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简·奥斯的现实主义小说思想与叙事技巧创新研究

简·奥斯的现实主义小说思想与叙事技巧创新研究

2011年11月16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多年来，国内奥斯丁研究大都集中分析文本，也有人对其叙事方法和思想进行梳理，但未见对其思想和叙事技巧创新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秦岚近著《简·奥斯丁的现实主义小说思想与叙事技巧创新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对奥斯丁小说思想与叙事进行思考和论证，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本书视角新颖，观点鲜明，深入浅出，简明易懂，值得阅读。
　　作者从英国小说发展史的视角，在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实质和总体特征的基础上，讨论了简·奥斯丁的现实主义小说思想的来源及其内涵，进行了综合创新，将其概括为3个来源：建立在洛克和笛卡尔的经验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思想；笛福和理查逊的“描述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菲尔丁的“评价的现实主义”传统；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道德教育传统。奥斯丁小说思想可以从真实观﹑读者观﹑创作观﹑叙事技巧观﹑功能观5个观点去分析。
　　真实观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简·奥斯丁和上述小说家描述现实所依据的规约不同。与他们“拟事实的小说”不同，她的小说指涉事实的基础是提供社会画面的准确性。奥斯丁吸纳了笛福﹑菲尔丁真实地描写人物外部行为的优点，发展了理查逊真实地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长处，这为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心理小说，甚至意识流小说提供了具体的先例。其次，简·奥斯丁与菲尔丁在真实观上的差异表现在对人性的认识不同。菲尔丁受性善论和出身决定论的影响，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稳定不变的”，人性之所以不完美，人的缺点﹑错误和罪恶都是不良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奥斯丁认为人性是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在人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第三，简·奥斯丁与笛福﹑特别是菲尔丁在真实观上的差异还表现在对真实性的关注点不同。笛福关注的是人性中的经济方面；菲尔丁关注的是人的本能；奥斯丁关注的是人的社会属性，注重的是社会效果。这就把奥斯丁的小说创作同自然主义、唯美主义以及把人视为脱离社会生活的个体等观念区别开来。简·奥斯丁读者观的核心和立足点是为大众﹑为世界而写。她极其重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形成了强烈的读者意识，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她的精品意识很强，特别关注读者的情趣，与读者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机智灵活。简·奥斯丁认为叙事技巧应服从于和服务于生活，应体现对生活的独特的道德关怀。她既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道德所累。她反对空洞的说教，为表现人性而精心选择语言，为家庭生活世俗小说探索适合需要的叙事形式。她“探索﹑挖掘语言的叙事性”服务于写作目的和修辞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简·奥斯丁的作品已具有了现代和后现代小说的某些特征。她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小说家们的功能观，形成了愉悦先行，以道德教育为基础，融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和预见功能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小说功能观。简·奥斯丁深受洛克哲学的影响，将创作理念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把现实生活作为创作源泉，恪守写熟悉生活的原则，像歌德那样对待生活，这正是简·奥斯丁的成功之路。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简·奥斯丁将她的小说深深地植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格兰南部乡村的社会现实生活，她对摄政政治、工业化带来的信仰沦丧、经济个人主义及中产阶级寻求改善地位而引起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以及妇女地位、困境和婚姻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深刻和广泛的讨论。奥斯丁不仅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而且以一位职业女作家的身份，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文化论争和意识形态的重构。她的这一创作理念给文学创作的启示是应坚持“详尽的生活观”“全面地描绘人类经历的每一个方面，而不仅限于那些适合某种特殊文学观的生活，也不只看生活的阴暗面”，不应一味地批判和解构，更应担负起社会职责，积极参与建构。她对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的思考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她不仅将生活体验作为小说的创作来源，而且把它作为检验小说是否真实自然的标准。简·奥斯丁的创作实践表明她是一位自觉的﹑严肃的﹑成熟的艺术家，她的创作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不断批判﹑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具有托·斯·艾略特所说的“批评的”“创造性的”劳动的特点。
　　作者系统描述了简·奥斯丁叙述模式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提出她在继承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和菲尔丁开创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模式的基础上，开创了全知叙述和限知叙述相结合的叙述模式，将其特点归纳成全知叙述和限知叙述﹑戏剧性的和非戏剧性的叙述﹑可靠的和不可靠的叙述相结合。这一叙述模式将全知的和可靠的叙述者的评论与主人公的感知结合起来，确立了“文本规范”。利用视角的双重性质和叙事话语的性别化机制将小说的女主人公作为一个聚焦者，解构了男性中心主义，确立了女主人公的主体地位。通过全知叙述者限制自己的知识以及运用视角转换，制造了短暂的悬念，增强了作品的逼真性和戏剧性。这一模式使简·奥斯丁为理查逊和菲尔丁只提供了部分答案的两个普遍的叙述问题， 找到了最成功的解决方法，将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形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现实主义小说成熟的标志。作者依据布斯提出、费伦完善和发展、申丹补充的不可靠叙述的理论和方法，对奥斯丁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表明奥斯丁小说中存在大量由人物眼光上升到叙述层构成的不可靠叙述。不可靠叙述作为目前国内外叙事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多为第一人称叙述的不可靠性研究。作者对奥斯丁小说中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拓宽了奥斯丁研究的视野。
　　作者将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对奥斯丁在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技巧上的继承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指出：自由间接话语成为奥斯丁实现“内心观察法”的话语表达方式，对布斯从叙述修辞的角度对这一方法进行的研究作了补充。作者在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苏珊·兰瑟和梅齐从叙事形式和性别政治角度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对奥斯丁运用自由间接话语的叙事形式来表达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做了补充论证。作者对克劳德·罗森关于奥斯丁运用自由间接话语再现“意识流”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奥斯丁在小说中已运用了时间和空间蒙太奇现代意识流小说技巧，从而深化了对奥斯丁自由间接话语的研究。作者对简·奥斯丁运用直接话语的直接性和生动性的特点来塑造人物，运用直接话语再现人物“意识流的方式”的话语风格，以及运用直接话语和自由直接话语再现“意识流”或“内心独白”进行了分析。
　　作者运用叙事学的时空理论，分析和研究了简·奥斯丁小说的时空控制技巧，认为其特点如下：第一，时空关系构成小说的结构原则。《理智与情感》中，两位女主人公的婚恋故事，按照时空关系配置，形成了以古老的诺兰庄园为背景和起点，以巴顿为中心，经过伦敦一番磨难，重返巴顿，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结局的完整结构。第二，坚持在时间进程中塑造人物，顺叙贯穿始终，延宕与顺叙相随，兼用插叙、频率和回叙等技巧。第三，利用顺叙使读者产生对故事结局的期待感，交代创作意图。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丁运用顺叙配置男女主人公的婚恋故事，使读者的聚焦中心始终放在故事的结局，激发读者的强烈期待感和不确定感。第四，运用延宕，制造悬念，通过回叙，揭开谜底。简·奥斯丁延宕信息的手段灵活多样：透露含糊信息，设一个谜局；披露假信息，设圈套；隐瞒真实信息；制造假信息等。这在阅读过程中给读者带来了认知的愉悦。回叙不仅揭开了谜底，而且使奥斯丁对社会的批判更加深刻，使她的作品更富思想和感情深度。
　　作者在书中还梳理了简·奥斯丁对英国18世纪现实主义反讽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将她的现实主义反讽观概括为：反讽既是她对社会现实的特殊态度，又是她与读者交流的手段，是她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小说世界中的具体反映，体现了她对社会生活和人性的独特的道德关怀和社会理想。这就将奥斯丁反讽研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简·奥斯的现实主义小说思想与叙事技巧创新研究

2011年11月16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李正栓　　多年来，国内奥斯丁研究大都集中分析文本，也有人对其叙事方法和思想进行梳理，但未见对其思想和叙事技巧创新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秦岚近著《简·奥斯丁的现实主义小说思想与叙事技巧创新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对奥斯丁小说思想与叙事进行思考和论证，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本书视角新颖，观点鲜明，深入浅出，简明易懂，值得阅读。
　　作者从英国小说发展史的视角，在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实质和总体特征的基础上，讨论了简·奥斯丁的现实主义小说思想的来源及其内涵，进行了综合创新，将其概括为3个来源：建立在洛克和笛卡尔的经验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思想；笛福和理查逊的“描述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菲尔丁的“评价的现实主义”传统；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道德教育传统。奥斯丁小说思想可以从真实观﹑读者观﹑创作观﹑叙事技巧观﹑功能观5个观点去分析。
　　真实观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简·奥斯丁和上述小说家描述现实所依据的规约不同。与他们“拟事实的小说”不同，她的小说指涉事实的基础是提供社会画面的准确性。奥斯丁吸纳了笛福﹑菲尔丁真实地描写人物外部行为的优点，发展了理查逊真实地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长处，这为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心理小说，甚至意识流小说提供了具体的先例。其次，简·奥斯丁与菲尔丁在真实观上的差异表现在对人性的认识不同。菲尔丁受性善论和出身决定论的影响，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稳定不变的”，人性之所以不完美，人的缺点﹑错误和罪恶都是不良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奥斯丁认为人性是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在人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第三，简·奥斯丁与笛福﹑特别是菲尔丁在真实观上的差异还表现在对真实性的关注点不同。笛福关注的是人性中的经济方面；菲尔丁关注的是人的本能；奥斯丁关注的是人的社会属性，注重的是社会效果。这就把奥斯丁的小说创作同自然主义、唯美主义以及把人视为脱离社会生活的个体等观念区别开来。简·奥斯丁读者观的核心和立足点是为大众﹑为世界而写。她极其重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形成了强烈的读者意识，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她的精品意识很强，特别关注读者的情趣，与读者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机智灵活。简·奥斯丁认为叙事技巧应服从于和服务于生活，应体现对生活的独特的道德关怀。她既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道德所累。她反对空洞的说教，为表现人性而精心选择语言，为家庭生活世俗小说探索适合需要的叙事形式。她“探索﹑挖掘语言的叙事性”服务于写作目的和修辞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简·奥斯丁的作品已具有了现代和后现代小说的某些特征。她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小说家们的功能观，形成了愉悦先行，以道德教育为基础，融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和预见功能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小说功能观。简·奥斯丁深受洛克哲学的影响，将创作理念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把现实生活作为创作源泉，恪守写熟悉生活的原则，像歌德那样对待生活，这正是简·奥斯丁的成功之路。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简·奥斯丁将她的小说深深地植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格兰南部乡村的社会现实生活，她对摄政政治、工业化带来的信仰沦丧、经济个人主义及中产阶级寻求改善地位而引起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以及妇女地位、困境和婚姻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深刻和广泛的讨论。奥斯丁不仅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而且以一位职业女作家的身份，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文化论争和意识形态的重构。她的这一创作理念给文学创作的启示是应坚持“详尽的生活观”“全面地描绘人类经历的每一个方面，而不仅限于那些适合某种特殊文学观的生活，也不只看生活的阴暗面”，不应一味地批判和解构，更应担负起社会职责，积极参与建构。她对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的思考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她不仅将生活体验作为小说的创作来源，而且把它作为检验小说是否真实自然的标准。简·奥斯丁的创作实践表明她是一位自觉的﹑严肃的﹑成熟的艺术家，她的创作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不断批判﹑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具有托·斯·艾略特所说的“批评的”“创造性的”劳动的特点。
　　作者系统描述了简·奥斯丁叙述模式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提出她在继承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和菲尔丁开创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模式的基础上，开创了全知叙述和限知叙述相结合的叙述模式，将其特点归纳成全知叙述和限知叙述﹑戏剧性的和非戏剧性的叙述﹑可靠的和不可靠的叙述相结合。这一叙述模式将全知的和可靠的叙述者的评论与主人公的感知结合起来，确立了“文本规范”。利用视角的双重性质和叙事话语的性别化机制将小说的女主人公作为一个聚焦者，解构了男性中心主义，确立了女主人公的主体地位。通过全知叙述者限制自己的知识以及运用视角转换，制造了短暂的悬念，增强了作品的逼真性和戏剧性。这一模式使简·奥斯丁为理查逊和菲尔丁只提供了部分答案的两个普遍的叙述问题， 找到了最成功的解决方法，将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形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现实主义小说成熟的标志。作者依据布斯提出、费伦完善和发展、申丹补充的不可靠叙述的理论和方法，对奥斯丁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表明奥斯丁小说中存在大量由人物眼光上升到叙述层构成的不可靠叙述。不可靠叙述作为目前国内外叙事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多为第一人称叙述的不可靠性研究。作者对奥斯丁小说中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拓宽了奥斯丁研究的视野。
　　作者将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对奥斯丁在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技巧上的继承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指出：自由间接话语成为奥斯丁实现“内心观察法”的话语表达方式，对布斯从叙述修辞的角度对这一方法进行的研究作了补充。作者在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苏珊·兰瑟和梅齐从叙事形式和性别政治角度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对奥斯丁运用自由间接话语的叙事形式来表达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做了补充论证。作者对克劳德·罗森关于奥斯丁运用自由间接话语再现“意识流”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奥斯丁在小说中已运用了时间和空间蒙太奇现代意识流小说技巧，从而深化了对奥斯丁自由间接话语的研究。作者对简·奥斯丁运用直接话语的直接性和生动性的特点来塑造人物，运用直接话语再现人物“意识流的方式”的话语风格，以及运用直接话语和自由直接话语再现“意识流”或“内心独白”进行了分析。
　　作者运用叙事学的时空理论，分析和研究了简·奥斯丁小说的时空控制技巧，认为其特点如下：第一，时空关系构成小说的结构原则。《理智与情感》中，两位女主人公的婚恋故事，按照时空关系配置，形成了以古老的诺兰庄园为背景和起点，以巴顿为中心，经过伦敦一番磨难，重返巴顿，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结局的完整结构。第二，坚持在时间进程中塑造人物，顺叙贯穿始终，延宕与顺叙相随，兼用插叙、频率和回叙等技巧。第三，利用顺叙使读者产生对故事结局的期待感，交代创作意图。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丁运用顺叙配置男女主人公的婚恋故事，使读者的聚焦中心始终放在故事的结局，激发读者的强烈期待感和不确定感。第四，运用延宕，制造悬念，通过回叙，揭开谜底。简·奥斯丁延宕信息的手段灵活多样：透露含糊信息，设一个谜局；披露假信息，设圈套；隐瞒真实信息；制造假信息等。这在阅读过程中给读者带来了认知的愉悦。回叙不仅揭开了谜底，而且使奥斯丁对社会的批判更加深刻，使她的作品更富思想和感情深度。
　　作者在书中还梳理了简·奥斯丁对英国18世纪现实主义反讽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将她的现实主义反讽观概括为：反讽既是她对社会现实的特殊态度，又是她与读者交流的手段，是她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小说世界中的具体反映，体现了她对社会生活和人性的独特的道德关怀和社会理想。这就将奥斯丁反讽研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