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代、十年浩劫与怀旧者（转贴）

（转贴）


文革时代、十年浩劫与怀旧者

江湖倦客

若干年前就跟一些同事辩论过文革时代与“今天”孰优孰劣的问题，当时只是以为只有极个别的人才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或者存在睁眼说瞎话的现象。不料，近几年，随着人们对过去的渐渐淡忘，随着不谙世事的新生代的渐渐成长，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在和青年朋友的交谈中，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中经常会见到听到这样的论调，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文革时代是美好的，毛泽东是伟大的。
狭义的文革时代应该指49年到76年这段时间，其间以66年到76年发展到极致。广义的文革时代可以从延安时代甚至遵义会议算起。　　
我以为，怀念憧憬毛及文革时代的人可以分为几类：　　
一、文革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多数不是凭真才实学，也不是凭勤恳努力，而是凭打砸抢或投机钻营为自己谋取了可以居于特权阶层的地位。比如，革委会主任、知青办主任、大队书记、军代表、工农代表等。拨乱反正，使这些人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眼看着“地富反坏右”都“复辟”了，都靠才学、靠努力成了令人艳羡的人，而自己却从高高的云端跌落至现实的地面，于是今不如昔之慨油然而生。　　
二、用怀旧来发泄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毋庸讳言，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太多太多让人愤怒、让人痛恨、让人咬牙切齿、让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但是你就此便说，文革时代是乌托邦，是理想社会，是五千年一遇的美好时代，是比今天好千倍万倍的盛世，那打死我我都不信。对这些怀旧者，如果你真的追问他一句：在文革时代真的比今天活得舒服、活得自在、活得像个人样？我想多数人如果能客观地回答问题，如果不是睁眼说瞎话，肯定会说：否。　　
三、七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人。这些人对文革时代一无所知，大多数又不肯踏踏实实地对文革时代、对十年浩劫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任何一个版本的文革史料都不屑一顾，却天真地对毛盲目崇拜，对文革时代盲目怀念。究其因有几点：　　　
１、文化熏陶。拨乱反正后，虽然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毛的错误，但毕竟是同一个党领导的同一个天下，所以对毛所造成的极坏的影响却羞答答地根本就不容你彻底清算，因而在我们的文化氛围中，至今仍然存在着浓重的歌颂个人崇拜的味道。。。　
２、年轻人的不可一世、疏狂傲世的天性。自以为世界即将在我的掌握之中，沉迷于“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于是对独裁者产生盲目崇拜的感情。（我想说，你可以盲目崇拜希特勒，可以盲目崇拜斯大林，可以盲目崇拜毛泽东，这是你的思想自由，你非要认为这些人都是好人、伟人，我也无权限制你，但是，你如果想告诉别人相信你的话，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告诉那些可能上当受骗者，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３、受其他怀旧者的影响。比如父母、老师和其他长辈。　　
四、文革时代似乎只有随大溜才是时髦的，比如忠字舞、黄军装、武装带、红宝书；当代似乎只有叛逆、另类、非主流甚至反政府才是时髦的，既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些以另类标榜自己的新生代们便不顾历史事实，摆出了架势，偏偏要给十年浩劫平反讨说法，有的甚至仅仅是为了发惊人之语，以求与众不同。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时代，最起码的是非观念还是要具备的，最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还是要拥有的。你说呢？　　
可笑、可气复可叹的是，不论哪一种怀旧者，都决不承认自己的私心和无知。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当今时代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混乱和不公正，以期以此为突破口，把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进而维护自己的观点，达到丑化当今，美化昔日之目的。因此，我们不容回避地要首先谈到这个问题。　　
到底今天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呢？　　
第一，腐败问题，这是老百姓最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回避了这个话题，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不容否认，腐败问题是当今政治的一大痼疾，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几乎是老百姓的共识。各位看官，切勿以为笔者在这里是要给腐败分子翻案，我纵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冒犯众怒。我认为，站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观注腐败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腐败是表象，腐败本身绝不是根源。那么根源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根源是没有跟得上经济改革步伐的政治制度，是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膨胀了的权力体系。这种制度和体系往远了说，封建集权是它的远祖，往近了说，是文革时代的嫡传。想一想华盛顿吧，几百年前就奠定了美立坚民主政治的基础；想一想四十多年前吧，一手漂亮高妙的“引蛇出洞”的“阳谋”，使所有的试图对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的傻冒闻风丧胆，使五十五万有胆量者或无城府者一夜之间成为人人唾弃的阶级敌人，使仍苟活于世的右派和作为后人的我等余悸犹存，使整整几十年中对民主政治梦寐以求的幼稚病患者彻底放弃了梦想。（在这一点上继承了毛的衣钵的十年前的那次镇压，更使一代血性青年的民主政治理想彻底毁灭。）　　
这就是腐败的根源。　　
说到此，一定有人要反驳：文革时代就没有腐败现象。　　
果真吗？果真吗？天哪，你能想象那个时代的报纸会时常披露官员腐败的消息？你真的相信在没有有效监督的前提下的大公无私的神话？事实是，并非没有腐败，而是我们知道的太少。尽管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结论。在几千万人成为饿殍的时代，谁能够保证自己仍然生活丰裕？是官员，是大队书记，是食堂管理员。在大量知青下乡回城的生死轮回中，谁是直接的受益者？是知青办主任，是一切手握权柄的有能力予或夺的官员。多少知青在为回城的努力中，牺牲了自己的金钱、贞操、健康。这是一代人永难遗忘的梦魇，永难平复的伤痕。（关于知青下乡的是与非，拟后文或另文探讨）王朔的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说有一段山东快书，是一个大队书记对一个想要入党的女积极分子说的：“当里格当，当里格当，你要不让我入你那个裆，我就不让你入我这个党。”话糙理不糙，这样的故事难道我们听的还少吗？刘少奇被打倒，我们听说王光美用牛奶洗澡，我们气愤过；林彪折戟沉沙，我们听说林彪拥有供自己享用的豪华别墅，邱会作家的地板是玻璃钢做的，下面有金鱼池与外面的活水相连，我们气愤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知道了江青一律使用进口化妆品（那个时代谁有能力使用进口化妆品，谁敢使用进口化妆品？）在房间里看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们气愤过。既而渐渐的又知道了所谓林立果选妃，知道了第一夫人的面首，知道了我们曾经无比敬爱的人的后宫佳丽……如此等等，难道你还以为我们应该痛恨的仅仅是有限的几个人？使用最简单的归纳法还不能得出结论？　　
由此可见，今日的腐败，正是昨日种下的祸根。　　
第二、失业问题。这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　　
持今不如昔观点者,一定会提到这一点，并且振振有辞地说：文革时代就没有失业者。我又忍不住要问一句：果真吗？我们且不说那个不堪回首的三年人为的灾祸，上千万人沦为饿殍。我们单说凡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工分一说。那时的农村，一个工分，好的一毛钱，差的几分钱，文革期间有很多地区的工分“高达”负几毛钱。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要倒找给生产队几十甚至上百元。这又是何等的“幸运”啊！这比起现在的失业工人又当如何？反驳者又会说：你说的是农村啊！我要说，你首先就犯了“民有高低贵贱”之分的错误。农村怎么啦？首先，我们往上追三至五代，绝大多数是农民，我们切不可数典忘祖啊！其次，我们是农业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再次，问一问那个时代的人就会清楚，文革时代的城市隐性失业也是严重的，加之大量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被停发了工资，只奉献而不得索取，这一切都被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深深地掩藏起来，这比之今天的失业又当如何？还有，文革时代大谈“缩小三大差别”，但却人为地加剧了城乡差别，与有力的证据就是：1、户口的管理。谁都知道，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天壤差别；谁都知道前者和后者的相互转换意味着什么。2、工人和农民待遇上的差别。农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3、城市和乡村在经济、文化、娱乐、饮食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时至今日，我们至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苏南模式的确立，浙江个体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建设，给我们提供了缩小城乡差别的光辉的典范。　　
还有一点，我实在不愿讨这个巧，但是理不辩不明，我也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谈及这个问题。失业工人的增加，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的急剧膨胀。假如当初毛能够虚心地采纳马寅初先生的意见，适当地采取限制人口的政策，我们的人口数会从49年的4.5亿急剧膨胀至今天的13亿吗？我们今天的人口危机会如此严峻吗？　　
再有，这是一个残酷的话题。失业现象是世界性的问题，是物竞天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技术更新、产业调整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暂时的阵痛。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诚挚地希望反驳者千万不要仅仅从道义上对我进行批判，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前文说过，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太多太多让人愤怒、让人痛恨、让人咬牙切齿、让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但是，任何在割断历史的前提下对现实的观注都是缺乏说服力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开端，都在某种意义上对后世起到了一个规范的作用。李世民开创了大唐数百年江山，他和魏征的关系，堪称中国历史上主明臣直的典范。唐朝的兴盛，当和李世民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魏征无数次的抗颜犯上，却并未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单是这一点，在文革时代就是不可想象的。汉文帝在对待大才子贾谊的问题上留下的名声一般，唐人赋诗讽其事：“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即便如此，当贾生以质问的口气直言“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和“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懔懔也”时（注意，这显然是在攻击大汉朝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也没有被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啊。彭德怀不就是说了一亩地不可能生产十三万斤粮食，并且如实地汇报了有饿死人的情况吗，结局如何，我不必多说。都说清朝文字狱盛行，可黄宗羲不是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吗？简直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啊！再看看我们文革吧，单是因为对我们造出来的神稍有不慎，即遭灭顶之灾的例子还少吗？不小心把领袖的画像掉在地上，不小心用刊有领袖画像的旧报纸剪了鞋样，不小心在早请示晚汇报中放了个屁，不小心把“毛主席万岁”后面的感叹号写得上端稍稍弯曲一点（革命小将说是问号）……结果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或者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是遭受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批斗，这种事情还少吗？　　
在这样的环境中，谁敢对领袖说半个“不”字。昨天晚上，我流着泪，读完了6月16日《南方周末》报刊载的《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一文，竟然几次因拭泪而停止了阅读）于是，官场盛行的是“一致通过”，是“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是“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于是全国人民的头脑都被一个大脑代替，成了巨型计算机的亿万个终端。不会真是这样吧？至少林彪就不是真心喊“万岁”的。因而官场的真实情况应该是，阳奉阴违、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结党营私、互相倾轧、韬光养晦直至伺机而动待时而发。连毛自己都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样的话。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对今天官场的腐败、黑暗、丑恶，毛作为始作俑者，难辞其咎。今天，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彻底变革，不从根本上彻底清算文革时代的遗毒，中国，至少是中国的官场是没有前途的。在跟青年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时，有青年朋友善意地劝告：“你这样的说法会导致信仰危机。”我回答他们：“我不能欺骗你们，我不能让你们相信并不存在的美好。”文革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一点，凡过来人，都应有切身的体会，但却未必都能有清醒的认识。更为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尤其是对自己的丑陋总是讳莫如深的。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还是认真地回忆一下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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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代、十年浩劫与怀旧者

江湖倦客

若干年前就跟一些同事辩论过文革时代与“今天”孰优孰劣的问题，当时只是以为只有极个别的人才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或者存在睁眼说瞎话的现象。不料，近几年，随着人们对过去的渐渐淡忘，随着不谙世事的新生代的渐渐成长，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在和青年朋友的交谈中，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中经常会见到听到这样的论调，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文革时代是美好的，毛泽东是伟大的。
狭义的文革时代应该指49年到76年这段时间，其间以66年到76年发展到极致。广义的文革时代可以从延安时代甚至遵义会议算起。　　
我以为，怀念憧憬毛及文革时代的人可以分为几类：　　
一、文革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多数不是凭真才实学，也不是凭勤恳努力，而是凭打砸抢或投机钻营为自己谋取了可以居于特权阶层的地位。比如，革委会主任、知青办主任、大队书记、军代表、工农代表等。拨乱反正，使这些人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眼看着“地富反坏右”都“复辟”了，都靠才学、靠努力成了令人艳羡的人，而自己却从高高的云端跌落至现实的地面，于是今不如昔之慨油然而生。　　
二、用怀旧来发泄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毋庸讳言，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太多太多让人愤怒、让人痛恨、让人咬牙切齿、让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但是你就此便说，文革时代是乌托邦，是理想社会，是五千年一遇的美好时代，是比今天好千倍万倍的盛世，那打死我我都不信。对这些怀旧者，如果你真的追问他一句：在文革时代真的比今天活得舒服、活得自在、活得像个人样？我想多数人如果能客观地回答问题，如果不是睁眼说瞎话，肯定会说：否。　　
三、七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人。这些人对文革时代一无所知，大多数又不肯踏踏实实地对文革时代、对十年浩劫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任何一个版本的文革史料都不屑一顾，却天真地对毛盲目崇拜，对文革时代盲目怀念。究其因有几点：　　　
１、文化熏陶。拨乱反正后，虽然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毛的错误，但毕竟是同一个党领导的同一个天下，所以对毛所造成的极坏的影响却羞答答地根本就不容你彻底清算，因而在我们的文化氛围中，至今仍然存在着浓重的歌颂个人崇拜的味道。。。　
２、年轻人的不可一世、疏狂傲世的天性。自以为世界即将在我的掌握之中，沉迷于“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于是对独裁者产生盲目崇拜的感情。（我想说，你可以盲目崇拜希特勒，可以盲目崇拜斯大林，可以盲目崇拜毛泽东，这是你的思想自由，你非要认为这些人都是好人、伟人，我也无权限制你，但是，你如果想告诉别人相信你的话，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告诉那些可能上当受骗者，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３、受其他怀旧者的影响。比如父母、老师和其他长辈。　　
四、文革时代似乎只有随大溜才是时髦的，比如忠字舞、黄军装、武装带、红宝书；当代似乎只有叛逆、另类、非主流甚至反政府才是时髦的，既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些以另类标榜自己的新生代们便不顾历史事实，摆出了架势，偏偏要给十年浩劫平反讨说法，有的甚至仅仅是为了发惊人之语，以求与众不同。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时代，最起码的是非观念还是要具备的，最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还是要拥有的。你说呢？　　
可笑、可气复可叹的是，不论哪一种怀旧者，都决不承认自己的私心和无知。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当今时代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混乱和不公正，以期以此为突破口，把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进而维护自己的观点，达到丑化当今，美化昔日之目的。因此，我们不容回避地要首先谈到这个问题。　　
到底今天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呢？　　
第一，腐败问题，这是老百姓最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回避了这个话题，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不容否认，腐败问题是当今政治的一大痼疾，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几乎是老百姓的共识。各位看官，切勿以为笔者在这里是要给腐败分子翻案，我纵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冒犯众怒。我认为，站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观注腐败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腐败是表象，腐败本身绝不是根源。那么根源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根源是没有跟得上经济改革步伐的政治制度，是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膨胀了的权力体系。这种制度和体系往远了说，封建集权是它的远祖，往近了说，是文革时代的嫡传。想一想华盛顿吧，几百年前就奠定了美立坚民主政治的基础；想一想四十多年前吧，一手漂亮高妙的“引蛇出洞”的“阳谋”，使所有的试图对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的傻冒闻风丧胆，使五十五万有胆量者或无城府者一夜之间成为人人唾弃的阶级敌人，使仍苟活于世的右派和作为后人的我等余悸犹存，使整整几十年中对民主政治梦寐以求的幼稚病患者彻底放弃了梦想。（在这一点上继承了毛的衣钵的十年前的那次镇压，更使一代血性青年的民主政治理想彻底毁灭。）　　
这就是腐败的根源。　　
说到此，一定有人要反驳：文革时代就没有腐败现象。　　
果真吗？果真吗？天哪，你能想象那个时代的报纸会时常披露官员腐败的消息？你真的相信在没有有效监督的前提下的大公无私的神话？事实是，并非没有腐败，而是我们知道的太少。尽管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结论。在几千万人成为饿殍的时代，谁能够保证自己仍然生活丰裕？是官员，是大队书记，是食堂管理员。在大量知青下乡回城的生死轮回中，谁是直接的受益者？是知青办主任，是一切手握权柄的有能力予或夺的官员。多少知青在为回城的努力中，牺牲了自己的金钱、贞操、健康。这是一代人永难遗忘的梦魇，永难平复的伤痕。（关于知青下乡的是与非，拟后文或另文探讨）王朔的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说有一段山东快书，是一个大队书记对一个想要入党的女积极分子说的：“当里格当，当里格当，你要不让我入你那个裆，我就不让你入我这个党。”话糙理不糙，这样的故事难道我们听的还少吗？刘少奇被打倒，我们听说王光美用牛奶洗澡，我们气愤过；林彪折戟沉沙，我们听说林彪拥有供自己享用的豪华别墅，邱会作家的地板是玻璃钢做的，下面有金鱼池与外面的活水相连，我们气愤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知道了江青一律使用进口化妆品（那个时代谁有能力使用进口化妆品，谁敢使用进口化妆品？）在房间里看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们气愤过。既而渐渐的又知道了所谓林立果选妃，知道了第一夫人的面首，知道了我们曾经无比敬爱的人的后宫佳丽……如此等等，难道你还以为我们应该痛恨的仅仅是有限的几个人？使用最简单的归纳法还不能得出结论？　　
由此可见，今日的腐败，正是昨日种下的祸根。　　
第二、失业问题。这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　　
持今不如昔观点者,一定会提到这一点，并且振振有辞地说：文革时代就没有失业者。我又忍不住要问一句：果真吗？我们且不说那个不堪回首的三年人为的灾祸，上千万人沦为饿殍。我们单说凡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工分一说。那时的农村，一个工分，好的一毛钱，差的几分钱，文革期间有很多地区的工分“高达”负几毛钱。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要倒找给生产队几十甚至上百元。这又是何等的“幸运”啊！这比起现在的失业工人又当如何？反驳者又会说：你说的是农村啊！我要说，你首先就犯了“民有高低贵贱”之分的错误。农村怎么啦？首先，我们往上追三至五代，绝大多数是农民，我们切不可数典忘祖啊！其次，我们是农业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再次，问一问那个时代的人就会清楚，文革时代的城市隐性失业也是严重的，加之大量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被停发了工资，只奉献而不得索取，这一切都被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深深地掩藏起来，这比之今天的失业又当如何？还有，文革时代大谈“缩小三大差别”，但却人为地加剧了城乡差别，与有力的证据就是：1、户口的管理。谁都知道，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天壤差别；谁都知道前者和后者的相互转换意味着什么。2、工人和农民待遇上的差别。农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3、城市和乡村在经济、文化、娱乐、饮食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时至今日，我们至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苏南模式的确立，浙江个体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建设，给我们提供了缩小城乡差别的光辉的典范。　　
还有一点，我实在不愿讨这个巧，但是理不辩不明，我也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谈及这个问题。失业工人的增加，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的急剧膨胀。假如当初毛能够虚心地采纳马寅初先生的意见，适当地采取限制人口的政策，我们的人口数会从49年的4.5亿急剧膨胀至今天的13亿吗？我们今天的人口危机会如此严峻吗？　　
再有，这是一个残酷的话题。失业现象是世界性的问题，是物竞天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技术更新、产业调整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暂时的阵痛。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诚挚地希望反驳者千万不要仅仅从道义上对我进行批判，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前文说过，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太多太多让人愤怒、让人痛恨、让人咬牙切齿、让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但是，任何在割断历史的前提下对现实的观注都是缺乏说服力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开端，都在某种意义上对后世起到了一个规范的作用。李世民开创了大唐数百年江山，他和魏征的关系，堪称中国历史上主明臣直的典范。唐朝的兴盛，当和李世民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魏征无数次的抗颜犯上，却并未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单是这一点，在文革时代就是不可想象的。汉文帝在对待大才子贾谊的问题上留下的名声一般，唐人赋诗讽其事：“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即便如此，当贾生以质问的口气直言“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和“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懔懔也”时（注意，这显然是在攻击大汉朝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也没有被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啊。彭德怀不就是说了一亩地不可能生产十三万斤粮食，并且如实地汇报了有饿死人的情况吗，结局如何，我不必多说。都说清朝文字狱盛行，可黄宗羲不是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吗？简直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啊！再看看我们文革吧，单是因为对我们造出来的神稍有不慎，即遭灭顶之灾的例子还少吗？不小心把领袖的画像掉在地上，不小心用刊有领袖画像的旧报纸剪了鞋样，不小心在早请示晚汇报中放了个屁，不小心把“毛主席万岁”后面的感叹号写得上端稍稍弯曲一点（革命小将说是问号）……结果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或者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是遭受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批斗，这种事情还少吗？　　
在这样的环境中，谁敢对领袖说半个“不”字。昨天晚上，我流着泪，读完了6月16日《南方周末》报刊载的《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一文，竟然几次因拭泪而停止了阅读）于是，官场盛行的是“一致通过”，是“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是“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于是全国人民的头脑都被一个大脑代替，成了巨型计算机的亿万个终端。不会真是这样吧？至少林彪就不是真心喊“万岁”的。因而官场的真实情况应该是，阳奉阴违、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结党营私、互相倾轧、韬光养晦直至伺机而动待时而发。连毛自己都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样的话。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对今天官场的腐败、黑暗、丑恶，毛作为始作俑者，难辞其咎。今天，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彻底变革，不从根本上彻底清算文革时代的遗毒，中国，至少是中国的官场是没有前途的。在跟青年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时，有青年朋友善意地劝告：“你这样的说法会导致信仰危机。”我回答他们：“我不能欺骗你们，我不能让你们相信并不存在的美好。”文革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一点，凡过来人，都应有切身的体会，但却未必都能有清醒的认识。更为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尤其是对自己的丑陋总是讳莫如深的。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还是认真地回忆一下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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