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都恨她！”“谁也不和她说话了！现在她走路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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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香港 实习记者 袁绮雯 洪一文

日期：2011-11-04

过去半年里，她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像个明星一样被记者蹲守，记者们突破保安的防备，打开她家的大门



朱绮华



黎广德（图/林燕苹）



郑丽儿（图/林燕苹）



富东邨的街坊们对朱绮华的行为感到不可理解（图/林珊珊）




    午后的香港东涌湾泛着粼粼之光，渔船悠闲地停泊在岸边。连接东涌与机场岛的跨海公路上，汽车来回穿梭。头上的缆车索道持续发出单调的声响，源源不绝运载着观光的旅人。每隔几分钟，便有一架飞机从对岸的国际机场起飞，掠过上空。

    在未来，这个运输系统还将迎来它饱受争议几经挫折的新成员——全长50公里、预计造价700亿元的港珠澳大桥——它由中央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出资兴建，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2016年，当你站在东涌堤岸眺望大海，将看到一段9.4公里的高架桥从对岸的景观山架起，越过机场岛与大屿山之间狭长的海道，延伸至香港特别行政区，连接起主桥。

    大桥原计划2010年底动工。然而，眼下这里仍土木未兴，海水蜿蜒至远方，沉默等待大桥的诞生。它在香港社会激起的千层浪，如今也慢慢归于平静。

    过去一年，随着66岁的东涌老太太朱绮华对港珠澳大桥香港段两份环评报告提起司法复核，它遭遇停顿，又重新启动。贯穿在其中的，是人们对于香港环评制度、政党权力、民主与法治的重审、争论与较量。

    2011年10月25日，在朱绮华提出上诉申请的最后期限，她的代理律师黄鹤鸣仍未接到上诉委托，这标志着案件完结，大桥复归其发展轨道。一切都将如期进行，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香港政府声称的65亿港元。这65亿的代价，考验着香港社会对其核心价值的守护，也改变了老太太朱绮华的生活。

    从东涌堤岸往回步行10分钟，便来到了朱绮华所在的富东邨。这里是香港的廉租公房，3座高楼屹立于此。过去半年里，她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每天，几乎都有记者守候在此，他们突破保安的防备，打开她家的大门，企图让她说出，究竟谁是“幕后黑手”，她是如何介入这场官司的……然而，更多的细节并不为人所知。

    本刊记者见到朱绮华时，她刚从一趟旅行中回来，几个月以来，她似乎已经消失在街坊的视线里。为了看起来“不像个冤鬼”，她把头发剪短了。她眉头紧锁，直叹大气。她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却百口莫辩，饱受着自责的折磨。她急于从漩涡中摆脱，像是执行某个指令般反复念着“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可听到街坊们的评价，又激动起来：

    “你听我说，我是想为大家好，不是为我自己，我问我自己，不是为利益。”

站出来，做战士

    事隔两年之后，郑丽儿终于站出来，第一次向媒体讲述事情的经过。

    时间回拨到2009年秋天，作为朱绮华的干女儿，郑丽儿记忆里的朱妈妈是一名热情、特立独行的老太太。那时，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报告已被香港环保署批准，进入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期。作为富东邨的公民党党员，郑丽儿从议员林有娴那里了解到了大桥的造价和对空气的影响。“她告诉我们，政府做了一个评估，但评估不是很详细。对空气的影响，都没有正式公开地告诉市民。”

    此时的郑丽儿是富东邨东盛楼互助委员会的秘书，通过互委会主席、公民党党员安剑英，她渐渐接触到公民党的活动，觉得自己有义务向富东邨的居民传播港珠澳大桥“被遮蔽”的另一面，便开始向邨民派发公民党的环评意见信，征集签名。

    朱绮华也收到了郑丽儿分发的信件。她们同住一栋大楼，已经认识近10年。“朱婆婆那时患有白内障，她一个人住，走路时常摔倒，于是我对她特别关注。”因为经常来往，朱婆婆认她为干女儿。在郑丽儿的博客，还能看到他们的亲密合影——在郑丽儿的宣传横幅后，两人头挨着头。

    再次听说港珠澳大桥的消息，是环评报告顺利通过后，郑丽儿开始寻思自己能为此做点什么。和郑丽儿一样，安剑英也关心着工程的进展，他对媒体承认：“公民党好担心，如果港珠澳大桥落成后，东涌空气污染会更严重，所以议员办事处同街坊讲，除非有人出面告政府，否则无嘢可以做。”

    一个寻常的下午，郑丽儿买菜归来，在楼下遇上朱绮华，两人又聊起了大桥的进展。郑告诉朱，“有些环保团体也说这些空气微粒会影响心脏病、糖尿病的长期患病者。”朱点点头，说自己就患有这些个病。郑接过话头，“这个对你有影响，对你的家人和小朋友影响都比较大。”在郑丽儿的描述中，朱绮华为“政府欺骗市民”的行为感到愤愤不平，她满怀正义地表示：“我们都是东涌人，我们要站出来，为东涌付出一份力。不单为自己，也为了大家。”郑丽儿深受感染，说：“我也会站出来做战士。”

    在公民党的聚会上，郑丽儿向党员们表达了朱绮华的想法。当时，一直关注港珠澳大桥的公民党副主席黎广德便做出判断：“除非司法复核， 否则就难以叫停工程。”

    “有人提议先找律师，律师再去找大学里的教授研究具体的空气污染，”郑丽儿说，“他们找到了专家加以论证，专家的意见是，大桥制造的微粒会影响健康，可以根据这一点跟政府打官司。”

    他们建议身患多种疾病、又领着政府救济金的朱绮华申请法律援助，对大桥环评报告提起司法复核。此前，朱绮华曾和邻居就空气污染问题互诉苦恼，但不知道自己能为大家做点什么。

    2010年前后，郑丽儿将公民党的方案传达给朱绮华，她说这是唯一对抗大桥项目、保卫家园的方法——“我对她说， 我也是拿政府救济的，我也可以站出来，但两年后我要去参加工作，可能有影响。”根据郑的描述，朱坚持要站出来。

    之后，郑丽儿带着老太太去申请法律援助，随即，公民党员给了郑一个地址。按着这个地址，郑带着朱进了香港市区，找到了身兼公民党执委的律师黄鹤鸣。

环保问题VS政治问题

    如今，黄鹤鸣更愿意强调他的律师身份。面对本刊记者，他反复声明，自己是公民党党员，更是一名律师。他坚持认为，是法律援助处委派他成为朱绮华的代理人，他不知道也不关心为什么会挑选他。

    郑丽儿的印象里，黄鹤鸣见到朱绮华后，一遍又一遍向她解释官司的要点。他还告诉她，案件影响重大，可能会有媒体来找她。但朱绮华表示自己并不想出名——显然，双方均没有预料到，舆论风暴如此猛烈。

    在当时，他们面临的棘手问题是环保专业难题。“打这个官司一点都不容易。” 公民党副主席黎广德回忆，由于需要很多环保专家，而律师并不熟悉，所以他帮着找。

    2010年1月， 朱绮华以7个申诉点向高等法院提起司法复核。一年之后，其中一个申诉点赢得了官司。法官宣判，港珠澳大桥两个香港本地工程的环评报告无效。

    世纪工程停下了前进的步伐。那几天，朱绮华为告赢政府兴奋不已。但很快，事情变化超过了她的想象。就在大陆媒体为弱势力量、香港法制羡慕不已时，香港社会却回荡着质疑和讨伐之声。

    4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网民斥公民党与港人为敌》称，“公民党‘幕后操控’66岁老妇综援（吃政府救济金）朱绮华，滥用司法程序，推翻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报告，令工程被迫停止。”在部分媒体和政党的描述里，港珠澳大桥的司法复核案包含着不为人知的政治阴谋。

    有议员感叹，“宁欺郑汝桦（房屋及运输局局长），勿欺朱绮华。”他们批评公民党“不想自己出面，没有亲自提出诉讼，却不惜利用一位目不识丁及领取综援的长者”。

    接着，一则“78项工程因此案判决而受阻”的消息，以隐匿信息源的形式，见诸报端，四处流传。在接受采访时，香港环保署助理署长谢展寰声称，“并没有在公开渠道公布这一信息。”

    但耗资700亿的大桥以及78项工程受阻带来的不可预计的经济损失，时时挑动着公众的神经。

    5月，建造业总工会40名代表游行至政府总部，抗议环评报告司法复核影响工程进度及工人生计。他们高喊“反对基建工程政治化”，声称：“案件拖延基建发展，最多可能导致逾20万名建造业工人失业或就业不足。”

    同月，特首曾荫权在香港立法会上，讲述他看到北京上海迅速发展后，对香港“好事多磨”的基建和“持续竞争力”的危机感——“部分政党、政客在大型基建项目快将上马之际，借环保或保育之名，利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手段加以阻挠，为求达到一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损害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

公民党的角色

    9月27日， 二审宣判环保署胜诉。

    法官同意环评条例要求“污染最小化”，但认为应该给予环保署长酌情权，裁定项目倡议人是否“采用最佳技术”把污染减至最低，因此被告并无违法。

    判决当天，房运局局长郑汝桦马上宣布——大桥复工。同一天，更让人震惊的数据抛了出来——该局的新闻通稿披露，因此案影响，大桥香港段工程需增加65亿元。

    65亿具体是如何计算的？

    在回答本刊记者提问时，房运局书面答复——主要原因包括(i)须修改施工方法压缩工程时间表，令大桥如期于2016年年底通车(有关工程费用增加约41.5亿)；以及(ii)工程价格上升(有关工程费用增加约23.5亿元)。

    更多细节和运算法则，我们无从得知，但这并不妨碍“65亿”的广泛传播——这相当于全港公租屋免租3个月，综援户夺取3个月综援，若是政府派钱，每个人还可拿到1000块。

    与此同时，朱绮华终于被等待着她的记者拦住，面对香港有线电视镜头，她说自己“不是有心搞，而是‘他们’跟我说，我又什么也不知道”，她还表示甘当“傻婆”，不会公开——“他们”究竟是谁？

    朱绮华的这一番话让那些对公民党的质疑再次汹涌重现，甚至有政党登广告对其进行揭露和批评。不幸的是，那几个月，公民党同时陷入外佣居港案的舆论漩涡中——一些人批评公民党“祸港”，一个叫“护港力量”的团体还组织几次千人游行抗议公民党。

    在香港中环，黎广德站在“占领中环”活动的喧闹人群中，显得有些孤独。对有些质疑，他表现出不屑。在过去几个月里，他频频应战，给政府挑刺。

    他企图向记者解释清楚公民党在此案中的角色——“公民党和朱女士是整个环境运动中的不同部分。”他说自己的唯一工作就是为律师和专家牵线，“具体案件的对策，申诉点的拟定，怎么和政府打交道等等……是律师和当事人研究，不是公民党能指挥的。”

    对于公民党的遭遇，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认为，公民党表现不够“光明磊落”——“怎么和老太太接触的，他们之间的对话是怎么样的等等，要把细节交代清楚。”他想，不够“磊落”的原因也许在于——基层对于“65亿损失”是有意见的。

谁为65亿埋单

    但黎广德看来，65亿的代价并不大，“香港市民去年因空气污染损失了138个亿，如果新的判决能够减低污染的话，这个数字对香港市民来说，可以很快赚回来。”

    “一直以来，环保署长审批项目时主要倚赖一项准则：只要累积的污染量仍未把香港环境这个‘大垃圾桶’倒至满泻，项目便可以过关；项目污染量是否减至最低，并不被视为法定要求。”

    他反复强调，政府应该为这65亿损失埋单——从法院受理案件，到做出判决，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审中运输署并没有想到让法院加快排期，而运输局知道工程要被延误，本应做好两手准备。”

    对黎抛出的指责，香港环保署并不愿意承认。在每进入一个楼层一个卫生间都要刷卡的政府高楼里，记者见到了环保局政治助理蔡少绵和环保署助理署长谢展寰。

    他们态度谦和，措辞谨慎，还准备了一大叠资料耐心地向记者解释整个港珠澳大桥的环评背景。相比起环评制度的精神和责任，他们更愿意强调制度的“客观、公开和公平”。

    谢展寰拿起厚厚一本《技术备忘录》，称翻遍所有环评条例，都没有找到朱绮华一方所说的“独立评估”，“我们不能要求工程倡议人做一个条例里没有规定的东西，不能全部由环保署长决定做不做哪一个评估，这样会带来很多执行上的问题，会引来很多官司。”

    至于65亿的责任问题，蔡小姐耸耸肩：“在整个官司中我们是被动的一方。”她说，“我们是要捍卫环评制度的一方，而不是代表港珠澳桥一方。这次官司里，我们作为环评的监督者，有人挑战这个制度，我们的角色就是在法庭上捍卫这个制度。”

    她并不愿意过多评价案子，但她给记者指明一段法官阐述的事实：在港珠澳大桥环评报告的公众咨询期里，并没有人提出要求补充做“独立评估”的意见。蔡少绵认为不应该在最后的阶段才提出。

    然而，案件带来的环保制度和环保问题争论，早已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9月27日，判决一出来，房运局局长郑汝桦立刻表示工程再上马，在媒体的聚光灯中，她表现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主流舆论中，大桥风波所考验的香港社会，是一副遭遇了挫折后，准备奋起直追的模样。

    黎广德仍继续发出他的质疑，称郑汝桦这一姿态，“完全抹杀了环保署长王倩仪还须按判决重新审查环评报告的法定责任，令人担心政治姿态会否凌驾专业判断？香港人会否赢了工程、输了健康？”

    不过，已经很少有人关心这些问题了，更多基层市民津津乐道的是，65亿元港币如果分给每个人大概能分多少钱。

朱婆婆与她的街坊们

    傍晚的富东邨渐渐热闹起来，老人们开始从高楼里走出，他们聚集在楼下的空地上打牌、聊天，或是眼神空洞地呆坐在长椅上。

    当记者问起朱绮华时，老人们一下活跃起来。甚至有两位老伯试图带着记者突破保安的防卫，敲开朱绮华的大门，他们似乎很想知道，面对记者，这位老太太将如何讲述自己的作为。

    大树下的邓先生评价起朱绮华手舞足蹈，语带讥讽，“她很厉害，居然想挑战政府，害香港损失65个亿。”他想了想，算了一笔错账，“65个亿啊，平均每人一万块，要是发给老人，可以让多少人受益？”他又转念一想，突然提高声调：“她欠我一万块钱呢！”周围的老人们附和着点点头。

    街坊们对朱绮华的行为感到不可理解，有人说，“所有的人都恨她！”有人接过话茬，“谁也不和她说话了！现在她走路都得低着头，像个鬼一样。”“要是换作我，就不敢走前门了。”……他们七嘴八舌，急着和老太太划清界限。

    在街坊的描述中，朱绮华已经很少出门了，人们偶尔看到她，也是在晚上人群散去的时候。在公众场合，没有人愿意和她多说一句话，她只能和两个“疯子”说话。在富东邨，似乎只有“疯子”不知道她的过往。曾给他建议的邻居古先生，感到朱绮华的精神状态完全被扭曲了。他偶尔在电梯里遇到朱绮华，觉得她变得孤僻，充满紧张和警惕。

    朱绮华的压力是从4月胜诉后开始的，随着舆论的升温，记者们开始搜寻她的信息，偷拍她的身影。很快，儿子及儿媳妇在媒体上认出了她，并对她进行了谴责和阻挠。

    在这个时候，黎广德第一次见到了朱绮华。“我知道她承受着家人的压力，我要去感谢她，鼓励她。”黎广德如此解释他的动机。而此时郑丽儿也已经开始觉察“热情的干妈变得越来越沉默”。她深居简出，并向郑丽儿解释，“自己就喜欢呆在家里。”郑丽儿鼓励她说，“其实报道也有正面了，我可以找给你看。”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拒绝。

    其间，有街坊林婆婆见到朱绮华并质问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你不对。”朱回答是：“大桥会影响空气，我身体又有病。”

    “可你影响到我亲戚没事做！”——林婆婆的追问，终于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我儿子也骂我。”

    这一答复引发了林的同情：“她其实也想不到事情这么大，还以为很有正义感。她就是做人太自信了，不和别人商量。”

    林婆婆再次和朱绮华搭话，是在10月14日。这天，香港下了几场大雨，富东邨到处湿漉漉的。傍晚，朱绮华罕见地出楼了。记者和林婆婆朝她招招手，她走了过来。

    她看起来很疲倦，一提起大桥案，情绪便剧烈波动——起初，她没有看电视，也没有看报刊，并不知道案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直到儿子谴责她，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过去的几个月，她都沉浸在悔恨当中。“我想，死啦，我现在连累到人家没工作做。”她说，如果早知道是这样一个结果，当时就不会去告政府。她想得心烦意乱，儿子劝她：“再想下去，就要痴线了。”

    她更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竟受到了冤枉。听到有人说她收了钱，她很难受，“我这个人是不讲好处的。”听到有人质疑她想出名，她感到愤愤不平，“出什么肮脏名啊！”

    恼怒和愧疚交加的朱绮华，把这件事视为人生一个惨重的教训。而她所理解的自身处境，有点类似于历史罪人、人民公敌。她似乎认为，将她拖入这种境地的，正是公民党。

    她开始抱怨律师“总是说得很圆滑”，又抱怨干女儿“没想到她这么坏，把我摆上了台”。那天下午，郑丽儿再次给她电话，“她还想让我签第三次名，我说不要再搞我了。”

    听到朱绮华的反应，郑丽儿很伤心，“她绝对不是一个弱势的老太太，不会‘什么都不懂’。”她说自己一直没站出来澄清，就是不想再伤害她。毕竟当时在两人之间，是朱婆婆站出来，最终承受了这一切，“我不能伤害她……”

    在那个傍晚，朱绮华向林婆婆反复表态：“我全心讲正义的！”并再次叹气：“经过这次教训，我以后都不干了。”

    老太太没有说出的另一层担心是，她的子女没能力赡养她，靠着政府救济金生活，她害怕因为官司产生的负面影响，没法拿到援助。“我真是怕他搞到我拿不到，我都害怕了。”

    更多的细节，朱绮华已经不愿回忆了，她说事情过去太久，一回忆起来就头痛。一会儿，她还关心记者住在哪个酒店，讲起自己还在少女时代出来工作时，如何跟着别人学习普通话的经历。在菜市场，她甚至和记者聊起鸭子的价格，但一会儿，她又失去了耐心，声色俱厉地将记者赶走，叫道：“做人要聪明点！”

    提着肉菜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和前面的老太说说话，很快，又转身和后面的人搭搭腔。她正在努力地想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

    但是，一切似乎都已经不同了。

    （感谢沙春利小姐、谭熹琳小姐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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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香港 实习记者 袁绮雯 洪一文

日期：2011-11-04

过去半年里，她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像个明星一样被记者蹲守，记者们突破保安的防备，打开她家的大门



朱绮华



黎广德（图/林燕苹）



郑丽儿（图/林燕苹）



富东邨的街坊们对朱绮华的行为感到不可理解（图/林珊珊）




    午后的香港东涌湾泛着粼粼之光，渔船悠闲地停泊在岸边。连接东涌与机场岛的跨海公路上，汽车来回穿梭。头上的缆车索道持续发出单调的声响，源源不绝运载着观光的旅人。每隔几分钟，便有一架飞机从对岸的国际机场起飞，掠过上空。

    在未来，这个运输系统还将迎来它饱受争议几经挫折的新成员——全长50公里、预计造价700亿元的港珠澳大桥——它由中央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出资兴建，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2016年，当你站在东涌堤岸眺望大海，将看到一段9.4公里的高架桥从对岸的景观山架起，越过机场岛与大屿山之间狭长的海道，延伸至香港特别行政区，连接起主桥。

    大桥原计划2010年底动工。然而，眼下这里仍土木未兴，海水蜿蜒至远方，沉默等待大桥的诞生。它在香港社会激起的千层浪，如今也慢慢归于平静。

    过去一年，随着66岁的东涌老太太朱绮华对港珠澳大桥香港段两份环评报告提起司法复核，它遭遇停顿，又重新启动。贯穿在其中的，是人们对于香港环评制度、政党权力、民主与法治的重审、争论与较量。

    2011年10月25日，在朱绮华提出上诉申请的最后期限，她的代理律师黄鹤鸣仍未接到上诉委托，这标志着案件完结，大桥复归其发展轨道。一切都将如期进行，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香港政府声称的65亿港元。这65亿的代价，考验着香港社会对其核心价值的守护，也改变了老太太朱绮华的生活。

    从东涌堤岸往回步行10分钟，便来到了朱绮华所在的富东邨。这里是香港的廉租公房，3座高楼屹立于此。过去半年里，她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每天，几乎都有记者守候在此，他们突破保安的防备，打开她家的大门，企图让她说出，究竟谁是“幕后黑手”，她是如何介入这场官司的……然而，更多的细节并不为人所知。

    本刊记者见到朱绮华时，她刚从一趟旅行中回来，几个月以来，她似乎已经消失在街坊的视线里。为了看起来“不像个冤鬼”，她把头发剪短了。她眉头紧锁，直叹大气。她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却百口莫辩，饱受着自责的折磨。她急于从漩涡中摆脱，像是执行某个指令般反复念着“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可听到街坊们的评价，又激动起来：

    “你听我说，我是想为大家好，不是为我自己，我问我自己，不是为利益。”

站出来，做战士

    事隔两年之后，郑丽儿终于站出来，第一次向媒体讲述事情的经过。

    时间回拨到2009年秋天，作为朱绮华的干女儿，郑丽儿记忆里的朱妈妈是一名热情、特立独行的老太太。那时，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报告已被香港环保署批准，进入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期。作为富东邨的公民党党员，郑丽儿从议员林有娴那里了解到了大桥的造价和对空气的影响。“她告诉我们，政府做了一个评估，但评估不是很详细。对空气的影响，都没有正式公开地告诉市民。”

    此时的郑丽儿是富东邨东盛楼互助委员会的秘书，通过互委会主席、公民党党员安剑英，她渐渐接触到公民党的活动，觉得自己有义务向富东邨的居民传播港珠澳大桥“被遮蔽”的另一面，便开始向邨民派发公民党的环评意见信，征集签名。

    朱绮华也收到了郑丽儿分发的信件。她们同住一栋大楼，已经认识近10年。“朱婆婆那时患有白内障，她一个人住，走路时常摔倒，于是我对她特别关注。”因为经常来往，朱婆婆认她为干女儿。在郑丽儿的博客，还能看到他们的亲密合影——在郑丽儿的宣传横幅后，两人头挨着头。

    再次听说港珠澳大桥的消息，是环评报告顺利通过后，郑丽儿开始寻思自己能为此做点什么。和郑丽儿一样，安剑英也关心着工程的进展，他对媒体承认：“公民党好担心，如果港珠澳大桥落成后，东涌空气污染会更严重，所以议员办事处同街坊讲，除非有人出面告政府，否则无嘢可以做。”

    一个寻常的下午，郑丽儿买菜归来，在楼下遇上朱绮华，两人又聊起了大桥的进展。郑告诉朱，“有些环保团体也说这些空气微粒会影响心脏病、糖尿病的长期患病者。”朱点点头，说自己就患有这些个病。郑接过话头，“这个对你有影响，对你的家人和小朋友影响都比较大。”在郑丽儿的描述中，朱绮华为“政府欺骗市民”的行为感到愤愤不平，她满怀正义地表示：“我们都是东涌人，我们要站出来，为东涌付出一份力。不单为自己，也为了大家。”郑丽儿深受感染，说：“我也会站出来做战士。”

    在公民党的聚会上，郑丽儿向党员们表达了朱绮华的想法。当时，一直关注港珠澳大桥的公民党副主席黎广德便做出判断：“除非司法复核， 否则就难以叫停工程。”

    “有人提议先找律师，律师再去找大学里的教授研究具体的空气污染，”郑丽儿说，“他们找到了专家加以论证，专家的意见是，大桥制造的微粒会影响健康，可以根据这一点跟政府打官司。”

    他们建议身患多种疾病、又领着政府救济金的朱绮华申请法律援助，对大桥环评报告提起司法复核。此前，朱绮华曾和邻居就空气污染问题互诉苦恼，但不知道自己能为大家做点什么。

    2010年前后，郑丽儿将公民党的方案传达给朱绮华，她说这是唯一对抗大桥项目、保卫家园的方法——“我对她说， 我也是拿政府救济的，我也可以站出来，但两年后我要去参加工作，可能有影响。”根据郑的描述，朱坚持要站出来。

    之后，郑丽儿带着老太太去申请法律援助，随即，公民党员给了郑一个地址。按着这个地址，郑带着朱进了香港市区，找到了身兼公民党执委的律师黄鹤鸣。

环保问题VS政治问题

    如今，黄鹤鸣更愿意强调他的律师身份。面对本刊记者，他反复声明，自己是公民党党员，更是一名律师。他坚持认为，是法律援助处委派他成为朱绮华的代理人，他不知道也不关心为什么会挑选他。

    郑丽儿的印象里，黄鹤鸣见到朱绮华后，一遍又一遍向她解释官司的要点。他还告诉她，案件影响重大，可能会有媒体来找她。但朱绮华表示自己并不想出名——显然，双方均没有预料到，舆论风暴如此猛烈。

    在当时，他们面临的棘手问题是环保专业难题。“打这个官司一点都不容易。” 公民党副主席黎广德回忆，由于需要很多环保专家，而律师并不熟悉，所以他帮着找。

    2010年1月， 朱绮华以7个申诉点向高等法院提起司法复核。一年之后，其中一个申诉点赢得了官司。法官宣判，港珠澳大桥两个香港本地工程的环评报告无效。

    世纪工程停下了前进的步伐。那几天，朱绮华为告赢政府兴奋不已。但很快，事情变化超过了她的想象。就在大陆媒体为弱势力量、香港法制羡慕不已时，香港社会却回荡着质疑和讨伐之声。

    4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网民斥公民党与港人为敌》称，“公民党‘幕后操控’66岁老妇综援（吃政府救济金）朱绮华，滥用司法程序，推翻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报告，令工程被迫停止。”在部分媒体和政党的描述里，港珠澳大桥的司法复核案包含着不为人知的政治阴谋。

    有议员感叹，“宁欺郑汝桦（房屋及运输局局长），勿欺朱绮华。”他们批评公民党“不想自己出面，没有亲自提出诉讼，却不惜利用一位目不识丁及领取综援的长者”。

    接着，一则“78项工程因此案判决而受阻”的消息，以隐匿信息源的形式，见诸报端，四处流传。在接受采访时，香港环保署助理署长谢展寰声称，“并没有在公开渠道公布这一信息。”

    但耗资700亿的大桥以及78项工程受阻带来的不可预计的经济损失，时时挑动着公众的神经。

    5月，建造业总工会40名代表游行至政府总部，抗议环评报告司法复核影响工程进度及工人生计。他们高喊“反对基建工程政治化”，声称：“案件拖延基建发展，最多可能导致逾20万名建造业工人失业或就业不足。”

    同月，特首曾荫权在香港立法会上，讲述他看到北京上海迅速发展后，对香港“好事多磨”的基建和“持续竞争力”的危机感——“部分政党、政客在大型基建项目快将上马之际，借环保或保育之名，利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手段加以阻挠，为求达到一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损害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

公民党的角色

    9月27日， 二审宣判环保署胜诉。

    法官同意环评条例要求“污染最小化”，但认为应该给予环保署长酌情权，裁定项目倡议人是否“采用最佳技术”把污染减至最低，因此被告并无违法。

    判决当天，房运局局长郑汝桦马上宣布——大桥复工。同一天，更让人震惊的数据抛了出来——该局的新闻通稿披露，因此案影响，大桥香港段工程需增加65亿元。

    65亿具体是如何计算的？

    在回答本刊记者提问时，房运局书面答复——主要原因包括(i)须修改施工方法压缩工程时间表，令大桥如期于2016年年底通车(有关工程费用增加约41.5亿)；以及(ii)工程价格上升(有关工程费用增加约23.5亿元)。

    更多细节和运算法则，我们无从得知，但这并不妨碍“65亿”的广泛传播——这相当于全港公租屋免租3个月，综援户夺取3个月综援，若是政府派钱，每个人还可拿到1000块。

    与此同时，朱绮华终于被等待着她的记者拦住，面对香港有线电视镜头，她说自己“不是有心搞，而是‘他们’跟我说，我又什么也不知道”，她还表示甘当“傻婆”，不会公开——“他们”究竟是谁？

    朱绮华的这一番话让那些对公民党的质疑再次汹涌重现，甚至有政党登广告对其进行揭露和批评。不幸的是，那几个月，公民党同时陷入外佣居港案的舆论漩涡中——一些人批评公民党“祸港”，一个叫“护港力量”的团体还组织几次千人游行抗议公民党。

    在香港中环，黎广德站在“占领中环”活动的喧闹人群中，显得有些孤独。对有些质疑，他表现出不屑。在过去几个月里，他频频应战，给政府挑刺。

    他企图向记者解释清楚公民党在此案中的角色——“公民党和朱女士是整个环境运动中的不同部分。”他说自己的唯一工作就是为律师和专家牵线，“具体案件的对策，申诉点的拟定，怎么和政府打交道等等……是律师和当事人研究，不是公民党能指挥的。”

    对于公民党的遭遇，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认为，公民党表现不够“光明磊落”——“怎么和老太太接触的，他们之间的对话是怎么样的等等，要把细节交代清楚。”他想，不够“磊落”的原因也许在于——基层对于“65亿损失”是有意见的。

谁为65亿埋单

    但黎广德看来，65亿的代价并不大，“香港市民去年因空气污染损失了138个亿，如果新的判决能够减低污染的话，这个数字对香港市民来说，可以很快赚回来。”

    “一直以来，环保署长审批项目时主要倚赖一项准则：只要累积的污染量仍未把香港环境这个‘大垃圾桶’倒至满泻，项目便可以过关；项目污染量是否减至最低，并不被视为法定要求。”

    他反复强调，政府应该为这65亿损失埋单——从法院受理案件，到做出判决，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审中运输署并没有想到让法院加快排期，而运输局知道工程要被延误，本应做好两手准备。”

    对黎抛出的指责，香港环保署并不愿意承认。在每进入一个楼层一个卫生间都要刷卡的政府高楼里，记者见到了环保局政治助理蔡少绵和环保署助理署长谢展寰。

    他们态度谦和，措辞谨慎，还准备了一大叠资料耐心地向记者解释整个港珠澳大桥的环评背景。相比起环评制度的精神和责任，他们更愿意强调制度的“客观、公开和公平”。

    谢展寰拿起厚厚一本《技术备忘录》，称翻遍所有环评条例，都没有找到朱绮华一方所说的“独立评估”，“我们不能要求工程倡议人做一个条例里没有规定的东西，不能全部由环保署长决定做不做哪一个评估，这样会带来很多执行上的问题，会引来很多官司。”

    至于65亿的责任问题，蔡小姐耸耸肩：“在整个官司中我们是被动的一方。”她说，“我们是要捍卫环评制度的一方，而不是代表港珠澳桥一方。这次官司里，我们作为环评的监督者，有人挑战这个制度，我们的角色就是在法庭上捍卫这个制度。”

    她并不愿意过多评价案子，但她给记者指明一段法官阐述的事实：在港珠澳大桥环评报告的公众咨询期里，并没有人提出要求补充做“独立评估”的意见。蔡少绵认为不应该在最后的阶段才提出。

    然而，案件带来的环保制度和环保问题争论，早已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9月27日，判决一出来，房运局局长郑汝桦立刻表示工程再上马，在媒体的聚光灯中，她表现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主流舆论中，大桥风波所考验的香港社会，是一副遭遇了挫折后，准备奋起直追的模样。

    黎广德仍继续发出他的质疑，称郑汝桦这一姿态，“完全抹杀了环保署长王倩仪还须按判决重新审查环评报告的法定责任，令人担心政治姿态会否凌驾专业判断？香港人会否赢了工程、输了健康？”

    不过，已经很少有人关心这些问题了，更多基层市民津津乐道的是，65亿元港币如果分给每个人大概能分多少钱。

朱婆婆与她的街坊们

    傍晚的富东邨渐渐热闹起来，老人们开始从高楼里走出，他们聚集在楼下的空地上打牌、聊天，或是眼神空洞地呆坐在长椅上。

    当记者问起朱绮华时，老人们一下活跃起来。甚至有两位老伯试图带着记者突破保安的防卫，敲开朱绮华的大门，他们似乎很想知道，面对记者，这位老太太将如何讲述自己的作为。

    大树下的邓先生评价起朱绮华手舞足蹈，语带讥讽，“她很厉害，居然想挑战政府，害香港损失65个亿。”他想了想，算了一笔错账，“65个亿啊，平均每人一万块，要是发给老人，可以让多少人受益？”他又转念一想，突然提高声调：“她欠我一万块钱呢！”周围的老人们附和着点点头。

    街坊们对朱绮华的行为感到不可理解，有人说，“所有的人都恨她！”有人接过话茬，“谁也不和她说话了！现在她走路都得低着头，像个鬼一样。”“要是换作我，就不敢走前门了。”……他们七嘴八舌，急着和老太太划清界限。

    在街坊的描述中，朱绮华已经很少出门了，人们偶尔看到她，也是在晚上人群散去的时候。在公众场合，没有人愿意和她多说一句话，她只能和两个“疯子”说话。在富东邨，似乎只有“疯子”不知道她的过往。曾给他建议的邻居古先生，感到朱绮华的精神状态完全被扭曲了。他偶尔在电梯里遇到朱绮华，觉得她变得孤僻，充满紧张和警惕。

    朱绮华的压力是从4月胜诉后开始的，随着舆论的升温，记者们开始搜寻她的信息，偷拍她的身影。很快，儿子及儿媳妇在媒体上认出了她，并对她进行了谴责和阻挠。

    在这个时候，黎广德第一次见到了朱绮华。“我知道她承受着家人的压力，我要去感谢她，鼓励她。”黎广德如此解释他的动机。而此时郑丽儿也已经开始觉察“热情的干妈变得越来越沉默”。她深居简出，并向郑丽儿解释，“自己就喜欢呆在家里。”郑丽儿鼓励她说，“其实报道也有正面了，我可以找给你看。”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拒绝。

    其间，有街坊林婆婆见到朱绮华并质问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你不对。”朱回答是：“大桥会影响空气，我身体又有病。”

    “可你影响到我亲戚没事做！”——林婆婆的追问，终于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我儿子也骂我。”

    这一答复引发了林的同情：“她其实也想不到事情这么大，还以为很有正义感。她就是做人太自信了，不和别人商量。”

    林婆婆再次和朱绮华搭话，是在10月14日。这天，香港下了几场大雨，富东邨到处湿漉漉的。傍晚，朱绮华罕见地出楼了。记者和林婆婆朝她招招手，她走了过来。

    她看起来很疲倦，一提起大桥案，情绪便剧烈波动——起初，她没有看电视，也没有看报刊，并不知道案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直到儿子谴责她，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过去的几个月，她都沉浸在悔恨当中。“我想，死啦，我现在连累到人家没工作做。”她说，如果早知道是这样一个结果，当时就不会去告政府。她想得心烦意乱，儿子劝她：“再想下去，就要痴线了。”

    她更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竟受到了冤枉。听到有人说她收了钱，她很难受，“我这个人是不讲好处的。”听到有人质疑她想出名，她感到愤愤不平，“出什么肮脏名啊！”

    恼怒和愧疚交加的朱绮华，把这件事视为人生一个惨重的教训。而她所理解的自身处境，有点类似于历史罪人、人民公敌。她似乎认为，将她拖入这种境地的，正是公民党。

    她开始抱怨律师“总是说得很圆滑”，又抱怨干女儿“没想到她这么坏，把我摆上了台”。那天下午，郑丽儿再次给她电话，“她还想让我签第三次名，我说不要再搞我了。”

    听到朱绮华的反应，郑丽儿很伤心，“她绝对不是一个弱势的老太太，不会‘什么都不懂’。”她说自己一直没站出来澄清，就是不想再伤害她。毕竟当时在两人之间，是朱婆婆站出来，最终承受了这一切，“我不能伤害她……”

    在那个傍晚，朱绮华向林婆婆反复表态：“我全心讲正义的！”并再次叹气：“经过这次教训，我以后都不干了。”

    老太太没有说出的另一层担心是，她的子女没能力赡养她，靠着政府救济金生活，她害怕因为官司产生的负面影响，没法拿到援助。“我真是怕他搞到我拿不到，我都害怕了。”

    更多的细节，朱绮华已经不愿回忆了，她说事情过去太久，一回忆起来就头痛。一会儿，她还关心记者住在哪个酒店，讲起自己还在少女时代出来工作时，如何跟着别人学习普通话的经历。在菜市场，她甚至和记者聊起鸭子的价格，但一会儿，她又失去了耐心，声色俱厉地将记者赶走，叫道：“做人要聪明点！”

    提着肉菜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和前面的老太说说话，很快，又转身和后面的人搭搭腔。她正在努力地想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

    但是，一切似乎都已经不同了。

    （感谢沙春利小姐、谭熹琳小姐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