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出现“反对派” 吴仁宝亲自撰文驳斥言论

2011年11月22日 13:17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季天琴 杨雄 徐雨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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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ifeng.com/shendu/ndz ... 22/10825428_0.shtml

他们伤害了老书记

电话里，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向记者透露，他们计划于11月之内召开周边村村民的万人大会，揭露某村的一个“黑恶势力”，届时欢迎各媒体报名参加。这个消息，让65岁的戴进兴更加坐立不安。他认为，这个“黑恶势力”，显然包括了自己。

11月7日，为了见记者，这个华西五村的村民特地从北京赶回了江阴。在一家民房改建的小旅馆里，戴进兴露面了，脸上带着地下党接头时才有的那种谨慎。当天，他的裤兜里，有两部手机、四张手机卡，还有一个三星的录音笔。

就在前一天，在华西村金塔5楼的一号会议室里，村党委还在声讨戴对“老书记”造成的伤害，称“他（吴仁宝）不仅健康受到了损失，精神、精力、时间、声誉上的损失更是无法弥补”。

事情源于9月份，戴进兴在华西村的周边村散发的一本小册子。这篇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华西村近十年来都干了些什么？》的文中，他分七个主题控诉了“华西村的统治者”。在总结陈词中，他还发挥了一个农民的文采：

“华西村是一棵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树，这棵树虽大，但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根须……”

很快，他就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了代价。10月8日是华西村五十周年村庆开幕日，就在次日下午，戴称，他便接到片警电话，让他去村委会一趟，领导要找他谈话，结果，村委会大门紧闭，门口站着几个警察。对方向他出示了传唤证，他被带到了派出所。

10月10日，他被关进江阴市拘留所，拘留十天。戴说，他一直都想搞清楚自己是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不过直到现在，他和家人都未看到拘留证。

就在戴获得自由的前一天，10月19日，华西村党、村、企总办主任吴仁宝在《江阴日报》“辉煌华西50年特刊”头版，发表了题为《“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我对<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一点看法》的长篇文章，逐条批驳戴进兴。这其实是吴仁宝在华西村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讲话实录。2003年，他从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位置“隐退”后，兼任了三总办主任，控制着实际局势。

在这篇回应中，吴还为戴进兴的牢狱之灾提供了注脚。他称，华西是一个集体，比作“大树”，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因此，“树根谁来挖，就有保安抓，害虫叶上爬，就用药剂杀”。

作为一个农民语言大师，83岁的吴仁宝创造性地总结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保安，民主法治就是药剂。就在今年5月份，吴曾透露，这个拥有3万多人口的超级村庄，目前有民兵3000多人，联防队员200多人。

在表白了自己的政治忠诚后，“老书记”还备显委屈，“我吴仁宝一辈子都在爱党，这一生都在爱国，却被某些人以德报怨”。

在《江阴日报》上，吴仁宝试图表示出他的宽宏大量，他说，对待“这个别人”，他会“耐心等待，等待等待再等待”。不过，对于“反对派”，华西村和吴氏家族并未表现出足够多的耐心。10月、11月，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村委副主任、华西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周丽多次主持会议，批判“戴进兴之流恶意造谣、污蔑、诽谤、攻击老书记”的行为。

1981年出生的周丽曾留学新西兰，后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丈夫双双回到了华西村，她的丈夫是吴仁宝的孙子。在各个场合，周丽为乡音浓重的吴仁宝担任翻译，和中央领导合过影，目前被吴仁宝视为是华西村的“第三把手”。

吴显然认为，戴进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批驳中，他暗示“五村有个自己说想当官、要当官，但一直当不了官的官迷，才是幕后的黑手”。

长久以来，作为被塑造的典型，华西村似乎跟阴暗面绝缘。不过，戴进兴们的出现，说明村民们并不甘心作为灰色的背景存在。在“反对派”和吴氏家族之间的博弈背后，是周边村民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也是“大华西”近十年来社会关系的重建。

“胜利闭幕，邪气暴露”

戴进兴习惯称本村为“朱蒋巷村”，尽管早在2002年，该村已经并入华西村，成为其周边村之一，但是他顽固地想要摆脱和华西的关系—在并村初期，和其他村民一样，他也曾憧憬着光鲜富足的华西村式的生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华西村。

他首先抱怨本村的污染和肮脏，在其对“统治者”的质疑中，包括“破坏生态、破坏环境”。

对此，吴仁宝回应称，华西村的发展一直把“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当做底线，在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华西村是“首个通过ISO14000国际环境认证的村”。

事实上，在记者的观察中，原本的朱蒋巷村，已被规划成了华西集团的工业园区。这个村庄的北边和西边被华西集团的钢厂包围，这些钢厂距离附近农民的住宅，只隔着一道围墙；村庄南边是华西集团的一个煤场。即便是白天，村里的人家也多是关门闭户，窗棂上颜色黝黑。

矛盾多由这些企业产生。村民们称，由于不堪忍受噪音，2008年，他们前去钢厂理论，但是钢厂出动了60个厂警，冲突中三个村民受伤，导致“民愤极大”。

戴称，自己一直在外做板材生意，偶尔回村一趟，正遇上钢厂和村民相持不下之时，于是出面调停。他读过初中，在他那个年纪，在村中已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他的两个女儿目前都在城市工作，大女儿是教师，小女儿在法院，算是体面人家，因此他在村里说话有点分量。

戴回忆，自己代表村民跟时任本村村支书刘元乾谈话，提出要求将村庄整体搬迁的方案，对方代表华西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村民们消停过后，村里并未按章行事。

这次事件后不久，戴本人便被安排到华西集团工作，因为板材生意清淡，他接受了这份远在河北唐山的外放工作，年收入两万左右。戴认为，华西村当时就看到了他的号召力，所以把他“流放到千里之外”。2009年6月，戴换了一份在北京的工作，为同村民营老板查解恩请戴打工，年薪4万元。

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戴进兴与华西村的矛盾尖锐起来。

去年，由于煤灰污染问题，村民们要求煤场停止作业。在交涉无果后，戴进兴带领村民摔坏了煤场办公室里电脑的显示屏，还安排了村里的几个老人，在煤场门口静坐拦路。

就在今年3月份，他还写了一份《告全村老年同胞书》，征集到了本村165位老人的签名，去镇政府请愿，原因是“江阴市政府自2005年起向全市11.3万老年人发放新农保养老金， 至今已6年来，周边村的老年人并未领到那张商储卡”。三个月后，戴又致信江苏省政府，要求派员调查此事。

对于“老年人权益不容侵犯”这一诉求，吴仁宝称其“煽动性极强”。他称，华西村给予老年人的保养金每月为150元，不低于市政府的120元。不过，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服戴进兴，戴认为，目前周边村民从华西村获得的福利待遇，来源于他们作为农民出让的土地利益，但是华西村取消了他们享受政府福利的权利。

不过，戴的反驳已经不那么重要。在村庆五十周年的荣光过后，10月底，华西村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周边村职工会议，每天1000人，因为这次村庆“胜利闭幕，邪气暴露”，职工们除了要学习老书记的署名文章《“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还要观看歌舞剧《地利人和》、锡剧《安居乐业》来加深认识，目的是“明白正确的价值取向，懂得和谐的真正内涵”。

据参与会议的人说，会议结束后，华西村还给每个参会人员发了5只螃蟹和5个鸡蛋。会议纪要显示，周丽在会上解释，螃蟹的含义是“有些人横行霸道，目无法纪，对付他就要断其跑腿”。周还暗示螃蟹另有其人，因为戴进兴也只是“毛手毛脚，大钳都轮不上”。

鸡蛋则代表了至少传5代的美好含义，华西村希望大家要以村庆为契机，“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不要轻易受蛊惑，被煽动”。
夭折的“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

戴进兴曾想过上访。去年，借工作之机，他抽空去国家信访办门口转了转，还掏10块钱买了一本《上访通讯录》。

在得出上访“没用”的结论后，他又跑去咨询北京的律师，由此产生了在周边村成立“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想法。他称，去年下半年，自己开始联络维权同伴“七零”，张罗此事。

“七零”是华西三村村民王玉虎的外号。综合华西三村多名村民的说法，去年8月18日，因为不满华西村为“被征地农民办城保”，华西三村数千村民聚集在当地的“钢铁大桥”上，周边村村民闻风而至，导致了村民和联防队员的肢体冲突。因为在之前的村民会议中比较积极，“8·18”事件后，王玉虎被要求每天去派出所报到，由此也成为周边村著名的“反对派”。

王玉虎称，自己反对的理由很单纯，因为加入华西存后，他的生活明显倒退了。

王的一双儿女都在上中学，负担很重。早在2005年，华西村以每平方米275元的价钱收购了他的宅基地，他的二层小楼作价只有6.5万元，随即他搬进了华西村在周边村兴建的公寓房，公寓房没有产权，每平方米要750元，车库每平方米1050元，王称一来一去，他倒欠华西村几万元，每年还要付五厘利息。

这种情况在周边村几乎是常态。在辗转腾挪间，华西村成了不少村民的债权人。村民们称，他们的土地以每亩1500元的价格被华西村租用，每年的土地流转经费用于他们的生活保障，每年每人300斤大米、再加350元的补贴，不过，但每到年底分红时，总会有不少村民们领不到现金补贴，因为这些钱扣利息还不够。

对此，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回应称，“不是购买农民的宅基地，而是旧房拆迁，至于为什么要扣钱，是本着公平的原则，因为有些人欠钱不还，不过，这并不说明华西村没有人情味，有些村民房子塌了，生病没钱治疗，华西村也会帮他们。”

王玉虎认为，“反对派”在大华西还是很有民意基础的。在戴找到他后，他又联络了本村村民李建（化名）等人以及四村村民赵栋梁，后者曾为了土地问题去北京上访。

虽然协会还没成立，这几个人已经成为“默认会员”。戴进兴称，协会密集地“宣扬党的政策”，是从今年8月末开始的。他先是在村里分发单张的传单，号召老年人“拿起法律武器”，“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或者脚踏小三轮”，去索讨市政府发放的养老金。

公安局和村领导循着传单，找到戴进兴。戴称，当时在场的有个江阴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徐队”，答应他回去了解养老金的具体情况。在迟迟得不到对方的答复后，他才加强了“宣传力度”，写出了《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由其他兄弟们帮着他分发。

在这些“反对派”中，王玉虎被公认为最积极的人。大家津津乐道他的“勇敢”：骑着电动车，走村串巷，往每家每户塞小册子，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还一度怀揣菜刀。

王说，“老戴指控‘统治者’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为失地农民办城保是阴谋这些观点，说到我心窝里去了”。

不过，吴仁宝却坚信自己深受群众的爱戴。他在《江阴日报》上回应称，办理“城保”，是大多数村民的民意，是惠民的阳谋，在华西一、二、三村，要办“城保”的民意达到了91.6%，在三村，还有部分村民表示“不要城保要仁宝”。

在回应的开篇，吴仁宝便高度赞扬了村庆让领导和嘉宾“不仅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更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真正能够富华西”。同时，他特意指出，戴还准备了“四条横幅标语和200个牌牌，要在华西五十周年开幕期间进行游行，意在抨击吴仁宝和影响村庆活动”。

显然，此举已经被看做严肃的政治问题。“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命运，也因此注定出师未捷身先死。

“某些别有用心之人”

“反对派”的民意基础，并未像戴进兴他们想象的那么牢固。在10月底的周边村职工会议上，周丽透露，戴进兴他们是被人检举了，检举人原本是个多次上访的同志，“现在在老书记的等待下，不仅理解了，而且有立场、有觉悟”。

检举人被华西村赞扬为“既关心了大华西，又关心了闹事人”，如果不是事态得不到及时控制，“恐怕戴进兴也不只是依法抄家，处治安拘留10天，罪责将更加严重”。

华西村村委认定戴进兴有鼓动游行的嫌疑，但戴本人坚决否认。他澄清说，《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并没有吴仁宝说的10万之多，只印刷了4000份，另外，他还以“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名义转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也是4000份。

他用手敲打眼前的这份《规定》，告诉记者，“你一定要仔细看看，每个条款都契合华西的情况。”

至于村庆期间的游行，他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他只是想挑个合适的时间，给自村的村委会施加压力，“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会到华西村的土地上”。

对此，王玉虎透露，9月份，他们本打算动员老年人，10月7日为了养老金去各村村委请愿，但是考虑到当天国庆假期，于是作罢。10月4日晚上，五村的民营企业家查永恩请老戴和他去喝茶，劝他们“别人办喜事，你们别发传单和闹事”，他们也完全取消了村庆前后有所动作的打算。王称，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查，后者的生意做得大，在当地有口碑。

不过，华西村显然还是不放心戴进兴。10月9日，戴进兴被带走，当晚9点至12点，警方搜走了他家中所有的小册子和传单，还有四条横幅和200个白底泡沫的牌牌。横幅和牌牌上书“还我蓝天”、“还我土地”、“老年人权益不容侵犯”、“要求村务公开”等内容。

戴称，对方抄家抄得很仔细，那份有百名老人签名的《告全村老年同胞书》的原件，他一直压在床头柜的下面，也被抄走了。这让他深感惋惜，因为“这东西将来是有历史价值的”。

他对拘留所的唯一印象就是“冷”，年纪大了，不御寒，家属送到拘留所的羊毛衫和袜子都没收到。他称，提审时，问来问去都是那些—材料谁写的、谁指使的、复印的费用哪来的？戴自己一直坚称这都是自主行为。

不过，在吴仁宝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在《江阴日报》上，吴称，“戴进兴之流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忽悠了”，“某些人承诺，如果为此被拘留，一天付工资1000元，如果为此被判刑，吃了官司，一年付年薪30万”。

戴否认了这一点，称对方并没有证据，“胡说八道”。

戴进兴的人品也受到严厉指责，华西村称其是“不讲诚信，不讲原则，出尔反尔”的人，原因是他拿了两套公寓房，转手卖掉赚了28万元，至今仍赖在已经作价给集体的老房子里。

对此，戴本人承认属实。作为并村中少数没做赔本买卖的人，他将此归结为自己的“强硬”。他认为，这些实惠是房价上涨带来的商机，此外，自己“懂一点政策”，知道丧失宅基地、新房没有产权意味着什么。

10月9日，王玉虎也被传唤到派出所，在那待了一天一夜才被放出来。出来后，王被安排到华西集团去上班，月薪两三千，每天要求去报到。在10月底的周边村职工会议上，周丽在讲话中称，“如果他（王玉虎）继续恐吓，无理取闹，也就不是去派出所谈谈话那么简单了”。

“非党管党的较量”

当戴进兴极力否认时，华西村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主谋。在《江阴日报》上，吴仁宝不点名地指向了华西五村的某个民主党派人士。10余天后，周丽主持的村党委扩大会议上， 直指“查三毛恐吓撞骗，狗胆包天”。“查三毛”就是五村民营企业家查永恩的外号。

今年53岁的查永恩为华西五村“查家基”人—当地的小村落几乎都是以姓氏开头的宗族，血缘仍是联系村民的纽带。查永恩家族兴旺，在兄弟5人中，他排行第三，这个出身贫穷的供销员在发达之后，还带动了老四查解恩、老五查新华的兴旺。

王玉虎称“五村情况复杂”，主要指这个家族内部的分化和整合。在村民们看来，目前戴进兴的老板、老四查解恩和老三查永恩是“一条心”。另外，查的大姐夫吕育才去年刚被提拔华西五村的村支书，享受专车、司机，还有30万的年薪，这被村民解读为华西村“想搞平衡”。其弟查新华跟吴仁宝四子、新书记吴协恩的连襟成了亲家，被村民认为是“华西村的人”。

戴进兴认为，对方之所以非要指认查永恩为其幕后老板，是因为后者的乡村慈善扩大了其民意基础，导致引起了对方的“妒忌”。查曾出资5000万成立了环保科技公司，回收附近的工业废酸，去年，他还倡导成立了“江阴市朱蒋巷村帮扶基金会”，用于资助村里的鳏寡孤独、老人和穷人。这些行为都曾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今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的介绍下，查又加入了民建。

查的政治动机由此备受华西的质疑。在周丽主持的村党委扩大会议上，集中批判了“查三毛”的“三假三大”：假代表，大官迷；假慈善，大骗子；假民主，大流氓。

会议称，查表面上做慈善，实际上都是“银行的钱，骗来的钱”；他经常炫耀在镇里、县里、市里、省里，甚至在北京中央都认识人，“小人得志，四处张扬”；另外，查虽然加入了民主党派，但他不是真民主，“不是真的拥护、支持共产党”，因此，这就成了“非党要管党的一种较量”。

会上还罗列了查永恩的一些错误言论，比如说，他曾告诉老书记要多关心民情，“不拆老百姓不欠债，拆迁了，拆得老百姓一身债”，由此说明查是一个“妖言惑众的政治流氓”，甚至他的属相也被拿来说事，属狗的查永恩成了“疯狗”、“冷脱狗”、“赖皮狗”。

这几乎已经接近于村妇吵架。

查永恩本人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其查姓本家透露称，查永恩最担心的是华西村指其用“银行的钱，骗来的钱”，会使其信誉受损，从而影响他的生意。另外，当地的民营企业家都存在互相担保的关系，查也担心，华西村对其的批判，会引起其他老板的恐惧，从而不敢与他产生往来。

不过，华西村并不打算收手。华西村村党委扩大会议甚至提出，要另外划出一个“查家村”，“有人愿意到查家村的就到查家村”。另外，“幕后的策划者到底是谁，一定要大白天下”。

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戴进兴，在上过报纸后名气大涨。10月下旬，有6个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找到了戴进兴的院子，要做调研。其中一位李姓女生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们准备排练一出《理想国》的戏剧，来华西村是为了采集素材。

不过，他们进院子不久，村干部便带着大队人马匆忙杀到，要求他们离开。情急之中，李姓女生借着上厕所之机，塞给了老戴一张面纸，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这次经历，显然让戴进兴更感不安全。11月8日，记者再见他时，只隔了一天，他又添置了一部新手机，一个新号码。  


2011年11月22日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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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伤害了老书记

电话里，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向记者透露，他们计划于11月之内召开周边村村民的万人大会，揭露某村的一个“黑恶势力”，届时欢迎各媒体报名参加。这个消息，让65岁的戴进兴更加坐立不安。他认为，这个“黑恶势力”，显然包括了自己。

11月7日，为了见记者，这个华西五村的村民特地从北京赶回了江阴。在一家民房改建的小旅馆里，戴进兴露面了，脸上带着地下党接头时才有的那种谨慎。当天，他的裤兜里，有两部手机、四张手机卡，还有一个三星的录音笔。

就在前一天，在华西村金塔5楼的一号会议室里，村党委还在声讨戴对“老书记”造成的伤害，称“他（吴仁宝）不仅健康受到了损失，精神、精力、时间、声誉上的损失更是无法弥补”。

事情源于9月份，戴进兴在华西村的周边村散发的一本小册子。这篇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华西村近十年来都干了些什么？》的文中，他分七个主题控诉了“华西村的统治者”。在总结陈词中，他还发挥了一个农民的文采：

“华西村是一棵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树，这棵树虽大，但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根须……”

很快，他就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了代价。10月8日是华西村五十周年村庆开幕日，就在次日下午，戴称，他便接到片警电话，让他去村委会一趟，领导要找他谈话，结果，村委会大门紧闭，门口站着几个警察。对方向他出示了传唤证，他被带到了派出所。

10月10日，他被关进江阴市拘留所，拘留十天。戴说，他一直都想搞清楚自己是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不过直到现在，他和家人都未看到拘留证。

就在戴获得自由的前一天，10月19日，华西村党、村、企总办主任吴仁宝在《江阴日报》“辉煌华西50年特刊”头版，发表了题为《“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我对<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一点看法》的长篇文章，逐条批驳戴进兴。这其实是吴仁宝在华西村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讲话实录。2003年，他从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位置“隐退”后，兼任了三总办主任，控制着实际局势。

在这篇回应中，吴还为戴进兴的牢狱之灾提供了注脚。他称，华西是一个集体，比作“大树”，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因此，“树根谁来挖，就有保安抓，害虫叶上爬，就用药剂杀”。

作为一个农民语言大师，83岁的吴仁宝创造性地总结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保安，民主法治就是药剂。就在今年5月份，吴曾透露，这个拥有3万多人口的超级村庄，目前有民兵3000多人，联防队员200多人。

在表白了自己的政治忠诚后，“老书记”还备显委屈，“我吴仁宝一辈子都在爱党，这一生都在爱国，却被某些人以德报怨”。

在《江阴日报》上，吴仁宝试图表示出他的宽宏大量，他说，对待“这个别人”，他会“耐心等待，等待等待再等待”。不过，对于“反对派”，华西村和吴氏家族并未表现出足够多的耐心。10月、11月，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村委副主任、华西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周丽多次主持会议，批判“戴进兴之流恶意造谣、污蔑、诽谤、攻击老书记”的行为。

1981年出生的周丽曾留学新西兰，后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丈夫双双回到了华西村，她的丈夫是吴仁宝的孙子。在各个场合，周丽为乡音浓重的吴仁宝担任翻译，和中央领导合过影，目前被吴仁宝视为是华西村的“第三把手”。

吴显然认为，戴进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批驳中，他暗示“五村有个自己说想当官、要当官，但一直当不了官的官迷，才是幕后的黑手”。

长久以来，作为被塑造的典型，华西村似乎跟阴暗面绝缘。不过，戴进兴们的出现，说明村民们并不甘心作为灰色的背景存在。在“反对派”和吴氏家族之间的博弈背后，是周边村民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也是“大华西”近十年来社会关系的重建。

“胜利闭幕，邪气暴露”

戴进兴习惯称本村为“朱蒋巷村”，尽管早在2002年，该村已经并入华西村，成为其周边村之一，但是他顽固地想要摆脱和华西的关系—在并村初期，和其他村民一样，他也曾憧憬着光鲜富足的华西村式的生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华西村。

他首先抱怨本村的污染和肮脏，在其对“统治者”的质疑中，包括“破坏生态、破坏环境”。

对此，吴仁宝回应称，华西村的发展一直把“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当做底线，在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华西村是“首个通过ISO14000国际环境认证的村”。

事实上，在记者的观察中，原本的朱蒋巷村，已被规划成了华西集团的工业园区。这个村庄的北边和西边被华西集团的钢厂包围，这些钢厂距离附近农民的住宅，只隔着一道围墙；村庄南边是华西集团的一个煤场。即便是白天，村里的人家也多是关门闭户，窗棂上颜色黝黑。

矛盾多由这些企业产生。村民们称，由于不堪忍受噪音，2008年，他们前去钢厂理论，但是钢厂出动了60个厂警，冲突中三个村民受伤，导致“民愤极大”。

戴称，自己一直在外做板材生意，偶尔回村一趟，正遇上钢厂和村民相持不下之时，于是出面调停。他读过初中，在他那个年纪，在村中已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他的两个女儿目前都在城市工作，大女儿是教师，小女儿在法院，算是体面人家，因此他在村里说话有点分量。

戴回忆，自己代表村民跟时任本村村支书刘元乾谈话，提出要求将村庄整体搬迁的方案，对方代表华西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村民们消停过后，村里并未按章行事。

这次事件后不久，戴本人便被安排到华西集团工作，因为板材生意清淡，他接受了这份远在河北唐山的外放工作，年收入两万左右。戴认为，华西村当时就看到了他的号召力，所以把他“流放到千里之外”。2009年6月，戴换了一份在北京的工作，为同村民营老板查解恩请戴打工，年薪4万元。

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戴进兴与华西村的矛盾尖锐起来。

去年，由于煤灰污染问题，村民们要求煤场停止作业。在交涉无果后，戴进兴带领村民摔坏了煤场办公室里电脑的显示屏，还安排了村里的几个老人，在煤场门口静坐拦路。

就在今年3月份，他还写了一份《告全村老年同胞书》，征集到了本村165位老人的签名，去镇政府请愿，原因是“江阴市政府自2005年起向全市11.3万老年人发放新农保养老金， 至今已6年来，周边村的老年人并未领到那张商储卡”。三个月后，戴又致信江苏省政府，要求派员调查此事。

对于“老年人权益不容侵犯”这一诉求，吴仁宝称其“煽动性极强”。他称，华西村给予老年人的保养金每月为150元，不低于市政府的120元。不过，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服戴进兴，戴认为，目前周边村民从华西村获得的福利待遇，来源于他们作为农民出让的土地利益，但是华西村取消了他们享受政府福利的权利。

不过，戴的反驳已经不那么重要。在村庆五十周年的荣光过后，10月底，华西村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周边村职工会议，每天1000人，因为这次村庆“胜利闭幕，邪气暴露”，职工们除了要学习老书记的署名文章《“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还要观看歌舞剧《地利人和》、锡剧《安居乐业》来加深认识，目的是“明白正确的价值取向，懂得和谐的真正内涵”。

据参与会议的人说，会议结束后，华西村还给每个参会人员发了5只螃蟹和5个鸡蛋。会议纪要显示，周丽在会上解释，螃蟹的含义是“有些人横行霸道，目无法纪，对付他就要断其跑腿”。周还暗示螃蟹另有其人，因为戴进兴也只是“毛手毛脚，大钳都轮不上”。

鸡蛋则代表了至少传5代的美好含义，华西村希望大家要以村庆为契机，“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不要轻易受蛊惑，被煽动”。
夭折的“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

戴进兴曾想过上访。去年，借工作之机，他抽空去国家信访办门口转了转，还掏10块钱买了一本《上访通讯录》。

在得出上访“没用”的结论后，他又跑去咨询北京的律师，由此产生了在周边村成立“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想法。他称，去年下半年，自己开始联络维权同伴“七零”，张罗此事。

“七零”是华西三村村民王玉虎的外号。综合华西三村多名村民的说法，去年8月18日，因为不满华西村为“被征地农民办城保”，华西三村数千村民聚集在当地的“钢铁大桥”上，周边村村民闻风而至，导致了村民和联防队员的肢体冲突。因为在之前的村民会议中比较积极，“8·18”事件后，王玉虎被要求每天去派出所报到，由此也成为周边村著名的“反对派”。

王玉虎称，自己反对的理由很单纯，因为加入华西存后，他的生活明显倒退了。

王的一双儿女都在上中学，负担很重。早在2005年，华西村以每平方米275元的价钱收购了他的宅基地，他的二层小楼作价只有6.5万元，随即他搬进了华西村在周边村兴建的公寓房，公寓房没有产权，每平方米要750元，车库每平方米1050元，王称一来一去，他倒欠华西村几万元，每年还要付五厘利息。

这种情况在周边村几乎是常态。在辗转腾挪间，华西村成了不少村民的债权人。村民们称，他们的土地以每亩1500元的价格被华西村租用，每年的土地流转经费用于他们的生活保障，每年每人300斤大米、再加350元的补贴，不过，但每到年底分红时，总会有不少村民们领不到现金补贴，因为这些钱扣利息还不够。

对此，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回应称，“不是购买农民的宅基地，而是旧房拆迁，至于为什么要扣钱，是本着公平的原则，因为有些人欠钱不还，不过，这并不说明华西村没有人情味，有些村民房子塌了，生病没钱治疗，华西村也会帮他们。”

王玉虎认为，“反对派”在大华西还是很有民意基础的。在戴找到他后，他又联络了本村村民李建（化名）等人以及四村村民赵栋梁，后者曾为了土地问题去北京上访。

虽然协会还没成立，这几个人已经成为“默认会员”。戴进兴称，协会密集地“宣扬党的政策”，是从今年8月末开始的。他先是在村里分发单张的传单，号召老年人“拿起法律武器”，“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或者脚踏小三轮”，去索讨市政府发放的养老金。

公安局和村领导循着传单，找到戴进兴。戴称，当时在场的有个江阴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徐队”，答应他回去了解养老金的具体情况。在迟迟得不到对方的答复后，他才加强了“宣传力度”，写出了《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由其他兄弟们帮着他分发。

在这些“反对派”中，王玉虎被公认为最积极的人。大家津津乐道他的“勇敢”：骑着电动车，走村串巷，往每家每户塞小册子，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还一度怀揣菜刀。

王说，“老戴指控‘统治者’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为失地农民办城保是阴谋这些观点，说到我心窝里去了”。

不过，吴仁宝却坚信自己深受群众的爱戴。他在《江阴日报》上回应称，办理“城保”，是大多数村民的民意，是惠民的阳谋，在华西一、二、三村，要办“城保”的民意达到了91.6%，在三村，还有部分村民表示“不要城保要仁宝”。

在回应的开篇，吴仁宝便高度赞扬了村庆让领导和嘉宾“不仅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更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真正能够富华西”。同时，他特意指出，戴还准备了“四条横幅标语和200个牌牌，要在华西五十周年开幕期间进行游行，意在抨击吴仁宝和影响村庆活动”。

显然，此举已经被看做严肃的政治问题。“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命运，也因此注定出师未捷身先死。

“某些别有用心之人”

“反对派”的民意基础，并未像戴进兴他们想象的那么牢固。在10月底的周边村职工会议上，周丽透露，戴进兴他们是被人检举了，检举人原本是个多次上访的同志，“现在在老书记的等待下，不仅理解了，而且有立场、有觉悟”。

检举人被华西村赞扬为“既关心了大华西，又关心了闹事人”，如果不是事态得不到及时控制，“恐怕戴进兴也不只是依法抄家，处治安拘留10天，罪责将更加严重”。

华西村村委认定戴进兴有鼓动游行的嫌疑，但戴本人坚决否认。他澄清说，《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并没有吴仁宝说的10万之多，只印刷了4000份，另外，他还以“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名义转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也是4000份。

他用手敲打眼前的这份《规定》，告诉记者，“你一定要仔细看看，每个条款都契合华西的情况。”

至于村庆期间的游行，他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他只是想挑个合适的时间，给自村的村委会施加压力，“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会到华西村的土地上”。

对此，王玉虎透露，9月份，他们本打算动员老年人，10月7日为了养老金去各村村委请愿，但是考虑到当天国庆假期，于是作罢。10月4日晚上，五村的民营企业家查永恩请老戴和他去喝茶，劝他们“别人办喜事，你们别发传单和闹事”，他们也完全取消了村庆前后有所动作的打算。王称，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查，后者的生意做得大，在当地有口碑。

不过，华西村显然还是不放心戴进兴。10月9日，戴进兴被带走，当晚9点至12点，警方搜走了他家中所有的小册子和传单，还有四条横幅和200个白底泡沫的牌牌。横幅和牌牌上书“还我蓝天”、“还我土地”、“老年人权益不容侵犯”、“要求村务公开”等内容。

戴称，对方抄家抄得很仔细，那份有百名老人签名的《告全村老年同胞书》的原件，他一直压在床头柜的下面，也被抄走了。这让他深感惋惜，因为“这东西将来是有历史价值的”。

他对拘留所的唯一印象就是“冷”，年纪大了，不御寒，家属送到拘留所的羊毛衫和袜子都没收到。他称，提审时，问来问去都是那些—材料谁写的、谁指使的、复印的费用哪来的？戴自己一直坚称这都是自主行为。

不过，在吴仁宝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在《江阴日报》上，吴称，“戴进兴之流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忽悠了”，“某些人承诺，如果为此被拘留，一天付工资1000元，如果为此被判刑，吃了官司，一年付年薪30万”。

戴否认了这一点，称对方并没有证据，“胡说八道”。

戴进兴的人品也受到严厉指责，华西村称其是“不讲诚信，不讲原则，出尔反尔”的人，原因是他拿了两套公寓房，转手卖掉赚了28万元，至今仍赖在已经作价给集体的老房子里。

对此，戴本人承认属实。作为并村中少数没做赔本买卖的人，他将此归结为自己的“强硬”。他认为，这些实惠是房价上涨带来的商机，此外，自己“懂一点政策”，知道丧失宅基地、新房没有产权意味着什么。

10月9日，王玉虎也被传唤到派出所，在那待了一天一夜才被放出来。出来后，王被安排到华西集团去上班，月薪两三千，每天要求去报到。在10月底的周边村职工会议上，周丽在讲话中称，“如果他（王玉虎）继续恐吓，无理取闹，也就不是去派出所谈谈话那么简单了”。

“非党管党的较量”

当戴进兴极力否认时，华西村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主谋。在《江阴日报》上，吴仁宝不点名地指向了华西五村的某个民主党派人士。10余天后，周丽主持的村党委扩大会议上， 直指“查三毛恐吓撞骗，狗胆包天”。“查三毛”就是五村民营企业家查永恩的外号。

今年53岁的查永恩为华西五村“查家基”人—当地的小村落几乎都是以姓氏开头的宗族，血缘仍是联系村民的纽带。查永恩家族兴旺，在兄弟5人中，他排行第三，这个出身贫穷的供销员在发达之后，还带动了老四查解恩、老五查新华的兴旺。

王玉虎称“五村情况复杂”，主要指这个家族内部的分化和整合。在村民们看来，目前戴进兴的老板、老四查解恩和老三查永恩是“一条心”。另外，查的大姐夫吕育才去年刚被提拔华西五村的村支书，享受专车、司机，还有30万的年薪，这被村民解读为华西村“想搞平衡”。其弟查新华跟吴仁宝四子、新书记吴协恩的连襟成了亲家，被村民认为是“华西村的人”。

戴进兴认为，对方之所以非要指认查永恩为其幕后老板，是因为后者的乡村慈善扩大了其民意基础，导致引起了对方的“妒忌”。查曾出资5000万成立了环保科技公司，回收附近的工业废酸，去年，他还倡导成立了“江阴市朱蒋巷村帮扶基金会”，用于资助村里的鳏寡孤独、老人和穷人。这些行为都曾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今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的介绍下，查又加入了民建。

查的政治动机由此备受华西的质疑。在周丽主持的村党委扩大会议上，集中批判了“查三毛”的“三假三大”：假代表，大官迷；假慈善，大骗子；假民主，大流氓。

会议称，查表面上做慈善，实际上都是“银行的钱，骗来的钱”；他经常炫耀在镇里、县里、市里、省里，甚至在北京中央都认识人，“小人得志，四处张扬”；另外，查虽然加入了民主党派，但他不是真民主，“不是真的拥护、支持共产党”，因此，这就成了“非党要管党的一种较量”。

会上还罗列了查永恩的一些错误言论，比如说，他曾告诉老书记要多关心民情，“不拆老百姓不欠债，拆迁了，拆得老百姓一身债”，由此说明查是一个“妖言惑众的政治流氓”，甚至他的属相也被拿来说事，属狗的查永恩成了“疯狗”、“冷脱狗”、“赖皮狗”。

这几乎已经接近于村妇吵架。

查永恩本人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其查姓本家透露称，查永恩最担心的是华西村指其用“银行的钱，骗来的钱”，会使其信誉受损，从而影响他的生意。另外，当地的民营企业家都存在互相担保的关系，查也担心，华西村对其的批判，会引起其他老板的恐惧，从而不敢与他产生往来。

不过，华西村并不打算收手。华西村村党委扩大会议甚至提出，要另外划出一个“查家村”，“有人愿意到查家村的就到查家村”。另外，“幕后的策划者到底是谁，一定要大白天下”。

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戴进兴，在上过报纸后名气大涨。10月下旬，有6个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找到了戴进兴的院子，要做调研。其中一位李姓女生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们准备排练一出《理想国》的戏剧，来华西村是为了采集素材。

不过，他们进院子不久，村干部便带着大队人马匆忙杀到，要求他们离开。情急之中，李姓女生借着上厕所之机，塞给了老戴一张面纸，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这次经历，显然让戴进兴更感不安全。11月8日，记者再见他时，只隔了一天，他又添置了一部新手机，一个新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