　　1．米格—21歼击机。
　　1965年1月的某一天，两位以色列将军进行的一次谈话，后来成为与1967年“六天战争”取胜有关的秘密之一。谈话是在摩萨德局长阿米特将军简朴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与他谈话的人是空军司令埃泽·魏茨曼将军。后者是前来说明空军在情报方面需要些什么资料。
　　“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阿米特问道。
　　“我需要一架米格—21。”魏茨曼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几个小时后，阿米特召见了他的一个处长，并且开门见山地问道：“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搞到一架米格—21吗？”
　　这位处长被问得目瞪口呆。米格—21是苏联最新式的喷气战斗机，在当时是世界上速度最快、设备最先进的攻击型飞机之一。米格—21只供苏联红军空军部队的优秀飞行员驾驶，连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空军还不配装备这种飞机。不过，为了配合苏联在中东施加影响，1961年苏联以“绝对保密”为条件，向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提供了几架米格—21样机。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空军都装备了米格—21。
　　而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对之几乎是一无所知。
　　另外，苏联知道，把米格—21战机派往国外，就要冒泄密的危险，所以采取了极为严密的安全措施。接受苏联训练的飞行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关飞机的安全、空勤和地勤人员的训练以及飞机维修都由苏联人负责。只供苏联空军中队的优秀飞行员驾驶，就连华沙条约组织的其他国家部队的空军都没有装备这种型号的飞机。这些样机只能在苏联顾问和克格勃特工的监督之下，才能用来训练阿拉伯飞行员。
　　阿米特得知这一情况后，果断地命令道：“想法搞来一架。”
　　为此，摩萨德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其任务是研究如何劫持一架米格—21战斗机。该小组设想了三种方案：空中拦截飞机并迫使它在以色列降落；让一名间谍以飞行员的身份打入某一阿拉伯国家空军，并设法驾机飞回以色列；收买一名阿拉伯飞行员驾机叛逃到以色列。
　　后一种方案难度很大，因为阿拉伯飞行员都享受着最好的待遇，金钱的诱惑不大容易打动他们。但与前两种相比，该方案却具有简洁快速的特点，因此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至于目标国，该小组组长断定，在伊拉克动手相对容易一些。
　　此时，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各阿拉伯国家空军的情报，摩萨德情报搜集处的电脑中存储着敌方飞行员的详细资料。该处一名工作人员曾自豪地说过：“我认识数百名阿拉伯飞行员，不仅知道其飞行训练状况，就连他们每个人的爱好及私生活，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在对伊拉克空军中符合条件的飞行员进行严格的侦察、摸底和筛选后，摩萨德最终选中了空军大队长穆尼尔·雷迪法少校。他是全国最有经验的老飞行员之一，最初在美国空军受过训，后来又被派到苏联深造学习更高的驾驶技术。苏联和伊拉克的保安部门对他进行了细致的测验，当他晋升到享有特权的级别后，就让他驾驶米格—21。
　　雷迪法生活在伊拉克一个非常富有的、信奉基督教的家庭，父母及家人都是天主教马龙派教徒。而在伊拉克，非穆斯林信仰者是受歧视的。50年代初期，伊拉克犹太人大批遭到屠杀。穆尼尔的父母虽未受到迫害，但对伊拉克有着某种程度的憎恨感，甚至有远离伊拉克的愿望。不过他们的儿子穆尼尔没有这种想法。他是在阿拉伯学校接受教育和成长起来的，信奉基督教，而且他目前受到重用，驾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自我有一定的优越感。此外，根据摩萨德秘密档案材料记载，雷迪法的飞行大队曾参加过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村民的轰炸及扫射，但他对政府的这一做法感到不满，并因自己参与屠杀感到内疚和沮丧。另外，他对苏联顾问在空军基地表现出来的傲慢和专横颇为反感。
　　策反雷迪法叛逃被确定为摩萨德这一时期的重点行动，行动代号为“首饰行动”。
　　不久，数名精。已挑选的摩萨德特工取道欧洲，先后来到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他们之中包括一名出生在纽约并持有美国护照的年轻美貌的犹太女郎。这些身份不同的特工将以各种“偶然巧遇”的方式，设法与雷迪法及其家人相识。
　　2．美人计赚穆尼尔·雷迪法。
　　实际上，正是这位犹太女郎的出色表演，使得此次行动完美无缺。事后，恼羞成怒的克格勃极力想搞清她的真实身份，但最终也没结果。至今，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仍是一个秘密，这里我们姑且称她为莫妮卡。
　　在一次有伊拉克军政要人参加的招待会上，莫妮卡巧妙地结识了英俊的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雷迪法对于莫妮卡也是一见钟情，立刻就被她那迷人的容貌和非凡的气质所倾倒。之后两人频繁会面，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莫妮卡发现雷迪法确实非常同情库尔德少数民族，一谈到对山民屠杀的话题，他的声音都变得颤抖起来，脸上也显出难以控制的激动神情。
　　他认为他虽然是阿拉伯人，但不是穆斯林。他和他的家人都信仰基督教，并且忠诚于基督教义。库尔德人既然已经属于伊拉克国，他们就应当享受与阿拉伯人同等的待遇，政府不应该歧视和欺压他们。库尔德人的叛乱完全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
　　事到如今，政府真该从自己这方面认真找一下原因，做出必要的让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大动干戈只会更加激发库尔德民族的反抗情绪，而动乱长期拖延下去对国家也没有一点好处。
　　莫妮卡表示完全同意雷迪法的看法，也趁机谈起了美国黑人问题，同时表明了自己对于美国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强烈不满。
　　思想情感上的一致，使得两人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莫妮卡又巧妙地将话题转到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的战争上。对此，雷迪法也向她说出了心里话：他认为他可能是出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生来就喜欢同情弱者。以色列国家那么小，人口也只有几百万，但却顽强地对抗着周围几亿穆斯林。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敬佩。
　　莫妮卡决定趁热打铁，她同情地表达了对雷迪法的好感。
　　他认为雷是一个心地极其善良的好人。也十分理解每当他想起对无辜平民的屠杀时，内心所遭受的是何等痛苦的折磨。并建议他应该想个办法摆脱这种处境。
　　但雷迪法觉得自己是个军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总得执行命人、莫妮卡来了个欲擒故纵，建议雷退出现役，这样不就再也不用执行屠杀命令了。
　　但雷迪法立即拒绝了这一建议，一则上面肯定不会批准，甚至会因此引起怀疑。
　　再说他也不愿放弃所喜欢的飞行生涯。
　　此路不通，莫妮卡只好再想别的办法，也相信到时候总会想出个万全之策来的。
　　莫妮卡即将离去，雷迪法心中就感到一阵难过。他们认识已经有半个月了，虽然也有亲呢之举，但却从来还没有上过床。莫妮卡曾向他解释说这完全是为了他好，这种事在西方国家里算不上什么，可穆斯林国度却十分看重。她实在不愿为这种事使他的声誉受到玷污。
　　莫妮卡建议他们一起去欧洲旅行一次，反正飞行员是可以请到假的。
　　早已被吊起了胃口的雷迪法立即答应了她的建议。于是，两人很快便双双飞到了巴黎。他们在一家豪华饭店里住了下来，雷迪法终于如愿以偿，但从此却与莫妮卡更加难舍难分了。
　　一天晚上，莫妮卡对躺在怀中的雷迪法说道：“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帮你逃出苦海的办法。我在特拉维夫有一些有趣的朋友，他们或许能够帮助你。”
　　雷迪法一听特拉维夫就紧张起来，莫妮卡笑着说道：“你就放心吧，咱们这次特拉维夫之行会绝对保密的。我们可以使用假护照，我的一些朋友会帮咱们安排好一切，甚至就连飞机票也不用咱们掏钱。就算是到那里解决不了问题，也不会让任何人听到一丝风声的。”
　　雷迪法终于同意试试看。只要不走露风声，能够免费到特拉维夫转一圈又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天，雷迪法和莫妮卡便拿着摩萨德巴黎分站提供的假护照，登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飞往特拉维夫的班机。
　　在以色列，雷迪法受到了贵宾级的接待。这对他来说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真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
　　第二天，他们便被安排前往内格夫的某个空军基地参观。在那里，莫妮卡向雷迪法引见了早已等候在此的摩萨德和阿穆恩的官员。至此，雷迪法才知道了这位“美国女郎”的真实身份。
　　以色列情报官员与雷迪法进行了秘密会谈。摩萨德官员告诉雷迪法：只要雷迪法能够驾驶一架米格—21战斗机飞到以色列，他就将得到100万美元的赏金，全家也将得到保护并与其团聚。
　　“怎么样？这可是一件互惠互利的好事情。对于我们来说，等于买到一架花钱也买不来的苏联最先进的战斗机，而对于您来说，既可以逃出苦海，又可以得到一笔巨款，我们还将保证您及您家人的绝对安全。到时候您和您的全家都将享有以色列公民权，并且保证为你们提供一套住宅和终身的工作。”见他还有一些犹豫不决，这位官员又向他说明搞到这种飞机对于整个西方盟国反对苏联的斗争将是何等的重要。这使穆尼尔感到了一种宽慰：他将要做的事，不仅是为了被他以前视为敌人的以色列，而且是为了反对苏联人；这样做不仅能帮助家庭，也能帮助自己。于是他答应干了。不过，穆尼尔提出加付100万美元的酬金。这下以色列人吃惊了。有些官员认为代价太大，但阿米特态度既坚决又明确。内阁被说服了，批准了“首饰行动”。
　　当雷迪法答应下来后，以色列情报官员为了表明他们许诺的权威性，又安排雷迪法与新任空军司令迪凯·霍德将军见了面。
　　与以色列空军司令的会谈，使得原本就敬佩以色列人的雷迪法佩服得更加五体投地。当以色列空军司令亲自与雷迪法研究叛逃计划的一切细节时，竟能随口说出该机场的跑道、控制塔、作战指挥室及生活区的详细位置。他们不仅知道自己那个中队所有飞行员及苏联教官的名字，而且对整个机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
　　在摩萨德官员的参与下，他们很快制定出一整套行动方案。雷迪法首先要想法找出一个理由，为自己的飞机挂上两个装满油的副油箱，这是远程航行并使飞机完整无损地飞抵以色列的先决条件。因为行动时他不可能直飞以色列，而只能按照霍德将军为其划定的一条曲折迂回、长达900公里的航线，以避开伊拉克和约旦空军的雷达监视。
　　至于具体行动时间虽然不好事先确定，但为了使以色列飞行员做到心中有数，不致将叛逃的飞机当作敌机击落，还是拟定了几个日期，供雷迪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最后选定。整个计划谋划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几天之后，雷迪法与其心爱的女友取道巴黎回到了巴格达。
　　莫妮卡随同雷迪法重返伊拉克，是为了协助和监视他的行动。但这对于一个女间谍来说，实在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任务，因为一旦雷迪法回国后变卦，或者他本身就是伊拉克情报部门设下的诱饵的话，那么莫妮卡无异于是自投罗网。
　　以色列军方的传统观念是不让女军人投入战斗，但阿米特认为必要时，女特工比男特工更为适合，特别是在单独执行任务时更是如此。因为摩萨德一向不主张、也几乎从不使用性讹诈或性陷阱等手段，因此世界各情报机构对可能是以色列女特工的防范也要松得多。阿米特与其前任一样，也不强迫他的女特工以色相作为武器，除非她们自己愿意。此次派莫妮卡执行任务，如果不是摩萨德首次使用美人计的话，至少也是为数极少的其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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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饰行动”。
　　事情已经进行到这种地步了，还有几个准备工作要做。
　　首先，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提供给雷迪法的现款存进了一家瑞士银行。
　　其次这个问题比较麻烦，这就是迎接雷迪法家人的问题。这件事十分棘手。这里不仅有如何可靠地把他们转移出的问题，而且还有个如何保证这么多人谁也不向其朋友透露他们就要到外国去并且再也不回来的问题。
　　“首饰行动”中关于转移穆尼尔·雷迪法全家的计划分为两部分进行。
　　就在雷迪法和美丽女郎回到巴格达不久，他的儿子就得了病，而且病势很严重，巴格达医院的医生开具证明，认为雷迪法儿子的病需要特别治疗，但伊拉克无医治此病的医疗设备，只得送往英国伦敦。于是，由雷迪法的妻子带着另一孩子，陪“患脖的儿子前征伦敦治玻母子3人先到伊朗，伊拉克官员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迹象，于是，让他们3人从德黑兰登机飞往伦敦。可雷迪法的妻子带着2个孩子并没有到达伦敦。当他们乘坐的飞机在欧洲机场着陆后，他们当天就秘密登上飞往特拉维夫的飞机。
　　而在另外一方面，雷迪法与父母做了一番情深意切的谈话。
　　“爸爸，你愿意回到祖先的乐土吗？”
　　“我亲爱的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穆尼尔·雷迪法的父亲不解地问道。
　　“你愿意离开这儿，回到‘希望之乡’以色列吗？”雷迪法单刀直入。
　　“当然，这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可是你却一直在犹豫。”
　　“不。如果你愿意，我决不再犹豫。”
　　“可是，怎么能离开这里呢？要知道，你可是政府的王牌飞行员啊，这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
　　“一切都安排好了，父亲，不用担心。”雷迪法微笑着说，然后便叫来了莫妮卡。他首先把前后整个情况以及这位迷人女郎作了简单介绍（他显然隐瞒了自己受到引诱这一情节，而他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子能结交到这么一个美丽女郎暗自惊讶），然后表明自己愿意驾驶米格机投奔以色列。而在此之前，则要先解决家人的问题。
　　雷迪法告诉父母，他们的儿媳及两个孙子已经由摩萨德特工作了周密的安排，并非真的去看病而是去往以色列了。现在就是解决他们老人秘密离开的问题了。而关于这，摩萨德也作了安排，就等他们表态了。雷迪法的父母对儿子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秘密感到非常惊讶，但还是没做过多犹豫就对自己引以为豪的儿子表示了支持。
　　现在，就要按转移计划的第二步行事了。
　　在伊拉克炎热的夏季，有钱人到北方库尔德斯坦山区的丘陵地带避暑是很正常的事，而以色列人从军事上支持库尔德叛乱分子。阿米特派了一个特工小组去和库尔德族领导人商量人员转移问题。计划是：把穆尼尔·雷迪法全家从避暑的别墅偷偷送过伊拉克防线，然后进入山区，用直升飞机把他们送到附近伊朗境内的阿瓦士，那里有摩萨德另一个特工小组接应。
　　在一个天空明朗、万里无云的日子，穆尼尔·雷迪法的父母以及岳父母在一个迷人的、打扮人时的女郎的陪同下，打点起简单的行李去往北方库尔德斯坦山区避暑。那个美丽的女郎，据雷迪法的父母说，这是他们在瑞士的远房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很久没有见面了，这次是来此地看望他们的，所以趁这个机会带她去北方看一看，体味一下异国少数民族的风情。邻居的小伙都为这么一个富有魅力、性感迷人的女郎所倾倒，甚至有几个情窦初开、青春之火狂热奔放的年轻小伙闹着也要去北方度假。这一度让雷迪法的父母多所为难。幸好他们最终没有和他们一起成行。
　　这位迷人女郎陪着雷迪法的家人来到这里之后，两辆大轿车迅速把他们送到伊拉克防线以南不远的山区。一个库尔德游击小组让他们骑上骡子，整整走了一个通宵，才把他们送到直升飞机来接他们的地点。
　　然后他们没作休息，就迅速登上等候已久的直升飞机准时来到此地，30分钟后，就把穆尼尔·雷迪法全家送到了安全地点。
　　雷迪法已无后顾之忧。就看他的表演了。
　　等待了两个多星期之后，雷迪法的机会终于来了。
　　1966年8月15日早晨，天气晴朗，雷迪法镇定自若地走向自己的飞机。他命令机械师把他的副油箱也加满油，说他今天要执行一项远程巡逻任务。
　　派到伊拉克的苏联军事顾问们，为了防止苏制最先进的飞机外逃，曾三令五申地规定：必须将燃料限定在执行任务的最低数量之内。这种不信任态度早已引起了伊拉克机械师以及飞行员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们在执行中也并不特别认真。伊拉克机械师凭什么宁可忠诚苏联人而怀疑自己人呢？于是，机械师们并没有特意去请示正在用早餐的苏联顾问，就执行了雷迪法的命令。这真是天助雷迪法。倘若油箱里面的油没有加满，要执行直飞以色列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切就绪后，坐在驾驶舱的雷迪法没有露出丝毫的匆忙和慌张。当机械师向雷迪法打出了“OK”手势后，雷迪法已打开了发动机的电门，米格—21战斗机开始向前滑动，接着就腾空而起。机械师们看到雷迪法的飞机向巴格达方向飞去，而当飞机刚一飞出基地视野，雷迪法便将方向转向南方，飞行一段后又转向西方。整个飞行都是准确地按照霍德将军详细布置的航线行进的，并且将飞行高度降到了尽可能低的程度，以避开沿途雷达的监视。
　　整个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当雷迪法驾驶着米格—21歼击轰炸机飞临约旦河上空时，伊拉克空军对此仍毫无所知。但早已严阵以待的以色列空军，却很快就从雷达上发现一架单机正沿着预先商定好的航线和高度飞来，逐渐飞临边境上空，一个中队的“幻影”式战斗机立即腾空而起，前往护航。
　　雷迪法发现逼近的幻影飞机后，他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来，自己驾机投奔以色列总算是大功告成了。他甚至简直不敢相信以色列空军的反应会如此之快，于是马上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做出一连串晃动机翼的动作。幻影战斗机中队确认后随即调转头来，掩护着这架来自敌国的苏制飞机，越过死海，向以色列南部内盖夫的一个空军基地飞去。
　　雷迪法叛逃行动就此大告成功。
　　4．另一个起点。
　　就在雷迪法行动之前，摩萨德局长阿米特已特意飞到了华盛顿，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进行了通报：美国将很快就能够尽情欣赏一架米格—21歼击轰炸机的风采了。
　　对于苏联先进的米格—21飞机，美国及西方各国早已垂涎已久。特别是美国人为改进他们的歼击机以及美苏空战模拟系统，一直在设法研究这种飞机的秘密技术，但却苦于搞不到一架供其研究的米格—21飞机。而这一次，西方情报界中的小弟弟——摩萨德又走在了谍报大国的前头，使得一架完整的米格力歼击轰炸机落人了西方国家手中。
　　当时，美、苏两国的飞机正在越南上空大打出手，而美国飞行员主要的对手正是这种米格力歼击轰炸机，因此，美国人希望以色列人能像当年窃取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那样，将飞机作为礼物送给华盛顿。
　　不过这一次以色列人却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以色列空战的主要对手也正是这种飞机，他们也同样急需了解米格飞机的性能和各种优缺点，否则摩萨德也不会劳神破财地去冒这个风险。此外，以色列人也不敢把飞机交给美国，因为就在摩萨德首脑们为“首饰行动”的成功而举杯庆贺之时，摩萨德驻欧洲各分站已纷纷送来了苏联人大发雷霆的告急电报。获取米格—21飞机的行动就已经让苏联人大为光火了，若是再送给美国研究，那岂不是等于火上浇油，自讨苦吃？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最终拒绝了华盛顿有关飞机的任何要求。
　　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得到了事先允诺的一切，当然，他还必须教会以色列飞行员驾驶米格—21飞机。雷迪法把苏联人教给自己的所有飞机驾驶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以色列人，同时还提供了苏联人对阿拉伯飞行员进行战术和战略方面训练的所有细节。
　　这架“米格—2”飞机重新装饰了一番，除喷上了大卫星外，还有机身上喷上了　007三个特别醒目的数字——出于研究的需要，它必须经常升空飞行，如果没有如此明显的标志，很可能会让某些神经过敏的以色列飞行员，误当作敌机而加以攻击，以防某个过于主动的以色列飞行员击落它。在随后的日子里穆尼尔·雷迪法和丹尼·夏皮纳驾驶这架米格飞机，飞行了数万公里，在以色列上空进行了几百次模拟战斗。他们通过电子计算机处理的无数个数据，分析了俄国歼击机的每一个优点和每一个缺点，而且也已熟悉了阿拉伯飞行员在战斗中所惯于采用的战术。在后来的空战中，以色列飞行员们正是利用米格—21战斗机的这些弱点而克敌制胜的。
　　以色列人发现，尽管米格机的外形并不怎么样，但飞机确实是第一流的。特别是在高空，那真是杰出的歼击机。但是，真正使以色列人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在机上发现了工艺水平极为先进的、以红外线制导的环礁式空对空导弹。这种导弹装在米格机上，它就掌握了一个不可掉以轻心的“杀手铜”。到后来当美国人也获取这个信息时，他们也感到不安。再说这种歼击轰炸机也极易驾驶，这也不失为一优点。
　　经过几个星期的模拟战斗试验后，米格飞机暴露了两个弱点。海市蜃楼式飞机的水平视野为360，而米格机却出现了相当多的死角。在后来六日战争的空战中，以色列人的战术就是利用这一点来对付苏联飞机的。为了使发动机具有更大的动力，这种苏联飞机使用的是普通汽油。但燃料的高度易燃性也使得飞机的油箱成为极易受攻击的危险部位。这一点在六日战争中得到证实，往往只空战几分钟，当以色列飞行员满有把握地把炮口对准了油箱所在的部位，命中一炮就足以使米格机顷刻间化为火球，让那些阿拉伯飞行员连使用弹射座椅都来不及。一位年仅24岁的以色列飞行员在一次战斗中击落了一架米格—21飞机，他返航后，一跳出驾驶舱就兴奋地说道：“追逐敌机真是种刺激的游戏。我先跟它玩了会儿捉迷藏游戏，接着我就瞄准它的油箱猛烈开炮。顷刻间，米格飞机在我的眼前化作了一个火球，那位可怜的阿拉伯飞行员连使用弹射座椅都来不及，便一命归天。我对他深感抱歉，但我想他更应该去怪罪苏联人，因为归根到底，是他们设计的飞机没给他留出逃命的时间。”
　　对此，西方专家感到十分吃惊。这样，当六日战争爆发时，以色列的海市蜃楼式飞机驾驶员已完全掌握了苏联飞机的性能和特点，他们已熟悉了在苏联受训的飞行员在战斗中将会采用的战术。这一切对以色列人在1967年的战争中完全掌握主动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米格—23
　　1．新闻。
　　1989年10月12日，以色列电台发表了一则简单的新闻：昨天中午，叙利亚空军少校穆罕默德·阿迪勒驾驶一架苏制米格—23战斗机投奔以色列。目前，阿迪勒和他的飞机已得到以色列有关方面的妥善安排。
　　同一天，叙利亚新闻局长在首都向国内外记者发表新闻讲话，他声称：“叙利亚的一名飞行员在驾机执行任务时，飞机突然出现故障，飞机偏离了航道，飞行员不得不将飞机着陆在以色列的边境机常目前，叙利亚正通过国际机构，要从以色列接回飞机和飞行员。”
　　叙利亚飞行员阿迪勒驾机降落在以色列的新闻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尤其是叙利亚方面，大马士革作了种种的努力，希望通过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向沙米尔内阁政府施加压力，接回飞机和飞行员，但是都落了空。因为，3天以后，阿迪勒本人在以色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公开宣布：出于种种个人的原因，他决定离开叙利亚，投奔以色列的想法由来已久。“我只想在一个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国家生活”，阿迪勒说。
　　以色列对于事先是否知道阿迪勒驾机叛逃以色列这一敏感性的问题避而不答。
　　于是以色列朝野人士对阿迪勒驾机叛逃事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为这一事件感到欣喜若狂的人认为，叙利亚飞行员驾机投奔以色列，不仅使以色列增加了一架苏制新式战斗机，而且在政治上对他们的敌人叙利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这一事件感到担忧的人则认为，一架叙利亚的飞机在几分钟内闯入以色列领空而未被以色列空军的雷达预警系统发现，可见以色列领空的防御力量是如何薄弱。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种种担忧和猜测，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宾将军措词圆滑地说道，“这是军事上的秘密，无可奉告。”
　　倒是欧洲的新闻媒体的报道说到了点子上：叙利亚飞行员穆罕默德·巴西姆·阿迪勒驾驶米格—23战斗机投奔以色列的行动，不禁使人联想起23年前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驾驶米格—21战斗机投奔以色列的情景。毫无疑问，这是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的又一杰作。他们一定预先得知阿迪勒要叛逃，而且为他提供了着陆地点及躲避空中火力的路线和方法。
　　事实正是如此，阿迪勒少校只是跌入摩萨德美丽诱人女间谍情网中的又一条大鱼。
　　2．酒吧女德丽丝。
　　自从1979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华盛顿签署了实现中东和平《戴维营协议》以后，埃、以双方结束了持续30年的战争状况。埃、以和平条约签署以后，埃及决定把它的军队主力从埃、以前线转到利比亚边界上。这样，以色列不再把埃及当作一个潜在的积极反对以色列的国家看待。于是，以色列把注意力转移到东线，主要对付叙利亚。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一直势不两立，以色列妄图称霸中东，而叙利亚也一直在中东进行称雄活动，因此以色列一心想打击叙利亚。这也就直接促成摩萨德加紧在叙利亚收集情报活动。摩萨德设法在叙利亚各个阶层中网罗情报关系，招募间谍特工人员，其中也不乏女间谍，策反阿迪勒驾机叛逃的德丽丝便是其中一员。
　　德丽丝是黎巴嫩人，自幼跟随父母生活在地中海东岸这块素有“中东瑞士‘之称的土地上。那时，黎巴嫩国内的全面战乱尚未爆发，小德丽丝家生活还算安定，加上她自幼就长得秀眉秀眼的，面颊艳丽，声音清新悦耳，非常讨父母宠爱。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德丽丝刚懂事，灾难却降落在她的家庭。病魔夺走了德丽丝母亲的生命。不久，德丽丝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离她而去。从此，德丽丝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住在远地的德丽丝的外祖母家境贫寒，但她不忍心外孙女孤独受苦，收留了她，还节衣缩食供她上学，好景不长，德丽丝16岁那年，她的外祖母病故了，德丽丝无钱交纳学费，从此失学了。
　　为了生活，德丽丝经人介绍来到贝鲁特的一家酒吧当女招待。德丽丝正值豆蔻年华，长得亭亭玉立，成了美丽多姿、耀人眼目的少女，她的出现便原来不很景气的酒吧一下子生意兴隆起来。显而易见，许多人都是冲着这位美丽俊俏的女招待而来。就在这时候，德丽丝结识了在黎巴嫩从事秘密活动的摩萨德特工人员莱尔赛。
　　莱尔赛是一名很有手段、很有眼力的特工人员，而且身上透出一股男性的阳刚之美。他认定，德丽丝的天姿国色正是成为女间谍的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于是，他同德丽丝打得火热，很快就把她拉人了摩萨德组织，德丽丝向摩萨德官员表示，她不愿再留在黎巴嫩充当酒吧女招待，想移居以色列。摩萨德官员安排她先到叙利亚工作一段时间，设法收集叙利亚空军军事力量的情报。
　　1973年中东第四次战争结束后不久，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已同意向叙利亚提供米格—23战斗机一类的先进武器，并且还同意叙利亚延缓12年偿还购买军用物资欠下的债务。阿萨德总统在苏联期间，和苏联签订了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苏联的目的是使叙利亚在军事上更强大，使它能够在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积极合作下，建立一个对付以色列的东部阵线。1980年10月8日，阿萨德总统再度访问莫斯科，他又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两国间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嗣后，有影响的叙利亚新闻部长艾哈迈德·伊斯坎德说，条约加强了对抗侵略、阴谋和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动力量，以色列并吞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或者进入黎巴嫩南部的任何企图，都将导致叙利亚采取一切步骤或措施，以确保我们的权利。
　　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出动了96架F—15和Fd6战斗机迸行高空掩护，在E—Z。预警飞机的指挥下，F—4和A—4型飞机对叙利亚在黎巴嫩贝卡谷地耗资20亿美元的防空体系进行猛烈的轰炸。叙利亚空军得知以军空袭，从全国各地紧急出动了60余架米格—21、米格—23战斗机，云集贝卡，同以色列展开空战。结果，叙利亚空军损失惨重，仅头2天，叙利亚就损失战斗机54架，而以色列只损失10架飞机，其中无人驾驶飞机和直升飞机6架。至战争结束，叙利亚损失惨重：军队伤亡1000余人，被击毁坦克400余辆，飞机85架。战争结束后不久，摩萨德方面获悉，叙利亚已要求苏联提供米格—31型战斗机，用来对付以色列空军的F—15和F—16战斗轰炸机。鉴于此，以色列迫切希望能证实叙利亚是否已经得到比米格—23型更先进的苏制飞机。在上述背景下，以色列方面加强了对叙利亚军事情报活动，摩萨德便派遣千娇百媚的妙龄女谍前往叙利亚首都，刺探这方面的清报。
　　德丽丝到大马士革后，职业掩护仍然是酒吧间的女招待。
　　3．空军少校阿迪勒。
　　叙利亚空军少校飞行员穆罕默德·巴西姆·阿迪勒生活上并不顺心，年龄30余岁，至今仍是孤身一人。阿迪勒生性急躁，因此常和上司闹别扭，每逢他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便常跑到德丽丝当招待的那个酒吧间喝上几杯酒，借酒消愁。那天，阿迪勒少校闲得无聊，又来酒吧间消磨时光。他无意中抬头，发现托着酒盘向自己款款走来的德丽丝长得如此美丽动人，忍不住朝她多看了几眼。
　　阿迪勒3杯啤酒落肚，身上的活力激起了欲望，他端详着眼前这位风姿绰约、楚楚动人的女招待。当见德丽丝再次走来时，阿迪勒不由自主地向德丽丝吐露了自己的姓名和叙利亚空军少校飞行员的身份。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德丽丝眼睛一亮，快速作出反应，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阿迪勒，并把对这位空中英雄的仰慕传达给阿迪勒。就这样，阿迪勒与德丽丝相识了，他俩各自打着自己的主意……阿迪勒比往日更频繁地来酒吧，他再也不是来借酒消愁，而是来目睹德丽丝迷人的风采。德丽丝则比平时更妩媚、殷勤，使阿迪勒神魂颠倒。在数次充满欲望和诱惑的眼神和情感交流中，他俩很快步人爱河，而且爱得如胶似漆，难分难舍，他俩开始了在酒吧外面的频频幽会。
　　一个周末的晚上，阿迪勒和同伴玩纸牌时，由于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遭到上司一名亲信的踢打，而阿迪勒的上司非但不伸张正义，反而把阿迪勒训斥了一通。阿迪勒心中的怒火似乎要烧掉他黑乌乌的头发，他像被野兽咬噬般地暴怒起来。他冲到了酒吧，向心爱的人倾诉内心的痛苦。
　　受到痛苦和仇恨煎熬的阿迪勒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吐露出来。
　　德丽丝抚摸着他的头发安慰道。那一夜，阿迪勒没回营地，在德丽丝处过了夜。
　　从那以后，阿迪勒感到他再也离不开这位对自己体贴人微的美丽姑娘。不久，阿迪勒知道德丽丝是摩萨德派出的特工后，开始时大吃一惊，六神无主，坐立不安，但又一想，自己反正在叙利亚军中受人排挤，只要能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他决定铤而走险。这时，原来只是逢场作戏的德丽丝也真正爱上了阿迪勒。
　　有了爱情的魔力，德丽丝向阿迪勒道出了自己的任务和目的：驾驶一架最新米格战斗机前往以色列。
　　阿迪勒在军中的境况和对德丽丝的爱，终于下定决心，同意德丽丝交待的任务，并要求与德丽丝上司面谈。
　　之后，摩萨德方面派出人员与阿迪勒面晤，摩萨德特工为阿迪勒设计了驾机叛逃计划。阿迪勒提出两个条件：1要允许他娶德丽丝为自己的妻子。2．他驾驶的飞机平安抵达以色列后，以色列方面要支付他100万美元。
　　摩萨德方面答应了阿迪勒的条件。
　　1989年10月回正日中午时分，两架叙利亚空军的苏制米格—23战斗机在距离大马士革市30公里远的一个空军基地待命，当机场的塔台发出“起飞”的命令，两架飞机的引擎已经开始轰鸣，飞机平稳地向起飞跑道滑行。转瞬之间，两架米格—23战斗机在机场升空，扑向毗邻以色列的戈兰高地作正常飞行训练。忽然，飞在后面的一架米格—23战斗机偏离预定航向，转头往西朝以色列边境方向飞去。飞机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以色列领空后，从雷达荧光屏上消失，降落在以色列边境。
　　紧接着，就在米格—23飞抵以色列的次日，就出现了前面那则新闻。
<P>　　三、尾声
　　策反两个宿敌的王牌飞行员使得摩萨德的声名倍升。雷迪法和阿迪勒可以说是两代飞行员了，而摩萨德之所以能够在这两次行动中大获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利用了雷迪法和阿迪勒爱色的弱点，但是不可否认，这两位王牌飞行员在各自的国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为摩萨德提供了一个钻空子的机会。
　　对于这两个飞行员的后来去向，有的人说他们在叛逃以色列后都加入了以色列空军，并执行着保卫以色列的国家领空的重任，有的人则说他们分别拿着犹太人给予自己理所应得的报酬永远离开了他们的米格机，而在这个纷乱的星球上选择了一个宁静的小城过着悠闲的日子。</P>

第十一章　秘密的武器——偷窃核原料
<P>　　原子弹是当今最具有破坏力与威慑力的武器。作为弹丸之国的以色列，当然明白拥有原子弹的非凡意义。以色列建国后，为了能够有一个足够安宁、安全的环境，决定发展核武器。以色列的政治家们通过支持英法侵略埃及换取了法国的帮助，建立起了核反应堆，但是却缺乏生产原子弹的核原料。于是摩萨德演出了偷天陷阱的绝技，首先通过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夏皮罗从美国盗取了可以提炼核原料的400磅铀，然后又采劝高酸铅盐”计划，骗过了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再次偷盗了560桶共200吨铀矿石，从而成功地制造出原子弹。当然，以色列的核计划是永不停止的，这是一个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的话题。</P>
<P>　　一、开国总理的原子弹之梦
　　1945年7月　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莫斯阿拉莫斯大沙漠中心的核试验场上，一个安放在10余米高铁塔上的世界第一个核裂变装置被准时引爆。它在爆炸瞬间所发出的蓝白色的强烈光芒，甚至比太阳还要明亮和耀眼。它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更是令人胆战心惊，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人类第一次目睹了核能释放出的令人生畏的力量！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市和长崎市先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在这两座人口加起来不过60万人的小城市中，仅在核爆炸的瞬间，就有10万余人当场死亡，伤者则达23．7万余人。这是人类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惟—一次使用核武器。
　　自那以后，各大国竞相开展了核武器研究及核试验，而苏美两国之间更是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核竞赛。尽管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库中的核弹头足以将地球毁灭数十次，但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核国家胆敢再次使用核武器。于是，核武器几乎成为了一种只能拥有却不敢轻易使用的战略威慑力量。一位核物理学家曾感慨地说道：“曾几何时，核爆炸的轰鸣成为了这个星球上一种最强硬的外交语言。”
　　1953年秋季的一天，以色列总统哈依姆·魏茨曼来到了总理本—古里安的办公室。魏茨曼曾是一位世界水平的著名化学家，他此次拜访的话题也紧紧围绕着原子这一微观世界。
　　他向本—古里安问道：“你知道以色列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几？”
　　这位以色列开国总理被问得莫名其妙，他不明白此时总统先生提出这种常识性问题究竟是何用意。
　　“不到百分之零点五。”总统自问自答道，“那么现在再请你猜一下，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犹太人究竟占了多少？不知道吧？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百分之二十！”
　　“那么，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本—古里安问道“这个问题还是靠你的想象力来回答吧。”魏茨曼总统说完，便离于了总理的办公室。
　　于是，以色列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这次会见，便成为以色列核计划的诞生之日。
　　以色列为什么一定要脐身于核大国俱乐部之中呢？自以色列立国以来，西方国家确保了它的生存，其中为首的就是泱泱大国美利坚合众国。难道说，以色列还嫌西方的朋友不够多？难道中东历次战争尚未表明，以色列即便作为“常规”军事大国也能够生存下去吗？
　　诚然，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在50年代中，阿拉伯邻国发动进攻的危险日甚一日。当时，阿拉伯各国人口的速度增长超过以色列，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像本—古里安所说的那样，纵然在“5次、乃至10次中东战争”中屡战屡败，亦可“稳坐在较长的杠杆一边”，经得起多次战争的兵员消耗。
　　其二，以色列显然力图摆脱对保护伞美国的依赖，尽可能保持独立，以免在西方政策改弦易辙时无法自主。本—古里安曾在小范围内流露过自己政治上的种种担忧。他信不过美国人，信不过艾森豪威尔总统，更信不过美国外交决策人、在白宫内说话越来越有分量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种担心在后来得到了验证。1952年，埃及总统纳赛尔上台，并且提出“泛阿拉伯主张”之后更让古里安忧心忡忡。
　　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寻求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保证。然而，几年过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但没有给以色列以安全承诺，反而坚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政策。1956年，就在“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发现自己被美国。英国和法国同时抛弃了。这时，古里安明白了一个道理：尽管在美国的犹太人可以给以色列大量的金钱，但在政治上绝对不足以迫使美国政府完全站到以色列这一边。古里安得到的一个教训是：美国的犹太人救不了以色列！当以色列人看到，昔日的老朋友、法国总统戴高乐出于经济原因而转向阿拉伯人时，当他们几年后看到阿拉伯石油武器对西方国家的对以政策产生了何等影响时，这种恐惧心理日益加深了。由于得不到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以色列决定走出一条自己保护自己的道路。一旦确定了目标，本—古里安总理——尽管没有魏茨曼那么专深的核专业知识——但是却坚定地加以推行。“我们应当自己制造原子弹，”以色列总理说，“哪怕为此需要许多年的时间也在所不惜。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的计划将不向美国人透露。”本—古里安一直认为，研制与发展原子弹对于以色列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P>
<P>　　其三，以色列极不信任任何形式的国际保证。1957年，当埃及总统纳赛尔封锁了以色列通往埃拉特港的海上通道时，20个曾经向以色列信誓旦旦作出保证的国家，却袖手旁观。
　　所有这些原因都很重要。但是，以色列渴求原子弹的关键缘由却是心理上的。
　　第二次大战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悲剧，导致了以色列人的“大屠杀综合症”。
　　他们的反抗精神越来越强，反抗手段越来越高明；他们的耳中时刻回响着巴勒斯坦激进派头子们那句咄咄逼人的话：“我们要毁灭犹太人，我们要把他们抛进大海！”
　　反之，如果拥有了能够顺利运行的核工程，不仅可以和平利用以弥补以色列因国土狭孝资源贫乏、人口稀少而造成的先天不足，同时核力量还代表着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真正独立。他认为，以色列只有拥有了原子弹这张最具威慑力的“王牌”，才有可能在阿拉伯国家军事力量的包围之中，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不管怎样，以色列的领导人正把他们的核计划积极地推入了进程。
　　1953年，以色列内阁成立了由8名成员组成的原子能委员会，核委员会主席由厄恩斯特·戴维·伯格曼担任。伯格曼是一位出色的化学家，30年代移居巴勒斯坦。
　　伯格曼在研究癌症和其他课题的同时，还兼任着国防部科学机构的负责人，同时又是发展核武器计划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就这样，当世界上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三个国家拥有原子弹，而法国也只是在1952年底才刚刚提出发展核武器之时，建国才5年、又是世界最小国家之一的以色列却也瞄准了这一崭新领域，并且雄心勃勃地准备跨进世界少数核国家之列了。
　　只要有机会，本—古里安及其科学、军事和政治顾问就会考虑购买核反应堆的可能性。1955年，机会终于来了。以色列政府在和平使用原子能协议上签字后，便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原子能和平利用”工程手中，得到了一座5兆瓦的用于研究的小型核反应堆。反应堆被安装在特拉维夫以南10英里处的索雷克河畔。不过，该反应堆一直受到美国人的监管且规模太小，因此根本不可能被派上军事用常从那以后，本—古里安就一直在考虑购买一座大功率核反应堆的可能性，当然，这在当时美、苏、英三国实行核垄断的情况下决非易事。但是不久，他们便发现有一个国家可以帮助以色列实现核计划，它就是也正在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法国人。
　　法国人当时在成为核大国的道路上疾步前进，但得不到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
　　以色列同法国早在美国人提供第一座核反应堆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了核合作关系。当时，法国人想尽快成为核国家，但却苦于得不到美、英两国的支持和帮助，而在核研究领域人才济济的以色列，则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以色列向法国人提供了一些他们感兴趣的研究成果，譬如从磷酸盐（以色列内格夫荒漠中蕴藏着大量的磷酸盐矿）中提炼铀的公式，以及生产不带电重水的公式。这些公式对于核研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法国人没有料到以色列竟然拥有如此之高的核研究水平，并且又表现得如此慷慨，作为回报，法国人破例允许以色列科学家以秘密观察员的身份，了解法国的核研究过程。在法国人看来，以色列人的兴趣不过仅限于核物理的理论研究而已。
　　之后，以色列又试深着向法国人提出了帮助建立大功率核反应堆的请求，但却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拒绝。但以色列人却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是继续寻找着机会。
　　1956年2月，法国社会党政府开始执政，总理居伊·摩勒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这样便与同样坚决反纳赛尔主义者的以色列有了许多共同的语言。
　　本—古里安的主要助手、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看准了这是一个机会，便开始频繁往返于特拉维夫与巴黎之间。而他的每次巴黎之行，都要谈起购买核反应堆的可能性。
　　9月21日，在巴黎以北100英里处的一幢乡间别墅里，佩雷斯会见了正忙于策划进攻埃及的法国国防部长莫里斯·布歇一莫努里。会谈中，法国人希望以色列军队能为英、法两国入侵埃及打头阵，而以色列人则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求帮助建立一个大型核反应堆的条件。法国人被以色列将会助战的许诺哄住了，布歇一莫努里在不提出任何保护条件和核查要求的情况下，就代表法国政府将核反应堆作为“蜜糖块”交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投桃报李，在那年的西奈战争中同英法站在同一条战壕里。这场战争进一步改善了巴黎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1957年贝月二日，法国总理居伊·摩勒向以色列人发去一封非常亲切的新年贺信，信中写道：“法国对英勇的以色列人民的敬佩之情难以尽书。以色列完全有权得到法国对其和平努力的全力支持。”
　　1957年5月下旬，居伊·摩勒政府垮台，伯格曼·莫努里当上了法国新总理。
　　苏伊士运河事件后，法国的政治局势一直不稳，内阁频繁换届，使以色列人感到庆幸的是，莫努里决心要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前实现他的承诺。在莫努里的干预下，法国内阁会议最终于1957年10月2日以投票方式就此问题作出了决定。10月3日，即莫努里执政的最后一天，他与皮诺外长代表法国政府，与佩雷斯和本—纳坦签署了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概述法、以两国间科技合作的政治条约；另一份则是关于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一座24兆瓦大型反应堆所需技术和技术人员的协议。
　　24兆瓦的功率仍不足以用于军事目的，用美国核专家的话来说，只属于“袖珍型”核反应堆。但按照法、以协议，这只是第一期工程的目标，之后该反应堆的功率还要再增加一倍。佩雷斯通过以色列大使馆将这一喜讯用密电发回国内后，本—古里安很快复电：“祝贺你们取得的重要成果。”
　　遵照上述协议，30多名法国原子能专家和几百名法国技术人员和施工顾问陆续来到了以色列，工程工地被选在了内格夫沙漠之中，据《圣经》故事记载，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曾享受过这块沙漠中的绿洲。
　　法国专家们在建造核反应堆工程中很卖力气，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犹太血统，不少人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很快，在迪莫纳郊外的内格夫荒漠的深处，出现了一座半球形拱顶的圆形建筑。而以色列则在其不远处，建立了本国的核研究中心。
　　迪莫纳核中心从一开始就被定为以色列国家的最高机密，并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安全保卫。1958年，在迪莫纳的郊外，出现了一座半球状拱顶的圆形建筑。远远望去，不禁使人联想起一只巨大的足球。每当旅游者们问起这座像一只巨大足球的建筑是个什么设施时，以色列人总是搪塞说，那不过是我们新建起的一座“纺织厂”。
　　不过，来贝尔谢巴访问的细心人一眼便可看出，对这座“纺织厂”的戒备比对军火库还要严密，武装警卫日夜不停地巡逻；在离建筑物还有几公里远的地带，就架设着铁丝网。此外，甚至连场区上空都被划为绝对禁区。一次，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在训练飞行中迷航，误入迪莫纳上空。他驾驶的幻影式战斗机在未受到警告的情况下，立即被布防的导弹击落。</P>
<P>　　二、第一次偷铀
　　1．法国的出尔反尔。
　　1958年10月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后，为获得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法国的中东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以色列人被昔日的盟友疏远了。
　　1960年5月，戴高乐命令外交部长通知以色列驻法大使：法国将不再向迪莫纳反应堆提供铀。
　　6月13日，本—古里安接到临时通知后飞往巴黎，与戴高乐总统见面。法国总统直言不讳地问道：“以色列究竟为什么需要核反应堆？”本—古里安许诺，反应堆将仅用于和平项目，迪莫纳将不再增加提取武器型钚元素的设施。
　　回国之后，本—古里安发现来自法国、美国及新闻界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迫莫纳核反应堆本身也已无密可保，决定公开宣布以色列已经进入核时代。1960年12月21日，本—古里安在议会的讲坛上宣布，以色列正在建造第二个研究型核反应堆。
　　随后又向议会保证，反应堆将仅仅用于和平目的。这种承诺正是戴高乐所需要得到的。
　　为维持脆弱的以法关系，以色列人又做出了任何国家的情报机关都不肯做的事情：摩萨德忍痛交出了法国的重要情报提供人、素以“千面人”著称的克劳德·阿诺上校。阿诺曾向以色列驻巴黎大使馆武官纳基斯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其中包括他所参加的一个天主教派组织阴谋派人谋杀戴高乐总统的重要情报。法国人终于同意提供为完成迪莫纳反应堆工程所需要的最后一部分材料。以色列为实现核梦想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摩萨德不仅从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告密者，并因此背上了出卖朋友的丑名。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以色列的法国伙伴公司在政府的压力下，最终中止了向以色列的核原料供应。
　　1962年10月，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
　　如果仅从建筑物外观看，人们决不会想到这里隐藏着世界最著名情报机构的总部。这是一座完全不显眼的普通高楼，门口挂着一家大投资公司驻特拉维夫子公司的牌子。摩萨德总部设在建筑物的最高层，而其公开名称则是“XX进出口公司”。
　　总部人员都是从停车场经过一个专门通道来到一部秘密电梯口，随后直达顶层。通道口守卫极其严密，身份不明者根本不可能进入通道，更不可能知道里面的直通顶层的电梯了。
　　摩萨德局长办公室里的气氛显得异常紧张——以色列刚刚起步的核计划正面临着中途夭折的危险。
　　在制造原子弹工程上，以色列人所发愁的不是技术。被世界公认为智商最高的犹太民族，决不缺少攻克技术难关的科学家，美。苏、英。法等国研制成功原子弹，哪个没有犹太人科学家参与研制？
　　眼下，以色列人最发愁的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浓缩铀。自从美、苏、英三大国决定垄断核武器后，一个权威性的国际垄断组织——国际原子能管理委员会及其核物质安全监督体系，根据联合国关于《防止核扩散协议》的精神宣布：制造原子弹的铀为世界第一战略物资，对世界各地商业性铀矿石原料的生产和销售必须实行最严密的管理和控制。
　　“至今为止，我们都一直是从哪里搞到铀的！”发问者是当时任农业部长的摩西·达扬。他是知道这项绝密核计划的少数以色列领导人之一。
　　“主要是从法国、加蓬和乍得。”一名负责核研究的专家回答说，“现在法国人已经指望不上了。而自从美国人进一步严格了国际规定后，从第三世界国家搞铀也很困难了。”
　　“照此看来，我们的核计划就只好因此而中断了？”达扬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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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回答道：“迪莫纳每年需要大量的浓缩铀，如果没有办法搞到，我们也只好就此罢休。”
　　达扬站起身，用他那军人特有的果断口气说道：“我们必须寻找到其他渠道。
　　如果还搞不到，那就去偷！”
　　就在这次会议上，摩萨德领受了“偷”铀的任务。而实际上领受这一任务的不仅是摩萨德，拉卡姆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搞铀任务，只是不为人知罢了。
　　会后，摩萨德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这个课题。
　　三个月后，几个不同的方案呈到了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的办公桌上。第一个方案：闯进美国某个生产浓缩铀的特别实验室行窃。虽然需冒极大的风险，但有可能得手。第二个方案：袭击运铀车辆。行动地点最好在美国，虽因防范极严而风险很大，但有可能成功。第三个方案：对某个特殊实验室主任进行“策反”，劝他为以色列“挪用”部分浓缩铀。此案风险最小，但“挪用者”则须为此承担较大的风险。
　　方案出笼时，梅厄·阿米特已经接替哈雷尔出任摩萨德局长。他仔细审阅了上述建议后，大笔一挥，批示道：“拟择第三方案，集中全力物色对象。”
　　摩萨德驻美国特工很快物色到了几个策反对象，其中“纽梅克”公司（即核原料及核设备公司，简称NLJME。）的总经理扎尔曼·莫德凯·夏皮罗最为理想。因此，夏皮罗很快就被确定为重点策反对象。</P>

2．扎尔曼·莫德凯·真皮罗。
　　扎尔曼·莫德凯·夏皮罗，1922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坎顿市，父亲是来自立陶宛的一名正统犹太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夏皮罗在德国的很多亲戚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了命，即使在美国，夏皮罗也遭到了反犹太分子的侮辱。这一切都造成了他强烈的复仇心理，从此夏皮罗成为了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抱着坚定的信念：一定要建立一个自由的犹太国。1948年，夏皮罗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约翰·霍金斯大学化学专业。获得了化学博士头衔的他仍没有忘记为犹太事业而战，他成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和“美国技术学会”中的积极成员。“美国技术学会”同以色列海法技术研究所有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
　　1949年，这位满头乌发、仪表堂堂的年轻人应聘到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工作。
　　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美国第一艘、也是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号”研制艇用核反应堆。由于工作成绩显著，工程结束后他从公司老板手中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但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却并不想一辈子局限在技术领域，而想在商界闯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1957年12月，夏皮罗在宾夕法尼亚的阿波罗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纽梅克”公司，也就是“核原料和核装备公司”，简称“NUME。”。该公司将为美国日益增多的商业性核反应堆提供氧化钠。公司自开张伊始便门庭若市，不仅与许多私人企业签订了盈利丰厚的合同，而且争得了大宗政府订货。
　　很快，“纽梅克”公司的主顾已不限于美国，它似乎还有一些数目不定的国外来客，主要来自法国和以色列。这些外国人的“纽梅克”之行，也没能躲过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眼睛。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文件表明，该公司早在1961年就被监督官员视为“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因为它在经营这种高度危险的物资时“没有十分严格地遵守”规章。
　　1958年，夏皮罗又将其公司对外贸易拓展到了以色列，从此，“纽梅克”公司便成为以色列一个国营康采恩的“技术顾问”。两年后，“纽梅克”又成立了一个名叫ISORAD的子公司，而ISORAD公司的一半股份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据该公司的营业报告称，其经营项目是“研究使草莓和柠檬果经辐射处理后利于贮存的设备”。
　　从那以后，在夏皮罗的公司和住宅里，以色列的客人就没间断过，其中有一位名叫巴鲁克·西奈的原子能专家，还有一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负责科技事务的官员，名叫埃夫赖姆·拉哈夫。他们实际上都是摩萨德特工人员。
　　夏皮罗还根本无视官方的禁令，擅自把根据政府合同存放在公司里的浓缩铀，同其他品种的铀“掺在一起”，使监督官员们也一时无法判断出铀235是否丢失。
　　22磅铀235就足以制造一枚小型原子弹。而22磅铀的体积并不大，只需一个购物袋即可装下。
　　又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摩萨德总部正在举行每周例行的“情报局长碰头会”。
　　近十年来，每周三下午4点，以色列各情报机构的首脑都要在这里碰头，并由摩萨德局长主持会议，以协调整个情报工作。由于会议通常都是在咖啡桌旁进行，因此情报界头头们都喜欢称之为“咖啡桌会议”。
　　“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些玩艺儿从美国运出来？”新上任的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发问。
　　“没有问题，”摩萨德特别行动处处长答道，“我们已经说服‘埃勒·奥勒’航空公司的一名职员。后天，第一批42磅浓缩铀可以运到。”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各种途径一共搞到了多少货？”
　　“据我估计，400磅只会多不会少。如果我们现在用它制造原子弹的话，这些铀足够18枚核弹头用的。”
　　正当摩萨德为其行动而感到高兴之时，正如其事先所估计的那样，偷取浓缩铀的行动给“挪用者”带来了麻烦。
　　1965年4月30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一次例行调查中，偶然地获得了重大发现：“纽梅克”公司的账目表明，威斯汀豪斯公司向“纽梅克”公司提供的用于“阿波罗”空间计划的134磅浓缩铀，竟然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于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立即对夏皮罗进行了严厉的盘问。
　　夏皮罗在回答问题时闪烁其词。他声称“纽梅克”公司在特殊的生产过程中曾经埋掉了一部分报废的铀，而这种做法则属于十分正常的。但检察官却认为这个说法证据不足，坚持要把装有报废铀的容器从地下挖出来才可结案。果然，1965年10月21日的挖掘检查结果表明，埋掉的铀还不到“丢失”数量的百分之十。
　　随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又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调查，结果又有了新的发现：“丢失”的浓缩铀竞多达391磅，远远超过了原先的估计。检察官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从未有一家公司丢失过这么多的铀。”
　　但是夏皮罗却矢口否认自己的公司丢失过铀。他坚持说公司所有的交易都是手续完备的，只是一部分成交凭据在去年“保持工厂清洁”运动中不小心散失了。
　　基于法律的原因，美国原子能检察官在草拟的报告中使用了措辞谨慎的典型官方语言：“尽管尚不能有把握地断言，未曾发生过该原料失窃或转让事件，但监督小组没有找到可支持这一结论的具体佐证。”言外之意，对于夏皮罗提不出任何犯罪证据。于是，他只需偿付损失。第二天，原子能委员会给他送来了一份92．9万美元的帐单。
　　但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霍华德·布朗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求助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结论也依然是模棱两可：夏皮罗“并不一定是摩萨德间谍，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拥护者”。于是，“纽梅克”公司还是照常营业，而且居然重新获得了政府的大宗订货，并被原子能委员会划入“能够最为妥善地经营浓缩铀”的国家公司之列。但是饱尝苦头的夏皮罗却决定激流勇退，1966年底，他关闭了“纽梅克”公司。
　　1986年，当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以色列拥有原子弹的消息后，他们就判断出迪莫纳正在使用的浓缩铀极可能是来自美国。但是直到今天，美国人也仍未能掌握足够的证据。有人怀疑，美国人即便是拿到了确凿的证据，也未必就愿意披露出来，因为这只能使他们在世人面前大丢其脸。
　　例如，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就曾对《华盛顿明星报》的记者约翰J·菲亚尔卡说过：“我们中的许多人宁可信其无，也不愿信其有。他们不愿意正视事实，就好像获悉最要好的朋友强奸了胞妹一样。我们正在逐步排除这个问题。”
　　而秘密从事核武器研究的以色列人，也同样不愿将此事披露出来。30年后的今天，尽管摩萨德特工的许多杰作都作为炫耀而先后曝光，但60年代从美国窃取浓缩铀之事，却至今讳莫如深。
　　不过，以色列并非对全部核秘密都保持缄默不语，例如其报端就曾披露过一件摩萨德一手操办的偷运铀矿石的“高酸铅盐”行动。
<P>　　三、第二次偷铀：“高酸铅盐”行动
　　1．迪莫纳反应堆的困境。
　　尽管以色列的迪莫纳反应堆于1964年6月就已开炉运行，但制造原子弹的指令却迟迟没有下达。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内部对于以色列是否应拥有核武器，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
　　摩西·达扬将军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从一开始就是核计划最积极的赞成者。军人们主要是从国家防务和国家财力角度来考虑其必要性的。达扬在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自己的理由：“我们别无选择。我国因人口所限，无论在人力上还是财力上，都无法装备越来越多的坦克、越来越多的飞机。否则，用不了多久，我们所有的官兵都将忙于保养飞机和给坦克上油。”
　　而以色列新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则更多地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不同意制造核武器，并称本—古里安所制定的核计划是个“十足的劣作”。他的意见得到了以色列外交部长等人的拥护和支持。
　　不过，以色列国民却普遍支持制造原子弹。1966年3月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每100个以色列人中，就有76人希望国家拥有原子弹，甚至还有六分之一的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军队实际上已经装备了核武器。
　　“六天战争”的大获全胜，使得摩西·达扬成了以色列的传奇人物。国防部长达扬终于在内阁争论中获胜。1967年夏末秋初之际，以色列内阁通过了制造原子弹的秘密议案。
　　迪莫纳也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是安全问题：摩萨德工作人员不得不干掉一名为苏联克格勃从事间谍活动的法国科学家——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此外，萧墙之内还存在另一安全问题。一名以色列飞行员驾驶的战斗机误入迪莫纳上空禁区，结果被他的战友击落了。
　　国内这些让人焦虑的争论、失误与麻烦并不能阻止以色列人发展核弹的信心。
　　他们所担心的是，同1962年那次一样，以色列的科学家仍然缺乏铀。原子弹科学家们向政府提出了原料问题——他们急需大量的优质氧化铀，而此种物资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已无法买到。他们发出紧急呼吁：尽快为我们搞到200吨氧化铀！
　　这才是以色列在发展原子武器的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于是，任务再次交给了摩萨德。
　　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接受任务后，立即开始广泛搜寻目标。很快，他们就通过在国际原子能委员会里的“内线”了解到眼下比利时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氧化铀矿石。而这批从设在扎伊尔的一家姊妹公司手中接收下来的优质现货，此时正存放在荷兰安特卫普港附近的一个仓库里。
　　不久，一个代号为“高酸铅盐”的行动计划炮制出笼了。</P>

2．“高酸铝盐”行动。
　　“高酸铅盐”行动计划的核心，是设法找到一个既为国际原子能管理机构认可、又愿意秘密接受以色列委托的贸易伙伴，这批氧化铀矿石将由他们出面通过“正常途径”买下，然后再设法于运输途中将其劫持到以色列。
　　这将是一项极端危险的特别行动，整个行动从始至终都必须绝对保密。因为自从“核俱乐部”成员增加后，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对核原料的管制更加严格了。美、苏、英、法等核大国为阻止以色列人制造原子弹，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27岁的摩萨德特工丹尼尔·艾贝尔（化名为丹尼尔·埃特），为了寻找实施“高酸铅盐”行动的契机，奉命从特拉维夫总部紧急飞往西德，他将在那里拜会联邦德国威斯巴登州的一家化学公司的老板——赫伯特·舒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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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舒尔岑，在以色列人眼里并非尤物。通过摩萨德的秘密档案，可以知道舒尔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纳粹德国空军飞行员，为第三帝国打过仗，因此，很快被那些在希特勒德国失去亲人的摩萨德人士打入“纳粹分子”之列（不过只要任务所需，特拉维夫可以置这类“道义上的想法”于不顾）。战后舒尔岑开始经商，现与人合办了一家“阿斯马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设在威斯巴登，专门经营消除化学及放射性污染的化学剂。这位前纳粹飞行员酷爱金钱和美女，这便为使其就范提供了有利条件。只要安排巧妙，功夫做到，不愁他不替摩萨德效力。
　　其实，艾贝尔与舒尔岑也仅有一面之交。1964年，艾贝尔在参观威斯巴登的美军基地时曾与之相遇。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曾向他介绍说，舒尔岑先生是个“有趣的人”。而艾贝尔的任务就是首先把舒尔岑拉下水，并负责策划买下这批铀矿石并最终运回以色列的整个行动。
　　不久，另一名摩萨德特工——埃里亚胡·萨哈罗夫上校奉命来到了威斯巴登。
　　不过，此时他的公开身份是特拉维夫“塔尔”胶合板厂的老板。经艾贝尔介绍，萨哈罗夫与舒尔岑认识了。起初他对阿斯马拉公司的染色剂发生了很大兴趣，便同那位德国人建立了贸易关系。萨哈罗夫表示很愿意与阿斯马拉公司合作做些生意，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最后终于谈成了一笔可以使舒尔岑大有赚头的买卖。
　　1945年，舒尔岑曾参加过丹麦上空的空战。他驾驶的战斗机被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击落，他在弃机跳伞时头部负伤，从此，他便留下了永久性的阵发性头痛玻一次，萨哈罗夫趁他犯病之机，向他建议去以色列进行一段疗养。
　　“听我说，老朋友。位于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间仙境。
　　那里不仅阳光充沛、气候宜人，”说着，萨哈罗夫向他神秘地挤了挤眼，“更妙的是，那里还有许多妩媚迷人的欧亚混血姑娘。想想看，这将是多么妙不可言——住在令人心旷神。冶的海滨，又受着多情女郎们温柔、细心的照看，你的病体要是不很快康复那才怪呢。”
　　看到舒尔岑已经动心，萨哈罗夫又加了把火：“我有一位朋友也得过你这种头疼病，而且比你还严重，但他现在已经彻底痊愈了。这类神经性疾病最重要的就是心理治疗，心情愉快是除百病的灵丹妙药。相信我吧，你的老朋友是不会骗你的。”
　　最后，萨哈罗夫还表示：为了日后的继续合作，他愿意提供舒尔岑此行的全部费用。
　　舒尔岑完全被打动了。在他放荡的半生经历中，惟一遗憾的就是还没有领略过兼有东西方风韵的阿拉伯女郎的滋味。如今真是天赐良机，他又怎肯轻易放过？几天后，他便在萨哈罗夫的“陪同”下，飞往以色列。
　　萨哈罗夫安排舒尔岑住进了海法港一幢豪华别墅里。一名以色列脑神经专家每周为他做两次治疗，而在剩下的时间里，则由两名姿色秀美、热情风流的女郎轮换陪伴着他尽情嬉戏、游玩。
　　完全沉醉人女色的舒尔岑，便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入了摩萨德设下的色情陷队他与妓女们纵欲交欢的种种丑态，已被隐蔽在房间暗处的摄像机全部录下，这些录像带将成为摩萨德的杀手锏。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时，摩萨德还是尽量避免使用性讹诈手段。
　　而舒尔岑此时却全然不知，他对萨哈罗夫的慷慨邀请和周到安排表示满意，并且一个劲地表示着感谢。随着两人感情的不断亲密，萨哈罗夫开始向舒尔岑亮出了底牌：他是代表以色列政府来请求舒尔岑帮助的，以色列目前最感兴趣的是管制最严格的战略物资——氧化钠。
　　舒尔岑一听，吓得差点跳了起来。直到这时他才醒悟过来：整个以色列之行都是摩萨德精心策划的！而摩萨德当年绑架艾希曼的特遣行动，至今令他心有余悸。
　　他心中不禁暗暗叫苦不迭：作为一名前纳粹军官，怎么竟自投罗网地跑到犹太人国家来了！
　　而此时，萨哈罗夫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金钱诱饵。萨哈罗夫保证，只要舒尔岑肯合作，事成之后他会得到一笔巨额报酬。
　　生命的威胁与金钱的诱惑，实在让舒尔岑难以抵挡。经过反复权衡和再三考虑，舒尔岑终于作出了决定：他愿意在摩萨德的帮助下铤而走险。从那以后，在摩萨德总部的雇用人员秘密档案里，又多了一个代号为“纳粹飞行员”的德国人的材料。
　　1968年3月ZI日，总部设在联邦德国威斯巴登的阿斯马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比利时布鲁塞尔矿业公司发出了购买200吨氧化铀的订货单。订货单上注明：本公司打算转人石油化工产品的成批生产，亟须铀作为辅助催化剂。不过，铀矿石必须经过一系列“加工”，才能作为“催化剂”。为此，公司打算将货先运到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希纳加”公司加工，而后再运回德国。
　　布鲁塞尔矿业公司接到订单后，对于这桩生意十分重视。按照公司生意上的惯例，他们马上对买主阿斯马拉公司的信誉进行了调查。而在此之前，舒尔岑早已将以色列提供的850万马克存人了瑞士一家银行。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得到银行担保后，派副总裁德尼·德韦亲自前往威斯巴登，与舒尔岑进行商务洽谈。
　　会谈中，德韦副总裁对于阿斯马拉公司开出的价格表示满意。两天后，双方即在200吨氧化铀矿石的买卖协议书上签了字。但到最后关头，一个事先没有考虑好的细节，却险些使“高酸铅盐”计划化为泡影。
　　德韦副总裁把一切交易手续办妥后，他这才好心地提醒舒尔岑，请他注意一件小小的麻烦：摩洛哥不属于欧洲共同体市场的范围，而凡向欧共体以外的国家输出铀矿，除了须经“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监督机构的一般性审批外，还需经过特批。
　　而他估计，这类特批是很难获准的。他最后说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敝公司就只能通过铁路将货直接发往德国。至于加工之事，只好请贵公司收到货后自行酌情处理了。”
　　舒尔岑一听就傻眼了。摩萨德向他交待任务时，曾特意强调只将装货的船驶人地中海，剩下的事就不用他管了。正是为了将这批货装上船，他才坚持铀矿石必须经过加工才能使用，而且还特意选择了既非欧洲大陆又濒地中海的摩洛哥。显然，艾贝尔和他都忽略了特批这一关，使得原定方案行不通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阿米特听后大发雷霆，怒斥部下考虑不周，竟连这样重要的细节都忽略了。行动计划处处长不久也因此被撤职。
　　摩洛哥交易未能做成固然让人恼火，但是不能就此罢手，该怎么于还得怎么于。
　　艾贝尔又与舒尔岑冥思苦想补救措施。最后他们决定由舒尔岑出面，转而在欧共体成员国中物色一个新的加工企业。不久，舒尔岑又找到了意大利米兰的生产染料的“赛卡”公司。
　　‘赛卡“的老板名叫弗朗西斯科·塞托里奥。当老朋友舒尔岑建议他做铀加工生意时，塞托里奥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的”赛卡“公司从未与铀打过交道。但有摩萨德作后盾的舒尔岑金钱开道，反正不需他自己掏一分钱。威斯巴登很快就汇来4万马克的预付金，并且说明这只是用来购买铀加工设备资金的一小部分。见钱眼开的弗朗西斯科同意了这笔买卖。
　　这头谈好后，舒尔岑便立刻用电话通知了德韦副总裁，说他已将铀矿石的加工业务改交给意大利米兰的一家公司承担了，为此，合同书也将做相应的修改。德韦听后认为这很正常，而且也为参与买卖的各方都是欧洲共同体内部的国家而感到高兴。他觉得这样的话，审批手续就要简单得多了，这笔大生意也就做成了。
　　当这一切就绪后，艾贝尔也总算松了一口气，剩下的事情就是着手解决运货的船只了。为了购得一艘运铀船，通过一名驻苏黎世全权代表的斡旋，没用24小时，在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利比里亚注册的“比斯坎贸易海运公司”便成立了，艾贝尔和土耳其船舶经纪人哈姆·亚里萨尔成为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随后，哈姆·亚里萨尔拜托汉堡的一位同事、经纪人乌韦·默勒，替他物色一艘货轮。三周后，也就是1968年9月，毫不知情的默勒就介绍了汉堡奥古斯特·博尔滕船舶公司的一艘1062吨的货轮——“舍尔斯贝格”号，亚里萨尔也不讨价还价，便以1200万马克巨款买下了这艘长不过78米的船只。
　　至此，摩萨德的“高酸铅盐”计划总算是万事俱备，只等布鲁塞尔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一道放行令牌了。
　　与此同时，摩萨德为“舍尔贝斯格”号专备的船员已先期飞抵该船停泊地。这套船员班子都是清一色的摩萨德特工，他们的护照、海员证等都出自摩萨德证件伪造专家之手。船长名叫用西·巴罗，现年53岁。他为了让这些特i们适应一下海上生活，利用等待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审批的一段时间，带领全体船员朝地中海方向迸行了一次试航。
　　事有凑巧，负责审查阿斯马拉公司这宗订货的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官员是费利克斯·奥卜西尔，他是位德国法学专家，因此对原子能及氧化铀的化学用途一窍不通。
　　最让摩萨德感到开心的是，这位手握审批特权的大外行，居然想到了去请教这笔买卖的卖主德尼·德韦，问他：“氧化铀矿石是否真如该项申请所述的那样，可以用作催化剂？”
　　德尼·德韦自然要极力促成这笔大有赚头的交易。他不仅给予了肯定回答，还列举出一项类似的贸易加以证实：“荷兰政府就曾为同一目的购买过氧化铀矿石。”
　　1968年10月30日，奥卜西尔糊里糊涂地盖上了欧洲最高能源保护机构的公章，批准了这份购铀合同。“高铅酸盐行动”现在可以进入决战阶段了。
　　1968年11月15日，荷兰安特卫普港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从德国赶来的舒尔岑，正在亲自指挥着装船。码头工人奉命在七个小时内，把560个密封大圆桶装上船。
　　圆桶外面还贴上了“高酸铅盐”的剧毒符号，桶内则装有200吨优质铀矿石。在舒尔岑连续几个小时的严密监视下，它们全部被装上了“舍尔斯贝格”号的货舱。
　　运货单上看不出一点破绽。深夜一点半，“舍尔斯贝格”号起锚出海了。船行日志上记载着：方向，热那亚。但是全体船员们心里都很清楚，这艘船永远到不了意大利的热那亚港了。11月24日，“舍尔斯贝格号”本应在巴利阿里群岛转朝东北方向行驶，可是它却继续径直向东驶去。
　　“舍尔斯贝格”号穿过英吉利海峡，沿葡萄牙西海岸继续向南，并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随后便一直向正东方向驶去。
　　回四月　29日午夜时分，该船神不知鬼不觉地驶抵塞浦路斯附近公海海域时，以色列的一艘油轮已经等候在海上。“舍尔斯贝格”号在油轮舷侧停靠，接下来便是一阵紧张的突击装卸。两船刚一靠拢，以色列油船里就拥出一大帮彪形大汉，他们七手八脚把油桶搬上油船。不到4个小时，560桶铀便全部装到了油船上。然后，两船分道扬镳，迅速淹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油轮向以色列全速开去。油轮停靠海法港后，圆桶又被装上了等候在那里的几十辆大卡车。接着这些珍贵的原料，都被送到了位于内格夫沙漠中的迪莫纳核中心。
　　在以色列内阁拍板定夺后仅14个月，摩萨德即已圆满地完成找铀任务。
　　直到7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12月，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才发现自己受了骗，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德国原子能机构关于收到和加工铀矿石的业务报告。于是赶紧追查这批铀的下落，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世界第一战略物资——200吨铀矿石——神秘地失踪了。
　　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惊恐万分，他们撤换了疏于职守的审批官奥卜西尔，并且派出安全处处长、意大利核专家恩科里·耶契亚追查铀矿石的下落。有人在南土耳其的伊斯肯德伦发现被遗弃的“舍尔斯贝格号”，船已空空如也，船员均不知去向，航海日志上也没有关于该船最后两周航程的记载。但是被追问的几家有关公司都一问三不知，最后只好都推到了阿斯马拉公司的舒尔岑身上。而舒尔岑则让他的律师代他回答：“顾客身份属于商务秘密。依据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章程，委员会当局也无权强令业务公司公开商务秘密。”
　　耶契亚只好向欧共体成员国及其秘密情报机构作了如实的汇报。随后，欧洲各国秘密情报机构便开始了一系列调查，但最终也一无所获。不过，他们已经猜出这一切都极可能是以色列人干的。当他们在小范围内谈及此事时，总是以钦佩的口气夸赞道：“这可真算得上一次独具匠心的出色行动。”
　　1969年3月，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得到捷报：以色列的原子弹已经处于随时可以起爆状态。达扬立刻将他几位最亲密的朋友请到自己家里。他亲手打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苏格兰威士忌，为大家一一斟满，然后举杯说道：‘我想荣幸地通知诸位，从今天起，世界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核国家，这就是以色列。“从始至终领导原子弹研制并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的西蒙·佩雷斯，被人们誉为以色列“核武器之父”，他1984年出任以色列总理后，仍为当年实现核计划的往事激动不已。当以色列拥有原子弹已不再是秘密时，西蒙·佩雷斯撰写出版了一部专著——《大卫的原子弹》。书中以其亲身的经历，向世人讲述了以色列迈进核国家的艰辛而又惊险的历程。他已经公开承认，以色列确实在达莫纳地区研制核武器，但这些核武器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它只是起“威慑作用”。而以色列政府一直说：“我们决不会成为中东第一个生产核武器的国家。”意思是说，如果中东其它国家拥有核武器的话，以色列肯定也会拥有。

四、没有结束的话题
　　自那以后，以色列的核机密就不断见诸报端。但是人们大多持半信半疑的态度。
　　一直到1986年，以色列核物理学家瓦努努向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率先披露以色列已经拥有核武器，由于瓦努努的身份，由于证据十分确凿——报纸刊登了让人震惊的照片，人们才开始对以色列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从此，有关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消息已成事实。而以色列政府对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使人莫测高深。
　　流亡英国的以色列人阿夫纳·科亨于1998年10月出版的《以色列与炸弹》一书中披露，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之际，以色列为了防止失败，临时拼装出原始但又可用的原子弹，当时它就安装在杰里科弹道导弹上，该导弹于1965年进行第一次试验时未能成功，1966年3月才形成战斗力，当时就有不少军方人士要求部署这种武器以“威慑阿拉伯人”，但总理埃什科尔害怕国际制裁而否决了这项建议。
　　另外，据美国《时代》杂志报道，到1973年，以色列靠偷到的铀制造了13枚原子弹。在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当埃及大军强渡苏伊士运河，迅速摧毁以色列吹嘘的“巴列夫防线”，叙利亚军队也在戈兰高地一举攻占以色列重要阵地，以色列军队节节溃退时，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在国防部长达扬的要求下，曾下令以色列秘密原子特种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10月8日夜间，储存在以色列内格夫沙漠中地下工事里的原子弹，被迅速运到经过改装的鬼怪式战斗机上。梅厄的一位最亲密顾问迫不及待地向梅厄哀求：“发信号吧！把原子弹扔到埃及去！我们宁可先毁掉整个近东！”那时，全世界不知不觉地处于一场原子战争的边缘。只是后来战局发生转折，以色列军队乘隙突过苏伊士运河西岸发动了反攻，以色列的原子弹才没有扔出，重新运回到地下工事。
　　2000年　6月　18日，14年前披露瓦努努事件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再次率先披露了另一则轰动全球的消息：以色列海军上个月在印度洋成功进行了潜射巡航导弹的首次发射实验，该型巡航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这同样离不开摩萨德的绝妙伎俩。
　　在1990年初，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在伊朗的分站获得一份绝密情报，情报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在2000年拥有对以色列发起核进攻的能力！摩萨德的这份绝密情报让以色列政府大吃一惊，政府最高层在看了这份情报后当即拍板说：研制潜射核巡航导弹是惟一的出路！
　　当时的以色列海军只有3艘舰龄长达23年的“加尔级”常规动力潜艇。如果购买不到新型潜艇的话，其它的设想再完美也不管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以色列首先寻求美国的帮助。然而，跟美国造船厂初次接洽便告失败，因为美国所有生产潜艇的造船厂都早已不生产柴油一电力驱动潜艇，全都改为生产核动力潜艇了。同时，出于中东战略平衡的考虑，美国人不想也不敢向以色列出售核动力潜艇。
　　以色列不甘罢休，又物色到另外两个潜艇厂家，一个是荷兰，另一个是德国。
　　但荷兰政府考虑到跟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贸易经济利益，一口就回绝了以色列的请求；如此一来的话，以色列惟一的指望就是德国了。德国常规动力潜艇技术之先进举世闻名。“一定要得到德国的潜艇厂以色列最高当局给摩萨德和军购部门下达了一道死命令。德国政府当然轻易不敢答应以色列的这一要求。然而，天助以色列人，海湾战争中，德国制造的伊拉克武器给以色列造成严重的破坏，为表示补偿，德国政府被迫同意交给以色列总价值2亿美元的三艘209级潜艇，也就是后来被以色列称为”海豚级“的潜艇。
　　以色列国防部消息灵通人士披露了这次绝密实验的详细情况：今年5月初某天深夜，以色列海军的2艘排水量为1720吨“海豚”级潜艇借着暮色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驶离以色列最大的军港海法，向茫茫大洋深处潜去。参加这次绝密实验的35名军官和200名士兵都是百里挑一的以色列海军精英。所有人选官兵体格要健壮，智力要超群。以色列还在全海军范围内特别挑出5名海军军官。这5名军官惟一的职责是负责每艘潜艇上的核巡航导弹！这支特别的部队被称为“700部队”。
　　由于这一技术的极度敏感性，加上国际军事观察家早在以色列海军订购德国“海豚”级柴油动力潜艇之初就断言说，以色列海军迟早会把这种级别的潜艇当成潜射核导弹的平台，所以这种级别潜艇的一举一动都处于国际社会的严密监视之下，为此以色列不得不对此次行动进行了严格的保密。这次行动的保密相当成功，就连日夜不停地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的美国间谍卫星也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因此以色列的潜艇顺利潜入印度洋，抵达实验海域后，以色列自制的巡航导弹准确地命中了1860公里外印度洋上预定的目标。2艘潜艇上的以色列官兵和远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海军高级将领及政府高级官员喜形于色。因为这意味着以色列已经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掌握潜射核巡航导弹的国家。这次实验的成功还意味着以色列的3艘潜艇将全部装备潜射核巡航导弹，每艘潜艇可以携带4枚核导弹。加上潜艇本身的隐蔽性，所以以色列将从此多了一种威力可怕的核武器。
　　更惊人的是，以色列国防部的高级官员毫不隐讳地透露说，以色列进行这种潜射导弹发射实验的目的主要为了对付伊朗的核攻击！以色列国防部在一份绝密报告中明确指出：一旦以色列本土遭到敌对势力的攻击，以色列会立即进行核报复。而且，以色列坚持在其遭到非核武器的攻击时把使用核武器作为“最后的手段”，并且不排除实施先发制人的核突袭。
　　据绝密报告透露，以色列将这样使用它的3艘潜艇和潜射核巡航导弹：2艘始终在海上执勤，第3艘则在美国待命。潜艇每次活动的周期将达30天，因为“海豚”级潜艇出港一次可以连续活动30天以上。一旦这些潜艇接到由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四人联合下达的命令时，它们将立即向预定的目标发射核巡航导弹！
　　此外，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权威的军事专家最新估计，以色列现在已经拥有100至200件核武器，其中包括数枚200公斤重的导弹弹头，每枚弹头里包含6公斤的怀。这些弹头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安装在巡航导弹上。由于以色列海军已经进行了潜射核导弹的实验，所以以色列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三位一体”的全面核打击力量。
　　一旦以色列受到核攻击，它完全具有进行反攻击的第二力量。
　　下面是近几十年来有关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大事记录：1948年，以色列获得独立，同时开始秘密建立核研究机构。
　　1952年，以色列成立由8名成员组成的原子能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由厄恩斯特·戴维·伯格曼担任，从属于国防部领导。
　　1953年，以色列与法国进行秘密的核合作，法国容许其派出观察员了解法国核研究的进程。
　　1956年，原子能委员会扩大改组，升格相当于内阁部，由当时的总理本—古里安亲自兼任主席，负责全国的原子能研究发展工作的计划和管理。
　　1957年，法国帮助以色列在内格夫沙漠南部小城迪莫纳建造核反应堆。
　　50年代末，核武器之父佩雷斯作为国防部办公室主任，建立了一个核技术及材料采购的秘密机构，并且负责从法国购买迪莫纳核反应堆。
　　1963年，以色列政府发表“不首先在中东地区引进核武器”的声明，不久它又表示“以色列不会落后于（阿拉伯国家）成为第二个向中东地区引进核武器的国家‘。
　　1964年6月，迪莫纳核反应堆正式运转，摩萨德特工通过所谓的“高铅酸盐行动”从比利时搞到200吨氧化铀，为其提供足够的原料。
　　1970年，以色列建立了第四座核反应堆，其功率为200兆瓦，主要用于海水淡化和发电。众所周知，在海水淡化的基础上可以提取重水，而重水既可以用做核裂变时的慢化剂也可以用于制取氯氟锂等氢弹所需的核装药。
　　1974年以来，以色列发展了用激光进行铀浓缩的方法，24小时可以生产7克铀。
　　70年代中期，佩雷斯作为国防部长确定与南非建立核联盟，井同印度进行导弹技术交流与核技术交流。
　　1979年，以色列与南非在印度洋的爱德华王子岛共同组织核爆炸试验，使用的氛就是由以色列提供的。
　　1973年1月，以色列总统宣称其核设施完全是和平用途，它不想发展核武器，但同年它便组装出第一枚实战核弹头。
　　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内阁通过了局势不利时使用核弹头的决议，并紧急组装出13枚核弹头进入临战状态。
　　1981年，摩萨德得知伊拉克正在进行核武器研制时，立即采取行动，派出F—15、F—16战斗机千里奔袭伊拉克乌西克拉核反应堆，遏止了伊拉克的核研制进程。
　　80年代，佩雷斯作为总理积极推进以色列的核工程。据报道，80年代以来，以色列已经具备了生产氢弹和中子弹的能力。
　　1984年，以色列国防部长暗示以色列有核武装，“如果阿拉伯国家敢于对以色列使用生化武器，它将用百倍威力的武器加以报复”。
　　1986年，以色列核物理学家瓦努努在英国披露以色列确实拥有原子弹。同年，摩萨德派出特工通过色诱将瓦努努绑架回国。
　　2000年5月，以色列海军在印度洋成功进行了潜射巡航导弹的首次发射实验，该型巡航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
　　2001年2月，以色列议会曾举行特别秘密会议，就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进行广泛辩论，这在以色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2001年5月，核不扩散条约国大会在纽约开会，因为拒绝其核设施接受全面的国际检查，以色列代表被大会组织者排除出会常

第十二章　以牙还牙——追捕“黑九月”　
<P>　　1972年9月，德国慕尼黑陶醉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之中，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体育代表团都云集此地，进行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然而就在运动会进行的高潮之间，一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乘着夜色钻人奥林匹克运动员村，绑架并杀死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消息传出，全球震惊。杀死一个国家的运动员代表，这无疑是对这个国家的公然蔑视与侮辱。总理梅厄夫人悲痛之余，下令务必以牙还牙，对恐怖分子进行有力的报复。摩萨德很快就列出了一个11名与此次暗杀活动有关的恐怖组织高级成员名单。梅厄夫人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处死令。摩萨德遂选定了若干特工分别组成几个暗杀小组，按照名单对恐怖分子进行了疯狂的还击。暗杀活动从1972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79年正月结果“红色王子”阿里·哈桑·萨拉迈后才告结束，前后持续了7年有余。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也许并不能够解决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显示了一个主权国家维护自己人民的生命与安全的决心。</P>
<P>　　一、慕尼黑的血腥味：“黑九月”与黑色的九月　1．恐怖组织“黑龙月”。
　　1948年，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宣告成立。60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散居在许多阿拉伯国家。
　　1964年，聚集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人再也不堪忍辱求生，成立了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工科大学毕业生阿里·哈桑·萨拉迈。这位年轻人对阿拉法特非常敬慕，阿拉法特也十分器重这个信念坚定、精明强于的青年。不久，巴解组织面临危机，两个负责人乔治·哈巴什博士和瓦迪埃·哈达德博士另立山头，成立了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
　　为了引起全世界对巴勒斯坦命运的重视，“人阵”苦心炮制了一种战术：劫持飞机。
　　1968年7月23日，“人阵”恐怖分子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劫持到阿尔及利亚，胁迫以方释放20名巴勒斯坦俘虏。以色列被这种罕见的国际斗争方式搞得措手不及，作出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让步。
　　劫机的成功有如一块磁铁，使激进的巴勒斯坦大学生潮水般地涌向“人阵”。
　　他们雀跃不已：“到底干起来了，中东到底动起来了！”
　　面对这种局面，阿拉法特也不甘寂寞，在巴解组织内部建立了一支秘密特别行动队。一批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被送到埃及开罗附近的一个训练营地，专门接受自卫、间谍和破坏行动的训练。萨拉迈就是其中一员。教官们很快发现，他具有组织恐怖活动的天才。27岁的萨拉迈求战心切，坐卧不宁，恨不能即刻出击以色列人。
　　1970年，约旦国王侯赛因几乎已同以色列人握手言和。当时，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已超过本国国民的半数。难民营里日渐扩大的巴勒斯坦各激进组织，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展开恐怖活动，以色列人则不断报以回击。一时闹得约旦不得安了。
　　国王侯赛因决心打击一下那些越来越富有挑衅性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竟在安曼全城荷枪巡逻。一次“人阵”把3架大型客机劫持到约旦，后又逼迫飞机在沙漠中升空，弄得约旦在国际上名声扫地，侯赛因的忍耐终于超过了极限。效忠国王的军队在安曼街道上向巴勒斯坦人开枪射击，在难民营里大开杀戒。几万人死于这个1970年的“黑九月”。
　　为了牢记约旦当局屠杀巴勒斯坦人的事件，“黑九月”成了巴勒斯坦秘密部队的化名。阿里·哈桑·萨拉迈和穆罕默德·尤素福·纳杰尔成为该组织的头头，他们将一个暗杀小组派往开罗，于1971年贝贝月28日刺杀了对屠杀巴勒斯坦人负有主要责任的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勒。
　　“黑九月”声称：任何以色列人都是绝对的仇敌，任何到以色列的游客都是敌人，任何搭乘以色列和美国客机的人都是可以打击的目标。霎时，阴云密布，恐怖事件接连不断。
　　1972年，萨拉迈与两名同在开罗受过训练的老同学——阿布·达乌德和法赫里·乌马里，共同策划了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恐怖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劫持以色列运动员。
　　2．黑色的慕尼黑。
　　1972年9月5日凌晨4点多，8名“黑九月”恐怖分子身带武器爬过慕尼黑奥运村东面高高的铁丝网，正在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的各国体育代表团都住在这里。
　　4点25分，恐怖分子将万能钥匙插进了康诺里大街31号1号房间的门锁里，房间内共住了7位以色列运动队成员。
　　第一个听到动静的是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德。他块头很大，体重124公斤。虽然他一时还无法断定这响声是不是室友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发出来的，这家伙出去玩乐也该回来了。但是，门后低低的阿拉伯语的谈话声使他立刻确信大祸临头。于是，他跳下床，一面用粗壮的身体顶住渐渐被推开的房门，一面用希伯来语高喊：“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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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尔后的几秒钟内，8名恐怖分子试图将古特弗罗英德抵住的门推开，双方使出的力气扭弯了金属门框和铰链。这倒使同室的一位举重教练有了足够的时间破窗逃走。但室内的另外4个教练员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们在各自的床上被恐怖分子的枪口逼祝这时，摔跤教练温伯格正好沿着康诺里大街漫步走回房间来，温伯格也是个大块头，要制服他决非易事。他一踏进房间，立刻挥拳打倒了一名恐怖分子，另一名恐怖分子急忙开枪，子弹打穿了他的面颊，他用手捂住脸，血汩汩地从指缝流出。
　　恐怖分子接着又撞开了隔壁的3号房间，抓住了6名以色列运动员，当准备将他们押到1号房间时，轻量级摔跤运动员贾德·祖巴理决定冲出虎口。恐怖分子在他身后连开数枪，但这位身材矮小的摔跤运动员左门右躲，越过高低不平的庭院，安然逃脱。
　　身负重伤的温伯格此时乘机猛击另一个恐怖分子的嘴巴，那人的上颌骨被打碎，昏倒在地。另一个恐怖分子举枪就打，温伯格胸部连中数枪，像堵墙似地塌倒下去。
　　举重运动员约瑟夫·鲁马努在恐怖分子要捆绑他时，操起桌上的一把菜刀，朝着恐怖分子的前额砍去，剧烈的疼痛使这个恐怖分子无法开枪，只好退避。但从他身后跑来的另一名恐怖分子，用冲锋枪扫了一梭子，鲁马努的身体几乎齐腰断成两截。
　　身负重伤的温伯格此时摸索着站起来，一心想与恐怖分子拼个你死我活。当恐怖分子看见一个血淋淋的庞大身躯跌跌撞撞地向他们扑来，吓得忘了开枪。温伯格击倒一名恐怖分子，又抓起一把菜刀，砍伤了另一个的臂膀，然后才因头部中弹而身亡。
　　凌晨5点左右，恐怖分子未能找到住在其他房间里的以色列人，就押着抓获的9名人质，匆匆撤离奥运村。
　　在历时将近半个小时的搏斗中，负责奥运村安全的警察只接到了有关康诺里大街31号附近“有人在打闹”这一含混不清的报告。这并不奇怪，因为此时大部分人还正在酣梦之中，而且整个行动进行得断断续续：一阵喊声和枪声过后，便是一阵沉寂。要知道在奥运村夜夜都有狂欢活动，往往还伴随鞭炮声和喧嚷声。对许多睡在以色列人隔壁的人来说，这次绑架行动发出的响声听上去与平日的吵闹声相差无几。
　　那两个死里逃生的以色列人分别跑到南朝鲜和意大利代表队的住处打电话报警。
　　5点30分，慕尼黑警察局收到恐怖分子的英文信，他们要求在9点以前释放被以色列政府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然后派3架飞机把他们都送往一个安全的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将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
　　发生了这样的事，不仅慕尼黑惊呆了，整个联邦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感到震惊。
　　谈判开始了，联邦德国政府的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前任市长和慕尼黑警察局长以敢于赴汤蹈火的姿态表示愿以自己去交换人质。但恐怖分子拒绝接受这一要求，只是把截止期限延长至12点。
　　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电话里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磋商了10分钟，其结果不出所料，这位头发花白的女总理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人人皆知的立场：即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步。
　　态度虽然很强硬，但梅厄总理一搁下电话就立即召来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头头兹维·扎米尔，让他马上飞去联邦德国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棘手事。
　　当天上午10点，长得有些干瘦的51岁的扎米尔衣冠端正。服饰考究地出现在慕尼黑。他一向如此，这在以色列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上层社会格外引人注目。他一举手、一投足都严然带有英国上议院中贵族们所特有的那种绅士风度。有人开玩笑说，他即使率领特工队伍行进在40摄氏度高温的内格夫沙漠上，这种风度也不会打半点折扣。可是此时，扎米尔实在无心顾及自己的绅士风度，他一到慕尼黑，就急匆匆地要求看一下联邦德国方面准备解救人质的行动方案。
　　联邦德国警方已决定佯装答应提供飞机，因为此时恐怖分子已把截止日期又延长至晚上12点，并降低了要求，只要求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送到埃及开罗。如果到那时以色列仍不交出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在开罗处死运动员。联邦德国的边防警察部队（在此之后改建为反恐怖大队）准备在恐怖分子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起飞前发起进攻性袭击。
　　扎米尔阅毕方案，感到这次行动组织得不好：准备工作很草率，神枪手太少，武器也不够先进，行动能否成功，实在没什么把握。但是，扎米尔没有发表异议，因为他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晚上10点，扎米尔在德方军官的陪同下，登上了慕尼黑市郊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的控制塔。他“有幸”亲眼目睹了机场跑道上发生的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10点20分左右，两架直升飞机从奥运村附近一块草坪上腾空而起，朝着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飞来。机上载着9名以色列人质和8名恐怖分子。他们是乘一辆大众牌汽车来到直升飞机旁登机的。扎米尔日后回想起来，觉得应该在恐怖分子下汽车后向直升飞机走去的时候实施伏击，尽管这是事后才认识到的，但在当时的确就意味着失去了行动的最佳机会。
　　一刻钟后，两架直升飞机在距一架波音一727喷气式飞机约100米处降落。恐怖分子强迫直升飞机的驾驶员站在前面，然后4个恐怖分子走出直升飞机，去检查客机。机场的灯光造成许多阴影，使人难以辨别谁是人质，谁是恐怖分子，狙击手们顿时感到困难起来。然而，不到5分钟，5个狙击手便从昏暗中从远处开火了，慌慌张张的，一上来就没打中目标，从而失去了奇袭的威力。
　　枪声一响，恐怖分子迅即举枪还击。直升飞机的驾驶员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另两人被交叉火力击中，负了重伤。以色列人质则无法动弹，他们还坐在直升飞机内，眼睛被蒙住，手脚被紧紧地捆着。
　　双方对射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恐怖分子狂傲地拒绝了联邦德国警方的几次劝降，尽管他们明知这是免于一死的唯一出路。联邦德国方面因为直升飞机内还有人质，因此火力受到限制。于是，便临时决定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突击队员直接向上冲。然而，就在装甲车开动的同时，一名恐怖分子向一架载有5名以色列人质的直升飞机里投了一颗手榴弹，直升飞机顿时化为一团烈火。紧接着，另外两名恐怖分子枪杀了第二架直升飞机内的4名人质。
　　令人痛惜不已的是，倘若装甲车攻击推迟几分钟，第二架直升飞机上的4个人质便能幸兔于难，人们发现，捆绑他们的粗绳结上留有牙痕。这表明，这4个以色列人用不了多久就能挣脱绳索，出其不意地袭击守在直升飞机外的两名恐怖分子，他们很有可能活着，并回到体育常至于第一架直升飞机上的5个人质，则无法断定采取了什么行动，他们的躯体已被烧为灰烬，无法辨认。
　　直到凌晨二点30分，警方才击毙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他的真名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他曾作为一名建筑师参加过修建慕尼黑奥运村，因此对现场极为熟悉。
　　战斗结束了，一共有9名以色列人质、两名联邦德国警官和5名恐怖分子死在机场上。另有3名恐怖分子被捕。
　　第二天，奥运会继续举行。那一年，苏联赢得50块金牌，美国名列第二，获得了33块金牌，而以色列则运回去11具尸体。</P>

二、大卫王的复仇
　　1．死亡名单上的人。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哀悼。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受到了了解内情的高级官员们批评。因为在此之前，“黑九月”的恐怖分子曾在以色列的利达机场，向候机室的大批乘客扔手榴弹，并用自动冲锋枪扫射，致使100多人或死或伤。而在以色列运动队开赴联邦德国之前，摩萨德就不断得到关于“黑九月”在慕尼黑举行奥运会期间要显示其威力的情报，但这将是什么性质的行动，却无人知道。扎米尔显然大意了，他认为恐怖分子是不敢袭击以色列运动队的。
　　不过，扎米尔还是提前一个月派了两个特工去联邦德国，仔细检查联邦德国安全机构保卫以色列运动队的计划。当对联邦德国方面做出的严肃保证感到满意时，两名特工就撤回了。去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队既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准备来对付恐怖分子的袭击。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代表运动队负责与当地保安机构联系的竟是一位随队医生。
　　扎米尔面对非议，为自己辩解说：世界上只要存在着横下一条心来拼命的残暴敌手，而一个国家周围又没有筑起防护高墙和拉起吊桥，那么，任何一个负责国家情报安全的机构都不可能做出保证，他们能保护本国的人民永远免受恐怖分子的袭击。
　　然而，不管扎米尔怎么解释，人们对摩萨德多少有了一些不信任感。总理梅厄夫人虽然安慰扎米尔“伐树的时候，总会有木屑飞出来”，但事实上她已任命其宠臣阿哈陇亚里夫将军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夺去了扎米尔的一部分权力。
　　不过，“黑九月”造成的灾祸也给摩萨德带来了一个立竿见影的好处，一夜之间，它的预算几乎增加了一倍。利达机场和慕尼黑的残杀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使扎米尔得到以色列政府批准，允许他的摩萨德使用“暗杀”这一残忍的最后一招。
　　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恐怖主义的报复行为。
　　扎米尔给这个报复性的暗杀行动取代号为“上帝的复仇”，并且开始酝酿复仇的对象。这一次，扎米尔决心要暗杀与巴解有关的“黑九月”、“法塔赫”（另一恐怖组织）中的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使这些恐怖组织运转不灵，而不是对难民营进行饱和轰炸。扎米尔借助电脑作了冷静而精确的分析，制定了他的“死亡名单”。
　　名列首位的当然是“黑九月”的头头，慕尼黑惨案的主谋者阿里·哈桑·萨拉迈。这个30刚出头的英俊的巴勒斯坦人，我们已经作了介绍。
　　名单上的第二位是阿布·达乌德，“黑九月”的爆破专家，萨拉迈的老同学，慕尼黑惨案的同谋者。
　　第三位是马赫穆德·哈姆沙里，知识分子，是“黑九月”驻巴黎的外交官，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
　　第四位瓦埃勒·兹怀伊特也是个知识分子，诗人，是“黑九月”驻意大利的头头，他被列在第四位。
　　第五位是法学教授巴西尔·库拜西博士，扎米尔认定他参与了为“黑九月”提供武器的活动。
　　第六位是卡马勒·纳塞尔，是“法塔赫”组织公共关系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他与哈姆沙里、兹怀伊特和库拜西有所不同的是，他毫不隐瞒自己与恐怖组织“黑九月”有往来。
　　第七位凯马勒·阿德万也从不隐讳自己负责“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搞破坏活动。
　　第八位是穆罕默德·尤素福·纳杰尔，又名叫阿布·尤素福，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专门负责“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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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位是穆罕默德·布迪亚，他是一名演员兼戏剧导演，也是经常出没于交际场所的花花公子，巴黎的知名人士。但是人们只知道他是位艺术家和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却不知他是“黑九月”的外交部长。
　　第十位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官。
　　名列最后的是瓦迪·哈达德博士，扎米尔认为他是“黑九月”的高级谋士，只是拿不准他究竟是一条“大肥鱼”，还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虾米‘。不过，为了表示以牙还牙，为被杀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抵命，死亡名单要凑足11个人，这样，他就被注定列入名单了。
　　暗杀目标已经确定，接下来将要从事更复杂的事情：选择杀手。扎米尔曾明确地讲，他需要那种对杀人深恶痛绝，但是经过专门训练，学会了杀人的人。
　　一支训练有素的暗杀队伍——“死神突击队”成立了。扎米尔规定，“死神突击队”分成若干个小组，暗杀每个目标动用一个小组。暗杀前先设法建立自己的掩护和安全的藏身之处，研究谋杀目标的生活习惯和所采取的安全保卫措施，策划行动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制定出行动方案报到摩萨德总部审核，“死神突击队”的头头要前来检查行动计划，扎米尔至少也要亲自去一次，听取报告，视察现场，对行动计划作出修改，然后才给以最后批准。在暗杀小组进行暗杀袭击时，扎米尔则总是远离现场的。
　　暗杀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领到一份“死亡名单”和有关的详细资料。扎米尔要求他们记熟后就将其全部烧掉。这些暗杀目标是按扎米尔认为的主次顺序编排的，当然，扎米尔不要求暗杀小组按照名单上的顺序追杀目标，而是听凭暗杀小组视行动方便而定。
　　扎米尔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划分名单上的暗杀对象。他把带有武器和保镖、对外公开是“法塔赫”或“黑九月”头头身份的人称为“硬”目标，如萨拉迈、纳塞尔等。把从不公开其真实身份，只是利用从事的公开职业作掩护，在西方国家有着固定的居住处的称为“软”目标，如哈姆沙里、兹怀伊特等。
　　扎米尔指示暗杀小组最好先从“软”目标下手，因为“硬”目标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他们戒备森严，行踪诡秘，备有非常隐蔽的安全据点，有的甚至从来不在同一间屋里住两夜。而“软”目标则不那么神秘，他们在西方国家参加一些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自以为暗地里干的事无人知晓，因此可以高枕无忧，其中有几个暗杀对象目前的住址居然可以在有关的情报资料中找到。当然，这并不是说暗杀小组就可以不作任何准备，像捻死一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事实上，不管追杀对象有多“软”，都得进行周密策划。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人杀死，而在于杀死人后如何安全脱身。万一被警察当局抓住，以色列人不管动机如何，犯下的将是谋杀罪。
　　这不仅仅是特工个人的命运问题，也不只是摩萨德的声誉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威望！
　　不过，说到底，对付“软”目标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们容易被发现，也不太会搞错，他们从不乔装打扮，在公开场合允许让别人照相，甚至在自己住的公寓门上挂着铭牌。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姓名，他们就会彬彬有礼地自报家门。
　　扎米尔之所以要求暗杀小组先去干掉“软”目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时间问题。慕尼黑惨案发生于9月初，案发后，“硬”目标在短时期内肯定不会抛头露面。而时间一长，这次惨案将渐渐被世人遗忘。到那时摩萨德搞暗杀，公众舆论，甚至恐怖分子自己，可能都不会将这次暗杀与以前的惨案联系起来。因此，“上帝的复仇”会被视为无故杀人。扎米尔不知道英国诗人拜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复仇好比吃一道菜，最好凉了再吃。”不过，扎米尔要是知道的话，他决不会苟同，而会说：“趁热打铁！”
　　2．枪击兹怀伊特。
　　第一个要被干掉的目标定下来了，是“死亡名单”上的第四位：瓦埃勒·兹怀伊特。他是一位在意大利罗马住了长达16年之久的巴基斯坦知识分子，正式工作是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里的翻译，这无疑是他从事活动的好地方。
　　兹怀伊特给人的公开印象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诗人，一个对别人无害的知识分子，一个流落异乡的翻译。此外，他讨人喜欢，获得了一位意大利寡妇的欢心。他对自己国家的事业或许抱着一点生来就有的同情心。但是，摩萨德认为是他策划了1968年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班机的行动，从而拉开了国际恐怖活动的帷幕。而且，他最值得炫耀、最超乎想象的行动，就是他风度翩翩地与来罗马旅游的两位英国姑娘交上了朋友，主动为她们导游，临别时赠送她们收录机，其实里面装有定时炸弹。一无所知的姑娘们把它带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差一点造成机毁人亡的特大恐怖事件。
　　现在，扎米尔手头有材料证明他是“黑九月”在意大利活动的头头。
　　1972年10月16日夜里10点左右，40岁的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朋友家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杂货袋，大步流星地走回家去。他住的是劣等公寓，门厅和过道总是漆黑一团，为了省电，电灯打开后，几分钟后便自动熄灭。兹怀伊特走进公寓大门，一点也不在乎四周的黑暗，他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电梯走去。
　　突然，电灯打开了，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出现在兹怀伊特面前，但他丝毫没有感到恐惧，也许只是感到有些迷惑，他继续向前走，就在双方离有几步远时，一名特工用英语问道：“你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吗？”
　　提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在灯亮的一刹那，两名特工就立即认出了这位瘦长的在罗马当了多年巴解组织代表的诗人和翻译，他们曾无数次地仔细研究他的照片，熟记了他的个人履历和有关情况。
　　“您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吗？”
　　特工又问了一遍，问得很随便，而且很有礼貌，兹怀伊特没有马上产生怀疑，两个特工手中没有武器。扎米尔曾对他们说过：“要和目标套近乎，好像他就是你的亲兄弟一样，让他自己暴露身份，然后再拔枪，拔出枪来就要立即射击。”
　　兹怀伊特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了，他的眼睛和头开始动了，准备肯定地点一下。
　　但是，也许预感或警觉制止了他，他没有把头点到底，而是说：“不是。”
　　可这时两个特工已经动手了，他俩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微屈，成半蹲姿态。紧贴于体侧的右手撩开上衣，抓住手枪柄，左手心向下，成半圆形压在“贝雷塔”手枪上，随着拉动套筒发出的“咔嚓”声，击锤和撞针处于待发位置，第一颗子弹从弹夹跳入弹膛，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特工们为了快速地、熟练地瞄准练了不下100万次。
　　兹怀伊特大概毫无防备。从有关他的情报得知，他连枪都不会带，他也没有保缥，只靠颇为可信的掩护身份来保证自身安全。现在，手无寸铁的兹怀伊特大叫着“不”，脸上露出任何人在此刻都会有的表情。
　　两个特工在一秒钟内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柔和的“咔嚓”声，兹怀伊特倒下了，身中14发子弹。
　　据事后马路上的目击者说，他们看到好像是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坐在一辆停放在公寓外面的绿色菲亚特125型小汽车里。突然间，两个男人从公寓大门内冲出来，跳进这辆汽车的后排座位，几秒钟后，汽车就飞快地消失在浓黑的夜幕之中。
　　不久，人们找到那辆被人抛弃了的小汽车，车上没有任何痕迹，连个指纹也没留下。
　　摩萨德为杀死兹怀伊特，共花费了35万美元，但头头扎米尔认为旗开得胜很值得。
　　3．电话里的蜂鸣声。
　　第二位罹难者是马赫穆德·哈姆沙里博士，他是“死亡名单”上的第三号目标，也是一个“软”目标。
　　哈姆沙里得过阿尔及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地位比兹怀伊特高得多。哈姆沙里在阿拉伯联盟的办事处出版一份名叫《法赫特新闻》的时事通讯。他和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交往密切，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温文尔雅，颇有教养，衣着打扮和举止行为比起任何一位外交官来都毫不逊色。哈姆沙里娶了个法国妻子，生了一个小女儿，住在一套中产阶级的公寓里，生活得比法国人还富有法国味。
　　但是，扎米尔手中有材料证明，他利用外交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外关系合法代表的身份作掩护，策划了好几起有名的恐怖活动，如发生在哥本哈根的暗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未遂事件；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空中爆炸的事件，以及这次在慕尼黑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
　　根据扎米尔掌握的情报，哈姆沙里并不准备洗手不干，相反，他正同“黑九月”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布迪亚一起共同策划一个新的恐怖组织，名叫“东方巴黎人”，网罗许多法国本地的和其他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
　　哈姆沙里虽然是个“软”目标，但对他进行的初步侦察表明，情况并不令人宽心。哈姆沙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警卫跟着，并事先为他“清扫”路面。他在公寓临街的大门口以及四周的街道上都布设了警卫暗哨。并且，由于兹怀伊特的死，安全工作又进一步加强了，哈姆沙里和他的上司布迪亚都在小心谨慎地行动。
　　扎米尔很清楚，用暗杀兹怀伊特的办法来干掉哈姆沙里要担很大的风险，搞不好就会失败，他的特工人员可能被打死或者被抓祝此外，在杀死哈姆沙里的同时，不得伤害他的妻子和女儿，还包括在他家中、汽车里或办公室内的其他人。因此，扎米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直接交火，他和部下商定了一个更巧妙的安排，借助摩萨德的军械师和爆炸专家来完成。
　　1972年12月5日，一名管道工出现在哈姆沙里寓所旁边的一座楼房里，着手修理水管。谁也没有注意他在慢慢悠悠地进入哈姆沙里的公寓。这位管道工实际上是一个训练有素而且技术熟练的摩萨德军械师。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管道，而是沿着管道铺设的电话电缆。
　　不多时，哈姆沙里的电话机就开始出毛病了，并且一直到第二天晚上还是这样，他怒气冲冲地要电话局来进行检修。哈姆沙里不知道他自己现在就有一个私人电话局，它就设在停在附近的一辆工具车上。那位军械师在车上一会儿接通，一会儿中断他的电话，直到收到了那个肯定会出现的检修要求为止。
　　虽然天已经很晚了，但电话局总是一接到用户电话就派人来紧急修理的。哈姆沙里被告知，技师马上就会赶到。一会儿，一位技师果然开着一辆像是电话局的工具车按时来了。在检修电话期间，大部分时间哈姆沙里在场，其余时间则是警卫在场，可是谁也没看到，技师把一枚新式炸弹偷偷地放到了电话机的底部。只要不拿起听筒，炸弹就完全无害，一旦拿起听筒，炸弹还不会起爆，只是解除了保险，还须有无线电信号遥控，才能引爆。当然，没有什么绝对保险的事，所以摩萨德特工暗暗祈祷哈姆沙里夫人今晚千万不要在电话里和朋友长谈，而且千万不要有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在夫人打电话时用与炸弹接收器相同的频率发报。
　　12月8日上午8点25分，哈姆沙里的法国夫人像平时一样，送女儿上幼儿园去了。
　　两天之前，哈姆沙里曾接到过一个“意大利记者”要求采访他的电话。作为巴解组织发言人的哈姆沙里对这样的要求习以为常。他听从那位记者的建议，同意两天之后在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面谈。那个记者说，他上午一到咖啡馆，就往他家里打电话。
　　现在，哈姆沙里的夫人和女儿已出门，那位“意大利记者”打电话来了，哈姆沙里拿起听筒，对方说明自己是“意大利记者”后，问他是不是哈姆沙里博士本人，哈姆沙里刚回答了“对，是我”，就听到尖厉的蜂鸣声，电话机爆炸了，这蜂鸣声就是无线电遥控信号。
　　暗杀小组的特工们躲在附近的工具车内，看到整座大楼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哈姆沙里寓所的大玻璃窗震出了纵横交错的裂纹。可是，令特工们失望的是，哈姆沙里没有当场死去，他在医院里苟延残喘了一个月，于1973年1月9日死去。

4．上床后爆炸。
　　对“死亡名单”上的第十位人物——侯赛因·阿巴德·希尔的“处决”，是在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进行的。这个地中海岛国是中东交战的一个中途站，它既是以色列人的活动区域，也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新据点，同时还是克格勃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中心。苏联在以色列没有外交使团，然而在塞浦路斯，他们离以色列的距离近到可以监听那儿的无线电通讯。希尔就是作为巴解组织的联络员，专门负责与在塞浦路斯的克格勃进行联系。
　　希尔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以色列人不大可能去的叙利亚大马士革，这是扎米尔把他当作“硬”目标的主要原因。否则，他并不难对付，因为有情报证明，希尔的职业是东方语言教师，他从不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保缥。
　　1973年12月27日，扎米尔得到消息，希尔又在塞浦路斯露面了。扎米尔立即派遣暗杀小组前往。可是，当暗杀小组抵达尼科西亚时，希尔已经离开旅馆前往机场，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暗杀小组只得扫兴而归。
　　1974年1月22日，扎米尔又一次得到情报，希尔将于次日去塞浦路斯，他已在一向住惯的奥林匹克饭店预定了房间。至于他将在塞浦路斯呆多久，无从得知。
　　当天夜里，暗杀小组捷足先登来到尼科西亚，并抢先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这是一个高招，这样做一是有助于识别目标，二是有利于研究饭店的布局，三是虽然希尔住进饭店，他们就会撤出，但是他们以后再在饭店露面，饭店的服务员和保安人员就会把他们当作以前见过的客人，而不加以怀疑了。
　　1月23日晚上，希尔化名侯赛因·巴沙里，持叙利亚旅游护照，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
　　暗杀小组的爆炸专家为了弥补上次没把哈姆沙里当场炸死的过失，决定这次要在希尔的床下多放些炸弹。可是，住在希尔隔壁的房间里是一对以色列新婚夫妇，他们是到塞浦路斯度蜜月来的。扎米尔得知这一情况，对是否最后批准执行方案很有些踌躇。然而，摩萨德的那位身怀绝技的爆炸专家拍着胸脯保证说：“绝对不会危及隔壁房间。”
　　这次给希尔准备的是一种压力炸弹，内有6个小型炸药包，分别连在两个弹体上。两个弹体由4个力量很强的弹簧隔开，每个弹簧中间均有1颗螺丝。当炸弹放置在汽车坐垫或床垫下时，弹簧可以防止上部弹体的4颗螺丝碰到下部弹体的4个接触点。但是，人体的重量足以压低弹簧，使螺丝碰到接触点。这样一来，压力炸弹的保险就打开了，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如果没有信号，炸弹不会爆炸。同样，没有人体那样的重物压到炸弹上，什么信号也不会使炸弹爆炸。这种炸弹非常可靠，也就是说，只有当暗杀小组确信床上躺着的是希尔本人，已被做了手脚的床才会爆炸。
　　1月24日，早上8点刚过，潜伏在当地的一名克格勃和另外一个长相很像苏联人的男子开车把希尔接走了。暗杀小组立即派人乘车尾随而去。如果希尔回饭店，要立即通知留在饭店内安放炸弹的特工。结果，希尔几乎一整天都呆在一个苏联人租下的房子里。午饭过后，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等清洁工人打扫房间之后便偷偷溜进希尔的房间。他们把炸弹固定在席梦思床垫下面的金属弹床绷上，并且破坏了卧房内床头罩灯的开关线路。这样，在远处了望的摩萨德特工看到卧房的灯熄掉时，就可以断定希尔一定是上了床就寝了。
　　晚上10点刚过，苏联人开车把希尔送回奥林匹克饭店。他们护送希尔走到饭店门口，握手告别，其中一位苏联人递给希尔一个信封。事后警察搜查发现，信封内装的是克格勃为希尔筹集的资金。暗杀小组的一个成员跟着希尔一起上了电梯，为的是搞清楚确实没有别人和希尔一起进入房间。
　　希尔慢悠悠地打开房门，独自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卧室，打开床头灯，灯没有亮，他完全不知已经死到临头。他坐在床边，借着卧房的大灯看起书来。
　　大约20分钟后，希尔窗内的灯光熄灭了，暗杀小组的头头担心希尔关灯后还未上床躺下，因此等了两分钟才发出“动手”的命令。可是他的命令还是下得太早，当手下的一名特工揪动遥控器的按钮时，什么也没发生。希尔也许正在床边脱袜子，他的床垫上的重量还不足以压低弹簧。
　　那位爆破炸专家在心里默默数到10，咬着牙再次掀动按钮，力量之大，差点把手里那个不太结实的遥控器弄碎。他用这么大的劲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要是希尔还未上床，劲再大也是白花功夫。但是，希尔已经上床了。
　　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一道火舌卷着玻璃碎片和破砖乱石朝着街面袭来。暗杀小组负责善后工作的特工进入饭店，发现饭店里的其他人，包括那对以色列新婚夫妇，皆安然无恙。那对夫妇的房间与希尔的房间仅隔一堵薄薄的墙壁。墙的那边，希尔和他的床都已化为灰烬。
　　5．凶杀发生在街头。
　　恐怖和反恐怖的闹剧愈演愈烈：1973年3月刃日，“黑九月”的一个小组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大使馆。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人为了给希尔报仇，枪杀了一名以色列商人，并在以色列大使家里安放了炸弹；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黑九月”的一个行动小组分乘两辆汽车，闯过塞浦路斯机场的关卡，向停放在机场的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开火。
　　摩萨德也马不停蹄，继续从“死亡名单”上勾出第四位牺牲者，他就是名单上的第五号目标巴西尔·库拜西博士。扎米尔已获悉，库拜西将于3月底去巴黎度假。
　　这是一个“软”目标，库拜西博士目前是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一位教法律的伊拉克籍教授，他曾经是死亡名单上头号目标萨拉迈在亚美利加大学上学时的任课教授。
　　他时常到欧洲去，负责“黑九月”在欧洲的武器炸药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在适当的地方筹备新的武器，保障和监督通讯系统以及管理安全据点等事项。
　　摩萨德的暗杀小组在巴黎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库拜西，这是因为库拜西做了件糊涂事，自投罗网。3月29日，库拜西刚抵达巴黎机场，就对机场的一位漂亮的地面女服务员说：“我不是一个有钱的阿拉伯人，我只是出来作一次廉价的旅游，所以麻烦小姐能否介绍一个便宜的旅馆。”库拜西万万没料到这个女服务员是当地一个地下团伙的眼线，而这个团伙与摩萨德又有联系。
　　女服务员热情地向库拜西推荐了巴黎市中心的几家普通旅馆。虽然她并不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库拜西，但她还是就此事递交了一份报告，以换取一点酬金。于是，摩萨德很快就在巴黎第八区的一条狭窄的街道——阿卡得大街上找到了库拜西住的旅馆。
　　库拜西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这是他对暗杀小组的最大的帮助，使得监视他的任务非常轻松。库拜西将他的时间一分为二，白天，他常常在圣日耳曼林荫大道附近的酒吧与人接头。晚上，他喜欢在他所住的旅馆附近散步，从旅馆走出来，走到香榭丽舍大街，然后沿着加布里埃尔大街，经过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和豪华的克里荣饭店，再到协和广场，最后总是走到皇家大街离世界著名的“马克西姆餐厅‘不远的地方，尔后再走5分钟，经过马德莱娜教堂，回到住处。
　　4月6日的夜晚，库拜西像平日一样出门散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似乎要看看是否有人盯梢，也许是他感觉到了危险；也许是他生性谨慎，习惯这样做。不过，很可能是他什么也没发现。其实，在他一出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慢慢行走的时候，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就有两辆型号不同的轿车来来回回地从他身旁驶过。
　　库拜西已经走到冷清的加布里埃尔大街，整条街上静悄悄的，也许除了守卫美国大使馆的法国警察外，再也没有人会多望他一眼。库拜西之所以选择这条没有人迹的街道散步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武装警察高度警惕的注视之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袭击他。而在这条街道的前后，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也使他颇有安全感。只是在从皇家大街路口到他的住处这段短短的路上，他才会孤身一人，步行回去。
　　当库拜西刚走近皇家大街，摩萨德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就闪了出来，紧紧尾随其后。另外，还有一名特工开着汽车在他们身后约50米处跟着。库拜西步履轻快，在盯梢者前面约100米处准备穿过玛列什伯林荫大道。而两位特工要既想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又不暴露他们在追赶库拜西，的确很难。可要是不赶上去，一过第三和第四个街区，库拜西就要踏进他的旅馆了。
　　这时，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行人已经寥寥无几。库拜西过了马路，回头又扫了一眼，看上去警惕性很高，要是他此刻撒腿跑起来，两名特工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他的，因为再过一个较短的街区，就是阿卡得大街。从那儿右拐，再过一个更短的街区，就到了马德莱娜大街，然后穿过夏沃拉加得街就回到住处。
　　两位特工明显加快了步伐，库拜西显然已经察觉到有人盯梢，也加快了步伐，还向两位特工瞅了几眼，可他还是没有跑，两名摩萨德特工正希望目标是个镇定而大胆的人。
　　对于“黑九月”的这位军需官来说，不幸的是他胆子太大了。拐到阿卡得大街后，他没有跑，经过一家漂亮的花店、一家雅致的烟店，拐到马德莱娜大街时，他还没有跑，只是步子越来越快，并又一次回头张望一下。两位特工已完全放弃伪装，开始跑起来，很快赶到离库拜西不到30米的距离，那辆接应的小汽车以略慢的速度跟在他俩后面。
　　尽管库拜西没有跑，可要不是他自己在夏沃拉加得街十字路口的红灯下站住，摩萨德的两名杀手还是来不及追上他。对于知道自己已被盯梢追赶的人来说，这种举动实在奇怪，街上没有一辆汽车在通过十字路口，但库拜西还是在红灯下停住，看看自动交通信号，踌躇不前。
　　两名特工赶上来了，从库拜西的两旁穿过，然后猛然转过身来对着库拜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从正面看看库拜西，以免弄错了。
　　几秒钟以前，两位特工朝大街两旁的大楼扫了一眼，看看是否有人从窗户里向外看，运气不错，他们正在遮篷下面，上面窗户里即使有人在看也看不清。当然，从大街对面的窗户可以看见他们。不过，要在大街上杀人而又不担点风险，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喂，库拜西！”一名特工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话音未落，他俩同时用右手将上衣往后一甩，握住枪柄，左手往后拉开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的枪管套。库拜西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他们，嘴里重复地喊着。“不！不！”并往后退去，可他的脚后跟碰到了人行道的边缘，他的身体向后倾倒，两条手臂在空中胡乱划着。两名特工立刻略微调整了一下枪的角度，在库拜西的身体倒在人行道上之前向他射出了子弹。
　　库拜西倒在人行道上，头几乎靠在红绿灯的灯柱上，而脚却依然垂在路边，鲜血从他的头部以及身体的几个部分直往外涌，肩膀还在抽搐。接着，他似乎要站起来，屈起双膝，转向一边，像在清嗓子似地发出了一连串短促、尖厉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的身体软了下来，这个第二天将被巴黎新闻界称为“乔治·哈巴什博士的巡回大使”的人死了。
　　两位特工一言不发，迅速拐进旁边的一条大街，钻进那辆接应的小汽车，直奔机场而去。
　　这一切发生时，街道对面的黑暗中站着一对青年恋人，他们成了目击者，他们提供的证词里只提到两名凶手，而没留意到不远处停着的小汽车里还有一名接应的同伙。
　　第二天，摩萨德暗杀小组的3名特工安全地离开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