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孙中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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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孙中山的第二兴趣是“女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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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以后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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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党营书店正中书局出版了一册《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第三十页中明载孙中山答复犬养毅的话,说他生平的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兴趣是“女人”,第三兴趣是“书”。可见国民党党营书店对孙中山喜欢女人的事,尚予以梓行问世,当然,这极可能是国民党的一项疏忽。
  孙中山不掩饰他对“女人”的兴趣,显示了他至性的一面。
  他一直把第一兴趣“革命”和第二兴趣“女人”兼顾,在他早年革命中的陈夫人(陈粹芬),是革命党兼女人;在他晚年革命中的宋夫人(宋庆龄),是女人兼革命党。虽然,这种一贯作业,有时并不为人所赞同。陆丹林《革命史谭》中有这样的故事:
  民国十年,总理亲率大军,出发广西,实行北伐。此役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没有偕行。其原因传为廖仲恺谏阻。盖廖以中国古来出征,多不携带家眷,女子在军,视为不祥,且恐惹起其他误会。总理本大无畏之精神,打破一切对封建陋习思想,即答廖说,此为不可为训的恶习,革命党人不该存此思想。并引梁红玉辅佐韩世忠大破金兀术故事来说明女子在军中的贡献。但因部属既存有此种思想,故亦勉从众意,孙夫人乃暂留广州,未即随同入桂。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韩夫人”革命法,有时会给他惹来观点上的歧见。
  我生平看了不少以“革命”为第一兴趣的故事,他们在“革命”以后,有的转入第二兴趣,像富兰克林(Benjain Franklin),他晚年派赴法国,折冲尊俎之余,与洋婆子寻欢以为乐,在温柔乡以终老;但有的却转不过来,像富兰克林的朋友潘恩(Thomas Paine),他却仍旧为第一兴趣中风狂走,在美国革完命,又跑到法国去革命。我想这种“革命狂”未免兴趣太窄了一点。又如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也是一样。
  他在古巴革完命,放着“中央银行总裁”和“工业部长”不做,又跑到玻利维亚去革命,最后被”美帝”派人来,予以围捕枪决,其一生第一兴趣过显,第二兴趣欠明,最后“大头对不起小头”
  而去,亦可哀矣!
  也许,潘恩和格瓦拉的毛病,都出在第一兴趣的“不知止”,这种人应该知道,第一兴趣在成功以后,应该立刻收敛他们的“革命狂”,真正从事革命以外的大业,而不要以为除非他继续革命,革命就尚未成功。以为天下非他不可、必须靠他一革再革的人,其实是一种悲剧角色。有“革命狂”的人,如能从第一兴趣转为第二兴趣,功成身退,退而老去寻春而不悲秋,才是喜剧的扮演者。革命并非不好,但是做了职业革命家可就不太好。一旦做了职业革命家,革命就会变为“国民革命”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而被革命的国民就吃不消矣,最后这种人令人厌烦,也就不在话下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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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以后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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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党营书店正中书局出版了一册《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第三十页中明载孙中山答复犬养毅的话,说他生平的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兴趣是“女人”,第三兴趣是“书”。可见国民党党营书店对孙中山喜欢女人的事,尚予以梓行问世,当然,这极可能是国民党的一项疏忽。
  孙中山不掩饰他对“女人”的兴趣,显示了他至性的一面。
  他一直把第一兴趣“革命”和第二兴趣“女人”兼顾,在他早年革命中的陈夫人(陈粹芬),是革命党兼女人;在他晚年革命中的宋夫人(宋庆龄),是女人兼革命党。虽然,这种一贯作业,有时并不为人所赞同。陆丹林《革命史谭》中有这样的故事:
  民国十年,总理亲率大军,出发广西,实行北伐。此役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没有偕行。其原因传为廖仲恺谏阻。盖廖以中国古来出征,多不携带家眷,女子在军,视为不祥,且恐惹起其他误会。总理本大无畏之精神,打破一切对封建陋习思想,即答廖说,此为不可为训的恶习,革命党人不该存此思想。并引梁红玉辅佐韩世忠大破金兀术故事来说明女子在军中的贡献。但因部属既存有此种思想,故亦勉从众意,孙夫人乃暂留广州,未即随同入桂。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韩夫人”革命法,有时会给他惹来观点上的歧见。
  我生平看了不少以“革命”为第一兴趣的故事,他们在“革命”以后,有的转入第二兴趣,像富兰克林(Benjain Franklin),他晚年派赴法国,折冲尊俎之余,与洋婆子寻欢以为乐,在温柔乡以终老;但有的却转不过来,像富兰克林的朋友潘恩(Thomas Paine),他却仍旧为第一兴趣中风狂走,在美国革完命,又跑到法国去革命。我想这种“革命狂”未免兴趣太窄了一点。又如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也是一样。
  他在古巴革完命,放着“中央银行总裁”和“工业部长”不做,又跑到玻利维亚去革命,最后被”美帝”派人来,予以围捕枪决,其一生第一兴趣过显,第二兴趣欠明,最后“大头对不起小头”
  而去,亦可哀矣!
  也许,潘恩和格瓦拉的毛病,都出在第一兴趣的“不知止”,这种人应该知道,第一兴趣在成功以后,应该立刻收敛他们的“革命狂”,真正从事革命以外的大业,而不要以为除非他继续革命,革命就尚未成功。以为天下非他不可、必须靠他一革再革的人,其实是一种悲剧角色。有“革命狂”的人,如能从第一兴趣转为第二兴趣,功成身退,退而老去寻春而不悲秋,才是喜剧的扮演者。革命并非不好,但是做了职业革命家可就不太好。一旦做了职业革命家,革命就会变为“国民革命”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而被革命的国民就吃不消矣,最后这种人令人厌烦,也就不在话下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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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孙中山《国父遗教》不可不读也!</B>
——竹联帮必读
  竹联帮老大陈启礼跟我说:“李先生,你学问太大、文章太好、读书太多。我们不能跟你比,我们只在管训时读读国父遗教,我们是不读书的。”我说:“《国父遗教》如果读书得间,也开卷有益。我就喜欢读《国父遗教》。”
  如今,陈启礼又坐牢了,牢中管制读物,准读之书恐怕不多,不过读《国父遗教》绝不虞匾乏,我要是他,就可读出这些史料:

  <B>一、蔡元培、张相文联名戳孙中山函</B>

  中山先生大鉴:
  顷接方兄寰如来函,欣悉国史征集,荷蒙先生允为间日演讲,逖听于余,至为佩慰。盖以民国成立以来,群言淆乱,是非不明,不有信史,另以昭示来兹?且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故元培与编纂诸君公开斟酌;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于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仿司马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斯其难也。唯兹诸党会既属秘密组织,迄今事过情迁,往往不能言其始未,再阅数十年间,窃恐昔年事迹不免日益湮没,滋可惧也。所幸先生以创始元勋,不吝教诲,征文考献,皆将于是赖于矣。手此,即颂
  勋安
                       蔡元培  谨启
                                  张相文

  <B>二、孙中山批互蔡元培、张相文函</B>


  答以方君云云,乃彼想当然耳,文实未于知也。成此事亦文所乐为者,但以近方从事于著述,其中一段为革命缘起,至民国建元之日止,已略述此共和革命于概略,可为贵史于骨格也。至其详细,当从海外各地再行收集材料乃可呈采。此事现尚可办,文当发征文于海外各机关也。各秘密会党于共和革命,实无大关系,不可混入民国支中,当另编秘密会党支。

  <B>三、孙中山复蔡元培、张相文函</B>

  子民、蔚西先生惠鉴:
  顷诵惠教,知方君复如函称,国史征集,文已允为间日讲演。此乃方君之意,以为当然,文实未之知也。然述革命于概略,为信史于资,此固文所乐为者。唯以文近方从事著述,无暇以兼及此耳。文所著述,盖欲以政治哲理,发挥平生所志,与民国建划暨知难行易于理,撰为一编,以启这国人,傅的知共和政治于真相为何,国民于所宜自力者为何。草创将半,再阅数月,或可杀青。其中一章,所述者为(革命缘起),至民国建元于日上,已略述此数十年来共和革命于概略,足为尊处编纂国史于干骼。若更求其详,当从海外各地征邸材料,乃可汇备采择。此事现尚可办,文当通告海外各机关征集材料;然事颇繁重,欲汇集其稿,恐亦需一载于时。顾国史造端宏大,关系至重,亦不宜仓卒速成,要须经以岁月,几经审慎,是非昭然,事实不谬,乃足垂诸久远,成为信史耳。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于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子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于也。文所著述于稿,现尚未有定名,顾卒业以后,意在溥及国民,广行广布,若完全由沪印行,恐卷帙繁重。
  分运为艰,拟备资于京沪分别印刷。执事闻见较详,倘知北京有优良之印局,足以印行,或完全由沪印行分运,如何为便,均望以办法见示,俾得有所折衷,甚幸。专此奉复,并颂撰祉
                       孙文 八年一月十四日

  <B>四、蔡元培、张相文联合复孙中山函</B>

  中山先生大人尊鉴:
  捧诵来教,感佩无量!清世党会,来源最古,大要以天地会为鼻祖,确系明末遗老所创立,递衍而为三合、为哥老,蛛丝马迹,具有线索可寻,彼其初意,不过反清复明而已。至同盟会兴,乃与共和有直接关系,然固亦秘密党会也,丑亦多吸收各会分子,此中离合于迹,戏未易分明,要非广年搜罗,不足以资考证,诚如尊谕所谓,须经以岁月,凡经审慎,乃可成为信史者也。可恨者,前此处专制时代,国内书籍几无一字可考,元培前亦曾托旅外诸友代为搜集,迄今年余,报告尚属寥寥。
  先生以开国元老,望重环球,海外各机关大半亲手创造,幸蒙俯允,通告征集,此诚元培相文等所翘首跂踵,日夜所祷祀以求者也。并恳就大著中所述关于《革命缘起》一章,先行抄示,庶乎先睹为快,得以略识指归也。京中印刷诸局,相文因印行地学杂志,曾有数家相识,近就询之,皆以先须告以书于格式,及用何纸张,刷印多少,乃可定其价格云云。大著杀青后,如蒙在京分印,请即先将样本见示,是荷。肃此敬复,并请大安
                       蔡元培 同叩 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张相文
  陈启礼如果会读书,至少能从这四封信里,看到极有趣的“前事不忘”:
  第一、国民党革命成功,本来是靠着黑社会的帮助,所以老同志蔡元培、张相文写信给孙中山,说我们写历史,对黑社会的帮助“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
  第二、不料孙中山却批复他的老同志,竟说黑社会“于共和革命,实无大关系,不可混入民国史中!”
  第三、孙中山批复以外,又回信说他不赞成肯定黑社会的帮助,——“文于此意,犹有异同。”黑社会“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所以不要“杂厕民国史中”!
  第四、老同志不服气,他们再写信表示:“至同盟会兴,乃与共和有直接关系,然固亦秘密党会也,且亦多吸收各会分子。……”老同志话说得很客气,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是抹杀不掉的!
  从这些“前事不忘”的文件中,陈启礼早该看出国民党“利用黑社会,然后踢掉黑社会的章法,早就载诸史册了。早就载诸史册还不提高警觉,敬国民党而远之,宜乎有今日之下场也!陈启礼不好好读《国父遗教》于先,以致空呼负负于后,不亦悲乎,不亦悲乎!故黑社会什么书都可不读,唯《国父遗教》不可不读。切记呀,切记!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
<B>孙中山与陈粹芬</B>
——毋忘孙夫人
  孙文在《革命缘起》中回忆他和日本宫崎兄弟的来往经过,认为是革命党人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宫崎兄弟有八人,跟孙文友好者有宫崎民藏、宫崎弥藏、宫崎寅藏(白浪滔天)。
  宫崎寅藏在《孙逸仙其仁如天》(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曾记录一个故事:“有一天犬养毅间孙先生说:
  ‘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孙先生毫无犹豫地答说“revolution”
  (革命)。‘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欢什么?’孙先生边看犬养毅夫人,边笑而不答。犬养毅再催问说:‘答答看吧。’孙先生答说:“woman”(女人)。犬养拍着手说:‘很好’,并问:‘再其次呢?’“book”(书)。‘这是很老实的说法,我以为您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欢女人的并不只是您!’犬养毅哈哈大笑,并佩服孙先生说道:‘您这样忍耐对于女人的爱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中说孙文对伊藤博文自吟“醉枕妇人膝,手握天下权”,甚以其风度为然。”足见孙文对女人,有他但白的看法。
  孙文一生和女人的关系,国民党钦定的传记中,只承认两位,一位是卢夫人(卢慕贞)、一位是宋夫人(宋庆龄),其他一概给一手遮天了。这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其实是很封建的思想,自为反封建的革命党所不取。
  孙文与卢慕贞结婚时是二十岁(一八八五),卢夫人生于一八六七,比他小一岁;与宋庆龄结婚时是五十岁(一九一五),宋夫人生于一八九三,比他小二十六岁,在这卢前宋后(原文如此——编者)的三十年间,细查起来,却不无其他夫人可寻。

<B>能飘白发说微时</B>
  其他夫人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陈夫人(陈粹芬)。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逸经》第二期登冯自由《革命逸史》四则,在第四则《孙中山之嗜好》中,有这样一段:
  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
  这里提到的“陈四姑”,就是陈夫人。九年以后(一九四五),冯自由出版《革命逸史》第三集,书前请刘成禹题词,刘成禹写《奉题冯自由兄革命逸史三集并自题七十自传暨先总理旧德录》十首,在第八首中有这样的诗:“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冯自由在后面加按语,说:“禺生诗中所述掌故。皆民国前八九年革命轶事。舍余二人外。无人知其详。”“横滨日本邮船会社华经理张果字能之。与总理有通家之好,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曾寄居张宅一年。总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时。陈夫人恒为往来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备至。同志咸称其贤。”老革命党冯自由在此明说“陈夫人”,可见孙文在卢夫人后,又结婚了〔注一〕。

<B>孙陈粹芬</B>
  刘成禹写陈夫人“能飘白发说微时”的诗,是一九四三年。
  四年以后(一九四七),他真的印证这一“能飘白发说微时”的图画了。他写《翠亨村获得珍贵史料》(《世载堂杂忆》),有这样几段:
  孙中山先生生于中山县(原名香山)翠亨乡。子此次巡察到此,所得事件,有足供史料著录者,亦弥足珍贵也。
  中山县长孙乾,为先生之胞侄孙,予五十年来之通家子。其人精明强干,笃守礼节,治中山县颇有政事才。
  予四年前在重庆,题冯自由革命逸史三集,述及陈粹芬老太太,冯自由且为之注。抗战以来,粹芬老太太先居澳门,后由孙乾供养,今年高龄七十五矣。闻予至中山石峻,喜曰:“刘某予四十余年未见面,今尚在人间耶?予抵石歧,即往晋谒,述当年亡命情形。粹芬老太大概然曰:
  我未做饭与汝等吃,已四十八年矣。今日重逢,下午请吃饭。于是大备盛筵,亲送孙陈粹芬红帖曰:不似在横滨街头买菜,而今请吃饭也有格式了。
  午后前往,粹芬老太太已在门首欢迎曰:我辈五十年来,各人都在,回忆当年亡命受苦,直一大梦耳,不可不留一纪念。于是宾主共摄一影入座。老太太畅谈经过身世,甚多珍贵史料,足供收采也。
  陈老太太为言革命时期惠州之役。香港李纪堂、梁慕光等商议在惠州起事,军械皆由海员公会海员秘密输运,经日本邮船与美国、高丽等邮船运来者最多,以横滨为居中策应,视情势如何,在横滨定行止。陈老太太任来往船只起落密件之责,故横滨邮船一到,老大太即往接船,以港方确实消息.转告密运枪械之海员。日本因妇女上下,毫未注意。及事败,梁慕光来横滨,盛称陈老太太英勇不已。老太太曰:我当时传递书简,并不害怕,大家拼命做去,总有办法。
  予此行,在孙家获睹先生所留金表一枚及金链一条,链头小印一颗。金表大如小蟹,有金盖可开阖,金盖面刻英文“Y.S.Sun”。盖先生伦敦蒙难归国,康德黎博士临行所赠物也。先生在横滨时,屡出以示人,今再见之,真革命史上传世之宝也。
  陈粹芬在近半个世纪后,故友重逢,为老同志再开饭局,且用“孙陈粹芬”名义下帖子,其为孙文的夫人,一清二楚矣!

<B>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B>
  刘成禺回忆这一久别重逢,真是场面感人。李又宁在《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陈粹芬》(一九八一年十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里说:
  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称之为陈四姑。广东人,生于一八七三年左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她是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日本横滨是他们居住和活动的一个据点。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革命党人在香港和横滨之间,密运枪械,她上下船只,传递消息。同志们都很称赞她的英勇和勤劳。
  中山先生到南洋革命,粹芬也在左右。她亲自印刷宣传品。池亨吉,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说她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刚毅”〔注二〕。
  宫崎寅藏的夫人宫崎褪子在《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有一段描写陈夫人,她说宫崎民藏睁大眼睛回叙昨天晚上的事,边称赞那位中国革命妇人,边鼓励我说:“在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个女杰。她那用长筷子,张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你看她声音之大。你应该向她看齐才对。”
  这样一位有助于中国革命的“女杰”,在革命成功以后,开始被“出局”了,她由孙文的侄子孙乾奉养,住在中山县的石歧;一如卢夫人由女婿戴恩赛奉养,住在澳门〔注三〕。孙文又有了新夫人——宋夫人。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说:
  民国三年春,卢夫人曾赴日本。据她答香山县商会函有云:“先伯(德彰大哥)离世后,电召氏(卢自称)往日本,商配宋氏之婚。后氏回澳住居,得常往教堂聆主之救世大道。”这就是卢夫人明大义,同意分居。自居澳门。
  但孙科及二女仍奉养一切;孙先生就不致重婚。
  吴相湘说“同意分居”,又说“不致重婚”的话,显然是含糊其辞的。事实上,孙文与宋庆龄在一九一五年在日本结婚的时候,卢夫人还是卢夫人,而在孙宋婚约上第一条,也只是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而已。

<B>还有一位樱花夫人</B>
  这月十六日,美联社东京电讯说:
  日本共同社今天报导说,一位日本教授在横滨发现孙逸仙博士七十八岁的女儿。
  日本通讯社说,这位学者名叫久保田,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教授,他负责研究这件事,他指出这位女人名叫宫川富美子,住在东京南方的横滨市。
  根据久保田的研究,孙中山于一八九八年在横滨的中国城,首次遇到宫川富美子的母亲。
  以下是共同社所发表的有关的研究报告。
  一九0一年孙中山要求宫川富美子的祖父,答应把她的母亲嫁给他,她的母亲当时才十四岁。其祖父予拒绝,因为这个女孩太年轻,而当时孙中山的年龄是三十六岁。后来孙中山直接向该女求婚,于是两人就在横滨以简单的仪式进行婚礼。
  后来孙中山独自前往东南亚及美国旅行,于一九0五年回到日本看妻子,是年(一九0六年),他的女儿出生,但孙中山于女儿出生之前就因事离开日本,再也不回来。
  宫川富美子的母亲后来改嫁两次,但仍保持与孙中山书信往来。于一九七0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宫川富美子于出生后不久,由另一个家庭收养抚育。
  孙中山在美国的亲友们也曾说,孙中山在日本有一个女儿,但不知其姓名,这是一个日本籍太太所生的。以上是日本共同社所发表的研究报告。
  这位东洋夫人的名字叫大月薰,她在一九七0年十二月死去。
  她死以前,曾留下录音带和口述纪录,据十八日的《读卖新闻》,大月薰的父亲原是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孙文因藏匿在大月薰家里而与大月薰相识相爱;四年后孙文向大月薰求婚,并举行婚礼,当时大月薰还只是横滨高中女中的学生,年仅十五岁。宫川富美子生于明治三十九年五月,富美子的名字中“富美”的另一个汉字写法是“文”字,这是仿效孙文的“文”所取同音字。宫川富美子生下后,立刻被送去做养女,她自己则是在昭和三十年从当时住枥木县的生母大月薰那儿知道真正的身世。这段秘密之所以被久保田教授证实,是他于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等地继续研究时发现,录音带出现的一个人名“温炳臣”,温炳臣这个名字,只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才知道,温炳臣是孙文的同志,而且是少数清楚孙文在横滨所有行止的人。录音带既出现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足见大月薰与孙文有关连是可以追查的。
  《读卖新闻》提到的“温炳臣”,据我所知,炳臣是字,此人名温芬,广东南海人,在横滨一家洋行做事。孙文住在横滨时,他常在寓所担任招待。辛亥革命后,改做煤炭生意。他是老兴中会会员,他的叔叔温遇贵,做洋行买办,也是会员,后来脱离了。温芬直到抗战发生时,还在横滨,当时已是仅存的两位会员(另一位是黄焯文)之一了,后来黄焯文回国了,他却老死他乡。大月薰录音带中出现这一“鲜为人知的名字”,足见此一樱花夫人,不是空穴来风的。
  《读卖新闻》又说,现年七十六岁满头银发的宫川富美子,目前和儿子媳妇一同住在横滨市西区南浅间町三十二之十号,闲居在家。她在十七日晚间,接受《读卖新闻》记者访问说:“我从母亲那儿知道自己是孙文先生的女儿,但因为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因此没有公开。”
  在整个的历史追踪中,我们逐渐发现,为了“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在孙文一生和女人的关系中,不论是中国的陈夫人,还是日本的樱花夫人,她们都自我牺牲,一个个功成不居,把自己隐藏在年复一年的沉默里。虽然如此,我们主持正义的历史家们,却不能随同沉默,我们要发潜德之幽光,在血泪交织的革命史中,“国父入土,国母出土。”加入她们伟大的名字!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晨二至六时
  〔注一〕据刘成禹《世载堂诗待删稿》,冯自由原注为“横滨华侨邮船会社经理香山张能之,亦名仁之,与先总理有通家之好,亡命食宿,均主张宅。总理眷属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亦曾寄寓张家。陈夫人居日本、越南、新加坡,恒为来往同志洗衣供食,异常辛勤,总理大得其助。”
  〔注二〕原注:一九0六年前后,池亨吉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到南洋参加中国革命工作,担任英文秘书任务,并曾参加镇南关之役,著有《支那革命实见记》一文,当时在日本报纸发表,文内提到的孙夫人,就是陈粹芬。“肃然的参谋本部,忽然就变为繁忙的事务室了,……各事各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就中孙氏的夫人,就自己担当因涮檄文,非常忙碌。”(上海三民书局出版的中译本,页一三)又说:“十二月三日,午前四时,大家会集于食堂,共斟离别酒。孙氏的夫人虽是很刚毅的广东妇人,但也不堪别凤离凰之悲。后来,我们一启程,她的眼边人情也表露出来了。”(页三六-三七)此中译本,有乐炳嗣写的序。乐将陈粹芬误为卢夫人。其实,卢夫人当时在檀香山。
  〔注三〕刘成禺回忆住在中山石歧的陈夫人后,又有一段回忆住在澳门的卢夫人如下:“既抵澳门.晋谒卢太夫人,太夫人年八十三矣,和蔼康健,步履与少年人无异。其次女戴夫人亦出现,时戴君恩赛适去香港,晤谈数语,即辞出。按先生家世,长兄眉公,经营农商业于檀香山;眉公子曰孙昌,在旧金山医科大学毕业,先生在广州大元帅府,奉命收海军,为流弹所中阵亡。昌有二子,长曰孙满,现任士敏土厂总理;次孙乾,即今之中山县长。乾卒业日本士官学校,再赴意大利习陆空军,抗战时任闽军副总司令,今治中山,颇著政绩,此眉公世系也。先生生孙哲生科;长女媛,年未及笄,早卒;次女婉,适戴君恩赛。戴君曾留学美国,得博士学位,后任梧州关监督、巴西公使,今与夫人同居澳门,并侍卢太夫人。卢太夫人云,在澳门居处甚适,可常与平民亲友晤言,颇足娱晚景也。”卢夫人死在一九五二年,活了八十六岁。
其实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省略了许多的过程.

古今中外界如此