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侯镜如的“身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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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镜如的“身份”考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11月推出的《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一书，全方位梳理了国共两党时期，包括抗战时期的一些惊险刺激的卧底案例。这本书的第七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想回家”的侯镜如中将。
书中介绍几个中共在国民党里著名卧底，其中“红色暗剑熊向晖”，“传奇速记沈安娜”，““最大的共谍”郭汝瑰”，““功亏一篑”的赵荣声”，“秘书专业户谢和赓”等；这些都是中共已经公开承认的地下工作者。惟有侯镜如，不仅中共不曾承认他是共产党员，连台湾方面也没有认定侯镜如是中共党员。书中也没有拿出证据证明侯镜如就是共产党员。
侯镜如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1月毕业，任教导一团排长。1925年2月侯镜如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冬，由周恩来、郭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7月参加北伐， 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十四师团参谋长。北伐军到达福州时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兼师政治部主任。
北伐战争时期，侯镜如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和指挥工作，为暴动指挥成员之一；后任贺龙的二十军教导团团长，在南昌参加“八一”起义。1931年因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顾顺章叛变，党组织遭到破坏，侯镜如与党失去联系。随后侯镜如加入国民党军队任职，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侯镜如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长，参加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枣宣会战。1943年4月，任九十二军中将军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兼任北平警备司令。辽沈战役时，蒋介石命令其指挥东进兵团从葫芦岛驰援锦州，率领11个师进攻塔山。
辽沈战役之后，侯镜如还担任过国民党天津塘沽保安司令、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华东军官团总团长。先后策划过九十二军起义，南方廖运泽兄弟的起义等。
侯镜如1952年从香港回到大陆定居。历任政务院参事，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
人们注意到，解放后侯镜如的最高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比较那些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们，升迁更快些。因此，网络里对于侯镜如的真实身份猜测一直没有停止。
在全国政协工作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们，写回忆录时都毫无遗漏的叙述自己曾经与中共地下党接触的事情，引以为荣。只有侯镜如，写回忆录时丝毫不提这方面的经历。事实客观存在，避而不谈，这就非常奇怪了。
披露侯镜如解放前就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侯镜如1928年4月，离沪到中共河南省委负责军委工作，在接关系时被捕入狱，监押14个月，与安子文同一牢房，两人关系非常投机。安子文1980年6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遗留回忆录书稿。安之文部长，陈赓大将，是解放后第一代中共高干中，和侯镜如往来最多的两位了。书中回忆1947年7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后，给侯镜如写信，信中说，周恩来、贺龙二公关怀侯镜如，如果能回来，表示欢迎，过去是可以原谅的。
问题在于，当家属准备出版回忆录，中央组织部审查时，特意要求删掉这几句话。安子文的夫人刘竞雄为尊重丈夫生前意愿，坚决不肯删。有关方面妥协了，回忆录《峰火年代》出版。从此世人知道了侯镜如解放前就与共产党有联系。
安子文给侯镜如写信以后，侯反馈的信息，中央批示和处理意见应该在中央组织部和社会部存档。这些档案没有开放。直接经手传递信件的解放前北平市委敌工部的档案，也没有开放。
我们猜想侯镜如可能是中共秘密党员，仅仅是猜想而已。解放后因为侯长期搞统战工作并且主持黄埔同学会，也不便公开真正身份。如果当初侯镜如是中共派遣到国民党军队的秘密党员，那安子文给侯镜如写信仅仅起“唤醒”的作用；如果侯镜如确实中断党组织关系近二十年，那安子文的信就是续接党的关系。
1947年安子文给侯镜如的信所谈“归队”问题，这应该是针对地工人员的话语。作为一般策反过程，需要经历几个程序：熟人叙旧，漫谈形势，试探摸底，晓以大义或陈言利害……。而安子文跳过必要程序，直截了当地谈论可能涉及杀头之罪的问题，显然以前中共已经与侯镜如有过充分了解。安子文的信不是试探侯镜如的政治态度，而是代表中共高层承诺和表态，信中所说“回到革命队伍”，应该理解为“归队”，也就是“回党”。
解放前，那些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多年中断联系，没有按照“脱党”对待，又恢复党籍的，是有先例的。
例如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的时候，郭沫若是当时的参加者之一。在武装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是在行军途中经李一氓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在当时是许多党内老同志都十分清楚的事情。可是，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不久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居住10年，一般同志均认为郭沫若是自动脱党。１９５８年报上发表郭沫若重新入党的消息也是举国皆知，连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误以为郭沫若是那时才入党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１９３８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时期，曾经和郭沫若一起参加过党的小组会议，当时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刚来武汉不久，名义上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但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党组织中，郭沫若已经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不过，郭沫若的党籍虽然恢复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周恩来建议郭沫若继续保持秘密党员的特殊身份。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邓颖超和郭沫若，赫然写在于立群档案里。郭沫若在《洪波曲》里还写到，1938年国民党也要恢复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因为中共抗议没有成功。中共中央鉴于这些不可置疑的历史事实，1978年决定承认郭沫若的入党时间为１９２７年。此事反映中组部的档案记录有缺陷。
再例如，淮海战役在台儿庄起义的张克侠将军，1929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与中共失去联系。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中共与张克侠联系，确认其共产党党籍，使张克侠义无返顾投入起义准备工作中。
对侯镜如这样极其重要的人物，不是一般的策反，确认其共产党党籍的连续性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国民党军统的文强也有口述回忆，抗战开始后在上海碰见中共熟人，对方希望他回共产党，文强没有同意（当时他已经参加军统）。
另外一个关于侯镜如的重要证据，是李介人的回忆文章《我和侯镜如联系的前前后后》。李介人是中共方面与侯镜如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他是侯镜如在河南永城老家的远方外甥；在侯的92军干过军需官，后来辞官经商，以商人为职业掩护。1955年转业到地方，任新疆塔城专区百货公司经理；1968年文革期间受迫害被拘留三年，1971年平反复职，1994年9月病逝。
李介人的回忆说：“不久，薛成业同志就将安部长给侯镜如的信送到我的手中。我记得信的大意是—“镜如兄，周贺二公很关心你，欢迎你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过了两天，在一个阴雨天，我来到侯镜如家，将信交给了我的舅妈，侯的夫人李嵩云，请她转交给侯。听说侯镜如接信后，同他的连襟、师长张伯权商量过起义的问题。他们二人原则上都赞同起义，但表示要创造条件，在有机会时才行动。”
李介人把如此重要的信件委托侯的夫人转交。除非确定侯的夫人是中共党员，并且预先分配这样职责，否则这样做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李介人对自己的舅妈了解程度？没有说明。李嵩云早年也参加过CY（共青团），现已经到百岁年龄，往事不可考证了。
1949年北平解放后，李介人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当时的部长是李克农，局长是马次清。此后李介人与侯镜如的一切联系，都应当认为是代表社会部。侯镜如全家居住在香港，除了继续策动国民党军残部起义，就是为解放台湾预做准备。
李介人回忆中说：“五零年七月，因中央决定暂不解放台湾，我被调回北京。不久，接到侯镜如的来信，他要求回国。经组织向总理报告，总理批准后，由中央社会部办理好了回国手续，侯镜如同志全家便于1952年7月陆续回到人民的首都——北京。”
请注意，是中共中央社会部为侯镜如办理的回国手续，等于承认侯镜如组织关系在社会部，归社会部领导，属于“特工”了。所以，侯镜如不能仅仅算做“投共的国民党将领”，而确实是中共的工作人员。从逻辑上判断，社会部的外围组织人员可以不是共产党员，但是社会部直接领导下的侯镜如应该是共产党员。
侯镜如到底是中共党员吗？这依然是个历史之谜。当侯镜如在民主党派任职时，提这样问题也许不合适。但民主人士死后被承认共产党员的已有先例，比如1966年离世的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和民盟负责人的吴晗。侯镜如已经去世16年了，与他同时代的人绝大多数已经作古，人们希望了解真相，不希望事实被历史湮灭。2007年底，轮椅上的侯的夫人李嵩云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确认侯镜如的共产党员身份，无果。有关档案或许将再尘封几十年。不管怎样，我们距离揭开历史真相，也许不很远了。
以下谈谈侯镜如的对中共的历史业绩问题。
关于侯镜如对解放战争的贡献，以往叙述着重从平津战役开始，避免谈论辽沈战役。似乎如果说侯镜如曾经在辽沈战役中帮助了解放军取胜，就贬低了东北野战军的功劳。有一本书《平津战役秘密战》 作者：松植，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12-01出版。此书中讲，侯镜如在辽沈战役时为国民党“很卖力气”，到平津战役时则积极策划起义。这就不符合逻辑了，安子文部长给侯镜如的信是1948年初夏到达侯镜如手里的，侯镜如接信后已经表态准备起义，怎么能在1948年深秋辽沈战役时为国民党卖力气？
去年放映的建国60周年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里面，就借蒋介石之口发出疑问：侯镜如带领三个军竟然攻不下塔山？
判定侯镜如在辽沈战役开始前，就已经下决心为共产党效力。最主要的证据来自李介人等的回忆，例如《策动国民党九十二军起义的追记》薛成业 李介人 季鸿《北京文史》第20辑，李介人说：“48年的秋天，侯镜如已晋升为第十七兵团司令。蒋介石在到东北锦州时路径北平，我得知侯镜如将随蒋到东北葫芦岛去指挥其他国民党部队支持锦州，我就赶紧写了封信给侯，大意是：如有需要，可供驱使。信的言外之意就是“能否扣蒋，搞第二次西安事变。”，但请示组织后，组织上认为这样做比较冒险，因为各方条件还不具备，不宜进行。后来，侯镜如接信后就对蒋布置的支援锦州一事消极对抗，迟迟按兵不动，打一些遭遇仗也不认真去打。锦州终于失陷了，蒋介石的援锦计划破产，气得暴跳如雷。”
问题已经到了策划扣留蒋介石的地步，典型的反叛企图，还能说侯镜如一心为国民党卖力吗？打起仗来能不帮助共产党吗？
可以说侯镜如人生最大的手笔就是塔山战役，他是当之无愧的辽沈战役大功臣。目前所有当事各方关于辽沈战役的描述都肯定：攻克锦州是战役成功的节点，而塔山阻击战则是保证顺利攻打锦州的关键。侯镜如是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临危受命，率兵攻击塔山。本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已经在葫芦岛设立了指挥所，派他的副司令陈铁负责，正是蒋介石力主侯镜如担任东进兵团总指挥的。侯镜如既不能让蒋介石发现他有背叛之心，还要暗中促使攻击失败，操作难度之大非常人所能为。
塔山其实不是山，没有险要地形，是一个易攻难守的据点。从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国共两军在这里展开了殊死搏斗。重点进攻塔山，蒋介石是抓住了解放军浩大攻势中的唯一致命弱点，但在1948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这五天里，国军士兵却始终不能跨越解放军塔山阵地前的铁丝网。蒋介石输掉了塔山也就输掉了东北，进而也就失去了他在大陆的统治。其实在东北战场，他是有相当的机会获胜的。战后，有国民党人士说:“党国之败，始于塔山。”
一个看起来非常轻而易举的方案，但在国民党军进攻塔山的实际战斗中，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长久以来，塔山之战成为军事史家热中的话题。国民党军集中五个师的兵力，携优势炮火，占尽地利，激战五天，为什么就攻不破解放军两个师据守的临时野战工事？这其中的奥妙何在？
塔山开战前，林彪被“吓破了胆”， 林彪在10月2日曾致电毛泽东：“……(塔山)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 林彪要求调兵回头打长春，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林彪。应该说,林彪的观点符合正常作战分析，他对于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能力具体了解超过毛泽东，他对塔山阵地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毛泽东肯定知道中共在东北还有秘密棋子，安子文就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毛泽东并不担心塔山的防御。
侯镜如是如何暗中帮助解放军的呢？侯镜如在对塔山阵地攻击开始后，不仅不及时到位指挥（晚二天），到位后无所作为。
第一，调兵迟缓，巧妙拖延，贻误战机。10月2日宣布组建“东进兵团”，10月6日蒋介石带侯镜如乘“重庆”号巡洋舰到达葫芦岛第54军军部，部署锦、葫国军增援锦州的作战任务。所有被调集的军队距离葫芦岛的车船行程都在一昼夜以内。可是10月10日下午，独立第95师才从塘沽海运到达葫芦岛，11日赶到塔山。10月11日，总指挥官侯镜如才率自己的嫡系92军21师到达葫芦岛，他还借口傅作义不给换防军队，只带一个师来。而39军则等到战役快结束才从烟台到达葫芦岛。侯没有忘带坦克，只是晚了些，战车队从北京车运塘沽港，这些野战攻坚的重型坦克经海路到葫芦岛时,锦州已经被解放军攻克了。怎么延误的？可以说，每路军队迟延责任都与侯镜如无关，这正是微妙之处。个别延误错误发生，可以追究个别人责任；而多路延误发生，正说明总指挥难辞其咎。
第二，坚持失败的战术。解放军四纵在塔山堡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配置了16挺重机枪、49挺轻机枪、9门六0炮及团属迫击炮。在这种空前猛烈的火力面前，国民党军仍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必然要遭到重大伤亡。可偏偏侯镜如反复组织敢死队搞集团冲锋方式。塔山之战，国民党军从始自终采取单一的战术。每次进攻以密集炮火开始，然后步兵按一梯队、二梯队、后续部队的顺序一拨拨冲锋。而且每次进攻都在凌晨四五点钟开始，中午前后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进攻，每日攻击不成会在黄昏撤退。国军士兵在敌火面前伤亡惨重，尸横遍野，侯镜如却始终不肯改变战法，我们不能不考虑侯镜如的真实用意。
第三，後续部队配置不足。据统计，14日一天战斗中国民党军曾经9次突破塔山防线；54军、62军和独立95师，都先後突破过前沿阵地。後续部队跟不上，一个反击，不是被赶出来，就是被吃掉。表面上是侯镜如指挥不当，坚持不改就是故意所为。
第四，故意附和错误主张。10月10日下午，国民党战地督察组组长罗奇带独立第九十五师从塘沽海运到达葫芦岛，11日赶到塔山。独立第九十五师号称赵子龙师，战斗力极强，在华北战场上被称为是能攻能守的部队。如果此援军立即投入战斗，不给塔山守军以喘息之机，战斗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罗奇却坚持让部队休息一天，同时熟悉地形和敌情，然后一鼓作气攻破守军防线，以使独立95师抢得头功，侯镜如附和罗奇的主张。。结果给林彪守军休整提供极其珍贵的一天时间，阵地前原本已支零破碎的鹿砦、铁丝网、地堡等障碍物也得到了修复。
第五，散布悲观情绪,动摇军心。侯镜如明确告诉他的参谋长：“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维持几天。”他指示参谋长拟定的方案，就是稳扎稳打，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也能应付蒋介石。从这两个方案付诸讨论所得出的结果来看，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心态也可窥见一斑。他的犹豫情绪对战局肯定是有重大影响的。
过去关于侯镜如的事迹宣传恰恰在辽沈战役留下空白，这对于侯镜如显然是不公正的。我认为这是一段不能回避的历史，应该还历史本来面貌。
侯镜如的“身份”考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11月推出的《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一书，全方位梳理了国共两党时期，包括抗战时期的一些惊险刺激的卧底案例。这本书的第七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想回家”的侯镜如中将。
书中介绍几个中共在国民党里著名卧底，其中“红色暗剑熊向晖”，“传奇速记沈安娜”，““最大的共谍”郭汝瑰”，““功亏一篑”的赵荣声”，“秘书专业户谢和赓”等；这些都是中共已经公开承认的地下工作者。惟有侯镜如，不仅中共不曾承认他是共产党员，连台湾方面也没有认定侯镜如是中共党员。书中也没有拿出证据证明侯镜如就是共产党员。
侯镜如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1月毕业，任教导一团排长。1925年2月侯镜如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冬，由周恩来、郭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7月参加北伐， 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十四师团参谋长。北伐军到达福州时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兼师政治部主任。
北伐战争时期，侯镜如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和指挥工作，为暴动指挥成员之一；后任贺龙的二十军教导团团长，在南昌参加“八一”起义。1931年因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顾顺章叛变，党组织遭到破坏，侯镜如与党失去联系。随后侯镜如加入国民党军队任职，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侯镜如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长，参加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枣宣会战。1943年4月，任九十二军中将军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兼任北平警备司令。辽沈战役时，蒋介石命令其指挥东进兵团从葫芦岛驰援锦州，率领11个师进攻塔山。
辽沈战役之后，侯镜如还担任过国民党天津塘沽保安司令、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华东军官团总团长。先后策划过九十二军起义，南方廖运泽兄弟的起义等。
侯镜如1952年从香港回到大陆定居。历任政务院参事，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
人们注意到，解放后侯镜如的最高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比较那些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们，升迁更快些。因此，网络里对于侯镜如的真实身份猜测一直没有停止。
在全国政协工作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们，写回忆录时都毫无遗漏的叙述自己曾经与中共地下党接触的事情，引以为荣。只有侯镜如，写回忆录时丝毫不提这方面的经历。事实客观存在，避而不谈，这就非常奇怪了。
披露侯镜如解放前就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侯镜如1928年4月，离沪到中共河南省委负责军委工作，在接关系时被捕入狱，监押14个月，与安子文同一牢房，两人关系非常投机。安子文1980年6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遗留回忆录书稿。安之文部长，陈赓大将，是解放后第一代中共高干中，和侯镜如往来最多的两位了。书中回忆1947年7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后，给侯镜如写信，信中说，周恩来、贺龙二公关怀侯镜如，如果能回来，表示欢迎，过去是可以原谅的。
问题在于，当家属准备出版回忆录，中央组织部审查时，特意要求删掉这几句话。安子文的夫人刘竞雄为尊重丈夫生前意愿，坚决不肯删。有关方面妥协了，回忆录《峰火年代》出版。从此世人知道了侯镜如解放前就与共产党有联系。
安子文给侯镜如写信以后，侯反馈的信息，中央批示和处理意见应该在中央组织部和社会部存档。这些档案没有开放。直接经手传递信件的解放前北平市委敌工部的档案，也没有开放。
我们猜想侯镜如可能是中共秘密党员，仅仅是猜想而已。解放后因为侯长期搞统战工作并且主持黄埔同学会，也不便公开真正身份。如果当初侯镜如是中共派遣到国民党军队的秘密党员，那安子文给侯镜如写信仅仅起“唤醒”的作用；如果侯镜如确实中断党组织关系近二十年，那安子文的信就是续接党的关系。
1947年安子文给侯镜如的信所谈“归队”问题，这应该是针对地工人员的话语。作为一般策反过程，需要经历几个程序：熟人叙旧，漫谈形势，试探摸底，晓以大义或陈言利害……。而安子文跳过必要程序，直截了当地谈论可能涉及杀头之罪的问题，显然以前中共已经与侯镜如有过充分了解。安子文的信不是试探侯镜如的政治态度，而是代表中共高层承诺和表态，信中所说“回到革命队伍”，应该理解为“归队”，也就是“回党”。
解放前，那些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多年中断联系，没有按照“脱党”对待，又恢复党籍的，是有先例的。
例如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的时候，郭沫若是当时的参加者之一。在武装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是在行军途中经李一氓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在当时是许多党内老同志都十分清楚的事情。可是，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不久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居住10年，一般同志均认为郭沫若是自动脱党。１９５８年报上发表郭沫若重新入党的消息也是举国皆知，连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误以为郭沫若是那时才入党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１９３８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时期，曾经和郭沫若一起参加过党的小组会议，当时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刚来武汉不久，名义上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但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党组织中，郭沫若已经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不过，郭沫若的党籍虽然恢复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周恩来建议郭沫若继续保持秘密党员的特殊身份。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邓颖超和郭沫若，赫然写在于立群档案里。郭沫若在《洪波曲》里还写到，1938年国民党也要恢复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因为中共抗议没有成功。中共中央鉴于这些不可置疑的历史事实，1978年决定承认郭沫若的入党时间为１９２７年。此事反映中组部的档案记录有缺陷。
再例如，淮海战役在台儿庄起义的张克侠将军，1929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与中共失去联系。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中共与张克侠联系，确认其共产党党籍，使张克侠义无返顾投入起义准备工作中。
对侯镜如这样极其重要的人物，不是一般的策反，确认其共产党党籍的连续性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国民党军统的文强也有口述回忆，抗战开始后在上海碰见中共熟人，对方希望他回共产党，文强没有同意（当时他已经参加军统）。
另外一个关于侯镜如的重要证据，是李介人的回忆文章《我和侯镜如联系的前前后后》。李介人是中共方面与侯镜如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他是侯镜如在河南永城老家的远方外甥；在侯的92军干过军需官，后来辞官经商，以商人为职业掩护。1955年转业到地方，任新疆塔城专区百货公司经理；1968年文革期间受迫害被拘留三年，1971年平反复职，1994年9月病逝。
李介人的回忆说：“不久，薛成业同志就将安部长给侯镜如的信送到我的手中。我记得信的大意是—“镜如兄，周贺二公很关心你，欢迎你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过了两天，在一个阴雨天，我来到侯镜如家，将信交给了我的舅妈，侯的夫人李嵩云，请她转交给侯。听说侯镜如接信后，同他的连襟、师长张伯权商量过起义的问题。他们二人原则上都赞同起义，但表示要创造条件，在有机会时才行动。”
李介人把如此重要的信件委托侯的夫人转交。除非确定侯的夫人是中共党员，并且预先分配这样职责，否则这样做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李介人对自己的舅妈了解程度？没有说明。李嵩云早年也参加过CY（共青团），现已经到百岁年龄，往事不可考证了。
1949年北平解放后，李介人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当时的部长是李克农，局长是马次清。此后李介人与侯镜如的一切联系，都应当认为是代表社会部。侯镜如全家居住在香港，除了继续策动国民党军残部起义，就是为解放台湾预做准备。
李介人回忆中说：“五零年七月，因中央决定暂不解放台湾，我被调回北京。不久，接到侯镜如的来信，他要求回国。经组织向总理报告，总理批准后，由中央社会部办理好了回国手续，侯镜如同志全家便于1952年7月陆续回到人民的首都——北京。”
请注意，是中共中央社会部为侯镜如办理的回国手续，等于承认侯镜如组织关系在社会部，归社会部领导，属于“特工”了。所以，侯镜如不能仅仅算做“投共的国民党将领”，而确实是中共的工作人员。从逻辑上判断，社会部的外围组织人员可以不是共产党员，但是社会部直接领导下的侯镜如应该是共产党员。
侯镜如到底是中共党员吗？这依然是个历史之谜。当侯镜如在民主党派任职时，提这样问题也许不合适。但民主人士死后被承认共产党员的已有先例，比如1966年离世的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和民盟负责人的吴晗。侯镜如已经去世16年了，与他同时代的人绝大多数已经作古，人们希望了解真相，不希望事实被历史湮灭。2007年底，轮椅上的侯的夫人李嵩云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确认侯镜如的共产党员身份，无果。有关档案或许将再尘封几十年。不管怎样，我们距离揭开历史真相，也许不很远了。
以下谈谈侯镜如的对中共的历史业绩问题。
关于侯镜如对解放战争的贡献，以往叙述着重从平津战役开始，避免谈论辽沈战役。似乎如果说侯镜如曾经在辽沈战役中帮助了解放军取胜，就贬低了东北野战军的功劳。有一本书《平津战役秘密战》 作者：松植，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12-01出版。此书中讲，侯镜如在辽沈战役时为国民党“很卖力气”，到平津战役时则积极策划起义。这就不符合逻辑了，安子文部长给侯镜如的信是1948年初夏到达侯镜如手里的，侯镜如接信后已经表态准备起义，怎么能在1948年深秋辽沈战役时为国民党卖力气？
去年放映的建国60周年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里面，就借蒋介石之口发出疑问：侯镜如带领三个军竟然攻不下塔山？
判定侯镜如在辽沈战役开始前，就已经下决心为共产党效力。最主要的证据来自李介人等的回忆，例如《策动国民党九十二军起义的追记》薛成业 李介人 季鸿《北京文史》第20辑，李介人说：“48年的秋天，侯镜如已晋升为第十七兵团司令。蒋介石在到东北锦州时路径北平，我得知侯镜如将随蒋到东北葫芦岛去指挥其他国民党部队支持锦州，我就赶紧写了封信给侯，大意是：如有需要，可供驱使。信的言外之意就是“能否扣蒋，搞第二次西安事变。”，但请示组织后，组织上认为这样做比较冒险，因为各方条件还不具备，不宜进行。后来，侯镜如接信后就对蒋布置的支援锦州一事消极对抗，迟迟按兵不动，打一些遭遇仗也不认真去打。锦州终于失陷了，蒋介石的援锦计划破产，气得暴跳如雷。”
问题已经到了策划扣留蒋介石的地步，典型的反叛企图，还能说侯镜如一心为国民党卖力吗？打起仗来能不帮助共产党吗？
可以说侯镜如人生最大的手笔就是塔山战役，他是当之无愧的辽沈战役大功臣。目前所有当事各方关于辽沈战役的描述都肯定：攻克锦州是战役成功的节点，而塔山阻击战则是保证顺利攻打锦州的关键。侯镜如是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临危受命，率兵攻击塔山。本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已经在葫芦岛设立了指挥所，派他的副司令陈铁负责，正是蒋介石力主侯镜如担任东进兵团总指挥的。侯镜如既不能让蒋介石发现他有背叛之心，还要暗中促使攻击失败，操作难度之大非常人所能为。
塔山其实不是山，没有险要地形，是一个易攻难守的据点。从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国共两军在这里展开了殊死搏斗。重点进攻塔山，蒋介石是抓住了解放军浩大攻势中的唯一致命弱点，但在1948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这五天里，国军士兵却始终不能跨越解放军塔山阵地前的铁丝网。蒋介石输掉了塔山也就输掉了东北，进而也就失去了他在大陆的统治。其实在东北战场，他是有相当的机会获胜的。战后，有国民党人士说:“党国之败，始于塔山。”
一个看起来非常轻而易举的方案，但在国民党军进攻塔山的实际战斗中，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长久以来，塔山之战成为军事史家热中的话题。国民党军集中五个师的兵力，携优势炮火，占尽地利，激战五天，为什么就攻不破解放军两个师据守的临时野战工事？这其中的奥妙何在？
塔山开战前，林彪被“吓破了胆”， 林彪在10月2日曾致电毛泽东：“……(塔山)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 林彪要求调兵回头打长春，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林彪。应该说,林彪的观点符合正常作战分析，他对于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能力具体了解超过毛泽东，他对塔山阵地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毛泽东肯定知道中共在东北还有秘密棋子，安子文就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毛泽东并不担心塔山的防御。
侯镜如是如何暗中帮助解放军的呢？侯镜如在对塔山阵地攻击开始后，不仅不及时到位指挥（晚二天），到位后无所作为。
第一，调兵迟缓，巧妙拖延，贻误战机。10月2日宣布组建“东进兵团”，10月6日蒋介石带侯镜如乘“重庆”号巡洋舰到达葫芦岛第54军军部，部署锦、葫国军增援锦州的作战任务。所有被调集的军队距离葫芦岛的车船行程都在一昼夜以内。可是10月10日下午，独立第95师才从塘沽海运到达葫芦岛，11日赶到塔山。10月11日，总指挥官侯镜如才率自己的嫡系92军21师到达葫芦岛，他还借口傅作义不给换防军队，只带一个师来。而39军则等到战役快结束才从烟台到达葫芦岛。侯没有忘带坦克，只是晚了些，战车队从北京车运塘沽港，这些野战攻坚的重型坦克经海路到葫芦岛时,锦州已经被解放军攻克了。怎么延误的？可以说，每路军队迟延责任都与侯镜如无关，这正是微妙之处。个别延误错误发生，可以追究个别人责任；而多路延误发生，正说明总指挥难辞其咎。
第二，坚持失败的战术。解放军四纵在塔山堡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配置了16挺重机枪、49挺轻机枪、9门六0炮及团属迫击炮。在这种空前猛烈的火力面前，国民党军仍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必然要遭到重大伤亡。可偏偏侯镜如反复组织敢死队搞集团冲锋方式。塔山之战，国民党军从始自终采取单一的战术。每次进攻以密集炮火开始，然后步兵按一梯队、二梯队、后续部队的顺序一拨拨冲锋。而且每次进攻都在凌晨四五点钟开始，中午前后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进攻，每日攻击不成会在黄昏撤退。国军士兵在敌火面前伤亡惨重，尸横遍野，侯镜如却始终不肯改变战法，我们不能不考虑侯镜如的真实用意。
第三，後续部队配置不足。据统计，14日一天战斗中国民党军曾经9次突破塔山防线；54军、62军和独立95师，都先後突破过前沿阵地。後续部队跟不上，一个反击，不是被赶出来，就是被吃掉。表面上是侯镜如指挥不当，坚持不改就是故意所为。
第四，故意附和错误主张。10月10日下午，国民党战地督察组组长罗奇带独立第九十五师从塘沽海运到达葫芦岛，11日赶到塔山。独立第九十五师号称赵子龙师，战斗力极强，在华北战场上被称为是能攻能守的部队。如果此援军立即投入战斗，不给塔山守军以喘息之机，战斗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罗奇却坚持让部队休息一天，同时熟悉地形和敌情，然后一鼓作气攻破守军防线，以使独立95师抢得头功，侯镜如附和罗奇的主张。。结果给林彪守军休整提供极其珍贵的一天时间，阵地前原本已支零破碎的鹿砦、铁丝网、地堡等障碍物也得到了修复。
第五，散布悲观情绪,动摇军心。侯镜如明确告诉他的参谋长：“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维持几天。”他指示参谋长拟定的方案，就是稳扎稳打，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也能应付蒋介石。从这两个方案付诸讨论所得出的结果来看，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心态也可窥见一斑。他的犹豫情绪对战局肯定是有重大影响的。
过去关于侯镜如的事迹宣传恰恰在辽沈战役留下空白，这对于侯镜如显然是不公正的。我认为这是一段不能回避的历史，应该还历史本来面貌。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11月推出的《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一书，全方位梳理了国共两党时期，包括抗战时期的一些惊险刺激的卧底案例。这本书的第七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想回家”的侯镜如中将。
书中介绍几个中共在国民党里著名卧底，其中“红色暗剑熊向晖”，“传奇速记沈安娜”，““最大的共谍”郭汝瑰”，““功亏一篑”的赵荣声”，“秘书专业户谢和赓”等；这些都是中共已经公开承认的地下工作者。惟有侯镜如，不仅中共不曾承认他是共产党员，连台湾方面也没有认定侯镜如是中共党员。书中也没有拿出证据证明侯镜如就是共产党员。
侯镜如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1月毕业，任教导一团排长。1925年2月侯镜如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冬，由周恩来、郭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7月参加北伐， 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十四师团参谋长。北伐军到达福州时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兼师政治部主任。
北伐战争时期，侯镜如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和指挥工作，为暴动指挥成员之一；后任贺龙的二十军教导团团长，在南昌参加“八一”起义。1931年因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顾顺章叛变，党组织遭到破坏，侯镜如与党失去联系。随后侯镜如加入国民党军队任职，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侯镜如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长，参加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枣宣会战。1943年4月，任九十二军中将军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兼任北平警备司令。辽沈战役时，蒋介石命令其指挥东进兵团从葫芦岛驰援锦州，率领11个师进攻塔山。
辽沈战役之后，侯镜如还担任过国民党天津塘沽保安司令、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华东军官团总团长。先后策划过九十二军起义，南方廖运泽兄弟的起义等。
侯镜如1952年从香港回到大陆定居。历任政务院参事，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
人们注意到，解放后侯镜如的最高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比较那些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们，升迁更快些。因此，网络里对于侯镜如的真实身份猜测一直没有停止。
在全国政协工作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们，写回忆录时都毫无遗漏的叙述自己曾经与中共地下党接触的事情，引以为荣。只有侯镜如，写回忆录时丝毫不提这方面的经历。事实客观存在，避而不谈，这就非常奇怪了。
披露侯镜如解放前就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侯镜如1928年4月，离沪到中共河南省委负责军委工作，在接关系时被捕入狱，监押14个月，与安子文同一牢房，两人关系非常投机。安子文1980年6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遗留回忆录书稿。安之文部长，陈赓大将，是解放后第一代中共高干中，和侯镜如往来最多的两位了。书中回忆1947年7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后，给侯镜如写信，信中说，周恩来、贺龙二公关怀侯镜如，如果能回来，表示欢迎，过去是可以原谅的。
问题在于，当家属准备出版回忆录，中央组织部审查时，特意要求删掉这几句话。安子文的夫人刘竞雄为尊重丈夫生前意愿，坚决不肯删。有关方面妥协了，回忆录《峰火年代》出版。从此世人知道了侯镜如解放前就与共产党有联系。
安子文给侯镜如写信以后，侯反馈的信息，中央批示和处理意见应该在中央组织部和社会部存档。这些档案没有开放。直接经手传递信件的解放前北平市委敌工部的档案，也没有开放。
我们猜想侯镜如可能是中共秘密党员，仅仅是猜想而已。解放后因为侯长期搞统战工作并且主持黄埔同学会，也不便公开真正身份。如果当初侯镜如是中共派遣到国民党军队的秘密党员，那安子文给侯镜如写信仅仅起“唤醒”的作用；如果侯镜如确实中断党组织关系近二十年，那安子文的信就是续接党的关系。
1947年安子文给侯镜如的信所谈“归队”问题，这应该是针对地工人员的话语。作为一般策反过程，需要经历几个程序：熟人叙旧，漫谈形势，试探摸底，晓以大义或陈言利害……。而安子文跳过必要程序，直截了当地谈论可能涉及杀头之罪的问题，显然以前中共已经与侯镜如有过充分了解。安子文的信不是试探侯镜如的政治态度，而是代表中共高层承诺和表态，信中所说“回到革命队伍”，应该理解为“归队”，也就是“回党”。
解放前，那些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多年中断联系，没有按照“脱党”对待，又恢复党籍的，是有先例的。
例如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的时候，郭沫若是当时的参加者之一。在武装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是在行军途中经李一氓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在当时是许多党内老同志都十分清楚的事情。可是，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不久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居住10年，一般同志均认为郭沫若是自动脱党。１９５８年报上发表郭沫若重新入党的消息也是举国皆知，连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误以为郭沫若是那时才入党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１９３８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时期，曾经和郭沫若一起参加过党的小组会议，当时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刚来武汉不久，名义上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但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党组织中，郭沫若已经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不过，郭沫若的党籍虽然恢复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周恩来建议郭沫若继续保持秘密党员的特殊身份。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邓颖超和郭沫若，赫然写在于立群档案里。郭沫若在《洪波曲》里还写到，1938年国民党也要恢复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因为中共抗议没有成功。中共中央鉴于这些不可置疑的历史事实，1978年决定承认郭沫若的入党时间为１９２７年。此事反映中组部的档案记录有缺陷。
再例如，淮海战役在台儿庄起义的张克侠将军，1929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与中共失去联系。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中共与张克侠联系，确认其共产党党籍，使张克侠义无返顾投入起义准备工作中。
对侯镜如这样极其重要的人物，不是一般的策反，确认其共产党党籍的连续性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国民党军统的文强也有口述回忆，抗战开始后在上海碰见中共熟人，对方希望他回共产党，文强没有同意（当时他已经参加军统）。
另外一个关于侯镜如的重要证据，是李介人的回忆文章《我和侯镜如联系的前前后后》。李介人是中共方面与侯镜如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他是侯镜如在河南永城老家的远方外甥；在侯的92军干过军需官，后来辞官经商，以商人为职业掩护。1955年转业到地方，任新疆塔城专区百货公司经理；1968年文革期间受迫害被拘留三年，1971年平反复职，1994年9月病逝。
李介人的回忆说：“不久，薛成业同志就将安部长给侯镜如的信送到我的手中。我记得信的大意是—“镜如兄，周贺二公很关心你，欢迎你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过了两天，在一个阴雨天，我来到侯镜如家，将信交给了我的舅妈，侯的夫人李嵩云，请她转交给侯。听说侯镜如接信后，同他的连襟、师长张伯权商量过起义的问题。他们二人原则上都赞同起义，但表示要创造条件，在有机会时才行动。”
李介人把如此重要的信件委托侯的夫人转交。除非确定侯的夫人是中共党员，并且预先分配这样职责，否则这样做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李介人对自己的舅妈了解程度？没有说明。李嵩云早年也参加过CY（共青团），现已经到百岁年龄，往事不可考证了。
1949年北平解放后，李介人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当时的部长是李克农，局长是马次清。此后李介人与侯镜如的一切联系，都应当认为是代表社会部。侯镜如全家居住在香港，除了继续策动国民党军残部起义，就是为解放台湾预做准备。
李介人回忆中说：“五零年七月，因中央决定暂不解放台湾，我被调回北京。不久，接到侯镜如的来信，他要求回国。经组织向总理报告，总理批准后，由中央社会部办理好了回国手续，侯镜如同志全家便于1952年7月陆续回到人民的首都——北京。”
请注意，是中共中央社会部为侯镜如办理的回国手续，等于承认侯镜如组织关系在社会部，归社会部领导，属于“特工”了。所以，侯镜如不能仅仅算做“投共的国民党将领”，而确实是中共的工作人员。从逻辑上判断，社会部的外围组织人员可以不是共产党员，但是社会部直接领导下的侯镜如应该是共产党员。
侯镜如到底是中共党员吗？这依然是个历史之谜。当侯镜如在民主党派任职时，提这样问题也许不合适。但民主人士死后被承认共产党员的已有先例，比如1966年离世的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和民盟负责人的吴晗。侯镜如已经去世16年了，与他同时代的人绝大多数已经作古，人们希望了解真相，不希望事实被历史湮灭。2007年底，轮椅上的侯的夫人李嵩云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确认侯镜如的共产党员身份，无果。有关档案或许将再尘封几十年。不管怎样，我们距离揭开历史真相，也许不很远了。
以下谈谈侯镜如的对中共的历史业绩问题。
关于侯镜如对解放战争的贡献，以往叙述着重从平津战役开始，避免谈论辽沈战役。似乎如果说侯镜如曾经在辽沈战役中帮助了解放军取胜，就贬低了东北野战军的功劳。有一本书《平津战役秘密战》 作者：松植，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12-01出版。此书中讲，侯镜如在辽沈战役时为国民党“很卖力气”，到平津战役时则积极策划起义。这就不符合逻辑了，安子文部长给侯镜如的信是1948年初夏到达侯镜如手里的，侯镜如接信后已经表态准备起义，怎么能在1948年深秋辽沈战役时为国民党卖力气？
去年放映的建国60周年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里面，就借蒋介石之口发出疑问：侯镜如带领三个军竟然攻不下塔山？
判定侯镜如在辽沈战役开始前，就已经下决心为共产党效力。最主要的证据来自李介人等的回忆，例如《策动国民党九十二军起义的追记》薛成业 李介人 季鸿《北京文史》第20辑，李介人说：“48年的秋天，侯镜如已晋升为第十七兵团司令。蒋介石在到东北锦州时路径北平，我得知侯镜如将随蒋到东北葫芦岛去指挥其他国民党部队支持锦州，我就赶紧写了封信给侯，大意是：如有需要，可供驱使。信的言外之意就是“能否扣蒋，搞第二次西安事变。”，但请示组织后，组织上认为这样做比较冒险，因为各方条件还不具备，不宜进行。后来，侯镜如接信后就对蒋布置的支援锦州一事消极对抗，迟迟按兵不动，打一些遭遇仗也不认真去打。锦州终于失陷了，蒋介石的援锦计划破产，气得暴跳如雷。”
问题已经到了策划扣留蒋介石的地步，典型的反叛企图，还能说侯镜如一心为国民党卖力吗？打起仗来能不帮助共产党吗？
可以说侯镜如人生最大的手笔就是塔山战役，他是当之无愧的辽沈战役大功臣。目前所有当事各方关于辽沈战役的描述都肯定：攻克锦州是战役成功的节点，而塔山阻击战则是保证顺利攻打锦州的关键。侯镜如是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临危受命，率兵攻击塔山。本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已经在葫芦岛设立了指挥所，派他的副司令陈铁负责，正是蒋介石力主侯镜如担任东进兵团总指挥的。侯镜如既不能让蒋介石发现他有背叛之心，还要暗中促使攻击失败，操作难度之大非常人所能为。
塔山其实不是山，没有险要地形，是一个易攻难守的据点。从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国共两军在这里展开了殊死搏斗。重点进攻塔山，蒋介石是抓住了解放军浩大攻势中的唯一致命弱点，但在1948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这五天里，国军士兵却始终不能跨越解放军塔山阵地前的铁丝网。蒋介石输掉了塔山也就输掉了东北，进而也就失去了他在大陆的统治。其实在东北战场，他是有相当的机会获胜的。战后，有国民党人士说:“党国之败，始于塔山。”
一个看起来非常轻而易举的方案，但在国民党军进攻塔山的实际战斗中，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长久以来，塔山之战成为军事史家热中的话题。国民党军集中五个师的兵力，携优势炮火，占尽地利，激战五天，为什么就攻不破解放军两个师据守的临时野战工事？这其中的奥妙何在？
塔山开战前，林彪被“吓破了胆”， 林彪在10月2日曾致电毛泽东：“……(塔山)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 林彪要求调兵回头打长春，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林彪。应该说,林彪的观点符合正常作战分析，他对于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能力具体了解超过毛泽东，他对塔山阵地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毛泽东肯定知道中共在东北还有秘密棋子，安子文就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毛泽东并不担心塔山的防御。
侯镜如是如何暗中帮助解放军的呢？侯镜如在对塔山阵地攻击开始后，不仅不及时到位指挥（晚二天），到位后无所作为。
第一，调兵迟缓，巧妙拖延，贻误战机。10月2日宣布组建“东进兵团”，10月6日蒋介石带侯镜如乘“重庆”号巡洋舰到达葫芦岛第54军军部，部署锦、葫国军增援锦州的作战任务。所有被调集的军队距离葫芦岛的车船行程都在一昼夜以内。可是10月10日下午，独立第95师才从塘沽海运到达葫芦岛，11日赶到塔山。10月11日，总指挥官侯镜如才率自己的嫡系92军21师到达葫芦岛，他还借口傅作义不给换防军队，只带一个师来。而39军则等到战役快结束才从烟台到达葫芦岛。侯没有忘带坦克，只是晚了些，战车队从北京车运塘沽港，这些野战攻坚的重型坦克经海路到葫芦岛时,锦州已经被解放军攻克了。怎么延误的？可以说，每路军队迟延责任都与侯镜如无关，这正是微妙之处。个别延误错误发生，可以追究个别人责任；而多路延误发生，正说明总指挥难辞其咎。
第二，坚持失败的战术。解放军四纵在塔山堡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配置了16挺重机枪、49挺轻机枪、9门六0炮及团属迫击炮。在这种空前猛烈的火力面前，国民党军仍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必然要遭到重大伤亡。可偏偏侯镜如反复组织敢死队搞集团冲锋方式。塔山之战，国民党军从始自终采取单一的战术。每次进攻以密集炮火开始，然后步兵按一梯队、二梯队、后续部队的顺序一拨拨冲锋。而且每次进攻都在凌晨四五点钟开始，中午前后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进攻，每日攻击不成会在黄昏撤退。国军士兵在敌火面前伤亡惨重，尸横遍野，侯镜如却始终不肯改变战法，我们不能不考虑侯镜如的真实用意。
第三，後续部队配置不足。据统计，14日一天战斗中国民党军曾经9次突破塔山防线；54军、62军和独立95师，都先後突破过前沿阵地。後续部队跟不上，一个反击，不是被赶出来，就是被吃掉。表面上是侯镜如指挥不当，坚持不改就是故意所为。
第四，故意附和错误主张。10月10日下午，国民党战地督察组组长罗奇带独立第九十五师从塘沽海运到达葫芦岛，11日赶到塔山。独立第九十五师号称赵子龙师，战斗力极强，在华北战场上被称为是能攻能守的部队。如果此援军立即投入战斗，不给塔山守军以喘息之机，战斗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罗奇却坚持让部队休息一天，同时熟悉地形和敌情，然后一鼓作气攻破守军防线，以使独立95师抢得头功，侯镜如附和罗奇的主张。。结果给林彪守军休整提供极其珍贵的一天时间，阵地前原本已支零破碎的鹿砦、铁丝网、地堡等障碍物也得到了修复。
第五，散布悲观情绪,动摇军心。侯镜如明确告诉他的参谋长：“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维持几天。”他指示参谋长拟定的方案，就是稳扎稳打，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也能应付蒋介石。从这两个方案付诸讨论所得出的结果来看，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心态也可窥见一斑。他的犹豫情绪对战局肯定是有重大影响的。
过去关于侯镜如的事迹宣传恰恰在辽沈战役留下空白，这对于侯镜如显然是不公正的。我认为这是一段不能回避的历史，应该还历史本来面貌。
侯镜如的“身份”考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11月推出的《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一书，全方位梳理了国共两党时期，包括抗战时期的一些惊险刺激的卧底案例。这本书的第七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想回家”的侯镜如中将。
书中介绍几个中共在国民党里著名卧底，其中“红色暗剑熊向晖”，“传奇速记沈安娜”，““最大的共谍”郭汝瑰”，““功亏一篑”的赵荣声”，“秘书专业户谢和赓”等；这些都是中共已经公开承认的地下工作者。惟有侯镜如，不仅中共不曾承认他是共产党员，连台湾方面也没有认定侯镜如是中共党员。书中也没有拿出证据证明侯镜如就是共产党员。
侯镜如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1月毕业，任教导一团排长。1925年2月侯镜如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冬，由周恩来、郭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7月参加北伐， 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十四师团参谋长。北伐军到达福州时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兼师政治部主任。
北伐战争时期，侯镜如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和指挥工作，为暴动指挥成员之一；后任贺龙的二十军教导团团长，在南昌参加“八一”起义。1931年因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顾顺章叛变，党组织遭到破坏，侯镜如与党失去联系。随后侯镜如加入国民党军队任职，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侯镜如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长，参加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枣宣会战。1943年4月，任九十二军中将军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兼任北平警备司令。辽沈战役时，蒋介石命令其指挥东进兵团从葫芦岛驰援锦州，率领11个师进攻塔山。
辽沈战役之后，侯镜如还担任过国民党天津塘沽保安司令、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华东军官团总团长。先后策划过九十二军起义，南方廖运泽兄弟的起义等。
侯镜如1952年从香港回到大陆定居。历任政务院参事，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
人们注意到，解放后侯镜如的最高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比较那些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们，升迁更快些。因此，网络里对于侯镜如的真实身份猜测一直没有停止。
在全国政协工作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们，写回忆录时都毫无遗漏的叙述自己曾经与中共地下党接触的事情，引以为荣。只有侯镜如，写回忆录时丝毫不提这方面的经历。事实客观存在，避而不谈，这就非常奇怪了。
披露侯镜如解放前就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侯镜如1928年4月，离沪到中共河南省委负责军委工作，在接关系时被捕入狱，监押14个月，与安子文同一牢房，两人关系非常投机。安子文1980年6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遗留回忆录书稿。安之文部长，陈赓大将，是解放后第一代中共高干中，和侯镜如往来最多的两位了。书中回忆1947年7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后，给侯镜如写信，信中说，周恩来、贺龙二公关怀侯镜如，如果能回来，表示欢迎，过去是可以原谅的。
问题在于，当家属准备出版回忆录，中央组织部审查时，特意要求删掉这几句话。安子文的夫人刘竞雄为尊重丈夫生前意愿，坚决不肯删。有关方面妥协了，回忆录《峰火年代》出版。从此世人知道了侯镜如解放前就与共产党有联系。
安子文给侯镜如写信以后，侯反馈的信息，中央批示和处理意见应该在中央组织部和社会部存档。这些档案没有开放。直接经手传递信件的解放前北平市委敌工部的档案，也没有开放。
我们猜想侯镜如可能是中共秘密党员，仅仅是猜想而已。解放后因为侯长期搞统战工作并且主持黄埔同学会，也不便公开真正身份。如果当初侯镜如是中共派遣到国民党军队的秘密党员，那安子文给侯镜如写信仅仅起“唤醒”的作用；如果侯镜如确实中断党组织关系近二十年，那安子文的信就是续接党的关系。
1947年安子文给侯镜如的信所谈“归队”问题，这应该是针对地工人员的话语。作为一般策反过程，需要经历几个程序：熟人叙旧，漫谈形势，试探摸底，晓以大义或陈言利害……。而安子文跳过必要程序，直截了当地谈论可能涉及杀头之罪的问题，显然以前中共已经与侯镜如有过充分了解。安子文的信不是试探侯镜如的政治态度，而是代表中共高层承诺和表态，信中所说“回到革命队伍”，应该理解为“归队”，也就是“回党”。
解放前，那些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多年中断联系，没有按照“脱党”对待，又恢复党籍的，是有先例的。
例如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的时候，郭沫若是当时的参加者之一。在武装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是在行军途中经李一氓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在当时是许多党内老同志都十分清楚的事情。可是，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不久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居住10年，一般同志均认为郭沫若是自动脱党。１９５８年报上发表郭沫若重新入党的消息也是举国皆知，连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误以为郭沫若是那时才入党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１９３８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时期，曾经和郭沫若一起参加过党的小组会议，当时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刚来武汉不久，名义上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但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党组织中，郭沫若已经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不过，郭沫若的党籍虽然恢复了，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周恩来建议郭沫若继续保持秘密党员的特殊身份。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邓颖超和郭沫若，赫然写在于立群档案里。郭沫若在《洪波曲》里还写到，1938年国民党也要恢复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因为中共抗议没有成功。中共中央鉴于这些不可置疑的历史事实，1978年决定承认郭沫若的入党时间为１９２７年。此事反映中组部的档案记录有缺陷。
再例如，淮海战役在台儿庄起义的张克侠将军，1929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与中共失去联系。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中共与张克侠联系，确认其共产党党籍，使张克侠义无返顾投入起义准备工作中。
对侯镜如这样极其重要的人物，不是一般的策反，确认其共产党党籍的连续性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国民党军统的文强也有口述回忆，抗战开始后在上海碰见中共熟人，对方希望他回共产党，文强没有同意（当时他已经参加军统）。
另外一个关于侯镜如的重要证据，是李介人的回忆文章《我和侯镜如联系的前前后后》。李介人是中共方面与侯镜如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他是侯镜如在河南永城老家的远方外甥；在侯的92军干过军需官，后来辞官经商，以商人为职业掩护。1955年转业到地方，任新疆塔城专区百货公司经理；1968年文革期间受迫害被拘留三年，1971年平反复职，1994年9月病逝。
李介人的回忆说：“不久，薛成业同志就将安部长给侯镜如的信送到我的手中。我记得信的大意是—“镜如兄，周贺二公很关心你，欢迎你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过了两天，在一个阴雨天，我来到侯镜如家，将信交给了我的舅妈，侯的夫人李嵩云，请她转交给侯。听说侯镜如接信后，同他的连襟、师长张伯权商量过起义的问题。他们二人原则上都赞同起义，但表示要创造条件，在有机会时才行动。”
李介人把如此重要的信件委托侯的夫人转交。除非确定侯的夫人是中共党员，并且预先分配这样职责，否则这样做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李介人对自己的舅妈了解程度？没有说明。李嵩云早年也参加过CY（共青团），现已经到百岁年龄，往事不可考证了。
1949年北平解放后，李介人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当时的部长是李克农，局长是马次清。此后李介人与侯镜如的一切联系，都应当认为是代表社会部。侯镜如全家居住在香港，除了继续策动国民党军残部起义，就是为解放台湾预做准备。
李介人回忆中说：“五零年七月，因中央决定暂不解放台湾，我被调回北京。不久，接到侯镜如的来信，他要求回国。经组织向总理报告，总理批准后，由中央社会部办理好了回国手续，侯镜如同志全家便于1952年7月陆续回到人民的首都——北京。”
请注意，是中共中央社会部为侯镜如办理的回国手续，等于承认侯镜如组织关系在社会部，归社会部领导，属于“特工”了。所以，侯镜如不能仅仅算做“投共的国民党将领”，而确实是中共的工作人员。从逻辑上判断，社会部的外围组织人员可以不是共产党员，但是社会部直接领导下的侯镜如应该是共产党员。
侯镜如到底是中共党员吗？这依然是个历史之谜。当侯镜如在民主党派任职时，提这样问题也许不合适。但民主人士死后被承认共产党员的已有先例，比如1966年离世的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和民盟负责人的吴晗。侯镜如已经去世16年了，与他同时代的人绝大多数已经作古，人们希望了解真相，不希望事实被历史湮灭。2007年底，轮椅上的侯的夫人李嵩云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确认侯镜如的共产党员身份，无果。有关档案或许将再尘封几十年。不管怎样，我们距离揭开历史真相，也许不很远了。
以下谈谈侯镜如的对中共的历史业绩问题。
关于侯镜如对解放战争的贡献，以往叙述着重从平津战役开始，避免谈论辽沈战役。似乎如果说侯镜如曾经在辽沈战役中帮助了解放军取胜，就贬低了东北野战军的功劳。有一本书《平津战役秘密战》 作者：松植，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12-01出版。此书中讲，侯镜如在辽沈战役时为国民党“很卖力气”，到平津战役时则积极策划起义。这就不符合逻辑了，安子文部长给侯镜如的信是1948年初夏到达侯镜如手里的，侯镜如接信后已经表态准备起义，怎么能在1948年深秋辽沈战役时为国民党卖力气？
去年放映的建国60周年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里面，就借蒋介石之口发出疑问：侯镜如带领三个军竟然攻不下塔山？
判定侯镜如在辽沈战役开始前，就已经下决心为共产党效力。最主要的证据来自李介人等的回忆，例如《策动国民党九十二军起义的追记》薛成业 李介人 季鸿《北京文史》第20辑，李介人说：“48年的秋天，侯镜如已晋升为第十七兵团司令。蒋介石在到东北锦州时路径北平，我得知侯镜如将随蒋到东北葫芦岛去指挥其他国民党部队支持锦州，我就赶紧写了封信给侯，大意是：如有需要，可供驱使。信的言外之意就是“能否扣蒋，搞第二次西安事变。”，但请示组织后，组织上认为这样做比较冒险，因为各方条件还不具备，不宜进行。后来，侯镜如接信后就对蒋布置的支援锦州一事消极对抗，迟迟按兵不动，打一些遭遇仗也不认真去打。锦州终于失陷了，蒋介石的援锦计划破产，气得暴跳如雷。”
问题已经到了策划扣留蒋介石的地步，典型的反叛企图，还能说侯镜如一心为国民党卖力吗？打起仗来能不帮助共产党吗？
可以说侯镜如人生最大的手笔就是塔山战役，他是当之无愧的辽沈战役大功臣。目前所有当事各方关于辽沈战役的描述都肯定：攻克锦州是战役成功的节点，而塔山阻击战则是保证顺利攻打锦州的关键。侯镜如是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临危受命，率兵攻击塔山。本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已经在葫芦岛设立了指挥所，派他的副司令陈铁负责，正是蒋介石力主侯镜如担任东进兵团总指挥的。侯镜如既不能让蒋介石发现他有背叛之心，还要暗中促使攻击失败，操作难度之大非常人所能为。
塔山其实不是山，没有险要地形，是一个易攻难守的据点。从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国共两军在这里展开了殊死搏斗。重点进攻塔山，蒋介石是抓住了解放军浩大攻势中的唯一致命弱点，但在1948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这五天里，国军士兵却始终不能跨越解放军塔山阵地前的铁丝网。蒋介石输掉了塔山也就输掉了东北，进而也就失去了他在大陆的统治。其实在东北战场，他是有相当的机会获胜的。战后，有国民党人士说:“党国之败，始于塔山。”
一个看起来非常轻而易举的方案，但在国民党军进攻塔山的实际战斗中，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长久以来，塔山之战成为军事史家热中的话题。国民党军集中五个师的兵力，携优势炮火，占尽地利，激战五天，为什么就攻不破解放军两个师据守的临时野战工事？这其中的奥妙何在？
塔山开战前，林彪被“吓破了胆”， 林彪在10月2日曾致电毛泽东：“……(塔山)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 林彪要求调兵回头打长春，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林彪。应该说,林彪的观点符合正常作战分析，他对于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能力具体了解超过毛泽东，他对塔山阵地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毛泽东肯定知道中共在东北还有秘密棋子，安子文就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毛泽东并不担心塔山的防御。
侯镜如是如何暗中帮助解放军的呢？侯镜如在对塔山阵地攻击开始后，不仅不及时到位指挥（晚二天），到位后无所作为。
第一，调兵迟缓，巧妙拖延，贻误战机。10月2日宣布组建“东进兵团”，10月6日蒋介石带侯镜如乘“重庆”号巡洋舰到达葫芦岛第54军军部，部署锦、葫国军增援锦州的作战任务。所有被调集的军队距离葫芦岛的车船行程都在一昼夜以内。可是10月10日下午，独立第95师才从塘沽海运到达葫芦岛，11日赶到塔山。10月11日，总指挥官侯镜如才率自己的嫡系92军21师到达葫芦岛，他还借口傅作义不给换防军队，只带一个师来。而39军则等到战役快结束才从烟台到达葫芦岛。侯没有忘带坦克，只是晚了些，战车队从北京车运塘沽港，这些野战攻坚的重型坦克经海路到葫芦岛时,锦州已经被解放军攻克了。怎么延误的？可以说，每路军队迟延责任都与侯镜如无关，这正是微妙之处。个别延误错误发生，可以追究个别人责任；而多路延误发生，正说明总指挥难辞其咎。
第二，坚持失败的战术。解放军四纵在塔山堡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配置了16挺重机枪、49挺轻机枪、9门六0炮及团属迫击炮。在这种空前猛烈的火力面前，国民党军仍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必然要遭到重大伤亡。可偏偏侯镜如反复组织敢死队搞集团冲锋方式。塔山之战，国民党军从始自终采取单一的战术。每次进攻以密集炮火开始，然后步兵按一梯队、二梯队、后续部队的顺序一拨拨冲锋。而且每次进攻都在凌晨四五点钟开始，中午前后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进攻，每日攻击不成会在黄昏撤退。国军士兵在敌火面前伤亡惨重，尸横遍野，侯镜如却始终不肯改变战法，我们不能不考虑侯镜如的真实用意。
第三，後续部队配置不足。据统计，14日一天战斗中国民党军曾经9次突破塔山防线；54军、62军和独立95师，都先後突破过前沿阵地。後续部队跟不上，一个反击，不是被赶出来，就是被吃掉。表面上是侯镜如指挥不当，坚持不改就是故意所为。
第四，故意附和错误主张。10月10日下午，国民党战地督察组组长罗奇带独立第九十五师从塘沽海运到达葫芦岛，11日赶到塔山。独立第九十五师号称赵子龙师，战斗力极强，在华北战场上被称为是能攻能守的部队。如果此援军立即投入战斗，不给塔山守军以喘息之机，战斗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罗奇却坚持让部队休息一天，同时熟悉地形和敌情，然后一鼓作气攻破守军防线，以使独立95师抢得头功，侯镜如附和罗奇的主张。。结果给林彪守军休整提供极其珍贵的一天时间，阵地前原本已支零破碎的鹿砦、铁丝网、地堡等障碍物也得到了修复。
第五，散布悲观情绪,动摇军心。侯镜如明确告诉他的参谋长：“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维持几天。”他指示参谋长拟定的方案，就是稳扎稳打，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也能应付蒋介石。从这两个方案付诸讨论所得出的结果来看，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心态也可窥见一斑。他的犹豫情绪对战局肯定是有重大影响的。
过去关于侯镜如的事迹宣传恰恰在辽沈战役留下空白，这对于侯镜如显然是不公正的。我认为这是一段不能回避的历史，应该还历史本来面貌。
侯镜如非常值得研究，非常有意思。豫东农家子弟，10岁读书，15岁能考入河南留欧美预备学堂；投笔从戎，考入黄埔一期，从此认识周恩来；第一师清党，偏他没有暴露；北伐打到福州，他已经官居十七师党代表兼政治部长，周恩来一封密信他潜行上海参加武装起义，临走还忽悠何应钦给发的路费，到上海就立下头功；四一二事变，他虽负伤能脱身赴武汉；参加贺龙部队，南昌起义他打胜第一仗；南昌起义失败负伤，他安全脱身到香港；去河南搞兵运，到地方就被抓，偏偏跟后来的组织部长关在一起，碰上中原大战还把他给放了；没辙了去国军混也混的风生水起，南口、娘子关、忻口、台儿庄、武汉无役不与，连连立功升官还毫发无伤！等到打内战，塔山、塘沽、福州，次次做内应都怀疑不到他头上；建国后他当民革的头，照样混的很好，其实这些民主党派的头头，很多压根就是地下党员穿个民主马甲！在二十世纪的大混乱时代里，这位侯司令真是稳稳当当，革命也干了，朋友也交了，升官发财寿比南山，啥好事都落下了，就是没有落骂名。有意思呀！关键的关键，还是早年认识了周恩来，从此跟上了好领导....
荣毅仁1985年入党 为何一直宣称为党外人士？
朱学范、侯镜如留在党外了
1996年1月7日，91岁的朱学范病逝，家属要求追认为中共党员。第一次是1月12日，我们到朱家征求《生平》稿意见时，由朱培康提出。我想保留朱学范彻底的党外人士的形象和身份，对民革、对中共都有好处，对其家属毫无不利影响。第二天，我陪着统战部秘书长到朱学范家，再次听取家属意见，朱学范的五个儿子，有四位到场，他们都是中共党员、高级干部，唯有外孙是“党外人士”，女儿也来了。我们说明来意，关于追认朱老为中共党员的问题，我们共同研究朱老以什么身份留在当今社会和未来历史上更合适？对党、对民革、对本人更有利？朱培根（长子）首先发言，希望实现朱老遗愿，追认为中共党员；二儿媳言词激烈：朱老投奔解放区，投奔共产党，到头来党都入不了？在台湾、国外的朋友将会笑话他！共产党不能将他拒之门外，他入党，是为共产党争光。外孙更是边哭边说：我不是党员，但我觉得公公应追认为党员，他与史良那些人不同，他是工人出身，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什么不让一个工人出身、跟共产党奋斗一辈子的人入党？将他拒之门外！他们都说得有理，作为亲属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说，这里不存在拒之门外的问题，应该从更高的政治层面来看问题。朱老一辈子是党外民主人士，为什么身后再由共产党收编过来，外界人看问题，同我们看问题有差别，始终保留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对他、对共产党、对民革都有好处。最后家属们表示，服从中央决定。
回到办公室，我立即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不追认朱学范为中共党员，同意为其遗体覆盖国旗。并由此之后，形成一个规定，凡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以上两个职务退下的党外同志，逝世后遗体均可覆盖国旗。
现在想来，这样处理朱学范要求入党的问题，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伤害感情的一面。如果宣布他为中共党员，1月19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就不可能有蒋纬国送的花圈，对外观感上应予肯定。但对家属的感情，必有所伤害。因为朱学范到底是个历史复杂的人物，他由一个邮务员上升到上海总工会主席、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曾七次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他要站立、要活动，必须同各路“神仙”交往。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等，他不能迈过；国民党的工会头目陆京士也是盟友。“文革”中，抓住历史上的小辫子，诬为“反革命”，在秦城监狱折磨七年，出来之后，他也没有提出“平反昭雪”。这些都是他亲人和家属心中的阴影，如果加入了共产党，就是把过去的一切，打包丢入历史的垃圾堆了。没有入党，思想上总有种不信任感。
我作为事务的处理者，绝无历史成见，对朱极其尊重。我认识他是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前，中央统战部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我在礼堂大堂迎候来宾，见来了一位身材不很高，但壮实健步的老人，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推门进来，我的老处长李世桐大姐轻轻告诉我：“这是朱学范。”70多岁的朱，几步上前与我们热情握手，还拉着我的手说：“没见过，新来的？”“来不久，请关照。”他对统战部很多人叫不出名，但面孔是熟的。会后处长对我说：“看到没有？今天朱学范特别高兴，对每个人都亲热问候、握手。”我说了句很不礼貌的话：“老江湖呗！”处长说，不，他升了，要当副委员长了。啊，原来是高兴。以后注意查看有关历史资料，形成不可磨灭的印象。
朱学范是工人出身的民主战士！在旧社会中刚柔交错，智勇奋斗，探寻真理，追求光明，是中国杰出的工会活动家，为中国工会走向世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解放后，与共产党忠诚合作，是第一任邮电部部长。文革中遭受七年牢狱之灾，居然不发一句怨言；在参政议政中还能发表不同意见。1986年增补全国人大、政协常委时，他对中央统战部提名的两位民革成员，因不了解底细，而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习仲勋责令统战部向他说明解释。其中一人黄启汉，在民革内部多有非议。但此翁是桂系老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密切，抗日时期与中共有联系。1949年张治中来北平和谈时，黄是和谈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南京代表团的电台密码交给叶剑英，中共及时、准确掌握南京方面的动向。对共产党，他是有功的，当了几十年政协委员，提升一下，情有可原。这些情况，向朱学范交了底，他也高兴地接受。1992年朱学范主动辞去民革中央主席，让位给年轻的李沛瑶。
他外孙说得有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他这样一辈子搞工会运动，跟着共产党几十年，甘苦共尝，最终戴上共产党员的帽子，遗体覆盖党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一些早年参加而后脱离了共产党的人，解放后长期与共产党合作，也有一定的地位，想“归队”，恢复党籍，或者重新入党，因为脱党时间太长，按照党章规定，恢复是很困难的。唯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沈雁冰。沈在逝世前曾申请重新入党，中央统战部批准其入党申请。而他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央统战部索要沈的档案，我亲自将档案送到组织部。第二天早晨听到广播，中共中央批准恢复沈雁冰1921年的中共党籍，这是胡耀邦办的。了解沈雁冰历史的李一氓，对此很有意见，他说，可以接受茅盾重新入党，但绝不该恢复他的党籍。
另外一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文革后，当许多人要求入党时，他提出恢复其1925年的中共党籍。但中央统战部坚持脱离关系时间太久，请他重新提出申请报中央。他则坚持要恢复，不肯重新申请。记得一次在鸿宾楼的饭桌上，当着不少人的面，他再次讲，我的组织问题，希望解决！当场回答，您重新入党，组织上是欢迎的。直到侯镜如逝世，也没有恢复中共党籍。
朱学范、侯镜如留在党外了
1996年1月7日，91岁的朱学范病逝，家属要求追认为中共党员。第一次是1月12日，我们到朱家征求《生平》稿意见时，由朱培康提出。我想保留朱学范彻底的党外人士的形象和身份，对民革、对中共都有好处，对其家属毫无不利影响。第二天，我陪着统战部秘书长到朱学范家，再次听取家属意见，朱学范的五个儿子，有四位到场，他们都是中共党员、高级干部，唯有外孙是“党外人士”，女儿也来了。我们说明来意，关于追认朱老为中共党员的问题，我们共同研究朱老以什么身份留在当今社会和未来历史上更合适？对党、对民革、对本人更有利？朱培根（长子）首先发言，希望实现朱老遗愿，追认为中共党员；二儿媳言词激烈：朱老投奔解放区，投奔共产党，到头来党都入不了？在台湾、国外的朋友将会笑话他！共产党不能将他拒之门外，他入党，是为共产党争光。外孙更是边哭边说：我不是党员，但我觉得公公应追认为党员，他与史良那些人不同，他是工人出身，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什么不让一个工人出身、跟共产党奋斗一辈子的人入党？将他拒之门外！他们都说得有理，作为亲属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说，这里不存在拒之门外的问题，应该从更高的政治层面来看问题。朱老一辈子是党外民主人士，为什么身后再由共产党收编过来，外界人看问题，同我们看问题有差别，始终保留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对他、对共产党、对民革都有好处。最后家属们表示，服从中央决定。
回到办公室，我立即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不追认朱学范为中共党员，同意为其遗体覆盖国旗。并由此之后，形成一个规定，凡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以上两个职务退下的党外同志，逝世后遗体均可覆盖国旗。
现在想来，这样处理朱学范要求入党的问题，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伤害感情的一面。如果宣布他为中共党员，1月19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就不可能有蒋纬国送的花圈，对外观感上应予肯定。但对家属的感情，必有所伤害。因为朱学范到底是个历史复杂的人物，他由一个邮务员上升到上海总工会主席、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曾七次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他要站立、要活动，必须同各路“神仙”交往。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等，他不能迈过；国民党的工会头目陆京士也是盟友。“文革”中，抓住历史上的小辫子，诬为“反革命”，在秦城监狱折磨七年，出来之后，他也没有提出“平反昭雪”。这些都是他亲人和家属心中的阴影，如果加入了共产党，就是把过去的一切，打包丢入历史的垃圾堆了。没有入党，思想上总有种不信任感。
我作为事务的处理者，绝无历史成见，对朱极其尊重。我认识他是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前，中央统战部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我在礼堂大堂迎候来宾，见来了一位身材不很高，但壮实健步的老人，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推门进来，我的老处长李世桐大姐轻轻告诉我：“这是朱学范。”70多岁的朱，几步上前与我们热情握手，还拉着我的手说：“没见过，新来的？”“来不久，请关照。”他对统战部很多人叫不出名，但面孔是熟的。会后处长对我说：“看到没有？今天朱学范特别高兴，对每个人都亲热问候、握手。”我说了句很不礼貌的话：“老江湖呗！”处长说，不，他升了，要当副委员长了。啊，原来是高兴。以后注意查看有关历史资料，形成不可磨灭的印象。
朱学范是工人出身的民主战士！在旧社会中刚柔交错，智勇奋斗，探寻真理，追求光明，是中国杰出的工会活动家，为中国工会走向世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解放后，与共产党忠诚合作，是第一任邮电部部长。文革中遭受七年牢狱之灾，居然不发一句怨言；在参政议政中还能发表不同意见。1986年增补全国人大、政协常委时，他对中央统战部提名的两位民革成员，因不了解底细，而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习仲勋责令统战部向他说明解释。其中一人黄启汉，在民革内部多有非议。但此翁是桂系老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密切，抗日时期与中共有联系。1949年张治中来北平和谈时，黄是和谈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南京代表团的电台密码交给叶剑英，中共及时、准确掌握南京方面的动向。对共产党，他是有功的，当了几十年政协委员，提升一下，情有可原。这些情况，向朱学范交了底，他也高兴地接受。1992年朱学范主动辞去民革中央主席，让位给年轻的李沛瑶。
他外孙说得有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他这样一辈子搞工会运动，跟着共产党几十年，甘苦共尝，最终戴上共产党员的帽子，遗体覆盖党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一些早年参加而后脱离了共产党的人，解放后长期与共产党合作，也有一定的地位，想“归队”，恢复党籍，或者重新入党，因为脱党时间太长，按照党章规定，恢复是很困难的。唯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沈雁冰。沈在逝世前曾申请重新入党，中央统战部批准其入党申请。而他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央统战部索要沈的档案，我亲自将档案送到组织部。第二天早晨听到广播，中共中央批准恢复沈雁冰1921年的中共党籍，这是胡耀邦办的。了解沈雁冰历史的李一氓，对此很有意见，他说，可以接受茅盾重新入党，但绝不该恢复他的党籍。
另外一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文革后，当许多人要求入党时，他提出恢复其1925年的中共党籍。但中央统战部坚持脱离关系时间太久，请他重新提出申请报中央。他则坚持要恢复，不肯重新申请。记得一次在鸿宾楼的饭桌上，当着不少人的面，他再次讲，我的组织问题，希望解决！当场回答，您重新入党，组织上是欢迎的。直到侯镜如逝世，也没有恢复中共党籍。
其实侯镜如的情况是很特殊的。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东征时由周恩来和郭俊介绍加入共产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因党员身份未暴露，奉组织决定，潜伏在第一军，北伐到福州时，任国民革命军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2月接党组织命令，向东路军指挥何应钦请长假，去上海，在周恩来、赵世炎领导下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负伤后，到武汉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随后派任贺龙二十军教导团长，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中再负重伤。1927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在去中共河南省军委工作时被捕，以嫌疑犯监禁14个月。1929年9月去香港中共中央华南局工作。1931年奉派到上海时，因顾顺章叛变，找不到组织，曾用组织规定的侯治国的名字登报联络，略称“胞兄，我找不到你，如果你再不来，我没有办法，自去找工作了，我是始终孝顺父母的”。登报也没有联系上。因生活所迫，离开上海，回河南老家，经小同乡孙殿英的推荐，进入国民党军界，由师政训处长逐步提升，直到九十二军军长。
1948年任第七兵团司令的侯镜如，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曾想用他监视北平傅作义的行动。天津解放后，又令其“立即南撤”。在此同时，侯的外甥、共产党员李介人送来安子文的信，安与侯曾是狱友，彼此熟知身份。信中大意是：“周、贺二公关怀你，欢迎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过去是可以原谅的。”周是周恩来，贺是贺龙，都是侯在共产党内的老上级，他得知党组织对其宽大，又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形势下，从而下定决心，一方面与李介人保持联系，通畅中共的关系，一方面调动人事，加强对部队的控制，待机起义。但阴差阳错，频繁调动失去率部起义机会，他指示部下的一个师起义。
在他任津沽防守司令时，聂荣臻曾派李介人到塘沽与之联系，侯将平津蒋军布防地图交李看，并说明华北蒋军布防形势、兵力部署和对攻打平津的建议，要李向聂、罗报告。
1949年5月到香港，从事策反蒋军部队起义的活动，曾经过孙连仲的关系，成功策动四川鲁崇义三十军的起义，曾派十七兵团军法处长孙吉甫去海南，策动三十二军军长赵琳、师长李鸿慈起义未成，赵、李均被台湾方面扣押。同时联络一些在台湾的高级军官，包括陆军副司令、台湾防总副司令等，准备待解放军对台行动时，相机在台湾澎湖起义。40年代后期的侯镜如身在蒋营，心在共产党。十多年前的话，“我是始终孝顺父母的”重新涌上心头。1952年经周恩来批准回到北京后，长期要求“归队”而未得允。
侯镜如脱离中共的情节清楚，与安子文联络后“归队”，表现也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所认可，但为什么给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却不允许归队，但同意他重新入党呢？此中自有机密。1933年侯任国民军三十师少将参谋长兼政训处长时，该师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少校秘书李子纯被捕杀害。李妻（中共党员）1954年、1956年两次揭发认为李的被害是侯告密的结果，在该师工作过的一些人，也提供材料，认为李的被杀可能与侯有关。所有揭发都只是怀疑，缺乏直接证据。因而既不能肯定，也不可轻易否定，但又无法进一步调查，只得挂了起来，作为历史疑案，不再处理。鉴于早期的革命经历及解放前夕与中共的联系，可以接受他重新入党。他自己不可能不知道李子纯的事，为洗刷清白，则坚持要恢复1925年的党籍。这可能就是侯镜如入党问题的要害。
张权要求“留在党外”
张权曾积极要求入党，后来自觉放弃组织上的入党要求。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著名歌唱家张权1951年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毕业，获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和音乐会独唱家、歌剧演唱家证书。1952年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心情，从美国回到北京。不久，就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她参加了几次党支部组织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活动以后，这位单纯得可爱的艺术家就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了，为此感到光荣、兴奋。后来，别人告诉她，入党是很严格的，要经过审查，要办理手续。此后，她为争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不断努力。
作为艺术家，张权很有成就，是解放后第一个“茶花女”。但她政治上极其幼稚，后来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这并没有动摇她对中共的信任，她被错划为右派后，甚至从心里认为，党是对的，自己应该接受批判和改造。
1961年，张权被下放到黑龙江歌舞团、哈尔滨歌剧院当音乐教员、独唱演员。1962年春节，她回北京过年，在一次舞会上，有位男士请她跳舞。张权感到此人有点面熟，似曾相识，但不知姓甚名谁，便很礼貌地问：“您贵姓？”男士彬彬有礼地回答：“姓李，叫李先念。”张闻后很不好意思，满脸通红。也就是在这次舞会上，她见到她特别崇敬与信赖的周恩来，她问：“总理，我现在是右派，以后我这个右派能不能变成左派？”周恩来说：“可以嘛，矛盾是能够转换的。”张权听后很兴奋。回到哈尔滨后，她对人说，我这个右派会转变成左派。在那个谈右色变，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头上顶着右派帽子的人，竟敢说自己要成为左派，岂不是要为右派翻案！她“理所当然”地招来一通批判。但她也不辩驳，只是把周恩来的话埋在心里，默默地为转化为左派而努力。
1978年，张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来，当了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北京市音乐舞蹈学会主席，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右派改正后，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入党，她郑重向党组织提交了申请。但她的热情却遭受冷落，没有被发展为党员。1979年，她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民进中央常委，仍忘我地投入工作。
1984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把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当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内容，全党上下、各地各方面一度抓得很紧，媒体宣传也紧锣密鼓，声势不可谓不大。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被拉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张权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向她透露，打算吸收她入党。那段时间，张权常接待来访的外宾。在一些外事活动中，常遇到这样的事，对方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她答不是，于是外宾谈话很坦率，没什么遮拦，她的话外宾也能听得进去，双方交流很顺利。她由此体会到，在党外，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国家为民族做更多有利的工作。
在党组织找她谈过入党问题后，1984年3月，张权邀请民进中央秘书长、中共党员葛志成谈心。她谈了对党的认识和申请入党的过程。她恳挚地说：“我对党是有感情的，但从工作考虑，不入党更有利。雷（洁琼）大姐、谢（冰心）大姐都不是党员，不都是党外的同志吗？”希望能转告党组织，体谅她的用心。
直至1993年因癌症去世，张权一直没有入党。住院期间，她谢绝一切好友的探望，因为癌症折磨，形容全变，为了在友人心中保留原来的美好形象。一样的道理，她谢绝入党，在人们心中树立一位优秀的不图政治虚名的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
其实侯镜如的情况是很特殊的。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东征时由周恩来和郭俊介绍加入共产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因党员身份未暴露，奉组织决定，潜伏在第一军，北伐到福州时，任国民革命军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2月接党组织命令，向东路军指挥何应钦请长假，去上海，在周恩来、赵世炎领导下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负伤后，到武汉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随后派任贺龙二十军教导团长，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中再负重伤。1927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在去中共河南省军委工作时被捕，以嫌疑犯监禁14个月。1929年9月去香港中共中央华南局工作。1931年奉派到上海时，因顾顺章叛变，找不到组织，曾用组织规定的侯治国的名字登报联络，略称“胞兄，我找不到你，如果你再不来，我没有办法，自去找工作了，我是始终孝顺父母的”。登报也没有联系上。因生活所迫，离开上海，回河南老家，经小同乡孙殿英的推荐，进入国民党军界，由师政训处长逐步提升，直到九十二军军长。
1948年任第七兵团司令的侯镜如，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曾想用他监视北平傅作义的行动。天津解放后，又令其“立即南撤”。在此同时，侯的外甥、共产党员李介人送来安子文的信，安与侯曾是狱友，彼此熟知身份。信中大意是：“周、贺二公关怀你，欢迎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过去是可以原谅的。”周是周恩来，贺是贺龙，都是侯在共产党内的老上级，他得知党组织对其宽大，又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形势下，从而下定决心，一方面与李介人保持联系，通畅中共的关系，一方面调动人事，加强对部队的控制，待机起义。但阴差阳错，频繁调动失去率部起义机会，他指示部下的一个师起义。
在他任津沽防守司令时，聂荣臻曾派李介人到塘沽与之联系，侯将平津蒋军布防地图交李看，并说明华北蒋军布防形势、兵力部署和对攻打平津的建议，要李向聂、罗报告。
1949年5月到香港，从事策反蒋军部队起义的活动，曾经过孙连仲的关系，成功策动四川鲁崇义三十军的起义，曾派十七兵团军法处长孙吉甫去海南，策动三十二军军长赵琳、师长李鸿慈起义未成，赵、李均被台湾方面扣押。同时联络一些在台湾的高级军官，包括陆军副司令、台湾防总副司令等，准备待解放军对台行动时，相机在台湾澎湖起义。40年代后期的侯镜如身在蒋营，心在共产党。十多年前的话，“我是始终孝顺父母的”重新涌上心头。1952年经周恩来批准回到北京后，长期要求“归队”而未得允。
侯镜如脱离中共的情节清楚，与安子文联络后“归队”，表现也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所认可，但为什么给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却不允许归队，但同意他重新入党呢？此中自有机密。1933年侯任国民军三十师少将参谋长兼政训处长时，该师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少校秘书李子纯被捕杀害。李妻（中共党员）1954年、1956年两次揭发认为李的被害是侯告密的结果，在该师工作过的一些人，也提供材料，认为李的被杀可能与侯有关。所有揭发都只是怀疑，缺乏直接证据。因而既不能肯定，也不可轻易否定，但又无法进一步调查，只得挂了起来，作为历史疑案，不再处理。鉴于早期的革命经历及解放前夕与中共的联系，可以接受他重新入党。他自己不可能不知道李子纯的事，为洗刷清白，则坚持要恢复1925年的党籍。这可能就是侯镜如入党问题的要害。
张权要求“留在党外”
张权曾积极要求入党，后来自觉放弃组织上的入党要求。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著名歌唱家张权1951年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毕业，获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和音乐会独唱家、歌剧演唱家证书。1952年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心情，从美国回到北京。不久，就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她参加了几次党支部组织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活动以后，这位单纯得可爱的艺术家就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了，为此感到光荣、兴奋。后来，别人告诉她，入党是很严格的，要经过审查，要办理手续。此后，她为争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不断努力。
作为艺术家，张权很有成就，是解放后第一个“茶花女”。但她政治上极其幼稚，后来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这并没有动摇她对中共的信任，她被错划为右派后，甚至从心里认为，党是对的，自己应该接受批判和改造。
1961年，张权被下放到黑龙江歌舞团、哈尔滨歌剧院当音乐教员、独唱演员。1962年春节，她回北京过年，在一次舞会上，有位男士请她跳舞。张权感到此人有点面熟，似曾相识，但不知姓甚名谁，便很礼貌地问：“您贵姓？”男士彬彬有礼地回答：“姓李，叫李先念。”张闻后很不好意思，满脸通红。也就是在这次舞会上，她见到她特别崇敬与信赖的周恩来，她问：“总理，我现在是右派，以后我这个右派能不能变成左派？”周恩来说：“可以嘛，矛盾是能够转换的。”张权听后很兴奋。回到哈尔滨后，她对人说，我这个右派会转变成左派。在那个谈右色变，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头上顶着右派帽子的人，竟敢说自己要成为左派，岂不是要为右派翻案！她“理所当然”地招来一通批判。但她也不辩驳，只是把周恩来的话埋在心里，默默地为转化为左派而努力。
1978年，张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来，当了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北京市音乐舞蹈学会主席，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右派改正后，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入党，她郑重向党组织提交了申请。但她的热情却遭受冷落，没有被发展为党员。1979年，她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民进中央常委，仍忘我地投入工作。
1984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把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当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内容，全党上下、各地各方面一度抓得很紧，媒体宣传也紧锣密鼓，声势不可谓不大。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被拉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张权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向她透露，打算吸收她入党。那段时间，张权常接待来访的外宾。在一些外事活动中，常遇到这样的事，对方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她答不是，于是外宾谈话很坦率，没什么遮拦，她的话外宾也能听得进去，双方交流很顺利。她由此体会到，在党外，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国家为民族做更多有利的工作。
在党组织找她谈过入党问题后，1984年3月，张权邀请民进中央秘书长、中共党员葛志成谈心。她谈了对党的认识和申请入党的过程。她恳挚地说：“我对党是有感情的，但从工作考虑，不入党更有利。雷（洁琼）大姐、谢（冰心）大姐都不是党员，不都是党外的同志吗？”希望能转告党组织，体谅她的用心。
直至1993年因癌症去世，张权一直没有入党。住院期间，她谢绝一切好友的探望，因为癌症折磨，形容全变，为了在友人心中保留原来的美好形象。一样的道理，她谢绝入党，在人们心中树立一位优秀的不图政治虚名的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
好文章。LZ再考证一下，塔山一战炮兵火力占优势的却是东野，国军进攻部队每每在集结阶段就被炮火打散。
个人谈点看法，因为没有档案，所以就算是无根据猜测吧。
LZ这篇文章有个暗含的前提：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执行反对国民党任务的共产党地下党员
但是在国共斗争的风云变幻中，这个公式未必成立。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和党失去联系的人员，虽然没有宣布脱党，严格说还保留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多年后未必会继续为共产党革命工作。党派人联络他们，其实也有试探的意义，如果愿意继续革命当然更好，不愿意只要不出卖联络人，也没有关系。对他们个人来说，要不要回到党的队伍也是一件需要仔细思量的事情。有些这样的国民党将领，多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在考虑要不要回党的问题上，恐怕会前后动摇的。其实根本问题在他们是不是认为共产党会取得胜利。如果他们认为国民党会获得胜利，就绝对不会舍去已有的一切去为共产党工作。如果认为共产党会胜利，舍去已有的一切冒这个风险才有价值。辽沈战役的时候，共产党虽然占了上风，但还不能说绝对保证胜利。所以为国民党“卖力打仗”也是可能的，辽沈战役后，国民党丢失东北，天下大势一目了然，这个时候下决心冒风险归队，为共产党做工作是有价值的。两者并不矛盾。
LZ把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人都看作执行反对国民党任务的地下党员，可能不太符合实际。
LZ这篇文章有个暗含的前提：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执行反对国民党任务的共产党地下党员
但是在国共斗争的风云变幻中，这个公式未必成立。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和党失去联系的人员，虽然没有宣布脱党，严格说还保留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多年后未必会继续为共产党革命工作。党派人联络他们，其实也有试探的意义，如果愿意继续革命当然更好，不愿意只要不出卖联络人，也没有关系。对他们个人来说，要不要回到党的队伍也是一件需要仔细思量的事情。有些这样的国民党将领，多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在考虑要不要回党的问题上，恐怕会前后动摇的。其实根本问题在他们是不是认为共产党会取得胜利。如果他们认为国民党会获得胜利，就绝对不会舍去已有的一切去为共产党工作。如果认为共产党会胜利，舍去已有的一切冒这个风险才有价值。辽沈战役的时候，共产党虽然占了上风，但还不能说绝对保证胜利。所以为国民党“卖力打仗”也是可能的，辽沈战役后，国民党丢失东北，天下大势一目了然，这个时候下决心冒风险归队，为共产党做工作是有价值的。两者并不矛盾。
LZ把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人都看作执行反对国民党任务的地下党员，可能不太符合实际。
早年认识了周恩来，从此跟上了好领导.... ，有才
打过南昌、上海起义过的人能不是深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