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训的尴尬TZ

□焦国标

    2003年2月12日《中华读书报》发表金开诚先生《漫话校训》一文。金先生说，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都令人大为激赏。可是作为长期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北大人，金先生竟不知道北大有什么校训。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刷着八个大字“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八个大字是北大校训吗？我不知道，起码它现在不是。而且大饭厅在建校100周年纪念时就拆除了，这八个字也没有了。去年曾有一位日本朋友问我北大校训是什么，我答不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八个字肯定不是，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等八字，虽然很知名，可是据金开诚先生文，它却从来没有被“扶正”为校训。
    为什么我说“等八字”呢？因为金先生的文章里说的就是这样的半截话。他说：“不论同哪位(北大)老友闲谈，首先提到的总是‘兼容并包’，因为这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主张，后来常常受到人们的称赞，故而广为人知。”广为人知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金先生是文章大家，大家就应惜墨如金，于是把后四字给惜(通“牺”)去了。其实不但是金先生，如今，人们几乎见不到北大的先生们在“正经场合”不惜掉这后四字。
    下半截截去，仅剩这前半截，金先生还要打对折：“‘兼容并包’犹如弥勒佛的‘如意乾坤袋’，见着好东西就收为己有，岂不便宜？然而仔细想想又不能无疑。例如老友某公说：‘兼容并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开明主张，恐怕不能绝对化。拿现在来说，分裂祖国的言论，北大岂能容它？歪理邪说，北大岂能包它？’这话很有道理，无可置疑。”
这应该是金先生自己的想法，“老友某公”恐怕只是假托。写文章不是写新闻，里面的who可以造假。这是中国做文章的一个传统。
    金先生见多识广，可是这个想法实在未必如听起来那样雄辩。我发现，凡是强调“历史条件”特殊，实际都是说“现实条件”特殊。金先生这里也不例外。其实即便是在蔡元培时代，仍然可以对“兼容并包”提出质疑：比如强奸的行为，北大岂能“容”它？轮奸的勾当，北大岂能“包”它？强奸不能“容”，轮奸不能“包”，“兼容并包”有漏洞，很不周严嘛。可是当时为什么没有人这么质疑？这就体现出对这四个字的感情和倾向。你想淘汰它，你总能找到理由。这就叫“大丈夫何患无辞”？这就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其实即便是在金先生看来“很有道理，无可置疑”的例子、“歪理邪说”，换换地方，仍然可以“兼容并包”。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课上，大量时间里讲的都是历史上的“歪理邪说”，白莲教、太平道之类，不都是历史上的“歪理邪说”吗？怎么不可以“容”？怎么不可以“包”？
    社会进步是文明与野蛮的博弈，是光明与黑暗的拔河。文明的一方如果连“思想自由”四字都不敢说，野蛮的一方便索性连“兼容并包”也像割阑尾炎一样地给你一体挖去。曾几何时，蔡元培先生这八个字就一个都没有留下，全都“人间蒸发”了。
据金先生文，北大校训尚未“挂匾”，“值得北大的同志们来认真考虑”。“假如能集思广益制定出一个既表现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内涵，有助于推动北大与时俱进的新校训来，那就能像清华、北师大的校训那样成为醒目的精神标志，增强全校的进取意志和凝聚力量。”
    笔者作为一个后来的“北大的同志”，对此想提醒三句话：
    第一句，别再“集思广益”瞎耽误工夫了，除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以外，汉语里再没有别的组合能比这八字组合更能“表现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内涵”的了；除了这八个字，再没有别的汉字组合能与清华、北师大两校校训相比而不显丢份的了。
第二句，谁淘汰这八个字，谁就是北大历史上的罪人，中国历史上的罪人。历史已经证明过了。
    第三句，校训校训，一校之训；不是校长之训，也不是校长办公会之训。确立校训，小则应开师生听证会，大则应该全校公决。不能公决校长，先公决校训也成啊。决不能校长办公会上几个人一捏估，校训定矣。连农民都“海选”村长了，北大连一校之训都不能海选，实在于理太不通了。100多年来都有人说，中国老百姓素质太差，不会使用民主这个工具。我们北大师生鉴赏校训优劣的素质起码是绰绰有余的吧？□焦国标

    2003年2月12日《中华读书报》发表金开诚先生《漫话校训》一文。金先生说，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都令人大为激赏。可是作为长期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北大人，金先生竟不知道北大有什么校训。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刷着八个大字“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八个大字是北大校训吗？我不知道，起码它现在不是。而且大饭厅在建校100周年纪念时就拆除了，这八个字也没有了。去年曾有一位日本朋友问我北大校训是什么，我答不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八个字肯定不是，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等八字，虽然很知名，可是据金开诚先生文，它却从来没有被“扶正”为校训。
    为什么我说“等八字”呢？因为金先生的文章里说的就是这样的半截话。他说：“不论同哪位(北大)老友闲谈，首先提到的总是‘兼容并包’，因为这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主张，后来常常受到人们的称赞，故而广为人知。”广为人知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金先生是文章大家，大家就应惜墨如金，于是把后四字给惜(通“牺”)去了。其实不但是金先生，如今，人们几乎见不到北大的先生们在“正经场合”不惜掉这后四字。
    下半截截去，仅剩这前半截，金先生还要打对折：“‘兼容并包’犹如弥勒佛的‘如意乾坤袋’，见着好东西就收为己有，岂不便宜？然而仔细想想又不能无疑。例如老友某公说：‘兼容并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开明主张，恐怕不能绝对化。拿现在来说，分裂祖国的言论，北大岂能容它？歪理邪说，北大岂能包它？’这话很有道理，无可置疑。”
这应该是金先生自己的想法，“老友某公”恐怕只是假托。写文章不是写新闻，里面的who可以造假。这是中国做文章的一个传统。
    金先生见多识广，可是这个想法实在未必如听起来那样雄辩。我发现，凡是强调“历史条件”特殊，实际都是说“现实条件”特殊。金先生这里也不例外。其实即便是在蔡元培时代，仍然可以对“兼容并包”提出质疑：比如强奸的行为，北大岂能“容”它？轮奸的勾当，北大岂能“包”它？强奸不能“容”，轮奸不能“包”，“兼容并包”有漏洞，很不周严嘛。可是当时为什么没有人这么质疑？这就体现出对这四个字的感情和倾向。你想淘汰它，你总能找到理由。这就叫“大丈夫何患无辞”？这就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其实即便是在金先生看来“很有道理，无可置疑”的例子、“歪理邪说”，换换地方，仍然可以“兼容并包”。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课上，大量时间里讲的都是历史上的“歪理邪说”，白莲教、太平道之类，不都是历史上的“歪理邪说”吗？怎么不可以“容”？怎么不可以“包”？
    社会进步是文明与野蛮的博弈，是光明与黑暗的拔河。文明的一方如果连“思想自由”四字都不敢说，野蛮的一方便索性连“兼容并包”也像割阑尾炎一样地给你一体挖去。曾几何时，蔡元培先生这八个字就一个都没有留下，全都“人间蒸发”了。
据金先生文，北大校训尚未“挂匾”，“值得北大的同志们来认真考虑”。“假如能集思广益制定出一个既表现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内涵，有助于推动北大与时俱进的新校训来，那就能像清华、北师大的校训那样成为醒目的精神标志，增强全校的进取意志和凝聚力量。”
    笔者作为一个后来的“北大的同志”，对此想提醒三句话：
    第一句，别再“集思广益”瞎耽误工夫了，除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以外，汉语里再没有别的组合能比这八字组合更能“表现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内涵”的了；除了这八个字，再没有别的汉字组合能与清华、北师大两校校训相比而不显丢份的了。
第二句，谁淘汰这八个字，谁就是北大历史上的罪人，中国历史上的罪人。历史已经证明过了。
    第三句，校训校训，一校之训；不是校长之训，也不是校长办公会之训。确立校训，小则应开师生听证会，大则应该全校公决。不能公决校长，先公决校训也成啊。决不能校长办公会上几个人一捏估，校训定矣。连农民都“海选”村长了，北大连一校之训都不能海选，实在于理太不通了。100多年来都有人说，中国老百姓素质太差，不会使用民主这个工具。我们北大师生鉴赏校训优劣的素质起码是绰绰有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