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2010—2015年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决定性因素和趋势展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2:57:26
2010—2015年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决定性因素和趋势展望
预测国家安全环境的演变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作者将从判定一些 对中国的安全环境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的演变趋势入手，来试图对2010-2015年中国将面临 的整体安全环境做一个系统的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并提出中国大体的战略框架。
在未来的10-15年内，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将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1.技术的影响
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是影响各国安全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战略威慑是否依然存在
冷战的历史表明，相互确保摧毁（MAD）尽管听起来很不人道，却维持了世界的战略平衡，以至于在长达50年的美苏对抗中，世界并没有经历核战争。
但是，在美国国内始终有一些人士想摆脱相互威慑的状态。而冷战后美国拥有的空前优势地位让这些人士觉得有可能通过建立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真正地获得绝对的战略优势。
因此，美国以及俄罗斯这两个核武器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如今维持全球战略稳定的战略威慑的态度以及技术的进步决定了战略威慑在未来的10-15年是否还将存在。
作为一个集中了全球最优秀的科技人才，而且有着一个庞大的军工体系的国家，如果美国下决心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则其他国家基本上无法阻挡。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已经在导弹防御技术上投入了可观的资源。因此，可以想像，在未来的10-15年，出现一定意义上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是极有可能的。事实上，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比如美国的爱国者-3型防空系统和俄罗斯的S-2000系统）已经可以截击一些战术弹道导弹，尽管他们的技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由于导弹拦截技术的难度和反拦截技术的进步，导弹防御技术似乎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到高精度的截击，而战略核导弹的巨大破坏力也会使国家在使用这些武器时都小心翼翼，因此，尽管战略威慑的稳定性将逐渐被削弱，但战略威慑在未来的10-15年内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不过，一旦有一定程度有效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出现，就有可能改变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对中国这样只拥有小规模核武库的国家的核威慑战略。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15年，核大国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会有所降低。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类似于美国最近的《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这样的发展。
这表明在美国始终存在着一些人士，他们认为核武器不应该仅仅适用于战略威慑，而且也适用于战术投放，因此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应该降低。美国这样的心态和它最终会拥有一个一定程度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叠加在一起，人类离核末日也许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
（二）常规军力
在未来的常规战争中，依靠技术手段获得不对称的战场信息（和阻止对手获得足够的战场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将战争变成利于自己的非对称性战争。而能够获得不对称的战场信息不仅能够赢得战争，而且有利于阻止冲突的发生。因此，一个国家在有关这方面的产业发展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更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生死大计。
如果核威慑能够在未来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则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几率并不大。在未来，国家的军队更可能是用于对付小规模的突发事件和低烈度冲突（比如打击恐怖主义和地区分裂主义），这就要求军队必须拥有能够在短的时间里，使用足够的力量执行小规模的打击能力。这一点，从美军在阿富汗几次因决策反应系统的迟钝而散失多次活捉或者击毙奥萨马的机会就可以看出这种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主要国家的武装力量在维持足够的威慑力量以及打赢局部高技术战争的能力的同时，将会继续朝着灵活机动的打击力量发展。
（三）其他技术
通信广播技术的进步使得国际舆论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美国在911后和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对舆论的运用上可以看出，如果不能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一个国家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就将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而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或者能够对一个事件塑造一定的先入为主的印象的话，将能够既有利于实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又能够通过舆论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舆论的影响力可以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在这次911事件后的影响可见一斑。
然而，如今的国际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舆论，而发展中国家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舆论媒体。因此，未来的国际政治是否能够缩小南北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能否拥有自己的声音和传播渠道。
国际资本的流动正在打破国家之间的界限，并将通过影响国家的经济运行而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相对独立地维持其金融体系的稳定，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
2.美国的全球地位和战略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未来的10-15年仍将是难以动摇的。因此，美国作为中国重要的资金、技术来源以及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安全战略仍将是影响中国整体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假定美国的经济维持2%的增长率，而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中国等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均维持6%的增长率，欧洲维持2%，日本维持1%左右的增长率的话，到了2015年，美国在这几个重要的经济实体中的相对地位将有所下降，美国的优势地位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由于其他的政治实体不大可能获得全方位的能力，加上美国的经济实力仍然是其他国家不可匹敌的，因此这种相对地位的下降可能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世界仍将维持一个单极世界的基本格局。
不过，到了2015-2020年，单极世界的基本格局可能就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开始逐渐弱化。
纵观历史，毕竟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始终维持其霸主地位。也许美国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长盛不衰的大国，不过，美国能否走出历史的怪圈仍是无法预知的。9·11事件并没有削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美国的全球地位。因此，美国也许正在进入其外交政策中“扩张－收缩”循环周期的一个新的扩张阶段。不过，在反恐的旗帜下，美国很有可能又会犯胳膊伸得太长的错误（比如美国决定推翻萨达姆，而长期卷入伊拉克），在一些地区陷入困境。
从长远来说，美国的总体战略不外乎四者之一。“进取性的领导战略”、谨慎的领导战略、建设性的多边战略、退缩性的维持战略。由于退缩性的维持战略基本上是一种“孤立主义”思想的战略，因此在美国以推动全球化为己任的时代，美国采取这样的战略的可能性极小。即便美国在如今的扩张期因为胳膊伸得太长而受到挫折后也只会进行短暂的收缩，不会陷入“孤立主义”中去。
因此，美国的长期战略将会是“进取性的领导战略”、谨慎的领导战略、建设性的多边战略三者中选择。由于美国不同的政策倾向轮流执政，在一定情况下会是两者或三者的混合体，只是不同领导人侧重有所不同。
如果美国在今后的10－15年继续类似于目前布什政府的“进取性的领导战略”，即便是美国的盟友也会发现和美国共处越来越艰难，而对于中国这样美国始终会持有戒备心理的国家就会更加困难。中美关系将最多维持在不至于完全破裂的状态，而不会有任何可以期待的其他局面。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战略将有可能导致美国采取更多的先发制人的策略，使得美国变成一个蔑视其他国家最核心的主权权利的“流氓国家”。
如果美国采取一种谨慎的领导战略，中美关系将会有相对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一些问题上能够达成合作或者理解。但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有日本）都没有从根本上接受台湾是中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却不是美国和日本的生死攸关的利益，甚至不是他们的重要利益的事实。因此，美日和中国在这一点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这样一来，在台湾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中美日三国能够达成的任何战略理解都将是脆弱的，至少是难以达成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理解：中美在1997－98年间达成的和解被证明是短暂和不牢固的。
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美国采取一种建设性的多边战略。这种战略意味着美国在维持它目前优势地位将采取的策略是一种相对“开明”的战略。即尽管美国仍将努力维持其目前的优势地位，但美国不会对其他国家地位的上升感到恐惧，而是会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来和其他重要国家来“共同塑造”一个能够维持世界的长治久安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这样的战略将要求美国给予其他重要国家以合法合理的国际地位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在这里，“共同塑造”和那种要求其他国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制性融入是有重大区别的。
如果美国采取一种谨慎的领导战略或建设性的多边战略，而中国继续目前谨慎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政策，中美之间通过共同努力将能够达成一定的相互战略保证，因而可以避免关系的恶化，为未来达成更加坚实的战略理解打下一定的基础。
从美国的历史心态和国民精神上判断，美国采取介于“进取性的领导”和“谨慎的领导”之间的战略可能性最大，而采取“建设性多边主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在未来的20年后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优势有所下降，因而不能维持绝对的优势，加上美国的精英更清醒地意识到“建设性多边主义”的好处的话，也不能排除美国会采取“建设性多边主义”的策略。不过，我们离这一天似乎还很遥远。
关于美国的未来地位，我们也许可以断言，如果美国的地位出现衰退，将不会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动对美国的战争打击，而会是因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失去信心，从而不再愿意通过大量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以维持美国的高额赤字。这样一来，美国的许多行为都将受到限制，地位也有所削弱，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能有其它的大国能够取代它的地位。
3.俄罗斯的再生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经过了一个长达10年的收缩期，一直到普京的上台才开始稳定下来。从2000年及2001年，俄罗斯经济已经明显走出了低谷，开始有了相当稳定的增长。
普京总统和俄罗斯的精英清醒地意识到俄罗斯至少现在已经不可能在地区事务上有决定性的声音。因此，普京和未来的俄罗斯基本上将执行一种“韬光养晦”的战略：即只要美国不威胁到俄罗斯的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俄罗斯将尽可能避免和美国的直接对抗，尽可能地和美国达成妥协，以求尽可能地倾注更多的资源在经济建设而不是和美国抗衡上。俄罗斯不会投入太多的资源和美国在俄罗斯的近邻进行激烈的势力争夺。这一点在俄罗斯政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于是我们看到，在911后美国的势力渗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普京力排众议，默许或至少容忍美国的介入。这些政策尽管有许多（主要是军界）的反对声音，但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民意压力。当然，从俄罗斯的历史心态和国民精神上看，俄罗斯采取完全的退缩政策的可能性极小。
不过，俄罗斯的“韬光养晦”在一定程度也需要美国能够给俄罗斯一定的面子和实际利益。而照顾别人的利益似乎从来不是美国人的长处，俄国内的民族主义有相当程度上的反美情绪，因此“韬光养晦”的政策在俄国内会遇到持续的反对意见。但从总的态势看，“韬光养晦”将成为俄罗斯在未来相当时间的国策。由此推断，俄罗斯在未来的10-15年将会满足于做一个地区重要大国，但不会谋求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决定力量。
如果俄罗斯能够休生养息，保持过去两年的经济发展态势，进入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期，俄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总体上将不会再进一步下降。这样一来，俄罗斯对独联体大多数国家（除了一些太边缘的国家）的影响力将基本保持稳定，甚至会因为俄罗斯经济实力的提高而有所提升。不过，由于独联体国家中确实也存在着对俄罗斯恢复帝国时代的担心，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独联体的种种牵制，独联体作为一个多边组织的影响力也不会有太大的提高。
如果俄罗斯对独联体的影响能够维持在目前的稳定水平甚至有所提升，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就将没有太大的热情。独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功能和范围都有所重叠，但又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合为一体。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两者中的一个功能极大弱化以至于基本上丧失而自动消失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4.中国成为地区性的决定力量：潜力和瓶颈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有关“中国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中国威胁论”的讨论已经是成了司空见惯。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仍是艰巨的，而这些挑战也许更多的是来自国内。
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解决了中国能够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剩下来的问题都是棘手的问题和一些改革开放造成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如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不同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腐败等等，构成了如今中国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
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突破的另一个瓶颈是中国作为一个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国度，在中国积极和其他国家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中国国内的经济一体化却相当滞后。而要想利用中国这个大市场培育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就必须允许不同地区的企业在一个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环境下相互竞争。因此，中国要想充分获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就必须加大力度首先完成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这些问题将需要中国的领导人花费巨大的精力来面对，因此，中国不大可能在外交和安全事物上花费太多的资源：中国的外交安全战略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总体说来，由于中国的发展需要和中国人文哲学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目前执行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为核心，加上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外交安全政策将会继续。
当然，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对自己安全环境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这时候中国必须面对如何处理崛起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平衡责任和地位，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一个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能够既积极进取，又不盲目冒进（比如犯60年代的错误），在进取和谨慎之间寻找平衡。
在国力迅速上升的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可能走向自高自大，也有可能因为中国领导人对民族主义的引导而走向更加成熟和包容。从中国的国民和精英的心态判断，中国可能更容易犯冒进的错误，而不是完全退缩的错误。
5.印度的崛起和走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面临许多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相同，或者至少是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印度的发展要比中国晚上10年左右。这些问题包括地方分离主义、政治稳定、维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完善基础设施已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从前工业化跨越式地发展到信息化），以及如何处理崛起带来的问题（民族主义、责任和地位、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等等。和中国一样，印度面临的挑战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将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挑战。
印度还面临一个突出的教派和族群关系问题。尽管印度独立后建国的基石之一是世俗主义，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来，印度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色彩越来越强。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已经开始威胁到印度的立国之本，而从最近发生的教派冲突来看，印度国内的宗教冲突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尽管有学者认为民主政体是最能够包容，因而也是最能够解决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冲突问题的政体，但是从美国花了近200年才初步控制了种族歧视，而英国到现在为止仍未解决北爱尔兰问题来看，即便是民主整体也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因此，教派和种族冲突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还将困扰印度。我们也许最多能说的是作为一个民主政体，印度不大可能走向崩溃。
在经济方面，改革在印度已经获得了社会的共识。因此，印度不大可能再回到过去的经济停滞不前。不过，因为印度的社会问题，短期内印度对外资的吸引将是滞后的。
在印度的外交战略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仍将是印度外交安全战略中追赶的目标。印度也将致力于脱掉一个次地区强国的帽子，而向一个地区大国和全球力量的目标迈进。不过，印度要想成为一个超越南亚次大陆限制的地区性大国至少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第一个方面是印度和中国一样，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二是区内的国家和区外的国家对印度的制约和平衡。三是印度要想成为一个超越南亚次大陆限制的地区性大国，必须解决长期困扰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冲突，而这一点在未来的10-15年期间困难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印度作为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似乎并不习惯对巴基斯坦作出一些具体的让步从而让巴基斯坦能够接受妥协。
在总体的国际格局下，只要中国持续地走在印度的前面，美国和俄罗斯对印度的戒备就会相对较小，而努力争取印度的合作以平衡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但是，印度相对独立的外交安全传统（或者文化）以及它对一个独立大国地位的追求决定了印度最终不会甘于始终是美国或俄罗斯的小伙伴。同时，印度也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中国日益强大，采取和中国完全敌对的战略也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未来的安全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寻找在维持美国或俄罗斯若即若离地平衡中国以及和中国维持一个不太坏的关系之间的平衡。这样一来，印度就既能从美国和俄罗斯获得一些切实的利益，又不至于太得罪中国。当然，印度多少会更倾向美国。
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印度间的经贸关系将日趋密切，这样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在两国之间构筑更多的共同利益，有利于维持双边关系的大体稳定。但是，印度将中国视为它最现实的赶超对手这样的态度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改变。而且，随着其经济的增长，印度将会更加强烈地要求中国平等地对待印度（印度许多人士认为中国一直瞧不起印度）。
在中印关系方面，边界问题的存在意味着中印关系暂时难以有大的进步。只有当印度有了足够的政治决心，并且能够控制其国内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能在一些领土争端问题上作出必要的妥协，中印关系才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而印度离这样的心态仍有相当的距离。
6.日本：真正的大国衰落？
在中国所周边的国家，日本的未来恐怕是最不确定的。毫无疑问，日本仍然是一个具有极大现实的和潜在能力的国家，其拥有的科技水平和全球领先企业赋予了日本一旦能够解决目前的结构性问题，就能够重新夺回“失去的十年”的潜力。
但是日本确实面临着一些紧迫的问题：体制的改革和整个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日本基本上永久性地失去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在高科技领域中的竞争中也有可能因为人才匮乏而缺乏持久力。在未来的5-10年里，如果日本仍然不能解决困扰其过去十年的改革问题的话，我们将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衰落已经是历史事实（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变成穷国）。而且，类似于日本这样的岛国一旦失去它的优势地位，就不大可能再重新回到其原有的地位（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本身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日本最终将根据其经济的发展趋势来重新定位他的外交策略。如果日本的衰落和英国的衰落一样是永久的话，日本的选择将是极其有限的。日本也许将更加紧密的和美国联系在一起，就像英国和美国一样。更何况，英国面临的是一个相对友好的欧洲大陆，而日本也许在相当长时间将对中国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样一来，日本将不大可能维持一个独立的大国战略，其战略将会像英国的战略一样，基本上只是美国战略的延伸。由此，日本将不得不思考其一些精英们追求的大国战略是否现实可取，其国民精神是否需要重新塑造这样涉及日本未来的根本问题。
如果日本在未来的5-10年里能够解决困扰其过去十年的改革问题的话，日本才能够有能力思考和执行它所追求一个独立大国战略的目标。2010—2015年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决定性因素和趋势展望
预测国家安全环境的演变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作者将从判定一些 对中国的安全环境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的演变趋势入手，来试图对2010-2015年中国将面临 的整体安全环境做一个系统的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并提出中国大体的战略框架。
在未来的10-15年内，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将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1.技术的影响
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是影响各国安全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战略威慑是否依然存在
冷战的历史表明，相互确保摧毁（MAD）尽管听起来很不人道，却维持了世界的战略平衡，以至于在长达50年的美苏对抗中，世界并没有经历核战争。
但是，在美国国内始终有一些人士想摆脱相互威慑的状态。而冷战后美国拥有的空前优势地位让这些人士觉得有可能通过建立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真正地获得绝对的战略优势。
因此，美国以及俄罗斯这两个核武器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如今维持全球战略稳定的战略威慑的态度以及技术的进步决定了战略威慑在未来的10-15年是否还将存在。
作为一个集中了全球最优秀的科技人才，而且有着一个庞大的军工体系的国家，如果美国下决心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则其他国家基本上无法阻挡。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已经在导弹防御技术上投入了可观的资源。因此，可以想像，在未来的10-15年，出现一定意义上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是极有可能的。事实上，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比如美国的爱国者-3型防空系统和俄罗斯的S-2000系统）已经可以截击一些战术弹道导弹，尽管他们的技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由于导弹拦截技术的难度和反拦截技术的进步，导弹防御技术似乎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到高精度的截击，而战略核导弹的巨大破坏力也会使国家在使用这些武器时都小心翼翼，因此，尽管战略威慑的稳定性将逐渐被削弱，但战略威慑在未来的10-15年内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不过，一旦有一定程度有效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出现，就有可能改变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对中国这样只拥有小规模核武库的国家的核威慑战略。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15年，核大国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会有所降低。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类似于美国最近的《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这样的发展。
这表明在美国始终存在着一些人士，他们认为核武器不应该仅仅适用于战略威慑，而且也适用于战术投放，因此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应该降低。美国这样的心态和它最终会拥有一个一定程度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叠加在一起，人类离核末日也许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
（二）常规军力
在未来的常规战争中，依靠技术手段获得不对称的战场信息（和阻止对手获得足够的战场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将战争变成利于自己的非对称性战争。而能够获得不对称的战场信息不仅能够赢得战争，而且有利于阻止冲突的发生。因此，一个国家在有关这方面的产业发展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更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生死大计。
如果核威慑能够在未来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则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几率并不大。在未来，国家的军队更可能是用于对付小规模的突发事件和低烈度冲突（比如打击恐怖主义和地区分裂主义），这就要求军队必须拥有能够在短的时间里，使用足够的力量执行小规模的打击能力。这一点，从美军在阿富汗几次因决策反应系统的迟钝而散失多次活捉或者击毙奥萨马的机会就可以看出这种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主要国家的武装力量在维持足够的威慑力量以及打赢局部高技术战争的能力的同时，将会继续朝着灵活机动的打击力量发展。
（三）其他技术
通信广播技术的进步使得国际舆论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美国在911后和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对舆论的运用上可以看出，如果不能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一个国家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就将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而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或者能够对一个事件塑造一定的先入为主的印象的话，将能够既有利于实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又能够通过舆论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舆论的影响力可以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在这次911事件后的影响可见一斑。
然而，如今的国际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舆论，而发展中国家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舆论媒体。因此，未来的国际政治是否能够缩小南北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能否拥有自己的声音和传播渠道。
国际资本的流动正在打破国家之间的界限，并将通过影响国家的经济运行而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相对独立地维持其金融体系的稳定，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
2.美国的全球地位和战略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未来的10-15年仍将是难以动摇的。因此，美国作为中国重要的资金、技术来源以及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安全战略仍将是影响中国整体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假定美国的经济维持2%的增长率，而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中国等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均维持6%的增长率，欧洲维持2%，日本维持1%左右的增长率的话，到了2015年，美国在这几个重要的经济实体中的相对地位将有所下降，美国的优势地位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由于其他的政治实体不大可能获得全方位的能力，加上美国的经济实力仍然是其他国家不可匹敌的，因此这种相对地位的下降可能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世界仍将维持一个单极世界的基本格局。
不过，到了2015-2020年，单极世界的基本格局可能就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开始逐渐弱化。
纵观历史，毕竟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始终维持其霸主地位。也许美国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长盛不衰的大国，不过，美国能否走出历史的怪圈仍是无法预知的。9·11事件并没有削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美国的全球地位。因此，美国也许正在进入其外交政策中“扩张－收缩”循环周期的一个新的扩张阶段。不过，在反恐的旗帜下，美国很有可能又会犯胳膊伸得太长的错误（比如美国决定推翻萨达姆，而长期卷入伊拉克），在一些地区陷入困境。
从长远来说，美国的总体战略不外乎四者之一。“进取性的领导战略”、谨慎的领导战略、建设性的多边战略、退缩性的维持战略。由于退缩性的维持战略基本上是一种“孤立主义”思想的战略，因此在美国以推动全球化为己任的时代，美国采取这样的战略的可能性极小。即便美国在如今的扩张期因为胳膊伸得太长而受到挫折后也只会进行短暂的收缩，不会陷入“孤立主义”中去。
因此，美国的长期战略将会是“进取性的领导战略”、谨慎的领导战略、建设性的多边战略三者中选择。由于美国不同的政策倾向轮流执政，在一定情况下会是两者或三者的混合体，只是不同领导人侧重有所不同。
如果美国在今后的10－15年继续类似于目前布什政府的“进取性的领导战略”，即便是美国的盟友也会发现和美国共处越来越艰难，而对于中国这样美国始终会持有戒备心理的国家就会更加困难。中美关系将最多维持在不至于完全破裂的状态，而不会有任何可以期待的其他局面。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战略将有可能导致美国采取更多的先发制人的策略，使得美国变成一个蔑视其他国家最核心的主权权利的“流氓国家”。
如果美国采取一种谨慎的领导战略，中美关系将会有相对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一些问题上能够达成合作或者理解。但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有日本）都没有从根本上接受台湾是中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却不是美国和日本的生死攸关的利益，甚至不是他们的重要利益的事实。因此，美日和中国在这一点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这样一来，在台湾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中美日三国能够达成的任何战略理解都将是脆弱的，至少是难以达成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理解：中美在1997－98年间达成的和解被证明是短暂和不牢固的。
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美国采取一种建设性的多边战略。这种战略意味着美国在维持它目前优势地位将采取的策略是一种相对“开明”的战略。即尽管美国仍将努力维持其目前的优势地位，但美国不会对其他国家地位的上升感到恐惧，而是会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来和其他重要国家来“共同塑造”一个能够维持世界的长治久安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这样的战略将要求美国给予其他重要国家以合法合理的国际地位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在这里，“共同塑造”和那种要求其他国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制性融入是有重大区别的。
如果美国采取一种谨慎的领导战略或建设性的多边战略，而中国继续目前谨慎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政策，中美之间通过共同努力将能够达成一定的相互战略保证，因而可以避免关系的恶化，为未来达成更加坚实的战略理解打下一定的基础。
从美国的历史心态和国民精神上判断，美国采取介于“进取性的领导”和“谨慎的领导”之间的战略可能性最大，而采取“建设性多边主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在未来的20年后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优势有所下降，因而不能维持绝对的优势，加上美国的精英更清醒地意识到“建设性多边主义”的好处的话，也不能排除美国会采取“建设性多边主义”的策略。不过，我们离这一天似乎还很遥远。
关于美国的未来地位，我们也许可以断言，如果美国的地位出现衰退，将不会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动对美国的战争打击，而会是因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失去信心，从而不再愿意通过大量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以维持美国的高额赤字。这样一来，美国的许多行为都将受到限制，地位也有所削弱，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能有其它的大国能够取代它的地位。
3.俄罗斯的再生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经过了一个长达10年的收缩期，一直到普京的上台才开始稳定下来。从2000年及2001年，俄罗斯经济已经明显走出了低谷，开始有了相当稳定的增长。
普京总统和俄罗斯的精英清醒地意识到俄罗斯至少现在已经不可能在地区事务上有决定性的声音。因此，普京和未来的俄罗斯基本上将执行一种“韬光养晦”的战略：即只要美国不威胁到俄罗斯的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俄罗斯将尽可能避免和美国的直接对抗，尽可能地和美国达成妥协，以求尽可能地倾注更多的资源在经济建设而不是和美国抗衡上。俄罗斯不会投入太多的资源和美国在俄罗斯的近邻进行激烈的势力争夺。这一点在俄罗斯政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于是我们看到，在911后美国的势力渗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普京力排众议，默许或至少容忍美国的介入。这些政策尽管有许多（主要是军界）的反对声音，但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民意压力。当然，从俄罗斯的历史心态和国民精神上看，俄罗斯采取完全的退缩政策的可能性极小。
不过，俄罗斯的“韬光养晦”在一定程度也需要美国能够给俄罗斯一定的面子和实际利益。而照顾别人的利益似乎从来不是美国人的长处，俄国内的民族主义有相当程度上的反美情绪，因此“韬光养晦”的政策在俄国内会遇到持续的反对意见。但从总的态势看，“韬光养晦”将成为俄罗斯在未来相当时间的国策。由此推断，俄罗斯在未来的10-15年将会满足于做一个地区重要大国，但不会谋求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决定力量。
如果俄罗斯能够休生养息，保持过去两年的经济发展态势，进入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期，俄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总体上将不会再进一步下降。这样一来，俄罗斯对独联体大多数国家（除了一些太边缘的国家）的影响力将基本保持稳定，甚至会因为俄罗斯经济实力的提高而有所提升。不过，由于独联体国家中确实也存在着对俄罗斯恢复帝国时代的担心，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独联体的种种牵制，独联体作为一个多边组织的影响力也不会有太大的提高。
如果俄罗斯对独联体的影响能够维持在目前的稳定水平甚至有所提升，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就将没有太大的热情。独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功能和范围都有所重叠，但又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合为一体。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两者中的一个功能极大弱化以至于基本上丧失而自动消失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4.中国成为地区性的决定力量：潜力和瓶颈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有关“中国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中国威胁论”的讨论已经是成了司空见惯。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仍是艰巨的，而这些挑战也许更多的是来自国内。
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解决了中国能够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剩下来的问题都是棘手的问题和一些改革开放造成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如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不同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腐败等等，构成了如今中国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
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突破的另一个瓶颈是中国作为一个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国度，在中国积极和其他国家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中国国内的经济一体化却相当滞后。而要想利用中国这个大市场培育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就必须允许不同地区的企业在一个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环境下相互竞争。因此，中国要想充分获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就必须加大力度首先完成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这些问题将需要中国的领导人花费巨大的精力来面对，因此，中国不大可能在外交和安全事物上花费太多的资源：中国的外交安全战略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总体说来，由于中国的发展需要和中国人文哲学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目前执行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为核心，加上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外交安全政策将会继续。
当然，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对自己安全环境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这时候中国必须面对如何处理崛起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平衡责任和地位，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一个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能够既积极进取，又不盲目冒进（比如犯60年代的错误），在进取和谨慎之间寻找平衡。
在国力迅速上升的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可能走向自高自大，也有可能因为中国领导人对民族主义的引导而走向更加成熟和包容。从中国的国民和精英的心态判断，中国可能更容易犯冒进的错误，而不是完全退缩的错误。
5.印度的崛起和走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面临许多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相同，或者至少是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印度的发展要比中国晚上10年左右。这些问题包括地方分离主义、政治稳定、维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完善基础设施已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从前工业化跨越式地发展到信息化），以及如何处理崛起带来的问题（民族主义、责任和地位、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等等。和中国一样，印度面临的挑战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将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挑战。
印度还面临一个突出的教派和族群关系问题。尽管印度独立后建国的基石之一是世俗主义，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来，印度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色彩越来越强。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已经开始威胁到印度的立国之本，而从最近发生的教派冲突来看，印度国内的宗教冲突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尽管有学者认为民主政体是最能够包容，因而也是最能够解决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冲突问题的政体，但是从美国花了近200年才初步控制了种族歧视，而英国到现在为止仍未解决北爱尔兰问题来看，即便是民主整体也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因此，教派和种族冲突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还将困扰印度。我们也许最多能说的是作为一个民主政体，印度不大可能走向崩溃。
在经济方面，改革在印度已经获得了社会的共识。因此，印度不大可能再回到过去的经济停滞不前。不过，因为印度的社会问题，短期内印度对外资的吸引将是滞后的。
在印度的外交战略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仍将是印度外交安全战略中追赶的目标。印度也将致力于脱掉一个次地区强国的帽子，而向一个地区大国和全球力量的目标迈进。不过，印度要想成为一个超越南亚次大陆限制的地区性大国至少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第一个方面是印度和中国一样，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二是区内的国家和区外的国家对印度的制约和平衡。三是印度要想成为一个超越南亚次大陆限制的地区性大国，必须解决长期困扰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冲突，而这一点在未来的10-15年期间困难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印度作为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似乎并不习惯对巴基斯坦作出一些具体的让步从而让巴基斯坦能够接受妥协。
在总体的国际格局下，只要中国持续地走在印度的前面，美国和俄罗斯对印度的戒备就会相对较小，而努力争取印度的合作以平衡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但是，印度相对独立的外交安全传统（或者文化）以及它对一个独立大国地位的追求决定了印度最终不会甘于始终是美国或俄罗斯的小伙伴。同时，印度也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中国日益强大，采取和中国完全敌对的战略也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未来的安全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寻找在维持美国或俄罗斯若即若离地平衡中国以及和中国维持一个不太坏的关系之间的平衡。这样一来，印度就既能从美国和俄罗斯获得一些切实的利益，又不至于太得罪中国。当然，印度多少会更倾向美国。
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印度间的经贸关系将日趋密切，这样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在两国之间构筑更多的共同利益，有利于维持双边关系的大体稳定。但是，印度将中国视为它最现实的赶超对手这样的态度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改变。而且，随着其经济的增长，印度将会更加强烈地要求中国平等地对待印度（印度许多人士认为中国一直瞧不起印度）。
在中印关系方面，边界问题的存在意味着中印关系暂时难以有大的进步。只有当印度有了足够的政治决心，并且能够控制其国内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能在一些领土争端问题上作出必要的妥协，中印关系才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而印度离这样的心态仍有相当的距离。
6.日本：真正的大国衰落？
在中国所周边的国家，日本的未来恐怕是最不确定的。毫无疑问，日本仍然是一个具有极大现实的和潜在能力的国家，其拥有的科技水平和全球领先企业赋予了日本一旦能够解决目前的结构性问题，就能够重新夺回“失去的十年”的潜力。
但是日本确实面临着一些紧迫的问题：体制的改革和整个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日本基本上永久性地失去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在高科技领域中的竞争中也有可能因为人才匮乏而缺乏持久力。在未来的5-10年里，如果日本仍然不能解决困扰其过去十年的改革问题的话，我们将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衰落已经是历史事实（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变成穷国）。而且，类似于日本这样的岛国一旦失去它的优势地位，就不大可能再重新回到其原有的地位（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本身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日本最终将根据其经济的发展趋势来重新定位他的外交策略。如果日本的衰落和英国的衰落一样是永久的话，日本的选择将是极其有限的。日本也许将更加紧密的和美国联系在一起，就像英国和美国一样。更何况，英国面临的是一个相对友好的欧洲大陆，而日本也许在相当长时间将对中国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样一来，日本将不大可能维持一个独立的大国战略，其战略将会像英国的战略一样，基本上只是美国战略的延伸。由此，日本将不得不思考其一些精英们追求的大国战略是否现实可取，其国民精神是否需要重新塑造这样涉及日本未来的根本问题。
如果日本在未来的5-10年里能够解决困扰其过去十年的改革问题的话，日本才能够有能力思考和执行它所追求一个独立大国战略的目标。
预测国家安全环境的演变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作者将从判定一些 对中国的安全环境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的演变趋势入手，来试图对2010-2015年中国将面临 的整体安全环境做一个系统的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并提出中国大体的战略框架。
在未来的10-15年内，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将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1.技术的影响
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是影响各国安全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战略威慑是否依然存在
冷战的历史表明，相互确保摧毁（MAD）尽管听起来很不人道，却维持了世界的战略平衡，以至于在长达50年的美苏对抗中，世界并没有经历核战争。
但是，在美国国内始终有一些人士想摆脱相互威慑的状态。而冷战后美国拥有的空前优势地位让这些人士觉得有可能通过建立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真正地获得绝对的战略优势。
因此，美国以及俄罗斯这两个核武器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如今维持全球战略稳定的战略威慑的态度以及技术的进步决定了战略威慑在未来的10-15年是否还将存在。
作为一个集中了全球最优秀的科技人才，而且有着一个庞大的军工体系的国家，如果美国下决心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则其他国家基本上无法阻挡。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已经在导弹防御技术上投入了可观的资源。因此，可以想像，在未来的10-15年，出现一定意义上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是极有可能的。事实上，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比如美国的爱国者-3型防空系统和俄罗斯的S-2000系统）已经可以截击一些战术弹道导弹，尽管他们的技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由于导弹拦截技术的难度和反拦截技术的进步，导弹防御技术似乎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到高精度的截击，而战略核导弹的巨大破坏力也会使国家在使用这些武器时都小心翼翼，因此，尽管战略威慑的稳定性将逐渐被削弱，但战略威慑在未来的10-15年内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不过，一旦有一定程度有效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出现，就有可能改变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对中国这样只拥有小规模核武库的国家的核威慑战略。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15年，核大国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会有所降低。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类似于美国最近的《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这样的发展。
这表明在美国始终存在着一些人士，他们认为核武器不应该仅仅适用于战略威慑，而且也适用于战术投放，因此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应该降低。美国这样的心态和它最终会拥有一个一定程度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叠加在一起，人类离核末日也许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
（二）常规军力
在未来的常规战争中，依靠技术手段获得不对称的战场信息（和阻止对手获得足够的战场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将战争变成利于自己的非对称性战争。而能够获得不对称的战场信息不仅能够赢得战争，而且有利于阻止冲突的发生。因此，一个国家在有关这方面的产业发展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更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生死大计。
如果核威慑能够在未来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则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几率并不大。在未来，国家的军队更可能是用于对付小规模的突发事件和低烈度冲突（比如打击恐怖主义和地区分裂主义），这就要求军队必须拥有能够在短的时间里，使用足够的力量执行小规模的打击能力。这一点，从美军在阿富汗几次因决策反应系统的迟钝而散失多次活捉或者击毙奥萨马的机会就可以看出这种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主要国家的武装力量在维持足够的威慑力量以及打赢局部高技术战争的能力的同时，将会继续朝着灵活机动的打击力量发展。
（三）其他技术
通信广播技术的进步使得国际舆论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美国在911后和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对舆论的运用上可以看出，如果不能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一个国家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就将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而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或者能够对一个事件塑造一定的先入为主的印象的话，将能够既有利于实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又能够通过舆论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舆论的影响力可以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在这次911事件后的影响可见一斑。
然而，如今的国际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舆论，而发展中国家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舆论媒体。因此，未来的国际政治是否能够缩小南北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能否拥有自己的声音和传播渠道。
国际资本的流动正在打破国家之间的界限，并将通过影响国家的经济运行而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相对独立地维持其金融体系的稳定，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
2.美国的全球地位和战略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未来的10-15年仍将是难以动摇的。因此，美国作为中国重要的资金、技术来源以及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安全战略仍将是影响中国整体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假定美国的经济维持2%的增长率，而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中国等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均维持6%的增长率，欧洲维持2%，日本维持1%左右的增长率的话，到了2015年，美国在这几个重要的经济实体中的相对地位将有所下降，美国的优势地位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由于其他的政治实体不大可能获得全方位的能力，加上美国的经济实力仍然是其他国家不可匹敌的，因此这种相对地位的下降可能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世界仍将维持一个单极世界的基本格局。
不过，到了2015-2020年，单极世界的基本格局可能就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开始逐渐弱化。
纵观历史，毕竟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始终维持其霸主地位。也许美国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长盛不衰的大国，不过，美国能否走出历史的怪圈仍是无法预知的。9·11事件并没有削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美国的全球地位。因此，美国也许正在进入其外交政策中“扩张－收缩”循环周期的一个新的扩张阶段。不过，在反恐的旗帜下，美国很有可能又会犯胳膊伸得太长的错误（比如美国决定推翻萨达姆，而长期卷入伊拉克），在一些地区陷入困境。
从长远来说，美国的总体战略不外乎四者之一。“进取性的领导战略”、谨慎的领导战略、建设性的多边战略、退缩性的维持战略。由于退缩性的维持战略基本上是一种“孤立主义”思想的战略，因此在美国以推动全球化为己任的时代，美国采取这样的战略的可能性极小。即便美国在如今的扩张期因为胳膊伸得太长而受到挫折后也只会进行短暂的收缩，不会陷入“孤立主义”中去。
因此，美国的长期战略将会是“进取性的领导战略”、谨慎的领导战略、建设性的多边战略三者中选择。由于美国不同的政策倾向轮流执政，在一定情况下会是两者或三者的混合体，只是不同领导人侧重有所不同。
如果美国在今后的10－15年继续类似于目前布什政府的“进取性的领导战略”，即便是美国的盟友也会发现和美国共处越来越艰难，而对于中国这样美国始终会持有戒备心理的国家就会更加困难。中美关系将最多维持在不至于完全破裂的状态，而不会有任何可以期待的其他局面。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战略将有可能导致美国采取更多的先发制人的策略，使得美国变成一个蔑视其他国家最核心的主权权利的“流氓国家”。
如果美国采取一种谨慎的领导战略，中美关系将会有相对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一些问题上能够达成合作或者理解。但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有日本）都没有从根本上接受台湾是中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却不是美国和日本的生死攸关的利益，甚至不是他们的重要利益的事实。因此，美日和中国在这一点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这样一来，在台湾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中美日三国能够达成的任何战略理解都将是脆弱的，至少是难以达成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理解：中美在1997－98年间达成的和解被证明是短暂和不牢固的。
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美国采取一种建设性的多边战略。这种战略意味着美国在维持它目前优势地位将采取的策略是一种相对“开明”的战略。即尽管美国仍将努力维持其目前的优势地位，但美国不会对其他国家地位的上升感到恐惧，而是会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来和其他重要国家来“共同塑造”一个能够维持世界的长治久安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这样的战略将要求美国给予其他重要国家以合法合理的国际地位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在这里，“共同塑造”和那种要求其他国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制性融入是有重大区别的。
如果美国采取一种谨慎的领导战略或建设性的多边战略，而中国继续目前谨慎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政策，中美之间通过共同努力将能够达成一定的相互战略保证，因而可以避免关系的恶化，为未来达成更加坚实的战略理解打下一定的基础。
从美国的历史心态和国民精神上判断，美国采取介于“进取性的领导”和“谨慎的领导”之间的战略可能性最大，而采取“建设性多边主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在未来的20年后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优势有所下降，因而不能维持绝对的优势，加上美国的精英更清醒地意识到“建设性多边主义”的好处的话，也不能排除美国会采取“建设性多边主义”的策略。不过，我们离这一天似乎还很遥远。
关于美国的未来地位，我们也许可以断言，如果美国的地位出现衰退，将不会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动对美国的战争打击，而会是因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失去信心，从而不再愿意通过大量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以维持美国的高额赤字。这样一来，美国的许多行为都将受到限制，地位也有所削弱，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能有其它的大国能够取代它的地位。
3.俄罗斯的再生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经过了一个长达10年的收缩期，一直到普京的上台才开始稳定下来。从2000年及2001年，俄罗斯经济已经明显走出了低谷，开始有了相当稳定的增长。
普京总统和俄罗斯的精英清醒地意识到俄罗斯至少现在已经不可能在地区事务上有决定性的声音。因此，普京和未来的俄罗斯基本上将执行一种“韬光养晦”的战略：即只要美国不威胁到俄罗斯的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俄罗斯将尽可能避免和美国的直接对抗，尽可能地和美国达成妥协，以求尽可能地倾注更多的资源在经济建设而不是和美国抗衡上。俄罗斯不会投入太多的资源和美国在俄罗斯的近邻进行激烈的势力争夺。这一点在俄罗斯政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于是我们看到，在911后美国的势力渗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普京力排众议，默许或至少容忍美国的介入。这些政策尽管有许多（主要是军界）的反对声音，但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民意压力。当然，从俄罗斯的历史心态和国民精神上看，俄罗斯采取完全的退缩政策的可能性极小。
不过，俄罗斯的“韬光养晦”在一定程度也需要美国能够给俄罗斯一定的面子和实际利益。而照顾别人的利益似乎从来不是美国人的长处，俄国内的民族主义有相当程度上的反美情绪，因此“韬光养晦”的政策在俄国内会遇到持续的反对意见。但从总的态势看，“韬光养晦”将成为俄罗斯在未来相当时间的国策。由此推断，俄罗斯在未来的10-15年将会满足于做一个地区重要大国，但不会谋求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决定力量。
如果俄罗斯能够休生养息，保持过去两年的经济发展态势，进入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期，俄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总体上将不会再进一步下降。这样一来，俄罗斯对独联体大多数国家（除了一些太边缘的国家）的影响力将基本保持稳定，甚至会因为俄罗斯经济实力的提高而有所提升。不过，由于独联体国家中确实也存在着对俄罗斯恢复帝国时代的担心，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独联体的种种牵制，独联体作为一个多边组织的影响力也不会有太大的提高。
如果俄罗斯对独联体的影响能够维持在目前的稳定水平甚至有所提升，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就将没有太大的热情。独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功能和范围都有所重叠，但又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合为一体。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两者中的一个功能极大弱化以至于基本上丧失而自动消失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4.中国成为地区性的决定力量：潜力和瓶颈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有关“中国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中国威胁论”的讨论已经是成了司空见惯。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仍是艰巨的，而这些挑战也许更多的是来自国内。
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解决了中国能够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剩下来的问题都是棘手的问题和一些改革开放造成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如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不同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腐败等等，构成了如今中国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
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突破的另一个瓶颈是中国作为一个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国度，在中国积极和其他国家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中国国内的经济一体化却相当滞后。而要想利用中国这个大市场培育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就必须允许不同地区的企业在一个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环境下相互竞争。因此，中国要想充分获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就必须加大力度首先完成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这些问题将需要中国的领导人花费巨大的精力来面对，因此，中国不大可能在外交和安全事物上花费太多的资源：中国的外交安全战略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总体说来，由于中国的发展需要和中国人文哲学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目前执行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为核心，加上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外交安全政策将会继续。
当然，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对自己安全环境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这时候中国必须面对如何处理崛起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平衡责任和地位，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一个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能够既积极进取，又不盲目冒进（比如犯60年代的错误），在进取和谨慎之间寻找平衡。
在国力迅速上升的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可能走向自高自大，也有可能因为中国领导人对民族主义的引导而走向更加成熟和包容。从中国的国民和精英的心态判断，中国可能更容易犯冒进的错误，而不是完全退缩的错误。
5.印度的崛起和走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面临许多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相同，或者至少是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印度的发展要比中国晚上10年左右。这些问题包括地方分离主义、政治稳定、维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完善基础设施已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从前工业化跨越式地发展到信息化），以及如何处理崛起带来的问题（民族主义、责任和地位、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等等。和中国一样，印度面临的挑战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将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挑战。
印度还面临一个突出的教派和族群关系问题。尽管印度独立后建国的基石之一是世俗主义，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来，印度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色彩越来越强。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已经开始威胁到印度的立国之本，而从最近发生的教派冲突来看，印度国内的宗教冲突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尽管有学者认为民主政体是最能够包容，因而也是最能够解决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冲突问题的政体，但是从美国花了近200年才初步控制了种族歧视，而英国到现在为止仍未解决北爱尔兰问题来看，即便是民主整体也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因此，教派和种族冲突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还将困扰印度。我们也许最多能说的是作为一个民主政体，印度不大可能走向崩溃。
在经济方面，改革在印度已经获得了社会的共识。因此，印度不大可能再回到过去的经济停滞不前。不过，因为印度的社会问题，短期内印度对外资的吸引将是滞后的。
在印度的外交战略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仍将是印度外交安全战略中追赶的目标。印度也将致力于脱掉一个次地区强国的帽子，而向一个地区大国和全球力量的目标迈进。不过，印度要想成为一个超越南亚次大陆限制的地区性大国至少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第一个方面是印度和中国一样，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二是区内的国家和区外的国家对印度的制约和平衡。三是印度要想成为一个超越南亚次大陆限制的地区性大国，必须解决长期困扰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冲突，而这一点在未来的10-15年期间困难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印度作为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似乎并不习惯对巴基斯坦作出一些具体的让步从而让巴基斯坦能够接受妥协。
在总体的国际格局下，只要中国持续地走在印度的前面，美国和俄罗斯对印度的戒备就会相对较小，而努力争取印度的合作以平衡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但是，印度相对独立的外交安全传统（或者文化）以及它对一个独立大国地位的追求决定了印度最终不会甘于始终是美国或俄罗斯的小伙伴。同时，印度也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中国日益强大，采取和中国完全敌对的战略也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未来的安全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寻找在维持美国或俄罗斯若即若离地平衡中国以及和中国维持一个不太坏的关系之间的平衡。这样一来，印度就既能从美国和俄罗斯获得一些切实的利益，又不至于太得罪中国。当然，印度多少会更倾向美国。
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印度间的经贸关系将日趋密切，这样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在两国之间构筑更多的共同利益，有利于维持双边关系的大体稳定。但是，印度将中国视为它最现实的赶超对手这样的态度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改变。而且，随着其经济的增长，印度将会更加强烈地要求中国平等地对待印度（印度许多人士认为中国一直瞧不起印度）。
在中印关系方面，边界问题的存在意味着中印关系暂时难以有大的进步。只有当印度有了足够的政治决心，并且能够控制其国内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能在一些领土争端问题上作出必要的妥协，中印关系才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而印度离这样的心态仍有相当的距离。
6.日本：真正的大国衰落？
在中国所周边的国家，日本的未来恐怕是最不确定的。毫无疑问，日本仍然是一个具有极大现实的和潜在能力的国家，其拥有的科技水平和全球领先企业赋予了日本一旦能够解决目前的结构性问题，就能够重新夺回“失去的十年”的潜力。
但是日本确实面临着一些紧迫的问题：体制的改革和整个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日本基本上永久性地失去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在高科技领域中的竞争中也有可能因为人才匮乏而缺乏持久力。在未来的5-10年里，如果日本仍然不能解决困扰其过去十年的改革问题的话，我们将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衰落已经是历史事实（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变成穷国）。而且，类似于日本这样的岛国一旦失去它的优势地位，就不大可能再重新回到其原有的地位（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本身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日本最终将根据其经济的发展趋势来重新定位他的外交策略。如果日本的衰落和英国的衰落一样是永久的话，日本的选择将是极其有限的。日本也许将更加紧密的和美国联系在一起，就像英国和美国一样。更何况，英国面临的是一个相对友好的欧洲大陆，而日本也许在相当长时间将对中国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样一来，日本将不大可能维持一个独立的大国战略，其战略将会像英国的战略一样，基本上只是美国战略的延伸。由此，日本将不得不思考其一些精英们追求的大国战略是否现实可取，其国民精神是否需要重新塑造这样涉及日本未来的根本问题。
如果日本在未来的5-10年里能够解决困扰其过去十年的改革问题的话，日本才能够有能力思考和执行它所追求一个独立大国战略的目标。2010—2015年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决定性因素和趋势展望
预测国家安全环境的演变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作者将从判定一些 对中国的安全环境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的演变趋势入手，来试图对2010-2015年中国将面临 的整体安全环境做一个系统的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并提出中国大体的战略框架。
在未来的10-15年内，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将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1.技术的影响
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是影响各国安全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战略威慑是否依然存在
冷战的历史表明，相互确保摧毁（MAD）尽管听起来很不人道，却维持了世界的战略平衡，以至于在长达50年的美苏对抗中，世界并没有经历核战争。
但是，在美国国内始终有一些人士想摆脱相互威慑的状态。而冷战后美国拥有的空前优势地位让这些人士觉得有可能通过建立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真正地获得绝对的战略优势。
因此，美国以及俄罗斯这两个核武器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如今维持全球战略稳定的战略威慑的态度以及技术的进步决定了战略威慑在未来的10-15年是否还将存在。
作为一个集中了全球最优秀的科技人才，而且有着一个庞大的军工体系的国家，如果美国下决心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则其他国家基本上无法阻挡。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已经在导弹防御技术上投入了可观的资源。因此，可以想像，在未来的10-15年，出现一定意义上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是极有可能的。事实上，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比如美国的爱国者-3型防空系统和俄罗斯的S-2000系统）已经可以截击一些战术弹道导弹，尽管他们的技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由于导弹拦截技术的难度和反拦截技术的进步，导弹防御技术似乎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到高精度的截击，而战略核导弹的巨大破坏力也会使国家在使用这些武器时都小心翼翼，因此，尽管战略威慑的稳定性将逐渐被削弱，但战略威慑在未来的10-15年内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不过，一旦有一定程度有效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出现，就有可能改变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对中国这样只拥有小规模核武库的国家的核威慑战略。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15年，核大国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会有所降低。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类似于美国最近的《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这样的发展。
这表明在美国始终存在着一些人士，他们认为核武器不应该仅仅适用于战略威慑，而且也适用于战术投放，因此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应该降低。美国这样的心态和它最终会拥有一个一定程度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叠加在一起，人类离核末日也许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
（二）常规军力
在未来的常规战争中，依靠技术手段获得不对称的战场信息（和阻止对手获得足够的战场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将战争变成利于自己的非对称性战争。而能够获得不对称的战场信息不仅能够赢得战争，而且有利于阻止冲突的发生。因此，一个国家在有关这方面的产业发展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更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生死大计。
如果核威慑能够在未来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则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几率并不大。在未来，国家的军队更可能是用于对付小规模的突发事件和低烈度冲突（比如打击恐怖主义和地区分裂主义），这就要求军队必须拥有能够在短的时间里，使用足够的力量执行小规模的打击能力。这一点，从美军在阿富汗几次因决策反应系统的迟钝而散失多次活捉或者击毙奥萨马的机会就可以看出这种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主要国家的武装力量在维持足够的威慑力量以及打赢局部高技术战争的能力的同时，将会继续朝着灵活机动的打击力量发展。
（三）其他技术
通信广播技术的进步使得国际舆论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美国在911后和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对舆论的运用上可以看出，如果不能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一个国家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就将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而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或者能够对一个事件塑造一定的先入为主的印象的话，将能够既有利于实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又能够通过舆论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舆论的影响力可以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在这次911事件后的影响可见一斑。
然而，如今的国际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舆论，而发展中国家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舆论媒体。因此，未来的国际政治是否能够缩小南北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能否拥有自己的声音和传播渠道。
国际资本的流动正在打破国家之间的界限，并将通过影响国家的经济运行而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相对独立地维持其金融体系的稳定，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
2.美国的全球地位和战略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未来的10-15年仍将是难以动摇的。因此，美国作为中国重要的资金、技术来源以及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安全战略仍将是影响中国整体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假定美国的经济维持2%的增长率，而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中国等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均维持6%的增长率，欧洲维持2%，日本维持1%左右的增长率的话，到了2015年，美国在这几个重要的经济实体中的相对地位将有所下降，美国的优势地位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由于其他的政治实体不大可能获得全方位的能力，加上美国的经济实力仍然是其他国家不可匹敌的，因此这种相对地位的下降可能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世界仍将维持一个单极世界的基本格局。
不过，到了2015-2020年，单极世界的基本格局可能就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开始逐渐弱化。
纵观历史，毕竟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始终维持其霸主地位。也许美国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长盛不衰的大国，不过，美国能否走出历史的怪圈仍是无法预知的。9·11事件并没有削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美国的全球地位。因此，美国也许正在进入其外交政策中“扩张－收缩”循环周期的一个新的扩张阶段。不过，在反恐的旗帜下，美国很有可能又会犯胳膊伸得太长的错误（比如美国决定推翻萨达姆，而长期卷入伊拉克），在一些地区陷入困境。
从长远来说，美国的总体战略不外乎四者之一。“进取性的领导战略”、谨慎的领导战略、建设性的多边战略、退缩性的维持战略。由于退缩性的维持战略基本上是一种“孤立主义”思想的战略，因此在美国以推动全球化为己任的时代，美国采取这样的战略的可能性极小。即便美国在如今的扩张期因为胳膊伸得太长而受到挫折后也只会进行短暂的收缩，不会陷入“孤立主义”中去。
因此，美国的长期战略将会是“进取性的领导战略”、谨慎的领导战略、建设性的多边战略三者中选择。由于美国不同的政策倾向轮流执政，在一定情况下会是两者或三者的混合体，只是不同领导人侧重有所不同。
如果美国在今后的10－15年继续类似于目前布什政府的“进取性的领导战略”，即便是美国的盟友也会发现和美国共处越来越艰难，而对于中国这样美国始终会持有戒备心理的国家就会更加困难。中美关系将最多维持在不至于完全破裂的状态，而不会有任何可以期待的其他局面。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战略将有可能导致美国采取更多的先发制人的策略，使得美国变成一个蔑视其他国家最核心的主权权利的“流氓国家”。
如果美国采取一种谨慎的领导战略，中美关系将会有相对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一些问题上能够达成合作或者理解。但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有日本）都没有从根本上接受台湾是中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却不是美国和日本的生死攸关的利益，甚至不是他们的重要利益的事实。因此，美日和中国在这一点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这样一来，在台湾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中美日三国能够达成的任何战略理解都将是脆弱的，至少是难以达成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理解：中美在1997－98年间达成的和解被证明是短暂和不牢固的。
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美国采取一种建设性的多边战略。这种战略意味着美国在维持它目前优势地位将采取的策略是一种相对“开明”的战略。即尽管美国仍将努力维持其目前的优势地位，但美国不会对其他国家地位的上升感到恐惧，而是会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来和其他重要国家来“共同塑造”一个能够维持世界的长治久安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这样的战略将要求美国给予其他重要国家以合法合理的国际地位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在这里，“共同塑造”和那种要求其他国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制性融入是有重大区别的。
如果美国采取一种谨慎的领导战略或建设性的多边战略，而中国继续目前谨慎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政策，中美之间通过共同努力将能够达成一定的相互战略保证，因而可以避免关系的恶化，为未来达成更加坚实的战略理解打下一定的基础。
从美国的历史心态和国民精神上判断，美国采取介于“进取性的领导”和“谨慎的领导”之间的战略可能性最大，而采取“建设性多边主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在未来的20年后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优势有所下降，因而不能维持绝对的优势，加上美国的精英更清醒地意识到“建设性多边主义”的好处的话，也不能排除美国会采取“建设性多边主义”的策略。不过，我们离这一天似乎还很遥远。
关于美国的未来地位，我们也许可以断言，如果美国的地位出现衰退，将不会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动对美国的战争打击，而会是因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失去信心，从而不再愿意通过大量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以维持美国的高额赤字。这样一来，美国的许多行为都将受到限制，地位也有所削弱，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能有其它的大国能够取代它的地位。
3.俄罗斯的再生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经过了一个长达10年的收缩期，一直到普京的上台才开始稳定下来。从2000年及2001年，俄罗斯经济已经明显走出了低谷，开始有了相当稳定的增长。
普京总统和俄罗斯的精英清醒地意识到俄罗斯至少现在已经不可能在地区事务上有决定性的声音。因此，普京和未来的俄罗斯基本上将执行一种“韬光养晦”的战略：即只要美国不威胁到俄罗斯的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俄罗斯将尽可能避免和美国的直接对抗，尽可能地和美国达成妥协，以求尽可能地倾注更多的资源在经济建设而不是和美国抗衡上。俄罗斯不会投入太多的资源和美国在俄罗斯的近邻进行激烈的势力争夺。这一点在俄罗斯政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于是我们看到，在911后美国的势力渗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普京力排众议，默许或至少容忍美国的介入。这些政策尽管有许多（主要是军界）的反对声音，但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民意压力。当然，从俄罗斯的历史心态和国民精神上看，俄罗斯采取完全的退缩政策的可能性极小。
不过，俄罗斯的“韬光养晦”在一定程度也需要美国能够给俄罗斯一定的面子和实际利益。而照顾别人的利益似乎从来不是美国人的长处，俄国内的民族主义有相当程度上的反美情绪，因此“韬光养晦”的政策在俄国内会遇到持续的反对意见。但从总的态势看，“韬光养晦”将成为俄罗斯在未来相当时间的国策。由此推断，俄罗斯在未来的10-15年将会满足于做一个地区重要大国，但不会谋求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决定力量。
如果俄罗斯能够休生养息，保持过去两年的经济发展态势，进入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期，俄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总体上将不会再进一步下降。这样一来，俄罗斯对独联体大多数国家（除了一些太边缘的国家）的影响力将基本保持稳定，甚至会因为俄罗斯经济实力的提高而有所提升。不过，由于独联体国家中确实也存在着对俄罗斯恢复帝国时代的担心，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独联体的种种牵制，独联体作为一个多边组织的影响力也不会有太大的提高。
如果俄罗斯对独联体的影响能够维持在目前的稳定水平甚至有所提升，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就将没有太大的热情。独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功能和范围都有所重叠，但又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合为一体。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两者中的一个功能极大弱化以至于基本上丧失而自动消失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4.中国成为地区性的决定力量：潜力和瓶颈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有关“中国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中国威胁论”的讨论已经是成了司空见惯。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仍是艰巨的，而这些挑战也许更多的是来自国内。
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解决了中国能够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剩下来的问题都是棘手的问题和一些改革开放造成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如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不同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腐败等等，构成了如今中国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
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突破的另一个瓶颈是中国作为一个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国度，在中国积极和其他国家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中国国内的经济一体化却相当滞后。而要想利用中国这个大市场培育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就必须允许不同地区的企业在一个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环境下相互竞争。因此，中国要想充分获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就必须加大力度首先完成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这些问题将需要中国的领导人花费巨大的精力来面对，因此，中国不大可能在外交和安全事物上花费太多的资源：中国的外交安全战略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总体说来，由于中国的发展需要和中国人文哲学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目前执行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为核心，加上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外交安全政策将会继续。
当然，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对自己安全环境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这时候中国必须面对如何处理崛起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平衡责任和地位，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一个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能够既积极进取，又不盲目冒进（比如犯60年代的错误），在进取和谨慎之间寻找平衡。
在国力迅速上升的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可能走向自高自大，也有可能因为中国领导人对民族主义的引导而走向更加成熟和包容。从中国的国民和精英的心态判断，中国可能更容易犯冒进的错误，而不是完全退缩的错误。
5.印度的崛起和走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面临许多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相同，或者至少是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印度的发展要比中国晚上10年左右。这些问题包括地方分离主义、政治稳定、维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完善基础设施已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从前工业化跨越式地发展到信息化），以及如何处理崛起带来的问题（民族主义、责任和地位、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等等。和中国一样，印度面临的挑战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将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挑战。
印度还面临一个突出的教派和族群关系问题。尽管印度独立后建国的基石之一是世俗主义，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来，印度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色彩越来越强。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已经开始威胁到印度的立国之本，而从最近发生的教派冲突来看，印度国内的宗教冲突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尽管有学者认为民主政体是最能够包容，因而也是最能够解决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冲突问题的政体，但是从美国花了近200年才初步控制了种族歧视，而英国到现在为止仍未解决北爱尔兰问题来看，即便是民主整体也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因此，教派和种族冲突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还将困扰印度。我们也许最多能说的是作为一个民主政体，印度不大可能走向崩溃。
在经济方面，改革在印度已经获得了社会的共识。因此，印度不大可能再回到过去的经济停滞不前。不过，因为印度的社会问题，短期内印度对外资的吸引将是滞后的。
在印度的外交战略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仍将是印度外交安全战略中追赶的目标。印度也将致力于脱掉一个次地区强国的帽子，而向一个地区大国和全球力量的目标迈进。不过，印度要想成为一个超越南亚次大陆限制的地区性大国至少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第一个方面是印度和中国一样，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二是区内的国家和区外的国家对印度的制约和平衡。三是印度要想成为一个超越南亚次大陆限制的地区性大国，必须解决长期困扰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冲突，而这一点在未来的10-15年期间困难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印度作为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似乎并不习惯对巴基斯坦作出一些具体的让步从而让巴基斯坦能够接受妥协。
在总体的国际格局下，只要中国持续地走在印度的前面，美国和俄罗斯对印度的戒备就会相对较小，而努力争取印度的合作以平衡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但是，印度相对独立的外交安全传统（或者文化）以及它对一个独立大国地位的追求决定了印度最终不会甘于始终是美国或俄罗斯的小伙伴。同时，印度也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中国日益强大，采取和中国完全敌对的战略也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未来的安全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寻找在维持美国或俄罗斯若即若离地平衡中国以及和中国维持一个不太坏的关系之间的平衡。这样一来，印度就既能从美国和俄罗斯获得一些切实的利益，又不至于太得罪中国。当然，印度多少会更倾向美国。
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印度间的经贸关系将日趋密切，这样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在两国之间构筑更多的共同利益，有利于维持双边关系的大体稳定。但是，印度将中国视为它最现实的赶超对手这样的态度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改变。而且，随着其经济的增长，印度将会更加强烈地要求中国平等地对待印度（印度许多人士认为中国一直瞧不起印度）。
在中印关系方面，边界问题的存在意味着中印关系暂时难以有大的进步。只有当印度有了足够的政治决心，并且能够控制其国内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能在一些领土争端问题上作出必要的妥协，中印关系才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而印度离这样的心态仍有相当的距离。
6.日本：真正的大国衰落？
在中国所周边的国家，日本的未来恐怕是最不确定的。毫无疑问，日本仍然是一个具有极大现实的和潜在能力的国家，其拥有的科技水平和全球领先企业赋予了日本一旦能够解决目前的结构性问题，就能够重新夺回“失去的十年”的潜力。
但是日本确实面临着一些紧迫的问题：体制的改革和整个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日本基本上永久性地失去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在高科技领域中的竞争中也有可能因为人才匮乏而缺乏持久力。在未来的5-10年里，如果日本仍然不能解决困扰其过去十年的改革问题的话，我们将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衰落已经是历史事实（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变成穷国）。而且，类似于日本这样的岛国一旦失去它的优势地位，就不大可能再重新回到其原有的地位（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本身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日本最终将根据其经济的发展趋势来重新定位他的外交策略。如果日本的衰落和英国的衰落一样是永久的话，日本的选择将是极其有限的。日本也许将更加紧密的和美国联系在一起，就像英国和美国一样。更何况，英国面临的是一个相对友好的欧洲大陆，而日本也许在相当长时间将对中国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样一来，日本将不大可能维持一个独立的大国战略，其战略将会像英国的战略一样，基本上只是美国战略的延伸。由此，日本将不得不思考其一些精英们追求的大国战略是否现实可取，其国民精神是否需要重新塑造这样涉及日本未来的根本问题。
如果日本在未来的5-10年里能够解决困扰其过去十年的改革问题的话，日本才能够有能力思考和执行它所追求一个独立大国战略的目标。
处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日本的选择大概有三：继续维持和美国结盟的现状，和中国接近而疏远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共同构筑一个东亚共同体而又不排斥美国的存在。
和中国接近而疏远美国这样的选择可能性最小。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对中国是否仍会有复仇的心理还很不确定，也同样是因为日本在近代始终是走在中国前面的国家，而只有美国始终是领先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需要和中国接近，而疏远美国。
在这三种选择之中，最后一种选择最符合日本和东亚（包括中国）的长远利益。但是日本似乎处在一个“战略的贫困”状态， 最有可能是选择维持现状。因此，如果日本不能超越对中国的复杂心态的话，随着中国力量的日益增长，日本有可能会更加害怕中国而更加紧密地和美国捆在一起。
7.朝鲜半岛的演变和大国关系
东北亚地区的未来安全态势主要取决于朝鲜半岛的演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国关系重构。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双方如何寻求统一，以及统一后朝鲜半岛的走向，以及大国之间在这一过程中是合作还是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东北亚未来的安全框架。
不言而喻，在国际关系中，大多数时候，国家之间的合作要比竞争困难得多。因此，如果朝鲜半岛双方不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历史命运，东北亚重新陷入大国争夺的轮回的机会是很大的。
显然，中美两国将在朝鲜半岛演变的过程中的大国关系重构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而朝鲜已经切实感受到了中美两国关系如果更多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给朝鲜半岛事物带来的张力。如何在中美之间对朝鲜半岛未来走向的不同安排中寻找妥协点，从而有利于半岛实现和解，稳步迈向和平统一是半岛双方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半岛的双方都最终将意识到他们必须真正把握朝鲜民族的未来，开启相对独立的和解进程，因此他们将在未来的10-15年里达成一个和平统一的框架性协议，从而使统一进入程序化的新阶段。
随之而来的将是四个大国围绕半岛和平统一进程后的东北亚安全框架安排的角力。这其中大体上存在三种可能性：统一后的半岛继续维持和美国的军事联盟（也许可以有些弱化）、统一后的半岛脱离美国的轨道但也不进入其他国家的轨道（比如中国）、统一后的半岛成为四个大国协作机制的合作起点。
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一种尽管长远来说不符合地区各国的利益，但可能性最大。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将竭力维持其在半岛上的军事存在从而能够对中俄（还有日本）形成牵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韩国的精英们更多的是亲美派（尽管民众可能是更加靠近中国）。第二种可能性最小，而且从长远来说也不见得好。这是因为这样的安排充满的不确定性太多，不利于营造一个稳定的安全框架。第三种可能性，特别是通过追求一个中立的统一朝鲜半岛而促成四个大国协作机制是最符合地区国家的长远利益的。 但是，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相互猜疑，以及半岛双方能否有这样的远见都意味着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是需要艰巨的努力。这其中，半岛双方的远见卓识是至关重要的。
8.10+3和东亚共同体的未来
在未来的10-15年内，东亚共同体能够有一个雏形主要取决于亚细安能否促成中日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和日本能够达成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和日本目前相互竞争在亚细安国家之间的支持并不可怕。只要中日能够逐渐地意识到合作对各自的好处，东亚共同体仍将是有前途的。
不过，如果我们前面对日本的未来趋势是正确的话，中日之间能够达成战略水平的和解和合作将是困难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和亚细安的自由贸易区确实值得及早推动，因为中日能够携手共建东亚共同体的日子也许经过漫长的等待都仍将不会到来。
可以预想的是，在短期内促成“东亚共同体”有相当的困难，但是整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恐怕是不可阻挡的。
如果在“10+3”的基础上，“东亚共同体”能够逐渐成形的话，那么如今的一些多边组织都会在功能上发生质的变化。比如ARF（亚细安区域论坛）可能从一个亚细安和其他国家展开安全对话的平台变成一个东亚和其他国家展开安全对话的平台，而ARF的首先任务是首先在区内的国家达成共识。APEC（亚太经合组织）则应该成为亚太地区其他地区国家参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平台。而ASEM（亚欧峰会）则有可能成为一个已经相当一体化的欧洲和一个正在努力实现一定程度的一体化的东亚的对话平台，这将有助于东亚向欧洲学习。
博鳌亚洲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亚洲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来讨论亚洲的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但要获得一个对亚洲未来的共同理念还需时日。
总体态势评估
（一）力量格局
如果我们对上述不同因素的发展趋势的判断是相对准确的话，在未来的亚太地区，最可能的局面是出现四个相当强大的经济实体：日本、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前景对于未来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这一格局的含义。
首先，美国在未来亚洲的地位将有所削弱，这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相对于美国的差距将会缩小。而随着其他国家经济总量的扩大，其他国家（这里面除了亚洲的经济实体外，还包括欧盟、巴西等经济实体）必将吸引一部分资金。但世界的可流动资金在任何一个时间都是有限的，因此，尽管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上的国家，将竭力维持美国的地位而将它们大部分的剩余资金用于支撑美国，但这些国家恐怕还不足以支撑美国的行为方式。这样一来，储蓄率一直低下的美国也许就会缺乏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其生活方式和国际行为。同时，随着其他能够实现内需拉动增长的经济实体的壮大，美国对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将逐步下降，而将导致美国相对地位的下降：这种下降并不是美国经济总量的下降，而是其许多行为的成本将上升。当然，美国的相对地位下降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力量优势在未来的10-15年会丧失：美国仍将是一个全方位的超级大国，只是它的干预能力将受到约束。
因此，2010-2015年的亚洲将是一个力量更加均衡的格局。
（二）大国关系
在一个力量更趋平衡的亚太格局中，除了尽力扩大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之外，美国将继续基于两点维持其影响力。首先，竭力维持美国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帝国”的形象，以要求地区各国都承认美国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从而要求这些国家继续承担美国维持其地区存在的开支。其次，美国将试图维持一个支离破碎的亚洲，使亚洲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不能够相互协商，而始终需要美国的调解。从这一点上来说，亚洲的区域合作将对美国的影响力造成一定的影响，尽管这不是亚洲区域合作的初衷。
在日本确实始终存在着一定的“亚洲主义”思想，但是日本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深刻疑虑恐怕将决定日本仍将会保持和美国的联盟关系，而这样的联盟关系被中日之间的联合或者是一个多边的大国合作框架所取代的可能性不大。
中俄之间因为解决了边境问题，消除了最容易引发争端的潜在因素，即便俄罗斯重新恢复，也不大可能和中国再起严重争端。而且随着俄罗斯对独联体（包括中亚国家）的影响力稳定乃至有所恢复的话，俄罗斯将满足于维持一个相对温和的环境。
另一方面，如果印度和中国都继续他们的经济增长的话，印度和中国的竞争会更有可能是日趋激烈，但也给两国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未来，中印之间的竞争将不再是在具体的领土争夺上，而更多的是在一些软力量意义上的竞争（比如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这也给处理中印关系留下了更多的弹性。
由于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印俄三个国家都需要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维持稳定的关系，因此，尽管中印俄三国都有一定的和西方抗衡的心态，但不大可能成为一个紧密的“轴心”。更重要的是，如果俄罗斯能够完成其经济复苏，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而西方国家能够给予俄罗斯一个平等的地位的话，俄罗斯的最终选择将更有可能是融入西方，而不是融入东方。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将要和中国或者印度为敌。不过，如果三个国家都能够完成他们的经济增长目标，他们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依赖将有所下降。这样一来，三国在未来采取一些更加协调同时又相对独立于西方的声音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有趣的是，对于亚洲来说，美国的联盟系统基本上是一个以海洋国家（日本、澳洲、纽西兰、韩国、菲律宾）为基地的系统，而中印俄则是一个以大陆国家（或海洋大陆复合型国家）为基础的系统。因此，如果中印俄之间能够形成一定的共同声音，将有可能为亚太地区提供一个建立海洋和大陆之间的大体战略平衡的基础。
总结而言，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问题上，总体的格局很有可能将基本维持目前的状态：各国互存戒心，美日联盟继续维持甚至有进一步加强，中俄关系继续维持，印度和各国的关系仍将是若即若离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两国对东亚未来是否存在的共同理解。
（三）地区热点问题
朝鲜半岛是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中最有可能出现戏剧性发展的地方（这并不意味着立即统一）。在这方面，周边大国的思想准备可能还不足。
南海问题将主要随着中国和亚细安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尽管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也将对这些问题产生影响。总体说来，如果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地位距离越来越大，这些国家可能会更加在意南海问题上的相对得失。相反，如果这些国家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足够的利益的话，共同协商的空间就会大一些。不过，由于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相当的是针对中国，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性不大。只有当这些国家能够意识到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其国家并没有益处时（比如如今中国去不同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人数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别），这些国家才会愿意和中国达成妥协。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只能是试图控制冲突规模的大小，不大可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内情绪都不大可能给两国以太多的妥协余地。
中印之间的边界争端将基本维持现状，爆发新的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进一步扩大，而印度能够更加冷静地看待中国的话，两国达成部分妥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台湾问题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有突破性的进展，两岸维持现状的可能性最大。两岸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台湾政体的日益成熟，以及大陆的威慑力量将会逐渐削弱台独的吸引力。总体说来，两岸开启实质性谈判的时机还需要台湾内部的民意对未来台湾的可能性有更清晰的判断。
中国的对策
将上述不同因素的各种可能性作排列，可以得出综合态势的多种可能性。在这里，作者将只探讨各种因素均出现最大可能性、次大可能性以及最小可能性的组合，以期为讨论其他可能性下的局势和对策提供一个初步的参照。
总体说来，在第一种态势下，中国应该继续现行谨慎的外交安全战略，但要拓展其内涵。在第二种态势下，中国需要执行收缩战略。这符合中国的古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第三种态势下，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战略。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尽管有一些人士一厢情愿地希望中国崩溃。
处于前两种状态，中国的国民和一些精英都会有相当的不满：他们会认为中国的战略应该更加有进取心或是希望通过有进取心的外交安全战略来改善国内的局势。因此，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乃是如何塑造一个理性的民族主义以获得执行战略的民意基础。
在这三种可能性中，最可能的局势尽管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并不是中国不能应对的局面。在这一个格局中，主要国家至少保证了各自的内部稳定，因而不会产生让其他国家措手不及的大动乱。这样一来，各国都能够在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和其他国家共处。
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第一种可能性下中国的总体外交安全政策的演变。
在具体的战略思路上，如今的中国安全外交政策基本上是由两个支柱所支撑着。这两个支柱是：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大国外交、以睦邻友好为目的的周边外交。
随着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从过去的由两大支柱支撑的体系逐渐过渡到由三个支柱的体系（事实上，这种过渡已经在进行）。这三个支柱是：以推动地区性大国协作为目标的大国外交、双边合作和多边机制并重的周边外交、地区性和全球性多边组织和机制的参与及规则的制定。
（一）从“美国中心主义”到更平衡的大国协作
在大国外交问题上，尽管国际社会的角色多元化使得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左右能力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世界的稳定和安全仍将依赖于大国主导下的权力政治。如果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关系紧张，国际社会的和平就难以持；而如果各主要大国之间能达成一定的战略默契甚至协议，尊重彼此的利益，将会有利于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是多个大国利益共存的地区。许多时候，仅仅依靠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很难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大国共同探讨治理地区局势的机制。因此，在未来，中国应该更加注重推动大国在全球，特别是在地区事务上的协作。这当然不意味着能够让所有的大国在一个问题上都持同一立场，而是意味着尽可能地推动超过两个以上的大国之间的合作。
环顾中国周边的四个主要大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印度），我们会发现中国除了因为台湾问题与美国（也许也包括日本）有极其现实的冲突可能性而一时难以达成战略理解外，和俄罗斯、日本、印度尽管不可避免的有不同利益，但在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地区（一般是势力范围的交叉地区）建立妥协机制以预防和解决冲突是完全可能的。至少，可以将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到极低。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亚太地区来说，中美日三边关系，而不是中美关系，才是更为确切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将中美关系置于中美日三边关系这一系统，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之下来考虑会更有助于中国制定合理的中美关系政策。而将中美关系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不利于中国以一个系统的眼光来考察自己的安全环境和政策，因此中国必须抛弃美国是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中心这样一个心态。尽管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要求中国必须特别关注美国的一举一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好坏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总体安全外交政策。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话，美国在中国的总体安全外交政策的地位应该有所下调。
（二）从双边周边外交到双边和多边并重的周边外交
过去20年里，中国通过双边安全合作，不仅为中国本身确立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也为其他周边国家的总体安全环境改善作出了贡献。今后，双边安全合作仍将是中国安全政策中的支柱之一。但是，随着中国参与多边组织的日益深入，多边组织和机制对于中国的安全和外交日益重要。
这其中“10+3”和上海合作组织是两个最重要的组织和机制。“10+3”的作用在于它也许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能够超越历史，达成更加广泛的共识的一个最佳平台。中日之间如今对东亚未来的设想既有分歧，又有共同点。如何使这两个对东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家能够和东亚的其他国家共同建立一个更加团结的东亚，对于中国本身以及东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国和亚细安关于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显然有助于推进10+3框架下的合作。这主要是因为亚细安国家开始逐渐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日益强大并不意味着亚细安的失败，而是机会。但是我们显然也应该看到日本对中国与亚细安关系的日益密切仍然存在着相当的担心，而且中日对于东亚的外来的设想是有一定距离的。加上美国一些强硬派人士的推波助澜，日本更有可能拒绝和中国的合作的可能性。因此，要想建设一个更加稳定和繁荣的东亚，必须推进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
10+3框架为中日提供了在一个多变机制下发展合作的最佳平台。正如一些日本的观察家所指出的，如果中日两国能够达成更加广泛的合作的话，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对日本将不仅仅是挑战，而更多的是机会。
上海合作组织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北方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如果未来蒙古乃至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稳定后的阿富汗）都加入这一组织的话，上海合作组织将覆盖欧亚大陆东段和中亚的所有地区，乃至一部分南亚国家。这样一来，上海合作组织对中国未来的西北和北方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会日益凸现。不过，上海合作组织面临这么多的不确定性，这其中包括和存在于这一地区的其他地区组织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和独联体组织的关系问题。由于上海合作组织中目前的成员国除了中国之外全都是独联体的成员，因此如果独联体的经济合作在未来的5-10年取得相当成功的话，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于发展紧密经济联系的需求就会降低，尽管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会更加密切。上海合作组织的生命力主要取决于该组织能否发展成为一个能给成员国带来具体经济利益的经济合作平台。
与此同时，ARF、APEC、博鳌亚洲论坛等多边平台也将在中国的多边外交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三）追求对国际规则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力
最后，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意味着中国的影响力将逐渐增强，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将中国的这种影响力机制化，以减少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焦虑心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必须寻求一定的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能操之过急。
在未来的20-30年内，中国不大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中国对全球性规则的影响力将首先会体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大的经济实体对国际，特别是本地区的经济动态以及金融体系的影响力上。就短期来说（5-10年），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恐怕会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东亚货币基金组织”的机制化上，这将使得东亚国家能够对国际资本流动有一定的综合影响力，从而使得本地区能够有效地应对总是会时不时出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在10-15年之后，如果中国和亚细安的自由贸易区能够真正实现的话，特别是中日能够共同合作，推动整个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东亚国家和中国本身就将自动获得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综合影响力。
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事实上是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的一部分。
中国应该支持一个民营控股，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首先对外，因此而能够在国际上建立一个享有言论自由，同时又能够传播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的，在世界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舆论集团。
这不仅是出于逐渐降低中国政策的执行成本，推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的需要，也是中国需要在一个日益巨大的国际传媒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需要。一个不具有对国际媒体的影响力的中国将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和中国接近而疏远美国这样的选择可能性最小。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对中国是否仍会有复仇的心理还很不确定，也同样是因为日本在近代始终是走在中国前面的国家，而只有美国始终是领先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需要和中国接近，而疏远美国。
在这三种选择之中，最后一种选择最符合日本和东亚（包括中国）的长远利益。但是日本似乎处在一个“战略的贫困”状态， 最有可能是选择维持现状。因此，如果日本不能超越对中国的复杂心态的话，随着中国力量的日益增长，日本有可能会更加害怕中国而更加紧密地和美国捆在一起。
7.朝鲜半岛的演变和大国关系
东北亚地区的未来安全态势主要取决于朝鲜半岛的演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国关系重构。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双方如何寻求统一，以及统一后朝鲜半岛的走向，以及大国之间在这一过程中是合作还是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东北亚未来的安全框架。
不言而喻，在国际关系中，大多数时候，国家之间的合作要比竞争困难得多。因此，如果朝鲜半岛双方不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历史命运，东北亚重新陷入大国争夺的轮回的机会是很大的。
显然，中美两国将在朝鲜半岛演变的过程中的大国关系重构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而朝鲜已经切实感受到了中美两国关系如果更多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给朝鲜半岛事物带来的张力。如何在中美之间对朝鲜半岛未来走向的不同安排中寻找妥协点，从而有利于半岛实现和解，稳步迈向和平统一是半岛双方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半岛的双方都最终将意识到他们必须真正把握朝鲜民族的未来，开启相对独立的和解进程，因此他们将在未来的10-15年里达成一个和平统一的框架性协议，从而使统一进入程序化的新阶段。
随之而来的将是四个大国围绕半岛和平统一进程后的东北亚安全框架安排的角力。这其中大体上存在三种可能性：统一后的半岛继续维持和美国的军事联盟（也许可以有些弱化）、统一后的半岛脱离美国的轨道但也不进入其他国家的轨道（比如中国）、统一后的半岛成为四个大国协作机制的合作起点。
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一种尽管长远来说不符合地区各国的利益，但可能性最大。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将竭力维持其在半岛上的军事存在从而能够对中俄（还有日本）形成牵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韩国的精英们更多的是亲美派（尽管民众可能是更加靠近中国）。第二种可能性最小，而且从长远来说也不见得好。这是因为这样的安排充满的不确定性太多，不利于营造一个稳定的安全框架。第三种可能性，特别是通过追求一个中立的统一朝鲜半岛而促成四个大国协作机制是最符合地区国家的长远利益的。 但是，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相互猜疑，以及半岛双方能否有这样的远见都意味着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是需要艰巨的努力。这其中，半岛双方的远见卓识是至关重要的。
8.10+3和东亚共同体的未来
在未来的10-15年内，东亚共同体能够有一个雏形主要取决于亚细安能否促成中日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和日本能够达成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和日本目前相互竞争在亚细安国家之间的支持并不可怕。只要中日能够逐渐地意识到合作对各自的好处，东亚共同体仍将是有前途的。
不过，如果我们前面对日本的未来趋势是正确的话，中日之间能够达成战略水平的和解和合作将是困难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和亚细安的自由贸易区确实值得及早推动，因为中日能够携手共建东亚共同体的日子也许经过漫长的等待都仍将不会到来。
可以预想的是，在短期内促成“东亚共同体”有相当的困难，但是整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恐怕是不可阻挡的。
如果在“10+3”的基础上，“东亚共同体”能够逐渐成形的话，那么如今的一些多边组织都会在功能上发生质的变化。比如ARF（亚细安区域论坛）可能从一个亚细安和其他国家展开安全对话的平台变成一个东亚和其他国家展开安全对话的平台，而ARF的首先任务是首先在区内的国家达成共识。APEC（亚太经合组织）则应该成为亚太地区其他地区国家参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平台。而ASEM（亚欧峰会）则有可能成为一个已经相当一体化的欧洲和一个正在努力实现一定程度的一体化的东亚的对话平台，这将有助于东亚向欧洲学习。
博鳌亚洲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亚洲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来讨论亚洲的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但要获得一个对亚洲未来的共同理念还需时日。
总体态势评估
（一）力量格局
如果我们对上述不同因素的发展趋势的判断是相对准确的话，在未来的亚太地区，最可能的局面是出现四个相当强大的经济实体：日本、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前景对于未来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这一格局的含义。
首先，美国在未来亚洲的地位将有所削弱，这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相对于美国的差距将会缩小。而随着其他国家经济总量的扩大，其他国家（这里面除了亚洲的经济实体外，还包括欧盟、巴西等经济实体）必将吸引一部分资金。但世界的可流动资金在任何一个时间都是有限的，因此，尽管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上的国家，将竭力维持美国的地位而将它们大部分的剩余资金用于支撑美国，但这些国家恐怕还不足以支撑美国的行为方式。这样一来，储蓄率一直低下的美国也许就会缺乏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其生活方式和国际行为。同时，随着其他能够实现内需拉动增长的经济实体的壮大，美国对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将逐步下降，而将导致美国相对地位的下降：这种下降并不是美国经济总量的下降，而是其许多行为的成本将上升。当然，美国的相对地位下降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力量优势在未来的10-15年会丧失：美国仍将是一个全方位的超级大国，只是它的干预能力将受到约束。
因此，2010-2015年的亚洲将是一个力量更加均衡的格局。
（二）大国关系
在一个力量更趋平衡的亚太格局中，除了尽力扩大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之外，美国将继续基于两点维持其影响力。首先，竭力维持美国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帝国”的形象，以要求地区各国都承认美国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从而要求这些国家继续承担美国维持其地区存在的开支。其次，美国将试图维持一个支离破碎的亚洲，使亚洲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不能够相互协商，而始终需要美国的调解。从这一点上来说，亚洲的区域合作将对美国的影响力造成一定的影响，尽管这不是亚洲区域合作的初衷。
在日本确实始终存在着一定的“亚洲主义”思想，但是日本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深刻疑虑恐怕将决定日本仍将会保持和美国的联盟关系，而这样的联盟关系被中日之间的联合或者是一个多边的大国合作框架所取代的可能性不大。
中俄之间因为解决了边境问题，消除了最容易引发争端的潜在因素，即便俄罗斯重新恢复，也不大可能和中国再起严重争端。而且随着俄罗斯对独联体（包括中亚国家）的影响力稳定乃至有所恢复的话，俄罗斯将满足于维持一个相对温和的环境。
另一方面，如果印度和中国都继续他们的经济增长的话，印度和中国的竞争会更有可能是日趋激烈，但也给两国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未来，中印之间的竞争将不再是在具体的领土争夺上，而更多的是在一些软力量意义上的竞争（比如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这也给处理中印关系留下了更多的弹性。
由于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印俄三个国家都需要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维持稳定的关系，因此，尽管中印俄三国都有一定的和西方抗衡的心态，但不大可能成为一个紧密的“轴心”。更重要的是，如果俄罗斯能够完成其经济复苏，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而西方国家能够给予俄罗斯一个平等的地位的话，俄罗斯的最终选择将更有可能是融入西方，而不是融入东方。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将要和中国或者印度为敌。不过，如果三个国家都能够完成他们的经济增长目标，他们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依赖将有所下降。这样一来，三国在未来采取一些更加协调同时又相对独立于西方的声音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有趣的是，对于亚洲来说，美国的联盟系统基本上是一个以海洋国家（日本、澳洲、纽西兰、韩国、菲律宾）为基地的系统，而中印俄则是一个以大陆国家（或海洋大陆复合型国家）为基础的系统。因此，如果中印俄之间能够形成一定的共同声音，将有可能为亚太地区提供一个建立海洋和大陆之间的大体战略平衡的基础。
总结而言，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问题上，总体的格局很有可能将基本维持目前的状态：各国互存戒心，美日联盟继续维持甚至有进一步加强，中俄关系继续维持，印度和各国的关系仍将是若即若离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两国对东亚未来是否存在的共同理解。
（三）地区热点问题
朝鲜半岛是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中最有可能出现戏剧性发展的地方（这并不意味着立即统一）。在这方面，周边大国的思想准备可能还不足。
南海问题将主要随着中国和亚细安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尽管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也将对这些问题产生影响。总体说来，如果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地位距离越来越大，这些国家可能会更加在意南海问题上的相对得失。相反，如果这些国家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足够的利益的话，共同协商的空间就会大一些。不过，由于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相当的是针对中国，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性不大。只有当这些国家能够意识到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其国家并没有益处时（比如如今中国去不同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人数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别），这些国家才会愿意和中国达成妥协。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只能是试图控制冲突规模的大小，不大可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内情绪都不大可能给两国以太多的妥协余地。
中印之间的边界争端将基本维持现状，爆发新的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进一步扩大，而印度能够更加冷静地看待中国的话，两国达成部分妥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台湾问题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有突破性的进展，两岸维持现状的可能性最大。两岸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台湾政体的日益成熟，以及大陆的威慑力量将会逐渐削弱台独的吸引力。总体说来，两岸开启实质性谈判的时机还需要台湾内部的民意对未来台湾的可能性有更清晰的判断。
中国的对策
将上述不同因素的各种可能性作排列，可以得出综合态势的多种可能性。在这里，作者将只探讨各种因素均出现最大可能性、次大可能性以及最小可能性的组合，以期为讨论其他可能性下的局势和对策提供一个初步的参照。
总体说来，在第一种态势下，中国应该继续现行谨慎的外交安全战略，但要拓展其内涵。在第二种态势下，中国需要执行收缩战略。这符合中国的古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第三种态势下，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战略。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尽管有一些人士一厢情愿地希望中国崩溃。
处于前两种状态，中国的国民和一些精英都会有相当的不满：他们会认为中国的战略应该更加有进取心或是希望通过有进取心的外交安全战略来改善国内的局势。因此，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乃是如何塑造一个理性的民族主义以获得执行战略的民意基础。
在这三种可能性中，最可能的局势尽管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并不是中国不能应对的局面。在这一个格局中，主要国家至少保证了各自的内部稳定，因而不会产生让其他国家措手不及的大动乱。这样一来，各国都能够在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和其他国家共处。
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第一种可能性下中国的总体外交安全政策的演变。
在具体的战略思路上，如今的中国安全外交政策基本上是由两个支柱所支撑着。这两个支柱是：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大国外交、以睦邻友好为目的的周边外交。
随着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从过去的由两大支柱支撑的体系逐渐过渡到由三个支柱的体系（事实上，这种过渡已经在进行）。这三个支柱是：以推动地区性大国协作为目标的大国外交、双边合作和多边机制并重的周边外交、地区性和全球性多边组织和机制的参与及规则的制定。
（一）从“美国中心主义”到更平衡的大国协作
在大国外交问题上，尽管国际社会的角色多元化使得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左右能力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世界的稳定和安全仍将依赖于大国主导下的权力政治。如果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关系紧张，国际社会的和平就难以持；而如果各主要大国之间能达成一定的战略默契甚至协议，尊重彼此的利益，将会有利于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是多个大国利益共存的地区。许多时候，仅仅依靠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很难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大国共同探讨治理地区局势的机制。因此，在未来，中国应该更加注重推动大国在全球，特别是在地区事务上的协作。这当然不意味着能够让所有的大国在一个问题上都持同一立场，而是意味着尽可能地推动超过两个以上的大国之间的合作。
环顾中国周边的四个主要大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印度），我们会发现中国除了因为台湾问题与美国（也许也包括日本）有极其现实的冲突可能性而一时难以达成战略理解外，和俄罗斯、日本、印度尽管不可避免的有不同利益，但在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地区（一般是势力范围的交叉地区）建立妥协机制以预防和解决冲突是完全可能的。至少，可以将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到极低。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亚太地区来说，中美日三边关系，而不是中美关系，才是更为确切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将中美关系置于中美日三边关系这一系统，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之下来考虑会更有助于中国制定合理的中美关系政策。而将中美关系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不利于中国以一个系统的眼光来考察自己的安全环境和政策，因此中国必须抛弃美国是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中心这样一个心态。尽管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要求中国必须特别关注美国的一举一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好坏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总体安全外交政策。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话，美国在中国的总体安全外交政策的地位应该有所下调。
（二）从双边周边外交到双边和多边并重的周边外交
过去20年里，中国通过双边安全合作，不仅为中国本身确立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也为其他周边国家的总体安全环境改善作出了贡献。今后，双边安全合作仍将是中国安全政策中的支柱之一。但是，随着中国参与多边组织的日益深入，多边组织和机制对于中国的安全和外交日益重要。
这其中“10+3”和上海合作组织是两个最重要的组织和机制。“10+3”的作用在于它也许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能够超越历史，达成更加广泛的共识的一个最佳平台。中日之间如今对东亚未来的设想既有分歧，又有共同点。如何使这两个对东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家能够和东亚的其他国家共同建立一个更加团结的东亚，对于中国本身以及东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国和亚细安关于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显然有助于推进10+3框架下的合作。这主要是因为亚细安国家开始逐渐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日益强大并不意味着亚细安的失败，而是机会。但是我们显然也应该看到日本对中国与亚细安关系的日益密切仍然存在着相当的担心，而且中日对于东亚的外来的设想是有一定距离的。加上美国一些强硬派人士的推波助澜，日本更有可能拒绝和中国的合作的可能性。因此，要想建设一个更加稳定和繁荣的东亚，必须推进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
10+3框架为中日提供了在一个多变机制下发展合作的最佳平台。正如一些日本的观察家所指出的，如果中日两国能够达成更加广泛的合作的话，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对日本将不仅仅是挑战，而更多的是机会。
上海合作组织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北方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如果未来蒙古乃至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稳定后的阿富汗）都加入这一组织的话，上海合作组织将覆盖欧亚大陆东段和中亚的所有地区，乃至一部分南亚国家。这样一来，上海合作组织对中国未来的西北和北方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会日益凸现。不过，上海合作组织面临这么多的不确定性，这其中包括和存在于这一地区的其他地区组织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和独联体组织的关系问题。由于上海合作组织中目前的成员国除了中国之外全都是独联体的成员，因此如果独联体的经济合作在未来的5-10年取得相当成功的话，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于发展紧密经济联系的需求就会降低，尽管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会更加密切。上海合作组织的生命力主要取决于该组织能否发展成为一个能给成员国带来具体经济利益的经济合作平台。
与此同时，ARF、APEC、博鳌亚洲论坛等多边平台也将在中国的多边外交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三）追求对国际规则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力
最后，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意味着中国的影响力将逐渐增强，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将中国的这种影响力机制化，以减少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焦虑心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必须寻求一定的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能操之过急。
在未来的20-30年内，中国不大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中国对全球性规则的影响力将首先会体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大的经济实体对国际，特别是本地区的经济动态以及金融体系的影响力上。就短期来说（5-10年），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恐怕会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东亚货币基金组织”的机制化上，这将使得东亚国家能够对国际资本流动有一定的综合影响力，从而使得本地区能够有效地应对总是会时不时出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在10-15年之后，如果中国和亚细安的自由贸易区能够真正实现的话，特别是中日能够共同合作，推动整个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东亚国家和中国本身就将自动获得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综合影响力。
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事实上是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的一部分。
中国应该支持一个民营控股，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首先对外，因此而能够在国际上建立一个享有言论自由，同时又能够传播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的，在世界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舆论集团。
这不仅是出于逐渐降低中国政策的执行成本，推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的需要，也是中国需要在一个日益巨大的国际传媒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需要。一个不具有对国际媒体的影响力的中国将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自己没用或者说不敢有用，那谈什么都没用，结果只有一个，重复宋的历史！不要谈周围，问题关键在内部，在于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